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呢?

　　四

　　我看有两个时间节点。

　　一是美国总统换人。

　　中国有一句老话，换人如换刀，特朗普这把刀，上任后不久就向着中国挥动了。

　　实际上，作为商人，特朗普早在当总统之前，就非常不满意中美之间的贸易状况，他认为，中国在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占了美国的便宜。而作为商人，他认为不公平。按照我的理解，最开始，他并没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商言商的成分更大一些。作为一个任性的政治素人，他更想把美国做的更强，就是说，让美国再次伟大，显示出他这个总统的不同凡响。

　　二是中国的变化。

　　按照一些美国学者的观点，中国的变化早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就露出了端倪。前不久，美国曾任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在杉园就和我谈到了这个观点。

　　那次奥运会，中国竭尽全力，把奥运会办得气势恢宏，尽善尽美。以至于世界为之震惊，不少国家说，这以后的奥运会还能做吗?

　　看起来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有了很大的副作用，中国被很多人，尤其是美国看作了一个肌肉强壮的硬汉，发展中国家的马甲再也不合身了。

　　在这之后，尤其是最近几年，秀肌肉成了中国经常性的动作。于是美国人在谈到中国的主张“新型大国关系”时，不少人认为，中国提出这个理论，就是要和美国平起平坐，想争夺世界领导者的地位。

　　尽管中国领导人后来再三表示，中国无意改变世界规则，无意充当世界领导者，但是，一是为时已晚，二是美国人不但听你说什么，也在看你做什么。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等动作，在许多美国政治家的心里打下了烙印。

　　五

　　中国当然不能按照美国人的指挥棒行动。但是，如何在坚持中国的正确发展方向的同时，争取更多的国际理解和支持，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其一是中国对美国还不是完全了解。

　　例如对2016年美国大选的判断。中国那么多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没有几个人判断到了特朗普当选。特朗普上任以后，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位新总统的打算。首先是认为特朗普不会当选，其次是认为当选以后他也是商人，有点利益就把他搞定了，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实际上，特朗普在美国选民中还是有很高的支持率的，只不过，中国很多人的眼睛只是盯着美国的精英层的动向，忘记了美国是有选票的，而且是底层百姓和精英都是一人一票，而近年来，精英层和底层的脱节是越来越显著的。例如美国的福音派教徒有几千万人，有人在关注这些人的选票投给谁吗?这个商人当了总统以后，他还是商人吗?让美国再次强大是特朗普的口号，这和“让美国再次富裕”是两个概念，再次富裕是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再次强大就不那么简单了。

　　其二是对美国的边缘声音和负面声音没有及时提高警惕。

　　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就存在着对中国非常负面的声音。例如曾任白宫首席战略师的班农，他的对华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例如纳瓦罗，写了《致命中国》一书同时制作了同类题材的电视片;例如白邦瑞，写了《百年马拉松》一书，矛头对准中国。但是，这些观点，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是边缘化的，中国也不重视。包括我们这样的民间人士，曾经有美国学者建议我研究他们的观点，甚至可以和他们见个面聊聊，但是我都拒绝了，认为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观点。但是，特朗普上台以后由于商人总统先以贸易战起步，遇到了中国以牙还牙的回击后，贸易战升级，白邦瑞、纳瓦罗等人的观点逐渐被接受，边缘化反而成为了主流，潘多拉盒子就此打开。

　　2018年10月我在美国，有的学者提起这两人来还是很不屑，说，过去他们是边缘化的，现在，我们成了边缘化的了。

　　其三是没有下功夫关注美国的年轻一代。

　　美国的研究中国的资深学者和资深汉学家大都对中国非常友好，基辛格可以作为代表。原因当然很多，其中重要一条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破冰之后，常常往来于中美之间的和学中文的美国人，到中国来都受到了非常好的接待，中国方面也有意识地安排他们看中国美好的一面，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中国做起了生意，而且赚了钱，所以，他们喜欢中国，也会赞美中国。但是，后来到中国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或来上学，或来做媒体的驻华记者，或来出差，他们就得不到他们的老一代的待遇了，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各个方面包括阴暗面，有的人还受到了不让他们接受的待遇。例如现任美国副国家安全助理，曾任美国亚洲事务主任的波廷杰，在任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遭遇，而且使他印象深刻。他出任主管美国对华事务的主要官员，对中国的态度可想而知。

