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期内，新冠疫情(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冲击)将加速全球秩序的分裂和崩溃，使世界加速滑向民族主义、大国对抗和战略脱钩的局面。但是，这一大流行也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可以改变路线，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是重塑已有两个世纪历史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后机会，即建立一个开放的、多边的、以主要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为基础的秩序。

　　今天的美国领导人应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为榜样。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的崩溃以及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迅速蔓延表明，现代社会的人们是命运攸关的，都很容易受到连锁威胁，罗斯福称之为“传染”。他用了一个今天看来颇有先见之明的术语。罗斯福和他同时代的人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不能简单地躲在自己的国土之内;它需要建立由机构和伙伴关系组成的全球协调机制。他们持续构建的自由秩序，与其说是自由民主国家的胜利之路，不如说是相互依赖之下为应对全球危机提出的务实、强化合作的解决方案。国际主义不是一项破坏边界和使世界全球化的计划;它涉及的是在追求国家利益时妥善处理日益复杂的经济和安全的关系。今天的自由民主国家是这个破产计划的继承者，但在美国的领导下，他们仍然可以扭转局面。

　　现代性问题

　　美中之间的竞争将会在未来几十年成为全世界瞩目的问题，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但对于美国和它的合作伙伴,一个更大的挑战在于所谓的“现代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和工业主义的力量所释放的深刻的、全球性的变革，或者是社会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曾经描述的“浪潮”，推动和拉着现代社会进入一个日益复杂和相互联系的世界体系。华盛顿及其合作伙伴受到的威胁，更大程度上是新兴的、相互关联、彼此传导的跨国危险。气候变化、大流行疾病、金融危机、失败国家、核扩散——所有这一切的影响都远远超出任何一个国家。此外，自动化和全球产业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革命的危险，以及其他尚未想象到的剧变，也都是如此。

　　新冠病毒是这些跨国危险的典型代表：超越国界，人们避之不及，也无法通过战争取胜。全球疫情下的各个国家的安全程度取决于其中最不安全的国家。无论是好是坏，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命运攸关。

　　过去的美国领导人明白，现代性带来的全球性问题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于是着手建立一个由联盟和多边机构组成的全球网络。但对许多观察家来说，这些努力的结果——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失败的。对于一些人来说，它与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不平等加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关;对于一些国家，它唤起了灾难性的军事干预和无休止的战争。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融入由美国领导的自由秩序也失败了。难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愿景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持者需要承认这些错误和失败。在这一秩序下，美国干预过多，建设性过少，兑现的承诺不够。但它的批评者又能提供什么呢?尽管存在缺陷，但目前正在争辩的组织原则中，没有任何一项能与自由国际主义相提并论，来建立一个适当而有助于合作的世界秩序，鼓励对国家利益公开合理的追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批评人士的抱怨只有在一个崇尚自决、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经济安全和法治的体系中才有意义，而这些正是自由国际主义的基石。当前的秩序可能尚未全面实现这些理念，但缺陷和失败是所有政治秩序所固有的。战后自由秩序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自我修正的能力。即使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自由主义体系，也提供了一种制度，通过这种制度，它可以逐步靠近其创始理念。

　　无论自由主义秩序的缺点有多严重，与它的成就相比，它们都显得不值一提。在过去的七十年里，它带来了比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秩序都多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它为欧洲和其他地方蹒跚发展的工业社会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使它们可以转型为现代民主国家。日本和西德被纳入了一个共同的安全共同体，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身份，成为和平的大国。西欧化解了宿怨，发起了一项宏伟的联合计划。欧洲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统治基本上结束了。日本、欧洲和北美之间的七国集团(G7)合作体系促进了经济增长，并处理了一系列贸易和金融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亚、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开放了其政治和经济体系，进入了更广泛的秩序。美国作为世界强国取得了最大的成功，最终以和平方式结束了冷战，世界各国都希望美国发挥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领导作用。人们不应该急于让这一秩序退出历史舞台。

