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见证了过去10年中俄关系的不断发展后，西方开始考量这对其安全的影响。在大西洋两岸，一场关于如何应对中俄关系发展的辩论正在进行。一些人认为，西方必须通过拉拢俄罗斯来避免一个具有威胁性的中俄联盟的形成。他们呼吁采取更温和的政策，取代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对其采取的有普遍共识的强硬政策。

　　这种观点表面上很有吸引力，但却是建立在证据不足、逻辑缺陷和误解历史的基础之上。持这种观点的人们陷入了一种“三角关系论”的泥沼里。当“三角关系论”者面对三个主要大国时，他们认为有必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考量，对三者关系进行调节可以决定谁处在最有利的位置，可以据此来制定政策。最近，《纽约时报》刊文明确提出了当下的“三角关系论”。文章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关系发展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美国必须通过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加以应对。文章开头援引了中美关系缓和的历史，即尼克松-基辛格与北京之间的外交突破，那迫使苏联进入了与美国的合作时代。该文警告说，普京“可能会采取‘尼克松式’的逆转外交，打出自己版本的‘中国牌’”。在理解当下局势时，俄罗斯和美国互换了位置。美国曾经与中国站在一起，促使苏联进行合作。如今，俄罗斯与中国走到了一起，美国应像苏联那样做出反应，通过柔和的政策来应对。这就是“三角关系论”的逻辑。

　　但这种类比是错误的。在今天，这三个大国的相对实力，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已经大不相同。在1970年代初期，美国比遥远的中国强大得多。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双方长期存在敌意，但中国并没有对美国构成真正的威胁，在具体问题上的对抗也没有使务实的中美关系显著复杂化，双方可以称作伙伴关系。显然，那时对美国适用的情况对今天的俄罗斯却并非如此。中国不是俄罗斯的一个较弱的、遥远的伙伴。中国是一个强大的邻国，而且正变得越来越强大。中国在中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在前苏联大部分地区的贸易主导地位，正是莫斯科所忌惮的。并且，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

　　“三角关系论”一文接受了中俄领导人表面上的亲密关系，文中引用了普京关于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国情咨文，似乎双方紧密的经济关系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而非一个非常模糊的方案。文章指出，普京为中俄去年30%的贸易增长向中国领导人表示感谢，但却忽略了这主要是由石油价格上涨32%推动的。文章也忽视了中国在经济上进行着的一场艰难的“游戏”，或许多情况下表现出对俄罗斯的失望。

　　此外，在中美关系缓和前夕，中苏之间已经相互反感。两国甚至在1969年爆发了边境冲突，没有什么共同利益束缚它们，或者阻碍中国与美国的合作。然而，苏联昔日的情况对今天的美国来说并非如此。尽管中美关系最近有所下降。两国的经济仍然深度相互依存。对中国来说，中美关系比中俄关系重要得多。中国虽然承认了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却也“冷却”了普京2018年在北京邀请中国游客前往这个被俄占领的半岛游览的呼吁。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阻止了中国与俄罗斯进行更深入的接触，而不是中国这样做。因此，今天的俄罗斯和美国的地位与50年前截然不同。俄罗斯还没有取代美国在昔日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即使普京希望成为尼克松，他也没有这个能力。

　　有问题的类比会产生有问题的建议。《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呼吁美国“与俄罗斯建立更稳固的关系，‘剥离’它与中国的关系”。它甚至称赞特朗普正试图这么做。然而，美国的对俄政策——尽管得到了国会的支持——现在比特朗普上任时更加强硬。这篇文章暗示，特朗普应该抵制针对俄罗斯的更严厉制裁和相关措施。这与《纽约时报》另一篇文章显示的严重关切相矛盾，后者在几天后发表在另一个版面上，这些担忧集中在未能充分解决俄罗斯对美国选举的持续干预。

　　美国怎么能“剥离”俄罗斯呢?“三角关系论”的答案是，通过在太空探索、北极和军备控制方面的合作。但尚不清楚俄罗斯为什么会想在这些领域同美国进行合作，以及为什么这将导致它放弃与中国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一次重要教训——也是其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苏联拒绝在其弱项上进行合作，从而限制了其在其强项上发展的优势。即使是明智地呼吁重新实施军备控制，也忽视了这个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只影响美俄关系的问题。尤其是，最紧迫的问题——《中程核力量条约》(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的未来——现在正被中国的利益和亚洲的局势所困扰。

