中美关系是如今全球政治的中心议题，它决定了当前的时代特征：大国竞争、意识形态竞争、先进技术的传播以及美国霸权的削弱。对美国政策制定者来说，与中国打交道带来的挑战比以往同苏联的竞争要大得多。北京不仅比冷战高峰时期的莫斯科更有能力，而且中国广泛的经济关联度使其成为一个更难对付的对手。高度隔离的全球经济使美国得以遏制苏联，但今天的中国是10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其中许多国家与美国关系密切。

　　日益激烈的竞争和相互依赖程度加深这一令人费解的关系组合，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激烈辩论。近年来，这场辩论已经出现了危险的转变。从2020年开始，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和时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马特·波廷格(Matt Pottinger)等人开始谈论向中国执政党施加压力，很多人将其解读为他们“呼吁对中国政权更迭”。蓬佩奥宣称:“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肯定会改变我们。”在区分中国人民和他们的政权时，波廷杰敦促前者“在中国实现以公民为中心的政府”，以此来对付中国的执政党。

　　这种说法源于一种观点，认为决定国家行为的是一个政权的性质，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或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扎克·库珀(Zack Cooper)和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最近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中指出，因为“只要党管理着强大的中国，中美之间的尖锐对立就会持续下去。”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致力于带来“中国力量或治理方式的长期变化”。

　　这样的观点在美国政界引起了广泛共鸣。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的团队一直将意识形态作为其不断发展的对华战略的核心，强调北京对内部的强硬管制。虽然拜登政府并未将政权更迭作为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拜登所说“民主和威权之间的效用之争……”这样的措辞，反映了他接受了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竞争的观点。

　　虽然一定程度上的意识形态竞争不可避免，但以此作为重点针对中国执政党制定战略不仅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会带来风险。任何企图对中国进行政权更迭的尝试都可能失败，并给美国塑造中国行为的努力带来长期负面影响。几乎没有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会支持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执着于这样的做法将会使美国孤立，并加剧美国与北京之间已经很激烈的竞争。相反，华盛顿应该专注于改变中国的行为，而不是政权。

　　着眼于未来

　　主张改变政权的人认为，党对权力的执着追求，驱使北京坚持压制性的国内政治和国际自信，包括破坏自由规范和制度的做法。按照这种看法，党的狭隘性使其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强迫者和掠夺者的角色。后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2020年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党的意识形态议程远远超出了国家的边界，对民主理念本身构成了威胁。”

　　然而，这种分析忽略了促使中国采取这种做法的其他因素。例如，在1949年之前，中国就经常表现得像一个咄咄逼人的帝国主义国家，强迫其邻国接受其地区霸权，并寻求构建(但经常失败)一个按照中国意图运行的体系。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中国内部的精英政治，中国的邻国对北京要求的反应以及其他因素，都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让北京拥有自信并采取相应行为。

　　尽管随着时代变化，当前的情况已经有所变化，但此前的那些互动模式仍然影响着今天。因此，任何主要针对执政党的战略都不会显著改变中国的行为。即使美国试图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比如通过制裁和支持内部挑战政府来针对党的领导人，也远不能保证能取得成功。这种做法是华盛顿对中国自信根源的误判，并将让北京和华盛顿局限在一场危险而不断升级的冲突之中。

　　任何从外部伤害执政党的努力也不太可能获得中国人民的支持，反而会加强人们对党的忠诚度，特别是在规模庞大、不断壮大和雄心勃勃的中产阶级人群中。在中国，许多人会认为这样的运动是试图阻止中国被耽搁已久的崛起，并回想起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的干涉使中国一直处于贫弱和分裂状态。如果中国对美国的反对声浪达到历史最强，人们对美国帝国主义又来干涉的仇视会增加他们对领导人的支持，并促使其在海外采取更雄心勃勃的行动，这会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和整个亚洲的和平与安全。

　　试图改变中国政权的企图也会破坏美中在一些需要一定伙伴关系的问题上的合作，包括应对伊朗和朝鲜的核项目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此外，咄咄逼人的对华战略将削弱华盛顿处理中美关系中最具争议的问题的能力。

　　此外，不应执着在中国政权性质上最重要原因是，这种纠缠会威胁到美国的一个核心优势：华盛顿广泛的合作伙伴和盟友网络。对于改变北京行为的任何尝试，非常重要的是建立和维持约束中国行动的国际联盟。例如，美国的盟友、合作伙伴和朋友之间的协调行动对改变中国经济行为和遏制其亚洲潜在的军事行动至关重要。华盛顿面临的严峻现实是，美国的大多数盟友和伙伴对北京的政权更迭不感兴趣。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其他则认为这样做会适得其反。相反，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多样化，大多数国家希望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获利，他们希望限制北京在国外的强硬行为，但他们无意对中国的政权造成破坏。

