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当选总统拜登(Joe Biden)宣誓就职时，他面对的是一个很多人认为正在衰落的国家。此前促使特朗普总统上台的问题，包括中产阶级的崩溃和严重的内部分裂，仍然存在。特朗普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新的弊病:一场失控的流行病、举步维艰的经济、迅速增长的债务、受损的民主机制，以及全球声誉的下降。

2013年12月，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面

　　“衰落论”，或者认为美国正不可逆转地从其领先地位衰退的观点，很吸引眼球。但这种宿命论是错误的。美国仍然保持着令人羡慕的优势：年轻的人口、金融主导地位、丰富的资源、和平的边界、强大的联盟和创新的经济。此外，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几十年前在《外交事务》中所写，美国拥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自我纠正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衰落论者“在阻止他们所预测的事情发生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对美国来说，衰退与其说是一种状态，不如说是一种选择。这个衰落的过程贯穿了美国两极分化的政治体系，即将上任的民主党总统要面对的是僵化的或共和党占微弱优势的参议院。与此同时，摆脱衰退的道路可能需要通过一个罕有的两党容易达成共识的领域:美国有必要应对中国的挑战。

　　这一挑战在大多数方面都不是一种选择。中国的规模和日益增长的全球野心是地缘政治现实。但与跟苏联的军事化斗争(有时甚至是存亡之争)不同，美中竞争主要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迎接这一挑战需要对美国的竞争力和创新进行再投资，而这对国内经济的复兴和工人阶级的壮大也是至关重要的。

　　政策制定者应该将这两项议程联系起来，不是为了加剧美国的忧虑，而是要清楚地表明，完成美国最重要的国内任务也会对国外产生有益的影响。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必须避免陷入“衰落论”的调子里，而是调整应对策略，在不引发恐惧和偏见的情况下激发创新。

　　外部竞争对手的挑战往往会推动美国变得更好;如果处理得当，这样的事情可以再次发生。在冷战期间，美国的政治家们试图将外交政策的分歧搁置一旁。在这个党派争斗僵持的时刻，国内的共识可能会再次超越分歧。

　　美国历史中的“衰落论”

　　美国人对“衰落”的焦虑由来已久，即使在光辉灿烂的美国世纪，也不时掺杂着深深的自我怀疑。衰落论起源于欧洲：德国作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畅销书《西方的衰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场流行病中出版的，当时受其影响的是美国“悲观的一代”，其中包括亨利•基辛格，他因其衰落论调而常被称为“斯宾格勒主义者”。但是，欧洲的衰落论者往往是在帝国衰落的阴影下写作的宿命论者，而预测到衰落的美国人则往往利用这些前景来激发动力、能量和重塑愿景。

　　第一波美国衰落论开始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德国和日本从这场经济灾难中崛起的速度似乎比美国还要快，这让美国人对美国的制度产生了怀疑。最后，通过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用来重塑经济的“新政”计划才实现美国复苏。1957年，苏联发射了它的人造地球卫星，引发了第二波衰落论者的绝望。但罗斯福新政的深刻记忆依然存在:美国建立了由联邦政府支持的研究和教育机构，这让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处于技术领先地位。

　　衰退论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第三次漫长的浪潮中达到顶峰。美国经受住了社会动荡和政治暗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滞胀的到来;尼克松总统遭受弹劾和西贡的垮台——都是在苏联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但最终，即便是这些也给美国带来了调整和复兴。社会动荡推动了民权改革，弹劾重申了法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最终带来了美元的主导地位，越南战争的失败终结了征兵制，苏联入侵阿富汗加速了其崩溃。

　　但是美国衰落论并没有消失。以工业侵蚀、贸易逆差和不平等加剧为标志的第四波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令美国领导人不安，促使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保罗·聪格斯宣称“冷战结束了，赢家是日本和德国。”尽管有这些压力，美国还是成功主导了信息技术革命。在聪格斯发表评论后不到十年，美国就被誉为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

　　新的“衰落论”

　　美国目前正处于第五波衰退论中——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通过特朗普破坏性的总统任期而加速。彭博社专栏作家诺亚•史密斯评论说，美国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如果不进行国内改革，“几十年后，美国就会变成一个发展中国家。”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的迈克尔·林德教授警告说，美国可能会变成一个“去工业化、英语版拉美国家”，伴随着中国经济凭借“商品、房地产、旅游，或许还有跨国逃税”的发展，以及美国高科技产业外逃中国，这会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那些预测美国将继续衰落的人指出了一些因素，如不平等、两极分化、虚假信息和去工业化，这些因素都是真实而可怕的，而且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而不是美国独有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们忽视了美国相对于中国的优势。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经济增长放缓，其货币仍远不及美元。在中国崛起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一直占据着世界GDP的四分之一。

