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慨叹，美国的政治衰败已经非常严重，政府机构职能日益失调。我在文章里指出，“认知层面的局限加上政治力量运用的僵化，正在阻碍这些机构的革新，”“没有人能保证，在不对政治秩序造成重大冲击的情况下，局势会有很大改变。”

　　在随后的几年里，伯尼·桑德斯和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似乎可能带来那样的冲击。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我再次回顾了政治衰败的问题，我很受鼓舞地看到，“两派的选民都站起来反对他们所认为的腐败、自私自利的当权派，转而求助于激进的局外人，希望获得某种净化。”然而，我也警告说，“民粹主义十字军兜售的灵丹妙药几乎完全没有帮助，如果被接受，它将抑制增长，加剧不安，并使情况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2021年1月，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大厦遭袭

　　事实上，这种“妙方”受到了美国人的欢迎——至少有足够多的美国人支持特朗普入主白宫。情况确实变得更糟了。恶化的进程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持续着，这在当时是难以预料的，事态在1月6日激进的抗议者袭击美国国会大厦时达到高潮——这是美国总统鼓动的叛乱行为。

　　与此同时，引发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仍然没有改变。美国政府仍然被强大的精英集团所控制，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扭曲政策，破坏整个政权的合法性。而且这个体系仍然过于僵化，无法进行自我改革。然而，一些因素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两种新出现的现象使局势更加恶化：新的通信技术导致民主审议的共同事实基础消失，曾经“蓝”和“红”派别之间的政策差异已固化为文化认同上的分歧。

　　无法弥合的分歧

　　从理论上讲，美国政府被精英集团控制可能促使民众团结，因为这会激怒有着政治分歧的双方。不幸的是，共同的敌意下，双方的目标各不相同。对左翼人士来说，需要质疑的精英是企业和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化石燃料公司、华尔街银行、对冲基金的亿万富翁以及共和党的大捐助者——他们一直利用说客和资金保护自身的利益，免于受到任何民主议程的清算。在右翼人士看来，邪恶的精英主要是好莱坞的文化权力掮客、主流媒体、大学和大公司，他们信奉一种“觉醒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与美国保守派所认为的传统或基督教价值观相左。即使人们认为这两种人士可能会有一些存在共识的领域，比如对大型科技公司力量的日益担忧，但双方的意见也是相互排斥的。“蓝色美国”(Blue America)指责Twitter和Facebook宣传阴谋论且有利于特朗普支持者的宣传，而“红色美国”(red America)则认为，这些公司对保守派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

　　美国政治体制的僵化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成问题，但它也有自身的优点。总体而言，宪法的制衡发挥了作用:尽管特朗普一直在努力削弱美国的制度基础，但法院、官僚机构和地方官员阻止了他做出最坏的决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司法系统——不少是特朗普任命的法官——拒绝接受特朗普一方在法院提起的数十起无意义的诉讼。共和党官员，如佐治亚州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伯格和其他监督乔治亚州选举的官员，勇敢地站出来反对总统，后者向他们施压以非法方式扭转他在该州的历史性失利。

　　但是，限制特朗普“乱来”的这些审查也同样会限制在未来对制度失灵的改革。最重要的制度缺陷之一是，由于选举团制度和参议院的组成，共和党人拥有显而易见的重要优势，这使他们能够在赢得较少的国家和州选票的情况下掌握权力。考虑到通过和批准修正案的门槛之高，对美国宪法的修改，比如取消选举团制度，根本就不无从讨论。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微弱多数使得共和党在内阁任命等世俗问题上没有否决权，但更大程度的改革——例如哥伦比亚特区的州地位或新的《投票权法案》，以对抗共和党在限制选举权方面的举措，将遭遇共和党的阻挠。新总统拜登需要一些运气和手腕来推动通过即使是相对不那么雄心勃勃的立法，比如新的刺激计划和基础设施支出。在众议院民主党人最近提出的改革方案中，他们设想的结构性变革在很大程度上仍无法实现。

　　从政党到邪教

　　正如我在2016年的文章中指出的，美国政治中最根本的功能障碍是国家制衡机构与政治两极分化相互影响导致的议程停滞和持久的党派斗争。自那以后，这种极化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和危险。其中一个驱动因素是技术，它削弱了主流媒体或政府本身等基础性机构塑造公众看法的能力。昆尼皮亚克大学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如今，77%的共和党人认为，2020年的大选中存在重大欺诈行为。一直有人在说，是右翼的威权主义倾向正在增强，特朗普和许多支持他的人确实是如此。但是有数千万投票给他并继续支持他的人，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民主的理念，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在捍卫民主，反对民主党窃取了总统选举。

