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四年可怕而混乱的时间后，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开始。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看起来在竞争激烈的总统大选中险胜特朗普总统。这次大选也成了美国民主的一场大考。

　　尽管如此，这个饱含争议的选举季应该不会让任何人对未来感到乐观。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威权和民粹主义转向源自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裂痕，美国人必须理解并解决这些问题，才能防止类似的潮流再次占领美国。“特朗普主义”的根源并在特朗普本人，甚至不源自美国政治，它与影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和政治潮流密切相关。

2020年11月，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大选造势集会

　　成长的沃土

　　到2016年，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出现的时机的已经成熟，今天依旧如此。过去的四十年里，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其他人群之间，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出现了巨大的不平等。其结果是，工资中位数在四十年里一直停滞不前，许多群体的实际收入大幅下降，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男性。

　　例如，大学学历以下的男性今天的收入比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的同龄人要低得多。任何对美国的政治弊病进行严肃讨论的人，都不能忽视这些经济趋势。这些趋势困扰着美国的中产阶级，助长了那些转向特朗普的选民们的愤怒和沮丧。

　　事实证明，这些不平等的根本原因难以确定。诸如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兴起，恰逢生产力增长异常缓慢的时期，分析人士还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这些技术仅造福了资本所有者而不是工人。另一个经常被指摘的罪魁祸首——与中国的贸易显然是一个促成因素，但实际上只是在不平等已经加剧、美国制造业已经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对中国产品的进口才出现的爆炸式增长。此外，中国巨额贸易流入的欧洲国家并没有表现出与美国相同的不平等程度。放松管制和美国工会的消亡也不能解释制造业和文职工作的消失，因为这些岗位的消失基本上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都是普遍的。

　　无论其起源如何，经济不平等已经成为美国文化和政治动荡的一个根源。那些未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人，对政治体制产生了幻灭感。在一些从中国进口商品和自动化导致美国失业的地区，选民已经不再支持温和的政客，而是倾向于投票给那些更为极端的人。

　　好的政策可以始于纠正经济不平等的现象：更高的联邦最低工资，更合理的税收分配制度，以及更好的社会安全网，这将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然而，仅靠这些措施是不够的。美国需要为没有大学文凭的工人创造高收入和稳定的工作，而这个国家在如何做到这一点上还远远没有达成共识。

　　伴随着对经济状况不满而来的是对各种精英的不信任。许多美国公众和政客现在对基于专业知识的政策制定表达了越来越强烈的敌意。对美国机构，包括司法、国会、美联储和各种执法机构的信任已经崩溃。特朗普现象和最近的两党极化都不能仅仅归咎于这种反技术官僚的转变。早在共和党出现特朗普之前，就有不少选民几乎完全拒绝科学事实和有能力、客观的决策，这种情况在巴西、菲律宾和土耳其等其他国家也有出现。如果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种疑虑的根源，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几乎不可能让数百万人相信，由专家设计的更好的政策将极大地改善他们的生活，扭转几十年的衰退趋势。政策制定者们也不可能抑制导致特朗普崛起的不满情绪。

　　有毒的种子

　　民粹主义运动因不平等和对精英的不满而持续发展。然而，仅凭这些条件并不能解释，为什么2016年美国选民在不平等加剧、富人以牺牲普通民众为代价获益的情况下，转向了右翼而不是左翼。在美国，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已经做好准备，要把自身变成普通民众发泄怨气的工具，并把这些抱怨与反精英、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立场结合起来。

　　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出现并不是由于特朗普的“卡里斯玛”人格。这也不是始于新闻媒体对他的蛮横言论的聚焦、“通俄门”的影响或他对社交媒体的迷恋。相反，世界范围内，右翼民粹主义卷土重来，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至少在特朗普主导共和党之前的二十年里——还记得帕特·布坎南吗?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例子，不仅是那些因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而步履蹒跚的成熟民主国家，还有那些从全球化中获得经济利益的国家，包括巴西、匈牙利、印度、菲律宾、波兰和土耳其。

