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吸引力

　　在冷战期间，华盛顿在构建反苏联盟方面并不是教条主义者：在必要时，它会与威权主义者合作，尤其是在欧洲以外的国家。

　　然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始终强调将美国与其最亲密盟友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政治价值观——正如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所说的，他们对个人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共同信仰”。这样做突显了即使在政策分歧严重的情况下，团结这些盟友力量的重要性。与纯粹的利益交换相比，它促进了更深层次的合作。通过将意识形态置于竞争中心，美国官员提醒其他国家，冷战不仅仅是为了捍卫美国的主导地位。这是一场宣扬世界民主联盟的准则和价值观的奋战，而不能让独裁者宣示其正当性。

　　基于同样的理由，共同的原则对今天建立强大的国际联盟至关重要。中国的军事力量无法触及大多数欧洲民主国家，但它们仍对中国对全球规则和规范的挑战感到担忧。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四边”，部分是基于对民主原则的共同承诺而走到一起的。即使在美国似乎已经衰弱，精力分散和内部分裂的时候，对北京强硬压力的担忧，正在驱使各国站在华盛顿这边。此外，尽管越南等挨着中国的非民主国家可能会因民主议程而不那么靠近美国，但很难想象他们会拒绝华盛顿方面的帮助，以应对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

　　事实上，强调这场竞赛的意识形态本质对于让许多国家有支持美国的理由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中美之间的竞争只是关于利益，那么为什么那些没有直接受到中国军事威胁的国家要在乎是北京还是华盛顿会胜出呢?最终吸引美国许多盟友和伙伴的是对植根于民主价值观的国际秩序的信念，这种秩序使许多国家得以繁荣发展。如果美国放弃这一原则性的论点(如果只是一个大国与另一个大国竞争的话)，美国将失去其最重要的吸引力。

　　道德上的不对称

　　一个有原则性的战略也突出了美国最大的竞争优势：一个未经选举的政权与其民主对手之间的道德层面的不对称。

　　冷战期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利用了类似的不对称性。几十年来，莫斯科对本国人民的镇压和对东欧的军事统治一直是美国关注的焦点。通过这样做，华盛顿让苏联承受了以一种专制、专横的方式统治在外交和政治方面的代价。它还吸引了苏联集团中寻求从内部改变体制的持不同政见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战略被证明在迫使苏联处于防御状态极其有价值。

　　不幸的是，在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领导下，人们对美国的信心确实减弱了。但是，随着特朗普的离开，美国的政治制度使美国有机会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让美国重新成为有原则的人权和民主价值观倡导者。

　　权力和原则

　　重新强调意识形态并不需要以牺牲外交灵活性为代价。美国在冷战期间成功地将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融合在一起，今天也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

　　从194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的战略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却是惊人的灵活。1947年，杜鲁门宣布美国必须支持自由人民抵抗压迫。仅仅一年后，他就支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独裁者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希望以此分裂苏联集团。1950年代，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公开批评了一些拒绝与美国结盟的政府，尽管他私下里更多对这些政府的选择表示理解。在此后的三十年里，美国总统与莫斯科就包括军备控制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务实的谈判。

　　美国在冷战期间的确犯了可怕的错误，但如果说这些错误是由意识形态狂热所驱动，这并不准确的。在这些错误中，最令人震惊的一个——对越南的干预，体现了一种典型的美国信念，即华盛顿可以以某种方式改革专制的南越政权。但那场战争主要不是为了维护自由主义——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估计，这一动机仅占美国争取胜利决心的百分之十。其动机主要是地缘政治问题，即认为美国的承诺在心理上和战略上已经变得相互依存，在一个地区的退缩将破坏其全球地位。

　　如今，在激烈的意识形态竞争中，明智的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谈判定期暂停竞争，或区分出单一的合作领域，例如应对气候变化。避免不明智的干预，更多基于一种正确的判断，而不是摒弃意识形态。现在，就像在冷战期间一样，没有内在的理由认为，意识形态一定会扭曲美国的战略。

　　在历史上，意识形态在美国政策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这表明，美国无法避免在原则和权力方面与中国竞争。把价值观和道德抛在一边，将会消除美国最大的优势之一，并使其更难在国内外构建联盟。

　　这对北京有利，因为这将使对抗变成一场关于军事主导地位的非道德斗争，而不是一场关于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原则来构建国内治理和国际秩序的争论。正如现实主义者所建议的那样，将意识形态从美国战略中清除出去既不可能，也不可取。过去的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足够老练，在冷战中，强化了权力和原则的中心地位。当下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效仿这种做法。

