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说，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肆虐，原本应该激发全人类的合作抗疫，但事实上却激化了各国之间原有的矛盾和对抗，这引起了人们对一些宏大议题的思考。

　　人类生存两件事

　　中国东周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告子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食，色，性也。” 他的意思是说，有两件事对人来说是本能性的，即：一是吃饭活着;二是康乐繁衍。在这里他说的是个体人，其实推而广之，对于全人类整体来说这句话也是成立的。

　　我们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一代又一代，含辛茹苦，忙忙碌碌，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说到底还不是为了这两件事：一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更安全，更富足，更舒适，更快乐，也就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二是为了使我们的后代更健康，更兴旺，更优秀，更强大，让我们这个种族更长久地生息繁衍下去。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为了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应该说我们这两项要求和期望是起码性的，并不过分。然而极其吝啬的“上天”并不想让我们顺顺当当地遂愿。如同唐僧师徒赴西天取经须经磨难一样，“他”老人家为我们预置了“九九八十一难”，让我们不经过生死拼搏休想修成正果。这是对人类的考试，也是对人类的培养和磨练。

　　这“九九八十一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天灾。例如，天外陨石对地球的撞击，地球自身气候和地貌的沧桑变迁，火山喷发地震海啸，周期性的滔天洪水和赤地千里的干旱，狮虎熊豹食人大虫的尾随追击，病原小虫在人类体内的咀嚼吞噬，先天的残疾后天的损伤，瘟疫肆虐绝症流行等等。

　　另一类是人祸。例如，贪婪无节制的资源消耗，对自身生存环境不计后果的破坏，道德沦丧无法无天的社会混乱，没有信仰和底线的相互伤害，毫无悲悯之心的幸灾乐祸助纣为虐，阶级之间的暴政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仇杀，国家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屠杀，制造核和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我毁灭，等等。

　　上述每一项都可以使人类处于毁灭的边缘。

　　人类生存太难了!

　　人类探索两选择

　　人类终究是人类。它不同于听天由命的野兽。

　　人类要抗争。它会思考，它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改变命运。

　　大约是在7000年以前，在凶猛的大型食肉动物面前，人类是弱势群体。他们被老虎狮子追得满山乱跑，哇哇乱叫。后来人们发现，只要组成团伙，拿起木棒，把食人野兽围起来而攻之，不仅可以避免被食，反而可以毙而食之。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是人类智慧的飞跃。它导致了主客易位：此前人类是野兽的食物，此后野兽成了人类的食物。

　　人类知道了团结和组织的力量。

　　人类文明最初都是在水草丰茂的大河两岸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人们在享受大地丰饶的恩赐之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大河周期性泛滥的洗劫，造成巨大的悲剧。于是，人们产生了治水抗争的决心。根据业已获得的经验和智慧，人们组织起来疏浚河道，修堤筑坝。由于工程浩大，需要事先谋划，需要指挥众人分工合作，需要一定规模的组织系统和纪律，需要由最聪明、最有经验、最有能力和威望的人充当领袖。久而久之，由此便发展起一种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形态。

　　上个世纪50年代，一位德国的前共产党员魏特夫对这一历史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写了一本厚书。他将这种历史模式称为“治水社会”或“治水文明”。他说，浩大的治水工程需要大规模协作，需要纪律和从属关系，需要强有力的领袖，这成为集权制度的起源。

　　这种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形态，强调集体优先于个人，强调纪律和秩序，强调社会利益的总体保障，强调权力的集中。因此，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特别是应对战争时，它能迅速有效地集中一切力量形成合力，显现出强大的优势和生命力。

　　人类在团结起来应对生存危机之同时，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永不满足于现状。这是人与动物的重大区别。

　　人们希望有更便利快捷的交通，有更通畅的人际沟通和信息交流，希望有更清洁充足的食物和能源，有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渴望对人类自身、对大自然、对地球、对宇宙有更深的了解，希望有更多更伟大的文学、音乐、绘画等作品，以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自然界已经有的人们可以通过农业生产获得，但人们的很多要求是自然界没有的，于是人们便发展起工业人工制造。总之，人们需要更多的发现、发明、创作和创造。

