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文章和分析聚焦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大多都集中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上。一些人预测中美紧张关系将会升级。的确，关系紧张是一个新兴大国和一个老牌大国之间竞争的必然结果。还有一些看法则没有那么多的煽动性，这种观点认为美国能够遏制中国的挑战。不过，也有一些中间派的看法，认为中国的野心没有人们目前普遍认为的那么大。尽管这些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可以说，这些分析大都论据充分，很有见地。

　　然而，目前几乎所有的观察者都忽视了中国正面临的经济压力。的确，这些观察者都认识到中国经济惊人的增长和规模，但经济状况不能只看过去的增速和体量。事实是，无论中国过去取得了怎样的成功，它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挑战，这些挑战将影响未来的外交和军事决策，进而影响美国的战略对策。

　　目前中国经济这些压力的主要是由自上而下、集中指导的经济决策方式造成的。当然，北京不会像苏联那样制定详尽的经济计划，但其领导人却几乎完全通过国有企业来指导经济发展。中国为创业活动提供了空间，但北京的政治领导层仍然决定着信贷的方向，以及国家将如何配置其大部分经济要素——自然资源、工业资源和人力资源。西方部分媒体对北京的这种力量感到敬畏，认为它比不协调、相对混乱的市场经济更果断、更有针对性。其中一些新闻评论员甚至预测，中国的体制将使其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获胜。但中国的中央领导方式与其说是一种优势，不如说是一种弱点。这一事实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最终将限制北京方面的灵活性。

　　一方面，对这种力量的敬畏是可以理解的。当北京决定强调某件事时，它会全力以赴，以压倒性的方式展示承诺和成果。比如，一排排闪亮的大功率火车头和绵延数英里的高速铁路，很难不让人眼花缭乱。然而，在另一方面，这种热烈的情形令人困惑。毕竟，历史提供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些方法是如何失败的。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媒体似乎对苏联组织生产钢铁和重型设备的方式感到惊讶。西方记者很容易赞同莫斯科规划者选择的重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钢铁和重型机械成为当时的热门产品。但是苏联人的预测是错误的。当他们在这类东西的生产上超过美国时，世界已经转向塑料和更多的服务型经济。规划者选择了错误的重点，造成了经济上的巨大浪费，而这种浪费根本无法承受。20世纪80年代，尽管日本远非共产主义国家，但其经济是在自上而下的政府指导下运行的，这让后来的一代记者也产生了同样的敬畏和忧惧。日本经济产业省(MITI)指导日本经济在其他领域寻求直接硅芯片的主导地位，硅芯片也是当时的热门产品。通产省的预测及其背后的努力也导致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被浪费。就在日本获得芯片主导地位时，世界转向了微处理器。

　　有时中央计划是可行的，但至少通常它看不到未来的反向，会造成巨大的浪费，尤其是因为这个系统集中性的本质隐含地将国家的经济努力投入到错误的目标上。现在，正是中国集中发展的经济方向让一批新一代记者和新闻评论员产生了敬畏。与这些早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一样，中国也强调当今的热门产品。李克强总理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寻求在生物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和电动汽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些都是当今商业媒体头条的突出内容。中国可能会走运，又或者这个十年期的最后几年，世界可能会转向其他产品。

　　当然，基于市场的经济体系在预测方面并不比政府或新闻评论员更好。但经济规划者往往是错误的，结果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浪费。市场的优势不在于更大的先见之明，而在于其多样化努力的自然倾向。

　　有些公司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有些公司拒绝并坚持过去，而还有一些公司，遵循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自我洞察，追求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些关注今天头条新闻的人可能会赢，但前提是这些头条新闻能准确地反映未来。那些走自己的路的人可能会输，但如果他们偶然发现了未来的需要，他们就会赢得巨大的胜利，无论是为他们自己，还是为整个经济。混合押注的方式永远不会制造出这样一幅令人敬畏的景象：把全国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一个、两个或六个目标上。而体系内努力方向的自然多样化，使经济避免出现一个中央集权决策错误造成的巨大浪费，为更多的试验提供了空间，并使其更有可能在某个方面抓住未来。

　　北京方面的支持者和忧虑其发展模式的人，即使了解过这段历史，也都承认中国迄今为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这一次情况将有所不同。当然，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取得了惊人的经济进步。但这一记录并不能证明中国的中央集权方式将继续发挥作用，因为中国的发展环境在不断变化。几十年前，贫瘠中国需要的发展方向是显而易见的。道路、住房、港口、铁路等是主要的发展目标。对这些目标的强调造就了显著的发展速度。然而，在中国经济已经很发达的今天，未来的需求就不那么容易确定了。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发达，关于什么是必要的的判断，错误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普遍。中央集权的指导，有时不适应现实的形势，造成了“空城”和没有客流量的高铁线路。每一个错误都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尽管“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已经打破了过去的模式，但仍不能保证它的新目标将在五年后占据主导地位，就像日本开始垄断简单的硅芯片市场一样。