　　解决这一由技术引发的问题将是未来一段时期的重大挑战之一。1月6日国会大厦遭袭后，Twitter和Facebook封禁了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户，这是正确的做法;作为对国家紧急情况的临时反应，这一决定是合理的。煽动暴力不同于行使受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但从长远来看，私营企业自行做出这种对公众有重大影响的决定是不合法的。事实上，政府一开始就犯下了巨大的错误，让这些平台发展得如此强大。我和两位合著者最近在《外交事务》中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促进“中间件”公司的竞争层，平台将内容审核的任务外包给这些公司，从而减少平台的力量，并允许用户对他们遇到的信息有更大的控制权。这不会消除阴谋论，但会削弱这些平台放大边缘声音、并使其他不利于平台的声音沉默的能力。

　　另一种发展是，从政策问题的争论到身份认同的斗争的转变极大地加深了美国的两极分化。上世纪90年代，两极分化刚刚开始，左右翼美国人在税率、医疗保险、堕胎、枪支和海外军事力量使用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些问题并没有消失，但已被由种族、民族、性别和其他广泛的社会标签所定义的固定群体的身份和成员资格问题所取代。政党政治已经被部落政治所取代。

　　部落主义的兴起在共和党中最为明显。特朗普轻而易举地让共和党及其选民放弃了对自由贸易、全球民主化和反对独裁等核心原则的支持。随着特朗普本人的神经质和自我圣化的加深，共和党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过程中，你之所以能成为共和党人，是因为你对他保有忠诚:如果你对他说的或做的任何事有丝毫不同意见，你就会被赶出这个阵营。结果是，共和党拒绝在202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上提出施政纲领，而是简单地确认，它将支持特朗普的任何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戴口罩和认真对待COVID-19大流行这种简单的事情会变成了尖锐的党派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2016年之后出现的明显的地理和人群分野之上。正如政治学家乔纳森·罗登所指出的那样，支持和反对特朗普的最大单一关联因素是人口密度。这个国家被划分为蓝色的城市及近郊和红色的远郊及农村，这反映了价值观上的、文化上的巨大分歧——这种分歧在美国以外的许多国家都存在。

　　但结构性因素无法完全解释目前的情况。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和益普索(Ipsos)去年秋天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近四分之一的共和党人相信匿名者Q(QAnon)阴谋论的核心观点，也就是，照民意调查专家所说，“一群崇拜撒旦的精英们经营着一个儿童性交易圈，试图控制我们的政治和媒体。”共和党不再是一个基于理念或政策的政党，而更像是一个邪教。

　　部落主义也存在于左翼，但以一种不那么明显的形式存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之后，左派催生出身份政治。对于一些左翼人士来说，针对歧视，基于种族、民族、性别或性别取向等身份的动员，已经演变成对群体认同和对群体差异性积极肯定的要求。但总的来说，蓝色的美国要比红色的美国更加多样化。拜登当选总统后，民主党内部各派系将在这些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而特朗普领导下的共和党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破裂的房子

　　谁都不知道拜登就职后美国将走向何方，主要的不确定因素是共和党内部将会发生什么。在国会大厦遭袭事件后，特朗普和他的追随者被认为做的太过了，一些共和党人终于公开与他决裂。在政治上，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并没有让共和党处于强势地位：2017年的从总统到国会参众两院都被共和党把持，今天他们都失去了。但是，特朗普的个人崇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共和党，以至于出现这种暴力倾向可能也不会让人们反感。可以想象，随着此前主流的共和党人适应失去权力的现实，以及需要扩大该党联盟以赢得未来的选举，他们将缓慢但稳定地重新获得对党的控制权。另一种选择是，特朗普可以把自己描绘成为国家牺牲一切的勇士，从而保持对共和党的控制。在极端情况下，人们可以想象特朗普和他的铁杆支持者变成一群地下恐怖分子，用暴力回击他们认为非法的拜登政府。

　　局势如何发展，将对未来几年的全球民主产生重大影响。特朗普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威权主义者一份大礼:一个分裂的、专注于国内事务、与自身民主理想背道而驰的美国。拜登以民主党在国会的绝对多数赢得总统大位，这不足以让美国恢复其国际地位：特朗普主义必须被彻底否定，令其失去合法性，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一样。那些在国家机构中建立并守卫规范的精英们必须恢复他们的勇气，重新建立他们的道德权威。他们能否迎接挑战将决定美国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决定美国人民的命运。

　　作者系美国知名政治学者，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身份》等;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1-18/rotten-core

