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角网”按：2019年3月19日，由笹川日中友好基金和钝角网主办、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和北京智享荟承办、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美中新视角基金会支持的“嬗变中的发力——国际形势变化中的中日经济”论坛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平宫举行。现将论坛实录在敝网刊载，今天刊发第二节，谨供读者参考。

　　中日经济发展的比较与启示

　　周志兴：其实我觉得改革和开放的关系问题比较复杂，我刚才讲的关键是怎么界定开放：只是经济上的开放，还是非经济方面也要开放?如果说只是经济上的开放，那没问题，经济上是开放的。非经济的方面就比较复杂了。我们第一节就到这儿，下面开始第二节。第二节的题目是“中日经济发展的比较与启示”，第一个发言人是许小年教授，他讲的是“战后日中经济发展的对比”。

许小年：战后日中经济发展对比

　　许小年：战后日中两国经济发展呈现出相当大的相似性，仅仅在时间上相隔三十年而已。二战后日本经济起飞，始于1950年代中期，顺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军备需求拉动之势，日本经济进入快速增长轨道。约在30年之后，即1970年代晚期，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亦跨入高增长阶段。

　　日本经济经历约二十年接近两位数的增长，其间年均增长率达10%。1970年代中期，在两次石油危机冲击之下，其增长率从10%降至5%左右的区间。而也是30年之后，即201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放慢。在1980年代下半期，日本央行在日元升值之后，为了保持日本经济一定的增长速度，因而采取了较为宽松的刺激性货币政策;正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日本经济出现严重的资产泡沫，这一泡沫在1989年破灭，日本经济由此陷入长达20多年的衰退和半衰退。在日本的泡沫出现之后30年，中国经济的泡沫在2018年、2019年，即过去的一两年中，亦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最高峰。这一泡沫会不会在2019年破灭，以至形成和日本经济的完美对应?今年还有三个季度的时间。在时隔三十年之后，是否会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相呼应，中国泡沫也继而破灭?仍有待观察。

　　总之，大致而言，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轨迹非常相似，只是在时间上中国错后日本三十年。经济的高速成长-放缓-泡沫-泡沫的破灭，同样的经济现象，如果时隔三十年在东亚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先后上演，那么这是纯粹的历史巧合，还是背后有着普适的经济学逻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以为其中蕴含着一定的共同经济规律。两国的经济起飞，均为投资驱动：日本战后的前二十年，投资增速远超GDP增速;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同样的现象。两国的经济起飞，均适逢一个无法替代的有利外部条件，即美国的巨大市场。中日两国在国内市场没有成熟之前，均同样利用了海外市场。而在工业化资本积累完成之后，投资动力逐渐衰竭，政府则更为积极地走向前台，替代民营企业充当经济增长火车头。中日两国政府都运用凯恩斯主义政策，人为刺激经济增长。而政府的政策刺激，特别是货币政策，在中日两国均未对实体经济产生显著作用，反而有效催生了资产泡沫。两国所遭遇的经济问题也有类似之处：日本的泡沫破灭之后、中国的高速增长结束之后，即工业化完成之后、资本积累所带来的投资驱动力衰竭之后，经济本来要转为依靠创新，此方面中日两国均表现出创新乏力。尽管日本企业在改进型创新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在工艺、材料创新上一直取得进步——从而使日本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精密制造方面保持领先地位——但日本企业在颠覆式创新方面乏善可陈，一直落后于美国，近些年来甚至被韩国和中国的企业超出。依我个人浅见，原因不在于日本人口老龄化，而在于经济结构老化以及公司管理体系和经营思想老化，并未跟上迅速变化的技术和迅速变化的市场需求。

　　至于中国方面，中国的民营企业本来是产生于风云激荡的改革时代，天生具有非常强的创新能力——创新的代表性企业，像华为、腾讯、阿里巴巴，都是中国民营企业在创新方面的优秀代表——但是，近年来由于中国国内国进民退之势越来越盛，行政管制越来越严，抑制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力，导致中国经济在后工业化时代欲寻觅新的增长动能而不得，此为目前中国经济遭遇的最大问题。

