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角网”按：本文英文版的原文首发于斯坦福大学《中国领导层监督》2019年第三期，原题《中国作出反应：评估北京对于特朗普对华新战略的回应》，钝角网特此翻译，供大家参考，今天发出下半部分，略有删节。作者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顾问，白宫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主任;现为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项目首任主席。

　　中国的全球外交

　　中国针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外交为我们理解北京对美国政策的改变作出了何种回应提供了额外的洞见。即使当中美关系在2017年年末和2018年恶化之际，中国仍然在追求多重的国际目标。北京试图令国际社会确信自己对于多边主义和开放市场的承诺，试图稳定亚洲周边地区，从而避免美国结成针对中国的联盟，试图在跨大西洋关系削弱之时在欧洲为自己创造出机遇，还试图进一步扩张自己与俄罗斯的经济与安全联系，以便制衡美国强权。后三种行为在不同程度上是与中美关系的恶化相关联的，尽管关联程度的强弱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

　　稳定亚洲周边地区

　　开始于2017年、加速于2018年，中国采取了各种步骤，以改善自己与亚洲地区传统对手的关系。在这一方面，中国改善与印度、日本和东盟国家关系的努力最具有启示性。

　　在2017年6月发生洞朗边界争端后，习近平及中国决策者以专注且富有创造性的方式，试图稳定与印度的关系，令其实现正常化。在2018年4月，习近平邀请印度总理莫迪前往武汉进行“非正式会晤”，为中印关系的未来展开战略对话(这是以2013年6月的中美“阳光之乡”峰会为模板)。这是习近平首度在中国安排此类与外国领导人的非正式会晤，就更不必提是首度与印度领导人进行非正式会晤了。结束武汉会议之后，两位领导人都同意为本国军队管控边境的紧张局势提供“战略方针”，并“指导”本国军队采取各种各样的建立互信的措施，在两位领导人之间设立热线，并且在阿富汗共同建设一项尚未确定的联合经济项目。莫迪还邀请习近平于2019年对印度进行回访。

　　2018年时，北京或许支持了——至少也并未反对——令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努力。莫迪首度出席了在中国青岛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也是莫迪在三个月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中国。2018年时，印度军队首度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军事演习。中国和印度还决定在中断了一年之后恢复规模不大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一为期十四天的演习专注于反恐怖主义行动。莫迪还作出了有趣的姿态，同意和普京及习近平一道，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席间进行三边会晤。这仅仅是三国领导人十二年来第二次举行此类会晤。此外还能够反映北京对新德里的态度发生转变的一点是，在2018年南亚的两起地区危机期间——分别是马尔代夫危机和斯里兰卡的宪政危机——中国和印度都采取了克制的行动，以避免自己被卷入其中。

　　2018年时中日关系的进展不同于中印关系走过的轨迹，原因在于北京方面的诸多动机。东京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在2017年有所改善(这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同)，但进展是缓慢和时断时续的。有可能双方都专注于2018年，因为这一年是中日签订《友好合作条约》的四十周年纪念。在过去——也就是1998年和2008年——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纪念日均被用于重启中日关系。但在2017年时，中日双方似乎难以为双方关系的突破创造动能。北京依然不确定日本是否真的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而且北京可能还犹豫着希望观望自己能够从东京处得到哪些好处。

　　当美国于2018年年初开始实施新的对华政策时，中日交往的速度和广度都明显加强了。东京和北京采取了许多重要的举措，展现出了比以往更强烈的改进双方关系的政治意愿。2018年这一年始于日本外交大臣河野太郎对北京的访问，这是日本外交大臣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首度访问中国。随后在4月时，日本和中国在东京召开了第四届“高层经济对话”，这是八年来的头一回。这表明贸易和投资将推动中日关系转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当月也访问了东京，从而延续了中日关系改善的势头，并为未来更高层的访问进行了准备。

　　首个重大突破发生于5月，当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了东京，这是中国总理八年来首度访问东京。值得注意的是，李克强此次访问日本的目的是出席日本-韩国-中国三边会议。由于中国不愿意参加——可能是因为与日本的关系处于冰冻期——此类会议在过去三年内都没有举行过。在这场会议上——会议期间正值美国对自由贸易协定表示批评之时——中日韩三方都同意加速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另外一起能够反映中国致力于改善与东京关系的事件是，北京在夏季批准了多项重大的日本投资，包括日产和丰田汽车公司专注于开发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投资。

