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派政治,有时仍会听到应该“政治止水边”这样的说法(译者按：意即美国国内政治分歧一旦跨越两洋，延伸到外交领域，就会让位于国家团结)。就是说国内的政争有时可能很激烈，或者带有个人色彩，但美国人在与外界打交道时也会缓和彼此的矛盾与分歧，枪口一致对外。

2018年12月11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白宫聆听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尔斯·e·舒默与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辩论

　　即便这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这样的说法也多少是有点夸张的。即使在传说中的“冷战共识”鼎盛时期，也就是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被认为在两党分歧需要弥合的情况下，伴随着关于韩战的激烈争论，及泛滥的麦卡锡主义现象,和1950年代后期关于“导弹差距”的不同看法,或者在越南战争期间出现的深刻分歧，两党关于“谁失去了中国”的恶意指责也从没有停止过。

　　我不想重述，20世纪70年代末共和党人从伊朗到巴拿马运河乃至其他所有问题上对前任总统吉米·卡特的抨击，以及1980年代民主党人指责罗纳德·里根政府对核战争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和在中美洲对右翼敢死队的非法支持。

　　当然，高度的共识可能与深刻的分歧一样有害。如果外交政策精英们共同执着实现于一堆糟糕的想法和有缺陷的大战略,结果可能是一系列旷日持久的失败，就像过去的25年里发生的那样。

　　美国无疑已有几十年的时间没有出现明显的政治极化现象了。大部分对这种现象的关注集中在它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一些观察者还明确担忧，国家的核心机构会处于显而易见的风险之中，尤其是考虑到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某些机构的公开敌视、对威权者的垂青和诸如“福克斯新闻”这样类似“国家媒体”的出现。

　　然而，很少人会注意到政治极化现象对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斯坦福大学的肯·舒尔茨写过相关的文章，但除他以外，这个话题并没有受到足够多的关注。

　　过度的两极化，也就是人们只在有相同政治信仰的团体分享信息而使社会成为一个个封闭的“部落”，对外交政策可能产生怎么样的破坏?不同群体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这样的分歧失控并且导致分裂，已有损于美国与外界合理互动的能力呢?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这种两极分化现象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在国际上享有的特权地位。苏联的解体使得美国处于权力巅峰，这种情况下，国民团结一致的需求就下降了，充满野心的政客们可以无所顾忌地攻击他们的政治对手。

　　正如迈克尔·德施在一篇有开创性意义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面临严重国家安全挑战的国家往往变得更加强大和团结，而处于温和国际环境的国家则会变得分裂“暴躁”。自1992年以来，美国的发展轨迹非常符合德施的看法。尽管9·11恐怖袭击之后爱国情绪短暂激增，但坦率地说：因为美国现在是如此安全和有保障，政治家们认为他们可以在家里随意地播撒分裂的种子，而对削弱国家的海外影响力没有太多担心。

　　不幸的是，过度两极化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降低美国长期保持国家领先地位的能力。如果两极分化阻碍了联邦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改善基础设施、阻止阿片类药物流行，和包括初等教育、金融监管、赤字或任何其他问题采取有效行动，确保美国国际地位的能力将受到损害，以致不能有效应对未来外交方面的挑战。

　　此外,正如舒尔茨指出,两极化使国家更容易受到外部干扰，俄罗斯对2016年美国大选的干预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仍然不确切地知道莫斯科做了什么以及它最终产生了什么影响，但至少可以看到，俄罗斯明显是试图利用和加剧美国已存的内部分歧。而这样的分歧本身就可以被迅速强化，因为对立的双方会恶意甚至不实地指责对方。这样的事情在美国政治史上不是没有先例的，在共和国的早期，汉密尔顿主义者指责托马斯·杰斐逊过分同情革命的法国，而杰斐逊主义者则认为汉密尔顿是一个隐秘的君主主义者，对英国怀有毫不掩饰的同情。双方都很容易看到，这样的说法不仅仅出于一种误导。

　　舒尔茨还指出，政治极化威胁着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的能力。毫不意外，总统们越来越多地依赖执行协议而不是正式被批准的条约：后者已经越来越难的在分裂的国会得以通过。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其他国家可能会对与美国签订互利协议持谨慎态度，因为他们无法确定今年达成的协议是否能够在下次选举后还有效。那些认为美国可以通过避免国际协议，确保行动自由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人可能会觉得这种情况是好的，但这是危险的短视。美国从过去的各种类型的协议中受益匪浅，令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承诺越来越没有信心是荒谬的。没有人希望美国采取违背了自己利益的行动，但是其他国家如果不能获取相应的承诺，又怎么会采取美国期望它采取的行动?

