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的中东外交

　　2015年以日本人质被杀而告结束的人质危机，突出表明了日本的中东外交在能源安全与反恐政策之间的两难困境。从更为长远的历史阶段来考察，战后日本的中东外交其实一直都处于这种左支右绌的两难境地之中。能源安全与反恐政策、“人质危机”与“反恐统一战线”的悖论，本质上是本国利益与“唯美是从”的矛盾，是日本外交如何在坚持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地缘战略利益的两难困境。

　　1972年石油危机时，中东石油输出国视日本为支持以色列的西方一员，对日实行石油禁运。严重依赖中东原油供应的日本在“生死攸关”之际权衡利弊得失，也顾不上什么同盟的利益和对美战略依从，立即照会驻东京的10个阿拉伯国家大使开展“亲阿外交”。内阁副首相三木紧急访问沙特、埃及等中东八国“乞讨石油”，公开声明：“中东的石油构筑了我国今日的繁荣，愿实现中东和平来帮助阿拉伯国家的意愿是当然的责任。”宣布对埃及苏伊士运河的改造修复提供380亿日元贷款，对叙利亚的炼油厂建设提供67.5亿日元借款，对伊拉克、约旦等国提供总额1400亿日元贷款。日本的中东外交及时转换以及经济援助卓有成效，换取了沙特为首的中东石油输出国从禁运“黑名单”中删除日本，视日本为友好国家，恢复对日原油供应。这是战后日本外交第一次在重大外交危机之际，选择自身利益、放弃“唯美是从”，通过与美国保持距离的外交调整有效地保障了中东原油的对日供应。此后1979年因伊朗革命而导致第二次石油危机，在美国因人质危机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之时，日本没有追随美国制裁伊朗，宣称遵守已签署的原油协议，不会改变与伊朗的传统友好关系，。两次独立自主的外交尝试，保障了日本的石油供应安全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政府坚持“亲阿”的中东外交直到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以美国主导的盟军大获全胜而告终，崇尚权力的日本再次将中东外交迅速从“亲阿外交”转为对美战略依存。其原因，一是日本政府判断美国将在战后掌控中东地区局势，拥有巨大的实力优势且将长久维持下去;二是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在海湾战争中只出钱、不出人，向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提供了130亿美元的援助，但没有派战斗部队协助作战，遭到美方严厉指责，使日美同盟遭遇信任危机。日本政府迅速做出补救，一边派出扫雷挺参加波斯湾的扫雷行动，一边于1992年6月9日和15日在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了《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简称PKO法案)。法案规定政府可在国际危机发生时向海外派遣2000名携带自卫武器的自卫队员，这是战后日本国会首次通过向海外派兵法案。

　　更为重要的是，后冷战时代，苏联解体，美国独霸全球，日本经济增长达到顶峰，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意图成为与自身经济地位相符合的政治大国。依托美日同盟是日本转型成为政治大国的捷径和必要条件，日本的中东外交再次转向，从“亲阿”转而“亲美”。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小泉政府奉行“对美一边倒”外交，主动提出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执行维和任务，在海湾和印度洋为美军提供油料等补给。日本外交对美国的战略依存并未使日本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随着美国的影响力上升而上升，以至于一旦中东有事仍然缺少可资有效利用的外交资源。安倍首相全力支持美国轰炸IS，并用内阁决议来改变宪法解释，宣布行使集体自卫权，在非洲东部的吉布提建设永久性军事基地。防卫省解释说：“基于积极的和平主义，日本自卫队在海外设立基地是正确的。从与美国、北约合作共享恐怖主义情报的目的看，强化这个基地是有益的”。但在IS看来，这就是日本参加美国为首的“十字军”与IS为敌的证据。IS在网络上公开了一段视频，显示IS所控制地区居民对日本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反IS国际联盟大为不解，“美国曾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虐杀日本人。为何日本还要帮助美国杀害穆斯林呢”?这一问切中了日本中东外交的要害，也是日本政府无解的方程式。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014年访日，两国已协商过安保政策、防卫合作、武器开发等，安倍首相访以拟进一步推进双方军事合作。人质危机发生后，安倍首相召开内阁会议，提出为确保海外日本人的安全，要扩充政府开发援助。外务省政务次官访问伊拉克时也承诺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日本政府2015年2月通过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取消了以往ODA资金不得用于支持外国军队的限制，使得日本的ODA也可以用于支持中东国家对IS的军事行动。日本国民尚一无所知，政府已把中东外交从“站在阿拉伯一边”改为“站在以色列一边”，而这一重大外交方针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2名日本人在海外丧生以及IS视日本为敌。如今，IS已经灰飞烟灭，但中东地区再次发生人质事件或激进组织对日本的恐怖袭击，都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了。

　　日本对中东外交的最大战略资源是没有侵略中东的历史。但这一战略资源随着日本抛弃“一国和平主义”而逐步丧失。在中东各国看来，2003年小泉内阁决定出兵伊拉克，使日本成为美国大中东战略的马前卒，穿着自卫队军服的日本人都属于美国为首的“十字军”， 在中东的日本外交形象逆转成为“撒旦的帮凶”。近年来中东穆斯林对日本的亲近感越来越少，人质事件与这种心理认知的转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国的反恐战争已经打了14年，但恐怖组织越打越多，恐怖袭击越来越频繁。如果安倍引领日本步美国后尘，“汤川--后藤事件”恐怕仅仅是一个开头。无论如何，非暴力和平主义，而非“积极的和平主义”，才是日本人在国际上真正有效的防身之道。

　　三、从安倍伊朗之行看日本之中东外交的转型

　　1、日本外交的自我定位

　　无论是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还是推进“战后外交总决算”，战后日本外交均面临一个巨大而难解的怪圈和悖论：过高的战略目标与国家实力和外交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眼下：日美贸易谈判沟壑难平，日俄和平条约缔结遥遥无期，日朝关系毫无进展，日韩关系遭遇“冰冻”……所以安倍试图另辟蹊径、走出困境，试水中东外交，充当调停角色为美伊传话。如果斡旋美伊关系有所进展，不仅能讨好当事双方，实现日本能源供给安全，还可能换来特朗普在美日贸易谈判等一系列问题上“高抬贵手”。但安倍能准确踩上美国中东外交的节奏步点吗?伊朗问题乃至于海湾、中东问题，本来就错综复杂犹如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安倍不知深浅“蹚浑水”，能否不辱使命、全身而退、成尺寸之功?如果成为夹在美伊之间的“三明治”，两头不讨好，那就成了疲于奔命、徒劳无功。

　　第一，日本积极充当美伊关系的协调者。众所周知，美伊关系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出“经济制裁与军事压控”的极限施压政策，但“硬碰硬”的伊朗坚决不吃这一套，美国对伊外交一时计无所出，作为美国最可靠的盟友，日本挺身而出并不意外。但如果仅仅是出来选边站队、呐喊助威，除了为美国“朋友圈”点赞、捧人场之外并无实际意义，反而可能招致伊朗的反感。而日本首相时隔41年后重访伊朗，斡旋美伊关系，虽然成败得失、众说纷纭，但作为“协调者”与伊朗高层直接对话，作为“中间人”在美伊之间传话，至少在角色的扮演上不辱使命，不必因为安倍是日本首相就讽刺、调侃，以至于轻易否定。