　　不过，中日关系的转暖还不只体现于经济关系方面。在双边军事交流中止了六年时间之后，作为笹川和平基金会会议的一部分内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访问了日本。更加重要的是，在李克强5月访问日本期间，双方签署了一项新的协定，在两国之间设立了处理空中和海上意外事件的热线，以便在任何意外发生时加快双方沟通的速度。重要的是，这项协定还含有关于海军直接相遇时的行为准则这一内容。

　　中日关系中的主要进展发生在2018年秋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了北京，这是日本首相七年内对中国的首次“正式访问”。在此类访问的准备期间，通常都需要先进行一系列互动，以便为双边关系注入动能。9月时，杨洁篪与日本国家安全顾问谷内正太郎举行了第五届高层政治对话，这是许多年来的第一次。为了进一步为此次访问做准备，习近平和安倍晋三在5月时通过电话进行了通话，并且在9月时一场于俄罗斯举行的峰会席间进行了会晤。最终，安倍晋三于10月访问了北京。

　　安倍晋三的访华部分出于象征意义考虑，部分出于实际意义考虑，并且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就象征意义而言，这虽然不是国事访问(因为安倍晋三并不是日本的国家元首)，但中国为此次“正式访问”增添了足以表明其重要意义的元素。此外，习近平公开表达了对于日本海外发展援助的赞赏，这是习近平和中国领导人首次作出此类表述。就实际意义而言，中国出人意料地接受了日本对于“一带一路”项目合作提出的所有标准(例如债务可持续性)，由此提升了真真正正共同建设这些项目的可能性。安倍晋三此次访华的经济成果主要体现于投资谅解备忘录和具有象征意义的经济协定，例如货币互换安排以及将令日本成为一个人民币结算港。就东海的争端而言，没有迹象表明取得了任何进展或是退步。中日双方显然都决定在此次峰会上将这一问题搁置一旁。

　　据说中国在亚洲的第三项——尽管规模较小——外交动议是在包括与南海争端相关的问题上努力改善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在习近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他对菲律宾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国领导人十三年来首度访问菲律宾。习近平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同意将中国与菲律宾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他们还签署了一份具有争议的关于对南海进行共同开发的谅解备忘录，同时中国还承诺将对菲律宾进行投资。除此之外，北京还继续在改善与缅甸的关系方面取得进展。作为一项信号，来自中国和缅甸的高级官员签署了一项具有争议但雄心勃勃的协定，以便开启缅甸皎漂经济特区深水港的第一期工程，这有可能赋予中国进入印度洋的能力。

　　或许中国针对东盟国家最重大的举动发生在2018年8月东盟区域论坛的年度会议期间。中国和东盟就统一的南海行为准则达成了一致。这是自2011年通过《关于执行中国-东盟关于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宣言的指南》之后，北京朝着落实行为准则的文本迈出的可信的第一步。许多障碍依旧存在，但有些专家认为，这仍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程序性步骤。同样在2018年，中国和东盟进行了首次海上军事演习。此次演习在中国进行，共有八艘船只参加，包括海军能力十分弱小的国家在内的东盟全体成员国都参与其中。在经济方面，中国和东盟同意将2001年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升级，从而将“一带一路”项目纳入其中，并且设定了到2020年实现双边商品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的新目标(2017年的双边贸易额是5181亿美元)。

　　当然，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接触受到了其行为其他方面的限制。2016年菲律宾总统大选后中国与该国关系交上了好运，相较之下，新当选为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于2018年夏天访问了中国，以重新确定中国和马来西亚双边关系的条款，包括取消某些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投资项目，并就另外一些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投资项目重新进行谈判。然而，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在2018年紧张依旧。中国阻挠了越南追求一个天然气开采项目的努力，中国派出的H-6K轰炸机飞越了西沙群岛，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在南沙群岛中的七个人工岛上部署了反舰和空对空导弹。

　　钝角网”按：本文英文版的原文首发于斯坦福大学《中国领导层监督》2019年第三期，原题《中国作出反应：评估北京对于特朗普对华新战略的回应》，钝角网特此翻译，供大家参考，今天发出下半部分，略有删节。作者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特别顾问，白宫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主任;现为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项目首任主席。