　　展望未来，两国经济的前景均取决于改革开放。中日两国亦均需要改革僵化的公司体制——在中国，主要针对国有企业而言。开放则意味着对外开放以及自己国内市场的开放即对内开放，特别是中国——中国民营企业应享有平等进入市场的通道，因而中国同样面临着国内对民营企业开放的任务。依我个人观察，过去20年中，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改革方面力度最大者当属小泉内阁：小泉内阁清理银行坏账、重建经营秩序，保持了日本经济稳定，而安倍经济学只是凯恩斯主义的翻版，不可能激发日本企业的创新活力。因此，就创新方面而言，日本企业或仍要落于美国企业之后，仅保持在渐进式创新、改进式创新方面的工艺和材料领先。

　　而在中国，只有全面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才能激发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力、走出目前低谷、迎来发展机遇。因此，中日两国过去的经济发展轨迹相似，现在所面临的挑战亦相似;如何应对此种挑战?应对举措将给两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只有时间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钝角网”按：2019年3月19日，由笹川日中友好基金和钝角网主办、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和北京智享荟承办、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美中新视角基金会支持的“嬗变中的发力——国际形势变化中的中日经济”论坛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平宫举行。现将论坛实录在敝网刊载，今天刊发第二节，谨供读者参考。

　　中日经济发展的比较与启示

　　周志兴：其实我觉得改革和开放的关系问题比较复杂，我刚才讲的关键是怎么界定开放：只是经济上的开放，还是非经济方面也要开放?如果说只是经济上的开放，那没问题，经济上是开放的。非经济的方面就比较复杂了。我们第一节就到这儿，下面开始第二节。第二节的题目是“中日经济发展的比较与启示”，第一个发言人是许小年教授，他讲的是“战后日中经济发展的对比”。

许小年：战后日中经济发展对比

　　许小年：战后日中两国经济发展呈现出相当大的相似性，仅仅在时间上相隔三十年而已。二战后日本经济起飞，始于1950年代中期，顺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军备需求拉动之势，日本经济进入快速增长轨道。约在30年之后，即1970年代晚期，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亦跨入高增长阶段。

　　日本经济经历约二十年接近两位数的增长，其间年均增长率达10%。1970年代中期，在两次石油危机冲击之下，其增长率从10%降至5%左右的区间。而也是30年之后，即201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放慢。在1980年代下半期，日本央行在日元升值之后，为了保持日本经济一定的增长速度，因而采取了较为宽松的刺激性货币政策;正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日本经济出现严重的资产泡沫，这一泡沫在1989年破灭，日本经济由此陷入长达20多年的衰退和半衰退。在日本的泡沫出现之后30年，中国经济的泡沫在2018年、2019年，即过去的一两年中，亦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最高峰。这一泡沫会不会在2019年破灭，以至形成和日本经济的完美对应?今年还有三个季度的时间。在时隔三十年之后，是否会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相呼应，中国泡沫也继而破灭?仍有待观察。

　　总之，大致而言，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轨迹非常相似，只是在时间上中国错后日本三十年。经济的高速成长-放缓-泡沫-泡沫的破灭，同样的经济现象，如果时隔三十年在东亚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先后上演，那么这是纯粹的历史巧合，还是背后有着普适的经济学逻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以为其中蕴含着一定的共同经济规律。两国的经济起飞，均为投资驱动：日本战后的前二十年，投资增速远超GDP增速;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同样的现象。两国的经济起飞，均适逢一个无法替代的有利外部条件，即美国的巨大市场。中日两国在国内市场没有成熟之前，均同样利用了海外市场。而在工业化资本积累完成之后，投资动力逐渐衰竭，政府则更为积极地走向前台，替代民营企业充当经济增长火车头。中日两国政府都运用凯恩斯主义政策，人为刺激经济增长。而政府的政策刺激，特别是货币政策，在中日两国均未对实体经济产生显著作用，反而有效催生了资产泡沫。两国所遭遇的经济问题也有类似之处：日本的泡沫破灭之后、中国的高速增长结束之后，即工业化完成之后、资本积累所带来的投资驱动力衰竭之后，经济本来要转为依靠创新，此方面中日两国均表现出创新乏力。尽管日本企业在改进型创新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在工艺、材料创新上一直取得进步——从而使日本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精密制造方面保持领先地位——但日本企业在颠覆式创新方面乏善可陈，一直落后于美国，近些年来甚至被韩国和中国的企业超出。依我个人浅见，原因不在于日本人口老龄化，而在于经济结构老化以及公司管理体系和经营思想老化，并未跟上迅速变化的技术和迅速变化的市场需求。

