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研究了这段历史，决心确保新中国不会重蹈前代的覆辙。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段历史在1949年后被称为中国“屈辱的世纪”，成了中国历史叙事的核心部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独立的中坚力量。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说法，中国的复兴只有通过恢复霸权地位和它以前的领土范围(包括台湾)才能得以实现。

　　然而，邓小平成功地改革中国，并不仅仅出于对复仇的渴望。相反，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学生，邓密切观察了新加坡的发展，这表明，一个具有类似文化背景的中国社会具备了有效利用市场的先决条件。其次，他知道中国可以通过开放市场来迅速刺激经济增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明白，通过正确的贸易方式，并结合中国与蒙古和欧洲殖民列强的历史，中国可以在保持主权和排除美国政治影响的同时做到这一点。邓的策略奏效了，尽管它与西方经济学的传统观点相矛盾。

　　今天的经济学家可能会认为，明朝对俺答汗的政策是不理性的，因为开放贸易本来可以互惠互利。实际上，明朝皇帝的拒绝是一种否定策略，它说明了贸易方面的政治约束：相对优势往往比绝对优势更重要。保持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相对优势是必要的，因为安全是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如果皇帝允许蒙古人通过与中国的贸易来超越中国，那对自己最终会没有任何好处。

　　中国和日本在十九世纪寻求孤立，以维持当地的政治控制，对抗崛起的欧洲殖民列强。如果现代经济学家一直在为清廷出谋献策，他们可能会辩称，开放与欧洲列强的贸易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它将优化和创造最大的经济增长。相反，一旦中国抵制贸易开放，那个时代的大国在颠覆主权方面就有了经济利益。英国、荷兰或美国不希望他们的水手或商人在中国法律下受审，这意味着他们将开始要求域外管辖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寻求控制越来越多的物流和经济中心，如香港、天津和上海。最终，他们占领了北京。

　　这说明了自由贸易倡导者没有认识到的一种普遍模式——当他国在你的国家的组织或资源中拥有经济利益时，这些国家就会在利益的驱使下去干预你的经济。如果经济利益足够大，这最终会导致你的国家主权的丧失。

　　历史表明，如果一个政府必须在经济增长和维持管理之间做出选择，它通常会非常乐意放弃增长。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制裁阻碍了经济增长，甚至影响了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现有的经济基础设施。然而，这三个国家始终宁愿承受经济损失，也不愿放弃地缘政治、安全或军事优势，比如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或者俄罗斯对其近邻和中东地区的军事干预。

　　西方的现代学者和决策者想当然地以为政治体系是稳定的，并把市场而非包括国家本身在内的其他社会基础设施视为最重要的。市场并不先于国家;相反，国家通过建立和执行市场规范，为市场繁荣创造条件。国家必须为内部市场和与外部市场的贸易认真制定这些准则，以防止不可预测的后果。考虑到这一点，邓开始着手解决中国的问题。

　　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华国锋坚持严格执行毛的路线，这在全中国都不受欢迎，在中共内部更是如此。甚至在毛去世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公开谴责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流放生涯的邓召集了他的盟友，支持这些批评，并很快将华赶下台。邓的前进道路是明确的，他进行体制改革，从而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从而让中国发展到了现在的地位。

　　在追求这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邓有两个关键目标：确保中共执政的存续，以及改善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他在这两方面都获得了成功。政权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比苏联更长久，仍然强大。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改变了取代苏联，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现在，俄罗斯是中国对抗西方的次要伙伴，而不是像之前那样，中国作为苏联的次要伙伴。

　　邓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并不过分关注政策细节是否遵循了共产主义理论。邓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让人联想到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论点：既然伊斯兰是真正的宗教，它必须兼容任何符合理性和土耳其进步的事物。邓小平的另一个说法是，“致富光荣”,这似乎与传统共产主义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贬斥相冲突。对这一立场的一种宽和的解释是，只要中国仍处于共产党的政府之下，无论怎样的经济增长，最终都是共产主义的，因为这种增长会被用于建设共产主义。