　　中国的全球外交

　　中国针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外交为我们理解北京对美国政策的改变作出了何种回应提供了额外的洞见。即使当中美关系在2017年年末和2018年恶化之际，中国仍然在追求多重的国际目标。北京试图令国际社会确信自己对于多边主义和开放市场的承诺，试图稳定亚洲周边地区，从而避免美国结成针对中国的联盟，试图在跨大西洋关系削弱之时在欧洲为自己创造出机遇，还试图进一步扩张自己与俄罗斯的经济与安全联系，以便制衡美国强权。后三种行为在不同程度上是与中美关系的恶化相关联的，尽管关联程度的强弱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

　　稳定亚洲周边地区

　　开始于2017年、加速于2018年，中国采取了各种步骤，以改善自己与亚洲地区传统对手的关系。在这一方面，中国改善与印度、日本和东盟国家关系的努力最具有启示性。

　　在2017年6月发生洞朗边界争端后，习近平及中国决策者以专注且富有创造性的方式，试图稳定与印度的关系，令其实现正常化。在2018年4月，习近平邀请印度总理莫迪前往武汉进行“非正式会晤”，为中印关系的未来展开战略对话(这是以2013年6月的中美“阳光之乡”峰会为模板)。这是习近平首度在中国安排此类与外国领导人的非正式会晤，就更不必提是首度与印度领导人进行非正式会晤了。结束武汉会议之后，两位领导人都同意为本国军队管控边境的紧张局势提供“战略方针”，并“指导”本国军队采取各种各样的建立互信的措施，在两位领导人之间设立热线，并且在阿富汗共同建设一项尚未确定的联合经济项目。莫迪还邀请习近平于2019年对印度进行回访。

　　2018年时，北京或许支持了——至少也并未反对——令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努力。莫迪首度出席了在中国青岛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也是莫迪在三个月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中国。2018年时，印度军队首度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军事演习。中国和印度还决定在中断了一年之后恢复规模不大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一为期十四天的演习专注于反恐怖主义行动。莫迪还作出了有趣的姿态，同意和普京及习近平一道，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席间进行三边会晤。这仅仅是三国领导人十二年来第二次举行此类会晤。此外还能够反映北京对新德里的态度发生转变的一点是，在2018年南亚的两起地区危机期间——分别是马尔代夫危机和斯里兰卡的宪政危机——中国和印度都采取了克制的行动，以避免自己被卷入其中。

　　2018年时中日关系的进展不同于中印关系走过的轨迹，原因在于北京方面的诸多动机。东京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在2017年有所改善(这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同)，但进展是缓慢和时断时续的。有可能双方都专注于2018年，因为这一年是中日签订《友好合作条约》的四十周年纪念。在过去——也就是1998年和2008年——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纪念日均被用于重启中日关系。但在2017年时，中日双方似乎难以为双方关系的突破创造动能。北京依然不确定日本是否真的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而且北京可能还犹豫着希望观望自己能够从东京处得到哪些好处。

　　当美国于2018年年初开始实施新的对华政策时，中日交往的速度和广度都明显加强了。东京和北京采取了许多重要的举措，展现出了比以往更强烈的改进双方关系的政治意愿。2018年这一年始于日本外交大臣河野太郎对北京的访问，这是日本外交大臣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首度访问中国。随后在4月时，日本和中国在东京召开了第四届“高层经济对话”，这是八年来的头一回。这表明贸易和投资将推动中日关系转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当月也访问了东京，从而延续了中日关系改善的势头，并为未来更高层的访问进行了准备。

　　首个重大突破发生于5月，当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了东京，这是中国总理八年来首度访问东京。值得注意的是，李克强此次访问日本的目的是出席日本-韩国-中国三边会议。由于中国不愿意参加——可能是因为与日本的关系处于冰冻期——此类会议在过去三年内都没有举行过。在这场会议上——会议期间正值美国对自由贸易协定表示批评之时——中日韩三方都同意加速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另外一起能够反映中国致力于改善与东京关系的事件是，北京在夏季批准了多项重大的日本投资，包括日产和丰田汽车公司专注于开发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投资。

　　不过，中日关系的转暖还不只体现于经济关系方面。在双边军事交流中止了六年时间之后，作为笹川和平基金会会议的一部分内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访问了日本。更加重要的是，在李克强5月访问日本期间，双方签署了一项新的协定，在两国之间设立了处理空中和海上意外事件的热线，以便在任何意外发生时加快双方沟通的速度。重要的是，这项协定还含有关于海军直接相遇时的行为准则这一内容。