　　共和党会涉入这样一场运动，并让唐纳德·特朗普成为它的旗手，这从来都不是一个定局。有人可能会说，共和党人之所以支持特朗普，是因为他愿意执行共和党人的议程：减税、反对监管、任命保守派法官。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特朗普的人气飙升，是基于与共和党正统观念截然相反的立场：限制贸易、增加基础设施支出、帮助和干预制造业企业，以及削弱美国的国际角色。人们可以指出特朗普上台之前两极分化的急剧加剧，也可以谴责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然而，这些因素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个有着150年历史的政党会全盘放弃许多关键的政策原则。在2016年之前，几乎没有人会相信共和党会试图驳回并掩盖一个敌对政府对总统选举的干预。

　　着眼于全球来解决

　　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是美国现象，但它们的出现无疑有着一个全球图景。在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领导下，托利党(Tory Party)正在以一种与共和党相似(如果更为温和的话)的方式转型。法国右翼已经落后于“全国集会”(“全国集会”是极右翼“国民阵线”的新名称)。土耳其右翼领导人埃尔多安已经将自己重塑为一个铁腕人物。总之，这些和其他案例不仅表明了两极分化，而且表明了旧政治秩序的彻底瓦解。

　　这种瓦解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的，并不是不言自明的。首先要在这个时代主要的、贯穿各层面的经济趋势中寻找答案：全球化和数字自动化技术的兴起，导致了迅速的社会变革，同时带来了未能合理分配的收益和经济混乱。随着官方机构被证明无力或不愿保护那些遭受转型之苦的人，现有政党失去了这些民众的信任，那些声称了解问题和能改善世界的专家，同那些宣称能带来彻底变革的政客串通一气，在所谓的“破坏性”变革中为自身谋取利益。

　　从这个角度来看，仅仅指责选民行为的愚昧，仅仅击败一些的民粹主义者和威权铁腕人物，都是不够的。那些寻求巩固民主制度的人必须建立能够更好地监管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新制度，改变现在现有制度中不公平的规则，以便使其所促进的经济增长惠及更多的人(而且可能发展得更快，总体质量更高)。建立对公共机构和专家的信任需要证明他们是真正为民众服务并与民众站在一起的。

　　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本文译自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1-06/trump-wont-be-last-american-populist

　　在经历了四年可怕而混乱的时间后，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开始。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看起来在竞争激烈的总统大选中险胜特朗普总统。这次大选也成了美国民主的一场大考。

　　尽管如此，这个饱含争议的选举季应该不会让任何人对未来感到乐观。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威权和民粹主义转向源自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裂痕，美国人必须理解并解决这些问题，才能防止类似的潮流再次占领美国。“特朗普主义”的根源并在特朗普本人，甚至不源自美国政治，它与影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和政治潮流密切相关。

2020年11月，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大选造势集会

　　成长的沃土

　　到2016年，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出现的时机的已经成熟，今天依旧如此。过去的四十年里，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其他人群之间，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出现了巨大的不平等。其结果是，工资中位数在四十年里一直停滞不前，许多群体的实际收入大幅下降，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男性。

　　例如，大学学历以下的男性今天的收入比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的同龄人要低得多。任何对美国的政治弊病进行严肃讨论的人，都不能忽视这些经济趋势。这些趋势困扰着美国的中产阶级，助长了那些转向特朗普的选民们的愤怒和沮丧。

　　事实证明，这些不平等的根本原因难以确定。诸如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兴起，恰逢生产力增长异常缓慢的时期，分析人士还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这些技术仅造福了资本所有者而不是工人。另一个经常被指摘的罪魁祸首——与中国的贸易显然是一个促成因素，但实际上只是在不平等已经加剧、美国制造业已经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对中国产品的进口才出现的爆炸式增长。此外，中国巨额贸易流入的欧洲国家并没有表现出与美国相同的不平等程度。放松管制和美国工会的消亡也不能解释制造业和文职工作的消失，因为这些岗位的消失基本上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都是普遍的。

　　无论其起源如何，经济不平等已经成为美国文化和政治动荡的一个根源。那些未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人，对政治体制产生了幻灭感。在一些从中国进口商品和自动化导致美国失业的地区，选民已经不再支持温和的政客，而是倾向于投票给那些更为极端的人。