　　第二，日本希望通过斡旋美伊关系做大国激烈外交的缓冲者，选择伊朗问题试应手。在美俄等大国角力博弈、局势错综复杂的中东地区展开外交斡旋，由日本首相从伊朗最高领导人那里获得“我们不制造、不保有、不拥有核武器，我们也没有那样的意图，那不是我们应该干的”的表态和承诺，并传递给国际社会，这正是安倍访伊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对于日本外交提升国际话语权自然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安倍访伊追求日本的国家利益无可厚非。除了扩大影响力、增加存在感之外，能源供应安全与否对日本国家利益攸关。来自中东和海湾的石油供应源源不绝，支撑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至今日，日本经济依赖于海外资源、尤其是能源供应的局面依然故我。为配合美国的中东外交和对伊政策，日本可以承受重大损失把从伊朗的石油进口从31%降到5.2%，但如果运送石油必经之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即对日本的能源安全和经济运行构成重大威胁。确保石油供给的安全才是日本的中东外交所须臾不可放弃的利益目标。

　　在美伊关系摩擦不断升温的情况下，安倍试图作为“中间人”来缓解双方关系。安倍表示“严重关切(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双方希望为缓和紧张关系、稳定局势坦诚交换意见”，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闭门会谈并出席联合记者会。共同社报道，安倍6月12日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天会晤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13日与哈梅内伊闭门会晤大约50分钟。安倍是首位与哈梅内伊举行会谈的日本首相。安倍向哈梅内伊提及特朗普关于“不希望(紧张局势)升级”的“想法”。哈梅内伊告诉安倍：特朗普所说“不寻求伊朗政权更迭”是“谎言”，伊朗不信任美国，“我不认为特朗普是值得交换意见的对象，而且我没有什么可以回复他，不论现在还是将来。”“不会重复先前与美国就《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磋商的痛苦经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即《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美国去年5月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对伊制裁，希望借助极限施压迫使伊方与美方重新谈判协议，限制伊朗的武器项目和地区活动。)哈梅内伊说：“一个明智的国家，不会在不断承受压力的情况下同意对话。”伊方多次就美方退出协议并封杀伊朗原油出口表达不满，威胁可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说明，日本的国际影响力有限，不足以调和尖锐的美伊矛，日方希望成为美伊双方“中间人”，促进美伊缓和紧张关系并推动双方对话的意图未能达成。

　　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称，安倍说，“在与特朗普总统会谈时，他曾表示不希望紧张局势升级，我向哈梅内伊领袖直接传达了特朗普总统的旨意。正是因为考虑到相互之间国民感情等因素，作为国家领导人缓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安倍在会晤后向媒体转述哈梅内伊的话说，伊朗“不制造、不拥有、不使用核武器，没有这种意图”。安倍认为这表明了伊朗的“和平信念”“是为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一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告诉共同社记者，安倍告诉哈梅内伊，日方支持、并希望伊朗能够继续履行伊核协议。伊朗总统鲁哈尼会晤安倍后也告诉媒体，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争”是海湾局势紧张的源头，“伊朗绝不会挑起战争，但如果受到攻击，将给对方毁灭性回击。” 他同时表示，伊朗也不希望伊核协议消失，伊方反对核武器，致力于履行伊核协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月13日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见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多次明确表示，不值得为特朗普传递任何信息，也不接受安倍转达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信，伊朗不信任美国，也不想重复此前在伊核协议框架下与美国进行的谈判，因为那不是一段“愉快的经历”。但安倍还是转告了特朗普所言：“美国并不谋求伊朗的政权更迭。”哈梅内伊回应道，伊美之间的矛盾不在于政权更迭，因为美国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即使特朗普有这样的意图，也无法做到。在过去的40年，一直有美国总统试图摧毁伊朗，但他们都失败了。如果特朗普选择这样做，最终也会失败。哈梅内伊重申，伊朗不会发展核武器，美国拥有庞大的核武库，没资格在核武器问题上对任何国家指手画脚。

　　总之，安倍晋三访伊3天，与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会谈没有取得共识，日本货轮遇袭事件也使美伊关系更加复杂，最后只能无功而返。哈梅内伊在与安倍晋三会谈时表示，川普不值得与伊朗谈判，也不接受川普透过安倍传达给伊朗的讯息。哈梅内伊会谈后发布了11则推特表示，不怀疑日本释出的善意，但从美国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来看，并不认为川普真的有心进行谈判。安倍出访伊朗原本期待“中间人”外交能够斡旋和缓解美伊紧张关系，替美方带的话转达给了伊朗，但哈梅内伊表示不愿与美国进行交涉，因此未能撮合美伊双方同意对话，再加上一艘载运石化原料的日本货轮于霍尔木兹海峡(Hormuz)遇袭，海湾局势进一步恶化，最后只好无功而返。

　　2、战后日本中东外交的再转型

　　(1)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是战后日本中东外交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在策略上对中东地区的政治混乱、安全动荡、军事纷争保持一定距离，避免介入过深危及能源供应安全。日本自认为其中东外交有两大心理认知优势：一是没有侵略中东的历史，不像在东亚地区要背负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二是与中东伊斯兰国家都有着反抗西方殖民者的历史经历;因此一直以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朋友自居。但反恐与美伊纠纷却与政治外交、军事安全高度相关，积极参与反恐和外交纠纷标志着战后日本中东外交的再转型。为何安倍要如此高调宣布直接参与中东地区反恐、试图斡旋美伊纠纷呢?除了“积极和平主义”“俯瞰地球仪外交”“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战略需要之外，更大的谋略就是利用外部危机，修改和平宪法，加速日本“正常国家化”的进程。2015年3月8日的自民党大会通过行动方针，明确写入“推进赞同修宪者扩大运动”，争取实现修宪。安倍强调说，政府“有责任保护日本人的生命与和平，将坚决守护日本的领土、领空和领海”，为此希望迅速完善安保法制。但鉴于国内反对修宪意见强烈，自民党加紧内部研讨，拟定修改宪法草案，将视国内政治经济情况——提高消费税、参议院选举等，寻找积极推进修宪的节奏和时机。

　　(2)通过 “反恐外交”和“斡旋外交”，依托日美同盟构建“俯瞰地球仪外交”的大战略。特朗普上台以来，坚持“美国利益优先”，以高压手段处理双边关系，致使美日同盟内部矛盾重重。外交安全方面，随着中国实力加强，美国全力打压，中美关系持续紧张，日本不希望过度刺激中国，美国坚持强硬对抗和遏制中国，两国对华政策存在“温度差”;经济方面，美国坚持双边贸易谈判，日本主导并达成了没有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坚持自由贸易、多边机制，保护本国经济的“几大圣域”，日美经济关系产生了“利益差”;两“差”并存致使美日之间矛盾重重。因此，无论是追随美国积极参与反恐战争，还是为美伊两国斡旋解扣，都有助于调整对美关系、弥补美日间的“小裂痕”，加强美日同盟关系。这对安倍顺利推进“俯瞰地球仪外交”和“正常国家化”进程是至关重要的。

