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美国两党的合作已经很少见了，但两党确实还有一些共同点：对中国问题的深切担忧。今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当被问及是否同意特朗普总统的中国政策时，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冷淡但明确地回答说:“我们在这方面有共识。”今年，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的立法轻松地在国会获得通过。与过去不同，中国当下在华盛顿的权力走廊里几乎没有朋友。

　　即使在国会之外，对于中国如何对美国构成威胁，各政治派别也达成了广泛共识。对许多人来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压迫性的一党制国家。……特朗普政府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都对中国的人权记录进行了抨击。……

2019年，中美领导人在日本大阪举行的G20峰会上会晤

　　对中国的批评是应该的。美国与中国的竞争确实异常激烈，这要求美国在许多方面对其采取强硬立场。华盛顿绝不应该回避它对共和制的支持和对人类尊严的维护。但是意识形态并不是中美关系的根源，即使中国的马列主义精英们这样认为。即便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中国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国土面积以及随之而来的力量也会引起美国决策者的深切担忧。将这种竞争视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将会误解它的本质，并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

　　中国行为探源

　　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是自19世纪末的美国以来，国际体系中崛起的最大国家。它希望在如今已成为世界最大市场的亚洲建立霸权地位。尽管中国共产党比许多人所认为意识形态色彩更为浓厚，但北京追求这些目标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源自意识形态。

　　中国寻求建立一个很有可能是对其经济有利的区域贸易区，构建一个现代的类似于14世纪到19世纪使中国处于东亚中心地位的朝贡制度。如今世界的贸易壁垒不断上升，在建立一个符合其标准并惠及其工人和公司的庞大市场领域方面，中国将获得巨大优势。中国谋求霸权也有战略目的。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觉得自身被美国的盟友和其他竞争对手包围着。现在，它打算迫使邻国听从北京的安全指示。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屈辱”后，中国渴望站起来，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展示自己的实力。

　　严格来说，这些谋划都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正如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要争夺区域霸权，战后的苏联、19世纪初期革命后的法国以及19世纪的美国也都在争夺地区霸权。自由的英国统治着一个实行特惠贸易制度的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也是如此。

　　无论中国的意图是多么理所当然，美国的首要利益非常明确，那就是阻止中国实现这些愿望。对美国人来说，这种利益至关重要:与亚洲进行贸易和其他经济交往的能力。美国根本承受不起被排除(或受到严重歧视)在这个巨大的、仍在增长的市场之外的后果。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超过美国公司。美国将成为中国胁迫手段的牺牲品，美国所享有繁荣和长期安全将处于危险之中。

　　幸运的是，亚洲及其他区域的许多国家也希望确保中国成为这一区域的霸主。从澳大利亚、日本到印度和越南，这些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所有这些国家，无论其国内政治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那就是确保其自主权不受专横中国的影响。在美国的领导下，这些国家可以联合起来，阻止中国实现其获得亚洲霸权的企图。

　　错误的视角

　　如果美国决策者坚持认为与中国的竞争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那么寻求建立这样一个联盟将是困难的。更糟糕的是，这还可能导致出现比预期更负面的结果。顾名思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使竞争变成了你死我亡的生存竞赛，进一步加剧了竞争的强度和风险。用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美国需要努力改变中国的制度和体系，从而使北京更有理由去采取潜在的灾难性措施来避免失败。事实是，只要中国尊重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利益，美国可以与一个由中共治理的中国共存。

　　如果共产党领导中国愿意尊重这些利益，过度意识形态解读可能会阻碍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稳定。美国人以前也经历过这种情况。知名的例子是，1954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这种态度导致华盛顿未能在中苏分裂和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时同中国发展关系以获益。另一方面，18年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与毛和周进行了谈判，从而为与苏联的竞争开辟了新的战线。1989年，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派遣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中美关系破裂后一个月就与中国进行了谈判。这些后来的美国领导人都意识到，在大国竞争中，坚持意识形态的一致或彻底胜利是愚蠢的——而且很可能会招来灾难。

　　将竞争解释为主要是意识形态，倾向于将另一个国家的每一场骚乱都变成为对政治制度优越性的考验。这样一来，它就放大了本来无关紧要的事件的重要性。在冷战期间，这种“支持任何朋友”的想法导致美国在越南陷入了“漫长的民族噩梦”，美国在越南发动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目的是阻止苏联在欧洲和亚洲工业化地区的实现霸权。

　　如果美国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那么它将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与不那么自由或不民主的国家合作。但许多可能加入反对中国区域霸权联盟最重要的国家，要么不是民主国家，比如越南，要么像印度和马来西亚那样，是被许多人批评为不自由的民主国家。