　　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债务负担证明了集中计划强加给经济的错误。因为每一项宏大且经常被误导的计划都需要投资，它也造成了失败项目无法偿还的债务负担。债务已经堆积如山，这为迄今为止的浪费提供了一个粗略的衡量标准。可以肯定的是，北京限制了政府债券的发行——这比华盛顿的情况要好得多。但仅凭政府债务无法衡量这种影响。失败项目的债务存在于中国的省级和地方政府，以及控制着中国大部分行业的国有企业。要看到中国体制造成的错误，并与美国进行有效的比较，需要评估的是中央政府债务、省级和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国有或私营企业部门债务的综合情况。

　　下面的计算结果是可信的。在2009年至2019年的10年里，中国的综合债务每年增长23%，远远超过8%的名义上的经济增长率。美国的同等债务总额表明，如果不同的经济决策者犯了错误，他们犯的错误造成的后果要小得多。在截至2019年的10年里，美国的这一债务指标每年增长约5.6%，肯定快于4%的名义上的经济平均增速，但比中国的差距要小得多。债务累积相对于整体经济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在美国，这一未偿债务的总和接近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0%。而在中国，这个数字接近220%。

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明天（5月11日）将公布，学者预测人口增速将明显放缓，本次普查原计划于4月上旬公布结果，后因“准备工作增加”推迟公布

　　比资源浪费和债务问题更严重的是，中国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也是中央集中决策误判的结果，这在一个不那么集中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上世纪70年代，当中国政府首次开始统筹经济发展时，邓小平看到中国家庭里有太多孩子会耗费国家资源。因此，他和他的顾问们决定实行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当时，中国人口结构比较年轻化，有大量可以工作的劳动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的独生子女政策使中国的生育率降到了更替率以下。新进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人数逐渐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停滞不前。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家估计，到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不会比本世纪初高，而需要赡养的退休人员的数量已增长到人口总数的17%左右。1978年，中国每九名工人就有一名退休人员，而现在的比例略低于五，仅略高于美国。

　　尽管北京最近放宽了独生子女政策，但生育率似乎并没有上升。即便人口数量最终会上升，也需要15到20年的时间，这些新生儿的数量才能开始影响工作人口的数量。中国也不能指望移民来缓解压力。似乎很少有人渴望进入北京的管辖范围。换句话说，中国将会越来越多地受困于过去的政策错误造成的严重经济约束。据联合国估计，到2040年，中国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将减少10%，而依赖退休人员的人口将增加约50%。在经济中，每三个工人供养一个退休人员。这三个工人必须生产足够的产品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其他家属的需要，以及覆盖三分之一的养老金。由于可供未来投资的剩余产能所剩无几，更不用说大型项目了，经济将失去很大一部分活力和灵活性。

　　人口老龄化也将威胁中国的创新能力。人口统计学家利用专利数据和诺贝尔奖得主的统计数据得出结论：社会的大部分创造力来自30至40岁这一年龄段的人。跨国研究表明，这一事实适用于所有文化和经济体系。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这一年龄段的劳动力将从占劳动力总数的43%减少到37%。与此同时，照顾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所需的支出，将给中国本已沉重的债务负担雪上加霜。到2040年，整整25%的成年人口将超过64岁。由于只有不到65%的中国工人有养老金，供养如此庞大的退休人口的大部分负担将落在北京的肩上，这将耗费大量的政府资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北京无资金保障的养老金义务已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0%。除非北京的决策者迅速采取行动(他们似乎没有这样做的计划)，否则这种负担只会增加。

　　尽管中国明显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不再强大，也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会停止增长。这也不是说美国可以坐等中国的经济困境使其带来的挑战消失。不过，要明确的一点是，与当今媒体的大多数讨论相反，中国远非昔日的经济霸主。很明显，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明显放缓，发展和创新的步伐也将放缓。北京将不太可能以宏大的投资计划赢得观察人士的惊叹。此外，这些事实带来的警示是，随着人口负担的加剧，中国的经济规划者在制定富有成效的经济方向上面临着越来越棘手的任务，其障碍也将越来越多。说情况令人担忧只是种轻描淡写，尤其是因为，北京挑战美国及其盟国的基础是其经济活力。

　　作者米尔顿·埃兹拉蒂(Milton Ezrati)系美国高级经济学家和市场战略师，安博特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economic-angle-china-debate-184527