　　但是，所有这些创造性劳动从本质上说都是个体性的。越是重大的发明创造，特别是那些颠覆通说、把人类知识水平向前拓展一大步的科学研究，就越能体现其个体性和独创性，需要那些“聪明的大脑”不受约束的“异想天开”。所以人们说，“自由是创造力的源泉”。在经历了古希腊苏格拉底、中世纪哥白尼的悲剧之后，人们认识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可贵，知道这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东西。于是，一种推崇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形态应运而生。

　　这种推崇自由主义的社会形态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认为自由平等是社会的最高价值。它主张，只有个人充分自由地实现自身价值，最终才能够甚至是必然地实现公共利益。

　　这种社会形态保护“胡思乱想”，提倡个人奋斗，鼓励竞争，使社会光怪陆离五味杂陈，在看似混乱中跃动着活力，在发明创造方面显现出其优势。

　　人类抗疫两条路

　　新年伊始瘟疫肆虐全球，数10亿人面临着生死考验。各国奋起抗疫。

　　由于政治体制和尊奉的社会价值不同，抗瘟疫思路和道路选择也不同。

　　崇尚集体主义的中国发挥制度优势，在强有力的中央指挥下迅速启动举国体制，封城断路，闭门禁足，用社会生活暂停的办法截断病毒的传播渠道。与此同时，在中央统一号令下，全国各地数万医务人员携带医疗器械奔赴疫情重灾区武汉，迅速修建方舱医院收治病人，有效地控制了疫情，把生命损失降到了最低点，取得了抗疫战第一回合的胜利。

　　以欧美为代表的崇尚自由主义的国家，完全做不到这一点。在瘟疫蔓延中，封城断路不可能，即使是号召人们戴口罩，也因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而遭到抗议，甚至还出了命案。正常的医疗体系无法应付剧增的患者潮，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成千上万的生命陨落。看样子，那些国家的政府在疫情面前已束手无策，开始放任自流。后来，英国政府不小心泄露了机密：原来他们采取了所谓“群体免疫”策略，相信只要被感染的人数达到一定比例，病毒的传染力便会自然减弱直至消失。因此，政府在维护人们的“自由”价值之同时，也在维护人们被病毒感染的“自由”。这一秘密传出后曾遭到一阵群殴。

　　其实，面对肆虐的病毒，从理论上说人类有三种对付办法：一是杀死它，二是躲开它，三是抑制它。

　　杀死它虽好，但是人类办不到。研制灭杀特效药，喷洒消毒剂，用酒精洗手，只在极小的“点”上有效，对于“面”上的病毒无能为力。唯一的希望是，借助病毒不耐高温的弱点，待气温转暖让病毒自然隐退。

　　躲开它，就是“惹不起躲得起”。这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想的办法。“躲”的实质是利用阻止其扩散拖延时间，等待研制出特效药和疫苗，或是等待气温转暖。

　　抑制它，在特效药和疫苗问世之前，现实的办法就是采用“群体免疫”法，放任自然传染，待全社会60%的人口染上病毒体内产生抗体，压制病毒的传染力。

　　目前我国采取的办法就是“躲开它”。如果特效药或疫苗能在短期内问世，毫无疑问我们将是大获全胜。但特效药和疫苗不能在短期内研制出来，且新冠病毒对气温变化并不敏感，我们就难免有后顾之忧了。社会活动的暂停不能过久，否则国家和社会吃不消。一旦人流物流恢复，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到病毒第2波、第3波的袭击。

　　欧美国家在自由主义支配下不得不采取的“群体免疫”法，虽然在理论上可能有效，但实际上它是以牺牲老弱病残群体的生命为前提的，是事实上的马尔萨斯主义。这与他们所标榜的“尊重生命”、“尊重人权”社会价值背道而驰，从而产生巨大的法律、道德、心理压力，引起全社会的动荡。

　　我们不知道新冠病毒疫情是否真地有“拐点”，也不知道战胜它的“特效药”何时问世。

　　但随着疫情的发展，我们看到，抗疫斗争的两种思路、两种选择正在相互借鉴，各自完善。为了阻止国家经济下滑以稳定社会，中国在继续加强个人防疫措施的同时，正在逐步地解封交通，鼓励工厂企业开工开业，使社会生活恢复正常。欧美国家为减少生命损失，也采取了封城禁足、佩戴口罩等措施。可以预期，两种抗瘟疫思路和选择在相互学习借鉴中完全有可能趋向殊途同归。因为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崇尚的价值不同，但大目标是一致的，即：战胜瘟疫，让人类健康地活下去。