　　(3)通过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中东地区事务，保障能源供应安全，争取国际石油市场“话语权”。作为能源消费国，日本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达80%，其中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达95%，大部分石油又是从中东地区进口的。因此日本的中东外交，从战略目标、策略方针到政策行为，都无法摆脱“能源外交”的思维模式和利益导向。近年来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和国际油价的剧烈波动，严重影响到日本的能源供应安全。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日本政府被迫关停了所有的核电设施，电力供应的紧张导致进口海外原油的增加，中东地区作为世界能源供应地的战略意义再次突出，成为安倍推进中东外交的动因之一。安倍2015年访问中东不仅带去2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而且首次公开宣布为反恐提供资金援助，2019年访问伊朗更是要在中东地区刷“存在感”。

　　(4)2009年，日本政府基于《海盗应对法》，以应对索马里海域、亚丁湾海盗频发为由，租借吉布提国际机场附近的一片土地建设自卫队据点。2011年7月扩建成为占地12公顷，建设费47亿日元，拥有能停放3架P-3C侦察机的停机坪和能容纳一架侦察机的机库等基础设施的首个海外军事基地。2015年年初进一步扩建成为日本自卫队在非洲和中东的多用途基地。作为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日本大量进口中东石油满足国内需求，日本船只经常在亚丁湾附近遭到索马里海盗袭击，因此日本设立海外军事基地的初衷是保护石油运输安全，但在红海沿岸建立一个有综合作战功能的基地，显示出日本的中东外交重心正在从经济援助转向军事安全的重大转换。追随美国积极参与反恐战争，在中东舞台上频频亮相，将大大增加日本的“石油话语权”，有助于日本通过积极介入中东地区事务的主动外交来保障能源供应安全。

　　从2019年新年伊始，安倍首相与岸田外相分别出访中东、印度以及欧洲，掀起了一波“俯瞰地球外交”的新高潮。2019年6月12日至14日，安倍首相对伊朗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日本首相时隔41年后再次访伊)，日本的中东外交正在进行新的转型，即确保能源供应安全的核心利益，同时谋求扩大外交斡旋力，积极介入中东地区事务，增强对中东和海湾的政治影响力、外交干预力，维护地区性的综合安全保障。

安倍晋三和扎里夫在东京官邸握手(图源：路透社)

　　一、中东——海湾：山雨欲来风满楼

　　2019年是日本与伊朗建交90周年，安倍以此为契机出访伊朗，重启中东外交。由于正值美伊关系剑拔弩张、波斯湾上空战云密布之际，同时又被安倍赋予了充当美伊调停者、促成双方对话的重任，因而备受国际舆论关注。

　　1、美伊关系 剑拔弩张

　　美国自2018年5月8日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后，军事施压和经济制裁“双棒并举”，在各领域不断向伊朗施压。先是退出伊核协议，又宣布伊朗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然后重新对伊朗实施两轮制裁，其中第二轮针对德黑兰的石油出口，全面制裁伊朗;并且不断向波斯湾调集航母和战略轰炸机等，增兵1500人，对伊朗进行军事威胁。美国军方5月14日称，美国部署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负责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部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密切关注来自伊朗的威胁。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15日表示，因局势日益紧张，美国政府已下令从伊拉克撤出“非紧急”工作人员。大有山雨欲来、黑云压城之势。

　　伊朗毫不示弱做出强硬反应。4月26日，伊朗外长扎里夫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猛烈抨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斥责这些人谋求在伊朗推动政权更迭，是“伊朗的敌人”。伊朗政府宣布将根据美国的敌对措施暂停履行《伊核协议》中的一些条款和义务，宣布美国中央司令部为恐怖组织，称美国本身就是“恐怖主义的赞助国”，威胁将视事态发展封锁波斯湾，加强监管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持续保障这条战略航道的安全”。伊朗国防部长哈塔米15日发表讲话称，伊朗国防力量处于最高级别的军事防御状态，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的准备。美伊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引发日方担忧。日本外务省官员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担心地认为，美伊双方均不愿示弱，一旦发生冲突有可能升级为地区纷争。波斯湾上空弥漫着越来越浓的火药味。

　　2018年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撕毁伊核协议，日媒6月就曝出安倍拟7月访问伊朗的计划，但被美国阻止。在美伊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之时，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突然于15日至17日访问日本，或许就是日本政府新一轮中东外交的序幕。日本共同社5月16日援引日本外务省消息，安倍首相和河野外相分别同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举行会谈，希望巩固和发展与伊朗的传统友好关系，会谈讨论缓解美伊紧张局势及应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的措施。路透社东京16日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四会见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在谈话中表达了对日益紧张的中东局势的关切，强调维持和发展日本同伊朗的传统友好关系。日本NHK电视台报道，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与扎里夫会谈时表示：“我们对中东形势深感担忧，日方愿意为缓和紧张付出一切努力。”扎里夫回应说：“为了避免紧张升级，伊朗希望与日本携手合作。”双方确认将继续在两国传统友谊的基础上保持合作，日方表示愿意为缓和紧张局势付出一切努力，期待伊方保持克制。伊方则希望避免紧张升级，与日本携手合作。

　　2、美伊之间、左右逢源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为调停日益加剧的美伊矛盾，缓解海湾紧张局势，安倍首相将于6月12日至14日前往德黑兰，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总统鲁哈尼会晤。长期以来，日本通过石油贸易与伊朗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自2013年以来，安倍借参加联合国大会之机多次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会谈，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伊朗的信任。鉴于日本与美伊均保持着友好关系，因此欲在调停美伊关系上发挥特有的作用。特朗普访日期间，安倍表示愿努力斡旋美伊争端的意愿，特朗普说：“我知道日本与伊朗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希望看到(此行)会发生什么。我确信伊朗是希望会谈的。”明确表示了对安倍此行的赞许和期待。

　　作为美国“铁杆”盟友，日本此时此刻重申日伊传统友谊，与施压伊朗的美国显得不同调，但这并非日本第一次在中东问题上表现出有别于美国的“温度差”。日伊保持着良好的传统关系，日本从伊朗进口大量能源产品，但这一利益攸关的密切关系却往往因美国在中东奉行的强硬政策而受到巨大冲击，日本不得不为与美国保持一致而制裁伊朗、减少进口伊朗的石油天然气，导致自身利益受损。因此，如何利用日伊良好关系在美伊之间斡旋，以减轻自己所受池鱼之殃，成为日本之中东外交的动因和目标之一。