　　在至关重要的东南亚地区，没有一个国家堪称模范的民主国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将会阻碍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或有疏远这些国家的风险，使阻止中国实现区域霸权的目标变得更加困难。对美国来说，在这一问题上，同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或越南站在一起，比与丹麦或荷兰为伍更为重要。

　　将竞争从根本上理解为意识形态斗争也具有欺骗性。这样做可能使人们沉迷于虚幻的希望里，即一旦自由民主在全世界传播，战略竞争就会结束，美国可以在一个安全的世界里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和平合作。这种错误的、千禧年一般的希望容易激起人们不切实际的期待，而不是让美国人为持续参与世界政治和竞争做好准备。

　　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随后的发展轨迹应该让美国人明白，即使这样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上对立的对手放弃并改变其政治体制，国内的变革也不一定能解决同美国根本的战略紧张关系。当代俄罗斯可能比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更加强烈地反对西方，那时候，随着关系缓和，还有赫尔辛基协议的签订，以及后来戈尔巴乔夫的执政时期。

　　不同层次的需求

　　在冷战初期，美国处于类似的十字路口。一些人，如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苏联采取了强硬路线，但建议在对抗中必须保持选择性，即引导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他所说的“中间道路”。其他人，比如NSC-68(颇具影响力的195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的作者，则认为应采取一种广泛而系统的政策来遏制苏联，而这种信念正是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原因之一。华盛顿现在正处于一场新的大国斗争的关头，它应该选择与艾森豪威尔相似的立场。

　　我们并不是在提出一种一维的现实政治。美国必须捍卫自由、民主共和政府和人类的尊严。坚持这些价值观将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同美国站在一起，并有助于展示屈服于北京的危险，为集体的努力提供动力。我们必须认识到，至少北京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即使这场竞争从根本上讲与意识形态无关。

　　然而，外交政策是由一系列需求组成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共和制下——应该服务于全体国家公民的利益。尽管美国人可能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更自由、更公正的社会，但美国政府不应为此负责，尤其是考虑到与北京发生过度意识形态冲突的成本和风险。美国可以并且当然应该强调对人的尊严和政治权利的追求，以此区别于中国。但政策制定者必须保持清晰的视角和灵活的选择，尤其是在风险如此之高的当下。

　　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 )：马拉松计划负责人，2017年至2018年，他曾担任负责战略和军力发展的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地缘政治学主席，著有《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一书;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9-04/ideology-delusion

　　如今，美国两党的合作已经很少见了，但两党确实还有一些共同点：对中国问题的深切担忧。今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当被问及是否同意特朗普总统的中国政策时，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冷淡但明确地回答说:“我们在这方面有共识。”今年，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的立法轻松地在国会获得通过。与过去不同，中国当下在华盛顿的权力走廊里几乎没有朋友。

　　即使在国会之外，对于中国如何对美国构成威胁，各政治派别也达成了广泛共识。对许多人来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压迫性的一党制国家。……特朗普政府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都对中国的人权记录进行了抨击。……

2019年，中美领导人在日本大阪举行的G20峰会上会晤

　　对中国的批评是应该的。美国与中国的竞争确实异常激烈，这要求美国在许多方面对其采取强硬立场。华盛顿绝不应该回避它对共和制的支持和对人类尊严的维护。但是意识形态并不是中美关系的根源，即使中国的马列主义精英们这样认为。即便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中国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国土面积以及随之而来的力量也会引起美国决策者的深切担忧。将这种竞争视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将会误解它的本质，并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

　　中国行为探源

　　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是自19世纪末的美国以来，国际体系中崛起的最大国家。它希望在如今已成为世界最大市场的亚洲建立霸权地位。尽管中国共产党比许多人所认为意识形态色彩更为浓厚，但北京追求这些目标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源自意识形态。

　　中国寻求建立一个很有可能是对其经济有利的区域贸易区，构建一个现代的类似于14世纪到19世纪使中国处于东亚中心地位的朝贡制度。如今世界的贸易壁垒不断上升，在建立一个符合其标准并惠及其工人和公司的庞大市场领域方面，中国将获得巨大优势。中国谋求霸权也有战略目的。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觉得自身被美国的盟友和其他竞争对手包围着。现在，它打算迫使邻国听从北京的安全指示。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屈辱”后，中国渴望站起来，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展示自己的实力。

　　严格来说，这些谋划都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正如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要争夺区域霸权，战后的苏联、19世纪初期革命后的法国以及19世纪的美国也都在争夺地区霸权。自由的英国统治着一个实行特惠贸易制度的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也是如此。

　　无论中国的意图是多么理所当然，美国的首要利益非常明确，那就是阻止中国实现这些愿望。对美国人来说，这种利益至关重要:与亚洲进行贸易和其他经济交往的能力。美国根本承受不起被排除(或受到严重歧视)在这个巨大的、仍在增长的市场之外的后果。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超过美国公司。美国将成为中国胁迫手段的牺牲品，美国所享有繁荣和长期安全将处于危险之中。