　　中日关系中的主要进展发生在2018年秋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了北京，这是日本首相七年内对中国的首次“正式访问”。在此类访问的准备期间，通常都需要先进行一系列互动，以便为双边关系注入动能。9月时，杨洁篪与日本国家安全顾问谷内正太郎举行了第五届高层政治对话，这是许多年来的第一次。为了进一步为此次访问做准备，习近平和安倍晋三在5月时通过电话进行了通话，并且在9月时一场于俄罗斯举行的峰会席间进行了会晤。最终，安倍晋三于10月访问了北京。

　　安倍晋三的访华部分出于象征意义考虑，部分出于实际意义考虑，并且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就象征意义而言，这虽然不是国事访问(因为安倍晋三并不是日本的国家元首)，但中国为此次“正式访问”增添了足以表明其重要意义的元素。此外，习近平公开表达了对于日本海外发展援助的赞赏，这是习近平和中国领导人首次作出此类表述。就实际意义而言，中国出人意料地接受了日本对于“一带一路”项目合作提出的所有标准(例如债务可持续性)，由此提升了真真正正共同建设这些项目的可能性。安倍晋三此次访华的经济成果主要体现于投资谅解备忘录和具有象征意义的经济协定，例如货币互换安排以及将令日本成为一个人民币结算港。就东海的争端而言，没有迹象表明取得了任何进展或是退步。中日双方显然都决定在此次峰会上将这一问题搁置一旁。

　　据说中国在亚洲的第三项——尽管规模较小——外交动议是在包括与南海争端相关的问题上努力改善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在习近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他对菲律宾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国领导人十三年来首度访问菲律宾。习近平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同意将中国与菲律宾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他们还签署了一份具有争议的关于对南海进行共同开发的谅解备忘录，同时中国还承诺将对菲律宾进行投资。除此之外，北京还继续在改善与缅甸的关系方面取得进展。作为一项信号，来自中国和缅甸的高级官员签署了一项具有争议但雄心勃勃的协定，以便开启缅甸皎漂经济特区深水港的第一期工程，这有可能赋予中国进入印度洋的能力。

　　或许中国针对东盟国家最重大的举动发生在2018年8月东盟区域论坛的年度会议期间。中国和东盟就统一的南海行为准则达成了一致。这是自2011年通过《关于执行中国-东盟关于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宣言的指南》之后，北京朝着落实行为准则的文本迈出的可信的第一步。许多障碍依旧存在，但有些专家认为，这仍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程序性步骤。同样在2018年，中国和东盟进行了首次海上军事演习。此次演习在中国进行，共有八艘船只参加，包括海军能力十分弱小的国家在内的东盟全体成员国都参与其中。在经济方面，中国和东盟同意将2001年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升级，从而将“一带一路”项目纳入其中，并且设定了到2020年实现双边商品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的新目标(2017年的双边贸易额是5181亿美元)。

　　当然，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接触受到了其行为其他方面的限制。2016年菲律宾总统大选后中国与该国关系交上了好运，相较之下，新当选为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于2018年夏天访问了中国，以重新确定中国和马来西亚双边关系的条款，包括取消某些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投资项目，并就另外一些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投资项目重新进行谈判。然而，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在2018年紧张依旧。中国阻挠了越南追求一个天然气开采项目的努力，中国派出的H-6K轰炸机飞越了西沙群岛，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在南沙群岛中的七个人工岛上部署了反舰和空对空导弹。

　　寻求机遇：中国和欧盟的关系

　　让我们离开东南亚，转向西方。2018年时中国对待欧洲——既包括欧盟，也包括欧盟成员国——的态度清晰地反映了其对美国政策的应对。随着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紧张状态的加剧(而且大西洋两岸的关系也变得紧张了，北京注意到了这一点)，中国在针对欧盟的外交方面展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对于中欧关系而言，2016和2017年是艰难的两年。由于存在诸多分歧，一年一度的中国-欧盟论坛未能达成联合声明。总体而言，布鲁塞尔认为北京在各条阵线上都裹足不前，例如投资条约的谈判、一年一度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高层对话，以及人权对话。无论是在欧盟成员国中间，还是在欧盟层面上，中国向欧洲的钢铁出口在政治上都变得敏感了。以德国为首的多个欧盟成员国都对中国大量并购欧洲技术公司并且借助产业政策来与在中国做生意的欧洲公司展开竞争愈发感到担忧。北京则对欧盟不愿意赋予自己市场经济地位以及要求在联合声明中加入“互惠”和“价值”等字样感到沮丧。欧盟还在世界贸易组织中采取了针对中国的行动，尤其是在太阳能面板问题上。