　　至于中国方面，中国的民营企业本来是产生于风云激荡的改革时代，天生具有非常强的创新能力——创新的代表性企业，像华为、腾讯、阿里巴巴，都是中国民营企业在创新方面的优秀代表——但是，近年来由于中国国内国进民退之势越来越盛，行政管制越来越严，抑制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力，导致中国经济在后工业化时代欲寻觅新的增长动能而不得，此为目前中国经济遭遇的最大问题。

　　展望未来，两国经济的前景均取决于改革开放。中日两国亦均需要改革僵化的公司体制——在中国，主要针对国有企业而言。开放则意味着对外开放以及自己国内市场的开放即对内开放，特别是中国——中国民营企业应享有平等进入市场的通道，因而中国同样面临着国内对民营企业开放的任务。依我个人观察，过去20年中，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改革方面力度最大者当属小泉内阁：小泉内阁清理银行坏账、重建经营秩序，保持了日本经济稳定，而安倍经济学只是凯恩斯主义的翻版，不可能激发日本企业的创新活力。因此，就创新方面而言，日本企业或仍要落于美国企业之后，仅保持在渐进式创新、改进式创新方面的工艺和材料领先。

　　而在中国，只有全面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才能激发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力、走出目前低谷、迎来发展机遇。因此，中日两国过去的经济发展轨迹相似，现在所面临的挑战亦相似;如何应对此种挑战?应对举措将给两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只有时间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周志兴：我们下面请丸川先生!

丸川知雄：高科技领域的日美摩擦与中美摩擦

　　丸川知雄：很荣幸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观点，我的题目是“高科技领域的日美摩擦与中美摩擦”。大家知道去年10月份美国副总统彭斯做了有关中国政策的演讲，他说“通过《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中国要控制世界最尖端产业的90%;为了控制21世纪经济的制高点，中国政府对其官员及企业家们下命令，不择手段地获得美国的知识产权。”有些媒体解释中美贸易战的本质不是单纯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而是围绕21世纪高科技霸权地位的中美争夺战。

　　其实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涉及高科技领域，也是美国的焦虑所推动的。请看这张图(图七)，是从1991年开始，当时日本每年发明专利的申请数差不多是美国的两倍，此前的1985年差距更大——美国才11万件，日本当时已经是30万件。日美贸易摩擦历史其实很悠久，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围绕纺织，后来发展到钢铁，但是进入到80年代，它涉及一些高科技领域，从汽车开始，尤其闹得很厉害的是半导体。日本政府推动了半导体的研发，组织了民间企业，“超LSI技术研究组合”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政府和民间一起研究半导体的项目。其结果是，1983年日本企业控制了全球存储器市场的70%，当时日本的半导体销售额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且，当时日本企业也很自豪，很普遍地认为日本已经超过了美国，在集成电路也好、机电一体化，甚至在电脑硬件方面，也觉得跟美国差不多。所以，美国也感到威胁，甚至他们还认为日本的高科技会对他们的国家安全有影响，是一个风险。所以，美国还是用通商法301条打击日本。1986年日本和美国之间达成协议，日本要遵守半导体出口美国的最低价格，承诺在日本国内市场，把美国半导体的份额提高到20%。但是，在同一年，美国议会发现日本其实通过香港倾销它的半导体，所以美国启动了301条，对日本的PC机、电视机、电动工具增收了100%的关税，这个关税维持了两三年。

图七

　　还有一些类似于今天中美之间发生的案件，包括日立制作所的技术人员，他有做商业间谍的嫌疑，在美国被捕，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在政府部门采购日本电气和富士通的大型计算机。而且，当时富士通兼并一家美国半导体企业的时候，由于美国议会的反对，这个兼并计划就达不成了。为什么日本半导体产业增长得那么快呢?除了政府推动研发以外，还有什么因素?其一，存储器(DRAM)可能比较适合日本企业的能力，它是渐进式进步的产品，它的目标很明确——要提高集成的密度，改善工艺——这样的研发对于日本企业是比较适合的。其二，当时日本半导体企业都属于综合性的电器企业(如日立、东芝、日本电气)的一部分，所以它的生产在企业集团内，它的需求也在集团内部，所以在销售上有优势。其三，当时这些企业都资金充裕，可以继续大额投资。其四，日本周边产业(生产设备企业、原材料和部件生产企业)支持日本半导体企业，这个因素也很重要。