 　　从理论上说，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肆虐，原本应该激发全人类的合作抗疫，但事实上却激化了各国之间原有的矛盾和对抗，这引起了人们对一些宏大议题的思考。

　　人类生存两件事

　　中国东周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告子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食，色，性也。” 他的意思是说，有两件事对人来说是本能性的，即：一是吃饭活着;二是康乐繁衍。在这里他说的是个体人，其实推而广之，对于全人类整体来说这句话也是成立的。

　　我们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一代又一代，含辛茹苦，忙忙碌碌，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说到底还不是为了这两件事：一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更安全，更富足，更舒适，更快乐，也就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二是为了使我们的后代更健康，更兴旺，更优秀，更强大，让我们这个种族更长久地生息繁衍下去。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为了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应该说我们这两项要求和期望是起码性的，并不过分。然而极其吝啬的“上天”并不想让我们顺顺当当地遂愿。如同唐僧师徒赴西天取经须经磨难一样，“他”老人家为我们预置了“九九八十一难”，让我们不经过生死拼搏休想修成正果。这是对人类的考试，也是对人类的培养和磨练。

　　这“九九八十一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天灾。例如，天外陨石对地球的撞击，地球自身气候和地貌的沧桑变迁，火山喷发地震海啸，周期性的滔天洪水和赤地千里的干旱，狮虎熊豹食人大虫的尾随追击，病原小虫在人类体内的咀嚼吞噬，先天的残疾后天的损伤，瘟疫肆虐绝症流行等等。

　　另一类是人祸。例如，贪婪无节制的资源消耗，对自身生存环境不计后果的破坏，道德沦丧无法无天的社会混乱，没有信仰和底线的相互伤害，毫无悲悯之心的幸灾乐祸助纣为虐，阶级之间的暴政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仇杀，国家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屠杀，制造核和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我毁灭，等等。

　　上述每一项都可以使人类处于毁灭的边缘。

　　人类生存太难了!

　　人类探索两选择

　　人类终究是人类。它不同于听天由命的野兽。

　　人类要抗争。它会思考，它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改变命运。

　　大约是在7000年以前，在凶猛的大型食肉动物面前，人类是弱势群体。他们被老虎狮子追得满山乱跑，哇哇乱叫。后来人们发现，只要组成团伙，拿起木棒，把食人野兽围起来而攻之，不仅可以避免被食，反而可以毙而食之。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是人类智慧的飞跃。它导致了主客易位：此前人类是野兽的食物，此后野兽成了人类的食物。

　　人类知道了团结和组织的力量。

　　人类文明最初都是在水草丰茂的大河两岸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人们在享受大地丰饶的恩赐之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大河周期性泛滥的洗劫，造成巨大的悲剧。于是，人们产生了治水抗争的决心。根据业已获得的经验和智慧，人们组织起来疏浚河道，修堤筑坝。由于工程浩大，需要事先谋划，需要指挥众人分工合作，需要一定规模的组织系统和纪律，需要由最聪明、最有经验、最有能力和威望的人充当领袖。久而久之，由此便发展起一种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形态。

　　上个世纪50年代，一位德国的前共产党员魏特夫对这一历史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写了一本厚书。他将这种历史模式称为“治水社会”或“治水文明”。他说，浩大的治水工程需要大规模协作，需要纪律和从属关系，需要强有力的领袖，这成为集权制度的起源。

　　这种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形态，强调集体优先于个人，强调纪律和秩序，强调社会利益的总体保障，强调权力的集中。因此，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特别是应对战争时，它能迅速有效地集中一切力量形成合力，显现出强大的优势和生命力。

　　人类在团结起来应对生存危机之同时，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永不满足于现状。这是人与动物的重大区别。

　　人们希望有更便利快捷的交通，有更通畅的人际沟通和信息交流，希望有更清洁充足的食物和能源，有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渴望对人类自身、对大自然、对地球、对宇宙有更深的了解，希望有更多更伟大的文学、音乐、绘画等作品，以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自然界已经有的人们可以通过农业生产获得，但人们的很多要求是自然界没有的，于是人们便发展起工业人工制造。总之，人们需要更多的发现、发明、创作和创造。