　　为了重振自由国际主义的精神，支持者们应该回到它的核心目标上来: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能够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应对共同的弱点并保护其生活方式的环境。在这个体系中，规则和机构能够促进国家间的合作。适当地监管贸易对各方都有利。自由民主国家尤其有合作的动力——不仅因为它们共同的价值观加强了信任，还因为它们作为开放体系中社会开放的特点，使它们更容易受到跨国威胁的伤害。既要获得相互依赖的好处，又要防范其危险，这需要集体行动。

　　罗斯福的革命

　　自由国际主义的这一传统通常可以追溯到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但自由主义思想的伟大革命实际上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总统时期。威尔逊相信，现代性天然地有利于自由民主，几十年后，这一观点让一些自由主义者预测“历史的终结”。

　　相比之下，罗斯福和他的同时代人看到的是一个受到暴力、堕落和专制威胁的世界。现代性的力量并不站在自由主义一边;科学、技术和工业可以被同样地用于行善和作恶。对罗斯福来说，秩序建设计划并不是传播民主的理想主义尝试，而是拯救民主生活方式的努力一搏——它是抵御即将到来的全球灾难的堡垒。他的自由主义是艰难时期的自由主义。正是这一愿景最直接地反映了今天的局面。

　　罗斯福的核心动力是把自由民主世界建立在一个更加坚实的国内基础上。这个想法不仅是为了建立和平，也是为了建立一种国际秩序，使各国政府能够为其公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早在1941年8月,当美国还没有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在《大西洋宪章》中阐明了这一构想,他写道，如果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战胜了纳粹的威胁，新的国际秩序将确保“改善劳动标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用当时一位芝加哥记者的话说，美国的新政将导致“世界的新政”。

　　罗斯福的愿景源于这样一种信念:相互依赖会产生新的脆弱性。金融危机、保护主义、军备竞赛和战争都可能像传染病一样蔓延。1944年，罗斯福在给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一封信中写道:“经济疾病具有高度传染性。”“因此，每个国家的经济健康状况都应是其邻国所关注的问题，无论邻国是远或近。”

　　为了处理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罗斯福和他的同时代人构想了永久性的多边治理机构。这个想法并不新鲜:自19世纪以来，自由国际主义者就一直支持和平代表大会、仲裁委员会以及后来的国际联盟。但罗斯福的议程更为雄心勃勃。国际协议、机构和机制将成为新秩序的核心。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航空、金融、农业、公共卫生——多边机构将为国际合作提供框架。

　　另一个创新是重新定义了安全的概念。在美国，大萧条和新政带来了“社会安全”的概念，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力和破坏也为“国家安全”带来了同样的影响。两者都不仅仅是话术。它们反映了国家在确保人民健康、福利和安全方面的作用的新观念。“你和我都同意，安全是我们最需要的，”罗斯福在1938年的一次炉边谈话中对美国人说。“因此，”他补充说，“我决心尽我所能帮助你们获得安全。”社会保障意味着建立社会安全网。国家安全意味着塑造外部环境:预先计划，与其他国家协调政策以及建立联盟。从现在开始，各国政府将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实现社会和国家安全的双重目标——包括国内和国外。

　　罗斯福的国际主义之所以独特，还在于它与大型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体系紧密相连。1919年后秩序的崩溃，让大西洋两岸的国际主义者相信，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国家需要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共同防御的共同体。自由社会和安全伙伴关系是同一枚政治硬币的两面。甚至在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和他的继任者建立这一模式之前，罗斯福时代的国际主义者就曾设想，与美国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一个集团，用罗斯福的话说，就是“伟大的民主兵工厂”。随着冷战的兴起，美国及其民主国家结成联盟，遏制苏联的威胁。美国率先塑造了一个由国际机构、伙伴关系、代理国和地区秩序组成的世界，并将自己置于这一切的中心。

　　“俱乐部”和“购物中心”

　　面对当今世界秩序的崩溃，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必须恢复和更新罗斯福的理念。首先，这意味着要从过去30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败中吸取正确的教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国领导这一秩序的成功播下了当前危机的种子。随着苏联的解体，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个明确选择消失了。随着自由秩序从两极体系的一半发展成为真正的全球秩序，它开始分裂，部分原因是它不再像一个俱乐部。确实，当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更像是一个庞大的购物中心:国家可以随意进入，挑选他们想要加入的机构和机制。安全合作、经济合作和政治合作已经不捆绑在一起，可以在不承担一系列责任，义务和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情况下获得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俄罗斯得以以机会主义的、临时的方式与自由主义体系合作。举个例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给了中国以优惠条件进入西方市场的机会，但北京没有采取重大措施保护知识产权，加强法治，或在本国经济中为外国公司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为了防止这种行为，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需要将自己重新组建为一个更加一致和有效的联盟。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召集世界自由民主国家开会，本着《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的精神，这些国家应该发表各自的联合声明，概述加强自由民主和改革全球治理机构的广泛原则。