　　2014年，我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慨叹，美国的政治衰败已经非常严重，政府机构职能日益失调。我在文章里指出，“认知层面的局限加上政治力量运用的僵化，正在阻碍这些机构的革新，”“没有人能保证，在不对政治秩序造成重大冲击的情况下，局势会有很大改变。”

　　在随后的几年里，伯尼·桑德斯和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似乎可能带来那样的冲击。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我再次回顾了政治衰败的问题，我很受鼓舞地看到，“两派的选民都站起来反对他们所认为的腐败、自私自利的当权派，转而求助于激进的局外人，希望获得某种净化。”然而，我也警告说，“民粹主义十字军兜售的灵丹妙药几乎完全没有帮助，如果被接受，它将抑制增长，加剧不安，并使情况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2021年1月，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大厦遭袭

　　事实上，这种“妙方”受到了美国人的欢迎——至少有足够多的美国人支持特朗普入主白宫。情况确实变得更糟了。恶化的进程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持续着，这在当时是难以预料的，事态在1月6日激进的抗议者袭击美国国会大厦时达到高潮——这是美国总统鼓动的叛乱行为。

　　与此同时，引发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仍然没有改变。美国政府仍然被强大的精英集团所控制，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扭曲政策，破坏整个政权的合法性。而且这个体系仍然过于僵化，无法进行自我改革。然而，一些因素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两种新出现的现象使局势更加恶化：新的通信技术导致民主审议的共同事实基础消失，曾经“蓝”和“红”派别之间的政策差异已固化为文化认同上的分歧。

　　无法弥合的分歧

　　从理论上讲，美国政府被精英集团控制可能促使民众团结，因为这会激怒有着政治分歧的双方。不幸的是，共同的敌意下，双方的目标各不相同。对左翼人士来说，需要质疑的精英是企业和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化石燃料公司、华尔街银行、对冲基金的亿万富翁以及共和党的大捐助者——他们一直利用说客和资金保护自身的利益，免于受到任何民主议程的清算。在右翼人士看来，邪恶的精英主要是好莱坞的文化权力掮客、主流媒体、大学和大公司，他们信奉一种“觉醒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与美国保守派所认为的传统或基督教价值观相左。即使人们认为这两种人士可能会有一些存在共识的领域，比如对大型科技公司力量的日益担忧，但双方的意见也是相互排斥的。“蓝色美国”(Blue America)指责Twitter和Facebook宣传阴谋论且有利于特朗普支持者的宣传，而“红色美国”(red America)则认为，这些公司对保守派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

　　美国政治体制的僵化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成问题，但它也有自身的优点。总体而言，宪法的制衡发挥了作用:尽管特朗普一直在努力削弱美国的制度基础，但法院、官僚机构和地方官员阻止了他做出最坏的决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司法系统——不少是特朗普任命的法官——拒绝接受特朗普一方在法院提起的数十起无意义的诉讼。共和党官员，如佐治亚州州务卿布拉德·拉芬斯伯格和其他监督乔治亚州选举的官员，勇敢地站出来反对总统，后者向他们施压以非法方式扭转他在该州的历史性失利。

　　但是，限制特朗普“乱来”的这些审查也同样会限制在未来对制度失灵的改革。最重要的制度缺陷之一是，由于选举团制度和参议院的组成，共和党人拥有显而易见的重要优势，这使他们能够在赢得较少的国家和州选票的情况下掌握权力。考虑到通过和批准修正案的门槛之高，对美国宪法的修改，比如取消选举团制度，根本就不无从讨论。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微弱多数使得共和党在内阁任命等世俗问题上没有否决权，但更大程度的改革——例如哥伦比亚特区的州地位或新的《投票权法案》，以对抗共和党在限制选举权方面的举措，将遭遇共和党的阻挠。新总统拜登需要一些运气和手腕来推动通过即使是相对不那么雄心勃勃的立法，比如新的刺激计划和基础设施支出。在众议院民主党人最近提出的改革方案中，他们设想的结构性变革在很大程度上仍无法实现。

　　从政党到邪教

　　正如我在2016年的文章中指出的，美国政治中最根本的功能障碍是国家制衡机构与政治两极分化相互影响导致的议程停滞和持久的党派斗争。自那以后，这种极化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和危险。其中一个驱动因素是技术，它削弱了主流媒体或政府本身等基础性机构塑造公众看法的能力。昆尼皮亚克大学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如今，77%的共和党人认为，2020年的大选中存在重大欺诈行为。一直有人在说，是右翼的威权主义倾向正在增强，特朗普和许多支持他的人确实是如此。但是有数千万投票给他并继续支持他的人，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民主的理念，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在捍卫民主，反对民主党窃取了总统选举。

