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断绝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他告诉福克斯商业频道主持人玛丽亚•巴蒂罗姆说。“我们可以切断整个关系。如果这样，会发生什么呢?可以节省5000亿美元。”这是特朗普迄今为止最极端的反华言论，但这与华盛顿的情绪恰恰是合拍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认为，中国已经从一个竞争者变成了一个对手，甚至是一个敌人。

　　源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加剧了紧张局势，由于北京最初试图隐瞒，特朗普政府已采取措施削减两国的经济关系。上个月，政府指示管理着数千亿美元的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Federal Retirement Thrift Investment Board)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它还禁止中国电信制造商华为使用美国技术设计或生产的半导体芯片。在中国通过将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的决议后，特朗普宣布将会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

　　华盛顿已经沉迷于“脱钩论”，即美国和中国应该切断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复杂供应链。特朗普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曾写过一本名为《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的书，他最近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在疫情爆发后让这些供应链“重回美国”，它“将陷入深渊”。不过，尽管官方对脱钩表现出极大热情，但对于脱钩实际上需要做些什么，却几乎没有达成共识。脱钩意味着减少美国的经济脆弱性吗?能让美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可以利用中国对美国技术的依赖?从世界贸易组织退出?把这些建议变成有效的政策需要一定的技术知识，而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目前都不具备这些知识。此外，盲目向前推进“脱钩”将会像重创中国一样伤害美国。

　　鲁莽地切断对中国的依赖，最终可能会导致美国与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健康而重要的经济关系中断。例如，阻止华为获取美国技术，可能只会鼓励外国公司围绕美国之外的技术重新设计其供应链。因此，美国不应脱钩，而应考虑“重新整合”世界的供应关系，使其更不容易受到攻击和其他事件影响。然而，要做到这一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就需要发展一套全新的专业知识体系。

　　整合经济

　　要让经济关系复杂的国家脱钩，就像是在做一场艰难的外科手术。在开始切割之前，最好先知道患者的重要器官在哪里。2018年4月，特朗普政府以惨痛的教训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为了报复莫斯科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United Company Rusal)实施了制裁。最后发现，这家公司生产的是一种专门的铝产品，它对欧洲汽车制造商至关重要。欧洲汽车制造商突然不得不担心，如果继续与这家俄罗斯公司做生意，就要支付巨额罚款。汽车行业的强烈反对最终迫使特朗普政府撤回并取消制裁。

　　美国的决策者现在对中国有了类似的发现:它的经济不是一个可以轻易从全球经济中分离出来的分立的有机体，而是连体双胞胎，由神经组织、共同的器官和共享的循环系统连接在一起。新冠病毒大流行暴露了这一相互关联的供应链系统的潜在弱点，特别在医疗设备方面。日益紧张的美中关系局面也暴露出在科技等领域存在类似的隐藏漏洞。但切断错误的供应链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就像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的例子一样。仅仅削减是不够的:还需要重新整合供应链，使其更具韧性。

　　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变得变得更加复杂，相互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但是外交政策方面的专业知识却落后了。在冷战期间，致力于核战略的政策制定者经常与熟悉部署中的武器系统工作原理的核科学家沟通。供应链几乎和核物理一样复杂，但研究它们的人很少与决策者接触。

　　其结果是，政策制定者现在面临着与现代医学刚起步时外科医生们类似的困境：问题亟待解决，但如何解决问题的知识有限。今天的政策制定者可以模糊地认识到，一些看似健康的经济关系已经变得危险，有些甚至好比坏疽。但他们不知道哪些部分应该挽救，哪些应该切断，哪些应该重新安排——他们只是一边祈祷一边拿着血迹斑斑的钢锯盲目进行。

　　“快捷通道”