　　因此，以政权更迭为中心的对华战略将使美国面临无法使伙伴国家参与进来的严重问题，并可能损害华盛顿在亚洲和世界各地协调有效力量平衡的更大努力。如果美国忽视了这一核心目标，它解决国际问题的能力就会下降，也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实际改变。

　　针对具体行为

　　美国不应忽视中国在国内外的强硬行为。美国官员也不应该假装他们对中国行为的影响漠不关心。两国在国内和国际治理理念上的竞争显然正在显现。但华盛顿应该集中精力应对具体的行为，而不是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这意味着要优先创造一个国际环境，共同平衡、约束、改变和塑造中国的行为选择。

　　这种战略要求关注那些至少不那么容易受到北京压力的国家，而且有时愿意应对中国的做法。这包括在技术转让等重要问题上结成联盟，深化友好国家之间的贸易一体化，并确保澳大利亚和日本等盟友既愿意也有能力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它还可能需要阐明可接受的国际行为的明确规范，通过多边机构使其合法化，并在必要时通过美国军事力量来执行这些规范。以这种方式约束北京的行为，而不是针对政权本身，这才能为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提供最好的希望，以保护美国的重要利益。

　　一个旨在改变中国行为的切实可行的方法也需要不可避免地将重点放在防止北京侵蚀美国外交、经济、技术和军事的根本利益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华盛顿可以针对北京广泛的活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完全是对抗关系，也不意味着所有双边竞争都必然是零和博弈。尽管如此，这种战略不可避免地假定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竞争-共存，双方都在不断地争夺优势和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这种关系可能同时具有动态性和破坏性，但这种结果将比公开的冲突更好。若美国执着于政权性质的政策，旨在蓄意破坏一个竞争对手的政权，公开的冲突是必然发生的。

　　归根结底，重要的不是美国是否能改变中国的行为动机，而是华盛顿是否能改变北京的具体行为。这种方法虽然可能只会取得策略上的成功，但只要华盛顿改变北京对自身利益的看法和追求方式，美国就能保护更广泛的自由国际秩序——这也就足够了。

　　埃文·梅代罗斯(EVAN MEDEIROS)是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教授，并于2013年至2015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总监;阿什利·j·泰利斯(ASHLEY J. TELLIS )是塔塔集团战略事务主席，也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本文选译自《外交事务》网站，略有删节，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21-07-08/regime-change-not-option-china

　　中美关系是如今全球政治的中心议题，它决定了当前的时代特征：大国竞争、意识形态竞争、先进技术的传播以及美国霸权的削弱。对美国政策制定者来说，与中国打交道带来的挑战比以往同苏联的竞争要大得多。北京不仅比冷战高峰时期的莫斯科更有能力，而且中国广泛的经济关联度使其成为一个更难对付的对手。高度隔离的全球经济使美国得以遏制苏联，但今天的中国是10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其中许多国家与美国关系密切。

　　日益激烈的竞争和相互依赖程度加深这一令人费解的关系组合，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激烈辩论。近年来，这场辩论已经出现了危险的转变。从2020年开始，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和时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马特·波廷格(Matt Pottinger)等人开始谈论向中国执政党施加压力，很多人将其解读为他们“呼吁对中国政权更迭”。蓬佩奥宣称:“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肯定会改变我们。”在区分中国人民和他们的政权时，波廷杰敦促前者“在中国实现以公民为中心的政府”，以此来对付中国的执政党。

　　这种说法源于一种观点，认为决定国家行为的是一个政权的性质，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或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扎克·库珀(Zack Cooper)和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最近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中指出，因为“只要党管理着强大的中国，中美之间的尖锐对立就会持续下去。”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致力于带来“中国力量或治理方式的长期变化”。

　　这样的观点在美国政界引起了广泛共鸣。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的团队一直将意识形态作为其不断发展的对华战略的核心，强调北京对内部的强硬管制。虽然拜登政府并未将政权更迭作为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拜登所说“民主和威权之间的效用之争……”这样的措辞，反映了他接受了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竞争的观点。

　　虽然一定程度上的意识形态竞争不可避免，但以此作为重点针对中国执政党制定战略不仅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会带来风险。任何企图对中国进行政权更迭的尝试都可能失败，并给美国塑造中国行为的努力带来长期负面影响。几乎没有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会支持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执着于这样的做法将会使美国孤立，并加剧美国与北京之间已经很激烈的竞争。相反，华盛顿应该专注于改变中国的行为，而不是政权。

　　着眼于未来

　　主张改变政权的人认为，党对权力的执着追求，驱使北京坚持压制性的国内政治和国际自信，包括破坏自由规范和制度的做法。按照这种看法，党的狭隘性使其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强迫者和掠夺者的角色。后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2020年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党的意识形态议程远远超出了国家的边界，对民主理念本身构成了威胁。”

