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中国经济如何自救——对内政策选择

　　对于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将从三个方面谈谈我们的对内政策选择：一是宏观政策的取舍;二是发展模式的转变;三是深层体制的改革。

　　2.1. 宏观政策取舍：三主三辅、三增三减

　　在宏观政策的取舍方面，我认为要区别三个主辅关系，主导——辅助关系;另外，要做到三个改变。

　　首先谈宏观经济政策的三个主辅关系。

　　第一个主辅关系：经济救助为主，经济刺激为辅。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对疫情冲击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明确的指导思想。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不是由于我们的经济自身结构问题或经济周期问题产生的经济疲软。因此我们的对策也不是要刺激经济、熨平经济周期。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外在冲击，很多产业、很多企业的基本生存发生问题，很多个人的基本生活也遇到重大困难，不是疲软，而是已经趴下了。因此，他们不是需要刺激，而是需要救助。这应该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

　　第二个主辅关系：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这是指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两大政策选择。为什么应该这样呢?因为货币政策的对象是普适性的，不同企业、不同个人来申请贷款，不同企业的贷款条件是类似的，不同个人的贷款条件也是类似的，差异化不大。但是，新冠疫情造成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个人是不一样的：很多行业受到的影响特别大，包括旅游、交通、旅馆、餐馆、电影院，等等;而有些行业，如网购等，不仅没有受到负面影响，反倒有正面影响。因此，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就是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针对不同经济主体分别使用不一样的政策。不是说货币政策不可用，照样可以用，降低利率，增加贷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但这应该是辅助性的。应该以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为主。此外，货币政策的贷款毕竟还是要偿还的，而现在很多特别困难的企业与个人，需要直接的财政无偿援助。

　　第三个主辅关系：直接补贴为主，减轻税负为辅。这是指财政政策内部的收入、支出政策的选择。财政收入方面的扶助政策是减轻税负，这个政策要不要采取呢?我认为可以采取，但是这应该只是辅助措施。这是因为，现在很多困难企业与民众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减轻税负问题，而是几乎没有收入，甚至入不敷出。财政政策应该以支出政策为主，也就是以增加补贴为主，说白了就是直接发钱，帮助受到疫情负面影响的行业、企业、个人，渡过这个巨大的难关。

　　其次谈宏观政策的三个改变，或者说三增三减。这几个改变都是针对财政政策的支出与补贴策而言的，因为上面谈到宏观经济政策中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而财政政策里又应该以支出与补贴政策。

　　第一个改变：缩减新老基建投资，增加企业民众补贴。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要搞基建投资刺激经济。每次发生危机，就有人提出搞基建，包括老基建、新基建。我不赞同这种主张。我认为应该反向操作，要缩减政府在基建方面的投资支出，要把钱节省下来，用来增加对困难行业、困难企业、困难民众的补贴，帮助他们渡过这个难关。基建只涉及几个行业，而且这些行业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为什么要去刺激它呢?应该把这个钱节约下来，去补贴那些受疫情负面影响大的行业、企业与民众。

　　有人说，增加基建投资，可以把其他行业受到影响的从业者吸引过来就业。这的确可能会增加一些就业，但增加的数量会很有限，远远不能吸纳受到疫情负面影响的所有行业的失业人员。而且，吸收其它行业的人来就业，还有一个转换成本。疫情之后，这些人员又有很多要转回到原先的行业。这就会导致两次转换成本。所以，搞基建投资的结果，只能是短期内扭曲经济结构，而在解决就业问题上作用不大，且成本较高。总之，应该减少基建投资，增加企业民众补贴。我在《纽约时报》前几天对我的采访中，重点表明了这个观点。

　　但是，为什么政府做不到这一点呢?很多朋友告诉我说，你对政府官员循循善诱，但是他们不会听你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政府官员喜欢搞基建投资，不直接给企业、给民众发补贴呢?原因很简单，基建投资，到哪个地方去投资，给谁投资，谁投资多一点，谁投资少一点，这里有很多猫腻。官员在里面能拿到很多好处，有很多油水可捞。这就涉及腐败问题。如果给企业、给民众发钱，官员能有什么好处?这就是政策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但是，从决策的方向来说，政府高层要认识到，现在不能大搞基建，不能允许这些官员这么干。我相信高层不会在基建投资中捞什么好处，他们要意识到不能这么干，做出改变。

　　第二个改变，缩减战略产业补贴，增加困难产业补贴。所谓战略产业，就是我们前些年制定的一些产业政策(包括中国制造2025等)中确定的一些重点产业。姑且不考虑其他因素，只考虑目前的经济紧张状况，我们也应该先把对这些产业的补贴暂停一下，或者说减弱一些，把这些钱节约下来，去增加对困难产业的补贴。何况，我们的产业补贴与产业政策本身就需要调整。——下面我会讲“发展模式转变”问题，将会重点谈这个问题。

　　第三个改变，缩减国有企业补贴，增加民营企业补贴。国有企业以前享受了那么多好处，包括政策方面的、资源方面的，特别是在过去几年，为什么现在还要补贴它?而且它们效益还那么低。现在受到影响最大的，绝大多数是民企，特别是中小民企。应该增加对它们的补贴。——下面我讲“发展模式转变”问题时，将会再次谈这个问题。

　　2.2. 发展模式转变：国企民企、产业政策、政府职能

　　下面我谈谈对内政策选择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发展模式的改变。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三个核心观点：

　　第一，国企民企问题：从临时扶持民企转向“确立民营企业基础地位”。这是讲企业结构的转型。

　　第二，产业政策调整：从政府主导与产业政策转向尊重市场自主选择。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指导行业发展的产业政策，转向尊重市场，由市场自主选择哪些行业应该重点发展、哪些行业不应该重点发展。

　　这两点，我先只提出观点，下面会展开重点说明。

　　第三，政府职能转变：从指导经济发展转向维护市场秩序。这与上面第二个转变密切相关。

　　政府不要老想着去指导经济发展、市场发展。政府的日常职能是维护市场秩序、搞好市场监管，让企业不要乱搞、不要违法乱纪，也就是要强化国家市场监管局的作用，而不是指导经济怎么发展、指导产业怎么发展、指导市场怎么发展。“指导”经济、产业发展的国家发改委，应该裁撤掉。有财政部制定财政政策，有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有各专业职能部门各司其职，有国务院统筹一切，还需要发改委这个“小国务院”干什么呢?不仅是发改委，国务院也不要动不动就发什么指导意见。前不久国务院还发了一个指导意见，叫做“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的意见”(大意)。这个东西需要政府指导吗?你自己放手不就行了吗?对于民营企业改革发展，政府去年也出台了“指导意见”。民营企业怎么改，关你什么事?需要政府操心吗?政府只要管民企不违法就可以了;民企要不要改，怎么改，政府不要去管它。政府要管国有企业改革。另外，对外贸高质量发展，对教育科研，什么都要出一个“指导意见”，要那么多“指导意见”干什么呢?不必要。政府的日常职能是维护市场秩序，搞好市场监管就可以了。

　　政府还有一个特别职能，就是危机救助。现在发生危机了，你要救急。另外就是做好最低社会保障。最近几年搞精准扶贫。其实，只要把社保搞好、把最底层的保障托好就可以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救急不救穷”。最穷的人，包括残疾人，你给他们搞好最低保障就可以了;至于怎么去脱贫，怎么去发展，不必老想着政府怎么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搞，让市场去搞，比政府搞效果肯定要好得多。

　　关于上面的这三个观点，下面展开谈其中的第一个、第二个：从支持国企转向支持民企，从产业政策转向市场自主选择。

　　(1)国企民企问题

　　国企民企问题，过去几年来引发了很大的内外纷争。

　　内部纷争的原因，在于前几年的“国进民退”。1990年代后我们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抓住了大的国有企业，主要是上游产业，而把下游产业基本放给民营企业了。“抓大放小”促进了下游民营企业的大发展，但对民企也有不利的地方：上游产业国企垄断程度很高，譬如能源、电信这些行业，产生了垄断高价;民营企业在下游，地位是不利的，不得不接受上游国企设立的高价，接受上游行业的高价盘剥。上游产业提供的能源(包括石油)、电信，下游哪个企业不用?

　　而最近几年，我们的国企政策是“做大做强”。政府的产业扶持、补贴政策，土地也好、资金也好，都倾向于国企，但是改革的很多成本，去产能也好、去杠杆也好，又主要是由民企来承担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本来应该是由民营资本加入国有企业来改善国企的经营管理，但改着改着，结果是国有企业吞并民营企业。近几年民营企业家争相进行表态，并寻求保护，为什么?因为他们受到有形无形的敲打了。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干脆直接跑路了。关于民营经济退场的争论，也是两年前发生的。最后导致高层不得不表态，“两个坚持”，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要坚持让它们发展，一视同仁，这是内部纷争的大背景，是前几年的国进民退导致的。

　　同时，国企问题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的外部纷争。美欧日抱怨我们，说我们的国有企业受到政府的大量补贴，在国际上把它们的企业挤垮了。人家认为这是不公平竞争，认为我们违背相关国际组织的“国企竞争中性”原则：国有企业跟本国民营企业的竞争是不公平竞争，跟外国民企的竞争也是不公平竞争。

　　基于以上内外两方面的纷争，2018年底与2019年底，我们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新政策。但是，民间对这个带有一定运动式色彩的民营企业新政是不是临时之计、能不能持久，是有疑惑的。浙江的省委书记曾经说，要把民营企业养得“香香的、壮壮的”，引起了民间议论：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养壮了以后再杀吗?这就涉及一个认识论问题，涉及一个更基础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国企“做大做强”政策，与这两年出台的民营企业新政，以及国企“竞争中性”要求之间的逻辑矛盾，如何解决?

　　首先，国企做大做强，到底是应该依靠自身实力还是政府扶持?如果是依靠自身实力的话，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国企“做大做强”呢?依靠国有企业自身改革，依靠自己实力“做大做强”，不需要政府提一个口号。如果依靠政府政策扶持“做大做强”，就违背“竞争中性”——为什么只扶持国有企业不扶持民营企业呢?

　　其次，说国企要“做大做强”，那么民企要不要“做大做强”?如果不可以的话，民企必然受到限制，前述那些问题又会发生：民营企业自己“做大做强”了，就会受到敲打甚至杯弓蛇影，最后导致恐慌跑路。政府现在需要民企，一时遏制了那些问题。但如果认识论上没有解决问题的话，将来还会发生那些情况。民间有人说了：“需要我们是迫不得已的选择”——现在经济形势不好了，需要我们——“消灭我们是崇高的理想”——今后还是要拿我们开刀的。认识不改的话，没办法解决根本问题。不让民企“做大做强”，也不符合竞争中性，就像民间所说的：“民营企业是领养子，国有企业是亲生子”。如果说民营企业也可以“做大做强”的话，那很简单，让民营企业适用国有企业同样的措施就可以了，不需要专门针对民营企业去出台的多少条扶持措施。用得着吗?不必要，无需特别扶持，只要不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区别对待就行了。国有企业怎么搞，民营企业也怎么搞，什么措施都一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出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临时措施，而在于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一个制度化保障。这个制度化保障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要确立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哪一个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秦晓先生说过，国有企业就是政府直接进入市场。本来政府应该是经济的裁判员，却进入市场，上场踢球了，做运动员了，但运动员应该是民企。国企如果又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两个身份怎么协调?这是有内在矛盾的。

　　要确定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需要克服两个观念障碍：

　　第一个观念障碍：有的人说国家必须掌控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这个观念的第一个理由，是要确保企业不损害民众利益。我就奇怪了：现在损害民众利益的、高价的，不是垄断的国有企业吗?“三桶油”(指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家国企——编者注)油价那么高。国企卖地，地价那么高。国有垄断行业，不恰恰是损害民众利益的吗?垄断必然造成高价，必然损害民众利益，这是经济学基本规律。民企垄断很容易通过执法来解决，而国企依靠国家权力垄断很难解决。上述观念的第二个理由，是要确保企业实现国家战略意图。那我就要问了：国家怎么天天对企业有战略意图要求?特殊情况下有的话，特殊时期再说，日常还是应该以民营经济为主。所以，这个观念障碍我们要克服。