　　随着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这种情况在2017年愈演愈烈。多个国家提议创建一个专注于中国的全欧盟范围的投资筛查机制(这一建议最终在2018年年末被采纳了)。2017年4月时，27名欧盟成员国的大使共同签署了一份内部报告——这份报告最终被泄露给了媒体——强烈批评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于2017年6月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中国-欧盟峰会上，经过了数周富有建设性的谈判之后，北京在最后时刻拒绝在再度确认中国和欧盟各自对《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的联合声明中加入有关重点优先事项的内容，以此来对欧盟不愿意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表示抗议。结果就是，2017年的峰会连续第二年未能达成总体性的联合声明。

　　中国针对欧洲外交的基调和内容在2018年发生了剧烈转变。在2018年的前六个月中，习近平接待了来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荷兰首相吕特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其中马克龙和特雷莎·梅进行的是国事访问(就特雷莎·梅而言，她的访问相当于国事访问)。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在传统上被中国认为是欧盟政策的推动者。在所有这些会晤中，中国都显示出了对于开放贸易和投资的承诺以及对于应对欧洲长久以来对于市场准入、贸易秘密保护以及中国产业政策等问题的担忧的意愿。在2018年的晚些时候，中国还作出了有利于欧洲公司的重大投资决定。北京宣布宝马公司将成为首个在中国的汽车合资企业中占据多数股权的外国公司。北京还允许瑞士的瑞银集团成为首个在证券业合资企业中占据多数股权的外国公司。鉴于中国在2018年年初对汽车行业和金融服务业实行了自由化，中国官员可能会尝试表明这一点——此举的首要受益人是欧洲公司，而不是美国公司——并借此赢得欧洲的支持。

　　另外一项能体现出中国对欧洲示好意图的举动在于，中国在于2018年7月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中国-欧盟峰会期间，作出了一系列让步。中国和欧盟自2015年以来第一次达成了联合声明，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在欧盟视为当务之急的问题上表现出了灵活性。中国不再坚持要求欧盟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支持。在2018年的联合声明中，中国对下列内容表示了同意：将支持《巴黎气候协议》和伊朗核协议的文字纳入其中(北京在2017年时拒绝这么做)，加速有关投资条约的谈判，成立一个旨在更新全球贸易规则的工作组，并考虑欧盟对于中国政策的担忧。欧盟则不再坚持在联合声明中使用“互惠”等字眼，同意将非常宽泛的关于南海的内容纳入其中，并且同意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和欧盟的互联互通倡议的协调性。欧盟官员还成功地抵制住了中国关于特别点名批评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的主张。中国则终于同意将针对北京经济政策的内容纳入其中。

　　鉴于欧盟对待中国的态度在2018年变得更加强硬了——这不仅仅事关经济问题，还与北京在西欧以及东欧的政治影响力有关——中国在峰会前夕和峰会期间与欧盟打交道时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就更加值得注意了。为了使这一年变得圆满，在前往阿根廷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途中，习近平先是对西班牙、接着对葡萄牙进行了国事访问。他表示中国与西班牙的关系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候”，并且诱使马德里和里斯本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支持。中国对欧洲的接触在2019年仍在继续。北京建议在4月时再举行一次中国-欧盟峰会，这距离上次峰会过去了仅仅九个月时间。作为诱饵，北京还针对贸易条约提出了更加优厚的谈判议程。除了中国-欧盟峰会之外，习近平还计划访问欧洲，将先是在巴黎、随后在罗马进行战略性的停留，以便把握驱动有关欧盟未来的辩论的诸多政治势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4日晚在尼斯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

