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当前的军事冲突将告一段落。但这一轮巴以冲突的后果——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打击，哈马斯对以色列城市的火箭弹袭击，以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不断升级的社区暴力——将是持久而严重的。最重要的是，它将强化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以及大多数国际社会之间的一种印象，即在可预见的将来，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已经不大可能。

　　这场始于五月初的冲突并非事先被策划的。这是一连串不大的事件催生的结果，这些事件虽然相互关联，但冲突的结果却并非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的政治形势，国际层面调停的失败，以及双方关系的恶化，为最后的流血冲突制造了合适的条件。

2021年5月17日，以色列空袭加沙城

　　然而，不管最近这一轮的暴力冲突多么具有偶然性，它将产生持久的影响。在这场冲突中，哈马斯将变得更强大，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及其总统将变得更加弱势。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暴力冲突最终会减少，但阿拉伯人对系统性歧视的看法将会增多——同样，他们认为在以色列内部寻求平等本质上是徒劳的这样的看法也会得以强化。耶路撒冷的象征性作用也将扩大，加深冲突的宗教影响。在许多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中间，这些事态发展标志着冲突回到早先的状态。过去两周，人们更加相信，巴以关系又回到了生死存亡的零和状态，用外交手段解决冲突是徒劳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不断发展的危机

　　目前的冲突正在四个方面发生，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轰炸摧毁了民用基础设施，造成2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30%是儿童，还有10名以色列人死亡。以色列内部的民族紧张关系引发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前所未有的种族间骚乱和暴力。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警方，极端犹太民族宗教团体和在东耶路撒冷的定居者，他们就穆斯林圣地的准入问题以及计划将阿拉伯家庭从谢赫·贾拉社区驱逐出去的问题陷入僵局。在约旦河西岸，5月18日，以色列军队打死四名巴勒斯坦示威者，造成数十人受伤。当天的抗议活动席卷了巴勒斯坦主要城市。尽管如此，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以色列的共同努力下，那里的紧张局势仍然得到了遏制。

　　自2014年以色列入侵加沙以来，这种态势一直在加剧。那场战争标志着达成一项协议以结束冲突的真正希望的破灭，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一直在努力做到那一点。2014年之后，双方关系恶化，两国解决方案的前景逐渐黯淡。

　　意识到在短期到中期内和平解决是不可能的，以色列右翼开始坚持自己的主张——尤其是在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特朗普的政策鼓励了许多以色列保守派，并为极端反巴勒斯坦政策扫清了道路。以色列定居者开始向约旦河西岸的新地区扩张，以色列开始例行地没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并拆毁沿途的房屋。从2019到2020年之间，许多以色列人开始要求吞并大片新领土，但没有给予巴勒斯坦公民同等的权利。对巴勒斯坦来说，雪上加霜的是，几个阿拉伯国家也开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并最终在2020年达成了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随着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逐渐减弱，巴勒斯坦人感到他们日益被抛弃了。

　　这些压力在耶路撒冷尤其明显。2017年华盛顿承认该城市为以色列首都后，以色列加快了非法吞并的步伐，并加大了改变圣地旧城区现状的努力。以色列警方限制巴勒斯坦人进入阿克萨大院，试图压制祈祷的呼声，并开始允许更多的以色列犹太人进入。当局还采取行动将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赶出自己的家园，并开始在全城推行更占主导地位的犹太民族主义和宗教议程。

　　在以色列内部，受到鼓舞的右翼还采取措施边缘化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后者中的许多人看到了2018年所谓的民族国家法案——它宣称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历史家园，希伯来语是唯一的官方语言，并宣称犹太人定居点具备“国家价值”——这是为了以色列犹太人的利益而歧视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另一种方式。两年后，一项将少数族裔平等纳入法律的修正案在以色列议会被否决，这一修正案本来可能减少针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法律歧视合法化。包括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内的右翼政界人士也经常煽动对以色列阿拉伯人及其在以色列议会代表的仇恨和恐惧。此外，阿拉伯社区犯罪率的急剧上升加剧了已经存在的社会经济问题。

