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角网”按：本文作者陆克文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澳大利亚前总理。本文是他在2018年10月在美国海军学院举办的一次会议上的主旨发言(节选)，原题为“中国和美国能够避免战争吗?”。原文刊在美国海军研究院《PROCEEDINGS》杂志。

陆克文

　　当美国政府与北京展开新一场竞争时，需要考虑以下诸多问题。这一战略明智与否，有待美国公众对其进行讨论，但美国在全世界的朋友和盟国同样也将考虑这些因素。

　　首先，美国战略希望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中国不屈服于美国副总统彭斯在讲话中提出的那些要求，而是对其表示公然拒绝的话，华盛顿将怎么做?如果这一战略不仅未能达成理想的目标，反而适得其反，也就是促使中国变得更加重商主义、民族主义和具有战斗性，那又该怎么办?

　　第二，如果说我们如今正处于一段战略竞争期，那么新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关于可能的新规则，如何才能够与北京达成共同的理解?或者说，除了那些将随着时间地推移，逐渐为这一新的竞争过程的动态机制所塑造的规则之外，如今将不存在其他规则?在为期十年的双边战略接触期间，文化、习惯、规范，以及某些情况下的规则演化成了管控双边关系的要素，并且成为了许多带政治、外交、军事和商业践行者的第二天性。如今什么将取代这些要素，起到管控的作用，从而避免在海上(例如近来一艘中国战舰与美国的迪凯特号驱逐舰发生的事故)、在空中发生意外事件，避免发生网络袭击、核扩散、在第三方国家展开战略竞争、购买和出卖美国国债，以及汇率及其他重大政策领域的未来等一系列问题?

　　第三，如今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可能提出任何共同的战略叙事，从而为双边关系的未来设定概念性的参数吗?战略接触意味着一系列相互的义务，如今美国认为中国从根本上破坏了这些义务。但既然已经跳过了“战略共存”这一昙花一现的概念，又不存在管理双边关系的新规则，那么中国和美国又如何能够遏制两国迅速滑向战略竞争与遏制、对抗、冲突，乃至战争的势头呢?

　　如果历史能够提供某种指引，那么这些变化可能发生得比许多后现代政客预期的更加迅速。1914年夏天在萨拉热窝发生的一起事件所导致的局势升级就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案例，尽管在核武器时代，传统的战略考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四，如果某些美国战略规划者真的在考虑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会演变成彻彻底底的遏制、全方位的经济脱钩，乃至新一场冷战的可能性，那么他们就应该仔细地审视一下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1946年那封著名的“长电报”及其随后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X文章的潜在逻辑。凯南认为，如果加以适当的“遏制”，那么苏联最终将在内部压力下崩溃。然而，如果期待通过执行类似的政策，中国的体制也将遭受同样的命运，可就真是一项英勇的假设了。或许会是这样吧，但考虑到中国国内经济的韧性，从其他与美国敌对的国家保障自己对能源需求的能力，以及诸多新的用于掌控政治和社会的技术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潜力，结果可能并不会这样。就这一点而言，值得指出的是，在2018年9月28日，中国已经超过了苏联，成为了历史上存在时间最久的共产主义国家。

　　第五，美国确信新兴的中国式威权主义资本主义模式会对民主资本主义——无论是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构成有力的意识形态挑战吗?苏联在全世界建立了具有类似意识形态性质的代理国。有证据表明，中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吗?或者说中国只是对程度较低的对自己表示支持的国家间关系感兴趣，而并不诉诸意识形态，不进行武装干涉，相反只是依赖于广泛、持续和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与直接财政援助?

　　第六，相对于中国提出的价值数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特惠贷款和双边援助所体现出的在财政方面的承诺，美国做好了向世界提供一个战略性的“反倡议”的准备了吗?或者说，美国将要继续裁减自己的援助预算，并减小对外服务的规模?近来美国对向世界银行注入新的资金表示了支持，这一举动是值得欢迎的，但如果与“一带一路”的规模进行对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到了一定时候，世界银行的全球财务状况表可能会被中国领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借贷能力所超越。

　　第七，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要如何与中国在亚洲和欧洲规模巨大的贸易及投资展开竞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取消将对美国和中国作为贸易及投资伙伴的相对分量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亚洲和欧洲的多数国家而言，中国已经是比美国更加重要的经济伙伴了。美国要如何抵抗中国经济将这些国家愈发吸引到自己的轨道上来的向心力?