　　当然，安倍此次斡旋之旅之所以能够成行，还有赖于美伊两个当事国的大力支持，其中最重要还在于美国的首肯, 特朗普不仅支持安倍访问德黑兰的想法，而且还希望尽快实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27日的东京日美首脑会谈上表示支持安倍访伊，安倍表示将努力促进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的对话。美方当即表示欢迎，特朗普甚至称“知道日本与伊朗关系很好，所以我们将拭目以待”。由于对伊朗极限施压迟迟不见成效，美国近来调门有所缓和，表示愿与伊朗对话，这也给了日本充当“中间人”的机会。据日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下旬访日期间，安倍告知其出访伊朗的意向，特朗普表示赞同。尽管美国已经拉开武力威慑架势，但并不想陷入与伊朗军事冲突的泥沼，显然无意对伊开战，因此希望打破目前僵局，期待收到不战而胜的效果。5月9日，特朗普自说自话称“伊朗应该给我打电话”，并通过瑞士政府将自己的电话号码转交伊朗方面。特朗普6月5日接受一家英国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个人不希望与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与伊朗最高领导人对话。11日上午，安倍在出访之前与特朗普再次通话，就伊朗问题进行了最后沟通。如果说此前安倍还担心在美伊关系紧张之际，访伊是否合适的话，那么现在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访问德黑兰，扮演美伊关系调节者的角色了。尽管在外交政策上时常需要跟美国保持同步，但日本与伊朗保持长期友好关系则是不争的事实，这正是日本自认为能够为美伊说合斡旋的主要原因。

　　美国对伊“极限施压”的终极目的是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而不是与其立即开战。但这一策略并未收到效果，伊朗吃软不吃硬，双方不断示强使波斯湾的冲突风险持续走高。而美伊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沟通渠道，这对危机管控极为不利。所以美国也需要日本这样一个既是美国盟友，又与伊朗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在美伊之间准确传达双方的政策立场和意图，为双方开启对话寻找最大公约数和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也对安倍访问持欢迎态度，并称“或许会成为伊朗与日本历史性关系上的拐点”。面对美国“极限施压”，伊朗一味强硬于己不利，这不仅是策略方针的胶柱鼓瑟，更是实力对比的强弱所决定的，在以弱抗强的对局中，寻求机会进行外交突围既是重要的自救措施，也是有效的反制手段。最近，伊朗外长走马灯似地接连访问土耳其、俄罗斯、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就是危机公关紧急止损。对于伊朗，日本既是重要的能源出口市场和较大投资来源，还是美国的传统盟友，无疑为应对美国“极限施压”具有可以利用的特殊价值。因此，一位官员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指出："日本可以协助减缓伊朗与美国间的紧张局势……作为一种善意的表示，美国需或解除不公平的石油制裁，或延长豁免，或暂停制裁。""安倍先生可以成为促进这一进程的不错中间人。"德黑兰也降低了政治门槛，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周六宣布，如果美国最终能够恢复核协议，同意取消制裁，并赔偿对制裁伊朗经济所导致的损失，则安倍的访问就被认为是成功的。如不能满足伊朗提出的这一条件，安倍访伊即被视为失败之旅。

　　安倍此次伊朗之行称得上是一次目的性极强、精心设计的外交举动。日本媒体评价为“罕见的外交之行”。因为日伊两国领导人之间最近的一次正式互访，还要追溯到2000年，伊朗总统哈塔米成为40多年来首位访问日本的伊朗领导人。此次安倍也是41年来首位访问伊朗的日本首相。安倍从2012年上台后大力推行旨在提升日本国际影响力、恢复日本作为“正常国家”的“俯瞰地球仪外交”，创造了战后日本外交史上的出访次数、出访国家和地区、举行首脑会谈等多个第一。一名日本外务省官员曾惊讶地称:“根据我的记忆,还没有哪位首相像安倍这样频繁出访。”中东既是世界热点地区，又是日本最主要的能源供应地，伊核问题事关中东和平稳定，无论是为能源供应的安全，还是为显示日本外交的存在感，安倍都不会放过介入中东和海湾事务的机会。

　　二、战后日本的中东外交

　　2015年以日本人质被杀而告结束的人质危机，突出表明了日本的中东外交在能源安全与反恐政策之间的两难困境。从更为长远的历史阶段来考察，战后日本的中东外交其实一直都处于这种左支右绌的两难境地之中。能源安全与反恐政策、“人质危机”与“反恐统一战线”的悖论，本质上是本国利益与“唯美是从”的矛盾，是日本外交如何在坚持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地缘战略利益的两难困境。

　　1972年石油危机时，中东石油输出国视日本为支持以色列的西方一员，对日实行石油禁运。严重依赖中东原油供应的日本在“生死攸关”之际权衡利弊得失，也顾不上什么同盟的利益和对美战略依从，立即照会驻东京的10个阿拉伯国家大使开展“亲阿外交”。内阁副首相三木紧急访问沙特、埃及等中东八国“乞讨石油”，公开声明：“中东的石油构筑了我国今日的繁荣，愿实现中东和平来帮助阿拉伯国家的意愿是当然的责任。”宣布对埃及苏伊士运河的改造修复提供380亿日元贷款，对叙利亚的炼油厂建设提供67.5亿日元借款，对伊拉克、约旦等国提供总额1400亿日元贷款。日本的中东外交及时转换以及经济援助卓有成效，换取了沙特为首的中东石油输出国从禁运“黑名单”中删除日本，视日本为友好国家，恢复对日原油供应。这是战后日本外交第一次在重大外交危机之际，选择自身利益、放弃“唯美是从”，通过与美国保持距离的外交调整有效地保障了中东原油的对日供应。此后1979年因伊朗革命而导致第二次石油危机，在美国因人质危机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之时，日本没有追随美国制裁伊朗，宣称遵守已签署的原油协议，不会改变与伊朗的传统友好关系，。两次独立自主的外交尝试，保障了日本的石油供应安全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政府坚持“亲阿”的中东外交直到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以美国主导的盟军大获全胜而告终，崇尚权力的日本再次将中东外交迅速从“亲阿外交”转为对美战略依存。其原因，一是日本政府判断美国将在战后掌控中东地区局势，拥有巨大的实力优势且将长久维持下去;二是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在海湾战争中只出钱、不出人，向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提供了130亿美元的援助，但没有派战斗部队协助作战，遭到美方严厉指责，使日美同盟遭遇信任危机。日本政府迅速做出补救，一边派出扫雷挺参加波斯湾的扫雷行动，一边于1992年6月9日和15日在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了《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简称PKO法案)。法案规定政府可在国际危机发生时向海外派遣2000名携带自卫武器的自卫队员，这是战后日本国会首次通过向海外派兵法案。

