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能否正确应对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取决于是否准确理解对这场竞争的性质和范围。不幸的是，由于对中国所构成挑战的性质存在误解或曲解，目前许多主流分析和评论者都产生了误判。让我们来看看美中战略竞争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是一场在东亚乃至全球范围内对于财富、权力和影响力的全方位的大国竞斗，它是不同政治治理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竞争，竞争双方有着对国际秩序的结构和规则的迥异观点。这场竞争主要是由美苏冷战以及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一因素可能更为重要)引起的历史性变化和结构性变化驱动的。这些事件及其后果已经改变了全球力量平衡，特别是美国和中国针对对方的战略谋划。新的现状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世界两大强国之间的紧张、猜疑和竞争，两国都想最大程度在世界上获得相对的优势地位。

　　然而，这并不必然是一场基于敌对关系的零和博弈或赢家通吃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至少不应该排除双边合作——事实上，双边合作对两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是必要和至关重要的。与许多主流观点相反，竞争的出现不是中国领导人个性或个人抱负的产物。驱动这场竞争的历史和结构性因素基本上早在2012年之前就存在了。

　　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不是一场类似美苏之间那样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美中双方的意识形态和战略目标并不相互排斥，或者说，至少不需要相互排斥。中国并不是要破坏美国的体系，也不是要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事实上，北京大概已经认定，拥有全球霸权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目标不需要费力追求，只需要确保中国利益即可。中国领导人可能还认为，追求全球霸权将适得其反，并且会破坏稳定，不利于的中国利益或安全。基于对美国的有限认知，他们可能还觉得，全球霸权地位是一种负担且不可持续。考虑到这种成本效益对比，北京无意追逐全球主导地位这种宏大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经常谈论全球“多极化”。

　　中国正是在推动多极化的框架下，寻求将自身的治理和发展模式合法化，而不是强加于其他国家。这正是中国政府在通常呼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所指涉的。这不是一些学者所说的扩张主义和咄咄逼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愿景，而是一个相对温和的口号，源自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的核心重点是相互尊重或至少容忍不同的治理体系，并共同寻求解决面临的全球挑战和紧迫任务的办法。同样，当中国领导人谈论“全球治理改革”时，他们显然是在谈论改革——而不是用中国模式部分或者完全地来取代国际体系。事实上，北京看到现有的国际体系正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它希望对该体系进行调整和更新，使其更能反映和代表21世纪的世界力量平衡。很明显，中国人希望最大限度地让这个体系为中国的议程服务，并认可中国青睐的商业模式。

　　很多评论者都认为美中战略竞争是一场新的冷战。他们其实是按照自己的目的定义了这一术语，只是对他们来说，美中是一场“冷战”。但这种比较是不恰当的，因为美中竞争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斗争。今天的世界并没有两个分别以北京和华盛顿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对立阵营;美国与中国的融合和相互依赖程度是美苏之间从未有过的。的确，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华盛顿从未面对过一个在包括从战略或意识形态方面及多个领域同时展开竞争的对手。

　　总结来说，中国学者吴心伯准确而简洁地概括了中国对美国所构成挑战的性质，他指出“中国没有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但它确实威胁要削弱美国的霸权，分享其全球领导角色，并展示其发展和治理模式的替代方案。”这就是美国现在面临的这场竞争的性质和范围。

　　有了这样的判断，对华盛顿来说最好的应对方法是什么?首先，美国需要充分认识和承认，由于近代历史发展以及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影响，世界的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和美国的相对影响力和能力也已经变了。此外，两国彼此间对对方的影响力也变了。反过来，这将要求华盛顿重新评估其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并认识到在与北京打交道时日益需要权衡和互惠。美国也需要明白，针对中国的遏制政策或政权更迭可能不现实，反而适得其反。最后，华盛顿需要认识到，美国的“主导地位”——无论是在东亚还是在全球——几乎肯定不可持续的;这也是美国的海外盟友和合作伙伴不愿加入美国与中国的零和竞争，或针对中国遏制或政权更迭的斗争的原因之一。