　　巴勒斯坦政治一直被自身的一系列挫折所困扰。在过去几年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严重削弱了公众对其执政能力的信心。自2006年以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没有举行过大选，它破坏了法治，削弱了司法，限制了媒体自由，并缩小了公民社会的空间，因为各民间组织失去了大部分独立性。其结果是公众的不满不断增加，要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辞职的呼声高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行为也很糟糕，它不受宪法原则、规范和法治的约束，变得越来越残酷。

　　冲突的过程

　　两周前，巴以之间和巴勒斯坦内部的冲突相互交织导致了更大的冲突出现。最早和最明显的诱因是以色列对耶路撒冷老城的穆斯林圣地的政策，以及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其他地区与巴勒斯坦人的人口争夺。这为斋月期间巴勒斯坦人、以色列警察和老城右翼极端分子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制造了条件，冲突的起因是通往圣殿山和大马士革门通道的变化。

　　另一个导火线是东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社区。在整个被占领城市里，许多巴勒斯坦居民面临着即将被犹太定居者赶出家园的局面。东耶路撒冷人、其他巴勒斯坦人以及许多以色列阿拉伯人动员起来，发起了一系列有限的、基本上是非暴力的抗议活动。

　　还有一个因素是以色列决定阻止定于5月22日在东耶路撒冷举行的巴勒斯坦选举，尽管根据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以色列有义务为选举提供便利。以色列的决定显然与选举本身无关(以色列宣布无意干涉整个选举进程)。相反，以色列此举被视为试图否认巴勒斯坦对东耶路撒冷的占领，尽管以色列已经在前三次选举中承认了这一主张。事实证明，正是以色列的这一行动与当前对抗出现的关系很大。

　　表面上是为了回应以色列的决定，阿巴斯决定完全取消5月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选举，并承诺只有在以色列同意撤销最初的计划后才会举行选举。然而，这只会加剧巴勒斯坦内部的紧张局势。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几乎所有巴勒斯坦选民和候选人都拒绝接受这一决定。大多数政党怀疑阿巴斯真正的动机是他意识到会输掉竞选，被迫与三名杰出的法塔赫叛逃者——穆罕默德·达兰、马尔万·巴尔古提和纳赛尔·阿尔-库德瓦——分享议会的控制权。阿巴斯的反对者认为，巴勒斯坦人不应该让以色列拥有对他们选举的否决权。相反，他们支持通过非暴力运动和在阿克萨及其他清真寺、教堂、联合国和外交使团进行投票，迫使以色列接受东耶路撒冷的投票。

　　引发当前这一轮暴力冲突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尽管遭到广泛反对，哈马斯仍未能组建联盟反对阿巴斯取消选举。尽管哈马斯接触了选举名单上的其他人，寻求他们的支持，但没有人希望被视为哈马斯的盟友。这对哈马斯谋求的长期策略造成了沉重打击。哈马斯希望通过选举重新融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政治进程，寻求恢复其合法性，并从管理加沙地带的负担中解脱出来。

　　随着这一策略的瓦解，一个更激进的哈马斯领导层开始发挥主导作用。以色列警察在阿克萨的升级行动和即将在谢赫·贾拉社区的驱逐行动为哈马斯提供了机会实现两个目标：第一个是惩罚阿巴斯，让他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第二次是惩罚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的反巴勒斯坦政策以及取消在这座城市进行选举的决定。

　　在实现这两个目标的过程中，哈马斯试图向巴勒斯坦人和其他人证明，当阿巴斯逃离在耶路撒冷的战斗时，哈马斯会与当地居民站在一起，哈马斯愿意冒加沙战争的风险来保卫这座城市和阿克萨清真寺。最终，在5月10日，哈马斯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以色列不从清真寺和谢赫·贾拉社区撤回其警察和军事人员，该组织将发动攻击。在最后期限过去几分钟后，哈马斯开始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城镇发射火箭弹，引发以色列的报复性空袭。

