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到来的扰乱

　　尽管全球化的新时代会提供无数新的机遇，但这也将为个人、公司和国家提出艰巨的挑战。原因之一在于开放将获得如此高的回报，以至于如今身处全球联系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被进一步抛到后面的危险，尤其是如果它们缺乏基础设施和技能以便从数字贸易中获利的话。随着全球贸易紧张关系的加剧，认识到这一点将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将不再从出口顺差中获取经济利益，而是从流入和流出两方面获取经济利益。事实上，正如过去一样，正是那些向外国竞争、外国资本和外国人才开放的国家将从全球化的新时代中获得最多益处。

　　开放的后果之一就是移民。在过去四十年间，世界范围内移民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如今，几乎有2.5亿人生活和工作在出生国之外，这些人中的90%都是志愿前往外国生活和工作的，目的是改善自己的经济前景，剩下的10%则是难民和寻求避难者。经济移民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根据麦肯锡的数据，经济移民每年为世界经济做出的贡献接近6.7万亿美元，或者说是，占全球GDP的9%。和他们一直待在本国的情况相比，他们多生产了3万亿美元。

　　然而对于某些劳动者而言，贸易的迅速扩张导致了工资水平的停滞或是工作岗位的丧失。正如经济学家戴维·奥特(David Autor)、戴维·多恩(David Dorn)和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的研究所表明的，在1990至2007年间美国制造业丧失的接近500万个工作岗位中，有四分之一工作岗位消失的原因在于与中国的贸易。正如经济学家埃尔哈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所得出的结论，尽管全球化仅能够在很小的程度上解释为何过去数十年间不平等状况会加剧，但它毕竟导致了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因为这使得专家和专业人士的技能更加有价值了，却降低了受教育程度较低、技能较弱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全球化有其赢家和输家。在理论上，收益应该大到足以补偿输家的程度。但在实际上，收益很少获得再分配，被全球化伤害的群体和劳动者便转向了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

　　全球化的新时代也将是具有扰乱性的，它将导致竞争进一步激化。事实上，竞争已经因此变得更加激烈了。新的理念如今以惊人的速度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使得公司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迅捷程度对需求做出反应。H&M和Zara等时装销售商可以采纳某个流行的理念，并在数周时间内就将其转变为大量服装，而不需要像过去那样花上几个月的时间。硬币的另一面在于，一家公司在竞争者复制某种创新之前从这种创新中获利的时间也急剧缩短了。结果就是，生产周期变得更短了，某些行业在过去二十年间缩短了30%。与此同时，各种产品正在喷涌而出，许多行业正在采取“批量定制”的策略，使用技术来生产定制产品，同时又不牺牲规模经济效应。

　　发展中国家经济影响力的增长也在改变竞争的规则。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正在占据全球收益中越来越大的份额，它们的治理结构与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公司是不同的。在新兴经济体的市场中，公司常常为国家或家庭所拥有，而不是公开上市的。因此它们面临的达成季度盈利目标的压力也要小一些，从而能够进行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收获回报的长期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公司还往往能够享受到较低的投资成本、较低的税收，以及较低的红利支出，这使得它们可以以与美国和欧洲公司相比较小的利润幅度来出售商品和服务。财务状况表便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公司而言，总体利润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利润幅度的增大，对于新兴经济体市场中的公司而言，总体利润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收入的增加。

　　由于数字流动的兴起加强了知识密集型部门竞争的激烈程度，知识财产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显，催生了围绕着各种专利的新形式的竞争。“专利丛林”的发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专利丛林”指的是公司购得的一系列相互重叠的专利，目的是覆盖广阔的经济活动范围并阻止竞争者发起挑战。这方面的另外一个例子则是“筑起专利围栏”这种行为，即公司通过申请相关领域的大量专利来对该领域进行封锁，阻止竞争者在未来对该领域进行研究。智能手机行业和制药行业受到了此类策略格外沉重的打击。在全球化的新时代，数字能力对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将发挥如同火箭燃料一般的作用。