　　但是，后来日本半导体产业就衰退了，可能美国的压力是一个因素，比如说最低价格的限制。在这样的限制下，即使日本企业压下了成本，也没法增加出口。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工程师跑到台湾、韩国那边，帮他们那里的企业。不过，据一位半导体技术专家说，日本半导体企业衰退的各种原因里，内部因素是最重要。他说最重要的因素是半导体需求的变化。原来半导体存储器主要的用途是大型计算机和电话交换机。这些东西一安装就用十年、二十年，所以它的零部件需要很长的耐久性，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半导体存储器的主要用途是在PC机。PC机只用三四年就要更换，所以它里边的集成电路也不需要很长的耐久性和高质量，所以低成本才重要，而日本企业没有应对这样的变化。第二个因素是日本政府继续组织跨企业的研究开发项目，但是效果越来越差。第三，后来很多日本半导体企业维持不了自己，只能走兼并之路。而兼并了以后，企业内部发生了内部矛盾。

　　日美贸易摩擦里面，有很多科技因素，美国当时也说日本高科技会对美国构成威胁，不过我觉得美国不是真正地把日本当作它的国家安全的威胁，它更多地是以此作为借口来打击日本产业。典型的例子是所谓东芝机械案件，东芝机械是东芝下面的一个子公司，它生产的机床出口到苏联，据美国说它对苏联舰艇的性能提高有贡献。美国利用了这个案件，甚至对和这个案件无关的东芝产品也施加压力。

　　日美摩擦和中美摩擦有类似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类似的地方可能大家已经说过了，不同的地方就是，日美之间摩擦，美国攻击的对象是所谓的日本经济结构，所以，有这方面深入的讨论。而中美之间，它攻击的对象很明确，那就是《中国制造2025》。所以，我下面想谈一些我对《中国制造2025》的看法。

　　我觉得它是一个现代版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列出很多中国跟发达国家有差距的地方，它的目标定在缩小这个差距上。所以，我认为它跟创新没有一点关系，创新本质上是现在的人预测不到的东西，而《中国制造2025》都预测到了。跟我有同样看法的可能是任正非先生，他今年1月份接受采访时，说他从来不支持所谓的“自主创新。”“人家已经开发出来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研究它?交专利费，用它就可以了”，他是这样说。我觉得中国应当认识到，它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如果它继续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一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而且更加可怕的是《中国制造2025技术路线图》，它很详细地列出了很多高科技领域的情况，总共有42项产品都有2020年和2025年的国产化率目标。这是什么性质的文件呢?也没有很明确的说明，我觉得它应该是《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部分。提高国产化率就意味着降低外国产品的份额，所以外国企业当然不高兴了。我觉得它违背对外开放的大方向，也违背世贸组织原则。中美贸易战的内容跟日美贸易摩擦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是中美贸易摩擦，美国有很明确的攻击对象，那就是《中国制造2025》。所以，对于中国来说，解决这个摩擦的方法比较单纯，那就是在《中国制造2025》上做重大修正，放弃什么都要国产化这样的想法。就像在高速路上，很大的卡车在后面追着前面的车(发达国家)，前面的车都感到很危险。所以中国应当考虑“变道超车”，“变道”的意思是更多地站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发展高科技。

　　我对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是充满信心的，所谓的“新四大发明”，我觉得都富有创新意义。所以，即使没有了中国制造2025，我并不担心中国创新的将来。谢谢!

　　周志兴：第二节的两个发言人已经发言结束了，我们有20分钟时间的讨论。下面已经有一个提问的了，关教授!