　　和平前景

　　哈马斯并不是当前对抗的主动发起者，它只是利用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来为自身取代阿巴斯创造理由。以色列取消东耶路撒冷选举的决定和阿巴斯随后取消整个选举进程的举动引发了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连锁反应。如果选举按计划进行，东耶路撒冷的冲突可能会加剧，但很可能保持非暴力状态。哈马斯、法塔赫和选举名单上的其他人将忙于动员他们的选民反对以色列警察和极端定居者;哈马斯不会冒着在加沙发动战争的风险，这场战争可能会中断选举的准备工作，从而毁掉它重新融入正式政治进程的机会。然而，没有了选举，暴力冲突的戏码就注定会上演。

　　当前的对抗将如何影响长期和平的前景?在巴以问题上，两国方案可能会受到致命的打击。考虑到以色列努力边缘化阿巴斯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要让约旦河西岸置身于下一场冲突甚至当前的冲突之外并不容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间的安全协调将不足以遏制愈演愈烈的战火。考虑到有关扩张领土的言论，没有哪届以色列右翼政府愿意或能够重启一个需要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层进行谈判的政治进程，即使是微小的渐进步骤。

　　在巴勒斯坦内部，阿巴斯只有在阻止选举发生的情况下才能继续执政。然而，随着民众不满情绪的上升，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安全部门维持控制和平息不满情绪的能力正在减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可能会发现本身已成为愤怒公众的目标。阿巴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将失去他们仅有的一点公众信任，选举和政治改革是使其重新合法化和负责任的唯一途径。那些因为阿巴斯会输掉选举或者因为选举可能使哈马斯合法化而拒绝选举的人应该考虑一下后果。忽视这个问题，让哈马斯困于加沙地带，绝不是解决问题之道。

　　不应对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作用抱有幻想。最好的情况是，阿拉伯国家和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其他国家，只能通过维持现状来帮助控制冲突。然而，他们没有能力或政治意愿迫使以色列尊重国际法，或迫使阿巴斯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尊重良好治理的准则。尽管困难重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必须依靠自身来化解冲突。

　　哈利勒·希卡基(Khalil Shikaki)系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主任;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middle-east/2021-05-19/fighting-gaza-marks-start-more-violent-era

　　不久之后，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当前的军事冲突将告一段落。但这一轮巴以冲突的后果——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打击，哈马斯对以色列城市的火箭弹袭击，以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不断升级的社区暴力——将是持久而严重的。最重要的是，它将强化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以及大多数国际社会之间的一种印象，即在可预见的将来，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已经不大可能。

　　这场始于五月初的冲突并非事先被策划的。这是一连串不大的事件催生的结果，这些事件虽然相互关联，但冲突的结果却并非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的政治形势，国际层面调停的失败，以及双方关系的恶化，为最后的流血冲突制造了合适的条件。

2021年5月17日，以色列空袭加沙城

　　然而，不管最近这一轮的暴力冲突多么具有偶然性，它将产生持久的影响。在这场冲突中，哈马斯将变得更强大，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及其总统将变得更加弱势。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暴力冲突最终会减少，但阿拉伯人对系统性歧视的看法将会增多——同样，他们认为在以色列内部寻求平等本质上是徒劳的这样的看法也会得以强化。耶路撒冷的象征性作用也将扩大，加深冲突的宗教影响。在许多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中间，这些事态发展标志着冲突回到早先的状态。过去两周，人们更加相信，巴以关系又回到了生死存亡的零和状态，用外交手段解决冲突是徒劳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不断发展的危机

　　目前的冲突正在四个方面发生，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轰炸摧毁了民用基础设施，造成2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30%是儿童，还有10名以色列人死亡。以色列内部的民族紧张关系引发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前所未有的种族间骚乱和暴力。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警方，极端犹太民族宗教团体和在东耶路撒冷的定居者，他们就穆斯林圣地的准入问题以及计划将阿拉伯家庭从谢赫·贾拉社区驱逐出去的问题陷入僵局。在约旦河西岸，5月18日，以色列军队打死四名巴勒斯坦示威者，造成数十人受伤。当天的抗议活动席卷了巴勒斯坦主要城市。尽管如此，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以色列的共同努力下，那里的紧张局势仍然得到了遏制。