　　然而，这种分析忽略了促使中国采取这种做法的其他因素。例如，在1949年之前，中国就经常表现得像一个咄咄逼人的帝国主义国家，强迫其邻国接受其地区霸权，并寻求构建(但经常失败)一个按照中国意图运行的体系。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中国内部的精英政治，中国的邻国对北京要求的反应以及其他因素，都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让北京拥有自信并采取相应行为。

　　尽管随着时代变化，当前的情况已经有所变化，但此前的那些互动模式仍然影响着今天。因此，任何主要针对执政党的战略都不会显著改变中国的行为。即使美国试图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比如通过制裁和支持内部挑战政府来针对党的领导人，也远不能保证能取得成功。这种做法是华盛顿对中国自信根源的误判，并将让北京和华盛顿局限在一场危险而不断升级的冲突之中。

　　任何从外部伤害执政党的努力也不太可能获得中国人民的支持，反而会加强人们对党的忠诚度，特别是在规模庞大、不断壮大和雄心勃勃的中产阶级人群中。在中国，许多人会认为这样的运动是试图阻止中国被耽搁已久的崛起，并回想起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的干涉使中国一直处于贫弱和分裂状态。如果中国对美国的反对声浪达到历史最强，人们对美国帝国主义又来干涉的仇视会增加他们对领导人的支持，并促使其在海外采取更雄心勃勃的行动，这会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和整个亚洲的和平与安全。

　　试图改变中国政权的企图也会破坏美中在一些需要一定伙伴关系的问题上的合作，包括应对伊朗和朝鲜的核项目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此外，咄咄逼人的对华战略将削弱华盛顿处理中美关系中最具争议的问题的能力。

　　此外，不应执着在中国政权性质上最重要原因是，这种纠缠会威胁到美国的一个核心优势：华盛顿广泛的合作伙伴和盟友网络。对于改变北京行为的任何尝试，非常重要的是建立和维持约束中国行动的国际联盟。例如，美国的盟友、合作伙伴和朋友之间的协调行动对改变中国经济行为和遏制其亚洲潜在的军事行动至关重要。华盛顿面临的严峻现实是，美国的大多数盟友和伙伴对北京的政权更迭不感兴趣。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其他则认为这样做会适得其反。相反，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多样化，大多数国家希望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获利，他们希望限制北京在国外的强硬行为，但他们无意对中国的政权造成破坏。

　　因此，以政权更迭为中心的对华战略将使美国面临无法使伙伴国家参与进来的严重问题，并可能损害华盛顿在亚洲和世界各地协调有效力量平衡的更大努力。如果美国忽视了这一核心目标，它解决国际问题的能力就会下降，也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实际改变。

　　针对具体行为

　　美国不应忽视中国在国内外的强硬行为。美国官员也不应该假装他们对中国行为的影响漠不关心。两国在国内和国际治理理念上的竞争显然正在显现。但华盛顿应该集中精力应对具体的行为，而不是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这意味着要优先创造一个国际环境，共同平衡、约束、改变和塑造中国的行为选择。

　　这种战略要求关注那些至少不那么容易受到北京压力的国家，而且有时愿意应对中国的做法。这包括在技术转让等重要问题上结成联盟，深化友好国家之间的贸易一体化，并确保澳大利亚和日本等盟友既愿意也有能力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它还可能需要阐明可接受的国际行为的明确规范，通过多边机构使其合法化，并在必要时通过美国军事力量来执行这些规范。以这种方式约束北京的行为，而不是针对政权本身，这才能为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提供最好的希望，以保护美国的重要利益。

　　一个旨在改变中国行为的切实可行的方法也需要不可避免地将重点放在防止北京侵蚀美国外交、经济、技术和军事的根本利益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华盛顿可以针对北京广泛的活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完全是对抗关系，也不意味着所有双边竞争都必然是零和博弈。尽管如此，这种战略不可避免地假定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竞争-共存，双方都在不断地争夺优势和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这种关系可能同时具有动态性和破坏性，但这种结果将比公开的冲突更好。若美国执着于政权性质的政策，旨在蓄意破坏一个竞争对手的政权，公开的冲突是必然发生的。

　　归根结底，重要的不是美国是否能改变中国的行为动机，而是华盛顿是否能改变北京的具体行为。这种方法虽然可能只会取得策略上的成功，但只要华盛顿改变北京对自身利益的看法和追求方式，美国就能保护更广泛的自由国际秩序——这也就足够了。

　　埃文·梅代罗斯(EVAN MEDEIROS)是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教授，并于2013年至2015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总监;阿什利·j·泰利斯(ASHLEY J. TELLIS )是塔塔集团战略事务主席，也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本文选译自《外交事务》网站，略有删节，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21-07-08/regime-change-not-option-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