　　中国针对欧洲的外交行为的演变反映出了一系列与美国政策变化相关的动机。首先，到2018年时北京已经不再担心强调和欧盟在气候变化和核不扩散等问题上的合作会冒犯到特朗普。其次，鉴于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对于中国的观点都变得更加强硬了，北京试图阻止它们携手共同反对中国。第三，鉴于中国和欧盟都对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感到担忧，北京或许希望从欧洲处寻找到与美国打交道过程中的制衡力量。

　　制衡美国强权：俄罗斯

　　最后，就中国的对外行为而言，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也能够为我们了解中国对美国政策的改变作出了何种应对提供洞见。许多书籍和文章都已经详细地表明了，中俄关系的核心动机之一在于制衡美国强权、制约所谓美国单边主义和干涉主义。在这一意义上，莫斯科和北京都不需要额外的动机来通过进一步加深彼此之间的关系来制约美国。但美国的政策还是为中国和俄罗斯提供了这样的动机。中国与俄罗斯的外交及军事互动在2018年加剧了，据说其原因可以归结于——无论是就其速度，还是就其广度而言——特朗普对待中国更具对抗性的态度。换句话说，尽管中俄关系早就走上了一条积极的曲线，但随着俄罗斯令北京感到愈发舒适，这条曲线的斜率可能变得更大了。至少，习近平或许不那么担心美国对中俄合作的反应了，因而愿意为此采取更进一步的举动。

　　2018年时，习近平和普京(以及两国政府)展开了密集的互动。习近平和普京见了四次面，还分别访问过一次对方的国家(迄今为止，他们已经会面过二十五次)。普京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习近平则首度来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四届远东经济论坛——此前的三次邀请都被推后了。鉴于这一新成立的论坛在国际上只处于边缘地位，促使他参加的最有可能的动机就是与普京会晤并对其振兴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倡议表示支持。其他数位中国高层领导人在2018年同样和普京进行过会晤。王岐山在5月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杨洁篪在10月于索契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瓦尔代论坛上、李克强在11月的东亚峰会席间，都与普京进行了会晤。在2018年总计共有两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王岐山)及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往俄罗斯与普京进行了会晤。以“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国务的任何指标来衡量，这样的互动都可以被称为生机勃勃的。

　　在中俄两国高层频繁互动的背景下，两国领导人使用的公开语言不只是在于扩大国际合作，更在于表明彼此之间亲密的私交。在普京于6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习近平发表的讲话和签署的协定暗示他改变了对美国的看法。习近平表示：“我本人和普京总统都同意，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和俄罗斯将在国际事务中增进相互支持与协作，并深化战略合作。”2017年的联合声明开头只是模糊地提到了联合国及全球化的重要性，相较之下，2018年的联合声明开头则提到了中俄关系在全球事务中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2018年的这份文件随后强调了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的前景及进展。能够进一步说明中俄关系轮廓的是，在普京访问中国期间，习近平表示：“普京总统是我最好的知心朋友。”普京则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唯一和我一道庆祝过我的生日的国家领导人……我们一起喝了几杯伏特加、吃了点儿香肠。”在于中国举行的一场有七百人参加的庆典上，习近平授予了普京史上首枚“友谊勋章”(该勋章创设于2015年)，这是中国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

　　除了会晤和声明之外，在2018年中俄合作最为广泛的领域恐怕要数两国军队之间的合作。尽管多个维度上的双边军事合作已经进行了数十年时间，但随着大规模军事演习的举行，这在2018年又引人注目地前进了一步，2018年9月时，中国进行了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外军事部署，共派出了3200名士兵、一艘航空母舰以及大量军事设施，参加在俄罗斯沃斯托克举行的2018军事演习。这样的规模是异乎寻常的，因为通常而言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其他国家一同进行的军事演习涉及的人员数量都要少得多，一般都是从十来人(一个班)到数百人(介于一个连和一个营之间)不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少派出超过1000人参加此类军事演习。

　　此外，这还是俄罗斯自从198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在八十年代时，中国有可能曾是此类军事演习针对的目标。因此，中国参与这一军事演习具有象征价值，这表明如今中国成为了俄罗斯的伙伴，而不是其目标。中国国防部将与俄罗斯的军事关系称为“结伴不结盟”，但两国政府都十分小心谨慎，以至于不情愿谈论2018年沃斯托克军事演习的目标。非官方媒体则不像这样闪烁其词，而是指出了两国均对美国感到担忧以及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具有联盟性质。这次军事演习实际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其规模以及中国参与部分的质量表明两国的军事关系正在向着相互可操作性的方向迈进。据俄罗斯专家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表示，“中俄两国开启了军事合作的新篇章。对于俄罗斯而言，邀请一个未结盟的国家参加这样一场演习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与中国的合作不会是一次性的事件……这两个前敌对国家之间军事关系的深化是实实在在的，经过一定的时间，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更加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能够倾覆长达半个世纪的美国军事计划与战略”。