　　事实上，不稳定带来的问题可能比舒尔茨所提出的更糟糕。一旦外交政策的摆锤开始在两个日益分裂的派系之间摇摆，每一方在掌握权柄时都会为了实现其野心而推行有争议甚至极端的项目，这不仅会导致摆锤震荡的频率更高，也会导致振幅过大，使得极端化情况越来越严重。

　　两极分化的另一个代价是损害美国在国际竞争力和敏感度方面的整体形象。美国国内政治越充满仇视、越分裂，政府运行就会越呆滞越低效，美国政治制度对外部观察者的吸引力就越小。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国家本应通过外交政策传导到国际上的正确的声音，就会变得像耳语一样不易被人接收。

　　我的意思是，严肃地说：当美国的政治体系看起来支离破碎，满是些毫无原则的花花公子，腐败和习惯性谎言败坏了政治生态时，会有明智的国家来听美国人告诉它写一部宪法，组织一个政府，以及找到根除腐败确保官员对民众负责的方法吗?当一个国家的政治两极化现象非常严重时，最糟糕的人仍然可以在他们的阵营中安享闲职。恰如叶芝所说，“良善者信念缺失，卑劣者躁动不止。”

　　政治极化也会使国会夺回一些外交层面上由宪法规定的权力(如对外宣战权)的努力失败，这样的权力已经被总统们侵占了几十年。总而言之，如果国会提供的是一个真正辩论的论坛，能够更好地为公众提供信息，并且能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方面进行有效监督，那么美国的外交将更好的服务于美国的发展。但是，国会里派系林立彼此攻讦，他们不进行有效的辩论，不使用手中的权力监督和完善美国的政策，反而把国会当做看台，分散民众的注意力，只为推进各自党派的议程。这样的机构怎么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积极影响呢?

　　最后，正如我在最近的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政治极化也使国家更难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从过去得到正确的教训是必不可少的，但也很困难，因为任何历史事件会用不同角度的解读，而明智者总是能够分辨哪些经验可以为我所用。当政治极化使得政客们身处近乎隔绝彼此的“部落”时，每个人都只会信服自我的叙述而从历史事件中得到片面的教训。从伊拉克战争，人们已经看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明显的外交灾难。民主党人指责布什政府靠着虚假的借口把国家推向战争，之后又糟糕地占领那里，共和党人则坚持认为美国在2007年“加油计划”(增兵)后，正通往胜利的道路被奥巴马过早地宣布撤军而阻断。一旦政治极化严重，我们甚至连需要吸取教训的基本事实都无法达成一致。

　　关于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如果我有快速而轻松地解决这个问题的现成方法，我就不需要为生计继续工作了。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出现一种“明确而现实的威胁”，这种外部威胁会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带来一些纪律和约束，对于实现国内长久和谐局面而言，这是很大的代价。若面对一个更加危险的世界，美国会变得更好，它或许却能鼓励政治家和学者能够在公共话语中更加谨慎和明智。即使如此，考虑到政治阶层的分化，也不能确保两党重返早期的友好关系。更何况，凭借夸夸其谈来控制社交媒体，放大加速分裂的因素，无疑也充满诱惑。但干预言论自由无疑会是一种倒退,几乎肯定会使这种情况变得更糟。

　　还有其他的补救措施，比如通过选举改革，鼓励中间派候选人，通过系统的努力消除已知有着巨大危害的因素，以及政府和私营部门采取行动，阻止外国加剧国内的分裂态势。我们可以希望，目前的政治极化只是当下仅有的现象，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最终将被打破，使美国恢复到更健康的政治状态。