　　幸运的是，亚洲及其他区域的许多国家也希望确保中国成为这一区域的霸主。从澳大利亚、日本到印度和越南，这些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所有这些国家，无论其国内政治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那就是确保其自主权不受专横中国的影响。在美国的领导下，这些国家可以联合起来，阻止中国实现其获得亚洲霸权的企图。

　　错误的视角

　　如果美国决策者坚持认为与中国的竞争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那么寻求建立这样一个联盟将是困难的。更糟糕的是，这还可能导致出现比预期更负面的结果。顾名思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使竞争变成了你死我亡的生存竞赛，进一步加剧了竞争的强度和风险。用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美国需要努力改变中国的制度和体系，从而使北京更有理由去采取潜在的灾难性措施来避免失败。事实是，只要中国尊重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利益，美国可以与一个由中共治理的中国共存。

　　如果共产党领导中国愿意尊重这些利益，过度意识形态解读可能会阻碍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稳定。美国人以前也经历过这种情况。知名的例子是，1954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这种态度导致华盛顿未能在中苏分裂和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时同中国发展关系以获益。另一方面，18年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与毛和周进行了谈判，从而为与苏联的竞争开辟了新的战线。1989年，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派遣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中美关系破裂后一个月就与中国进行了谈判。这些后来的美国领导人都意识到，在大国竞争中，坚持意识形态的一致或彻底胜利是愚蠢的——而且很可能会招来灾难。

　　将竞争解释为主要是意识形态，倾向于将另一个国家的每一场骚乱都变成为对政治制度优越性的考验。这样一来，它就放大了本来无关紧要的事件的重要性。在冷战期间，这种“支持任何朋友”的想法导致美国在越南陷入了“漫长的民族噩梦”，美国在越南发动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目的是阻止苏联在欧洲和亚洲工业化地区的实现霸权。

　　如果美国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那么它将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与不那么自由或不民主的国家合作。但许多可能加入反对中国区域霸权联盟最重要的国家，要么不是民主国家，比如越南，要么像印度和马来西亚那样，是被许多人批评为不自由的民主国家。

　　在至关重要的东南亚地区，没有一个国家堪称模范的民主国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将会阻碍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或有疏远这些国家的风险，使阻止中国实现区域霸权的目标变得更加困难。对美国来说，在这一问题上，同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或越南站在一起，比与丹麦或荷兰为伍更为重要。

　　将竞争从根本上理解为意识形态斗争也具有欺骗性。这样做可能使人们沉迷于虚幻的希望里，即一旦自由民主在全世界传播，战略竞争就会结束，美国可以在一个安全的世界里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和平合作。这种错误的、千禧年一般的希望容易激起人们不切实际的期待，而不是让美国人为持续参与世界政治和竞争做好准备。

　　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随后的发展轨迹应该让美国人明白，即使这样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上对立的对手放弃并改变其政治体制，国内的变革也不一定能解决同美国根本的战略紧张关系。当代俄罗斯可能比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更加强烈地反对西方，那时候，随着关系缓和，还有赫尔辛基协议的签订，以及后来戈尔巴乔夫的执政时期。

　　不同层次的需求

　　在冷战初期，美国处于类似的十字路口。一些人，如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苏联采取了强硬路线，但建议在对抗中必须保持选择性，即引导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他所说的“中间道路”。其他人，比如NSC-68(颇具影响力的195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的作者，则认为应采取一种广泛而系统的政策来遏制苏联，而这种信念正是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原因之一。华盛顿现在正处于一场新的大国斗争的关头，它应该选择与艾森豪威尔相似的立场。

　　我们并不是在提出一种一维的现实政治。美国必须捍卫自由、民主共和政府和人类的尊严。坚持这些价值观将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同美国站在一起，并有助于展示屈服于北京的危险，为集体的努力提供动力。我们必须认识到，至少北京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即使这场竞争从根本上讲与意识形态无关。

　　然而，外交政策是由一系列需求组成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共和制下——应该服务于全体国家公民的利益。尽管美国人可能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更自由、更公正的社会，但美国政府不应为此负责，尤其是考虑到与北京发生过度意识形态冲突的成本和风险。美国可以并且当然应该强调对人的尊严和政治权利的追求，以此区别于中国。但政策制定者必须保持清晰的视角和灵活的选择，尤其是在风险如此之高的当下。

　　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 )：马拉松计划负责人，2017年至2018年，他曾担任负责战略和军力发展的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地缘政治学主席，著有《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一书;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9-04/ideology-delu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