　　他们还可能低估了美国的吸引力。美国的开放吸引着维持全球自由秩序的盟友，推动美国移民的增长，以及维持了美元主导地位的资本。美国的软实力来自于这个国家的开放社会和公民信条，而不是国家本身。去年夏天发生在乔治·弗洛伊德被杀事件后的抗议活动反映了公众为实现美国的基本价值观而进行的斗争——这些价值观的吸引力是如此广泛，以至于这场斗争吸引了全球观众，并激发了国外的游行。驻南非记者德勒·奥洛约德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其他大国受到更多批评，“正是因为它对自己的要求更高”。“没有人用那种标准来要求中国。”

　　然而，仅凭美国自身的优势还不足以阻止其衰落。如果美国真的衰落了，根源将是政治上的，因此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经济不平等、城乡差距、社交媒体算法以及不受限制的竞选捐款加剧了国内的分歧，这反过来又困扰了国会十多年。一个在历史上更多依靠规范而不是法律来维系的体系，刚刚经过了一场可能以政治暴力和自内战以来最严重的宪法危机而告终的选举。美国的政治体系还能唤起解决国家困境所需的共同目标吗?

　　对华共识

　　很多人认为可以，包括候任总统拜登，他不接受美国衰落的观点。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他说:“那么多人赌我们会灭亡，这简直使我发疯。”虽然拜登的第一个任期可能面临奥巴马政府时期常见的党派阻挠，阻止美国采取行动扭转衰退，但情况可能未必如此。在惯常的党派积怨之下，两党都摒弃了一些陈旧的观念，并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有时，他们甚至会聚集在新的优先事项和变革性的想法上——特别是在产业政策、国家市场关系、研发和贸易政策方面。

　　中国政策是许多这些转变的核心，而且可能会继续如此。中国变得越自信、越强硬，公众和国会就越有可能团结起来，关注北京方面的长期意图，以及中国政府支持的重商主义对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影响。不仅从国内角度，而且作为维持美国相对中国竞争力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制定美国的复兴议程甚至可能获得两党支持。正如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汤姆•赖特所言，“参议院共和党人必须扪心自问，如果我们要与中国竞争，美国能否承受两年或四年的立法停滞。”

　　为了在这场竞争中取得成功，两党许多决策者现在都同意，美国需要采取行动。特别是，华盛顿将需要重建一个40年来被一些人善意忽视和另一些人恶意削弱的国家。例如，如果华盛顿要考虑中国掠夺性的经济行为并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联邦政府将需要一个能够整合有关工业产能、供应链、经济瓶颈和进口依赖的信息的办公室——这是一项在贸易战和大流行病中所缺乏的关键能力。

　　美国还必须重新考虑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两党的许多人物现在都承认，单靠市场力量无法消除不平等、维持增长、保障国家安全，或确保与中国国有龙头企业的竞争能力。认识到这一点，可以为科学技术投资提供支持，甚至为进步议程的要素——努力支持工人、打破垄断以及在半导体等关键部门实施产业政策——提供理由。

　　如果拜登政府以这种方式打中国这张牌，它必须格外谨慎。与中国竞争不需要通过对抗或第二次冷战。美国有责任保护亚裔美国人不受歧视，它必须避免将执政党与中国人民或华裔美国人混为一谈，并及早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煽动仇恨和种族主义是不可接受的。

　　通过建设性的对华政策，可以增强美国自身的实力，以及在国外的竞争力，美国领导人可以扭转美国衰落的印象，但不能就此止步，他们还必须找到积极的方法，重建团结，扩大公民社会，使民主发挥作用。强调共同的自由民族主义，也就是历史学家吉尔·莱波雷所说的“新美国主义”的努力，这已经成为我们公民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可以再次强化。

　　60年前，当美国人还在“人造卫星”发射的震惊中蹒跚时，约翰·f·肯尼迪作为总统候选人在俄亥俄州坎顿市的市政礼堂发表了演讲。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肯尼迪列举了这些因素：低工资，高住房成本，冲突的风险不断增加，工业的逐渐萎缩，一个新的竞争对手的崛起，而美国却停滞不前。肯尼迪当时说，“我们必须克服一种心理：认为美国已经过了巅峰期了，也许我们的正午已经过去了，也许我们最辉煌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漫长的午后。我和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摒弃这种观点。”

　　库尔特·坎贝尔(Kurt M.Campbell)：亚洲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美国前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拉什·多希(Rush Doshi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研究部主任。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12-03/china-challenge-can-help-america-avert-decline