　　第二个观念障碍：有人说国家应该掌控公共产品行业，公共产品、非盈利产业应该由国家掌控。其实，看看欧洲、美国，整个西方，公共产品行业也是可以盈利的，他们这些行业也盈利化、也民营化了。国家应该掌控公共产品行业、非盈利产业这个观点，也是一个先验的观念，在现实当中并没有得到国际上的实践支撑。

　　国际实践上，二战结束之后，不仅前社会主义国家，西欧国家也搞了几十年国有制(尽管不是主体)，但1980年代以后，都还是纷纷民营化了，这是浪潮。为什么?没有效率，搞不下去了。所以我们经济发展的角色，还是应该以民营企业为基础。要在制度化上做保障，保障民营企业在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要促进民营企业进入国民经济的一切领域，包括国民经济命脉行业与公共产品行业，都应该可以进入，不要给民营企业施加限制。这就是制度化保障。

　　(2)产业政策调整

　　产业政策问题，与国企问题一样，既有内部争议，也有外部争议。

　　先说内部争议。有的学者支持产业政策，代表性的是林毅夫教授。在这些学者看来，国家选择某些特定行业并支持其发展，是实现发展中国家弯道超车的必要政策措施，而且在现实过程中起到了良好效果。但是，很多其他经济学家，譬如张维迎教授、许小年教授、我，都反对。在我们看来，相对于市场、企业而言，由政府来选择、主导行业发展的话，很难做到决策科学、效果理想，要不然为什么不回到原来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呢?计划经济不就是政府主导的吗——政府来决定哪些行业重点发展，哪些行业不应该重点发展。

　　而且，政府支持的那些行业与企业，实际效率是比较低的，甚至是虚假效率。譬如新能源汽车、机器人，这么多年来政府大力支持，它们的发展跟西方国家比起来怎么样?差远了，很多都是虚假的效率，把补贴撤销以后就没效率的。反倒是形成了很多过剩产能，由此产生了对外倾销、贸易摩擦等一系列问题。同时，政府选择、主导还带来了严重腐败问题——补贴哪些产业、哪些企业?企业贿赂官员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还有欺诈、骗补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西方国家也有产业政策。姑且不论它们的产业政策形式跟我们的区别，单从它们的政策效果来看，即使没有产生正面作用，也没有我们这么多腐败问题、欺诈问题。这跟我们的体制有关。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四十年发展成就，主要是来自于市场的力量，不是来源于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也是依赖于市场发展起来的。

　　再说外部争端。我们的产业政策受到外部制约。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产业政策是有规范的，它有一个《补贴与反补贴协议》，我们是签署了的。其涵盖范围包括各种各样的直接补贴与间接补贴，我今天没有时间展开讲。如果补贴是针对某些特定行业的，也就是具有专向性，而补贴生产的产品又出口到国外了，损害到其他国家企业的利益，它就可以合法地制裁你，譬如对你征税——反补贴税。即使它不采取那些反制措施，也会认为你是一个非市场经济——通过补贴，由政府主导行业发展。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我们就宣布搞市场经济。搞了这么多年，将近三十年了，世界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都不认为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我们自身没有原因吗?近两年，美欧日三方连续七次发布针对我们的联合声明，指责我们的“非市场导向”，主要就是指产业补贴。产业政策也是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核心分歧点。这个问题今天没有时间展开讲。

　　因此，产业政策不是纯粹的内政问题，因为它受到国际组织的规范制约，WTO是有规定的。我们说产业政策是我们的核心利益。在我看来，产业政策的目标可以说是核心利益，但是怎么发展，是依靠补贴还是什么其他方式、手段来发展，这个不能称为核心利益，你必须遵守自己签署的国际规范。那么，中国要改的话，以后怎么发展战略产业呢?在我看来，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符合国际规范。要多看看其它国家是怎么做的。美国、德国都有产业政策，都有相关举措。人家是外部环境改善为主，譬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鼓励创新，而不是我们这样以补贴为主。它们少量的补贴也是以前期科研补贴为主，而不是我们这样以后期生产补贴为主。我们可以参考国际通行做法，今天不展开讲。

　　其次，要考虑外部影响。要考虑对他国的影响，不能搞过头，把人家的企业都搞死了。做生意要和气生财，不能一个人独吞市场。

　　再次，要加强效果论证。过去的产业政策效果到底怎么样?我刚才简单谈了定性认识，谈了虚假效率问题。我们还要做定量论证，来决定到底是改进还是放弃。

　　最后，要强化市场主导。要把政府补贴为主要手段的、专门针对某些特定行业的产业政策，改成普适性的宏观财政政策——对所有企业减税，让企业自己有更多的钱，自行决定应该向哪些行业发展。有人问，企业会发展政府希望发展的产业吗?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凭什么应该发展政府选定的行业，凭什么政府选定的行业就应该是战略产业?市场有选择战略产业的自我机制。新兴行业、战略产业都有超额利润的，会吸引企业去发展。单个企业能力欠缺的话，可以吸引风险投资。这方面，西方国家都有成熟的做法，我们也已经引进了。这就是我的政策建议：要依靠减税而不是补贴。但现实过程中，为什么政府主要还是喜欢选择一些产业、通过补贴的方式发展它们呢，而不是靠减税、让企业自行决定如何发展呢?原因是，政府来决定选择哪些行业补贴，补贴哪些企业，操作的官员有油水可捞;而减税以后，政府官员没有油水可捞。这与我前面谈到的当前疫情下政府官员喜欢搞基建。而不是给老百姓发钱，道理是类似的。这是政策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决策高层下决心。

　　2.3. 深层体制改革：体制基本面改进重于技术面完善

　　对内政策选择还有一个深层的体制改革问题。深层体制改革是避免以后发生类似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的根本出路。我不多展开，只讲一个基本观点：中国体制基本面的改进，要比技术面的完善更加重要。

　　什么叫做体制基本面?体制基本面是指支撑这个体制的一些基本理念，说到底就是自由、民主、法治的水平，你的体制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体制技术面则是指具体的行政管理体制，市场监管、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等。这次疫情当中涉及的公共卫生体制、应急管理体制，都是行政管理体制，都是体制的技术面。

　　从基本面和技术面的关系来看，基本面是技术面的基础：行政管理体制应该建立在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并应该保障自由、民主、法治的实现;而且行政管理体制是不是实现了其特定的专业目标，也要依靠通过落实自由、民主、法治来加以保障。

　　这次疫情初期失控，从技术面上看，是官员渎职，是浅层的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失灵：SARS之后建立起来的公共卫生管理体制，花了那么多钱，很多亿，这次一下子失灵了。为什么?在我看来，是我们的体制基本面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我前些天在《联合早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谈了这个问题。我认为问题出在我们的“内紧外松”的维稳体制。其实政府内部很早就了解了疫情与病毒性质，12月底与1月初就知道了。很多媒体报道、学者的分析，都已经说明了。政府内部也采取一定措施，包括国家疾控中心12月底就启动了内部应急管理体制，国家领导人1月上旬就发话了。内部可能是紧了，但是对外装作若无其事——所谓的维护社会稳定，不要让民众、让外界对我们的社会稳定产生不好的印象，说到底是面子问题。为了这个原因，本来内部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不让人说，甚至去训诫医生。这就是民众的言论自由受到了限制，是体制基本面出现了问题。官员为什么敢这么做?因为缺乏民众的民主监督。这也是深层次的体制基本面问题。

　　不仅是疫情初期失控，疫情后期管控也有很多问题。从表面看，很多都是体制技术面问题，譬如管控过于刚性、配套措施不足、管控权力滥用、管控措施不公平，等等。我的一些评论文章中都有分析，不一一展开。但在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都是体制基本面是民主法治水平不足。譬如管控权力滥用，对在家聚集打麻将的人扇耳光，将轻微违背管制规定的人拉上街去游街，这都体现了我们的法治水平比较低。为什么敢这么做?民众的民主监督不足。这些都是基本面问题。

　　所以说，体制基本面是技术面的基础，体制基本面的改进比技术面的完善更加重要。有人说为了防范类似的公共卫生危机，要学习西方，建立一个吹哨人保护制度——这是一个体制技术面措施。其实，在我看来，只要把保障言论自由这一体制基本面问题解决好了，让民众有权利自由说话，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求医生在对外发声时，一定要说病毒不是SARS病毒呢?差一点有什么关系呢?政府为什么要管得那么严呢?这是言论自由问题。有了很好的言论自由保护制度，要什么“吹哨人”保护制度呢?吹哨人也是人。不仅要保护“吹哨人”的言论，所有人的言论都要保护嘛。

　　体制基本面搞好了，技术面哪怕出现问题，也不会定会产生严重问题。即使技术面的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出问题了，内部没有报上去，但政府不限制民众自由说话，民众自己公开了，声音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就会警觉，就会自觉采取措施防范病毒传染，就不会引起这么严重的问题。总之，我的核心观点是：体制基本面的改进比技术面的完善更加重要。这是我在深层体制改革方面的核心看法。

　　(本文为2020年4月17日“共识国际讲坛”余智教授讲座的文字整理稿。)

　　【讲座人简介】余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学者，兼任国家开发银行外聘专家、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达拉斯分行特约研究员。他获得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博士、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师从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资深经济学家、美国国务院前首席经济学家 Rodney Ludema教授。曾在国家发展与计划委员会(现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商务部、上海财经大学从事研究。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其文章发表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国际经济评论》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及《中国证券报》、《金融时报》、《解放日报》、新加坡《联合早报》、英国《FT中文网》等媒体上，其评论还见诸中国《第一财经》频道、上海电视台、美国《纽约时报》、美联社、彭博社、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南华早报》以及台湾“中央社”的采访或专访。

　　【内容提要】本讲座集中讨论了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格局与中国外部环境带来的影响，以及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自救的对内政策选择、对外政策选择。

　　第一，新冠疫情会不会导致去全球化、去美国化、去中国化、阵营化?(1)这几种看法都夸大了，去美国化的观点尤其是误判形势。(2)从短期看，去中国化和阵营化可能会发生，但将是有限性、局部性的。(3)从中长期看，全球化发展取决于中国的战略选择，而中国也会做出正确选择，使全球化重回到正常轨道。

　　第二，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自救的对内政策选择。(1)搞好宏观政策选择。要处理好三个主辅关系：经济刺激为辅、经济救助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财政政策为主，减轻税负为辅、增加补贴为主;同时要处理好三个增减关系：缩减新老基建投资、增加企业民众补贴，缩减战略产业补贴、增加困难产业补贴，缩减国有企业补贴、增加民营民企补贴。(2)搞好发展模式调整。要将对民营企业的临时扶持政策，转变为确立民营企业的基础地位;要从政府主导、产业政策转向尊重市场自主选择产业发展方向;要转变政府职能，从指导经济发展转变为维护市场秩序、搞好市场监管，并提供危机救助与最低保障。(3)搞好深层体制改革。体制基本面的改进，即自由、民主、法治水平的提高，要重于体制技术面的完善，即包括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体制在内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

　　第三，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自救的对外政策选择。(1)搞好疫情外交。要在各方面对外保持谦逊姿态。(2)调整外贸战略。要通过市场化而非加强政府指导，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要改变出口导向战略，推进进出口平衡与贸易自由化。(3)明确对外开放重心。要重新明确对外开放的重心是融入美欧日，还是联合亚非拉。(4)思考外交战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要以人类共同价值观为基础，“一带一路”项目推进要注重经济效益;外交战略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是否回归韬光养晦，而是要明确战略走向。

　　最后，内政与外交是统一的，核心问题是战略走向问题，不是策略问题。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到战略走向的综合性问题。

　　讲座人还回答了听众的众多相关提问 - 见文末。

　　【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疫情：去全球化、去美国化、去中国化、阵营化?