　　作者简介：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Zack Cooper)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与阿米特齐国际咨询公司(Armitage Int'l)的研究员，曾任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CSBA)研究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亚洲安全高级研究员。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3-16/us-china-rivalry-battle-over-values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大选期间承诺将价值观作为他的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自上任以来，他一直呼吁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做好准备，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在这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里，民主国家应“共同努力，确保和平，捍卫我们的共同价值观，促进我们在太平洋两岸的繁荣”。拜登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将民主标注为“我们最根本的优势”，并坚称“我们的模式不是历史的遗迹;而是实现我们对未来期望的最佳方式。”当美国政府准备在本周与中国官员举行首次高层会晤，它显然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竞争是由哪种政府体制更为理想的争论以及利益之争所驱动的。

　　一些自称是外交政策上的“现实主义者”认为，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是危险的组合。他们认为，将两者混为一谈，导致美国在冷战期间采取了一种摩尼教式的适得其反的战略。这些分析人士认为，更好的做法是，把价值观抛开，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待竞争，它本质上是一场争夺权力的残酷较量。

1959年7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和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在莫斯科的美国国家展览会上展开的一场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自优点的辩论

　　然而，将意识形态从美国的治国方略中排除出去既不符合传统，也不具有战略意义。美国之所以赢得冷战，正是因为它把价值观置于竞争的中心位置。同样，如果华盛顿希望了解今天的北京，动员民主盟友，利用不对称优势，与北京进行长期斗争，它必须认真对待意识形态。妥协是必要的：美国在冷战期间从未对对手采取过意识形态上的清教徒态度，今天也不会这样做。现在和过去一样，要求美国抛弃其价值观和理想的战略将是不明智和不现实的。

　　寻求一个适合威权模式的世界

　　尽管与中国的竞争并非冷战的重演，但那场斗争的历史对当今的政策制定者仍有借鉴意义。1947年，乔治•凯南在他那篇知名的“X文章”中指出，苏联政权对西方的敌对行为源于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教条和俄国历史观的有毒结合，这使得使得克里姆林宫不可能停止其持续削弱并最终推翻其资本主义对手的目标。因此，凯南宣称，在华盛顿确保“苏联政权的解体或逐步软化”之前，冷战不会结束。

　　与苏联时代的克里姆林宫一样，北京对美国的反感根深蒂固。早在1993年中国的一份军事文件就指出，“由于中美两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外交政策上存在长期的冲突，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是不可能的”。

　　长期以来，中国领导人准确地判断，华盛顿永远不会认为一个威权的党的治理是完全具备合法性的;就连罗伯特•佐利克在2005年敦促北京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著名演讲中也坚称，“中国需要和平的政治过渡，使政府向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问责。”尽管北京方面长期以来对华盛顿方面正积极试图推翻其政权的怀疑并不确切，但它暴露了中国在一个由民主国家领导、植根于自由价值观的国际秩序中的脆弱感。

　　中国领导人似乎认为，除非全球秩序成为一个专制的超级大国得以繁荣发展的秩序，否则提高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努力不会完全成功。

　　通过经济胁迫和外交压力，北京试图压制对其不利的言论——甚至针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的民主国家。同时，中国正在向世界各地的倾向于威权的统治者提供监控设备，并在努力改变国际组织的规范和运作，使它们更倾向接受像北京这样的专制模式。中国领导人正在境外推广威权主义，其原因与美国人在国外推崇民主的原因大致相同：他们希望在一个与他们拥有共同政治价值观的世界里变得更安全、更有影响力。

　　动员美国人

　　1947年3月，当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在国会联席会议上要求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时，他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的。杜鲁门宣称：“在当今世界历史上，几乎每个国家都必须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中作出选择。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自由人民，他们在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部压力征服他们的企图。”

　　杜鲁门有充分的理由这样描述这场冲突。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的亚伦·弗里德伯格教授在2018年写道，“地缘政治的抽象概念和经济统计数据可能很重要，但从历史上看，打动和激励美国人民的，是他们认识到，作为其体系基础的原则正受到威胁。”冷战共识反映了这一点，即苏联有着对美国安全和价值观的双重威胁。相比之下，正如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被指控的那样，当美国似乎忽视了价值观的作用时，美国的政策就变得在政治上不可持续。

　　动员今天的美国人将再次需要激发他们对自由的热情。与许多处于中美竞争核心的抽象问题(比如台海两岸的力量平衡，或者是谁控制着世界的信息网络)不同的是，中国在国内以及在国外寻求加强威权主义的行为触怒了普通美国人的内心。最近国际舆论对中国的看法下降，不仅是对COVID-19危机最初的反应(它向世界展示了一些中国威权主义最危险的倾向)，也是对北京在国内问题做法的反应。民意调查显示，86%的美国人支持制裁相关中国官员。此外，两党领导人都支持与台湾积极接触，部分原因是台湾充满民主活力。

