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说辞是这样的：这个国家正旁若无人地崛起，即将超越摇摇欲坠的美国，它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最大贸易国、最大外商投资目的地。它已经锁定了亚洲和欧洲的主要贸易和投资协议，并正在利用“一带一路”倡议——21世纪最大的发展项目——在世界各个角落攫取更大的影响力。它正在出口监控工具，在5G通信网络中嵌入技术，并利用网络能力窃取敏感信息，在海外塑造有利于自身的政治话语。它正在将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转化为军事力量，利用军民融合发展尖端能力，并霸凌邻国，包括澳大利亚、印度等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它在国内进行强力压制，几乎不关心来自美国和其他民主政府的批评。

　　中国官方媒体是这种说辞最热切的传播者之一，它们表现得非常自信，不遗余力地将中国的成就与大量美国体制失灵的例子进行对比。它们指出，暴乱分子冲击美国国会大厦、美国公民在德克萨斯州停电期间排队取水，这样的画面是“西方民主”衰落的明证。它们庆祝中国成功“战胜”新冠疫情，重新开放中国，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仍在努力阻止病毒传播。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去年秋天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今年1月，中国高级安全官员陈一新在一次学习会议上说，“东升西降”是趋势。”

　　威权体制善于展示自身的优势而隐藏其劣势。但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必须能够区分北京呈现的形象和它所面临的现实。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强大的国家，也是美国几十年来面临的最强大的竞争对手。然而，与此同时，尽管美国有许多明显的缺陷，在美中关系中，美国仍然是更强大的一方，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可以保持这种状态。相对于美国面临的所有问题，中国面临的问题要严重得多。

　　在冷战期间，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警告要警惕“10英尺高综合症”：美国决策者倾向于将他们的竞争对手苏联视为拥有强大力量和压倒性智慧的巨人。如今，对于中国，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其危害不仅仅存在于理论上。只关注中国的实力而不考虑其弱点会引发焦虑。焦虑产生不安全感。不安全感会导致过度反应，而过度反应会产生损害美国自身竞争力的糟糕决策。所以，认清中国是正确制定对华政策的第一步。

　　对“天朝上国”的误判

　　中国成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几十年来最直接的考验。自冷战以来，还没有哪个国家同时对美国在世界多个地区的领导地位构成严重挑战。不同于苏联在冷战时期对美国提出的挑战，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全球野心的结合，使中国成为对美国更加复杂的挑战。

　　近年来，北京明确表明了其的修正主义意图。它寻求调整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亚洲的安全秩序、国际机构的作用和职权、未经审查的信息的跨境自由流动，以及现有国际秩序的自由性质。它希望自身的列宁主义政治模式和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得到接受和尊重。它已表示，它不会容忍任何对其领土边界概念或对其内部事务管理的挑战。它还宣称其国家目标就是在从人工智能到电动汽车等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领域成为世界领先者。

　　但不能判定，中国就能够一帆风顺地实现自身的目标。要准确衡量中国对美国利益构成的挑战，必须在评估北京的实力的同时认清其优势。中国领导人呈现出面无表情的形象同世界上其他领导人一样，显示他们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看看中国看似不可阻挡的经济崛起吧。事实上，从中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中国正面临着“未富先老”的风险，老龄化社会正在到来，经济基础不断退化，成为未来增长的障碍。适龄劳动人口已经减少了;预计到2050年，工人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将从现在的8:1变成2:1。此外，随着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以及采用技术提高制造业效率，中国没有生产率大幅提高的空间。中国已经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来投资基础设施，而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将使其增长前景进一步复杂化。仅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债务就增加了一倍以上，从2008年GDP的141%上升到2019年的300%以上。不断膨胀的债务将使中国更难从低端制造业向高附加值生产转型，像韩国和台湾在类似发展水平时进行的转型那样。

　　与此同时，随着权力越来越集中，政治体制也变得越发僵化。曾经以技术官僚能力强著称的党，被视作在列宁主义僵化之路上越走越远。随着更多决策集中在北京，地方政策试验的空间似乎正在缩小。这种自上而下的体制也使得官员们更难重新审视过去的决策或向高层报告坏消息。这可能是武汉市对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反应缓慢的原因之一。尽管领导层在减轻极端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应对外界认为的对其权威的挑战时，却变得越来越焦虑，且毫不妥协。北京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周边地区的刻板作风，可能会带来隐患。从外部看，中国的雄心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北京在国内的压制，在国外的自信，以及掩盖冠状病毒大流行最初关键细节的做法，都加剧了外界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根据皮尤(Pew) 在2020年10月的民意调查，不同国家对中国的负面看法都达到了历史高点。在未来几年，北京在其大规模海外举措方面可能还会遇到越来越大的预算限制，因为它既要应对经济降速，又要应对老龄化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