　　自2014年以色列入侵加沙以来，这种态势一直在加剧。那场战争标志着达成一项协议以结束冲突的真正希望的破灭，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一直在努力做到那一点。2014年之后，双方关系恶化，两国解决方案的前景逐渐黯淡。

　　意识到在短期到中期内和平解决是不可能的，以色列右翼开始坚持自己的主张——尤其是在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特朗普的政策鼓励了许多以色列保守派，并为极端反巴勒斯坦政策扫清了道路。以色列定居者开始向约旦河西岸的新地区扩张，以色列开始例行地没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并拆毁沿途的房屋。从2019到2020年之间，许多以色列人开始要求吞并大片新领土，但没有给予巴勒斯坦公民同等的权利。对巴勒斯坦来说，雪上加霜的是，几个阿拉伯国家也开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并最终在2020年达成了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随着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逐渐减弱，巴勒斯坦人感到他们日益被抛弃了。

　　这些压力在耶路撒冷尤其明显。2017年华盛顿承认该城市为以色列首都后，以色列加快了非法吞并的步伐，并加大了改变圣地旧城区现状的努力。以色列警方限制巴勒斯坦人进入阿克萨大院，试图压制祈祷的呼声，并开始允许更多的以色列犹太人进入。当局还采取行动将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赶出自己的家园，并开始在全城推行更占主导地位的犹太民族主义和宗教议程。

　　在以色列内部，受到鼓舞的右翼还采取措施边缘化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后者中的许多人看到了2018年所谓的民族国家法案——它宣称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历史家园，希伯来语是唯一的官方语言，并宣称犹太人定居点具备“国家价值”——这是为了以色列犹太人的利益而歧视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另一种方式。两年后，一项将少数族裔平等纳入法律的修正案在以色列议会被否决，这一修正案本来可能减少针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法律歧视合法化。包括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内的右翼政界人士也经常煽动对以色列阿拉伯人及其在以色列议会代表的仇恨和恐惧。此外，阿拉伯社区犯罪率的急剧上升加剧了已经存在的社会经济问题。

　　巴勒斯坦政治一直被自身的一系列挫折所困扰。在过去几年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严重削弱了公众对其执政能力的信心。自2006年以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没有举行过大选，它破坏了法治，削弱了司法，限制了媒体自由，并缩小了公民社会的空间，因为各民间组织失去了大部分独立性。其结果是公众的不满不断增加，要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辞职的呼声高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行为也很糟糕，它不受宪法原则、规范和法治的约束，变得越来越残酷。

　　冲突的过程

　　两周前，巴以之间和巴勒斯坦内部的冲突相互交织导致了更大的冲突出现。最早和最明显的诱因是以色列对耶路撒冷老城的穆斯林圣地的政策，以及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其他地区与巴勒斯坦人的人口争夺。这为斋月期间巴勒斯坦人、以色列警察和老城右翼极端分子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制造了条件，冲突的起因是通往圣殿山和大马士革门通道的变化。

　　另一个导火线是东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社区。在整个被占领城市里，许多巴勒斯坦居民面临着即将被犹太定居者赶出家园的局面。东耶路撒冷人、其他巴勒斯坦人以及许多以色列阿拉伯人动员起来，发起了一系列有限的、基本上是非暴力的抗议活动。

　　还有一个因素是以色列决定阻止定于5月22日在东耶路撒冷举行的巴勒斯坦选举，尽管根据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以色列有义务为选举提供便利。以色列的决定显然与选举本身无关(以色列宣布无意干涉整个选举进程)。相反，以色列此举被视为试图否认巴勒斯坦对东耶路撒冷的占领，尽管以色列已经在前三次选举中承认了这一主张。事实证明，正是以色列的这一行动与当前对抗出现的关系很大。