　　第二部分：中国经济如何自救——对内政策选择

　　第三部分：中国经济如何自救——对外政策选择

　　第四部分：结论

　　第五部分：听众提问与回答

　　第六部分：参考资料

　【开场介绍】

　　周志兴：余智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本科、硕士和博士都是在人大读的，后来还到乔治城大学读了博士。乔治城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现在在美国大学中排第二十几名。实际上这个排名并不说明问题了，它的很多专业在美国是前五的。余智先生还在发改委工作过。他学了很多东西，又在宏观经济综合部门工作过，又当老师，而且现在不断在思考，也不断写东西。我看了他写的很多东西，是很有思想的。今天我们请余智教授给大家讲。余智这个名字很好，有很多多余的智慧，让他把多余的智慧贡献给大家。

　　现在新冠疫情，中国好像走过了最难的一段，外国还在走很难的一段。但是，我认为新冠疫情不分中国和外国，中国先走完了艰难阶段，但如果全球都有问题的话，中国也不能自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怎么自救?我们下面请余智教授来讲。

　　余智：非常感谢周志兴老师刚才的介绍，也感谢“共识国际讲坛”的邀请。周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长期致力于传播现代社会理念，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转型，推动中国思想现代化进程。他为此付出的努力以及获得的成就，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他是我非常敬佩的前辈。今天接受他的邀请，我也感到非常荣幸。

　　论坛给我布置的题目叫做《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如何自救?》。我的专业是国际经济，不是宏观经济，所以这个题目对我来说，稍微有点大。我尽我所能分享我的一些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正，我们共同来探讨。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主要包括三块。第一部分是介绍大背景。今年发生的新冠疫情，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重大的事件。很多人都认为，疫情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格局乃至政治格局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有很多种观点，譬如说疫情会导致去全球化、去美国化、去中国化，会导致世界分成两大阵营，等等。对于这些观点怎么看待?今天我们讨论的背景，就是新冠疫情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之前的“共识国际讲坛”第一讲已经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再分享一下个人的看法。第二和第三部分是讲中国经济如何自救，我个人有哪些观点，理由是什么。这里包括两方面：一是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对内政策选择应该是什么样的，二是对外政策选择又应该是什么样的。

　　说明一下，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观点，主要来自我在媒体上发表的看法，包括接受媒体采访，例如前两天在《纽约时报》和美国另外一个网上平台关于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对策发表的一些看法。就疫情问题，过去两个月，我在《联合早报》与《FT中文网》也发了一些文章。此外，还包括过去两年来我就贸易战以来的经济形势，接受各大国际媒体采访所谈的一些看法，以及在《联合早报》和《FT中文网》发表的一些看法。大家有兴趣的话，以后可以在网上查看。另外，“中美印象网”上“人物”栏目里有一个我的个人专栏，大家也可以在里面看到我的部分评论。

　　第一部分：疫情：去全球化、去美国化、去中国化、阵营化?

　　新冠疫情对全球局势、对中国改革开放形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有几种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去全球化”，认为疫情导致了很多国家短期内闭关锁国，长期内可能会调整产业布局，进行产业链区域重组。

　　第二个观点是“去美国化”，认为新冠疫情下美国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自己还搞得很糟，领导地位、领导威信、领导实力都会受到很大挑战，甚至会让位于现在已经基本解决疫情并且开始对外提供援助的中国。

　　第三个观点是“去中国化”，认为虽然现在病毒来源还没搞清楚，但是疫情是从中国开始产生的，中国前期工作又出现了问题，现在国际上对中国的怨气很大，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对我们有很多意见，疫情之后有很多发达国家会跟中国脱钩，“去中国化”。有的人从这个观点进一步引申，提出“阵营化”观点,认为世界将会分成两大阵营，西方阵营和中国阵营。“去中国化”的观点和“阵营化”的观点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看。

　　我对这几个观点的看法，大概判断是什么呢?在我看来：第一，这三种观点都有夸大的倾向，“去美国化”观点尤其误判形势;第二，全球化在近期范围内，的确有转向有限“去中国化”、有限“阵营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去中国化”与“阵营化”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将是有限的;第三，全球化的中长期发展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这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重点讲的，我们的内政、外交即对内政策、对外政策应该怎么选择。

　　1.1.“去全球化”：过分夸大

　　首先讲我对第一个观点即“去全球化”的看法。我为什么说“去全球化”的观点有夸大倾向、而且是过分夸大了呢?至少有三点理由：

　　第一，现在大家都看到疫情导致的闭关锁国现象，各国都封闭国门，人员不能自由流动，贸易往来也受到一定影响，相互投资也基本中止，也就是说人员、贸易、投资方面都出现了闭关锁国现象，但这些都是疫情带来的短期现象。无论疫情持续时间长短，短的话几个月，长的话一两年，疫情结束之后，这些短期现象都会消失。这点不用多说。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是如何看待疫情导致的产业链区域重组。有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的领导人，英国也好，美国也好，特别是特朗普说，我现在要建立一个自主经济体，把原先在国外的一些产业挪回来，不能再依赖于别人了，或者从关系不好的国家挪到关系好的国家。这样一来会导致产业链重组。这个对全球化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将是有限性的，而且是结构性的。

　　“有限性”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行业有限。疫情直接导致的产业链区域重组，主要是涉及疫情的这些行业，即卫生、医疗方面的行业。其次，措施有限。西方发达国家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不可能强制企业必须挪回来或者挪到其他地方，最多是采取一些补助等鼓励性措施。但是企业是不是那么做，是另外一回事。

　　此外，企业有限。即使是医疗行业的产业链区域重组，涉及的企业也将是有限的。为什么呢?现在大家也看到，美国应对疫情，就算是医疗行业产业，也不一定需要已经在外的企业回来。它现在采取什么措施呢?实行紧急状态法，国内那些医疗方面的企业，原先生产一些高端医疗产品的，现在要转产，生产口罩、防护服等中端、低端的医疗产品，这是一个紧急状态下的措施。以后如果发生类似紧急状态，可以同样采取这种措施。这就是说，它犯不着为了防控疫情，把所有已经在外国布局的医疗企业都挪回到国内。疫情毕竟只是特殊紧急状态，没有必要把这么一种紧急状态考虑成常态。从常态化角度来说，肯定还是效率优先：该放在国外效率才高的(譬如外国生产成本低)，还是继续放在国外，只要这些国家与自己的关系可靠即可。所以我认为，即使是医疗行业的产业链区域重组，其牵涉的企业也是有限的。

　　“结构性”是什么意思呢?部分国家把部分行业的部分企业往回撤，这确实是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因为它们都被转到国内，跟国际没有关系。但是也有一些产业链区域重组，是从一个外国挪到另外一个外国，而不是挪回本国。这个是后面要讲的“去中国化”，把一些行业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等其他区域。主要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担心以后跟我们产生比较大的纠纷，在我们这儿风险比较大，不能依赖我们，因此会把它们转到体制、价值观相近的国家。这个本身不是“去全球化”，而是“全球化”自身的区域结构性重组，因为这些企业还是在国外。

　　而且，后面我们还会提到，就算是“去中国化”，也没有“去俄罗化”、“去东欧化”，所以说“去全球化”的观点是夸大了。张伦老师严格界定“去全球化”，说“去全球化”是“本轮”全球化终结了。什么是本轮全球化呢?我是做国际贸易的，对这个概念比较了解，就是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随着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导致中国、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纷纷在经济上加入欧美西方阵营，原来两大阵营对立变成了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就是“本轮”全球化。即使是“去中国化”，前苏联、东欧也没有被排除出去。所以，即使是在“本轮”全球化的概念下讨论，说“本轮”全球化终结，我认为也是夸大的。

　　第三，过去几年内关于“逆全球化”的讨论，本身就是夸大的。逆全球化不是疫情带来的。前两年打贸易战的时候，人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指中美贸易战。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跟很多国家都有贸易摩擦，跟盟国欧洲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等，都有冲突，中国只是其中一员。逆全球化的说法是那个时候来的，包括所有这些。但是我们要看到下面的两点：

　　一方面，从动机上来看。美国发起这些贸易摩擦，目标是什么?不是为了贸易保护或者反全球化，而是为了促进他国更更加开放。这是因为，二战之后的全球化过程本身就是不对等的。美国在二战之后是超级大国。研究国际贸易的都知道，二战之后的全球化，一开始就是美国带头的，美国的开放程度比它的盟友、比那些发达国家都要高，更不用说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了。它的单方面高开放度给它带来一些问题，包括贸易逆差过大，这方面我们不展开讲。它认为原先的各国开放格局不公。发起贸易摩擦的目标，就是以贸易战为手段，压其他国家更加开放，而不是让本国更封闭。它的目标是为了促进全球实现我们通常所说的“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各个国家都搞自由贸易。

　　另一方面，从结果上来看。经过过去两年发展，美国与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基本上都和平解决了贸易争端，原先威胁采取的贸易制裁没有采取，或者短暂采取了然后又取消了，这实际上就促进了全球化——美国的开放程度没有降低，其他国家的都提高了，你说逆全球化了吗?没有。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订，也让中国提高了开放程度。即使看与中国的“脱钩”，我后面会重点谈到，其范围也是有限的。总之，不仅仅就新冠疫情来看，而且从过去几年来看，逆全球化的讨论，我认为本身就夸大了。上面是对“去全球化”的简单判断。

　　1.2.“去美国化”：误判形势

　　“去美国化”这个观点，我认为是误判了形势，不仅仅是夸大，而且是彻底错了。这个观点认为美国这次不仅没有起到领导作用，反而自身深陷新冠疫情的漩涡，领导威信、领导实力大大降低，而中国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疫情问题，还对外提供帮助，因此相对地位上升，甚至会取代美国。我认为这种观点完全是误判形势，理由有三点：

　　第一，美国应对失策是政府的问题，而不是体制问题。坦率来说，美国应对失误，是特朗普政府出现了问题，包括各种各样的问题，自身判断问题、应对准备问题、应对策略问题都有。譬如说：一开始低估了新冠疫情影响力;而且，在防控对象上，只顾着防止从中国传出的疫情，不知道中国的也传到欧洲去了，欧洲的也传到美国了，所以一开始他限制与中国的人员往来，没有限制与欧洲之间的往来，策略发生了问题。还有就是，特朗普过分考虑了他的竞选，老是认为别人是在夸大疫情影响和危害性，是攻击他。这些都是特朗普政府的认识问题，不是美国的体制问题。

　　美国体制纠错能力很强，现在美国民主党也好，民众也好，媒体也好，都在批评他以前的失误，纠错机制开始启动起来。而且现在全民动员机制已经启动了，也能集中精力办大事。解决问题是迟早的事。相对而言，中国疫情一开始大规模爆发，其问题带有很强的体制性色彩，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八人封口，九州封城”。这个体制性原因，后面还会讲到。政府和体制这两个问题性质上不一样。而且，我们早期的问题是官员渎职问题，应该说是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而美国的问题主要是政府认识问题、对策问题，是施政不力的具体性问题。这个不影响美国体制在全世界原先的威信，不影响全球对于美国体制的认可。

　　第二，美国的领导威信也不会由于疫情受到大幅度削弱。我为什么做这个判断?这是因为，美国的领导力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决定世界发展大势的主要方面。在社会领域，它也起领导作用，但是不是那么强，包括气候变迁、文教卫生等，它更多的是依赖于国际组织。而美国已经退出了一些国际组织，比如气候、文教方面的。美国现在又和世界卫生组织发生了摩擦。与疫情直接相关的世界卫生组织，这次受到了很多国家的抨击。大家认为它失职，一开始它过分地站在中国这边，迟迟不宣布新冠疫情为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宣布之后又建议其他国家不要对中国采取旅行限制措施，还有各种各样的延迟和误导。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看来，世界卫生组织这次失败了。美国可以将疫情应对失利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推给世界卫生组织。

　　而且，在很多国家看来，世界卫生组织的失败，恰恰是由于站在了中国一边，没有站在美国与西方那边。所以，你说美国现在是在拼命甩锅也好，还是说它说的有道理也好，最后在国际上都是让中国失分了，美国反倒借此机会得分了。它的说法是：世卫组织站在中国那边，没有站在我这边，导致这次我与大家都出了问题;如果当初听我的，世界会多好呢?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在舆论上是站在美国一边的，因此疫情不影响它的领导威信，反而让它得分，而中国则是刚好相反。这是当前的全球舆论状况。