　　解决这一由技术引发的问题将是未来一段时期的重大挑战之一。1月6日国会大厦遭袭后，Twitter和Facebook封禁了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账户，这是正确的做法;作为对国家紧急情况的临时反应，这一决定是合理的。煽动暴力不同于行使受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但从长远来看，私营企业自行做出这种对公众有重大影响的决定是不合法的。事实上，政府一开始就犯下了巨大的错误，让这些平台发展得如此强大。我和两位合著者最近在《外交事务》中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是，促进“中间件”公司的竞争层，平台将内容审核的任务外包给这些公司，从而减少平台的力量，并允许用户对他们遇到的信息有更大的控制权。这不会消除阴谋论，但会削弱这些平台放大边缘声音、并使其他不利于平台的声音沉默的能力。

　　另一种发展是，从政策问题的争论到身份认同的斗争的转变极大地加深了美国的两极分化。上世纪90年代，两极分化刚刚开始，左右翼美国人在税率、医疗保险、堕胎、枪支和海外军事力量使用等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些问题并没有消失，但已被由种族、民族、性别和其他广泛的社会标签所定义的固定群体的身份和成员资格问题所取代。政党政治已经被部落政治所取代。

　　部落主义的兴起在共和党中最为明显。特朗普轻而易举地让共和党及其选民放弃了对自由贸易、全球民主化和反对独裁等核心原则的支持。随着特朗普本人的神经质和自我圣化的加深，共和党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过程中，你之所以能成为共和党人，是因为你对他保有忠诚:如果你对他说的或做的任何事有丝毫不同意见，你就会被赶出这个阵营。结果是，共和党拒绝在202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上提出施政纲领，而是简单地确认，它将支持特朗普的任何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戴口罩和认真对待COVID-19大流行这种简单的事情会变成了尖锐的党派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2016年之后出现的明显的地理和人群分野之上。正如政治学家乔纳森·罗登所指出的那样，支持和反对特朗普的最大单一关联因素是人口密度。这个国家被划分为蓝色的城市及近郊和红色的远郊及农村，这反映了价值观上的、文化上的巨大分歧——这种分歧在美国以外的许多国家都存在。

　　但结构性因素无法完全解释目前的情况。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和益普索(Ipsos)去年秋天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近四分之一的共和党人相信匿名者Q(QAnon)阴谋论的核心观点，也就是，照民意调查专家所说，“一群崇拜撒旦的精英们经营着一个儿童性交易圈，试图控制我们的政治和媒体。”共和党不再是一个基于理念或政策的政党，而更像是一个邪教。

　　部落主义也存在于左翼，但以一种不那么明显的形式存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之后，左派催生出身份政治。对于一些左翼人士来说，针对歧视，基于种族、民族、性别或性别取向等身份的动员，已经演变成对群体认同和对群体差异性积极肯定的要求。但总的来说，蓝色的美国要比红色的美国更加多样化。拜登当选总统后，民主党内部各派系将在这些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而特朗普领导下的共和党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破裂的房子

　　谁都不知道拜登就职后美国将走向何方，主要的不确定因素是共和党内部将会发生什么。在国会大厦遭袭事件后，特朗普和他的追随者被认为做的太过了，一些共和党人终于公开与他决裂。在政治上，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并没有让共和党处于强势地位：2017年的从总统到国会参众两院都被共和党把持，今天他们都失去了。但是，特朗普的个人崇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共和党，以至于出现这种暴力倾向可能也不会让人们反感。可以想象，随着此前主流的共和党人适应失去权力的现实，以及需要扩大该党联盟以赢得未来的选举，他们将缓慢但稳定地重新获得对党的控制权。另一种选择是，特朗普可以把自己描绘成为国家牺牲一切的勇士，从而保持对共和党的控制。在极端情况下，人们可以想象特朗普和他的铁杆支持者变成一群地下恐怖分子，用暴力回击他们认为非法的拜登政府。

　　局势如何发展，将对未来几年的全球民主产生重大影响。特朗普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威权主义者一份大礼:一个分裂的、专注于国内事务、与自身民主理想背道而驰的美国。拜登以民主党在国会的绝对多数赢得总统大位，这不足以让美国恢复其国际地位：特朗普主义必须被彻底否定，令其失去合法性，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一样。那些在国家机构中建立并守卫规范的精英们必须恢复他们的勇气，重新建立他们的道德权威。他们能否迎接挑战将决定美国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决定美国人民的命运。

　　作者系美国知名政治学者，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身份》等;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1-18/rotten-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