　　随着数字流动的增长，有些政府开始转向数字保护主义。通过援引对于网络安全的担忧，中国在2016年推出了新的法律，要求公司将所有数据都储存在中国国境之内，提交安全审查，并且将收集个人信息的过程标准化，这在事实上使得政府可以触及大量私人数据。俄罗斯在2015年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要求公司在其运营的每一个国家都建立数据服务器的规则损害了这些公司的规模经济效应，并增加了它们的成本。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以及其他形式的数字保护主义举措阻碍了经济的增长。根据“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数据，经济增长率因此降低了多达1.7个百分点。

　　数字技术还对公司有关在何处设立自己的厂房的决策构成了影响。对于许多制造业产品而言，数字技术驱动的自动化正在使得劳动成本不那么重要了，这减少了以低成本的外国劳动者为基础的全球供应链的吸引力。如今，当跨国公司做出在哪里办厂的决定时，它们更加侧重于考虑劳动成本之外的因素，例如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远近，能源以及交通成本，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以及监管和法律环境。结果就是，某些类型的生产正在撤离新兴经济体市场，重回发达经济体，在那里劳动成本要高得多。(例如在2015年时，福特就将其轻型货车的生产地从墨西哥搬回了美国俄亥俄州。)3D打印也能够产生类似的效果。公司已经开始在需要这些配件的地点使用3D打印机来制造油箱和燃气轮机的部分配件了。这些趋势对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而言是好消息，但对于工资较低的国家而言却是坏消息。如今还远不清楚，非洲和亚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走上中国和韩国走上的那条促使上千万劳动者摆脱生产力低下的农业、进入生产力高的制造业的道路。

　　做好准备

　　在全球化的新时代，数字能力对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将发挥如同火箭燃料一般的作用。因此，构建生机勃勃的告诉宽带网络，就应该位于政策议程的最顶端。然而政府还应该为公司对新数字技术以及自己需要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提供激励，考虑到生产力低下的经济增长已经陷入了停滞，就尤其应该如此。由于数字读写能力的重要性甚至要比当下得到进一步的突显，因此学校需要对自己的课程表进行重新考虑，以便强调数字技能。例如，在小学中引入编程教育，并在中学中对基本的工程学和统计学提出要求。

　　当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时，决策者需要确保诸如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等问题得到足够的重视。如今，各个地方关于这些问题的规则都大相径庭。例如，预计将于今年生效的欧盟的新的数据监管规则就要比美国的数据监管规则更加严格得多。因此各国政府应该尽可能地使得各国之间这方面的规则协调一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保护个人权利和对数字流动保持开放之间达成正确的平衡。谈判者还应该试图移除阻碍电脑硬件、软件和其他知识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的关税及其他形式的壁垒。在云存储的年代，要求在本地对数据进行存储的法律尤其是个负担。为了使得规模较小的公司能够更加容易地将体量较小的商品运往全球各地，海关规章也需要被重新修订，以便废除如今存在的许多繁文缛节。于2017年生肖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便利协定》有助于简化进出口过程，但在这方面仍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为了保持政治上和社会上对于数字全球化的支持，各国政府应该确保数字全球化带来的收益会得到更加广泛的分配，并且保证那些受到损害者将获得补偿。(事实上，部分地正是由于在上个全球化时期未能做到更加广泛地分配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导致了如今震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反弹。)为了帮助那些在上一轮或者这一轮全球化中受到损害的劳动者，各国政府应该在这些劳动者为新的工作岗位接受培训期间，为他们提供暂时的收入援助措施以及其他社会服务。福利应该变得便携，应该终结将医疗、退休和育儿等方面的福利都捆绑于同一个雇主的做法，从而使得劳动者更加容易换工作。最后，各国政府还应该扩展和改善自己的劳动者培训项目，以便教授在数字年代取得成功所必备的那些技能。这一举动将逆转在过去十年间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出现的用语劳动者培训的开支不断下降这一趋势。

　　光是对劳动力提供培训还不足以解决建立在衰退中的那些行业基础上的那些规模较小的群体所面临的问题。还需要通过提出一系列倡议，来重新激活地方经济，并且培育出新的产业。与此同时，政府还应该意识到，就业的地理形势也在发生变化。例如在美国，共走岗位正在从中西部那些较小的城市转移到南部和西南部那些快速发展的都市地区。因此目标就应该是，使得人们能够更加容易地移动到工作岗位所处的地方。例如，通过提供一次性迁徙补偿金的方式，帮助他们支付迁徙的费用。