　　这场演习——既包括俄罗斯对中国的邀请，又包括中国对邀请的接受——比两国之间过去那种专注于俄罗斯对中国武器销售和规模不大的军事演习的军事关系更加重要。这场演习是截然不同的。在过去四十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没有在一场军事演习中向海外部署如此多的军力——这需要大量的协调工作。向华盛顿和全世界传递出的关于莫斯科与北京之间近乎联盟关系的信息显然令习近平和普京都感到很满意。尽管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习近平之所以愿意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因为中美关系的恶化，但中国的这些举动远远超过了此前中俄军事关系的轨迹之外。因此有理由认为，习近平接受了俄罗斯的邀请并且并不担心华盛顿对此作何反应，是由于美国的政策和行为发生了转变。

　　结论

　　上述对2017至2018年间美国对华政策发生转变之后中国的言论及行动的审视绘制出了一幅相对清晰的关于中国应对方式的画面。有些言论和行动是意料之外的(至少是出乎本文作者意料之外的)，由此为我们理解中国外交政策变化的来源和规律提供了有用的洞见。本文的分析还为美国决策者开出了处方，尽管这些处方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检验。

　　尽管华盛顿所采取的更具对抗性的对华战略向中国提出了独特的挑战，但这并未引发中国内部的震荡，似乎也并未催生新的对美政策(或是应对全世界的政策)。相反，习近平用一系列以克制、调校、适度乃至投机为特征的政策予以回应。这也就意味着管控特朗普政府，从而避免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降低损失并争取时间，希望缓和华盛顿那些更为尖刻的要求。中国与印度及日本等亚洲地区的大国修复关系的努力便表明了这一点。就性质而言，北京的意图很可能是防御性的，即应对那些可能会分散自己注意力的地区性问题，并且/或者避免这些地区大国被吸引加入美国领导的旨在限制中国的联盟。北京针对欧洲的外交行动或许更加雄心勃勃。中国试图迅速与欧洲修复关系，以期在跨大西洋关系陷入低谷的这段时间用共同的事业将中国和欧洲联系起来。中国的举动被证明是无效的，因为与此同时，欧洲对待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治理的态度总体而言也变得更加强硬了，以至于盖过了欧洲对特朗普的沮丧情绪。中国似乎解除了对俄政策中目前存在的那些限制。如果说避免令华盛顿生气的想法曾经限制了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的话，那么这种状况在2018年似乎已经发生了改变。习近平和普京公开表达了彼此之间亲密的私交，并且表示愿意密切合作，从而有可能最终催生或许会限制美国行动自由的行为，例如军事合作行动。至少北京在2018年似乎不那么担心某些外交行动可能会疏远美国了，尽管北京仍在谨慎地试图避免中美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为彻底的敌对关系。

　　最后，这篇分析文章还为未来的对华政策调整埋下了种子。人们常常认为——这种看法也是正确的——与中国对抗会成为一项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核心理念曾催生了许多决策者和学者的作品，他们通过以最优的方式“软硬”——威胁和安抚——兼施，来塑造中国的国际行为。我的研究结论表明，与其说中国对于竞争性——如果说不是对抗性的话——美国对华政策的回应是在另起炉灶，不如说是对过往的延续。换句话说，根据不同的具体形势，中国或许并不会以牙还牙。中国对美国更具竞争性的战略和政策的回应或许将受到这一事实的重大影响：避免与美国对抗对于北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除非彻底相信美国的战略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变，否则中国不太可能迅速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全面与美国敌对。

　　中国领导人在针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转向作出回应时，并非是执行了与之对等的政策。恰恰相反，他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降低风险的措施，以避免与美国及其在亚洲盟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展望未来，在适当的条件下，对风险和摩擦加以审慎、明智且可信的运用，或许有助于鼓励中国作出富有建设性的政策举动，尽管这些举动的质量和持续时间都是不确定的。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