　　第三，美国的领导实力也不会由于疫情受到大幅度削弱。首先，疫情是一个自然灾害，不是美国经济结构自身发生了问题，不像1929年经济大萧条、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是美国自身经济结构出现了问题。这次疫情是个外在的自然灾害危机，即使它产生的短期影响可能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甚至1929年的大萧条——现在都无法判断——但是长期来讲肯定不会超过1929年大萧条。而且，即使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动摇美国的领导地位，1929年大萧条后美国的领导地位反而增强。这次的疫情外在冲击，更不会动摇美国的领导实力。

　　其次，疫情对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以及欧洲国家、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影响都比较大。中国刚刚已经公布了第一季度的GDP下降6.8%，我们不知道这个数据到底准确不准确。但疫情对世界各大经济体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相对来说比较均匀，不会特别把哪一个拉上去、把哪一个拉下来。

　　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从绝对角度、相对角度比较，美国的领导地位都不会由于疫情受到大幅削弱。世界上对它的体制的认可、对它的领导威信的认可，都不会受到削弱;它的领导实力也不会受到大幅度削弱。所以，“去美国化”的观点绝对是夸大其词，我们千万不要跟着自嗨。

　　1.3.“去中国化”：可能性与有限性

　　近期内“去中国化”的可能性，我认为是比较大的，但是其幅度将是有限的。

　　存在“可能性”，是因为中国跟西方国家本来在2008年以来就产生了很大的贸易冲突，甚至延伸到政治方面，现在又叠加了疫情方面的影响。疫情只是加剧了原先国际上已有的“去中国化”趋势。原来西方认为，中国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它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还有我们政治上最近这几年的发展倾向，对西方自由经济体，对西方制度，都会有威胁。这是前几年他们的看法，所以他们要“去中国化”。现在他们的看法又向前跨了一步，觉得中国的体制不仅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而且在生命健康与安全方面，都会产生问题，不仅会给自己造成危害，还会给全世界造成危害——他们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又加深了。所以疫情叠加了西方对中国的负面认知。

　　还有一个问题是，由于这次疫情是在中国首先产生的，各个国家受影响这么大，后面会有很大的责任争端。现在很多国家提出要向中国索赔，特别是民间有很大声浪。以后如果真要产生争端，外资在中国这儿安全不安全?——这样就有一个财产安全问题。这个方面也会加剧“去中国化”的可能性。

　　但是“去中国化”也将是有限的。之所以这么说，理由是这样：在近期来看，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暂时还不能完全替代的，我们的产业链比较齐全，规模这么大，短期内不能被东南亚国家等取代;西方相对中国的比较优势，更是不能被其他国家取代。所以说，西方就是想跟中国脱钩，也是局部脱钩，主要是涉及政治、军事、民生安全领域，而一般领域内脱钩的可能性不大，至少近期内全面脱钩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当然，上面只是说短期形势。从长期看，未来双方是不是会全面脱钩?取决于双方关系发展，特别是取决于政治局势主要是政治关系的发展。很多人说，中国这么重要，美国与世界怎么能离开中国呢?我要强调一点，世界上没有脱不了的钩，只是时间长短问题;就像夫妻两个人不和的话，没有离不了的婚，只是时间长短问题。

　　这里关键问题是：到底谁离不开谁?是中国离不开西方，还是西方离不开中国?当然，谁离开谁都能活，只是活得好不好而已。换个说法，谁对谁的依赖性更大一点?我想大家都应该很清楚，我们对西方的依赖性，远远大于西方对我们的依赖性。这是因为，我们的比较优势是相对低端的，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替代的，尽管有时间长短问题;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相对于我们的优势，在高新技术方面，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替代。这是可替代性问题。我们要认清这个形势。

　　1.4.“阵营化”：可能性与有限性

　　这种观点认为：部分西方国家与中国脱钩后，可能形成一个阵营;中国迫不得已也可能跟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结成阵营。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一方面，从西方看，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高度一致。过去两年贸易战以来，美、欧、日发表了七次联合声明，都是针对中国的，指责中国的非市场化倾向。它们结盟的可能性很大。以前美国游说西方国家一起来对付中国，像华为事件，少数西方国家是摇摆的，但是这次可能由于疫情而转向更加坚定。大家知道，英国首相进了重症监护室，我判断他以后对于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会更加配合，因为他们与美国对中国在疫情方面的责任的看法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从中方看。中方本来是不想跟西方对阵的，但是过去几年也主动采取了一些带有阵营化色彩的措施，比如开展“一带一路”，倡导建立一些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以及联合亚非拉的一系列其它举措。如果西方选择跟中国“脱钩”的话，形成联合阵营的可能性比较大，中国可能被动，不得不更加强化以前的与亚非拉国家联合的举措，从而形成自己的阵营。

　　但是，“阵营化”从整体来看将是有限的。首先，西方阵营内部各个成员国与中国的脱钩是有限的，这是前面讲过的“去中国化”的有限性：与中国脱钩的领域主要是关系到国家政治、军事、民生安全方面的领域，而不可能在近期之内完全脱钩，西方阵营内部跟中国还是有很多联系。

　　其次，更重要的是，中方自己不太可能组建一个强大的对抗西方的阵营，不会像冷战那样形成两大阵营。冷战时期东方阵营的俄罗斯和东欧，现在体制跟西方基本是一样的，跟中国差别比较大。而其他亚非拉国家，其中像印度、巴西本来就是美国盟友，还有很多国家是中立的，他们平时即使跟中国加强联系——譬如加入“一带一路”——也不会断绝和西方的联系。如果中国和美国和西方发生激烈对抗，真要让他们选边站队，他们不能两边押宝了，他们会倒向哪一边呢?无论是从价值观、体制还是从利害关系上看，我判断他们倒向西方的可能性都更大。当然，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中国也可以通过强有力对外援助挽留住一些朋友。然而，一旦中国与整个西方的对立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中国的出口换汇与援外能力都会受到很大限制。这是中国需要考虑清楚的。

　　所以我判断，旧冷战时期那样的阵营，绝对是不会重现的。无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经济方面的，那样的阵营都不会出现。核心是亚非拉国家不可能与中国形成一个同西方对抗的阵营。中国最多就是加强跟这些国家的经贸联系，但如果中国跟西方矛盾加剧了，有限阵营化就很可能转变成了中国自己被孤立。就像打扑克牌，原来是2对2，玩“找朋友”，结果变成3对1，成“斗地主”了。那种情况下，世界上只有极少数跟中国意识形态与体制非常接近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已经很少了——能跟中国坚决站在一起斗西方，其他国家不太可能。因此，中方这一方很难形成强大阵营。这个是中国应该保持清醒的。

　　1.5.“全球化”未来：取决于中国战略选择

　　全球化的中长期走势，我认为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决定的，不是别人决定的。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中国的体量现在很大，全球第二，我们是不是加入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球化的走势。第二，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具有异质性——我们的体制不一样，而且我们的异质性具有唯一性——只有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怎么走，决定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国际主流社会是欢迎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当然同时对我们加入全球化的方式也是有期待的。从我们乔治城大学毕业的克林顿总统，在支持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表达了这点。这几年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屡次表达了这点。他的观点代表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期待，主要包括：第一，经济运行方式更加市场化;第二，社会管治方式更加开放化——我用比较中性的词“社会管治方式”，大家知道这个开放化是什么意思;第三，对外交往更多奉行国际主流价值观，也就是普世价值观。

　　中国会怎么选择?中国的选择取决于自己的两种不同的认知。这两种不同的认知会导致两种不同的选择，进而导致全球化两个不同的结果。两个认知的焦点在于：国际主流社会对我们的期待是不是合理?我们过去四十年发展成就的核心来源到底是什么?

　　第一种认知是：国际主流社会对我们的期待是合理的;我们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来自于我们学习国际主流、改正我们自身的弊端。如果认知是这样的，我们相应的选择就是以后接着学习国际主流的做法，接着改革我们自身弊端，跟人家进一步融合。这样一来，唯一的异质性的经济体就加入到人家的阵营里去了，这样就是真正的全球化了。

　　第二种认知是：国际主流社会的期待是不合理的，甚至于现有的国际秩序都是不合理的;之所以过去四十年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不是由于学习国际主流，而是来源于坚持了自己的一些特殊做法，对外开放只是巧妙地利用了国外的资源。如果是基于这么一种认知的话，相应的选择就是接着坚持自己的特殊做法，而不是按照国际主流期待的方向去走。甚至，以前利用了国外的资源把自己做强大了，现在要利用自己的实力，去改变自己认为不合理的东西：国际主流社会的期待是不合理的，要改变这种期待;原来的国际秩序也是不合理的，也要改变这种秩序。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和其他国家对着干，双方就会脱钩、分裂。这是全球化的第二种结果。

　　总之，世界怎么走，全球化如何发展，取决于中国自身的认知与战略选择。那么，中国会做出何种选择呢?我认为从中长期角度看，中国会做出合理的选择，全球化会重回正常轨道，也就是真正的全球一体，而不是分阵营，哪怕是有限阵营。我的判断理由有两个：

　　首先，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不可逆的。四十年的经济发展、思想解放，这个大的趋势是不可逆的。在我看来，这几年的问题，带有比较大的偶然性。当然这方面见仁见智，你也可以说是必然性。对于这个偶然性，我不便于展开多讲。简单地说，如果当初不是怎么样的话，某一个事情没有发生的话，我们就不会是现在这样。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选择不正确，必然会导致我们经济恶化，必然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必然会导致我们自我调节、自动调节。举两个例子。一是国企民企的发展。这个问题前几年引起很大纷争，导致民营企业发展受到很大障碍，整个经济发展不景气。结果2018、2019年的时候不得不开始调整，强调支持民企发展。这个就是自我调节：政策出问题，民企搞不好，经济不行了，社会不稳了，就会自我调节。二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我们和美国产生了那么大的贸易纷争，影响了我们的经济发展，所以还是要谈判。尽管谈得很困难、反反复复，第一阶段的协议还是最终达成了，暂时止损了。总之，社会是会自我调节的，撞到墙就会回头的。所以，从中长期来看，我是有信心的。

　　前几天，文贯中教授说，如果中国和西方国家斗争拖长了，我们会错过中国现代化的窗口期，对我们很不利。他的主要理由是：一旦西方国家把产业链从中国转出去，以后再转回来就很难了。他的这种担心当然有道理，但是我认为也不必过度担心。即使中国现在错过了某一段时间，将来回来之后，我们仍然能够发现我们的比较优势，找到合适的位置。下一个阶段，产业链本身也会发生变化，我们总会有自己的新的比较优势的。比较优势是始终存在的，这是我们经济学的经典原理，所以不必过度担心。

　　但是，我也不是说，我们就让现在的局势自然发展，不要管它，脱钩就脱钩。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产业链要自然转换，这个转换要是平和一点，多好呢，为什么要那么剧烈呢?而且，与发达国家脱钩久了，我们的发展质量肯定受到不良影响，不利于我们在产业链中的提升。如果能不走弯路，为什么偏要走弯路呢?我们不要自己“创造”困难再去“克服”困难，而要争取跟外部世界和谐地发展。

　　有人可能会问我，你说中长期全球化会回到正常轨道，我们会和国际主流融合，那么中长期到底多长?我的判断是不超过十五年。为什么说不超过十五年?这个问题我不便于展开多讲。

　　总之，我认为，全球化的中长期发展趋势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而中国自身也是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我对中长期的前景乐观。

　　第二部分：中国经济如何自救——对内政策选择

　　对于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将从三个方面谈谈我们的对内政策选择：一是宏观政策的取舍;二是发展模式的转变;三是深层体制的改革。

　　2.1. 宏观政策取舍：三主三辅、三增三减

　　在宏观政策的取舍方面，我认为要区别三个主辅关系，主导——辅助关系;另外，要做到三个改变。

　　首先谈宏观经济政策的三个主辅关系。

　　第一个主辅关系：经济救助为主，经济刺激为辅。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对疫情冲击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明确的指导思想。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不是由于我们的经济自身结构问题或经济周期问题产生的经济疲软。因此我们的对策也不是要刺激经济、熨平经济周期。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外在冲击，很多产业、很多企业的基本生存发生问题，很多个人的基本生活也遇到重大困难，不是疲软，而是已经趴下了。因此，他们不是需要刺激，而是需要救助。这应该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