　　数字贸易的时代还将为私人部门提出艰巨的挑战。除了网络袭击等严峻的问题之外，公司还需要对数字技术进行更多投资，包括对自动化、人工智能和高级分析技术进行更多投资，以便维持自己的竞争力。这也就意味着，公司需要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并且与其他数字行为方结成伙伴，或是将其并购。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的公司，无论规模是大是小，都还需要在争夺人才的全球性战斗中进行激烈的竞争。它们争夺的尤其是顶级经理人，这些人既拥有对于技术的理解，又拥有国际视野。公司可以通过将自己的研究与发展以及其他核心功能散布在全世界范围内，来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占得先机。因为此举有助于吸引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才，从而确保思维的多样性。

　　大公司的战略也需要加以重新制定。如今，公司不再能够依赖高度集中化的方式来生产和销售其产品了，因为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期待获得定制产品，满足各自的口味。公司越来越需要建立起强烈的本地存在感，并且在自己展开竞争的市场上制定具有区分度的 战略。这就需要这些公司与政府建立起强有力的关系，并且致力于企业的社会责任。

　　全球化并未处于退潮之中。重组之后的新一版本的全球化，凭借着其数字基础和地理形势上的转变，已经渐渐成形。在上个版本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称为了各种相互对立势力角逐的战场：一方面是政治和商界精英，他们获得了最多的收益，另一方面是承受了最多损失的劳动者和社群。然而，就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关于全球化后果的争论愈演愈烈的同时，全球化本身仍在加速前进。如今，关于全球化对就业和不平等造成了何种影响的同一场争论仍在继续，尽管新的、数字形式的全球化已经获得了动能。与其纠结于昔日的争论，不如接受全球化新时代这一现实，并且努力将其益处最大化，将其代价最小化，并且对收益进行更具包容性的分配。只有这样，全球化真正的诺言才能得以实现。

　　本文原刊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钝角网”按：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全球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里融合和交织的程度日益紧密。然后最近全球范围内所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的“美国第一”，备受瞩目的伊斯兰文明等等，都可以或多或少的和全球化联系起来。全球化到底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还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糟糕呢?钝角网将陆续翻译刊发一些这个主题的文章，希望能够帮助读者更好的思考这个问题。

　　根据许多标准来衡量，全球化正在退潮中。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衰退令商品及服务贸易长达三十年的快速增长画上了句号。跨越国境的金融流动减少了三分之二。在许多传统上宣扬全球化的国家——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有关贸易的政治对话的关注点从经济收益转移到了工作岗位的丧失、混乱局势的出现、去工业化以及不平等等问题上。这一曾经牢固的共识——即认为贸易是一项双赢的主张——让位于了零和博弈思维和提高壁垒的呼吁。根据研究团体“全球贸易警告”的数据，自从2008年11月以来，G20国家共采取了超过6600项保护主义措施。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尽管全球化的恶意批评者施加了新的障碍，并且抛弃了自由贸易协定，但全球化事实上仍然在继续前进，不过是走上了新的一条道路。此前版本的全球化是以贸易为基础和由西方领导的。如今，全球化是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并且愈发是由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领导的。以全球供应链为基础、利用廉价劳动力的贸易放慢了脚步，但新的数字技术意味着，从小企业到跨国公司，前所未有的更多的行为方能够参与到跨境交易之中来。而且随着美国转而变得内向、欧盟和英国正在就分手展开谈判，经济领导地位正在东移和南移。

　　换句话说，全球化并未让位于去全球化。它只不过是进入了不同的阶段。这一新时代将带来经济和社会益处，促进创新和生产力，为人们提供史无前例的(并且常常是免费的)信息，并且将全世界的消费者和供应商联系起来。但它同样将是具有扰乱性的。随着某些部门的消退，某些工作岗位将消失，新的赢家将涌现。益处将是重大的和显而易见的，但挑战仍是严峻的。各个公司和政府必须为即将到来的波动做好准备。