　　但是，所有这些创造性劳动从本质上说都是个体性的。越是重大的发明创造，特别是那些颠覆通说、把人类知识水平向前拓展一大步的科学研究，就越能体现其个体性和独创性，需要那些“聪明的大脑”不受约束的“异想天开”。所以人们说，“自由是创造力的源泉”。在经历了古希腊苏格拉底、中世纪哥白尼的悲剧之后，人们认识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可贵，知道这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东西。于是，一种推崇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形态应运而生。

　　这种推崇自由主义的社会形态强调个人权利的优先性，认为自由平等是社会的最高价值。它主张，只有个人充分自由地实现自身价值，最终才能够甚至是必然地实现公共利益。

　　这种社会形态保护“胡思乱想”，提倡个人奋斗，鼓励竞争，使社会光怪陆离五味杂陈，在看似混乱中跃动着活力，在发明创造方面显现出其优势。

　　人类抗疫两条路

　　新年伊始瘟疫肆虐全球，数10亿人面临着生死考验。各国奋起抗疫。

　　由于政治体制和尊奉的社会价值不同，抗瘟疫思路和道路选择也不同。

　　崇尚集体主义的中国发挥制度优势，在强有力的中央指挥下迅速启动举国体制，封城断路，闭门禁足，用社会生活暂停的办法截断病毒的传播渠道。与此同时，在中央统一号令下，全国各地数万医务人员携带医疗器械奔赴疫情重灾区武汉，迅速修建方舱医院收治病人，有效地控制了疫情，把生命损失降到了最低点，取得了抗疫战第一回合的胜利。

　　以欧美为代表的崇尚自由主义的国家，完全做不到这一点。在瘟疫蔓延中，封城断路不可能，即使是号召人们戴口罩，也因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而遭到抗议，甚至还出了命案。正常的医疗体系无法应付剧增的患者潮，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成千上万的生命陨落。看样子，那些国家的政府在疫情面前已束手无策，开始放任自流。后来，英国政府不小心泄露了机密：原来他们采取了所谓“群体免疫”策略，相信只要被感染的人数达到一定比例，病毒的传染力便会自然减弱直至消失。因此，政府在维护人们的“自由”价值之同时，也在维护人们被病毒感染的“自由”。这一秘密传出后曾遭到一阵群殴。

　　其实，面对肆虐的病毒，从理论上说人类有三种对付办法：一是杀死它，二是躲开它，三是抑制它。

　　杀死它虽好，但是人类办不到。研制灭杀特效药，喷洒消毒剂，用酒精洗手，只在极小的“点”上有效，对于“面”上的病毒无能为力。唯一的希望是，借助病毒不耐高温的弱点，待气温转暖让病毒自然隐退。

　　躲开它，就是“惹不起躲得起”。这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想的办法。“躲”的实质是利用阻止其扩散拖延时间，等待研制出特效药和疫苗，或是等待气温转暖。

　　抑制它，在特效药和疫苗问世之前，现实的办法就是采用“群体免疫”法，放任自然传染，待全社会60%的人口染上病毒体内产生抗体，压制病毒的传染力。

　　目前我国采取的办法就是“躲开它”。如果特效药或疫苗能在短期内问世，毫无疑问我们将是大获全胜。但特效药和疫苗不能在短期内研制出来，且新冠病毒对气温变化并不敏感，我们就难免有后顾之忧了。社会活动的暂停不能过久，否则国家和社会吃不消。一旦人流物流恢复，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到病毒第2波、第3波的袭击。

　　欧美国家在自由主义支配下不得不采取的“群体免疫”法，虽然在理论上可能有效，但实际上它是以牺牲老弱病残群体的生命为前提的，是事实上的马尔萨斯主义。这与他们所标榜的“尊重生命”、“尊重人权”社会价值背道而驰，从而产生巨大的法律、道德、心理压力，引起全社会的动荡。

　　我们不知道新冠病毒疫情是否真地有“拐点”，也不知道战胜它的“特效药”何时问世。

　　但随着疫情的发展，我们看到，抗疫斗争的两种思路、两种选择正在相互借鉴，各自完善。为了阻止国家经济下滑以稳定社会，中国在继续加强个人防疫措施的同时，正在逐步地解封交通，鼓励工厂企业开工开业，使社会生活恢复正常。欧美国家为减少生命损失，也采取了封城禁足、佩戴口罩等措施。可以预期，两种抗瘟疫思路和选择在相互学习借鉴中完全有可能趋向殊途同归。因为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崇尚的价值不同，但大目标是一致的，即：战胜瘟疫，让人类健康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