　　美国可以与七国集团的伙伴合作，扩大这一集团的活动和成员，纳入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它甚至可以把G7变成D10，一个由世界十大民主国家组成的指导委员会，引导各国回归多边主义，重建保护自由主义原则的全球秩序。这个新集团的领导人可以先为重组后的贸易体系制定一套共同的规则和规范。他们还可以制定议程，重新启动气候变化方面的全球合作，并商讨为下一次病毒大流行做准备。他们应该更好地监督和回应中国利用国际组织来促进其国企扩张和推广其威权管理模式的努力。

　　这个民主国家俱乐部将与较大的多边组织共存，其中主要是联合国，联合国的唯一加入条件是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不论它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这种包容性的方法有其优点，因为在国际关系的许多领域——包括军备控制、环境管制、全球公域的管理和抗击大流行性疾病——都与政治制度不甚相关。但在安全、人权和政治经济领域，当今自由民主国家拥有非自由国家所没有的相关利益和价值观。在这些方面，一个更有凝聚力的民主国家俱乐部，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团结在一起，通过联盟联系在一起，并以管理相互依赖关系为导向，可能重振自由国际主义的前景。

　　这项努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将是重新将国际合作与国内福利联系起来。简而言之，“自由国际主义”不应该只是“全球化”的代名词。全球化旨在减少壁垒并整合经济和社会。相比之下，自由国际主义是关于管理相互依赖的关系。各国曾经重视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因为它的规则抑制了开放市场的破坏性影响，却没有消除由此带来的效率收益。为了给各国政府稳定经济所需的空间和工具，这一秩序的缔造者试图在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社会保护和经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结果就是被学者约翰·鲁吉称之为“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妥协：不同于1930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新体系将具多边性质,与19世纪全球自由贸易的愿景不同,新体系将在必要时为各国稳定经济提供一些余地。但到了1990年代末，随着无国界的贸易和投资超越了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这种妥协开始瓦解，这一秩序被广泛视为全球资本主义和金融交易的平台。

　　为了消除这种看法，任何新的自由主义国际计划都必须重申，各国从国际贸易中获益的同时必须兑现其社会福利的承诺只有经济开放的好处被广泛分享，它才能在自由民主国家持续下去。在不引发保护主义新时代的情况下，自由民主国家需要在多边主义和非歧视自由准则的指导下共同努力，管理开放和封闭之门。“民主国家有权保护自身的社会权益，”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写道，“当这种权益与全球经济的要求发生冲突时，后者就应该让位。”如果自由民主国家希望确保这种保护权不会引发破坏性的贸易战，它们应该集体决定其具体影响范围。

　　那么，如何与中国和俄罗斯打交道呢?两者都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都试图削弱西方自由民主和美国更广泛地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他们的修正主义已经把军事实力和经济影响力等需要直面的问题重新提上了外交议程。但是从更深层次上讲，来自这些国家的威胁——尤其中国——只会使自由主义国际议程及其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更加紧迫。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斗争，最终关乎的是哪个国家能提供更好的发展道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伟大工程是定义一条替代道路，没有自由和民主的资本主义模式。威权政治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尚待确定，我们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但与此同时，应对这一挑战的最佳方式是自由民主国家共同努力，改革和重建自身的发展模式。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及伍德罗·威尔逊学院艾尔波特·米尔班克讲座教授，在美国战略理论界、政策分析界、政府机构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被公认为继保罗·肯尼迪、约翰·加迪斯之后美国最富盛誉的战略学者。著有《自由秩序与帝国野心》、《大战胜利之后》、《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合著)、《国家理性：石油政治与美国政府能力》等。本文选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6-09/next-liberal-order