　　与他对坚持共产主义理论的矛盾态度相反，邓非常关心政策细节是否会削弱或加强中国的主权和权力。邓亲自出手确保不出现这样的结果。尽管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72年的中国之行众所周知，但它可能没有邓1979年的美国之行那么重要。这是邓执政后的第一件大事:这次访问最终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重新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除了会晤吉米·卡特总统，邓还访问了美国各地。在为期九天的访问中，邓参观了可口可乐公司的总部，参观了福特、波音和贝克休斯的工厂，并参观了美国宇航局在得克萨斯州的载人航天中心，在那里，他还坐在月球车上。在参加附近的牛仔竞技活动时，他戴着一顶经典的十加仑牛仔帽，这一幕被镜头捕捉到了。这些不仅仅是例行摄影，而且是战略性的技术和公共关系的举措，对于他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通过与美国的贸易和工发展业来振兴中国。

　　邓访问美国，亲眼目睹了即将被出口到海外并在中国重建的制造技术。此外，这次访问让他展现了一个没有威胁、友好、和平的中国形象，这对一个在冷战期间仍被视为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格外重要。

　　2018年，在埃默里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前总统卡特称赞邓的访问“对美国公众产生了有益的影响”。用卡特的话来说，“很快，令我吃惊的是，美国人民开始对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的条约有了好感。”那个条约的结果已成为历史。邓访问时的西雅图市长这样总结道:“1971年，中美之间几乎没有贸易往来。几乎随着邓的到访，一切都立即开始了。”

　　邓说服了美国人民和总统，中国对美国没有构成威胁，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两国确保了广泛和前所未有的自由贸易水平。但是邓并没有被重重顾虑所困扰，他知道政治才能的实践并不依赖于空想。他特别注意确保只有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才能进入中国，而不是任何美国人或美国的思想。例如，当卡特要求邓允许美国传教士返回中国作为外交承认的回报时，邓拒绝了，因为“他们表现得比中国人优越，试图改变我们的文化。”尽管如此，卡特还是达成了协议。

　　邓的思维方式始终没变，在1992年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就香港地位问题进行的谈判中表现得很明显，当时香港仍处于英国管理之下。在主持会谈时，邓坚持香港是中国的主权，他认为，否则他“将不比根据非法和无效的条约，首先将中国领土割让给英国的清朝卖国贼好到什么程度”。撒切尔断然拒绝了邓的提议，并重申了鸦片战争条约的合法性。作为回应，在接下来的会谈中，邓出席了朝鲜金日成举办的宴会，冷落了在同一大楼的英国代表团。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通过进入美国市场、获得技术专业知识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吉米•卡特卸任总统后，罗纳德•里根上台，后者显然无意对推翻卡特和邓的协议，而是专注于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尽管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但由于地缘政治原因，中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脱离了与苏联的联盟关系。美国的政策对中国来说不是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对经济的担忧主要集中在快速增长的日本，而不是中国。这肯定让中国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他们不仅被忽视了，而且美国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他们的地区竞争对手身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经济上能够威胁美国经济是因为美国两次强行令其对外开放经济，一次在十九世纪由于马修·c·佩里将军,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日本的商业领袖们积极地采纳了最初由美国工程师和顾问在战后发展起来的提高经济效率的方法。

　　邓在押注时认为，西方在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中已经赢了这么久，以至于它忘记了如果形势逆转，对手会有多么强大。他认为，西方在意识形态上被冷战蒙蔽了双眼，没有把中国视为安全威胁;在经济发展上被自由市场蒙蔽了双眼，没有意识到与中国的自由贸易是一场失败的赌注。就像十六世纪的蒙古可以通过与中国的贸易获得绝对优势一样，中国同美国的贸易也是如此。但美国并没有像明朝那样封锁中国，而是欣然向中国开放。中国所需要的只是邓的一些明智的公共关系工作。