　　新时代

　　曾经将全球经济缝合起来的那条线正在遭到磨损。从1980年代开始，交通和通信成本的下降，加上一系列新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导致全球贸易量激增。在1986至2008年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额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球GDP增速的两倍。然而，在过去五年间，贸易的增长幅度差不多并未超过全球GDP的增速。从大萧条中复苏的脆弱性和不均衡性是导致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但另外一部分原因则在于结构性的因素。导致制造业部件贸易额增长的全球价值链已接近饱和，效率提升带来的收益大多数已经实现。尽管根据工资和其他生产要素价格的不同，生产地点将继续从某个国家转移到另外的国家——例如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和孟加拉国——但这些转移仅仅只会改变贸易的模式，而不能增加贸易总量。

　　跨越过境的金融流动——包括购买外国债券和股份，国际借贷，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从1990年时占全球GDP的4%增加到了金融危机前夕占全球GDP的23%，但随后就跌至仅占全球GDP的6%。与此同时，服务贸易增加了，但其增速放慢了，并且不太可能担负起商品贸易曾担负起的推动全球化的作用。这是因为大多数服务是不能跨越国境进行买卖的，它们要么是本地的(例如餐饮和建筑)，或者是受到严格管制的(例如法律业务和会计)，或者二者兼备(例如医疗保健)。

　　从电子邮件到网络视频，从文件共享到“物联网”，数字流动正是将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数据的流动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实体贸易，成为了将全球经济联系起来的组织。根据思科系统公司的数据，从2005年到2016年，跨越国境的宽带使用量增加了九十倍，到2023年前还将继续增加13倍。如今每分钟进行的Skype通话数量大致相当于所有传统国际电话通话分钟总数的40%。尽管如今的数字流动主要是将发达国家联系了起来，但新兴经济体也在迅速地追上它们。

　　数据流动总量的激增不只构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而且还推动了其他类型的流动。全球服务贸易总量的半数如今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依赖于数字技术。公司可以通过在货物上装备追踪传感器来削减货物的运输成本。按照麦肯锡的经验，可以削减30%乃至更多。公司还可以接触到全世界的消费者，而不必经过零售商。阿里研究院和咨询公司埃森哲预计，到2020年时，跨越国境的电子商务将触及10亿消费者，年销售总额将达到1万亿美元。

　　在上一个全球化时期引领世界的那些国家或许不一定是在新的全球化时期兴旺发达的那些国家。就以爱沙尼亚为例，该国人口仅为130万，但却成为了数字时代的巨人。该国在电子政府倡议方面的开创性举动使得爱沙尼亚人能够在网上投票、交税并出庭，这些行为都是通过使用电子身份证实现的。爱沙尼亚经济曾经严重依赖于伐木业，如今却成为了Skype以及其他技术初创企业的家园。在历史上，爱沙尼亚就是欧盟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数据流动已经超越了实体贸易，成为了将全球经济联系起来的组织。

　　数字流动还颠覆了大公司的世界。跨国公司巨头长期以来一直主宰着商品和服务贸易，然而数字平台使得小公司更容易闯出一片天了。所谓微型跨国公司能够使用在线市场来触及前所未有的众多消费者。在亚马逊的平台上有着两百万第三方卖家，阿里巴巴平台上则有超过一千万第三方卖家。约有五千万中型和小型企业使用脸书来进行营销，其粉丝数量的近40%是外国人。此类数字平台和市场为小型企业创造出了大量机会，这构成了大多数国家就业的基石。

　　其他国家的崛起

　　随着全球化进入数字化阶段，其重心也发生了转移。早在2000年时，《财富》全球五百强公司排行榜上只有5%的公司总部位于发展中国家。但根据麦肯锡的估计，到2025年时，《财富》全球五百强公司排行榜上将有45%的公司总部都位于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拥有的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数量将超过美国或是欧洲。美国仍然继续生产着大多数数字内容，并受到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地方的消费，但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改变，因为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等中国的互联网巨头成为了亚马逊、脸书和谷歌的对手。中国如今占据了全球电子商务交易总值的42%。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投资尽管依旧比不上美国，但已经达到了欧洲的两倍还多。2017年时，中国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希望令本国在2030年前成为全世界人工智能研究的中心。

　　甚至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全球化的地理态势也在发生变化。根据麦肯锡的预测，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全球GDP增长的大约半数都将来自约440个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快速扩张的城市与地区。这其中有些地区，西方的企业高管或许很难在地图上找到其位置，例如台湾的新竹市或巴西的圣卡塔琳娜州。此外，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将有多达十亿人收入增长到超过每天十美元，这一收入水平高到了足以令他们成为商品和服务消费者的程度。与此同时，还有上千万美洲人、欧洲人和日本人将步入退休阶段，并削减其开支。