　　有很多文章和分析聚焦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大多都集中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上。一些人预测中美紧张关系将会升级。的确，关系紧张是一个新兴大国和一个老牌大国之间竞争的必然结果。还有一些看法则没有那么多的煽动性，这种观点认为美国能够遏制中国的挑战。不过，也有一些中间派的看法，认为中国的野心没有人们目前普遍认为的那么大。尽管这些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可以说，这些分析大都论据充分，很有见地。

　　然而，目前几乎所有的观察者都忽视了中国正面临的经济压力。的确，这些观察者都认识到中国经济惊人的增长和规模，但经济状况不能只看过去的增速和体量。事实是，无论中国过去取得了怎样的成功，它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挑战，这些挑战将影响未来的外交和军事决策，进而影响美国的战略对策。

　　目前中国经济这些压力的主要是由自上而下、集中指导的经济决策方式造成的。当然，北京不会像苏联那样制定详尽的经济计划，但其领导人却几乎完全通过国有企业来指导经济发展。中国为创业活动提供了空间，但北京的政治领导层仍然决定着信贷的方向，以及国家将如何配置其大部分经济要素——自然资源、工业资源和人力资源。西方部分媒体对北京的这种力量感到敬畏，认为它比不协调、相对混乱的市场经济更果断、更有针对性。其中一些新闻评论员甚至预测，中国的体制将使其在与美国的竞争中获胜。但中国的中央领导方式与其说是一种优势，不如说是一种弱点。这一事实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最终将限制北京方面的灵活性。

　　一方面，对这种力量的敬畏是可以理解的。当北京决定强调某件事时，它会全力以赴，以压倒性的方式展示承诺和成果。比如，一排排闪亮的大功率火车头和绵延数英里的高速铁路，很难不让人眼花缭乱。然而，在另一方面，这种热烈的情形令人困惑。毕竟，历史提供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些方法是如何失败的。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媒体似乎对苏联组织生产钢铁和重型设备的方式感到惊讶。西方记者很容易赞同莫斯科规划者选择的重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钢铁和重型机械成为当时的热门产品。但是苏联人的预测是错误的。当他们在这类东西的生产上超过美国时，世界已经转向塑料和更多的服务型经济。规划者选择了错误的重点，造成了经济上的巨大浪费，而这种浪费根本无法承受。20世纪80年代，尽管日本远非共产主义国家，但其经济是在自上而下的政府指导下运行的，这让后来的一代记者也产生了同样的敬畏和忧惧。日本经济产业省(MITI)指导日本经济在其他领域寻求直接硅芯片的主导地位，硅芯片也是当时的热门产品。通产省的预测及其背后的努力也导致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被浪费。就在日本获得芯片主导地位时，世界转向了微处理器。

　　有时中央计划是可行的，但至少通常它看不到未来的反向，会造成巨大的浪费，尤其是因为这个系统集中性的本质隐含地将国家的经济努力投入到错误的目标上。现在，正是中国集中发展的经济方向让一批新一代记者和新闻评论员产生了敬畏。与这些早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一样，中国也强调当今的热门产品。李克强总理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寻求在生物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和电动汽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些都是当今商业媒体头条的突出内容。中国可能会走运，又或者这个十年期的最后几年，世界可能会转向其他产品。

　　当然，基于市场的经济体系在预测方面并不比政府或新闻评论员更好。但经济规划者往往是错误的，结果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浪费。市场的优势不在于更大的先见之明，而在于其多样化努力的自然倾向。

　　有些公司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有些公司拒绝并坚持过去，而还有一些公司，遵循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自我洞察，追求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些关注今天头条新闻的人可能会赢，但前提是这些头条新闻能准确地反映未来。那些走自己的路的人可能会输，但如果他们偶然发现了未来的需要，他们就会赢得巨大的胜利，无论是为他们自己，还是为整个经济。混合押注的方式永远不会制造出这样一幅令人敬畏的景象：把全国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一个、两个或六个目标上。而体系内努力方向的自然多样化，使经济避免出现一个中央集权决策错误造成的巨大浪费，为更多的试验提供了空间，并使其更有可能在某个方面抓住未来。

　　北京方面的支持者和忧虑其发展模式的人，即使了解过这段历史，也都承认中国迄今为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这一次情况将有所不同。当然，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取得了惊人的经济进步。但这一记录并不能证明中国的中央集权方式将继续发挥作用，因为中国的发展环境在不断变化。几十年前，贫瘠中国需要的发展方向是显而易见的。道路、住房、港口、铁路等是主要的发展目标。对这些目标的强调造就了显著的发展速度。然而，在中国经济已经很发达的今天，未来的需求就不那么容易确定了。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发达，关于什么是必要的的判断，错误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普遍。中央集权的指导，有时不适应现实的形势，造成了“空城”和没有客流量的高铁线路。每一个错误都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尽管“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已经打破了过去的模式，但仍不能保证它的新目标将在五年后占据主导地位，就像日本开始垄断简单的硅芯片市场一样。