　　在西方，财富增长带来自由民主的经验，在历史上其实是偶然的，不会在中国重演。如今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视自己为一个强国。一旦中国的GDP超过美国，中国执政党将在国内享有无限的合法性。若要阻止这样的国家成为极权国家，可能需要外国的军事干预，但与日本不同，中国是不能被侵略的。相反，在意识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巨大影响力后，西方精英可能会效仿邓小平，重新学习对贸易政策的运用。

　　作者系俾斯麦分析公司(Bismarck Analysis)的创始人和总裁，他还是长久基金会(Long Now Foundation)的研究员，及远见研究所(Foresight Institute)的政治学高级研究员。本文译自《国家利益》官网，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deng-xiaoping-solved-china%E2%80%99s-trade-problem%E2%80%94and-what-america-can-learn-him-170980

　　在过去的十年里，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中国不再只是世界经济中低调的重要参与者，相反，现在的中国被认为是美国及其盟友在全球的主要竞争对手。正如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最近所说，中国“在网络空间离我们越来越近，他们在北极、在非洲都有存在，我们看到他们在投资我们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国制造”的说法早已不能拿来调侃了。

　　西方精英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感到措手不及。突然间，他们必须了解中国，但却发现困惑远比答案更多，而答案并不那么容易得到。浏览中国互联网不仅有语言障碍，而且还被有意设置了防火墙。可以说，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比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要好。

1979年，邓小平访美

　　然而，当下世界并不是唯一可以找到答案的地方。中华文明仍然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要了解一个国家或机构的现在和未来，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它的过去。在试图理解中国的历史是如何决定其现在和未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自己和那个使当代中国得以腾飞的人——邓小平，处于同样的位置。

　　当前的中国领导人继承了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领导中国时建立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结构。这些深受中国历史的影响，并被精心设计以确保中国执政党的生存和中国在世界上地缘政治地位的提高。这里还有两个重要的事实。首先，邓是成功的;其次，他之所以成功，因为他了解并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在不放弃国家主权的情况下管理贸易以促进经济增长?

　　出于政治的考虑，中国限制贸易的的历史并非只在二十一世纪，也不是始于冷战期间，甚至也不止在十九世纪欧洲殖民列强到来时。在十六世纪的明朝，中国已经开始学习如何谨慎地管理与一个相对被遗忘的亚洲强国——蒙古的贸易，以从中受益。

　　俺答汗是十六世纪一位强大的蒙古统治者。与传统印象中嗜血的草原军阀不同，俺答汗是一位有能力的政治家。俺答汗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仰慕者。他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以中国城市为蓝本建立了一座名为“库库和屯”的新城。他还打算通过与中国的贸易来确保蒙古冬季的粮食安全，并令中国人信服他对所有蒙古人的统治。有才干的政治家通常会效仿成功国家的做法，但这种模仿并不能自动赢得所模仿国家的友谊，俺答汗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

　　明朝的统治者对俺答汗的宏伟计划不感兴趣，反而对其实施了封锁。明朝意识到贸易将推动蒙古族人口的增长，如果他们的人数太多，中国将完全无法击退他们的袭击。虽然中国会从与蒙古人的贸易中获益，但蒙古人受益更多，反过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俺答汗率军在1550年兵临北京，这表明双方的势力平衡已经被破坏。1571年，俺答汗再次入侵，迫使中国签订了持续约一年的条约和贸易协议，直到中国违约。

　　十年后，俺答汗去世。他成功地巩固了对蒙古的统治，并让中国信服。但是，没有像几百年前发生的那样，蒙古帝国不断扩张并最后得以入主中原。反而是明朝通过限制贸易，成功地迫使俺答汗与其建立附属关系。俺答汗在进贡时接受了明朝朝廷的“顺义王”封号。他的后代为中国服务，与更多的蒙古部落战斗。“库库和屯”也被明朝更名为“归化城”。

　　如今，这座城市还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在这座城市一个主要广场上，矗立着一尊张开双手坐着的俺答汗雕像，这与巨大的成吉思汗雕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吉思汗一身戎装，骑在马上，俯瞰着蒙古的大草原。