　　六

　　中国自身的表现也有需要检讨的地方。

　　其一是没有继续韬光养晦。

　　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就预见到将来可能遇到的问题，他有这样的观点：现在我们在国际上采取的方针，就是稳住阵脚，把中国自己发展起来，不要张扬，韬光养晦，少说多干。发达国家对我们始终是有戒心的，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国际上有人会对我有敌视和恐惧心理，我们的态度是，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在外交活动中，要趋利避害，不为自己树立对立面。要埋头实干，发展自己，而且越发展越要谦虚。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去了。所以，中国永远不当第三世界的“头”，也不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大旗。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加，这个观点渐渐被有些人忘记了。

　　当然，也有人说，中国现在实力强大了，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没有必要再韬光养晦了，也有人说，实力藏不住了，就像一把锥子放在口袋里，总会冒出尖来，就是所谓“脱颖而出”。但是，对照邓小平的话，我们就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美国的国际关系圈子里，一度流行一个词，锐实力。这是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太锐利了不好，容易扎伤别人，也容易折断自己。

　　其二是言而有信的问题。

　　我们常常会宣称，中华民族是言而有信的民族。总起来看不错，从历史上看也不错，但是，在有些时候有些问题上会有欠缺，例如，加入WTO的承诺，兑现的不够。这方面的例子，美国人心里有数，也影响了他们对中国的观感。

　　其三是对负面声音反应过于激烈。

　　中国强大了，在世界上的地位高了，得到的各种评价就多了，有赞誉的，有批评的 也有诋毁的。其实需要听各种声音，哪怕是敌对的。在这方面，我们似乎还需要努力。

　　美国有两位著名的中美关系的研究者，他们在中国外交学院评出的十位美国著名中美关系学者中，分列第一第二位，一位是霍普金斯的兰普顿，他三年多以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大意是中美关系到了临界点。还有一位是乔治华盛顿的沈大伟，他写了一篇文章，被提炼出的大意是“中国崩溃论”，当然他本人对我说，这是被误读了。我们不说他们的文章观点对错，但是，他们发表这样的文章后，在中国就受到了冷遇，以前，他们是中国各个相关机构的座上客，文章发表后，他们到中国来的机会就少多了。

　　这样，谁还会对中国提意见呢?

　　其四是对外企和外资的态度。

　　美国的大企业在美国的地位很高，他们在中国受到的待遇很被关注。特朗普上台后不久，就召集了二十几家大公司的老板开会，会上，很多在中国有投资的企业对他们在中国的遭遇都颇有微词，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在中国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商人的意见一定会引起当过商人的总统的共鸣，这是可以想见的，更何况，这位总统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也遇到过问题，感同身受。关于外企在中国的是非曲直先不说，因为这需要专业评判，但是，中国的政策一度使一些外企心中不爽是事实，我们如何解决好外企能够继续心情舒畅地留在中国，这也是两国关系中一块重要的压舱石。

　　我和很多大的跨国公司有密切的联系，我知道，中国政府的政策一定会从全局出发，也许这样就会对有些外企产生一些影响。如何把这种影响减少到最大限度，而不是这样的态度：反正你赚了我们的钱了，不高兴就走。

　　当然，中国政府在对外企的态度上，也在进行适当的调整，这也是外企和美国的学者看得到的。

　　一不小心这篇文章写的长了，就此打住，一个非专业人士的亲历，有些事情和有些人物不适合写出来，我讲些感受而已。

　　一

　　中美关系在最近100年来，发生过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许多人都知道，这里不说太久远的历史。从中国看，抗美援朝开始，中美就陷入冷战。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毛泽东和尼克松打破坚冰，中美开始接触，到了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实际上的领导人邓小平访美，中美建交，中美似乎进入了一个蜜月期。

　　在这之后，中美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也很多，例如南海撞机，科索沃炸馆，89年春季之后的疏离等，但是，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接触和合作，双边贸易的大步发展，美资和美国科技的进入中国，美国对中国加入WTO的支持等等。总起来看，中美关系在有点磕磕绊绊地向前走。

　　中美关系的改变，向好的方向是双方努力的结果，而近年来向坏的方向也是双方“努力”的结果。至于哪一方的作用更大一些，站在不同的立场，在不同的时间点上看法不同。

　　我不是学者，不会用学术语言来论述中美关系的变化，只是从一个普通公民又对中美关系有一点了解的角度来说如是我闻。

　　二

　　我第一次到美国东部访问是在2013年的5月，现在看起来，2013年是中美关系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那次，我是应约到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中心做一个演讲，著名学者麦克法夸尔为我作主持人，我讲的题目是“中国改革路上的左右之争”。演讲后，我在华盛顿和纽约逗留了几天，拜访了美国的几家重要智库，如布鲁金斯、传统基金会、CSIS、基辛格研究所、东西方研究所、外交事务委员会以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见到了许多中美关系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留给我的印象是，这些顶尖学者都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没有失望，也没有懈怠。