　　从战略角度看，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军事力量在其周边地区之外的投射能力可能仍将相对受到限制，更不用说将其军力投射与其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结合起来——这是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权威特征。中国面临着一个独特的具有挑战性的地理环境，它与14个国家接壤，其中四个拥有核武器，五个与北京存在未解决的领土争端。这些国家包括老龄化但富裕的日本，民族主义崛起的印度，追求复兴的俄罗斯，技术强大的韩国，以及充满活力和野心的越南。所有这些国家都有自身的民族认同，拒绝服从中国。在中国周边国家的基地的保障和准入协议的支持下，美国在这一取悦保持了持续的前沿部署的军事存在。

　　在食品和能源安全方面，中国也很脆弱，它缺乏足够的耕地来养活其人口，并且大约一半的石油是从中东进口的。若发生对外冲突，中国海军的能力将不足以阻止中国被切断重要的物资供应。北京正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但并没有快速或简单的解决方案。

　　美国自信的理由

　　近年来，华盛顿两党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原因首先源自北京方面的作为:中国领导人在追求其的雄心壮志时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越来越依赖民族主义，尤其当其意识形态和经济表现日益成为社会凝聚力的源泉。但华盛顿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对中国实力的恐慌日益加剧，导致了美国的不安全感剧增。

　　这样的恐慌不太可能有建设性：过度地关注如何削弱中国实力，反而会导致在本国经济发展这一更为重要的议题上，关注得太少。任何利用中国威胁刺激国内改革或弥合国内分歧的企图，都可能弊大于利。

　　在国内，夸大“中国威胁论”将助长把这个问题当作政治武器的做法，中国问题将成为野心勃勃的政客用来诋毁对手软弱的工具。在国外，这种做法将扩大美国与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分歧，这些国家几乎没有一个认同华盛顿的观点，即中国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而且这种做法导致华盛顿制定旨在伤害中国的政策，最终会对美国造成同等或更大的伤害——包括阻止与北京在对美国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的协调。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清楚地展示了这种情形。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成为一种工具，用来迫使中国屈服，缓解美国对不公平贸易的忧虑。事实上，他们在迫使中国进行预期的经济改革方面收效甚微，而且还引发了中国的报复，对美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国农民遭受损失，美国政府为此提供了280亿美元的救助，估计有24.5万个工作岗位丢失。

　　美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身有能力与中国竞争。美国经济总量仍比中国多七万亿美元。美国享有能源和粮食安全，拥有相对健康的人口结构一级世界上最好的高等教育体系，并且美元是世界通用货币。美国没有边界问题，地缘政治环境良好，且拥有一个高效配置资本的经济体，传统上的说法是，美国就像一块海绵，容纳着最有智慧的头脑和天马行空的想法。美国拥有透明和确定性的法律体系，以及旨在促使自我纠正的政治体系，而这些是中国所不具备的。

　　美国的自信应该带来一些稳定、耐心和明智的反应以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应该成为一个在国内外吸引广泛支持的国家。这种对策的一些方面将要求对中国挑战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行动采取强硬立场，同时推动北京为应对跨国挑战做出更多贡献，如建立全球疾病监测网络和全球经济脱碳。

　　同时，正如库尔特·坎贝尔(现任白宫亚洲事务协调员)和杰克·沙利文(现任国家安全顾问)在2019年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接受共存意味着接受竞争作为管理的条件，而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正如乔治·凯南在冷战初期所指出的那样，美国需要“符合自身最好的传统，证明其是一个值得保全的伟大国家”。

　　美国越是能够恢复信心，相信自身是世界上应对21世纪挑战准备最充分的国家，就越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地方：不是考虑如何让中国减速，而是着眼于加强自身。为了有效地与中国竞争，华盛顿需要专注于增强国内活力、国际威望以及无与伦比的全球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这些是美国真正的实力所在，是中国所无法夺取的。

　　作者何瑞恩(Ryan Hass)现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并同时隶属于该项目下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东亚政策研究中心。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1-03-03/china-not-ten-feet-tall