　　在短期内，新冠疫情(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冲击)将加速全球秩序的分裂和崩溃，使世界加速滑向民族主义、大国对抗和战略脱钩的局面。但是，这一大流行也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可以改变路线，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是重塑已有两个世纪历史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后机会，即建立一个开放的、多边的、以主要自由民主国家联盟为基础的秩序。

　　今天的美国领导人应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为榜样。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的崩溃以及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迅速蔓延表明，现代社会的人们是命运攸关的，都很容易受到连锁威胁，罗斯福称之为“传染”。他用了一个今天看来颇有先见之明的术语。罗斯福和他同时代的人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不能简单地躲在自己的国土之内;它需要建立由机构和伙伴关系组成的全球协调机制。他们持续构建的自由秩序，与其说是自由民主国家的胜利之路，不如说是相互依赖之下为应对全球危机提出的务实、强化合作的解决方案。国际主义不是一项破坏边界和使世界全球化的计划;它涉及的是在追求国家利益时妥善处理日益复杂的经济和安全的关系。今天的自由民主国家是这个破产计划的继承者，但在美国的领导下，他们仍然可以扭转局面。

　　现代性问题

　　美中之间的竞争将会在未来几十年成为全世界瞩目的问题，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但对于美国和它的合作伙伴,一个更大的挑战在于所谓的“现代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和工业主义的力量所释放的深刻的、全球性的变革，或者是社会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曾经描述的“浪潮”，推动和拉着现代社会进入一个日益复杂和相互联系的世界体系。华盛顿及其合作伙伴受到的威胁，更大程度上是新兴的、相互关联、彼此传导的跨国危险。气候变化、大流行疾病、金融危机、失败国家、核扩散——所有这一切的影响都远远超出任何一个国家。此外，自动化和全球产业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革命的危险，以及其他尚未想象到的剧变，也都是如此。

　　新冠病毒是这些跨国危险的典型代表：超越国界，人们避之不及，也无法通过战争取胜。全球疫情下的各个国家的安全程度取决于其中最不安全的国家。无论是好是坏，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命运攸关。

　　过去的美国领导人明白，现代性带来的全球性问题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于是着手建立一个由联盟和多边机构组成的全球网络。但对许多观察家来说，这些努力的结果——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失败的。对于一些人来说，它与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不平等加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关;对于一些国家，它唤起了灾难性的军事干预和无休止的战争。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融入由美国领导的自由秩序也失败了。难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愿景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持者需要承认这些错误和失败。在这一秩序下，美国干预过多，建设性过少，兑现的承诺不够。但它的批评者又能提供什么呢?尽管存在缺陷，但目前正在争辩的组织原则中，没有任何一项能与自由国际主义相提并论，来建立一个适当而有助于合作的世界秩序，鼓励对国家利益公开合理的追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批评人士的抱怨只有在一个崇尚自决、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经济安全和法治的体系中才有意义，而这些正是自由国际主义的基石。当前的秩序可能尚未全面实现这些理念，但缺陷和失败是所有政治秩序所固有的。战后自由秩序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自我修正的能力。即使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自由主义体系，也提供了一种制度，通过这种制度，它可以逐步靠近其创始理念。

　　无论自由主义秩序的缺点有多严重，与它的成就相比，它们都显得不值一提。在过去的七十年里，它带来了比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秩序都多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它为欧洲和其他地方蹒跚发展的工业社会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使它们可以转型为现代民主国家。日本和西德被纳入了一个共同的安全共同体，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身份，成为和平的大国。西欧化解了宿怨，发起了一项宏伟的联合计划。欧洲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统治基本上结束了。日本、欧洲和北美之间的七国集团(G7)合作体系促进了经济增长，并处理了一系列贸易和金融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亚、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开放了其政治和经济体系，进入了更广泛的秩序。美国作为世界强国取得了最大的成功，最终以和平方式结束了冷战，世界各国都希望美国发挥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领导作用。人们不应该急于让这一秩序退出历史舞台。