　　那一阶段，中国也表现了希望和美国继续合作共赢的关系，两国领导人的见面比较多，气氛也说得上友好。中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作为新兴的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希望和既成大国美国能够有和平共处的关系，而不是像历史上新兴大国和既成大国之间那样必有一战。

　　那一阶段，我在美国走访各个智库，这是说的非常多的话题。

　　美国学者们并不反对新型大国关系之说，可是也不积极响应。和他们熟了，问为什么，他们有很多说法，有的人说，当年我们说G2，你们也不积极啊!有的人说，你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喜欢戴一顶大帽子，但是下面没有人，意思是说，光有新型大国关系这个题目，内容是什么?还有的人说，就算是新型大国关系，我们也不会讨论你们的国内问题。也有人告诉我，美国主导外交的官员中，亲日派比较多，中美讲新型大国关系，日本会不高兴。

　　那个时候，中日关系正在冰点上。

　　三

　　现在，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照基辛格的话说，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了。回不到从前，是说中美关系大大地退步了。尽管中国的最高领导也说过，有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没有一个理由不搞好中美关系，但是，中美关系还是在一天天走下坡路。

　　我的意思是说，中美两国关系走到今天，不是两国领导人刻意所为，他们也希望两国有良好的关系，有和平的国际环境。

　　那么，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呢?

　　四

　　我看有两个时间节点。

　　一是美国总统换人。

　　中国有一句老话，换人如换刀，特朗普这把刀，上任后不久就向着中国挥动了。

　　实际上，作为商人，特朗普早在当总统之前，就非常不满意中美之间的贸易状况，他认为，中国在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占了美国的便宜。而作为商人，他认为不公平。按照我的理解，最开始，他并没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商言商的成分更大一些。作为一个任性的政治素人，他更想把美国做的更强，就是说，让美国再次伟大，显示出他这个总统的不同凡响。

　　二是中国的变化。

　　按照一些美国学者的观点，中国的变化早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就露出了端倪。前不久，美国曾任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在杉园就和我谈到了这个观点。

　　那次奥运会，中国竭尽全力，把奥运会办得气势恢宏，尽善尽美。以至于世界为之震惊，不少国家说，这以后的奥运会还能做吗?

　　看起来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有了很大的副作用，中国被很多人，尤其是美国看作了一个肌肉强壮的硬汉，发展中国家的马甲再也不合身了。

　　在这之后，尤其是最近几年，秀肌肉成了中国经常性的动作。于是美国人在谈到中国的主张“新型大国关系”时，不少人认为，中国提出这个理论，就是要和美国平起平坐，想争夺世界领导者的地位。

　　尽管中国领导人后来再三表示，中国无意改变世界规则，无意充当世界领导者，但是，一是为时已晚，二是美国人不但听你说什么，也在看你做什么。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等动作，在许多美国政治家的心里打下了烙印。

　　五

　　中国当然不能按照美国人的指挥棒行动。但是，如何在坚持中国的正确发展方向的同时，争取更多的国际理解和支持，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其一是中国对美国还不是完全了解。

　　例如对2016年美国大选的判断。中国那么多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没有几个人判断到了特朗普当选。特朗普上任以后，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位新总统的打算。首先是认为特朗普不会当选，其次是认为当选以后他也是商人，有点利益就把他搞定了，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实际上，特朗普在美国选民中还是有很高的支持率的，只不过，中国很多人的眼睛只是盯着美国的精英层的动向，忘记了美国是有选票的，而且是底层百姓和精英都是一人一票，而近年来，精英层和底层的脱节是越来越显著的。例如美国的福音派教徒有几千万人，有人在关注这些人的选票投给谁吗?这个商人当了总统以后，他还是商人吗?让美国再次强大是特朗普的口号，这和“让美国再次富裕”是两个概念，再次富裕是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再次强大就不那么简单了。

　　其二是对美国的边缘声音和负面声音没有及时提高警惕。

　　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就存在着对中国非常负面的声音。例如曾任白宫首席战略师的班农，他的对华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例如纳瓦罗，写了《致命中国》一书同时制作了同类题材的电视片;例如白邦瑞，写了《百年马拉松》一书，矛头对准中国。但是，这些观点，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是边缘化的，中国也不重视。包括我们这样的民间人士，曾经有美国学者建议我研究他们的观点，甚至可以和他们见个面聊聊，但是我都拒绝了，认为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观点。但是，特朗普上台以后由于商人总统先以贸易战起步，遇到了中国以牙还牙的回击后，贸易战升级，白邦瑞、纳瓦罗等人的观点逐渐被接受，边缘化反而成为了主流，潘多拉盒子就此打开。