　　更为重要的是，后冷战时代，苏联解体，美国独霸全球，日本经济增长达到顶峰，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意图成为与自身经济地位相符合的政治大国。依托美日同盟是日本转型成为政治大国的捷径和必要条件，日本的中东外交再次转向，从“亲阿”转而“亲美”。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小泉政府奉行“对美一边倒”外交，主动提出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执行维和任务，在海湾和印度洋为美军提供油料等补给。日本外交对美国的战略依存并未使日本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随着美国的影响力上升而上升，以至于一旦中东有事仍然缺少可资有效利用的外交资源。安倍首相全力支持美国轰炸IS，并用内阁决议来改变宪法解释，宣布行使集体自卫权，在非洲东部的吉布提建设永久性军事基地。防卫省解释说：“基于积极的和平主义，日本自卫队在海外设立基地是正确的。从与美国、北约合作共享恐怖主义情报的目的看，强化这个基地是有益的”。但在IS看来，这就是日本参加美国为首的“十字军”与IS为敌的证据。IS在网络上公开了一段视频，显示IS所控制地区居民对日本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反IS国际联盟大为不解，“美国曾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虐杀日本人。为何日本还要帮助美国杀害穆斯林呢”?这一问切中了日本中东外交的要害，也是日本政府无解的方程式。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014年访日，两国已协商过安保政策、防卫合作、武器开发等，安倍首相访以拟进一步推进双方军事合作。人质危机发生后，安倍首相召开内阁会议，提出为确保海外日本人的安全，要扩充政府开发援助。外务省政务次官访问伊拉克时也承诺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日本政府2015年2月通过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取消了以往ODA资金不得用于支持外国军队的限制，使得日本的ODA也可以用于支持中东国家对IS的军事行动。日本国民尚一无所知，政府已把中东外交从“站在阿拉伯一边”改为“站在以色列一边”，而这一重大外交方针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2名日本人在海外丧生以及IS视日本为敌。如今，IS已经灰飞烟灭，但中东地区再次发生人质事件或激进组织对日本的恐怖袭击，都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了。

　　日本对中东外交的最大战略资源是没有侵略中东的历史。但这一战略资源随着日本抛弃“一国和平主义”而逐步丧失。在中东各国看来，2003年小泉内阁决定出兵伊拉克，使日本成为美国大中东战略的马前卒，穿着自卫队军服的日本人都属于美国为首的“十字军”， 在中东的日本外交形象逆转成为“撒旦的帮凶”。近年来中东穆斯林对日本的亲近感越来越少，人质事件与这种心理认知的转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国的反恐战争已经打了14年，但恐怖组织越打越多，恐怖袭击越来越频繁。如果安倍引领日本步美国后尘，“汤川--后藤事件”恐怕仅仅是一个开头。无论如何，非暴力和平主义，而非“积极的和平主义”，才是日本人在国际上真正有效的防身之道。

　　三、从安倍伊朗之行看日本之中东外交的转型

　　1、日本外交的自我定位

　　无论是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还是推进“战后外交总决算”，战后日本外交均面临一个巨大而难解的怪圈和悖论：过高的战略目标与国家实力和外交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眼下：日美贸易谈判沟壑难平，日俄和平条约缔结遥遥无期，日朝关系毫无进展，日韩关系遭遇“冰冻”……所以安倍试图另辟蹊径、走出困境，试水中东外交，充当调停角色为美伊传话。如果斡旋美伊关系有所进展，不仅能讨好当事双方，实现日本能源供给安全，还可能换来特朗普在美日贸易谈判等一系列问题上“高抬贵手”。但安倍能准确踩上美国中东外交的节奏步点吗?伊朗问题乃至于海湾、中东问题，本来就错综复杂犹如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安倍不知深浅“蹚浑水”，能否不辱使命、全身而退、成尺寸之功?如果成为夹在美伊之间的“三明治”，两头不讨好，那就成了疲于奔命、徒劳无功。

　　第一，日本积极充当美伊关系的协调者。众所周知，美伊关系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出“经济制裁与军事压控”的极限施压政策，但“硬碰硬”的伊朗坚决不吃这一套，美国对伊外交一时计无所出，作为美国最可靠的盟友，日本挺身而出并不意外。但如果仅仅是出来选边站队、呐喊助威，除了为美国“朋友圈”点赞、捧人场之外并无实际意义，反而可能招致伊朗的反感。而日本首相时隔41年后重访伊朗，斡旋美伊关系，虽然成败得失、众说纷纭，但作为“协调者”与伊朗高层直接对话，作为“中间人”在美伊之间传话，至少在角色的扮演上不辱使命，不必因为安倍是日本首相就讽刺、调侃，以至于轻易否定。

　　第二，日本希望通过斡旋美伊关系做大国激烈外交的缓冲者，选择伊朗问题试应手。在美俄等大国角力博弈、局势错综复杂的中东地区展开外交斡旋，由日本首相从伊朗最高领导人那里获得“我们不制造、不保有、不拥有核武器，我们也没有那样的意图，那不是我们应该干的”的表态和承诺，并传递给国际社会，这正是安倍访伊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对于日本外交提升国际话语权自然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安倍访伊追求日本的国家利益无可厚非。除了扩大影响力、增加存在感之外，能源供应安全与否对日本国家利益攸关。来自中东和海湾的石油供应源源不绝，支撑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至今日，日本经济依赖于海外资源、尤其是能源供应的局面依然故我。为配合美国的中东外交和对伊政策，日本可以承受重大损失把从伊朗的石油进口从31%降到5.2%，但如果运送石油必经之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即对日本的能源安全和经济运行构成重大威胁。确保石油供给的安全才是日本的中东外交所须臾不可放弃的利益目标。

　　在美伊关系摩擦不断升温的情况下，安倍试图作为“中间人”来缓解双方关系。安倍表示“严重关切(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双方希望为缓和紧张关系、稳定局势坦诚交换意见”，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闭门会谈并出席联合记者会。共同社报道，安倍6月12日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天会晤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13日与哈梅内伊闭门会晤大约50分钟。安倍是首位与哈梅内伊举行会谈的日本首相。安倍向哈梅内伊提及特朗普关于“不希望(紧张局势)升级”的“想法”。哈梅内伊告诉安倍：特朗普所说“不寻求伊朗政权更迭”是“谎言”，伊朗不信任美国，“我不认为特朗普是值得交换意见的对象，而且我没有什么可以回复他，不论现在还是将来。”“不会重复先前与美国就《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磋商的痛苦经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即《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美国去年5月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对伊制裁，希望借助极限施压迫使伊方与美方重新谈判协议，限制伊朗的武器项目和地区活动。)哈梅内伊说：“一个明智的国家，不会在不断承受压力的情况下同意对话。”伊方多次就美方退出协议并封杀伊朗原油出口表达不满，威胁可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说明，日本的国际影响力有限，不足以调和尖锐的美伊矛，日方希望成为美伊双方“中间人”，促进美伊缓和紧张关系并推动双方对话的意图未能达成。