　　为了重振自由国际主义的精神，支持者们应该回到它的核心目标上来: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能够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应对共同的弱点并保护其生活方式的环境。在这个体系中，规则和机构能够促进国家间的合作。适当地监管贸易对各方都有利。自由民主国家尤其有合作的动力——不仅因为它们共同的价值观加强了信任，还因为它们作为开放体系中社会开放的特点，使它们更容易受到跨国威胁的伤害。既要获得相互依赖的好处，又要防范其危险，这需要集体行动。

　　罗斯福的革命

　　自由国际主义的这一传统通常可以追溯到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但自由主义思想的伟大革命实际上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总统时期。威尔逊相信，现代性天然地有利于自由民主，几十年后，这一观点让一些自由主义者预测“历史的终结”。

　　相比之下，罗斯福和他的同时代人看到的是一个受到暴力、堕落和专制威胁的世界。现代性的力量并不站在自由主义一边;科学、技术和工业可以被同样地用于行善和作恶。对罗斯福来说，秩序建设计划并不是传播民主的理想主义尝试，而是拯救民主生活方式的努力一搏——它是抵御即将到来的全球灾难的堡垒。他的自由主义是艰难时期的自由主义。正是这一愿景最直接地反映了今天的局面。

　　罗斯福的核心动力是把自由民主世界建立在一个更加坚实的国内基础上。这个想法不仅是为了建立和平，也是为了建立一种国际秩序，使各国政府能够为其公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早在1941年8月,当美国还没有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在《大西洋宪章》中阐明了这一构想,他写道，如果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战胜了纳粹的威胁，新的国际秩序将确保“改善劳动标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用当时一位芝加哥记者的话说，美国的新政将导致“世界的新政”。

　　罗斯福的愿景源于这样一种信念:相互依赖会产生新的脆弱性。金融危机、保护主义、军备竞赛和战争都可能像传染病一样蔓延。1944年，罗斯福在给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一封信中写道:“经济疾病具有高度传染性。”“因此，每个国家的经济健康状况都应是其邻国所关注的问题，无论邻国是远或近。”

　　为了处理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罗斯福和他的同时代人构想了永久性的多边治理机构。这个想法并不新鲜:自19世纪以来，自由国际主义者就一直支持和平代表大会、仲裁委员会以及后来的国际联盟。但罗斯福的议程更为雄心勃勃。国际协议、机构和机制将成为新秩序的核心。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航空、金融、农业、公共卫生——多边机构将为国际合作提供框架。

　　另一个创新是重新定义了安全的概念。在美国，大萧条和新政带来了“社会安全”的概念，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力和破坏也为“国家安全”带来了同样的影响。两者都不仅仅是话术。它们反映了国家在确保人民健康、福利和安全方面的作用的新观念。“你和我都同意，安全是我们最需要的，”罗斯福在1938年的一次炉边谈话中对美国人说。“因此，”他补充说，“我决心尽我所能帮助你们获得安全。”社会保障意味着建立社会安全网。国家安全意味着塑造外部环境:预先计划，与其他国家协调政策以及建立联盟。从现在开始，各国政府将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实现社会和国家安全的双重目标——包括国内和国外。

　　罗斯福的国际主义之所以独特，还在于它与大型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体系紧密相连。1919年后秩序的崩溃，让大西洋两岸的国际主义者相信，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国家需要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共同防御的共同体。自由社会和安全伙伴关系是同一枚政治硬币的两面。甚至在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和他的继任者建立这一模式之前，罗斯福时代的国际主义者就曾设想，与美国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一个集团，用罗斯福的话说，就是“伟大的民主兵工厂”。随着冷战的兴起，美国及其民主国家结成联盟，遏制苏联的威胁。美国率先塑造了一个由国际机构、伙伴关系、代理国和地区秩序组成的世界，并将自己置于这一切的中心。

　　“俱乐部”和“购物中心”

　　面对当今世界秩序的崩溃，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必须恢复和更新罗斯福的理念。首先，这意味着要从过去30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败中吸取正确的教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国领导这一秩序的成功播下了当前危机的种子。随着苏联的解体，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个明确选择消失了。随着自由秩序从两极体系的一半发展成为真正的全球秩序，它开始分裂，部分原因是它不再像一个俱乐部。确实，当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更像是一个庞大的购物中心:国家可以随意进入，挑选他们想要加入的机构和机制。安全合作、经济合作和政治合作已经不捆绑在一起，可以在不承担一系列责任，义务和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情况下获得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俄罗斯得以以机会主义的、临时的方式与自由主义体系合作。举个例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给了中国以优惠条件进入西方市场的机会，但北京没有采取重大措施保护知识产权，加强法治，或在本国经济中为外国公司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为了防止这种行为，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需要将自己重新组建为一个更加一致和有效的联盟。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召集世界自由民主国家开会，本着《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的精神，这些国家应该发表各自的联合声明，概述加强自由民主和改革全球治理机构的广泛原则。