　　好的政策可以始于纠正经济不平等的现象：更高的联邦最低工资，更合理的税收分配制度，以及更好的社会安全网，这将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然而，仅靠这些措施是不够的。美国需要为没有大学文凭的工人创造高收入和稳定的工作，而这个国家在如何做到这一点上还远远没有达成共识。

　　伴随着对经济状况不满而来的是对各种精英的不信任。许多美国公众和政客现在对基于专业知识的政策制定表达了越来越强烈的敌意。对美国机构，包括司法、国会、美联储和各种执法机构的信任已经崩溃。特朗普现象和最近的两党极化都不能仅仅归咎于这种反技术官僚的转变。早在共和党出现特朗普之前，就有不少选民几乎完全拒绝科学事实和有能力、客观的决策，这种情况在巴西、菲律宾和土耳其等其他国家也有出现。如果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种疑虑的根源，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几乎不可能让数百万人相信，由专家设计的更好的政策将极大地改善他们的生活，扭转几十年的衰退趋势。政策制定者们也不可能抑制导致特朗普崛起的不满情绪。

　　有毒的种子

　　民粹主义运动因不平等和对精英的不满而持续发展。然而，仅凭这些条件并不能解释，为什么2016年美国选民在不平等加剧、富人以牺牲普通民众为代价获益的情况下，转向了右翼而不是左翼。在美国，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已经做好准备，要把自身变成普通民众发泄怨气的工具，并把这些抱怨与反精英、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立场结合起来。

　　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出现并不是由于特朗普的“卡里斯玛”人格。这也不是始于新闻媒体对他的蛮横言论的聚焦、“通俄门”的影响或他对社交媒体的迷恋。相反，世界范围内，右翼民粹主义卷土重来，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至少在特朗普主导共和党之前的二十年里——还记得帕特·布坎南吗?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例子，不仅是那些因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而步履蹒跚的成熟民主国家，还有那些从全球化中获得经济利益的国家，包括巴西、匈牙利、印度、菲律宾、波兰和土耳其。

　　共和党会涉入这样一场运动，并让唐纳德·特朗普成为它的旗手，这从来都不是一个定局。有人可能会说，共和党人之所以支持特朗普，是因为他愿意执行共和党人的议程：减税、反对监管、任命保守派法官。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特朗普的人气飙升，是基于与共和党正统观念截然相反的立场：限制贸易、增加基础设施支出、帮助和干预制造业企业，以及削弱美国的国际角色。人们可以指出特朗普上台之前两极分化的急剧加剧，也可以谴责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然而，这些因素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个有着150年历史的政党会全盘放弃许多关键的政策原则。在2016年之前，几乎没有人会相信共和党会试图驳回并掩盖一个敌对政府对总统选举的干预。

　　着眼于全球来解决

　　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是美国现象，但它们的出现无疑有着一个全球图景。在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领导下，托利党(Tory Party)正在以一种与共和党相似(如果更为温和的话)的方式转型。法国右翼已经落后于“全国集会”(“全国集会”是极右翼“国民阵线”的新名称)。土耳其右翼领导人埃尔多安已经将自己重塑为一个铁腕人物。总之，这些和其他案例不仅表明了两极分化，而且表明了旧政治秩序的彻底瓦解。

　　这种瓦解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的，并不是不言自明的。首先要在这个时代主要的、贯穿各层面的经济趋势中寻找答案：全球化和数字自动化技术的兴起，导致了迅速的社会变革，同时带来了未能合理分配的收益和经济混乱。随着官方机构被证明无力或不愿保护那些遭受转型之苦的人，现有政党失去了这些民众的信任，那些声称了解问题和能改善世界的专家，同那些宣称能带来彻底变革的政客串通一气，在所谓的“破坏性”变革中为自身谋取利益。

　　从这个角度来看，仅仅指责选民行为的愚昧，仅仅击败一些的民粹主义者和威权铁腕人物，都是不够的。那些寻求巩固民主制度的人必须建立能够更好地监管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新制度，改变现在现有制度中不公平的规则，以便使其所促进的经济增长惠及更多的人(而且可能发展得更快，总体质量更高)。建立对公共机构和专家的信任需要证明他们是真正为民众服务并与民众站在一起的。

　　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本文译自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1-06/trump-wont-be-last-american-popu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