　　世界经济已经在转而适应这一新现实。如今，全球商品贸易总额的超过半数都涉及至少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即所谓的“南南贸易”——从2000年时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增加到了2016年时占全球总贸易额的18%。亚洲是如此开放，以至于在1990至2016年间，这一地区占全球贸易额的比重翻了一番还多，从15%增长到了35%。引人注目的是，该地区超过半数的贸易发生在亚洲内部，这一比例与更加富裕得多、且有着自己的自由贸易区的欧洲大致相当。

　　随着华盛顿从全球贸易协定中抽身而出，世界其他国家正在继续前进。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该协定剩余的十一个国家通过协商达成了自己的条约，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和进步协定》，该协定于3月签署。这一版本去掉了对于美国而言至关重要的二十个条款，包括关系到版权、知识产权和环境问题的条款。此外，许多亚洲国家正在就《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展开谈判，这一贸易协定囊括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所有成员，外加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新西兰和韩国，但不包括美国。如果签署通过，那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涵盖全球贸易总量的约40%以及全世界总人口的近半数。与此同时，欧盟同样与加拿大和日本等国签订了新的双边贸易安排，并且正在与中国就新的双边贸易安排展开谈判。欧盟是如此忙于达成此类协议，以至于事实上其农业、环境和劳工标准可能很快会成为全球贸易中的新标准。

　　这种转变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在于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宣扬着，发出了更加响亮的声音。为了反制以华盛顿为基础的经济机构，北京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倡议，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该银行吸引了57个成员国，其中许多是不顾美国反对加入其中的美国盟国。和巴西、印度及俄罗斯一道，中国还成为了创办新开发银行的推动力量，这是一个旨在替代世界银行的机构。始于2016年的一年一度的中国-非洲投资论坛也正在逐渐成为在非洲达成协议的平台。此外还有“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计划通过投资1万亿美元来加强在欧亚大陆的海上与陆上联系。尽管尚处于早期阶段，但这一倡议能够促使全球投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刺激整个亚洲的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并且将在上个全球化时期被抛在后头的许多国家联系起来。

　　即将到来的扰乱

　　尽管全球化的新时代会提供无数新的机遇，但这也将为个人、公司和国家提出艰巨的挑战。原因之一在于开放将获得如此高的回报，以至于如今身处全球联系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被进一步抛到后面的危险，尤其是如果它们缺乏基础设施和技能以便从数字贸易中获利的话。随着全球贸易紧张关系的加剧，认识到这一点将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将不再从出口顺差中获取经济利益，而是从流入和流出两方面获取经济利益。事实上，正如过去一样，正是那些向外国竞争、外国资本和外国人才开放的国家将从全球化的新时代中获得最多益处。

　　开放的后果之一就是移民。在过去四十年间，世界范围内移民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如今，几乎有2.5亿人生活和工作在出生国之外，这些人中的90%都是志愿前往外国生活和工作的，目的是改善自己的经济前景，剩下的10%则是难民和寻求避难者。经济移民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根据麦肯锡的数据，经济移民每年为世界经济做出的贡献接近6.7万亿美元，或者说是，占全球GDP的9%。和他们一直待在本国的情况相比，他们多生产了3万亿美元。

　　然而对于某些劳动者而言，贸易的迅速扩张导致了工资水平的停滞或是工作岗位的丧失。正如经济学家戴维·奥特(David Autor)、戴维·多恩(David Dorn)和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的研究所表明的，在1990至2007年间美国制造业丧失的接近500万个工作岗位中，有四分之一工作岗位消失的原因在于与中国的贸易。正如经济学家埃尔哈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所得出的结论，尽管全球化仅能够在很小的程度上解释为何过去数十年间不平等状况会加剧，但它毕竟导致了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因为这使得专家和专业人士的技能更加有价值了，却降低了受教育程度较低、技能较弱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全球化有其赢家和输家。在理论上，收益应该大到足以补偿输家的程度。但在实际上，收益很少获得再分配，被全球化伤害的群体和劳动者便转向了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