　　第二个主辅关系：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这是指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两大政策选择。为什么应该这样呢?因为货币政策的对象是普适性的，不同企业、不同个人来申请贷款，不同企业的贷款条件是类似的，不同个人的贷款条件也是类似的，差异化不大。但是，新冠疫情造成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个人是不一样的：很多行业受到的影响特别大，包括旅游、交通、旅馆、餐馆、电影院，等等;而有些行业，如网购等，不仅没有受到负面影响，反倒有正面影响。因此，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就是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针对不同经济主体分别使用不一样的政策。不是说货币政策不可用，照样可以用，降低利率，增加贷款，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但这应该是辅助性的。应该以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为主。此外，货币政策的贷款毕竟还是要偿还的，而现在很多特别困难的企业与个人，需要直接的财政无偿援助。

　　第三个主辅关系：直接补贴为主，减轻税负为辅。这是指财政政策内部的收入、支出政策的选择。财政收入方面的扶助政策是减轻税负，这个政策要不要采取呢?我认为可以采取，但是这应该只是辅助措施。这是因为，现在很多困难企业与民众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减轻税负问题，而是几乎没有收入，甚至入不敷出。财政政策应该以支出政策为主，也就是以增加补贴为主，说白了就是直接发钱，帮助受到疫情负面影响的行业、企业、个人，渡过这个巨大的难关。

　　其次谈宏观政策的三个改变，或者说三增三减。这几个改变都是针对财政政策的支出与补贴策而言的，因为上面谈到宏观经济政策中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而财政政策里又应该以支出与补贴政策。

　　第一个改变：缩减新老基建投资，增加企业民众补贴。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要搞基建投资刺激经济。每次发生危机，就有人提出搞基建，包括老基建、新基建。我不赞同这种主张。我认为应该反向操作，要缩减政府在基建方面的投资支出，要把钱节省下来，用来增加对困难行业、困难企业、困难民众的补贴，帮助他们渡过这个难关。基建只涉及几个行业，而且这些行业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为什么要去刺激它呢?应该把这个钱节约下来，去补贴那些受疫情负面影响大的行业、企业与民众。

　　有人说，增加基建投资，可以把其他行业受到影响的从业者吸引过来就业。这的确可能会增加一些就业，但增加的数量会很有限，远远不能吸纳受到疫情负面影响的所有行业的失业人员。而且，吸收其它行业的人来就业，还有一个转换成本。疫情之后，这些人员又有很多要转回到原先的行业。这就会导致两次转换成本。所以，搞基建投资的结果，只能是短期内扭曲经济结构，而在解决就业问题上作用不大，且成本较高。总之，应该减少基建投资，增加企业民众补贴。我在《纽约时报》前几天对我的采访中，重点表明了这个观点。

　　但是，为什么政府做不到这一点呢?很多朋友告诉我说，你对政府官员循循善诱，但是他们不会听你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政府官员喜欢搞基建投资，不直接给企业、给民众发补贴呢?原因很简单，基建投资，到哪个地方去投资，给谁投资，谁投资多一点，谁投资少一点，这里有很多猫腻。官员在里面能拿到很多好处，有很多油水可捞。这就涉及腐败问题。如果给企业、给民众发钱，官员能有什么好处?这就是政策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但是，从决策的方向来说，政府高层要认识到，现在不能大搞基建，不能允许这些官员这么干。我相信高层不会在基建投资中捞什么好处，他们要意识到不能这么干，做出改变。

　　第二个改变，缩减战略产业补贴，增加困难产业补贴。所谓战略产业，就是我们前些年制定的一些产业政策(包括中国制造2025等)中确定的一些重点产业。姑且不考虑其他因素，只考虑目前的经济紧张状况，我们也应该先把对这些产业的补贴暂停一下，或者说减弱一些，把这些钱节约下来，去增加对困难产业的补贴。何况，我们的产业补贴与产业政策本身就需要调整。——下面我会讲“发展模式转变”问题，将会重点谈这个问题。

　　第三个改变，缩减国有企业补贴，增加民营企业补贴。国有企业以前享受了那么多好处，包括政策方面的、资源方面的，特别是在过去几年，为什么现在还要补贴它?而且它们效益还那么低。现在受到影响最大的，绝大多数是民企，特别是中小民企。应该增加对它们的补贴。——下面我讲“发展模式转变”问题时，将会再次谈这个问题。

　　2.2. 发展模式转变：国企民企、产业政策、政府职能

　　下面我谈谈对内政策选择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发展模式的改变。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三个核心观点：

　　第一，国企民企问题：从临时扶持民企转向“确立民营企业基础地位”。这是讲企业结构的转型。

　　第二，产业政策调整：从政府主导与产业政策转向尊重市场自主选择。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指导行业发展的产业政策，转向尊重市场，由市场自主选择哪些行业应该重点发展、哪些行业不应该重点发展。

　　这两点，我先只提出观点，下面会展开重点说明。

　　第三，政府职能转变：从指导经济发展转向维护市场秩序。这与上面第二个转变密切相关。

　　政府不要老想着去指导经济发展、市场发展。政府的日常职能是维护市场秩序、搞好市场监管，让企业不要乱搞、不要违法乱纪，也就是要强化国家市场监管局的作用，而不是指导经济怎么发展、指导产业怎么发展、指导市场怎么发展。“指导”经济、产业发展的国家发改委，应该裁撤掉。有财政部制定财政政策，有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有各专业职能部门各司其职，有国务院统筹一切，还需要发改委这个“小国务院”干什么呢?不仅是发改委，国务院也不要动不动就发什么指导意见。前不久国务院还发了一个指导意见，叫做“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的意见”(大意)。这个东西需要政府指导吗?你自己放手不就行了吗?对于民营企业改革发展，政府去年也出台了“指导意见”。民营企业怎么改，关你什么事?需要政府操心吗?政府只要管民企不违法就可以了;民企要不要改，怎么改，政府不要去管它。政府要管国有企业改革。另外，对外贸高质量发展，对教育科研，什么都要出一个“指导意见”，要那么多“指导意见”干什么呢?不必要。政府的日常职能是维护市场秩序，搞好市场监管就可以了。

　　政府还有一个特别职能，就是危机救助。现在发生危机了，你要救急。另外就是做好最低社会保障。最近几年搞精准扶贫。其实，只要把社保搞好、把最底层的保障托好就可以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救急不救穷”。最穷的人，包括残疾人，你给他们搞好最低保障就可以了;至于怎么去脱贫，怎么去发展，不必老想着政府怎么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搞，让市场去搞，比政府搞效果肯定要好得多。

　　关于上面的这三个观点，下面展开谈其中的第一个、第二个：从支持国企转向支持民企，从产业政策转向市场自主选择。

　　(1)国企民企问题

　　国企民企问题，过去几年来引发了很大的内外纷争。

　　内部纷争的原因，在于前几年的“国进民退”。1990年代后我们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抓住了大的国有企业，主要是上游产业，而把下游产业基本放给民营企业了。“抓大放小”促进了下游民营企业的大发展，但对民企也有不利的地方：上游产业国企垄断程度很高，譬如能源、电信这些行业，产生了垄断高价;民营企业在下游，地位是不利的，不得不接受上游国企设立的高价，接受上游行业的高价盘剥。上游产业提供的能源(包括石油)、电信，下游哪个企业不用?

　　而最近几年，我们的国企政策是“做大做强”。政府的产业扶持、补贴政策，土地也好、资金也好，都倾向于国企，但是改革的很多成本，去产能也好、去杠杆也好，又主要是由民企来承担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本来应该是由民营资本加入国有企业来改善国企的经营管理，但改着改着，结果是国有企业吞并民营企业。近几年民营企业家争相进行表态，并寻求保护，为什么?因为他们受到有形无形的敲打了。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干脆直接跑路了。关于民营经济退场的争论，也是两年前发生的。最后导致高层不得不表态，“两个坚持”，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要坚持让它们发展，一视同仁，这是内部纷争的大背景，是前几年的国进民退导致的。

　　同时，国企问题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的外部纷争。美欧日抱怨我们，说我们的国有企业受到政府的大量补贴，在国际上把它们的企业挤垮了。人家认为这是不公平竞争，认为我们违背相关国际组织的“国企竞争中性”原则：国有企业跟本国民营企业的竞争是不公平竞争，跟外国民企的竞争也是不公平竞争。

　　基于以上内外两方面的纷争，2018年底与2019年底，我们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新政策。但是，民间对这个带有一定运动式色彩的民营企业新政是不是临时之计、能不能持久，是有疑惑的。浙江的省委书记曾经说，要把民营企业养得“香香的、壮壮的”，引起了民间议论：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养壮了以后再杀吗?这就涉及一个认识论问题，涉及一个更基础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国企“做大做强”政策，与这两年出台的民营企业新政，以及国企“竞争中性”要求之间的逻辑矛盾，如何解决?

　　首先，国企做大做强，到底是应该依靠自身实力还是政府扶持?如果是依靠自身实力的话，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国企“做大做强”呢?依靠国有企业自身改革，依靠自己实力“做大做强”，不需要政府提一个口号。如果依靠政府政策扶持“做大做强”，就违背“竞争中性”——为什么只扶持国有企业不扶持民营企业呢?

　　其次，说国企要“做大做强”，那么民企要不要“做大做强”?如果不可以的话，民企必然受到限制，前述那些问题又会发生：民营企业自己“做大做强”了，就会受到敲打甚至杯弓蛇影，最后导致恐慌跑路。政府现在需要民企，一时遏制了那些问题。但如果认识论上没有解决问题的话，将来还会发生那些情况。民间有人说了：“需要我们是迫不得已的选择”——现在经济形势不好了，需要我们——“消灭我们是崇高的理想”——今后还是要拿我们开刀的。认识不改的话，没办法解决根本问题。不让民企“做大做强”，也不符合竞争中性，就像民间所说的：“民营企业是领养子，国有企业是亲生子”。如果说民营企业也可以“做大做强”的话，那很简单，让民营企业适用国有企业同样的措施就可以了，不需要专门针对民营企业去出台的多少条扶持措施。用得着吗?不必要，无需特别扶持，只要不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区别对待就行了。国有企业怎么搞，民营企业也怎么搞，什么措施都一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出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临时措施，而在于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一个制度化保障。这个制度化保障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要确立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哪一个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秦晓先生说过，国有企业就是政府直接进入市场。本来政府应该是经济的裁判员，却进入市场，上场踢球了，做运动员了，但运动员应该是民企。国企如果又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两个身份怎么协调?这是有内在矛盾的。

　　要确定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需要克服两个观念障碍：

　　第一个观念障碍：有的人说国家必须掌控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这个观念的第一个理由，是要确保企业不损害民众利益。我就奇怪了：现在损害民众利益的、高价的，不是垄断的国有企业吗?“三桶油”(指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家国企——编者注)油价那么高。国企卖地，地价那么高。国有垄断行业，不恰恰是损害民众利益的吗?垄断必然造成高价，必然损害民众利益，这是经济学基本规律。民企垄断很容易通过执法来解决，而国企依靠国家权力垄断很难解决。上述观念的第二个理由，是要确保企业实现国家战略意图。那我就要问了：国家怎么天天对企业有战略意图要求?特殊情况下有的话，特殊时期再说，日常还是应该以民营经济为主。所以，这个观念障碍我们要克服。

　　第二个观念障碍：有人说国家应该掌控公共产品行业，公共产品、非盈利产业应该由国家掌控。其实，看看欧洲、美国，整个西方，公共产品行业也是可以盈利的，他们这些行业也盈利化、也民营化了。国家应该掌控公共产品行业、非盈利产业这个观点，也是一个先验的观念，在现实当中并没有得到国际上的实践支撑。

　　国际实践上，二战结束之后，不仅前社会主义国家，西欧国家也搞了几十年国有制(尽管不是主体)，但1980年代以后，都还是纷纷民营化了，这是浪潮。为什么?没有效率，搞不下去了。所以我们经济发展的角色，还是应该以民营企业为基础。要在制度化上做保障，保障民营企业在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要促进民营企业进入国民经济的一切领域，包括国民经济命脉行业与公共产品行业，都应该可以进入，不要给民营企业施加限制。这就是制度化保障。