　　2018年10月我在美国，有的学者提起这两人来还是很不屑，说，过去他们是边缘化的，现在，我们成了边缘化的了。

　　其三是没有下功夫关注美国的年轻一代。

　　美国的研究中国的资深学者和资深汉学家大都对中国非常友好，基辛格可以作为代表。原因当然很多，其中重要一条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破冰之后，常常往来于中美之间的和学中文的美国人，到中国来都受到了非常好的接待，中国方面也有意识地安排他们看中国美好的一面，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中国做起了生意，而且赚了钱，所以，他们喜欢中国，也会赞美中国。但是，后来到中国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或来上学，或来做媒体的驻华记者，或来出差，他们就得不到他们的老一代的待遇了，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各个方面包括阴暗面，有的人还受到了不让他们接受的待遇。例如现任美国副国家安全助理，曾任美国亚洲事务主任的波廷杰，在任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遭遇，而且使他印象深刻。他出任主管美国对华事务的主要官员，对中国的态度可想而知。

　　六

　　中国自身的表现也有需要检讨的地方。

　　其一是没有继续韬光养晦。

　　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就预见到将来可能遇到的问题，他有这样的观点：现在我们在国际上采取的方针，就是稳住阵脚，把中国自己发展起来，不要张扬，韬光养晦，少说多干。发达国家对我们始终是有戒心的，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国际上有人会对我有敌视和恐惧心理，我们的态度是，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在外交活动中，要趋利避害，不为自己树立对立面。要埋头实干，发展自己，而且越发展越要谦虚。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去了。所以，中国永远不当第三世界的“头”，也不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大旗。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加，这个观点渐渐被有些人忘记了。

　　当然，也有人说，中国现在实力强大了，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没有必要再韬光养晦了，也有人说，实力藏不住了，就像一把锥子放在口袋里，总会冒出尖来，就是所谓“脱颖而出”。但是，对照邓小平的话，我们就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美国的国际关系圈子里，一度流行一个词，锐实力。这是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太锐利了不好，容易扎伤别人，也容易折断自己。

　　其二是言而有信的问题。

　　我们常常会宣称，中华民族是言而有信的民族。总起来看不错，从历史上看也不错，但是，在有些时候有些问题上会有欠缺，例如，加入WTO的承诺，兑现的不够。这方面的例子，美国人心里有数，也影响了他们对中国的观感。

　　其三是对负面声音反应过于激烈。

　　中国强大了，在世界上的地位高了，得到的各种评价就多了，有赞誉的，有批评的 也有诋毁的。其实需要听各种声音，哪怕是敌对的。在这方面，我们似乎还需要努力。

　　美国有两位著名的中美关系的研究者，他们在中国外交学院评出的十位美国著名中美关系学者中，分列第一第二位，一位是霍普金斯的兰普顿，他三年多以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大意是中美关系到了临界点。还有一位是乔治华盛顿的沈大伟，他写了一篇文章，被提炼出的大意是“中国崩溃论”，当然他本人对我说，这是被误读了。我们不说他们的文章观点对错，但是，他们发表这样的文章后，在中国就受到了冷遇，以前，他们是中国各个相关机构的座上客，文章发表后，他们到中国来的机会就少多了。

　　这样，谁还会对中国提意见呢?

　　其四是对外企和外资的态度。

　　美国的大企业在美国的地位很高，他们在中国受到的待遇很被关注。特朗普上台后不久，就召集了二十几家大公司的老板开会，会上，很多在中国有投资的企业对他们在中国的遭遇都颇有微词，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在中国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商人的意见一定会引起当过商人的总统的共鸣，这是可以想见的，更何况，这位总统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也遇到过问题，感同身受。关于外企在中国的是非曲直先不说，因为这需要专业评判，但是，中国的政策一度使一些外企心中不爽是事实，我们如何解决好外企能够继续心情舒畅地留在中国，这也是两国关系中一块重要的压舱石。

　　我和很多大的跨国公司有密切的联系，我知道，中国政府的政策一定会从全局出发，也许这样就会对有些外企产生一些影响。如何把这种影响减少到最大限度，而不是这样的态度：反正你赚了我们的钱了，不高兴就走。

　　当然，中国政府在对外企的态度上，也在进行适当的调整，这也是外企和美国的学者看得到的。

　　一不小心这篇文章写的长了，就此打住，一个非专业人士的亲历，有些事情和有些人物不适合写出来，我讲些感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