　　全球化的新时代也将是具有扰乱性的，它将导致竞争进一步激化。事实上，竞争已经因此变得更加激烈了。新的理念如今以惊人的速度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使得公司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迅捷程度对需求做出反应。H&M和Zara等时装销售商可以采纳某个流行的理念，并在数周时间内就将其转变为大量服装，而不需要像过去那样花上几个月的时间。硬币的另一面在于，一家公司在竞争者复制某种创新之前从这种创新中获利的时间也急剧缩短了。结果就是，生产周期变得更短了，某些行业在过去二十年间缩短了30%。与此同时，各种产品正在喷涌而出，许多行业正在采取“批量定制”的策略，使用技术来生产定制产品，同时又不牺牲规模经济效应。

　　发展中国家经济影响力的增长也在改变竞争的规则。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正在占据全球收益中越来越大的份额，它们的治理结构与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公司是不同的。在新兴经济体的市场中，公司常常为国家或家庭所拥有，而不是公开上市的。因此它们面临的达成季度盈利目标的压力也要小一些，从而能够进行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收获回报的长期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公司还往往能够享受到较低的投资成本、较低的税收，以及较低的红利支出，这使得它们可以以与美国和欧洲公司相比较小的利润幅度来出售商品和服务。财务状况表便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公司而言，总体利润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利润幅度的增大，对于新兴经济体市场中的公司而言，总体利润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收入的增加。

　　由于数字流动的兴起加强了知识密集型部门竞争的激烈程度，知识财产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显，催生了围绕着各种专利的新形式的竞争。“专利丛林”的发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专利丛林”指的是公司购得的一系列相互重叠的专利，目的是覆盖广阔的经济活动范围并阻止竞争者发起挑战。这方面的另外一个例子则是“筑起专利围栏”这种行为，即公司通过申请相关领域的大量专利来对该领域进行封锁，阻止竞争者在未来对该领域进行研究。智能手机行业和制药行业受到了此类策略格外沉重的打击。在全球化的新时代，数字能力对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将发挥如同火箭燃料一般的作用。

　　随着数字流动的增长，有些政府开始转向数字保护主义。通过援引对于网络安全的担忧，中国在2016年推出了新的法律，要求公司将所有数据都储存在中国国境之内，提交安全审查，并且将收集个人信息的过程标准化，这在事实上使得政府可以触及大量私人数据。俄罗斯在2015年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要求公司在其运营的每一个国家都建立数据服务器的规则损害了这些公司的规模经济效应，并增加了它们的成本。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以及其他形式的数字保护主义举措阻碍了经济的增长。根据“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数据，经济增长率因此降低了多达1.7个百分点。

　　数字技术还对公司有关在何处设立自己的厂房的决策构成了影响。对于许多制造业产品而言，数字技术驱动的自动化正在使得劳动成本不那么重要了，这减少了以低成本的外国劳动者为基础的全球供应链的吸引力。如今，当跨国公司做出在哪里办厂的决定时，它们更加侧重于考虑劳动成本之外的因素，例如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远近，能源以及交通成本，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以及监管和法律环境。结果就是，某些类型的生产正在撤离新兴经济体市场，重回发达经济体，在那里劳动成本要高得多。(例如在2015年时，福特就将其轻型货车的生产地从墨西哥搬回了美国俄亥俄州。)3D打印也能够产生类似的效果。公司已经开始在需要这些配件的地点使用3D打印机来制造油箱和燃气轮机的部分配件了。这些趋势对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而言是好消息，但对于工资较低的国家而言却是坏消息。如今还远不清楚，非洲和亚洲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走上中国和韩国走上的那条促使上千万劳动者摆脱生产力低下的农业、进入生产力高的制造业的道路。

　　做好准备

　　在全球化的新时代，数字能力对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将发挥如同火箭燃料一般的作用。因此，构建生机勃勃的告诉宽带网络，就应该位于政策议程的最顶端。然而政府还应该为公司对新数字技术以及自己需要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提供激励，考虑到生产力低下的经济增长已经陷入了停滞，就尤其应该如此。由于数字读写能力的重要性甚至要比当下得到进一步的突显，因此学校需要对自己的课程表进行重新考虑，以便强调数字技能。例如，在小学中引入编程教育，并在中学中对基本的工程学和统计学提出要求。