　　(2)产业政策调整

　　产业政策问题，与国企问题一样，既有内部争议，也有外部争议。

　　先说内部争议。有的学者支持产业政策，代表性的是林毅夫教授。在这些学者看来，国家选择某些特定行业并支持其发展，是实现发展中国家弯道超车的必要政策措施，而且在现实过程中起到了良好效果。但是，很多其他经济学家，譬如张维迎教授、许小年教授、我，都反对。在我们看来，相对于市场、企业而言，由政府来选择、主导行业发展的话，很难做到决策科学、效果理想，要不然为什么不回到原来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呢?计划经济不就是政府主导的吗——政府来决定哪些行业重点发展，哪些行业不应该重点发展。

　　而且，政府支持的那些行业与企业，实际效率是比较低的，甚至是虚假效率。譬如新能源汽车、机器人，这么多年来政府大力支持，它们的发展跟西方国家比起来怎么样?差远了，很多都是虚假的效率，把补贴撤销以后就没效率的。反倒是形成了很多过剩产能，由此产生了对外倾销、贸易摩擦等一系列问题。同时，政府选择、主导还带来了严重腐败问题——补贴哪些产业、哪些企业?企业贿赂官员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还有欺诈、骗补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西方国家也有产业政策。姑且不论它们的产业政策形式跟我们的区别，单从它们的政策效果来看，即使没有产生正面作用，也没有我们这么多腐败问题、欺诈问题。这跟我们的体制有关。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四十年发展成就，主要是来自于市场的力量，不是来源于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也是依赖于市场发展起来的。

　　再说外部争端。我们的产业政策受到外部制约。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产业政策是有规范的，它有一个《补贴与反补贴协议》，我们是签署了的。其涵盖范围包括各种各样的直接补贴与间接补贴，我今天没有时间展开讲。如果补贴是针对某些特定行业的，也就是具有专向性，而补贴生产的产品又出口到国外了，损害到其他国家企业的利益，它就可以合法地制裁你，譬如对你征税——反补贴税。即使它不采取那些反制措施，也会认为你是一个非市场经济——通过补贴，由政府主导行业发展。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我们就宣布搞市场经济。搞了这么多年，将近三十年了，世界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都不认为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我们自身没有原因吗?近两年，美欧日三方连续七次发布针对我们的联合声明，指责我们的“非市场导向”，主要就是指产业补贴。产业政策也是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核心分歧点。这个问题今天没有时间展开讲。

　　因此，产业政策不是纯粹的内政问题，因为它受到国际组织的规范制约，WTO是有规定的。我们说产业政策是我们的核心利益。在我看来，产业政策的目标可以说是核心利益，但是怎么发展，是依靠补贴还是什么其他方式、手段来发展，这个不能称为核心利益，你必须遵守自己签署的国际规范。那么，中国要改的话，以后怎么发展战略产业呢?在我看来，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符合国际规范。要多看看其它国家是怎么做的。美国、德国都有产业政策，都有相关举措。人家是外部环境改善为主，譬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鼓励创新，而不是我们这样以补贴为主。它们少量的补贴也是以前期科研补贴为主，而不是我们这样以后期生产补贴为主。我们可以参考国际通行做法，今天不展开讲。

　　其次，要考虑外部影响。要考虑对他国的影响，不能搞过头，把人家的企业都搞死了。做生意要和气生财，不能一个人独吞市场。

　　再次，要加强效果论证。过去的产业政策效果到底怎么样?我刚才简单谈了定性认识，谈了虚假效率问题。我们还要做定量论证，来决定到底是改进还是放弃。

　　最后，要强化市场主导。要把政府补贴为主要手段的、专门针对某些特定行业的产业政策，改成普适性的宏观财政政策——对所有企业减税，让企业自己有更多的钱，自行决定应该向哪些行业发展。有人问，企业会发展政府希望发展的产业吗?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凭什么应该发展政府选定的行业，凭什么政府选定的行业就应该是战略产业?市场有选择战略产业的自我机制。新兴行业、战略产业都有超额利润的，会吸引企业去发展。单个企业能力欠缺的话，可以吸引风险投资。这方面，西方国家都有成熟的做法，我们也已经引进了。这就是我的政策建议：要依靠减税而不是补贴。但现实过程中，为什么政府主要还是喜欢选择一些产业、通过补贴的方式发展它们呢，而不是靠减税、让企业自行决定如何发展呢?原因是，政府来决定选择哪些行业补贴，补贴哪些企业，操作的官员有油水可捞;而减税以后，政府官员没有油水可捞。这与我前面谈到的当前疫情下政府官员喜欢搞基建。而不是给老百姓发钱，道理是类似的。这是政策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决策高层下决心。

　　2.3. 深层体制改革：体制基本面改进重于技术面完善

　　对内政策选择还有一个深层的体制改革问题。深层体制改革是避免以后发生类似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的根本出路。我不多展开，只讲一个基本观点：中国体制基本面的改进，要比技术面的完善更加重要。

　　什么叫做体制基本面?体制基本面是指支撑这个体制的一些基本理念，说到底就是自由、民主、法治的水平，你的体制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体制技术面则是指具体的行政管理体制，市场监管、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等。这次疫情当中涉及的公共卫生体制、应急管理体制，都是行政管理体制，都是体制的技术面。

　　从基本面和技术面的关系来看，基本面是技术面的基础：行政管理体制应该建立在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并应该保障自由、民主、法治的实现;而且行政管理体制是不是实现了其特定的专业目标，也要依靠通过落实自由、民主、法治来加以保障。

　　这次疫情初期失控，从技术面上看，是官员渎职，是浅层的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失灵：SARS之后建立起来的公共卫生管理体制，花了那么多钱，很多亿，这次一下子失灵了。为什么?在我看来，是我们的体制基本面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我前些天在《联合早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谈了这个问题。我认为问题出在我们的“内紧外松”的维稳体制。其实政府内部很早就了解了疫情与病毒性质，12月底与1月初就知道了。很多媒体报道、学者的分析，都已经说明了。政府内部也采取一定措施，包括国家疾控中心12月底就启动了内部应急管理体制，国家领导人1月上旬就发话了。内部可能是紧了，但是对外装作若无其事——所谓的维护社会稳定，不要让民众、让外界对我们的社会稳定产生不好的印象，说到底是面子问题。为了这个原因，本来内部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不让人说，甚至去训诫医生。这就是民众的言论自由受到了限制，是体制基本面出现了问题。官员为什么敢这么做?因为缺乏民众的民主监督。这也是深层次的体制基本面问题。

　　不仅是疫情初期失控，疫情后期管控也有很多问题。从表面看，很多都是体制技术面问题，譬如管控过于刚性、配套措施不足、管控权力滥用、管控措施不公平，等等。我的一些评论文章中都有分析，不一一展开。但在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都是体制基本面是民主法治水平不足。譬如管控权力滥用，对在家聚集打麻将的人扇耳光，将轻微违背管制规定的人拉上街去游街，这都体现了我们的法治水平比较低。为什么敢这么做?民众的民主监督不足。这些都是基本面问题。

　　所以说，体制基本面是技术面的基础，体制基本面的改进比技术面的完善更加重要。有人说为了防范类似的公共卫生危机，要学习西方，建立一个吹哨人保护制度——这是一个体制技术面措施。其实，在我看来，只要把保障言论自由这一体制基本面问题解决好了，让民众有权利自由说话，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求医生在对外发声时，一定要说病毒不是SARS病毒呢?差一点有什么关系呢?政府为什么要管得那么严呢?这是言论自由问题。有了很好的言论自由保护制度，要什么“吹哨人”保护制度呢?吹哨人也是人。不仅要保护“吹哨人”的言论，所有人的言论都要保护嘛。

　　体制基本面搞好了，技术面哪怕出现问题，也不会定会产生严重问题。即使技术面的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出问题了，内部没有报上去，但政府不限制民众自由说话，民众自己公开了，声音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就会警觉，就会自觉采取措施防范病毒传染，就不会引起这么严重的问题。总之，我的核心观点是：体制基本面的改进比技术面的完善更加重要。这是我在深层体制改革方面的核心看法。

　　第三部分：中国经济如何自救——对外政策选择

　　在我看来，对外政策选择主要是做好四个方面工作：第一，搞好疫情外交;第二，调整外贸战略;第三，明确对外开放重心;第四，思考外交战略。我分别简单讲一下。

　　3.1. 搞好疫情外交：保持谦逊姿态

　　对外政策选择的第一个方面，是要搞好疫情外交。前面第一部分已经谈到，新冠疫情带来的外部形势非常严峻，很多国家对我们有很大的怨气，我们面临的中西“脱钩”、“去中国化”的压力很大。而我们的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又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搞好疫情外交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核心是应就疫情保持谦逊姿态。这里说的“谦逊”，首先是指政府应该对民众保持谦逊姿态，不是要求民众对政府感恩，而是政府要对民众保持感恩心态;其次是指我们的政府与民众也要对国际社会保持谦逊姿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外援和援外应该保持谦逊姿态。对于外援，不要区分人家是政府的还是民间的。都是外国的，干吗要说人家外国政府没有支援、只有民间支援了?没有必要这么说。对于援外，也要保持谦虚姿态，不要当作是在挽救世界。

　　第二，对国际社会的对华旅行管控保持谦逊姿态。一开始我们对此不理解，还说别人针对我们“落井下石”。现在我们自己对外都搞旅行管控了，都理解了。因此，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不用多说了。

　　第三，对本国抗疫体制与措施的赞美应该适可而止。我们后期抗疫的确是有效果的，这个成绩不能否认。但这是已经产生问题以后、解决问题的效率比较高。那么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前面说过，也有我们的体制性因素。不要只是赞美后期的成绩，把前期的问题给忘了。

　　第四，对国际社会抗疫的贬低应该停止。其他国家抗疫固然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开始没有对中国疫情的问题予以足够重视——不少国家说是中国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误导的——中国现在再去说它们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不是引起矛盾吗?中国的一些严管措施，在我们看来很有效，但它们是很难采取的。它们那个民主体制下，不可能像中国这么严管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向人家推销，由他们自己去摸索适合自己的抗疫措施。

　　第五，对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赞扬和感谢应保持谦逊姿态。早期一些国家的人士对我们有些赞扬，说我们为世界做出了牺牲，世界欠我们的。要知道人家这么说是客气。我们的确做出牺牲了，但为的是什么?是避免始发于我们的疫情对人家造成大的损害。这对我们而言，是应该做的。别人客气，说欠我们的，我们自己不能坦然接受。谁欠我们的?武汉的那些渎职官员欠我们老百姓的，但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人们不欠我们。这是我的看法。

　　第六，对国际社会的批评也应该保持谦逊姿态。人家批评我们，主要是讲我们前期工作做得不足，这个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也在反思。当然，他国自身也有责任。我不是说它们的政府没有责任。前面第一部分已经讲过，美国特朗普政府也有它自己的责任。但是我们应该谦逊地承认我们的前期不足。

　　3.2. 调整外贸战略：提高外贸质量、改变出口导向

　　对外政策选择的第二个方面，是要调整外贸战略。

　　首先是要提高外贸质量。去年底我们提出来外贸要高质量发展，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前段时间我们提出了政府对于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但这个东西本来是不要政府指导的。以前外贸质量不高，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政府主导导致的。政府总是对出口实行补贴，所以那些低效率的企业、低质量的产品都出口了。应该让市场来决定，有能力出口的就出口，没有能力出口的就内销、不要出口，要市场化。要通过外贸市场化来推动外贸质量的提高。

　　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出口导向战略。中国这些年跟外部世界，跟美国与其他一些国家都产生了严重的贸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长期、过度执行的出口导向战略有关。我们通过对出口的各种直接补贴、间接补贴来促进我们的出口，包括生产补贴、出口退税、人民币币值的低估。这个出口促进战略，一开始是对的，让我们赚点外汇，进口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但是我们在过去的三十年来实施过度了：一是对出口的依存度过高，大大超过我们应有的水平;二是我们的出口顺差太大，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三是外汇储备过多，高出国际公认标准5-9倍。以上所说的这些，我都是有数据支持的，今天由于时间关系不能展开讲了。

　　过度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对我们自己有很多危害。第一是导致贸易目标扭曲。为了出口而出口，忘了出口的初心。出口的初心是为了换进口，要那么多顺差干什么呢?第二是导致贸易条件恶化。大量的出口，甚至是人为促进出口、补贴出口，将出口价格压得很低，相对于进口价格很低，卖一堆东西才能换回来一丁点儿进口，这个生意做得划不来。第三是导致通货膨胀。这是因为，东西都出口了，又不补回来，国内供给的东西少了，物价就上去了。以上所有方面都会导致国民实际消费减少，导致国民福利降低，导致整个国家利益受损。

 

　　出口导向过度执行还产生了其它一些问题。第四，储备风险增加。出口导向让我们攒了一堆外汇储备，但储备也是有风险的。现在我们有美国的偿债风险。即使没有这个风险，外汇储备十年二十年不花，也有一个贬值风险。即使一年只贬值2%——美元通货膨胀率比较低，按2%计算——十年就是贬值20%左右。第五，对外依赖程度太高，极易受外部影响。现在由于疫情，外部世界受到冲击，对我们的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因为我们高度依赖外部。第六，对外贸易摩擦加剧，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口导向引起的。

　　因此，出口导向战略长期过度执行，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不好的，而且是损己损人，势在必改。怎么改?以前我们总是讲增加对外采购，多买一点外国的东西。但是现在西方不满意了，要求我们改变贸易模式，将人为促进出口的政策措施取消掉。其实，这本来就是我们自己应该要做的。我们要改进中国的贸易模式。从贸易目标上老说，要从追求出口顺差改成追求进出口基本平衡。从贸易手段上说，要从人为促进出口改为真正的自由贸易。什么叫做自由贸易?就是不采取特定措施去鼓励哪一方或限制哪一方。对我们来说，主要就是不要人为地促进出口，要让贸易自由发展。

　　3.3. 明确开放重心：融入美欧日还是联合亚非拉?一带一路?