　　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称，安倍说，“在与特朗普总统会谈时，他曾表示不希望紧张局势升级，我向哈梅内伊领袖直接传达了特朗普总统的旨意。正是因为考虑到相互之间国民感情等因素，作为国家领导人缓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安倍在会晤后向媒体转述哈梅内伊的话说，伊朗“不制造、不拥有、不使用核武器，没有这种意图”。安倍认为这表明了伊朗的“和平信念”“是为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一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告诉共同社记者，安倍告诉哈梅内伊，日方支持、并希望伊朗能够继续履行伊核协议。伊朗总统鲁哈尼会晤安倍后也告诉媒体，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争”是海湾局势紧张的源头，“伊朗绝不会挑起战争，但如果受到攻击，将给对方毁灭性回击。” 他同时表示，伊朗也不希望伊核协议消失，伊方反对核武器，致力于履行伊核协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月13日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见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多次明确表示，不值得为特朗普传递任何信息，也不接受安倍转达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信，伊朗不信任美国，也不想重复此前在伊核协议框架下与美国进行的谈判，因为那不是一段“愉快的经历”。但安倍还是转告了特朗普所言：“美国并不谋求伊朗的政权更迭。”哈梅内伊回应道，伊美之间的矛盾不在于政权更迭，因为美国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即使特朗普有这样的意图，也无法做到。在过去的40年，一直有美国总统试图摧毁伊朗，但他们都失败了。如果特朗普选择这样做，最终也会失败。哈梅内伊重申，伊朗不会发展核武器，美国拥有庞大的核武库，没资格在核武器问题上对任何国家指手画脚。

　　总之，安倍晋三访伊3天，与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会谈没有取得共识，日本货轮遇袭事件也使美伊关系更加复杂，最后只能无功而返。哈梅内伊在与安倍晋三会谈时表示，川普不值得与伊朗谈判，也不接受川普透过安倍传达给伊朗的讯息。哈梅内伊会谈后发布了11则推特表示，不怀疑日本释出的善意，但从美国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来看，并不认为川普真的有心进行谈判。安倍出访伊朗原本期待“中间人”外交能够斡旋和缓解美伊紧张关系，替美方带的话转达给了伊朗，但哈梅内伊表示不愿与美国进行交涉，因此未能撮合美伊双方同意对话，再加上一艘载运石化原料的日本货轮于霍尔木兹海峡(Hormuz)遇袭，海湾局势进一步恶化，最后只好无功而返。

　　2、战后日本中东外交的再转型

　　(1)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是战后日本中东外交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在策略上对中东地区的政治混乱、安全动荡、军事纷争保持一定距离，避免介入过深危及能源供应安全。日本自认为其中东外交有两大心理认知优势：一是没有侵略中东的历史，不像在东亚地区要背负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二是与中东伊斯兰国家都有着反抗西方殖民者的历史经历;因此一直以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朋友自居。但反恐与美伊纠纷却与政治外交、军事安全高度相关，积极参与反恐和外交纠纷标志着战后日本中东外交的再转型。为何安倍要如此高调宣布直接参与中东地区反恐、试图斡旋美伊纠纷呢?除了“积极和平主义”“俯瞰地球仪外交”“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战略需要之外，更大的谋略就是利用外部危机，修改和平宪法，加速日本“正常国家化”的进程。2015年3月8日的自民党大会通过行动方针，明确写入“推进赞同修宪者扩大运动”，争取实现修宪。安倍强调说，政府“有责任保护日本人的生命与和平，将坚决守护日本的领土、领空和领海”，为此希望迅速完善安保法制。但鉴于国内反对修宪意见强烈，自民党加紧内部研讨，拟定修改宪法草案，将视国内政治经济情况——提高消费税、参议院选举等，寻找积极推进修宪的节奏和时机。

　　(2)通过 “反恐外交”和“斡旋外交”，依托日美同盟构建“俯瞰地球仪外交”的大战略。特朗普上台以来，坚持“美国利益优先”，以高压手段处理双边关系，致使美日同盟内部矛盾重重。外交安全方面，随着中国实力加强，美国全力打压，中美关系持续紧张，日本不希望过度刺激中国，美国坚持强硬对抗和遏制中国，两国对华政策存在“温度差”;经济方面，美国坚持双边贸易谈判，日本主导并达成了没有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坚持自由贸易、多边机制，保护本国经济的“几大圣域”，日美经济关系产生了“利益差”;两“差”并存致使美日之间矛盾重重。因此，无论是追随美国积极参与反恐战争，还是为美伊两国斡旋解扣，都有助于调整对美关系、弥补美日间的“小裂痕”，加强美日同盟关系。这对安倍顺利推进“俯瞰地球仪外交”和“正常国家化”进程是至关重要的。

　　(3)通过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中东地区事务，保障能源供应安全，争取国际石油市场“话语权”。作为能源消费国，日本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达80%，其中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达95%，大部分石油又是从中东地区进口的。因此日本的中东外交，从战略目标、策略方针到政策行为，都无法摆脱“能源外交”的思维模式和利益导向。近年来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和国际油价的剧烈波动，严重影响到日本的能源供应安全。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日本政府被迫关停了所有的核电设施，电力供应的紧张导致进口海外原油的增加，中东地区作为世界能源供应地的战略意义再次突出，成为安倍推进中东外交的动因之一。安倍2015年访问中东不仅带去2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而且首次公开宣布为反恐提供资金援助，2019年访问伊朗更是要在中东地区刷“存在感”。

　　(4)2009年，日本政府基于《海盗应对法》，以应对索马里海域、亚丁湾海盗频发为由，租借吉布提国际机场附近的一片土地建设自卫队据点。2011年7月扩建成为占地12公顷，建设费47亿日元，拥有能停放3架P-3C侦察机的停机坪和能容纳一架侦察机的机库等基础设施的首个海外军事基地。2015年年初进一步扩建成为日本自卫队在非洲和中东的多用途基地。作为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日本大量进口中东石油满足国内需求，日本船只经常在亚丁湾附近遭到索马里海盗袭击，因此日本设立海外军事基地的初衷是保护石油运输安全，但在红海沿岸建立一个有综合作战功能的基地，显示出日本的中东外交重心正在从经济援助转向军事安全的重大转换。追随美国积极参与反恐战争，在中东舞台上频频亮相，将大大增加日本的“石油话语权”，有助于日本通过积极介入中东地区事务的主动外交来保障能源供应安全。

　　四、日本“安保政策大转型”与相关法制

　　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家利益诉求要求日本外交自我调整的目标为：大国博弈外交的协调者，大国激烈外交的缓冲者，世界热点外交的获益者。这可以视为后冷战时代日本外交的自我定位和身份认同。

　　从人质事件到安倍访伊，可以看出日本中东外交的轨迹和走向：一方面强化与美国中东政策的协调与配合，甚至不排除参加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在国内全力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为海外派兵扫除法律和政治的障碍。安倍上台后一直大力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安保法制，2014年7月内阁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颁布了新的“武力行使三条件”。国会通过了“防卫装备出口三原则”，解禁武器出口。但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宪法却遭到国内和平力量的强烈反对而不得不放缓节奏。国际恐怖主义日益猖獗和日本人质被害，为安倍政府引导国内舆论和民意支持修宪，宣传把“自卫队派到地球另一边”的客观必要性，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安倍在1月25日的NHK节目中强调，自卫队拥有的能力不能够充分发挥以应对海外人质危机，所以需要修改相关法律，他还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继续推进自卫队在海外解救日本人的安保相关法律，并考虑派海上自卫队前往波斯湾进行扫雷活动，发出向中东地区派出作战部队的信号。安倍鼓吹的“积极和平主义”“俯瞰地球仪外交”“战后外交总决算”，早已不满足于仅仅以“维和行动”“警察活动”的名义向海外派兵，利用中东地区的人质事件推进修改安保相关法律，让自卫队以“解救人质”之名堂而皇之地主动介入海外军事冲突，同时中东地区事务斡旋者的身份显示存在、扩大影响，改变日本外交“冲击--反应”的被动应对模式，走出中东外交之利益与手段背反的两难。