　　为了确定美国供应链需要在何处以及如何进行再造，美国政府将必须大幅提高其对实体经济的理解——将经济维系在一起但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的供应关系。在此过程中，它可以建立在拥有的卓越技术的基础上。国防部有一些了解供应链的人，尽管是在军费开支的特殊背景下。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也建立了供应链方面的专门知识体系，以便管理美国的制裁政策。它偶尔也会犯一些错误——它没有预见到对俄罗斯铝的制裁会危及欧洲的汽车制造业——但它正在逐渐加深对世界经济实际运作方式的了解。国际贸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也已开始利用公开数据规划供应链。所有这些机构都需要协调努力，更密切地规划供应关系，或许可以通过一个新的机构安排，由一个振兴经济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监督。

　　但即便是协调程度更高的美国政府，也需要利用外部的专业知识。正如他们在冷战期间所做的那样，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开始与具有深厚技术知识的人对话——在这种情况下是关于供应链，而不是链式反应。其中一些人是工业界的:供应链和物流经理。其他人在学术界，研究构成实体经济的关系和市场。

　　只有当决策者们具备了必要的知识和专业知识，他们才能识别出弱点——那些存在瓶颈的公司和供应关系，如果退出与之相关的供应链，可能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经济学家瓦斯科•卡瓦略、马修•埃利奥特和约翰•斯普勒已经开始绘制这些供应关系图。

　　他们认为，结合使用机器学习和聚类算法来识别供应关系和“瓶颈企业”是可能的，如果不破坏这些企业，就会造成更广泛的经济后果。当这种供应关系或公司被发现处于潜在的敌对管辖区，或容易受到敌对行为者的攻击时，决策者可能会决定有必要对供应链进行调整。这些调整不等同于大规模的“脱钩”，而是有针对性的“重构”努力，旨在将供应链嵌入可持续框架内，在提高效率的需要与新出现的安全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意味着减少对相关企业的依赖。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可能涉及构建新的供应关系，包括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公司。关键的一点是，并非所有的公司、供应商或国家都有同样的风险，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瓶颈，对它们进行削减可能比完全切断更好。

　　以最小化风险重塑全球供应链并非易事。要重构复杂的贸易关系是困难且代价昂贵的。因此，除非迫不得已，制造商不太可能使他们的供应链多样化，而且还会在最终产品中增加冗余成本。因此，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经济学家苏珊•希尔德所称的供应链“快捷通道”。企业通常试图通过在监管松懈的地区利用供应商来削减成本，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们削弱了自己的供应链。改善监管可以防止此类后果。希尔德提供了制药行业的一个例子。如果美国要求更完善的说明书(解释哪些成分是在哪里生产的)，并对海外工厂进行突击检查，那么制药商可能就不会那么倾向于在低成本地区生产重要药品，因为他们担心客户会停止购买，而监管机构会采取行动。结果可以令美国减少对外国制药商的依赖。

　　行动与反应

　　不管特朗普怎么说，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完全分离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使美国经济脱离世界。因此，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每一个行动——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将继续产生美国所感受到的中国反应。例如，阻止华为获得美国技术的好处显然已经与风险密不可分。中国可能采取报复措施。它肯定会加倍努力开发自己的尖端半导体。外国企业和国家可能会认为，他们可以通过限制与美国经济的联系来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换句话说，将中国排除在美国的创新体系之外，很可能促使中国将美国排除在其创新体系之外，并可能导致美国失去进入其他创新体系的机会。

　　随着美中竞争的加剧，需要像昔日美苏竞争那样，通过专业知识、风险管理和认真努力来增进相互了解，以管理两国关系。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将必须招募新的专家来发展理论、制定战略和战术，同一个既合作又竞争的对手打交道。

　　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发展出新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培养既懂物流又懂国家安全的专家和从业人员。最后，他们必须将美国的产业战略与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的产业战略相一致，这些盟友正在制定自己的回流计划。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应该关注“重构”而不是“脱钩”，关注“重组”而不是“撤退”。

　　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是乔治城大学埃德蒙·A·沃尔什外交服务和政府部门学院教授。本文译自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6-03/folly-decoupling-china