　　关于中国的说辞是这样的：这个国家正旁若无人地崛起，即将超越摇摇欲坠的美国，它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最大贸易国、最大外商投资目的地。它已经锁定了亚洲和欧洲的主要贸易和投资协议，并正在利用“一带一路”倡议——21世纪最大的发展项目——在世界各个角落攫取更大的影响力。它正在出口监控工具，在5G通信网络中嵌入技术，并利用网络能力窃取敏感信息，在海外塑造有利于自身的政治话语。它正在将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转化为军事力量，利用军民融合发展尖端能力，并霸凌邻国，包括澳大利亚、印度等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它在国内进行强力压制，几乎不关心来自美国和其他民主政府的批评。

　　中国官方媒体是这种说辞最热切的传播者之一，它们表现得非常自信，不遗余力地将中国的成就与大量美国体制失灵的例子进行对比。它们指出，暴乱分子冲击美国国会大厦、美国公民在德克萨斯州停电期间排队取水，这样的画面是“西方民主”衰落的明证。它们庆祝中国成功“战胜”新冠疫情，重新开放中国，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仍在努力阻止病毒传播。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去年秋天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今年1月，中国高级安全官员陈一新在一次学习会议上说，“东升西降”是趋势。”

　　威权体制善于展示自身的优势而隐藏其劣势。但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必须能够区分北京呈现的形象和它所面临的现实。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强大的国家，也是美国几十年来面临的最强大的竞争对手。然而，与此同时，尽管美国有许多明显的缺陷，在美中关系中，美国仍然是更强大的一方，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可以保持这种状态。相对于美国面临的所有问题，中国面临的问题要严重得多。

　　在冷战期间，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警告要警惕“10英尺高综合症”：美国决策者倾向于将他们的竞争对手苏联视为拥有强大力量和压倒性智慧的巨人。如今，对于中国，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其危害不仅仅存在于理论上。只关注中国的实力而不考虑其弱点会引发焦虑。焦虑产生不安全感。不安全感会导致过度反应，而过度反应会产生损害美国自身竞争力的糟糕决策。所以，认清中国是正确制定对华政策的第一步。

　　对“天朝上国”的误判

　　中国成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几十年来最直接的考验。自冷战以来，还没有哪个国家同时对美国在世界多个地区的领导地位构成严重挑战。不同于苏联在冷战时期对美国提出的挑战，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全球野心的结合，使中国成为对美国更加复杂的挑战。

　　近年来，北京明确表明了其的修正主义意图。它寻求调整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亚洲的安全秩序、国际机构的作用和职权、未经审查的信息的跨境自由流动，以及现有国际秩序的自由性质。它希望自身的列宁主义政治模式和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得到接受和尊重。它已表示，它不会容忍任何对其领土边界概念或对其内部事务管理的挑战。它还宣称其国家目标就是在从人工智能到电动汽车等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领域成为世界领先者。

　　但不能判定，中国就能够一帆风顺地实现自身的目标。要准确衡量中国对美国利益构成的挑战，必须在评估北京的实力的同时认清其优势。中国领导人呈现出面无表情的形象同世界上其他领导人一样，显示他们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看看中国看似不可阻挡的经济崛起吧。事实上，从中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中国正面临着“未富先老”的风险，老龄化社会正在到来，经济基础不断退化，成为未来增长的障碍。适龄劳动人口已经减少了;预计到2050年，工人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将从现在的8:1变成2:1。此外，随着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以及采用技术提高制造业效率，中国没有生产率大幅提高的空间。中国已经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来投资基础设施，而不断上升的债务水平将使其增长前景进一步复杂化。仅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债务就增加了一倍以上，从2008年GDP的141%上升到2019年的300%以上。不断膨胀的债务将使中国更难从低端制造业向高附加值生产转型，像韩国和台湾在类似发展水平时进行的转型那样。

　　与此同时，随着权力越来越集中，政治体制也变得越发僵化。曾经以技术官僚能力强著称的党，被视作在列宁主义僵化之路上越走越远。随着更多决策集中在北京，地方政策试验的空间似乎正在缩小。这种自上而下的体制也使得官员们更难重新审视过去的决策或向高层报告坏消息。这可能是武汉市对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反应缓慢的原因之一。尽管领导层在减轻极端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应对外界认为的对其权威的挑战时，却变得越来越焦虑，且毫不妥协。北京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周边地区的刻板作风，可能会带来隐患。从外部看，中国的雄心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北京在国内的压制，在国外的自信，以及掩盖冠状病毒大流行最初关键细节的做法，都加剧了外界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根据皮尤(Pew) 在2020年10月的民意调查，不同国家对中国的负面看法都达到了历史高点。在未来几年，北京在其大规模海外举措方面可能还会遇到越来越大的预算限制，因为它既要应对经济降速，又要应对老龄化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