　　1860年秋天，北京的紫禁城被英法联军占领，它是中国长达几个世纪的帝国中枢所在地。四年之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英国得以非法地向中国出口鸦片。英国代表埃尔金勋爵提议烧毁紫禁城，但被说服只烧毁了中国皇帝的“夏宫”，因为这不会危及即将签署的和平条约。

　　该条约规定中国投降，并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为中国的基督徒确立宗教自由,开放天津港(后被称为中国的曼哈顿)，英国有权将中国契约仆役运送到美洲，中国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将满洲的部分地区割让给俄罗斯，中国还向英国和法国支付了一笔巨额赔款。当时的中国统治者清王朝在军队被摧毁、首都被占领的情况下别无选择，只能签署协议。“库库和屯”建立三百年后，欧洲殖民势力在俺答汗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

　　与蒙古人不同，欧洲的殖民战略始于贸易开放，而不是最终达到顶点。建立开放贸易措施后，欧洲大国将继续对国家的经济利益和个人进行军事或政治保护，最终让对手屈从或实现吞并。与蒙古不同，内陆的蒙古依靠中国的经济增长，而欧洲则没有。欧洲的殖民列强有整个世界可以贸易。当中国封锁了蒙古，尽管可以进行军事报复，但蒙古人还是被迫接受他们的附庸地位。当中国对欧洲列强实行禁运时，他们可能不会立即进行报复，但最终还是采取了行动，而且还动用更多的资源。中华帝国用旧策略对付新玩家，结果输了。虽然明朝的战略失败了，但它很可能阻止了中国像印度一样被彻底征服。

　　英国人用同样的策略成功地征服和统治了印度——一个与中国规模和古老程度相当的亚洲文明。在印度，欧洲的存在开始于商人的贸易站。来自敌对国家的商人相互骚扰，1746年，一支法国舰队占领了马德拉斯市(现在的钦奈)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站。作为回应，英国派出了更多的军队，并积极涉入当地的争端。1757年，前东印度公司职员罗伯特•克莱夫从法国在马德拉斯的囚禁中逃脱后加入了军队。克莱夫率领英国人参加了普拉西战役，推翻了孟加拉的统治者，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

　　中国也有过类似的欧洲殖民史。在十六世纪，葡萄牙人是第一批通过澳门港口进行贸易的欧洲人。所有其他的欧洲贸易都被中国政府严格限制在广东(现在的广州)，直到因英国非法出口鸦片而导致鸦片战争。战争结束后，签署的上述条约对中国非常不利。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中国遭受了从日本到美国等几乎所有全球强国的压榨，并在1901年的义和团战争结束时，由八个外国强国组成的联军再次占领了北京。中华帝国，作为一个实体，很快就不复存在——十年后，末代皇帝被推翻。

　　试想一下，如果华盛顿特区被俄罗斯、中国、墨西哥和其他几个国家的入侵军队占领后，美国的总统制度被废除，美国精英们会是什么心情。更糟的是，洛杉矶并入了俄罗斯，成为了他们的海外贸易第一站。谁能理解“末代美国总统”这个词的含义吗?

　　邓小平研究了这段历史，决心确保新中国不会重蹈前代的覆辙。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段历史在1949年后被称为中国“屈辱的世纪”，成了中国历史叙事的核心部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独立的中坚力量。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说法，中国的复兴只有通过恢复霸权地位和它以前的领土范围(包括台湾)才能得以实现。

　　然而，邓小平成功地改革中国，并不仅仅出于对复仇的渴望。相反，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学生，邓密切观察了新加坡的发展，这表明，一个具有类似文化背景的中国社会具备了有效利用市场的先决条件。其次，他知道中国可以通过开放市场来迅速刺激经济增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明白，通过正确的贸易方式，并结合中国与蒙古和欧洲殖民列强的历史，中国可以在保持主权和排除美国政治影响的同时做到这一点。邓的策略奏效了，尽管它与西方经济学的传统观点相矛盾。