　　表面上是为了回应以色列的决定，阿巴斯决定完全取消5月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选举，并承诺只有在以色列同意撤销最初的计划后才会举行选举。然而，这只会加剧巴勒斯坦内部的紧张局势。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几乎所有巴勒斯坦选民和候选人都拒绝接受这一决定。大多数政党怀疑阿巴斯真正的动机是他意识到会输掉竞选，被迫与三名杰出的法塔赫叛逃者——穆罕默德·达兰、马尔万·巴尔古提和纳赛尔·阿尔-库德瓦——分享议会的控制权。阿巴斯的反对者认为，巴勒斯坦人不应该让以色列拥有对他们选举的否决权。相反，他们支持通过非暴力运动和在阿克萨及其他清真寺、教堂、联合国和外交使团进行投票，迫使以色列接受东耶路撒冷的投票。

　　引发当前这一轮暴力冲突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尽管遭到广泛反对，哈马斯仍未能组建联盟反对阿巴斯取消选举。尽管哈马斯接触了选举名单上的其他人，寻求他们的支持，但没有人希望被视为哈马斯的盟友。这对哈马斯谋求的长期策略造成了沉重打击。哈马斯希望通过选举重新融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政治进程，寻求恢复其合法性，并从管理加沙地带的负担中解脱出来。

　　随着这一策略的瓦解，一个更激进的哈马斯领导层开始发挥主导作用。以色列警察在阿克萨的升级行动和即将在谢赫·贾拉社区的驱逐行动为哈马斯提供了机会实现两个目标：第一个是惩罚阿巴斯，让他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第二次是惩罚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的反巴勒斯坦政策以及取消在这座城市进行选举的决定。

　　在实现这两个目标的过程中，哈马斯试图向巴勒斯坦人和其他人证明，当阿巴斯逃离在耶路撒冷的战斗时，哈马斯会与当地居民站在一起，哈马斯愿意冒加沙战争的风险来保卫这座城市和阿克萨清真寺。最终，在5月10日，哈马斯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以色列不从清真寺和谢赫·贾拉社区撤回其警察和军事人员，该组织将发动攻击。在最后期限过去几分钟后，哈马斯开始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城镇发射火箭弹，引发以色列的报复性空袭。

　　和平前景

　　哈马斯并不是当前对抗的主动发起者，它只是利用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来为自身取代阿巴斯创造理由。以色列取消东耶路撒冷选举的决定和阿巴斯随后取消整个选举进程的举动引发了双方都没有预料到的连锁反应。如果选举按计划进行，东耶路撒冷的冲突可能会加剧，但很可能保持非暴力状态。哈马斯、法塔赫和选举名单上的其他人将忙于动员他们的选民反对以色列警察和极端定居者;哈马斯不会冒着在加沙发动战争的风险，这场战争可能会中断选举的准备工作，从而毁掉它重新融入正式政治进程的机会。然而，没有了选举，暴力冲突的戏码就注定会上演。

　　当前的对抗将如何影响长期和平的前景?在巴以问题上，两国方案可能会受到致命的打击。考虑到以色列努力边缘化阿巴斯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要让约旦河西岸置身于下一场冲突甚至当前的冲突之外并不容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间的安全协调将不足以遏制愈演愈烈的战火。考虑到有关扩张领土的言论，没有哪届以色列右翼政府愿意或能够重启一个需要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层进行谈判的政治进程，即使是微小的渐进步骤。

　　在巴勒斯坦内部，阿巴斯只有在阻止选举发生的情况下才能继续执政。然而，随着民众不满情绪的上升，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安全部门维持控制和平息不满情绪的能力正在减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可能会发现本身已成为愤怒公众的目标。阿巴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将失去他们仅有的一点公众信任，选举和政治改革是使其重新合法化和负责任的唯一途径。那些因为阿巴斯会输掉选举或者因为选举可能使哈马斯合法化而拒绝选举的人应该考虑一下后果。忽视这个问题，让哈马斯困于加沙地带，绝不是解决问题之道。

　　不应对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作用抱有幻想。最好的情况是，阿拉伯国家和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其他国家，只能通过维持现状来帮助控制冲突。然而，他们没有能力或政治意愿迫使以色列尊重国际法，或迫使阿巴斯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尊重良好治理的准则。尽管困难重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必须依靠自身来化解冲突。

　　哈利勒·希卡基(Khalil Shikaki)系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主任;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middle-east/2021-05-19/fighting-gaza-marks-start-more-violent-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