　　从战略角度看，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军事力量在其周边地区之外的投射能力可能仍将相对受到限制，更不用说将其军力投射与其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结合起来——这是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权威特征。中国面临着一个独特的具有挑战性的地理环境，它与14个国家接壤，其中四个拥有核武器，五个与北京存在未解决的领土争端。这些国家包括老龄化但富裕的日本，民族主义崛起的印度，追求复兴的俄罗斯，技术强大的韩国，以及充满活力和野心的越南。所有这些国家都有自身的民族认同，拒绝服从中国。在中国周边国家的基地的保障和准入协议的支持下，美国在这一取悦保持了持续的前沿部署的军事存在。

　　在食品和能源安全方面，中国也很脆弱，它缺乏足够的耕地来养活其人口，并且大约一半的石油是从中东进口的。若发生对外冲突，中国海军的能力将不足以阻止中国被切断重要的物资供应。北京正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但并没有快速或简单的解决方案。

　　美国自信的理由

　　近年来，华盛顿两党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原因首先源自北京方面的作为:中国领导人在追求其的雄心壮志时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越来越依赖民族主义，尤其当其意识形态和经济表现日益成为社会凝聚力的源泉。但华盛顿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对中国实力的恐慌日益加剧，导致了美国的不安全感剧增。

　　这样的恐慌不太可能有建设性：过度地关注如何削弱中国实力，反而会导致在本国经济发展这一更为重要的议题上，关注得太少。任何利用中国威胁刺激国内改革或弥合国内分歧的企图，都可能弊大于利。

　　在国内，夸大“中国威胁论”将助长把这个问题当作政治武器的做法，中国问题将成为野心勃勃的政客用来诋毁对手软弱的工具。在国外，这种做法将扩大美国与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分歧，这些国家几乎没有一个认同华盛顿的观点，即中国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而且这种做法导致华盛顿制定旨在伤害中国的政策，最终会对美国造成同等或更大的伤害——包括阻止与北京在对美国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的协调。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清楚地展示了这种情形。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成为一种工具，用来迫使中国屈服，缓解美国对不公平贸易的忧虑。事实上，他们在迫使中国进行预期的经济改革方面收效甚微，而且还引发了中国的报复，对美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国农民遭受损失，美国政府为此提供了280亿美元的救助，估计有24.5万个工作岗位丢失。

　　美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身有能力与中国竞争。美国经济总量仍比中国多七万亿美元。美国享有能源和粮食安全，拥有相对健康的人口结构一级世界上最好的高等教育体系，并且美元是世界通用货币。美国没有边界问题，地缘政治环境良好，且拥有一个高效配置资本的经济体，传统上的说法是，美国就像一块海绵，容纳着最有智慧的头脑和天马行空的想法。美国拥有透明和确定性的法律体系，以及旨在促使自我纠正的政治体系，而这些是中国所不具备的。

　　美国的自信应该带来一些稳定、耐心和明智的反应以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应该成为一个在国内外吸引广泛支持的国家。这种对策的一些方面将要求对中国挑战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行动采取强硬立场，同时推动北京为应对跨国挑战做出更多贡献，如建立全球疾病监测网络和全球经济脱碳。

　　同时，正如库尔特·坎贝尔(现任白宫亚洲事务协调员)和杰克·沙利文(现任国家安全顾问)在2019年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接受共存意味着接受竞争作为管理的条件，而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正如乔治·凯南在冷战初期所指出的那样，美国需要“符合自身最好的传统，证明其是一个值得保全的伟大国家”。

　　美国越是能够恢复信心，相信自身是世界上应对21世纪挑战准备最充分的国家，就越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地方：不是考虑如何让中国减速，而是着眼于加强自身。为了有效地与中国竞争，华盛顿需要专注于增强国内活力、国际威望以及无与伦比的全球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这些是美国真正的实力所在，是中国所无法夺取的。

　　作者何瑞恩(Ryan Hass)现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并同时隶属于该项目下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东亚政策研究中心。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1-03-03/china-not-ten-feet-t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