　　今天的经济学家可能会认为，明朝对俺答汗的政策是不理性的，因为开放贸易本来可以互惠互利。实际上，明朝皇帝的拒绝是一种否定策略，它说明了贸易方面的政治约束：相对优势往往比绝对优势更重要。保持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相对优势是必要的，因为安全是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如果皇帝允许蒙古人通过与中国的贸易来超越中国，那对自己最终会没有任何好处。

　　中国和日本在十九世纪寻求孤立，以维持当地的政治控制，对抗崛起的欧洲殖民列强。如果现代经济学家一直在为清廷出谋献策，他们可能会辩称，开放与欧洲列强的贸易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它将优化和创造最大的经济增长。相反，一旦中国抵制贸易开放，那个时代的大国在颠覆主权方面就有了经济利益。英国、荷兰或美国不希望他们的水手或商人在中国法律下受审，这意味着他们将开始要求域外管辖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寻求控制越来越多的物流和经济中心，如香港、天津和上海。最终，他们占领了北京。

　　这说明了自由贸易倡导者没有认识到的一种普遍模式——当他国在你的国家的组织或资源中拥有经济利益时，这些国家就会在利益的驱使下去干预你的经济。如果经济利益足够大，这最终会导致你的国家主权的丧失。

　　历史表明，如果一个政府必须在经济增长和维持管理之间做出选择，它通常会非常乐意放弃增长。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制裁阻碍了经济增长，甚至影响了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现有的经济基础设施。然而，这三个国家始终宁愿承受经济损失，也不愿放弃地缘政治、安全或军事优势，比如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或者俄罗斯对其近邻和中东地区的军事干预。

　　西方的现代学者和决策者想当然地以为政治体系是稳定的，并把市场而非包括国家本身在内的其他社会基础设施视为最重要的。市场并不先于国家;相反，国家通过建立和执行市场规范，为市场繁荣创造条件。国家必须为内部市场和与外部市场的贸易认真制定这些准则，以防止不可预测的后果。考虑到这一点，邓开始着手解决中国的问题。

　　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华国锋坚持严格执行毛的路线，这在全中国都不受欢迎，在中共内部更是如此。甚至在毛去世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公开谴责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流放生涯的邓召集了他的盟友，支持这些批评，并很快将华赶下台。邓的前进道路是明确的，他进行体制改革，从而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从而让中国发展到了现在的地位。

　　在追求这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邓有两个关键目标：确保中共执政的存续，以及改善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他在这两方面都获得了成功。政权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比苏联更长久，仍然强大。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改变了取代苏联，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现在，俄罗斯是中国对抗西方的次要伙伴，而不是像之前那样，中国作为苏联的次要伙伴。

　　邓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并不过分关注政策细节是否遵循了共产主义理论。邓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让人联想到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论点：既然伊斯兰是真正的宗教，它必须兼容任何符合理性和土耳其进步的事物。邓小平的另一个说法是，“致富光荣”,这似乎与传统共产主义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贬斥相冲突。对这一立场的一种宽和的解释是，只要中国仍处于共产党的政府之下，无论怎样的经济增长，最终都是共产主义的，因为这种增长会被用于建设共产主义。

　　与他对坚持共产主义理论的矛盾态度相反，邓非常关心政策细节是否会削弱或加强中国的主权和权力。邓亲自出手确保不出现这样的结果。尽管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72年的中国之行众所周知，但它可能没有邓1979年的美国之行那么重要。这是邓执政后的第一件大事:这次访问最终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重新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除了会晤吉米·卡特总统，邓还访问了美国各地。在为期九天的访问中，邓参观了可口可乐公司的总部，参观了福特、波音和贝克休斯的工厂，并参观了美国宇航局在得克萨斯州的载人航天中心，在那里，他还坐在月球车上。在参加附近的牛仔竞技活动时，他戴着一顶经典的十加仑牛仔帽，这一幕被镜头捕捉到了。这些不仅仅是例行摄影，而且是战略性的技术和公共关系的举措，对于他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通过与美国的贸易和工发展业来振兴中国。