　　第八，美国对于自己在全世界的朋友和盟国将衷心拥护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这一新战略有多少信心?在特朗普向日本和印度的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之后，在他不断公开抨击美国的重要盟国德国、英国、加拿大以及北约之后，美国仍自信这些国家将拥护与中国对抗的新战略吗?或者说，这些国家将继续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两头下注?它们将继续观望，看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是否是永久性的，是否会兑换成真正的政策，是否会取得成功吗?东南亚、中东的国家又会如何?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了这些国家石油和天然气更大的买家。

　　第九，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支持这一新的美国对华战略、拒绝中国主宰地区及世界，其吸引力何在?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刻意地且雄辩地点缀着诸如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等辞藻。但这对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言并无吸引力。在历史上，国际社会和美国享有相同的利益与价值观，并且通过二战之后美国领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表现出来。恰恰相反，世界其他国家认为美国现任政府正在喊着“美国优先”这一民族主义口号，背离此前历任美国政府在超过七十年时间里打造出的这一秩序的诸多要素，例如人权、多边贸易机制、气候变化、国际刑事法庭以及联合国援助机构等等。

　　最后也是最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中美关系的巨大鸿沟会对全球经济以及气候变化造成何种潜在影响?如果由于中美经济之间急剧脱钩的缘故，双边贸易额大大减少，美国以及全球经济在2019年及其后的增长会受到何种影响?这是否会触发新一轮全球衰退?类似的，气候变化问题政府间小组在2018年10月提出的报告指出，由于世界上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行动不力，全球都有遭遇灾难的可能，鉴于此，如果中美关系的破裂导致当前的全球气候变化机制沦为一大牺牲品，那么后果又将如何?中国会重新回归其有限的全国性措施吗?

　　在试图落实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时，美国及其他决策者应该考虑上述十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美国在推行这一新的政策时，应该睁大自己的眼睛。在驶过这片未知的水域时，没有人希望引发意料之外的后果，尤其是意外的冲突。一百年过去了，1914年的警钟依旧在所有人的耳中长鸣着。

　　无论与美国爆发经济战争，还是爆发实实在在的冲突，都决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中国明白，自己很可能会以失败告终。中国明白，自己相对于美国而言仍较为弱小。但无论如何，历史告诉我们，民族主义能够成为一股蔑视经典战略逻辑的强大力量，无论这种逻辑来自中国主张谨慎的《武经七书》，还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抑或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

　　导致中美关系的性质发生改变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如今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全球和地区舞台上达到了临界值，以至于修订中美关系已经变得不可避免了。这甚至要比这两个世界上经济——以及军事——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极其不同的意识形态传统和对于未来的愿景都更加重要。中国的地区及全球政策在过去十年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无论是在南海、东海、欧亚大陆、非洲、拉丁美洲，或是就当下的国际秩序结构而言，中国都成为了一大动力因素;而直到不久之前，在这些领域中，美国一直是个常量。

　　“钝角网”按：本文作者陆克文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澳大利亚前总理。本文是他在2018年10月在美国海军学院举办的一次会议上的主旨发言(节选)，原题为“中国和美国能够避免战争吗?”。原文刊在美国海军研究院《PROCEEDINGS》杂志。

陆克文

　　当美国政府与北京展开新一场竞争时，需要考虑以下诸多问题。这一战略明智与否，有待美国公众对其进行讨论，但美国在全世界的朋友和盟国同样也将考虑这些因素。

　　首先，美国战略希望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中国不屈服于美国副总统彭斯在讲话中提出的那些要求，而是对其表示公然拒绝的话，华盛顿将怎么做?如果这一战略不仅未能达成理想的目标，反而适得其反，也就是促使中国变得更加重商主义、民族主义和具有战斗性，那又该怎么办?

　　第二，如果说我们如今正处于一段战略竞争期，那么新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关于可能的新规则，如何才能够与北京达成共同的理解?或者说，除了那些将随着时间地推移，逐渐为这一新的竞争过程的动态机制所塑造的规则之外，如今将不存在其他规则?在为期十年的双边战略接触期间，文化、习惯、规范，以及某些情况下的规则演化成了管控双边关系的要素，并且成为了许多带政治、外交、军事和商业践行者的第二天性。如今什么将取代这些要素，起到管控的作用，从而避免在海上(例如近来一艘中国战舰与美国的迪凯特号驱逐舰发生的事故)、在空中发生意外事件，避免发生网络袭击、核扩散、在第三方国家展开战略竞争、购买和出卖美国国债，以及汇率及其他重大政策领域的未来等一系列问题?

　　第三，如今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可能提出任何共同的战略叙事，从而为双边关系的未来设定概念性的参数吗?战略接触意味着一系列相互的义务，如今美国认为中国从根本上破坏了这些义务。但既然已经跳过了“战略共存”这一昙花一现的概念，又不存在管理双边关系的新规则，那么中国和美国又如何能够遏制两国迅速滑向战略竞争与遏制、对抗、冲突，乃至战争的势头呢?