　　对外政策选择的第三个方面，是要明确我们的对外开放重心。我以前有篇文章《中国应该慎重思考对外开放总体格局》，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外开饭的重心是明确的，现在我们有点模糊，需要重新明确：我们的重心是融入美欧日，还是联合亚非拉?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三十年，不是没有对外开放的。那时候也对外开放，但主要是对亚非拉国家开放。当时我们说自己，亚非拉朋友遍天下。1978年后的对外开放与前三十年的对外开放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对外开放重心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美欧日。

　　现在美欧日三方在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包括我前面已经提到的，他们两年来针对我们连续七次发布联合声明。我们应该跟他们集体对抗吗?我们不看政治方面，就看经济方面。美欧日三方都说我们不是市场经济国家。我们争辩说，凭什么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你们说的那样，凭什么就应该按照你们的定义来认定。问题是，它们都是那么认为的，就中国不太一样。剩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要跟它们集体对抗吗?

　　如果我们跟它们集体对抗，就会必然转向联合亚非拉。但如果这么做，或者说，如果让他们成为我们对外开放的重心，结果会是什么呢?这些国家既没有西方那么大的市场，也没有西方那样的、我们可以学习的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与先进体制。相反，我们需要提供大量的对外援助，关系还不能持久，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些。

　　我们现在搞“一带一路”，从规划上说，既包括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欧洲发达国家。但主要对象还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我们在他们那儿搞投资，效益如何?其中不少项目是政治导向的，不讲经济效益，产生了不少亏损。这个问题应该解决。有人说我们是为了推销过剩产能。那么，为了解决过剩产能，为什么不改变导致过程产能的产业政策呢?此外，一些国家指责我们搞债务外交，我们与部分国家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国内一些民众对于我们对外与对内花钱不平衡也有一些议论。这些我们都要考虑，但不一一展开谈了。

　　总之，对外开放的重心到底是亚非拉，还是美欧日?我们要考虑清楚，要重新明确。

　　3.4. 思考外交战略：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模式、韬光养晦?

　　对外政策选择的第四个方面，是思考外交战略。前些年我们提出要搞大国外交，这些年来成效如何?要进行评估。现在我们跟不少西方国家产生很多摩擦，成了烽火外交。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少问题，其中部分国家是靠钱养着，譬如菲律宾，钱没了就向中国要。有些发展中国家，这次疫情发生之后，也埋怨中国。这次对中国提出赔偿要求的，也有发展中国家，包括受过我们很多资助的国家——它们说你要减轻我原先欠你的债务，那不就是变相索赔吗?

　　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大的战略目标，这些年对外推得很多。“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提法挺好。但首先要明确，应该以什么样的价值观为基础。我们自己的领导人在2018年底的时候说了，要用世界各国共同的价值观，也就是普世价值观，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很好。

　　其实，我们自己宣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自由、民主、法治这些，不就是普世价值观吗?只是名称不一样。我们以这些价值观为基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很好。但跟西方推行的价值观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新意在什么地方?要思考。如果我们是推广自己特殊价值观的话，那又是什么?别人认可不认可?也要思考。

　　有人说，我们的主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别人的是一元化，只认普世价值观，让大家都要认可那个，而我们认为要多元共存，各个国家的主张都应该受到尊重。但别人会问，多元共存是不是也要有一个共同基础?普世价值观不就是大家应该共同遵循的基础吗?对于一些国家(譬如朝鲜)不符合普世价值观的东西，要不要尊重与宽容?

　　还有，我们对外宣传多元化，各个国家相互尊重彼此主张，这没问题。但人家也会问：每个国家内部是不是也应该多元化?内部不同的声音，是不是也要听取?一国政府的声音是不是代表多数民众的声音，还是只代表某些少数人的声音?内部有没有共识?这些都要考虑清楚，要能拿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前几年我们大张旗鼓地说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些现在还要不要提倡、要不要推广?最近我们低调了，我们的领导人都说了，我们不向国际上推广我们的模式和道路。这是由于，前几年西方批评我们推广自己的模式，我们也知道推广这些东西的话，会受到它们的抵制。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我们自己有没有搞清楚?

　　这就涉及到前面第一部分我说的两种认知问题：我们的发展成就，到底是来自于借鉴了国际主流社会的经验，还是保持了自身的一些特殊做法?到底哪方面才是中国模式?我们内部有很大纷争。自身如果没有认清，怎么去推广?现在我们已经明确不对外推广了，但还有进一步的问题：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提这些概念?要不要厘清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人说，中国前些年太高调了，包括对外宣传与推广“中国模式”。我们应该重回“韬光养晦”。由于我们这几年的对外摩擦，现在我们的确有战略收缩的迹象。但在我看来，要不要韬光养晦，不是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中国现在体量已经这么大了，是一头大象了，世界第二了，再怎么韬光养晦，大象能躲在蚂蚁后面吗?

　　在我看来，中国的问题不是要不要韬光养晦的问题。韬光养晦是一个策略问题，不是战略问题，是“术”的问题，不是“道”的问题。中国的核心问题，是战略走向问题。说得更加明确一点，是沿着前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战略走向，向着与国际社会更好地融合的方向往前走，还是往回走?这不是什么韬光养晦的策略问题，而是战略问题，是“道”的问题，而不是“术”的问题。

　　我们现在甚至对外承诺，不当老大，不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这个东西需要我们这么承诺吗?你承诺了，别人就信吗?我认为不必要。在我看来，就中长期而言，中国迟早有一天会是世界老大的，因为体量有这么大。只要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我们就会是世界老大了，因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凭什么让中国永远处在老二的地位，人均永远不能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没道理嘛。

　　所以，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承诺不当老大。关键问题是，我们今后以什么样的方式当这个老大：是以他国认可的那种方式，也就是跟现在的老大一样的方式当老大?还是要换一个方式，以自己独到的方式，跟现在老大不一样的方式当老大?这才是我们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也是外界最关心的问题。还是那句话，我们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韬光养晦，而在于选择什么样的战略取向。

　　补充：内政外交的统一

　　中国经济如何自救?我前面讲了自己在内政、外交两个方面的观点。我认为内政与外交是统一的。我们这几年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前几年的民企问题、去年的港台问题、今年的疫情问题。对外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贸易战问题、脱钩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内政与外交是关联的，核心是我们的战略走向问题。

　　这跟我前面讲的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期待是有关系的。国际主流社会的期待：内政上，经济运行更加市场化，社会管治更加开放化;外交上，更好地按照国际主流价值观行事。如果我们的内政搞好了，是按照国际主流社会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的，外交方面肯定也能搞好。这两者是统一的。

　　总之，我们应该思考我们的总体战略走向。这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全球化”中长期走势的问题，取决与我们的战略选择。有两种认知、两种选择、两个结果。两种认知就是：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成绩，是跟国际主流接轨的结果，还是坚持自身某些特殊做法的结果?认知不一样，选择就不一样，内政选择、外交选择都不一样。导致的结果就是，要么更好地融入全球，要么按照自己特殊的方式自己去搞。

　　所以，要考虑我们的总体战略走向问题。再次强调，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术”的问题，而是“道”的问题，不是策略问题，而是战略问题。而且，内政与外交不是分割的，而是统一的。经济问题也不纯粹是经济问题，是涉及战略走向的综合性问题。

第四部分：总结

　　总结一下，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几个方面的看法：

　　第一，新冠疫情会不会导致去全球化、去美国化、去中国化、阵营化?我认为这几种看法都夸大了，去美国化的观点尤其是误导，去中国化和阵营化是短期内可能会有限、局部发生，但是中长期会回到全球化的正常轨道，我有信心。

　　第二，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自救的对内政策选择。首先是宏观政策选择，要处理好三个主辅关系、三个增减关系;其次是发展模式调整，要确立民营企业的基础地位，要少搞产业政策、坚持市场化导向，并转变政府职能;再次是深层体制改革，体制基本面的改善，自由、民主、法治水平的提高，要重于体制技术面的完善。这是对内的三个方面。

　　第三，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自救的对外政策选择。首先是要搞好疫情外交，在各个方面保持谦逊态度;其次是调整外贸战略，特别是要改变出口导向战略;再次是要明确对外开放重心是融入美欧日，而不是联合亚非拉;最后是调整我们的外交战略，要确立普世价值观基础，核心不是韬光养晦而是明确战略走向。

　　最后，内政外交是统一的，核心问题是战略走向问题，不是策略性问题。而且，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是涉及战略走向的综合性问题。

　　这些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个人看法。这些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第五部分：听众提问与回答

　　提问1：您说的一些政策建议比较明确，但是能不能实现?

　　余智：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想的：我只负责提政策建议，我认为正确的、应该去做的，就提出来;至于哪些能被上面采纳，哪些不被上面采纳，这个问题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的基本原则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从实际结果来说，我认为有些是会得到实现的。譬如对于中美贸易战，我过去两年强烈主张，中国应该进行战略调整，来解决中国与美国与其它西方国家的紧张贸易关系，要进行外贸战略调整、产业政策调整。这些主张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地被官方所采取了。当然他们不一定是听了我的，也许他们是基于形势所迫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而采取的。但我这两年来的观点在外面还是有不小影响的，上面有关部门与领导也了解到了，实际上是采纳了我的一些建议的。例如，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里，有些文字描述，跟我的建议是相当吻合的。

　　另外，我在讲座的第一部分，在谈到未来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时曾提到，如果我们自身战略选择不对的话，是会碰壁的，在经济方面会引起经济衰退，最后会产生社会不稳，导致高层反思或者调整。当时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民营企业的一些政策调整，一个是中美贸易摩擦的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所以我认为“形势不饶人”，我的一些政策建议，或多或少谁被采取的，当然不一定会完全采取。

　　提问2：您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化，那么政府政策是不是也起到了作用?

　　余智：我刚才谈到，我认为主要是市场化的作用，是“主要”，不是“全部”。市场化中，包括政府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政策。政府简政放权，还有很多其他政策措施，实际上都是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体制改革，核心是将小岗村的改革在全国推广，让农民承包到户，这个政府政策就是市场化。后来城市里的企业改革也是市场化，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政府很多政策都是推动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后历次党代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很多政策，本身就是市场化导向的。

　　我不是说政府没有作用，不是否认政府的作用，而是说政府作用的方向应该是什么。方向应该是让市场起到更大作用，而不是加强政府管制。政府政策的方向应该是放松管制，而不是加强管制——我是这个意思，不是否认政府的作用。

　　当然，有些方面，政府也是应该有管制、监管的，譬如我前面讲的，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政府应该加强监管，这是对的。但这跟市场化不矛盾，是经济市场化以后政府的基本职能。

　　提问3：余老师认为政府在政策方面会采取哪些措施?疫情以及与外部的摩擦，会不会导致我们前几年的国进民退变成相反的国退民进?