　　邓访问美国，亲眼目睹了即将被出口到海外并在中国重建的制造技术。此外，这次访问让他展现了一个没有威胁、友好、和平的中国形象，这对一个在冷战期间仍被视为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格外重要。

　　2018年，在埃默里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前总统卡特称赞邓的访问“对美国公众产生了有益的影响”。用卡特的话来说，“很快，令我吃惊的是，美国人民开始对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的条约有了好感。”那个条约的结果已成为历史。邓访问时的西雅图市长这样总结道:“1971年，中美之间几乎没有贸易往来。几乎随着邓的到访，一切都立即开始了。”

　　邓说服了美国人民和总统，中国对美国没有构成威胁，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两国确保了广泛和前所未有的自由贸易水平。但是邓并没有被重重顾虑所困扰，他知道政治才能的实践并不依赖于空想。他特别注意确保只有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才能进入中国，而不是任何美国人或美国的思想。例如，当卡特要求邓允许美国传教士返回中国作为外交承认的回报时，邓拒绝了，因为“他们表现得比中国人优越，试图改变我们的文化。”尽管如此，卡特还是达成了协议。

　　邓的思维方式始终没变，在1992年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就香港地位问题进行的谈判中表现得很明显，当时香港仍处于英国管理之下。在主持会谈时，邓坚持香港是中国的主权，他认为，否则他“将不比根据非法和无效的条约，首先将中国领土割让给英国的清朝卖国贼好到什么程度”。撒切尔断然拒绝了邓的提议，并重申了鸦片战争条约的合法性。作为回应，在接下来的会谈中，邓出席了朝鲜金日成举办的宴会，冷落了在同一大楼的英国代表团。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通过进入美国市场、获得技术专业知识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吉米•卡特卸任总统后，罗纳德•里根上台，后者显然无意对推翻卡特和邓的协议，而是专注于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尽管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但由于地缘政治原因，中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脱离了与苏联的联盟关系。美国的政策对中国来说不是问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对经济的担忧主要集中在快速增长的日本，而不是中国。这肯定让中国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他们不仅被忽视了，而且美国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他们的地区竞争对手身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经济上能够威胁美国经济是因为美国两次强行令其对外开放经济，一次在十九世纪由于马修·c·佩里将军,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日本的商业领袖们积极地采纳了最初由美国工程师和顾问在战后发展起来的提高经济效率的方法。

　　邓在押注时认为，西方在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中已经赢了这么久，以至于它忘记了如果形势逆转，对手会有多么强大。他认为，西方在意识形态上被冷战蒙蔽了双眼，没有把中国视为安全威胁;在经济发展上被自由市场蒙蔽了双眼，没有意识到与中国的自由贸易是一场失败的赌注。就像十六世纪的蒙古可以通过与中国的贸易获得绝对优势一样，中国同美国的贸易也是如此。但美国并没有像明朝那样封锁中国，而是欣然向中国开放。中国所需要的只是邓的一些明智的公共关系工作。

　　在西方，财富增长带来自由民主的经验，在历史上其实是偶然的，不会在中国重演。如今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视自己为一个强国。一旦中国的GDP超过美国，中国执政党将在国内享有无限的合法性。若要阻止这样的国家成为极权国家，可能需要外国的军事干预，但与日本不同，中国是不能被侵略的。相反，在意识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巨大影响力后，西方精英可能会效仿邓小平，重新学习对贸易政策的运用。

　　作者系俾斯麦分析公司(Bismarck Analysis)的创始人和总裁，他还是长久基金会(Long Now Foundation)的研究员，及远见研究所(Foresight Institute)的政治学高级研究员。本文译自《国家利益》官网，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deng-xiaoping-solved-china%E2%80%99s-trade-problem%E2%80%94and-what-america-can-learn-him-170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