　　在美国当选总统拜登(Joe Biden)宣誓就职时，他面对的是一个很多人认为正在衰落的国家。此前促使特朗普总统上台的问题，包括中产阶级的崩溃和严重的内部分裂，仍然存在。特朗普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新的弊病:一场失控的流行病、举步维艰的经济、迅速增长的债务、受损的民主机制，以及全球声誉的下降。

2013年12月，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面

　　“衰落论”，或者认为美国正不可逆转地从其领先地位衰退的观点，很吸引眼球。但这种宿命论是错误的。美国仍然保持着令人羡慕的优势：年轻的人口、金融主导地位、丰富的资源、和平的边界、强大的联盟和创新的经济。此外，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几十年前在《外交事务》中所写，美国拥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自我纠正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衰落论者“在阻止他们所预测的事情发生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对美国来说，衰退与其说是一种状态，不如说是一种选择。这个衰落的过程贯穿了美国两极分化的政治体系，即将上任的民主党总统要面对的是僵化的或共和党占微弱优势的参议院。与此同时，摆脱衰退的道路可能需要通过一个罕有的两党容易达成共识的领域:美国有必要应对中国的挑战。

　　这一挑战在大多数方面都不是一种选择。中国的规模和日益增长的全球野心是地缘政治现实。但与跟苏联的军事化斗争(有时甚至是存亡之争)不同，美中竞争主要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迎接这一挑战需要对美国的竞争力和创新进行再投资，而这对国内经济的复兴和工人阶级的壮大也是至关重要的。

　　政策制定者应该将这两项议程联系起来，不是为了加剧美国的忧虑，而是要清楚地表明，完成美国最重要的国内任务也会对国外产生有益的影响。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必须避免陷入“衰落论”的调子里，而是调整应对策略，在不引发恐惧和偏见的情况下激发创新。

　　外部竞争对手的挑战往往会推动美国变得更好;如果处理得当，这样的事情可以再次发生。在冷战期间，美国的政治家们试图将外交政策的分歧搁置一旁。在这个党派争斗僵持的时刻，国内的共识可能会再次超越分歧。

　　美国历史中的“衰落论”

　　美国人对“衰落”的焦虑由来已久，即使在光辉灿烂的美国世纪，也不时掺杂着深深的自我怀疑。衰落论起源于欧洲：德国作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畅销书《西方的衰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场流行病中出版的，当时受其影响的是美国“悲观的一代”，其中包括亨利•基辛格，他因其衰落论调而常被称为“斯宾格勒主义者”。但是，欧洲的衰落论者往往是在帝国衰落的阴影下写作的宿命论者，而预测到衰落的美国人则往往利用这些前景来激发动力、能量和重塑愿景。

　　第一波美国衰落论开始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德国和日本从这场经济灾难中崛起的速度似乎比美国还要快，这让美国人对美国的制度产生了怀疑。最后，通过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用来重塑经济的“新政”计划才实现美国复苏。1957年，苏联发射了它的人造地球卫星，引发了第二波衰落论者的绝望。但罗斯福新政的深刻记忆依然存在:美国建立了由联邦政府支持的研究和教育机构，这让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处于技术领先地位。

　　衰退论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第三次漫长的浪潮中达到顶峰。美国经受住了社会动荡和政治暗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滞胀的到来;尼克松总统遭受弹劾和西贡的垮台——都是在苏联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但最终，即便是这些也给美国带来了调整和复兴。社会动荡推动了民权改革，弹劾重申了法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最终带来了美元的主导地位，越南战争的失败终结了征兵制，苏联入侵阿富汗加速了其崩溃。

　　但是美国衰落论并没有消失。以工业侵蚀、贸易逆差和不平等加剧为标志的第四波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令美国领导人不安，促使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保罗·聪格斯宣称“冷战结束了，赢家是日本和德国。”尽管有这些压力，美国还是成功主导了信息技术革命。在聪格斯发表评论后不到十年，美国就被誉为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

　　新的“衰落论”

　　美国目前正处于第五波衰退论中——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通过特朗普破坏性的总统任期而加速。彭博社专栏作家诺亚•史密斯评论说，美国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如果不进行国内改革，“几十年后，美国就会变成一个发展中国家。”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的迈克尔·林德教授警告说，美国可能会变成一个“去工业化、英语版拉美国家”，伴随着中国经济凭借“商品、房地产、旅游，或许还有跨国逃税”的发展，以及美国高科技产业外逃中国，这会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那些预测美国将继续衰落的人指出了一些因素，如不平等、两极分化、虚假信息和去工业化，这些因素都是真实而可怕的，而且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而不是美国独有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们忽视了美国相对于中国的优势。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经济增长放缓，其货币仍远不及美元。在中国崛起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一直占据着世界GDP的四分之一。