　　那么，基于这些新的战略现实，美国重新调整对华政策的关键要素应该是什么呢?尽管有着传统的军事竞争，但美中竞争主要是在非军事领域，美国首先需要集中精力恢复和增加其经济和技术竞争力。仅仅是抱怨中国的经济外交，尤其是批评其扩张性的“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不够的，华盛顿要为那些向中国寻求资源、市场、准入和影响力的国家提供替代方案，从而与中国展开竞争。美国还需要重振和动员美国的外交力量，显然，美国的外交已经被搁置一边，而且资金不足。除非我们愿意与中国同行进行经常性和广泛的接触，否则我们在缓和与北京的紧张关系方面不会取得什么进展，况且还有无数的双边和多边问题迫切需要双方的关注和合作。

　　所有这一切都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传统安全领域。在完成针对中国能力和活动的广度和范围所做的举措后，美国应该继续在军事、空间、情报和网络领域，以及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领域行动，最大限度地发挥能力、提高警惕、进行威慑。与此同时，华盛顿必须避免将主要不是军事问题或不容易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的问题过度军事化;诸如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都属于这一范畴。美国还可以而且应该重振其盟友和伙伴网络以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这样做是基于共同和现实的目标——认识到我们的外国伙伴不同的战略重点，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以及采取对抗性手段的适合程度。

　　最后，正如大多数评论员所观察到的那样，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美国重整自身的秩序。当前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危机遏制了美国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但这也加剧了一种趋势，即美国人把很多问题归咎于中国，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美国自身。如果华盛顿要在合适的基础上与北京打交道，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与中国战略竞争真正的核心要素上，就必须纠正当前的局面。简而言之，美国需要让自身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重新具有国际竞争力。不必担心与中国的竞争会落败，除非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失去信心。

　　作者系美国国家利益中心资深研究员，也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本文译自《国家利益》官网，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understanding-us-china-strategic-competition-171014

　　美国能否正确应对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取决于是否准确理解对这场竞争的性质和范围。不幸的是，由于对中国所构成挑战的性质存在误解或曲解，目前许多主流分析和评论者都产生了误判。让我们来看看美中战略竞争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是一场在东亚乃至全球范围内对于财富、权力和影响力的全方位的大国竞斗，它是不同政治治理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竞争，竞争双方有着对国际秩序的结构和规则的迥异观点。这场竞争主要是由美苏冷战以及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一因素可能更为重要)引起的历史性变化和结构性变化驱动的。这些事件及其后果已经改变了全球力量平衡，特别是美国和中国针对对方的战略谋划。新的现状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世界两大强国之间的紧张、猜疑和竞争，两国都想最大程度在世界上获得相对的优势地位。

　　然而，这并不必然是一场基于敌对关系的零和博弈或赢家通吃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至少不应该排除双边合作——事实上，双边合作对两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是必要和至关重要的。与许多主流观点相反，竞争的出现不是中国领导人个性或个人抱负的产物。驱动这场竞争的历史和结构性因素基本上早在2012年之前就存在了。

　　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不是一场类似美苏之间那样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美中双方的意识形态和战略目标并不相互排斥，或者说，至少不需要相互排斥。中国并不是要破坏美国的体系，也不是要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事实上，北京大概已经认定，拥有全球霸权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目标不需要费力追求，只需要确保中国利益即可。中国领导人可能还认为，追求全球霸权将适得其反，并且会破坏稳定，不利于的中国利益或安全。基于对美国的有限认知，他们可能还觉得，全球霸权地位是一种负担且不可持续。考虑到这种成本效益对比，北京无意追逐全球主导地位这种宏大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经常谈论全球“多极化”。