　　1、安倍政权的“安保法制修改”

　　如果说2015年是日本的“安保之年”，当年国会最大的议题就是讨论修改安保相关法案。安倍政府借人质事件不失时机地加大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安保法制的步伐。现行《自卫队法》规定的自卫队“主要任务”是：在发生针对日本的来自外部的武力攻击时、或遭遇将受到武力攻击的明显危险时，可以行使个别自卫权抵御侵略。而2014年7月的内阁决议更改了现有的宪法解释，提出当发生针对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其他国家的武力攻击时，只要满足三大条件：(1)日本存亡受到威胁，存在国民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被彻底剥夺的明显危险;(2)没有其他合适手段;(3)行使武力仅限于所必须的最小限度;就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

　　2月16日，安倍首相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举例强调制定永久性海外派兵法案的必要性：如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海湾能源外运通道被切断，“可能对日本的生命线造成重要影响，因为日本进口原油的80%通过这一海峡”“日本将发生严重的能源危机”，这“与日本遭到武力攻击一样，属于日本会受到重大危害的危机事态。”安倍把开展中东外交、维护能源供应安全，提升到与遭受武力攻击同等重要的地位，故意混淆了能源运输通道受到威胁与日本本土受到攻击这两种本质和形式都截然不同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能源依旧是日本中东外交的重要考量，但维护能源安全的行为方式却从友好+援助改为派兵+武力，而且使用了“生命线”这样百年前日本对外侵略理论的核心概念，以军事力量扩展政治影响、维护经济利益、实现外交目标的战略构想呼之欲出。17日，自民党确定新的安保政策方针，决定修改《自卫队法》、《周边事态法》、《武力攻击事态法》、《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PKO)、《船舶检查活动法》等10部现行法律，并制定新的永久性海外派兵法，为自卫队的海外活动强化法律保障。18日，防卫省决定讨论《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增设防卫装备厅，负责对外军事技术开发合作与输出的事务。19日，内阁提出永久性海外派兵法案概要，规定自卫队海外活动时的派遣方式和武器使用等新原则，主要内容有：空间范围扩大，将“和平时期，日本有事(战争状态)，周边事态”的三分法改为两分法，删除“周边”一词，自卫队海外活动的地理空间范围不再受“周边”的限制，将原来未涵盖的中东和印度洋发生的事态纳入自卫队介入干预的范畴;只要日本政府认为国家的生存、国民生命和自由受到威胁，即可行使集体自卫权。支援对象扩大，自卫队出动支援的对象扩大为美军以外的他国军队。支援内容扩大，自卫队将不仅进行搜救、监视、巡逻、物资补给，还取消以往不得提供武器弹药的禁止性条款。行动自由度扩大，即使没有联合国决议，自卫队也可以依据国内法出兵海外参与多国部队的国际维和活动。4月24日，执政两党磋商会议通过了安保法制的修改法案，新设《国际和平支援法案》与前述10部法律的修订部分一起提交国会。安倍内阁决定5月11日执政两党就所有条文达成共识，然后启动党内审议程序，14日提交内阁会议通过，20日举行党首讨论，然后提交国会全面审议。为此特意延长国会会期到9月底，以确保完成立法程序所需要的时间。

　　以往由于缺乏永久法律，日本政府只能通过向国会提交“特别措施法案”，在法律有效期内授权自卫队参与海外行动，大大限制了自卫队介入海外冲突的时间和行动。解禁集体自卫权相关法案获得国会通过后，日本政府自我认定有必要时可随时出动自卫队，决策进程明显快于通过特别法案的程序，而且不受任何时间约束。随着日本中东外交的转型和推进，也许不远的将来，我们会在中东或海湾看到日本自卫队的身影。

　　2、两难选择：追随美国、还是独立自主

　　随着美伊关系和海湾局势的紧张，日本的中东外交再次面临继续追随美国、还是独立自主选择的困境。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野上浩太郎表示，日本与美国正在进行“密切沟通”，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对盟国船只的“护航”行动。2019年，波斯湾水域多次发生油轮与商船疑似遭袭事件，遭到水雷袭击的有沙特和阿联酋船只，也有日本船只“中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要结束对伊朗国事访问的6月13日，在与伊朗毗邻的霍尔木兹海峡东侧阿曼湾内，两艘油轮疑似遭袭，其中一艘装载甲醇、计划运往新加坡的属于日本公司国华产业。 美国因此谋求开展对盟国船只的联合“护航”行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瑟夫•邓福德在与代理防长埃斯珀、国务卿蓬佩奥会晤之后表示，美方希望在未来几周内招募参加国、与盟国组建军事联盟，为通过伊朗及也门毗邻水域，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的盟国商船“护航”。美方计划为军事联盟的联合护航舰队提供指挥舰，并主管区域情报工作，而盟国则将在美方指挥舰的引导下实施警备巡逻，护送悬挂各自国家旗帜的商船。美国与欧洲以及海湾国家早在2004年组建的负责海湾地区海上航行安全的机制仍在运行中。

　　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野上浩太郎在7月1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日美双方正在就“护航行动”展开“密切沟通”，不过目前他不能提供更多日本如何参与的细节。一位日本外务省高级官员表示，目前美国可能仍在考虑“护航”行动如何具体落实的阶段。“不知道美国是否对日本抱有期待”，假如受到邀请，将探讨日本的应对。多位日本自卫队官员也表示，美方并未提请日本协助在波斯湾水域开展为盟国船只“护航”的军事行动。日本政府正面临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增加同盟国负担的压力，因此认为对于美军主导的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的联合“护航”构想很难回避。虽然波斯湾对日本能源供应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海域，但“基于现行法律，自卫队参加的门槛很高”(政府相关人士语)。

　　以上几条信息表明，美国已决定在波斯湾水域开展为盟国船只“护航”的军事行动，并提请相关盟国协助。日本官邸对此最为积极，宣布展开“密切沟通”;但承担外交协调事务的外务省透露美方还在研究具体行动方案;需要配合美舰“护航”的自卫队则宣称尚未收到美方正式请求;显然日方各部门的态度并不一致。