　　关志雄：我想对许教授的发言做一点补充，就是如何看待中日长期增长率。我觉得当然有共通的原因，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人口因素，另一个是后发优势。其实讲到具体情况，也存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从人口因素角度来看，两个拐点很重要，一个是人口红利变成人口负利，一般可以从劳动力年龄人口从增变减的那个时间点来判断，从绝对数来看，中国的这个拐点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那时候中国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而日本在1995年到达这个拐点时就已经是发达国家了。硬币的另一面就是中国国内常说的未富先老问题。另外一个拐点，就是刘易斯拐点。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这个过程基本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呢?日本通常的说法是在60年代初;中国则有多种说法，我的看法是大概在2010年前后。刘易斯拐点原本就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现象，中国并不特殊。但这两个概念不同的拐点，通常出现在不同时期，中国却同时出现，非常有中国特色。2010年以前，中国经济每年增长10%左右，现在掉到6.5%左右，我觉得很大部分都可以用人口因素，即两个拐点同时发生来说明。

　　另外一点就是后发优势这个问题，你提到日本的高速增长期终结的契机是19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但我觉得石油危机带来的基本上还是经济循环的问题，而要讲中长期的增长，就必须强调供给侧的因素。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人均GDP就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其后发优势已基本消耗殆尽，所以高速增长期走到终点也很正常。

　　回来看中国，现在中国还剩多少后发优势呢?林毅夫教授认为还有许多，所以还有20多年可以保持8%的高增长。这点我不太同意。首先，我觉得林教授夸大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其次，就后发优势而言，虽然中国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但由于美国的打压，已经很难从海外获得技术，中国的后发优势会因此越来越难发挥下去。刚才我提到未富先老，会不会还要加一个：中国还没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去年中国的人均GDP是9700美元，仍处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就已经不能发挥后发优势了，这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我所担心的是，人口因素和未能充分发挥的后发优势，两者同时作用，可能会把中国的中长期增长率(即潜在增长率)拉低。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周志兴：小年先生回答。

　　许小年：回应关先生的评论，我对中日两国经济的考察角度有所差别。人口确为一极重要因素，人口结构决定公共财政的负担;而人口的年龄结构，影响整个经济的创新能力。一般而言，年轻人的创新力显然强于我等年老之人。然而，此并非第一位因素，中国老龄化尚未达日本之程度，而就敝人有限观察，已见创新能力衰退，而此种创新能力衰退非因人口老龄化所致，盖因既往数载，民营企业未得良善经营环境，政策方面对民营企业歧视确然，因而为制度性原因。包括在座诸位中方学者在内，经历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学家们，一般偏好于或习惯于从制度角度观察与思考问题，而非从人口或e人口的年龄结构角度。不可否认，人口乃一影响经济增长之长期因素，然而，就中期、短期而论，制度作用更为重大。因此，一者，我担忧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以及中国经济创新能力的衰退;另者，我仍以为，若现在能重启改革，则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即可爆发出活力来。本人亲身经历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的经济改革，亲眼看到一个死气沉沉的计划经济，如何在几年之内就改变面貌。因此，对我们这一代学者来说，对制度、政策的关注，远超对人口结构之类因素的关注。重申而言，若中国现在重启改革开放，拿出1978年时的决心来，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将水到渠成。至于增长率是否如林毅夫教授所言以8%保持20年，我不敢断言，但前提是一定要进行实质性改革和开放，非此不足以重回高增长。换而言之，中国经济潜力并未被穷尽，仍足以支撑高增长，而这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来激发。

　　至于后发优势，我始终认为属“双刃剑”：一方面可利用国际技术来迅速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但另一方面，若过度强调后发优势，或导致中国企业缺乏独立研发能力，而成后发劣势。典型之例如中兴，一受美国制裁则整个企业运转停顿。此为长期依靠后发优势而缺失自主研发能力，即成后发劣势——一种习惯性依赖。后发优势或变为后发劣势，此为一体两面。

　　周志兴：还有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丸川先生。

　　丸川知雄：谈一下对后发优势的看法，我觉得后发优势是有更深刻的含义，它是说后发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生产出来的很多乱七八糟的技术当中，选择最适合于自己的技术。比如说二维码，它是电装公司为了工厂里的运作而发明出来的东西，当时并未想到能够用在支付方面，而中国的移动支付领域对其大规模应用，这是典型的后发优势。中国是后发，知道它可以用在其他方面。那么，美国要阻挡技术转移到中国，也无所谓，中国或可从美国扔掉的各种技术当中发现很有用的来广泛采用、发扬光大。

　　注：本节许小年老师的发言未经本人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