　　美国可以与七国集团的伙伴合作，扩大这一集团的活动和成员，纳入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它甚至可以把G7变成D10，一个由世界十大民主国家组成的指导委员会，引导各国回归多边主义，重建保护自由主义原则的全球秩序。这个新集团的领导人可以先为重组后的贸易体系制定一套共同的规则和规范。他们还可以制定议程，重新启动气候变化方面的全球合作，并商讨为下一次病毒大流行做准备。他们应该更好地监督和回应中国利用国际组织来促进其国企扩张和推广其威权管理模式的努力。

　　这个民主国家俱乐部将与较大的多边组织共存，其中主要是联合国，联合国的唯一加入条件是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不论它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这种包容性的方法有其优点，因为在国际关系的许多领域——包括军备控制、环境管制、全球公域的管理和抗击大流行性疾病——都与政治制度不甚相关。但在安全、人权和政治经济领域，当今自由民主国家拥有非自由国家所没有的相关利益和价值观。在这些方面，一个更有凝聚力的民主国家俱乐部，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团结在一起，通过联盟联系在一起，并以管理相互依赖关系为导向，可能重振自由国际主义的前景。

　　这项努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将是重新将国际合作与国内福利联系起来。简而言之，“自由国际主义”不应该只是“全球化”的代名词。全球化旨在减少壁垒并整合经济和社会。相比之下，自由国际主义是关于管理相互依赖的关系。各国曾经重视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因为它的规则抑制了开放市场的破坏性影响，却没有消除由此带来的效率收益。为了给各国政府稳定经济所需的空间和工具，这一秩序的缔造者试图在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社会保护和经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结果就是被学者约翰·鲁吉称之为“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妥协：不同于1930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新体系将具多边性质,与19世纪全球自由贸易的愿景不同,新体系将在必要时为各国稳定经济提供一些余地。但到了1990年代末，随着无国界的贸易和投资超越了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这种妥协开始瓦解，这一秩序被广泛视为全球资本主义和金融交易的平台。

　　为了消除这种看法，任何新的自由主义国际计划都必须重申，各国从国际贸易中获益的同时必须兑现其社会福利的承诺只有经济开放的好处被广泛分享，它才能在自由民主国家持续下去。在不引发保护主义新时代的情况下，自由民主国家需要在多边主义和非歧视自由准则的指导下共同努力，管理开放和封闭之门。“民主国家有权保护自身的社会权益，”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写道，“当这种权益与全球经济的要求发生冲突时，后者就应该让位。”如果自由民主国家希望确保这种保护权不会引发破坏性的贸易战，它们应该集体决定其具体影响范围。

　　那么，如何与中国和俄罗斯打交道呢?两者都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都试图削弱西方自由民主和美国更广泛地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他们的修正主义已经把军事实力和经济影响力等需要直面的问题重新提上了外交议程。但是从更深层次上讲，来自这些国家的威胁——尤其中国——只会使自由主义国际议程及其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更加紧迫。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斗争，最终关乎的是哪个国家能提供更好的发展道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伟大工程是定义一条替代道路，没有自由和民主的资本主义模式。威权政治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尚待确定，我们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但与此同时，应对这一挑战的最佳方式是自由民主国家共同努力，改革和重建自身的发展模式。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及伍德罗·威尔逊学院艾尔波特·米尔班克讲座教授，在美国战略理论界、政策分析界、政府机构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被公认为继保罗·肯尼迪、约翰·加迪斯之后美国最富盛誉的战略学者。著有《自由秩序与帝国野心》、《大战胜利之后》、《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合著)、《国家理性：石油政治与美国政府能力》等。本文选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6-09/next-liberal-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