　　他们还可能低估了美国的吸引力。美国的开放吸引着维持全球自由秩序的盟友，推动美国移民的增长，以及维持了美元主导地位的资本。美国的软实力来自于这个国家的开放社会和公民信条，而不是国家本身。去年夏天发生在乔治·弗洛伊德被杀事件后的抗议活动反映了公众为实现美国的基本价值观而进行的斗争——这些价值观的吸引力是如此广泛，以至于这场斗争吸引了全球观众，并激发了国外的游行。驻南非记者德勒·奥洛约德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其他大国受到更多批评，“正是因为它对自己的要求更高”。“没有人用那种标准来要求中国。”

　　然而，仅凭美国自身的优势还不足以阻止其衰落。如果美国真的衰落了，根源将是政治上的，因此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经济不平等、城乡差距、社交媒体算法以及不受限制的竞选捐款加剧了国内的分歧，这反过来又困扰了国会十多年。一个在历史上更多依靠规范而不是法律来维系的体系，刚刚经过了一场可能以政治暴力和自内战以来最严重的宪法危机而告终的选举。美国的政治体系还能唤起解决国家困境所需的共同目标吗?

　　对华共识

　　很多人认为可以，包括候任总统拜登，他不接受美国衰落的观点。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他说:“那么多人赌我们会灭亡，这简直使我发疯。”虽然拜登的第一个任期可能面临奥巴马政府时期常见的党派阻挠，阻止美国采取行动扭转衰退，但情况可能未必如此。在惯常的党派积怨之下，两党都摒弃了一些陈旧的观念，并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有时，他们甚至会聚集在新的优先事项和变革性的想法上——特别是在产业政策、国家市场关系、研发和贸易政策方面。

　　中国政策是许多这些转变的核心，而且可能会继续如此。中国变得越自信、越强硬，公众和国会就越有可能团结起来，关注北京方面的长期意图，以及中国政府支持的重商主义对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影响。不仅从国内角度，而且作为维持美国相对中国竞争力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制定美国的复兴议程甚至可能获得两党支持。正如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汤姆•赖特所言，“参议院共和党人必须扪心自问，如果我们要与中国竞争，美国能否承受两年或四年的立法停滞。”

　　为了在这场竞争中取得成功，两党许多决策者现在都同意，美国需要采取行动。特别是，华盛顿将需要重建一个40年来被一些人善意忽视和另一些人恶意削弱的国家。例如，如果华盛顿要考虑中国掠夺性的经济行为并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联邦政府将需要一个能够整合有关工业产能、供应链、经济瓶颈和进口依赖的信息的办公室——这是一项在贸易战和大流行病中所缺乏的关键能力。

　　美国还必须重新考虑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两党的许多人物现在都承认，单靠市场力量无法消除不平等、维持增长、保障国家安全，或确保与中国国有龙头企业的竞争能力。认识到这一点，可以为科学技术投资提供支持，甚至为进步议程的要素——努力支持工人、打破垄断以及在半导体等关键部门实施产业政策——提供理由。

　　如果拜登政府以这种方式打中国这张牌，它必须格外谨慎。与中国竞争不需要通过对抗或第二次冷战。美国有责任保护亚裔美国人不受歧视，它必须避免将执政党与中国人民或华裔美国人混为一谈，并及早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煽动仇恨和种族主义是不可接受的。

　　通过建设性的对华政策，可以增强美国自身的实力，以及在国外的竞争力，美国领导人可以扭转美国衰落的印象，但不能就此止步，他们还必须找到积极的方法，重建团结，扩大公民社会，使民主发挥作用。强调共同的自由民族主义，也就是历史学家吉尔·莱波雷所说的“新美国主义”的努力，这已经成为我们公民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可以再次强化。

　　60年前，当美国人还在“人造卫星”发射的震惊中蹒跚时，约翰·f·肯尼迪作为总统候选人在俄亥俄州坎顿市的市政礼堂发表了演讲。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肯尼迪列举了这些因素：低工资，高住房成本，冲突的风险不断增加，工业的逐渐萎缩，一个新的竞争对手的崛起，而美国却停滞不前。肯尼迪当时说，“我们必须克服一种心理：认为美国已经过了巅峰期了，也许我们的正午已经过去了，也许我们最辉煌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漫长的午后。我和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摒弃这种观点。”

　　库尔特·坎贝尔(Kurt M.Campbell)：亚洲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美国前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拉什·多希(Rush Doshi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研究部主任。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12-03/china-challenge-can-help-america-avert-dec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