　　国际吸引力

　　在冷战期间，华盛顿在构建反苏联盟方面并不是教条主义者：在必要时，它会与威权主义者合作，尤其是在欧洲以外的国家。

　　然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始终强调将美国与其最亲密盟友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政治价值观——正如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所说的，他们对个人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共同信仰”。这样做突显了即使在政策分歧严重的情况下，团结这些盟友力量的重要性。与纯粹的利益交换相比，它促进了更深层次的合作。通过将意识形态置于竞争中心，美国官员提醒其他国家，冷战不仅仅是为了捍卫美国的主导地位。这是一场宣扬世界民主联盟的准则和价值观的奋战，而不能让独裁者宣示其正当性。

　　基于同样的理由，共同的原则对今天建立强大的国际联盟至关重要。中国的军事力量无法触及大多数欧洲民主国家，但它们仍对中国对全球规则和规范的挑战感到担忧。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四边”，部分是基于对民主原则的共同承诺而走到一起的。即使在美国似乎已经衰弱，精力分散和内部分裂的时候，对北京强硬压力的担忧，正在驱使各国站在华盛顿这边。此外，尽管越南等挨着中国的非民主国家可能会因民主议程而不那么靠近美国，但很难想象他们会拒绝华盛顿方面的帮助，以应对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

　　事实上，强调这场竞赛的意识形态本质对于让许多国家有支持美国的理由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中美之间的竞争只是关于利益，那么为什么那些没有直接受到中国军事威胁的国家要在乎是北京还是华盛顿会胜出呢?最终吸引美国许多盟友和伙伴的是对植根于民主价值观的国际秩序的信念，这种秩序使许多国家得以繁荣发展。如果美国放弃这一原则性的论点(如果只是一个大国与另一个大国竞争的话)，美国将失去其最重要的吸引力。

　　道德上的不对称

　　一个有原则性的战略也突出了美国最大的竞争优势：一个未经选举的政权与其民主对手之间的道德层面的不对称。

　　冷战期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利用了类似的不对称性。几十年来，莫斯科对本国人民的镇压和对东欧的军事统治一直是美国关注的焦点。通过这样做，华盛顿让苏联承受了以一种专制、专横的方式统治在外交和政治方面的代价。它还吸引了苏联集团中寻求从内部改变体制的持不同政见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战略被证明在迫使苏联处于防御状态极其有价值。

　　不幸的是，在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领导下，人们对美国的信心确实减弱了。但是，随着特朗普的离开，美国的政治制度使美国有机会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让美国重新成为有原则的人权和民主价值观倡导者。

　　权力和原则

　　重新强调意识形态并不需要以牺牲外交灵活性为代价。美国在冷战期间成功地将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融合在一起，今天也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

　　从194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的战略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却是惊人的灵活。1947年，杜鲁门宣布美国必须支持自由人民抵抗压迫。仅仅一年后，他就支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独裁者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希望以此分裂苏联集团。1950年代，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公开批评了一些拒绝与美国结盟的政府，尽管他私下里更多对这些政府的选择表示理解。在此后的三十年里，美国总统与莫斯科就包括军备控制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务实的谈判。

　　美国在冷战期间的确犯了可怕的错误，但如果说这些错误是由意识形态狂热所驱动，这并不准确的。在这些错误中，最令人震惊的一个——对越南的干预，体现了一种典型的美国信念，即华盛顿可以以某种方式改革专制的南越政权。但那场战争主要不是为了维护自由主义——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估计，这一动机仅占美国争取胜利决心的百分之十。其动机主要是地缘政治问题，即认为美国的承诺在心理上和战略上已经变得相互依存，在一个地区的退缩将破坏其全球地位。

　　如今，在激烈的意识形态竞争中，明智的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谈判定期暂停竞争，或区分出单一的合作领域，例如应对气候变化。避免不明智的干预，更多基于一种正确的判断，而不是摒弃意识形态。现在，就像在冷战期间一样，没有内在的理由认为，意识形态一定会扭曲美国的战略。

　　在历史上，意识形态在美国政策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这表明，美国无法避免在原则和权力方面与中国竞争。把价值观和道德抛在一边，将会消除美国最大的优势之一，并使其更难在国内外构建联盟。

　　这对北京有利，因为这将使对抗变成一场关于军事主导地位的非道德斗争，而不是一场关于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原则来构建国内治理和国际秩序的争论。正如现实主义者所建议的那样，将意识形态从美国战略中清除出去既不可能，也不可取。过去的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足够老练，在冷战中，强化了权力和原则的中心地位。当下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效仿这种做法。

　　作者简介：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Zack Cooper)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与阿米特齐国际咨询公司(Armitage Int'l)的研究员，曾任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CSBA)研究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亚洲安全高级研究员。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3-16/us-china-rivalry-battle-over-val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