　　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债务负担证明了集中计划强加给经济的错误。因为每一项宏大且经常被误导的计划都需要投资，它也造成了失败项目无法偿还的债务负担。债务已经堆积如山，这为迄今为止的浪费提供了一个粗略的衡量标准。可以肯定的是，北京限制了政府债券的发行——这比华盛顿的情况要好得多。但仅凭政府债务无法衡量这种影响。失败项目的债务存在于中国的省级和地方政府，以及控制着中国大部分行业的国有企业。要看到中国体制造成的错误，并与美国进行有效的比较，需要评估的是中央政府债务、省级和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国有或私营企业部门债务的综合情况。

　　下面的计算结果是可信的。在2009年至2019年的10年里，中国的综合债务每年增长23%，远远超过8%的名义上的经济增长率。美国的同等债务总额表明，如果不同的经济决策者犯了错误，他们犯的错误造成的后果要小得多。在截至2019年的10年里，美国的这一债务指标每年增长约5.6%，肯定快于4%的名义上的经济平均增速，但比中国的差距要小得多。债务累积相对于整体经济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在美国，这一未偿债务的总和接近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0%。而在中国，这个数字接近220%。

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明天（5月11日）将公布，学者预测人口增速将明显放缓，本次普查原计划于4月上旬公布结果，后因“准备工作增加”推迟公布

　　比资源浪费和债务问题更严重的是，中国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也是中央集中决策误判的结果，这在一个不那么集中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上世纪70年代，当中国政府首次开始统筹经济发展时，邓小平看到中国家庭里有太多孩子会耗费国家资源。因此，他和他的顾问们决定实行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当时，中国人口结构比较年轻化，有大量可以工作的劳动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的独生子女政策使中国的生育率降到了更替率以下。新进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人数逐渐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停滞不前。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学家估计，到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不会比本世纪初高，而需要赡养的退休人员的数量已增长到人口总数的17%左右。1978年，中国每九名工人就有一名退休人员，而现在的比例略低于五，仅略高于美国。

　　尽管北京最近放宽了独生子女政策，但生育率似乎并没有上升。即便人口数量最终会上升，也需要15到20年的时间，这些新生儿的数量才能开始影响工作人口的数量。中国也不能指望移民来缓解压力。似乎很少有人渴望进入北京的管辖范围。换句话说，中国将会越来越多地受困于过去的政策错误造成的严重经济约束。据联合国估计，到2040年，中国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将减少10%，而依赖退休人员的人口将增加约50%。在经济中，每三个工人供养一个退休人员。这三个工人必须生产足够的产品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其他家属的需要，以及覆盖三分之一的养老金。由于可供未来投资的剩余产能所剩无几，更不用说大型项目了，经济将失去很大一部分活力和灵活性。

　　人口老龄化也将威胁中国的创新能力。人口统计学家利用专利数据和诺贝尔奖得主的统计数据得出结论：社会的大部分创造力来自30至40岁这一年龄段的人。跨国研究表明，这一事实适用于所有文化和经济体系。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这一年龄段的劳动力将从占劳动力总数的43%减少到37%。与此同时，照顾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所需的支出，将给中国本已沉重的债务负担雪上加霜。到2040年，整整25%的成年人口将超过64岁。由于只有不到65%的中国工人有养老金，供养如此庞大的退休人口的大部分负担将落在北京的肩上，这将耗费大量的政府资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北京无资金保障的养老金义务已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0%。除非北京的决策者迅速采取行动(他们似乎没有这样做的计划)，否则这种负担只会增加。

　　尽管中国明显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不再强大，也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会停止增长。这也不是说美国可以坐等中国的经济困境使其带来的挑战消失。不过，要明确的一点是，与当今媒体的大多数讨论相反，中国远非昔日的经济霸主。很明显，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明显放缓，发展和创新的步伐也将放缓。北京将不太可能以宏大的投资计划赢得观察人士的惊叹。此外，这些事实带来的警示是，随着人口负担的加剧，中国的经济规划者在制定富有成效的经济方向上面临着越来越棘手的任务，其障碍也将越来越多。说情况令人担忧只是种轻描淡写，尤其是因为，北京挑战美国及其盟国的基础是其经济活力。

　　作者米尔顿·埃兹拉蒂(Milton Ezrati)系美国高级经济学家和市场战略师，安博特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economic-angle-china-debate-184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