　　中国正是在推动多极化的框架下，寻求将自身的治理和发展模式合法化，而不是强加于其他国家。这正是中国政府在通常呼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所指涉的。这不是一些学者所说的扩张主义和咄咄逼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愿景，而是一个相对温和的口号，源自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的核心重点是相互尊重或至少容忍不同的治理体系，并共同寻求解决面临的全球挑战和紧迫任务的办法。同样，当中国领导人谈论“全球治理改革”时，他们显然是在谈论改革——而不是用中国模式部分或者完全地来取代国际体系。事实上，北京看到现有的国际体系正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它希望对该体系进行调整和更新，使其更能反映和代表21世纪的世界力量平衡。很明显，中国人希望最大限度地让这个体系为中国的议程服务，并认可中国青睐的商业模式。

　　很多评论者都认为美中战略竞争是一场新的冷战。他们其实是按照自己的目的定义了这一术语，只是对他们来说，美中是一场“冷战”。但这种比较是不恰当的，因为美中竞争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斗争。今天的世界并没有两个分别以北京和华盛顿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对立阵营;美国与中国的融合和相互依赖程度是美苏之间从未有过的。的确，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华盛顿从未面对过一个在包括从战略或意识形态方面及多个领域同时展开竞争的对手。

　　总结来说，中国学者吴心伯准确而简洁地概括了中国对美国所构成挑战的性质，他指出“中国没有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但它确实威胁要削弱美国的霸权，分享其全球领导角色，并展示其发展和治理模式的替代方案。”这就是美国现在面临的这场竞争的性质和范围。

　　有了这样的判断，对华盛顿来说最好的应对方法是什么?首先，美国需要充分认识和承认，由于近代历史发展以及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影响，世界的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和美国的相对影响力和能力也已经变了。此外，两国彼此间对对方的影响力也变了。反过来，这将要求华盛顿重新评估其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并认识到在与北京打交道时日益需要权衡和互惠。美国也需要明白，针对中国的遏制政策或政权更迭可能不现实，反而适得其反。最后，华盛顿需要认识到，美国的“主导地位”——无论是在东亚还是在全球——几乎肯定不可持续的;这也是美国的海外盟友和合作伙伴不愿加入美国与中国的零和竞争，或针对中国遏制或政权更迭的斗争的原因之一。

　　那么，基于这些新的战略现实，美国重新调整对华政策的关键要素应该是什么呢?尽管有着传统的军事竞争，但美中竞争主要是在非军事领域，美国首先需要集中精力恢复和增加其经济和技术竞争力。仅仅是抱怨中国的经济外交，尤其是批评其扩张性的“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不够的，华盛顿要为那些向中国寻求资源、市场、准入和影响力的国家提供替代方案，从而与中国展开竞争。美国还需要重振和动员美国的外交力量，显然，美国的外交已经被搁置一边，而且资金不足。除非我们愿意与中国同行进行经常性和广泛的接触，否则我们在缓和与北京的紧张关系方面不会取得什么进展，况且还有无数的双边和多边问题迫切需要双方的关注和合作。

　　所有这一切都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传统安全领域。在完成针对中国能力和活动的广度和范围所做的举措后，美国应该继续在军事、空间、情报和网络领域，以及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领域行动，最大限度地发挥能力、提高警惕、进行威慑。与此同时，华盛顿必须避免将主要不是军事问题或不容易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的问题过度军事化;诸如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都属于这一范畴。美国还可以而且应该重振其盟友和伙伴网络以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这样做是基于共同和现实的目标——认识到我们的外国伙伴不同的战略重点，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以及采取对抗性手段的适合程度。

　　最后，正如大多数评论员所观察到的那样，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美国重整自身的秩序。当前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危机遏制了美国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但这也加剧了一种趋势，即美国人把很多问题归咎于中国，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美国自身。如果华盛顿要在合适的基础上与北京打交道，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与中国战略竞争真正的核心要素上，就必须纠正当前的局面。简而言之，美国需要让自身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重新具有国际竞争力。不必担心与中国的竞争会落败，除非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失去信心。

　　作者系美国国家利益中心资深研究员，也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本文译自《国家利益》官网，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understanding-us-china-strategic-competition-17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