　　《朝日新闻》分析称，日本必须依据法律参与美国牵头组织的“护航”行动。根据《自卫队法》的规定，自卫队可出兵参与“海上安全行动”，执行类似警察职能的“海上警备”任务。日本自卫队自2009年起根据《自卫队法》的规定，派海上自卫队潜艇至索马里海域展开护航行动，执行反海盗的任务。如果美方要求自卫队参加“联合护航”，能够作为法律依据的除《自卫队法》之外，还有安全保障相关法。2015年通过的安保相关法，把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他国遭受武力攻击且威胁到日本存亡的情况定义为“存亡危机事态”，在国家和平安全面临威胁时可采取必要措施，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其中包括为美军提供后方支援。但防卫相岩屋毅此前表示，油轮遇袭不属于存亡危机事态。防卫省干部指出，油轮遇袭也不属于有可能发展成对日直接武力攻击的“重要影响事态”。“油轮攻击已经停止，(基于《自卫队法》以维护治安等为目的而实施‘海上警备行动’)有些勉强。”如依据《海盗应对法》实施“海盗应对行动”，又很难将攻击油轮认定为以抢夺财物为目的的海盗行为。因此，海上自卫队恐怕难以超越《自卫队法》的约束的扩大活动范围，参与美方组建的军事联盟，在没有海盗的波斯湾水域展开“护航”行动。日本为1991年的海湾战争提供了130亿美元，却被批评“没有做出人员贡献”，此后一直积极完善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法律。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后，日本制定了有期限限制的临时性《反恐对策特别措施法》，在印度洋为美英等舰船供油。外务省干部表示：“此次如果派出自卫队，也只能制定特别措施法，进行供油等后方支援。”

　　迄今为止，日本已多次通过新法案，突破《日本国宪法》(又称“和平宪法”)中不得海外派兵的规定，多次向海外派出自卫队执行各类军事任务。1991年4月海湾战争刚结束，日本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框架下，派遣海上自卫队扫雷艇，赴海湾地区参加多国部队的扫雷作业。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首次向国外派兵。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PKO法)，从法律上确定日本自卫队可出国参加联合国主持的国际维和行动，自卫队员可携带武器并在需自卫时可使用武力，但该法律也规定日本自卫队只能从事救灾、医疗、运输、通讯等后方支援任务，不得参与监督停火或收缴武器等主要维和任务。日本依据此法案，已多次派自卫队前往柬埔寨、莫桑比克、卢旺达、东帝汶、叙利亚与以色列存在争议的戈兰高地……执行海外维和任务。

　　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日本国会连续通过《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与《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对《PKO法》规定的限制性派兵条件做出三大突破：派兵范围扩大到所有国际公海、空域和“对象国同意的”外国领土;放宽在海外使用武器的标准，将使用武器自卫的权力下放到自卫队员;日本政府可直接命令自卫队出兵海外，不必事先取得日本国会的同意，只需在发出命令后的20天内取得国会“事后承认”即可。阿富汗战争期间，日本自卫队依据这些法律规定，向印度洋派遣3艘驱逐舰、2艘补给舰及1200多名官兵，出动运输机从日本本土向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运输美军所需的补给品。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会于当年5月和7月通过《武力攻击事态因应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以及《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案》，允许自卫队进入仍处于战争状态之国家的领土。2004年1月，日本自卫队依据上述法案，向战火尚未平息的伊拉克南部萨玛沃，派出一支由陆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约600人组成、名为“自卫队伊拉克复兴支援群”的营级人道救援部队，任务包括支援当地的水质净化、公共与基础设施重建等工程。日本国会2009年6月19日通过《海盗对策法》，规定日本自卫队不仅可为日本船只、也可为外国船只提供护航，不仅在“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难”等情况下可使用武器，也可在示警无效后向海盗开火;日本政府以后可随时向任何地方派遣自卫队，派遣之前仅需向国会报告而无需讨论或批准。日本自卫队近年来依据此法参与了多批次的索马里海域护航行动，同时借机再次扩大了自卫队海外部署的自由，并在吉布提建设了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

　　美国为进一步施压伊朗试图与盟国组建维护海湾地区航行安全的“护航联盟”。日本政府的对策是：不再亦步亦趋紧跟，暂缓作出决定。防卫相岩屋毅在记者会上，就旨在确保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由美国提出的国家联盟构想表态称：“现阶段未考虑派遣自卫队。” 他没有明确回答美国是否征询过日本加入联盟的意见，仅称“与美国从平时起就展开紧密沟通”，具体内容不便透露。 岩屋指出，日本海运公司油轮遇袭后再没有发生同类事件，因此局势“眼下暂时平稳”，“为了缓和中东局势，继续外交努力很重要”。所以暂不考虑派海上自卫队与美军巡航霍尔木兹海兹(Reuters)

　　但美国能给日本充裕的考虑时间，默认日本的暧昧态度吗?美国已要求60多个国家派出舰只，组成护航联盟威慑伊朗，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但迄今为止，英国是唯一加入美国计划的国家。就在8月7日，美国又在催促日本早日加入霍尔木兹“护航联盟”。日本防卫相岩屋毅与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举行会谈，埃斯珀希望日本能加入美国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但岩屋毅并未正面回复，只是称“日本政府将进行综合判断”。上个月，岩屋毅曾明确表示，“日本自卫队现阶段不考虑参加(护航联盟)。” 在美方指责日方“不能什么都不做”(安倍政府核心人士语)的压力下，日方绞尽脑汁提出避开与伊朗相邻的波斯湾而向距离其约2200公里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南部也门近海派遣自卫队的方案，并认为能得到美伊双方的理解。安倍首相计划在8月下旬出席七国集团(G7)峰会之际，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磋商，最终将在看清欧洲各国动向后敲定对策。

　　围绕是否加入霍尔木兹“护航联盟”，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当天透露，政府内部有意见指出，与其加入可能受伊朗敌视的护航联盟，采取单独行动方为上策。于是出现了新方案：避开与伊朗相邻的波斯湾，向2200公里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南部——也门近海派遣自卫队，用以执行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任务。“考虑‘转用’在也门近海附近，为打击海盗开展活动的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和P-3C巡逻机等，暂不加入护航联盟而由日本单独派遣自卫队。” 日本提出的波斯湾以外区域派遣方案的的背景之一，是希望维持与伊朗的友好关系而把派遣地定在相距较远处。同时又试图部分满足美国的要求，因为也门近海也在美方的护航联盟的“作战行动”范围内。所谓也门近海，即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区域，其范围为阿拉伯半岛与非洲东部吉布提之间的曼德海峡附近，有来自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产油国的油轮通行。美国中央司令部制定的“哨兵行动”把也门近海与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阿曼湾都划入活动范围。这一方案的提出再次反映出日本的中东外交在两难选择的困境下，总想两面讨好、左右逢源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惯性。但由于这一方案目前尚无法律依据，日本政府拟在不制定新的安保法案的前提下，慎重探讨能否以《自卫队法》的“海上警备行动”、《海盗应对法》的“海盗应对行动”以及《防卫省设置法》的“调查与研究”作为法律依据。

　　日本外交依据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家利益诉求自我调整的目标为：大国博弈外交的协调者，大国激烈外交的缓冲者，世界热点外交的获益者。这可以视为后冷战时代日本外交的自我定位和身份认同，时间可以验证日本外交、包括中东外交的变化和转型。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