　　当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时，决策者需要确保诸如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等问题得到足够的重视。如今，各个地方关于这些问题的规则都大相径庭。例如，预计将于今年生效的欧盟的新的数据监管规则就要比美国的数据监管规则更加严格得多。因此各国政府应该尽可能地使得各国之间这方面的规则协调一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保护个人权利和对数字流动保持开放之间达成正确的平衡。谈判者还应该试图移除阻碍电脑硬件、软件和其他知识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的关税及其他形式的壁垒。在云存储的年代，要求在本地对数据进行存储的法律尤其是个负担。为了使得规模较小的公司能够更加容易地将体量较小的商品运往全球各地，海关规章也需要被重新修订，以便废除如今存在的许多繁文缛节。于2017年生肖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便利协定》有助于简化进出口过程，但在这方面仍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为了保持政治上和社会上对于数字全球化的支持，各国政府应该确保数字全球化带来的收益会得到更加广泛的分配，并且保证那些受到损害者将获得补偿。(事实上，部分地正是由于在上个全球化时期未能做到更加广泛地分配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导致了如今震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反弹。)为了帮助那些在上一轮或者这一轮全球化中受到损害的劳动者，各国政府应该在这些劳动者为新的工作岗位接受培训期间，为他们提供暂时的收入援助措施以及其他社会服务。福利应该变得便携，应该终结将医疗、退休和育儿等方面的福利都捆绑于同一个雇主的做法，从而使得劳动者更加容易换工作。最后，各国政府还应该扩展和改善自己的劳动者培训项目，以便教授在数字年代取得成功所必备的那些技能。这一举动将逆转在过去十年间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出现的用语劳动者培训的开支不断下降这一趋势。

　　光是对劳动力提供培训还不足以解决建立在衰退中的那些行业基础上的那些规模较小的群体所面临的问题。还需要通过提出一系列倡议，来重新激活地方经济，并且培育出新的产业。与此同时，政府还应该意识到，就业的地理形势也在发生变化。例如在美国，共走岗位正在从中西部那些较小的城市转移到南部和西南部那些快速发展的都市地区。因此目标就应该是，使得人们能够更加容易地移动到工作岗位所处的地方。例如，通过提供一次性迁徙补偿金的方式，帮助他们支付迁徙的费用。

　　数字贸易的时代还将为私人部门提出艰巨的挑战。除了网络袭击等严峻的问题之外，公司还需要对数字技术进行更多投资，包括对自动化、人工智能和高级分析技术进行更多投资，以便维持自己的竞争力。这也就意味着，公司需要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并且与其他数字行为方结成伙伴，或是将其并购。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的公司，无论规模是大是小，都还需要在争夺人才的全球性战斗中进行激烈的竞争。它们争夺的尤其是顶级经理人，这些人既拥有对于技术的理解，又拥有国际视野。公司可以通过将自己的研究与发展以及其他核心功能散布在全世界范围内，来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占得先机。因为此举有助于吸引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才，从而确保思维的多样性。

　　大公司的战略也需要加以重新制定。如今，公司不再能够依赖高度集中化的方式来生产和销售其产品了，因为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期待获得定制产品，满足各自的口味。公司越来越需要建立起强烈的本地存在感，并且在自己展开竞争的市场上制定具有区分度的 战略。这就需要这些公司与政府建立起强有力的关系，并且致力于企业的社会责任。

　　全球化并未处于退潮之中。重组之后的新一版本的全球化，凭借着其数字基础和地理形势上的转变，已经渐渐成形。在上个版本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称为了各种相互对立势力角逐的战场：一方面是政治和商界精英，他们获得了最多的收益，另一方面是承受了最多损失的劳动者和社群。然而，就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关于全球化后果的争论愈演愈烈的同时，全球化本身仍在加速前进。如今，关于全球化对就业和不平等造成了何种影响的同一场争论仍在继续，尽管新的、数字形式的全球化已经获得了动能。与其纠结于昔日的争论，不如接受全球化新时代这一现实，并且努力将其益处最大化，将其代价最小化，并且对收益进行更具包容性的分配。只有这样，全球化真正的诺言才能得以实现。

　　本文原刊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