　　5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断绝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他告诉福克斯商业频道主持人玛丽亚•巴蒂罗姆说。“我们可以切断整个关系。如果这样，会发生什么呢?可以节省5000亿美元。”这是特朗普迄今为止最极端的反华言论，但这与华盛顿的情绪恰恰是合拍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认为，中国已经从一个竞争者变成了一个对手，甚至是一个敌人。

　　源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加剧了紧张局势，由于北京最初试图隐瞒，特朗普政府已采取措施削减两国的经济关系。上个月，政府指示管理着数千亿美元的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Federal Retirement Thrift Investment Board)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它还禁止中国电信制造商华为使用美国技术设计或生产的半导体芯片。在中国通过将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的决议后，特朗普宣布将会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

　　华盛顿已经沉迷于“脱钩论”，即美国和中国应该切断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复杂供应链。特朗普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曾写过一本名为《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的书，他最近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在疫情爆发后让这些供应链“重回美国”，它“将陷入深渊”。不过，尽管官方对脱钩表现出极大热情，但对于脱钩实际上需要做些什么，却几乎没有达成共识。脱钩意味着减少美国的经济脆弱性吗?能让美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可以利用中国对美国技术的依赖?从世界贸易组织退出?把这些建议变成有效的政策需要一定的技术知识，而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目前都不具备这些知识。此外，盲目向前推进“脱钩”将会像重创中国一样伤害美国。

　　鲁莽地切断对中国的依赖，最终可能会导致美国与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健康而重要的经济关系中断。例如，阻止华为获取美国技术，可能只会鼓励外国公司围绕美国之外的技术重新设计其供应链。因此，美国不应脱钩，而应考虑“重新整合”世界的供应关系，使其更不容易受到攻击和其他事件影响。然而，要做到这一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就需要发展一套全新的专业知识体系。

　　整合经济

　　要让经济关系复杂的国家脱钩，就像是在做一场艰难的外科手术。在开始切割之前，最好先知道患者的重要器官在哪里。2018年4月，特朗普政府以惨痛的教训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为了报复莫斯科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United Company Rusal)实施了制裁。最后发现，这家公司生产的是一种专门的铝产品，它对欧洲汽车制造商至关重要。欧洲汽车制造商突然不得不担心，如果继续与这家俄罗斯公司做生意，就要支付巨额罚款。汽车行业的强烈反对最终迫使特朗普政府撤回并取消制裁。

　　美国的决策者现在对中国有了类似的发现:它的经济不是一个可以轻易从全球经济中分离出来的分立的有机体，而是连体双胞胎，由神经组织、共同的器官和共享的循环系统连接在一起。新冠病毒大流行暴露了这一相互关联的供应链系统的潜在弱点，特别在医疗设备方面。日益紧张的美中关系局面也暴露出在科技等领域存在类似的隐藏漏洞。但切断错误的供应链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就像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的例子一样。仅仅削减是不够的:还需要重新整合供应链，使其更具韧性。

　　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变得变得更加复杂，相互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但是外交政策方面的专业知识却落后了。在冷战期间，致力于核战略的政策制定者经常与熟悉部署中的武器系统工作原理的核科学家沟通。供应链几乎和核物理一样复杂，但研究它们的人很少与决策者接触。

　　其结果是，政策制定者现在面临着与现代医学刚起步时外科医生们类似的困境：问题亟待解决，但如何解决问题的知识有限。今天的政策制定者可以模糊地认识到，一些看似健康的经济关系已经变得危险，有些甚至好比坏疽。但他们不知道哪些部分应该挽救，哪些应该切断，哪些应该重新安排——他们只是一边祈祷一边拿着血迹斑斑的钢锯盲目进行。

　　“快捷通道”