　　余智：首先，对政府会采取哪些政策，我不作预测。我这个人不太做预测，我只提我的政策建议。我的政策建议在前面已经系统地讲过了，包括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应该坚持的三个主辅关系、三个改变，等等。

　　至于说国退民进与国进民退问题，我前面也已经谈到，前几年由于我们内部国进民退导致的反弹，民间有意见，以及对外贸易摩擦中其它国家对我们的不满，已经导致我们这一年多来采取了一些民营企业新政，实际上对原先的国进民退做了一些调整。

　　这方面的调整还会有，但是会不会变成根本性的改变，我不好说，因为这里有意识形态原因。我们现在根深蒂固还是认为国有企业应该占主导，这是我们的意识形态——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体制的核心，不能改的。对民营企业的暂时扶持，可能是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所以现在会这样调整一下。将来能不能得到根本性改变，我不敢判断。

　　但是国进民退肯定是会受到抑制的，这也是已经发生了的。国进民退不会发展得太猛。太猛的话，经济发展会受到影响，因为国有经济的效率不高，民营企业的效率才高，老是倚重国有经济的话，经济发展会出问题。经济发展出问题，社会就会不稳定，政府就会自我调节。我讲座第一部分谈到了这个观点。我对这个问题的大致看法是这样。

　　提问4：全球对产业链“去中国化”会不会达成共识?中国的产业链会发生什么调整?

　　余智：第一个问题，全球会不会对产业链“去中国化”达成共识，我前面讲了，西方国家有限的“去中国化”可能存在，也就是涉及国家军事、政治、生命财产安全方面的产业可能会“去中国化”，其他的一般产业短期之内可能不会，中长期发展取决于中国的战略选择，我前面也谈到了。这是有限“去中国化”的问题。

　　至于对中国产业链的影响，就是刚才所说的，对于一些涉及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民生安全的行业，西方可能会对我们进行一些打压：对我们实行更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更新的技术不给我们用;对于在我们这儿设立的涉及以上领域的企业，可能会采取一定措施帮助他们撤回去，或者鼓励他们转向其他国家。但是，不涉及这些领域的外资企业，特别是那些低中端产业的外资企业，以及销售市场以中国为主的外资企业，至少近期内不会大规模撤走。

　　应该说明的是，现在一些外企转向其他国家，不仅仅有中西方摩擦与对抗导致的西方政策鼓动原因，以及由此产生的跨国公司自身的风险考量，还有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原因。中国这些年来劳动力成本也在提升，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经济发展当然要让老百姓的工资收入提高，让老百姓得到实惠，这是正常现象。相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讲，中国的成本是在提高的。这是中国的进步。由此导致的外资企业撤出与产业链自然转移，实际上意味着中国产业链的转型升级，这是正常现象，甚至对中国是好事，不应担心。

　　提问5：现在国进民退的现状导致，如果国有企业退的话，民营企业发展更难。另外，如果国退民进，地方政府、央企与金融机构这三个“亲生子”就会哭。您怎么看?

　　余智：我不太理解您说的“如果国有企业退的话，民营企业发展更难”这句话的逻辑。我跟您可能有不同看法，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如果您的意思是说，国有企业现在给很多民营企业提供基础设施服务，比如提供能源、电气服务，不能退，那么为什么非得把提供这些服务的职能让国企来承担?国企退出之后，可以让民营企业干，民营企业照样可以提供这些服务。所以我不太理解您的逻辑在什么地方。

　　您说国退民进会让地方政府、央企与金融机构哭。当然是这样，因为这本身就是利益调整。有些国有企业是地方政府拥有的，地方政府掌握在自己手里当然好，转成民企，地方政府控制的资源就少了，当然不高兴。让央企退出，它怎么会高兴呢?很多金融机构都是国企，你如果让它们退，它们肯定也不高兴。这些问题都不用说的。但我们应该考虑发展的效率，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而不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由于权力与垄断带来的不合理的利益，对不对?

　　您说的金融机构对国退民进不高兴，可能还包括另一个方面：如果金融机构(无论他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的顾客是国企，欠了金融机构的钱一定会还，因为有国家信用支撑;如果是民企，欠债可能会赖账不还。这个问题我觉得要靠加强执法来解决。不能仅仅因为国家可以为国企偿还金融机构的债，就说企业还是国有的好，不能这么考虑问题。

　　另外，国企欠的钱一定比民企欠的钱更容易追回来吗?现实过程当中不一定如此。我了解到：一些国企赖债，银行真还不好催债，因为人家国企背后有政府撑腰啊，很多最后都不了了之了，特别是如果银行也是国有的，反正都是国家的，左口袋与右口袋而已;反倒是民企赖债时容易催债，不行就让法院查封啊，比较简单。

　　提问6：您为什么说全球化从中长期看，会回到正常状态，为什么说是不超过十五年?

　　余智：我的意思是说，中国这几年在全球化方面遇到的障碍，西方国家的“去中国化”的趋势，这些跟我们最近这几年的形势发展有关，这涉及最近几年形势背后的偶然因素。但是我认为现在的发展情势应该不会超过十五年。至于为什么说十五年，我前面说过，不便展开多讲。希望你懂的，我懂的，我们大家都懂的。

　　提问7：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余智：中美贸易摩擦，浅层次原因是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太多了，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太大了。就深层次原因而言，美方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是自由贸易带来的，是不公平贸易，本质上来说就是中国过度采取了出口导向战略，用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手段——直接补贴、间接补贴、人民币的低估，等等。美方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政策手段，美国对中国的逆差就没有那么大。所以美国要中国改变这些政策，而不是简单地买美国一些东西。买一些东西只能解决短期问题，不能解决长期问题，治标不治本。美国提出来的“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求中国改变出口导向政策，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治本。

　　提问8：为什么美国不仅不感谢中国的廉价出口，反倒指责中国经济侵略?

　　余智：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廉价出口对它的消费者是好处的，但是对它的生产商不好。我们廉价出口，把它的很多生产商都挤垮了。挤垮之后，不仅很多企业主有意见，不少民众也会有意见，因为把企业挤垮以后，员工失业了，连工资都没有了。你说他们可以买到廉价商品，如果工资都没了，拿什么买廉价商品?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为什么不听美国消费者的、而听美国生产商的，指责我们经济侵略呢?为什么消费者的声音——消费者得到了好处——没有被政府听到，而生产商的抱怨会被政府听到呢?我们国际贸易学里有一个基本原理：生产商受到的损害比较大，一个企业被挤垮了，几千万、几亿的损失，所以他们会努力发声;但是每个消费者得到的好处比较小——你说他能从中国廉价出口当中得到多少好处?也就每年几百美元而已(有人计算过)——这不足以让他买张机票跑到华盛顿去游说政府。所以，最后美国政府听到的，主要是反对中国廉价出口的声音，而不是支持中国廉价出口的声音，所以就指责我们“经济侵略”。这就是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提问9：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效益到底如何，未来会怎么发展?

　　余智：我没有全面的统计资料。但我了解到，“一带一路”的项目里，很多项目都是政治导向的，不太讲究经济效益。很多项目是不挣钱的，甚至很多是亏本的。我有一个朋友，原先是政府官员，现在辞职下海，做律师，帮中国企业到“一带一路”国家去催收拖欠的款项。他了解到很多项目效益不好，都是上面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不可能无限制地亏下去，早晚会变的。

　　提问10：从美国的实践看，我认为，民营化之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生活水电气方面，老百姓没有享受到很好的服务。基础设施市场化是不是有利有弊?

　　余智：对这个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美国的水电气费用，以及汽车加油费、手机通讯费等，相对于美国人的收入水平，我觉得是比中国要便宜的。我在美国生活过，我的感觉跟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交通设施方面，有人说美国铁路没有中国高铁发达，高速公路没有中国这些年修得这么好。我的看法是这样：美国的高铁没有中国的高铁发达，但是你要看美国民众出门是坐高铁吗?长途的基本是坐飞机。相对于中国的飞机票，美国飞机票是多么便宜，东海岸飞到西海岸一两百美元。中短途的旅行很多是自驾或城际公交，很便利。美国如果修很多高铁，干什么用?没有必要。还有它的机场与高速，修得没有咱们的漂亮。问题是，在人家看来，修那么漂亮干什么?我们的大兴机场和很多其他机场，修得那么富丽堂皇，有必要吗?在人家看来，是没有必要的。这个问题，取决于你怎么去看。我跟你有不同的观点，当然我尊重你的看法。

　　关于基础设施市场化是不是有利有弊。基础设施是公共产品。基础设施市场化，一方面是指，即使基础设施由政府来投资，也可以交给民营企业去做，这也是一种市场化。现在我们搞一些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也是交给民企去做的，这就是市场化，他们有盈利的。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民营企业去投资、运营基础设施，自己回收成本、盈利，政府制定合理规范(譬如反垄断、保障充分竞争)、搞好监管(譬如消费者权益保护)就可以了。

　　这两种形式的市场化，国际上都是有的。不同国家的市场化的形式不同，比例也不同(也就是说并非完全市场化了)，有很大的差异。是不是有利有弊?当然是了。否则的话，要么都市场化，要么都政府化了，也不会有国别差异，大家都一样了。这里面的考量很多，效率、质量、政府收支，等等，看你从哪个角度、从谁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但从总体上看，基础设施乃至所有的公共产品，从投资到运营，并非一定要由政府完全控制，而是都可以民营化、市场化。

　　提问11：您能否预测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量的变化，上升还是下降，变化幅度有多大?

　　余智：这个太难预测了。我再次说明，我不擅长做预测，即使是预测，也是对一些大势预测，不对这些细节性问题特别是数字的高低进行预测。我不做预测，我给自己定的主要任务是提政策建议，阐述哪一个政策建议是好的。

　　就外贸而言，外贸总量并非越高越好，特别是出口。出口的目标是为了进口，过度出口而不进口的话，出口的初心就丧失了，这是不好的，这一点我前面谈出口导向政策过度执行的弊端时，重点谈到了。贸易总量也是如此。国际贸易学当中，贸易总量，出口+进口，除以GDP，就是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不一定是越高越好，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体量越大，譬如中国、美国这样的大国，产业结构门类就越齐全，上至航天飞机，下至铅笔橡皮，什么东西都能生产，本身对于贸易的需求比较低。所以，一般而言，大的国家外贸依存度相对要低，尽管贸易总量大，但与GDP的比值，也就是贸易相对量，是比较低的。像新加坡这种小国，外贸依存度比较高，因为它不是什么东西都能生产，而是集中精力生产一些，卖掉部分之后再买其他商品，所以小国的外贸依存度高。

　　中国现在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大概是33%(过去一些年更高)。这是什么水平呢?美国、日本这样跟我们经济体量类似的(美国比我们体量大，日本比我们体量小)，它们的进出口总值占GDP比重，美国是大约20%，日本是28%左右，其实我们是偏高了，也就是外贸依存度偏高了。

　　至于这些数字怎么发展变化，上面说了，这个我不做精确预测。今年进出口绝对量肯定受到很大负面影响，但具体幅度多大?与GDP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比，哪个更大?进出口绝对值占GDP的比重因而会怎么变化，这些具体数字，我都不做预测。我不擅长这个。

　　提问12：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跟中国的有什么区别?

　　余智：美国、德国也有产业政策。他们的产业政策跟中国的至少有两个区别。一是他们比较重视改善产业发展环境，譬如保护知识产权，让企业更有动机来搞技术创新，发展战略产业、新兴产业，因为战略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非常依赖于技术创新和营商环境。二是尽管它们也有一些补贴，但主要是针对前期的技术研发环节，不像我们很多补贴那样，是针对后期的生产环节。

　　第六部分：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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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余智，《中美关系进入第四阶段》，《联合早报》，2020-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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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联合早报(www.zaobao.com), FT中文网(www.ftchinese.com)，

　　美国卡特中心：中美印象网(cn3.uscnpm.org)- 人物 - 余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