　　“三角关系论”不仅是种误导，而且有着潜在的危险。它把美国描绘成一个索求者，对现状的忍耐力较弱，需要比其他大国更多地调整自己的立场。它鼓励美国做出让步，而这些让步很可能被占便宜而不是得到回报。这也让俄罗斯更大胆地相信自己是三国关系中的特权一方，而这些都不是真的。“三角关系论”者认为自己很有远见，但实际上他们是在回顾，并且很不明智地眯着眼睛看1970年代那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三角关系论”也在欧洲兴起。在上个月主持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把俄罗斯从欧洲赶走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他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关系，称“如果不重建与俄罗斯的关系，我们就无法重建欧洲，俄罗斯则会与其他大国走得更近。”

　　但是高卢人版的“三角关系论”多了一个奇怪的扭曲，它宣称这会是一种利己和慷慨的战略。马克龙认为，一个虚弱的俄罗斯需要欧洲的保护。俄罗斯的GDP仅相当于西班牙，而且人口在下降。你认为它能这样坚持下去吗?我们需要为这个国家提供一个战略选择，这是它必需的。换句话说，欧洲应该与俄罗斯和解，因为俄罗斯威胁要与中国结盟，而且俄罗斯自己也需要这样一个联盟之外的选择。不难看出这种逻辑的矛盾之处。

　　如何来解决“三角关系论”带来的问题?首先，要弄清其他国家的权力和利益，而不仅仅是你的国家。第二，考虑潜在的目标而不是简单的类比。利益的一致和冲突，并不是线性的，而要看到驱动因素间的关系。第三，认识到“合作”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明确界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政策。

　　可以肯定的是，如今的中俄关系比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牢固。但不管西方的政策如何，双方更紧密的联系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共同反西方的、拥有世界上最长边界的全球最大能源出口和进口的国家，花了多长时间才改善了两国关系。西方的政策调整早该进行了。西方既不应夸大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也不应夸大两国对西方构成的威胁。

　　很少有人认为对西方来说，中俄合作的加深是不受欢迎的。在一些领域，如网络和情报共享，正引发了人们与日俱增的关注。但西方有更好的选择，而不是对一个不断挑战西方利益、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国际秩序关键准则的国家采取更温和的态度。这些挑战的目标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不使用化学武器这些原则。

　　包括美国政府在内，“三角关系论”可能在流行。但这种论调不符合逻辑、缺乏论据也违背原则。现在是走出这种思维误区的时候了。

　　作者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前英国外交官，曾任驻白俄罗斯大使，著有《政治建构：转型时代的全球政治风险》一书的作者。本文译自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emptations-triangulism-93676

　　在见证了过去10年中俄关系的不断发展后，西方开始考量这对其安全的影响。在大西洋两岸，一场关于如何应对中俄关系发展的辩论正在进行。一些人认为，西方必须通过拉拢俄罗斯来避免一个具有威胁性的中俄联盟的形成。他们呼吁采取更温和的政策，取代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对其采取的有普遍共识的强硬政策。

　　这种观点表面上很有吸引力，但却是建立在证据不足、逻辑缺陷和误解历史的基础之上。持这种观点的人们陷入了一种“三角关系论”的泥沼里。当“三角关系论”者面对三个主要大国时，他们认为有必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考量，对三者关系进行调节可以决定谁处在最有利的位置，可以据此来制定政策。最近，《纽约时报》刊文明确提出了当下的“三角关系论”。文章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关系发展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美国必须通过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加以应对。文章开头援引了中美关系缓和的历史，即尼克松-基辛格与北京之间的外交突破，那迫使苏联进入了与美国的合作时代。该文警告说，普京“可能会采取‘尼克松式’的逆转外交，打出自己版本的‘中国牌’”。在理解当下局势时，俄罗斯和美国互换了位置。美国曾经与中国站在一起，促使苏联进行合作。如今，俄罗斯与中国走到了一起，美国应像苏联那样做出反应，通过柔和的政策来应对。这就是“三角关系论”的逻辑。

　　但这种类比是错误的。在今天，这三个大国的相对实力，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已经大不相同。在1970年代初期，美国比遥远的中国强大得多。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双方长期存在敌意，但中国并没有对美国构成真正的威胁，在具体问题上的对抗也没有使务实的中美关系显著复杂化，双方可以称作伙伴关系。显然，那时对美国适用的情况对今天的俄罗斯却并非如此。中国不是俄罗斯的一个较弱的、遥远的伙伴。中国是一个强大的邻国，而且正变得越来越强大。中国在中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在前苏联大部分地区的贸易主导地位，正是莫斯科所忌惮的。并且，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

　　“三角关系论”一文接受了中俄领导人表面上的亲密关系，文中引用了普京关于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国情咨文，似乎双方紧密的经济关系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而非一个非常模糊的方案。文章指出，普京为中俄去年30%的贸易增长向中国领导人表示感谢，但却忽略了这主要是由石油价格上涨32%推动的。文章也忽视了中国在经济上进行着的一场艰难的“游戏”，或许多情况下表现出对俄罗斯的失望。