　　为了确定美国供应链需要在何处以及如何进行再造，美国政府将必须大幅提高其对实体经济的理解——将经济维系在一起但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的供应关系。在此过程中，它可以建立在拥有的卓越技术的基础上。国防部有一些了解供应链的人，尽管是在军费开支的特殊背景下。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也建立了供应链方面的专门知识体系，以便管理美国的制裁政策。它偶尔也会犯一些错误——它没有预见到对俄罗斯铝的制裁会危及欧洲的汽车制造业——但它正在逐渐加深对世界经济实际运作方式的了解。国际贸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也已开始利用公开数据规划供应链。所有这些机构都需要协调努力，更密切地规划供应关系，或许可以通过一个新的机构安排，由一个振兴经济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监督。

　　但即便是协调程度更高的美国政府，也需要利用外部的专业知识。正如他们在冷战期间所做的那样，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开始与具有深厚技术知识的人对话——在这种情况下是关于供应链，而不是链式反应。其中一些人是工业界的:供应链和物流经理。其他人在学术界，研究构成实体经济的关系和市场。

　　只有当决策者们具备了必要的知识和专业知识，他们才能识别出弱点——那些存在瓶颈的公司和供应关系，如果退出与之相关的供应链，可能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经济学家瓦斯科•卡瓦略、马修•埃利奥特和约翰•斯普勒已经开始绘制这些供应关系图。

　　他们认为，结合使用机器学习和聚类算法来识别供应关系和“瓶颈企业”是可能的，如果不破坏这些企业，就会造成更广泛的经济后果。当这种供应关系或公司被发现处于潜在的敌对管辖区，或容易受到敌对行为者的攻击时，决策者可能会决定有必要对供应链进行调整。这些调整不等同于大规模的“脱钩”，而是有针对性的“重构”努力，旨在将供应链嵌入可持续框架内，在提高效率的需要与新出现的安全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意味着减少对相关企业的依赖。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可能涉及构建新的供应关系，包括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公司。关键的一点是，并非所有的公司、供应商或国家都有同样的风险，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瓶颈，对它们进行削减可能比完全切断更好。

　　以最小化风险重塑全球供应链并非易事。要重构复杂的贸易关系是困难且代价昂贵的。因此，除非迫不得已，制造商不太可能使他们的供应链多样化，而且还会在最终产品中增加冗余成本。因此，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经济学家苏珊•希尔德所称的供应链“快捷通道”。企业通常试图通过在监管松懈的地区利用供应商来削减成本，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们削弱了自己的供应链。改善监管可以防止此类后果。希尔德提供了制药行业的一个例子。如果美国要求更完善的说明书(解释哪些成分是在哪里生产的)，并对海外工厂进行突击检查，那么制药商可能就不会那么倾向于在低成本地区生产重要药品，因为他们担心客户会停止购买，而监管机构会采取行动。结果可以令美国减少对外国制药商的依赖。

　　行动与反应

　　不管特朗普怎么说，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完全分离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使美国经济脱离世界。因此，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每一个行动——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将继续产生美国所感受到的中国反应。例如，阻止华为获得美国技术的好处显然已经与风险密不可分。中国可能采取报复措施。它肯定会加倍努力开发自己的尖端半导体。外国企业和国家可能会认为，他们可以通过限制与美国经济的联系来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换句话说，将中国排除在美国的创新体系之外，很可能促使中国将美国排除在其创新体系之外，并可能导致美国失去进入其他创新体系的机会。

　　随着美中竞争的加剧，需要像昔日美苏竞争那样，通过专业知识、风险管理和认真努力来增进相互了解，以管理两国关系。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将必须招募新的专家来发展理论、制定战略和战术，同一个既合作又竞争的对手打交道。

　　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发展出新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培养既懂物流又懂国家安全的专家和从业人员。最后，他们必须将美国的产业战略与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的产业战略相一致，这些盟友正在制定自己的回流计划。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应该关注“重构”而不是“脱钩”，关注“重组”而不是“撤退”。

　　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WMAN)是乔治城大学埃德蒙·A·沃尔什外交服务和政府部门学院教授。本文译自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6-03/folly-decoupling-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