　　如果历史能够提供某种指引，那么这些变化可能发生得比许多后现代政客预期的更加迅速。1914年夏天在萨拉热窝发生的一起事件所导致的局势升级就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案例，尽管在核武器时代，传统的战略考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四，如果某些美国战略规划者真的在考虑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会演变成彻彻底底的遏制、全方位的经济脱钩，乃至新一场冷战的可能性，那么他们就应该仔细地审视一下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1946年那封著名的“长电报”及其随后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X文章的潜在逻辑。凯南认为，如果加以适当的“遏制”，那么苏联最终将在内部压力下崩溃。然而，如果期待通过执行类似的政策，中国的体制也将遭受同样的命运，可就真是一项英勇的假设了。或许会是这样吧，但考虑到中国国内经济的韧性，从其他与美国敌对的国家保障自己对能源需求的能力，以及诸多新的用于掌控政治和社会的技术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潜力，结果可能并不会这样。就这一点而言，值得指出的是，在2018年9月28日，中国已经超过了苏联，成为了历史上存在时间最久的共产主义国家。

　　第五，美国确信新兴的中国式威权主义资本主义模式会对民主资本主义——无论是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构成有力的意识形态挑战吗?苏联在全世界建立了具有类似意识形态性质的代理国。有证据表明，中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吗?或者说中国只是对程度较低的对自己表示支持的国家间关系感兴趣，而并不诉诸意识形态，不进行武装干涉，相反只是依赖于广泛、持续和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与直接财政援助?

　　第六，相对于中国提出的价值数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特惠贷款和双边援助所体现出的在财政方面的承诺，美国做好了向世界提供一个战略性的“反倡议”的准备了吗?或者说，美国将要继续裁减自己的援助预算，并减小对外服务的规模?近来美国对向世界银行注入新的资金表示了支持，这一举动是值得欢迎的，但如果与“一带一路”的规模进行对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到了一定时候，世界银行的全球财务状况表可能会被中国领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借贷能力所超越。

　　第七，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要如何与中国在亚洲和欧洲规模巨大的贸易及投资展开竞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取消将对美国和中国作为贸易及投资伙伴的相对分量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亚洲和欧洲的多数国家而言，中国已经是比美国更加重要的经济伙伴了。美国要如何抵抗中国经济将这些国家愈发吸引到自己的轨道上来的向心力?

　　第八，美国对于自己在全世界的朋友和盟国将衷心拥护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这一新战略有多少信心?在特朗普向日本和印度的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之后，在他不断公开抨击美国的重要盟国德国、英国、加拿大以及北约之后，美国仍自信这些国家将拥护与中国对抗的新战略吗?或者说，这些国家将继续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两头下注?它们将继续观望，看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是否是永久性的，是否会兑换成真正的政策，是否会取得成功吗?东南亚、中东的国家又会如何?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了这些国家石油和天然气更大的买家。

　　第九，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支持这一新的美国对华战略、拒绝中国主宰地区及世界，其吸引力何在?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刻意地且雄辩地点缀着诸如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等辞藻。但这对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言并无吸引力。在历史上，国际社会和美国享有相同的利益与价值观，并且通过二战之后美国领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秩序表现出来。恰恰相反，世界其他国家认为美国现任政府正在喊着“美国优先”这一民族主义口号，背离此前历任美国政府在超过七十年时间里打造出的这一秩序的诸多要素，例如人权、多边贸易机制、气候变化、国际刑事法庭以及联合国援助机构等等。

　　最后也是最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中美关系的巨大鸿沟会对全球经济以及气候变化造成何种潜在影响?如果由于中美经济之间急剧脱钩的缘故，双边贸易额大大减少，美国以及全球经济在2019年及其后的增长会受到何种影响?这是否会触发新一轮全球衰退?类似的，气候变化问题政府间小组在2018年10月提出的报告指出，由于世界上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行动不力，全球都有遭遇灾难的可能，鉴于此，如果中美关系的破裂导致当前的全球气候变化机制沦为一大牺牲品，那么后果又将如何?中国会重新回归其有限的全国性措施吗?

　　在试图落实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时，美国及其他决策者应该考虑上述十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美国在推行这一新的政策时，应该睁大自己的眼睛。在驶过这片未知的水域时，没有人希望引发意料之外的后果，尤其是意外的冲突。一百年过去了，1914年的警钟依旧在所有人的耳中长鸣着。

　　无论与美国爆发经济战争，还是爆发实实在在的冲突，都决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中国明白，自己很可能会以失败告终。中国明白，自己相对于美国而言仍较为弱小。但无论如何，历史告诉我们，民族主义能够成为一股蔑视经典战略逻辑的强大力量，无论这种逻辑来自中国主张谨慎的《武经七书》，还是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抑或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

　　导致中美关系的性质发生改变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如今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全球和地区舞台上达到了临界值，以至于修订中美关系已经变得不可避免了。这甚至要比这两个世界上经济——以及军事——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极其不同的意识形态传统和对于未来的愿景都更加重要。中国的地区及全球政策在过去十年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无论是在南海、东海、欧亚大陆、非洲、拉丁美洲，或是就当下的国际秩序结构而言，中国都成为了一大动力因素;而直到不久之前，在这些领域中，美国一直是个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