　　此外，在中美关系缓和前夕，中苏之间已经相互反感。两国甚至在1969年爆发了边境冲突，没有什么共同利益束缚它们，或者阻碍中国与美国的合作。然而，苏联昔日的情况对今天的美国来说并非如此。尽管中美关系最近有所下降。两国的经济仍然深度相互依存。对中国来说，中美关系比中俄关系重要得多。中国虽然承认了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却也“冷却”了普京2018年在北京邀请中国游客前往这个被俄占领的半岛游览的呼吁。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阻止了中国与俄罗斯进行更深入的接触，而不是中国这样做。因此，今天的俄罗斯和美国的地位与50年前截然不同。俄罗斯还没有取代美国在昔日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即使普京希望成为尼克松，他也没有这个能力。

　　有问题的类比会产生有问题的建议。《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呼吁美国“与俄罗斯建立更稳固的关系，‘剥离’它与中国的关系”。它甚至称赞特朗普正试图这么做。然而，美国的对俄政策——尽管得到了国会的支持——现在比特朗普上任时更加强硬。这篇文章暗示，特朗普应该抵制针对俄罗斯的更严厉制裁和相关措施。这与《纽约时报》另一篇文章显示的严重关切相矛盾，后者在几天后发表在另一个版面上，这些担忧集中在未能充分解决俄罗斯对美国选举的持续干预。

　　美国怎么能“剥离”俄罗斯呢?“三角关系论”的答案是，通过在太空探索、北极和军备控制方面的合作。但尚不清楚俄罗斯为什么会想在这些领域同美国进行合作，以及为什么这将导致它放弃与中国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一次重要教训——也是其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苏联拒绝在其弱项上进行合作，从而限制了其在其强项上发展的优势。即使是明智地呼吁重新实施军备控制，也忽视了这个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只影响美俄关系的问题。尤其是，最紧迫的问题——《中程核力量条约》(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的未来——现在正被中国的利益和亚洲的局势所困扰。

　　“三角关系论”不仅是种误导，而且有着潜在的危险。它把美国描绘成一个索求者，对现状的忍耐力较弱，需要比其他大国更多地调整自己的立场。它鼓励美国做出让步，而这些让步很可能被占便宜而不是得到回报。这也让俄罗斯更大胆地相信自己是三国关系中的特权一方，而这些都不是真的。“三角关系论”者认为自己很有远见，但实际上他们是在回顾，并且很不明智地眯着眼睛看1970年代那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三角关系论”也在欧洲兴起。在上个月主持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把俄罗斯从欧洲赶走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他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关系，称“如果不重建与俄罗斯的关系，我们就无法重建欧洲，俄罗斯则会与其他大国走得更近。”

　　但是高卢人版的“三角关系论”多了一个奇怪的扭曲，它宣称这会是一种利己和慷慨的战略。马克龙认为，一个虚弱的俄罗斯需要欧洲的保护。俄罗斯的GDP仅相当于西班牙，而且人口在下降。你认为它能这样坚持下去吗?我们需要为这个国家提供一个战略选择，这是它必需的。换句话说，欧洲应该与俄罗斯和解，因为俄罗斯威胁要与中国结盟，而且俄罗斯自己也需要这样一个联盟之外的选择。不难看出这种逻辑的矛盾之处。

　　如何来解决“三角关系论”带来的问题?首先，要弄清其他国家的权力和利益，而不仅仅是你的国家。第二，考虑潜在的目标而不是简单的类比。利益的一致和冲突，并不是线性的，而要看到驱动因素间的关系。第三，认识到“合作”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明确界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政策。

　　可以肯定的是，如今的中俄关系比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牢固。但不管西方的政策如何，双方更紧密的联系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共同反西方的、拥有世界上最长边界的全球最大能源出口和进口的国家，花了多长时间才改善了两国关系。西方的政策调整早该进行了。西方既不应夸大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也不应夸大两国对西方构成的威胁。

　　很少有人认为对西方来说，中俄合作的加深是不受欢迎的。在一些领域，如网络和情报共享，正引发了人们与日俱增的关注。但西方有更好的选择，而不是对一个不断挑战西方利益、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国际秩序关键准则的国家采取更温和的态度。这些挑战的目标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不使用化学武器这些原则。

　　包括美国政府在内，“三角关系论”可能在流行。但这种论调不符合逻辑、缺乏论据也违背原则。现在是走出这种思维误区的时候了。

　　作者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前英国外交官，曾任驻白俄罗斯大使，著有《政治建构：转型时代的全球政治风险》一书的作者。本文译自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emptations-triangulism-93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