　　我不知道这些措施是否有效，或者有什么理由可以对此保持乐观。但我确实知道：政治极化不仅会使美国应对国内问题的挑战更加困难，也会严重拖累美国谋取海外利益的能力。好在美国现在是相当安全的，但若我们能力缺失、目光短浅，散漫而不够明智，我们仍会陷于困境之中。

　　作者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术事务院长，国际事务罗伯特和勒妮·贝尔弗教授;本文选自《外交政策》官网，原文网址：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3/11/americas-polarization-is-a-foreign-policy-problem-too/

　　关于党派政治,有时仍会听到应该“政治止水边”这样的说法(译者按：意即美国国内政治分歧一旦跨越两洋，延伸到外交领域，就会让位于国家团结)。就是说国内的政争有时可能很激烈，或者带有个人色彩，但美国人在与外界打交道时也会缓和彼此的矛盾与分歧，枪口一致对外。

2018年12月11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白宫聆听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尔斯·e·舒默与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辩论

　　即便这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这样的说法也多少是有点夸张的。即使在传说中的“冷战共识”鼎盛时期，也就是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被认为在两党分歧需要弥合的情况下，伴随着关于韩战的激烈争论，及泛滥的麦卡锡主义现象,和1950年代后期关于“导弹差距”的不同看法,或者在越南战争期间出现的深刻分歧，两党关于“谁失去了中国”的恶意指责也从没有停止过。

　　我不想重述，20世纪70年代末共和党人从伊朗到巴拿马运河乃至其他所有问题上对前任总统吉米·卡特的抨击，以及1980年代民主党人指责罗纳德·里根政府对核战争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和在中美洲对右翼敢死队的非法支持。

　　当然，高度的共识可能与深刻的分歧一样有害。如果外交政策精英们共同执着实现于一堆糟糕的想法和有缺陷的大战略,结果可能是一系列旷日持久的失败，就像过去的25年里发生的那样。

　　美国无疑已有几十年的时间没有出现明显的政治极化现象了。大部分对这种现象的关注集中在它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一些观察者还明确担忧，国家的核心机构会处于显而易见的风险之中，尤其是考虑到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某些机构的公开敌视、对威权者的垂青和诸如“福克斯新闻”这样类似“国家媒体”的出现。

　　然而，很少人会注意到政治极化现象对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斯坦福大学的肯·舒尔茨写过相关的文章，但除他以外，这个话题并没有受到足够多的关注。

　　过度的两极化，也就是人们只在有相同政治信仰的团体分享信息而使社会成为一个个封闭的“部落”，对外交政策可能产生怎么样的破坏?不同群体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这样的分歧失控并且导致分裂，已有损于美国与外界合理互动的能力呢?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这种两极分化现象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在国际上享有的特权地位。苏联的解体使得美国处于权力巅峰，这种情况下，国民团结一致的需求就下降了，充满野心的政客们可以无所顾忌地攻击他们的政治对手。

　　正如迈克尔·德施在一篇有开创性意义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面临严重国家安全挑战的国家往往变得更加强大和团结，而处于温和国际环境的国家则会变得分裂“暴躁”。自1992年以来，美国的发展轨迹非常符合德施的看法。尽管9·11恐怖袭击之后爱国情绪短暂激增，但坦率地说：因为美国现在是如此安全和有保障，政治家们认为他们可以在家里随意地播撒分裂的种子，而对削弱国家的海外影响力没有太多担心。

　　不幸的是，过度两极化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降低美国长期保持国家领先地位的能力。如果两极分化阻碍了联邦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改善基础设施、阻止阿片类药物流行，和包括初等教育、金融监管、赤字或任何其他问题采取有效行动，确保美国国际地位的能力将受到损害，以致不能有效应对未来外交方面的挑战。

　　此外,正如舒尔茨指出,两极化使国家更容易受到外部干扰，俄罗斯对2016年美国大选的干预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仍然不确切地知道莫斯科做了什么以及它最终产生了什么影响，但至少可以看到，俄罗斯明显是试图利用和加剧美国已存的内部分歧。而这样的分歧本身就可以被迅速强化，因为对立的双方会恶意甚至不实地指责对方。这样的事情在美国政治史上不是没有先例的，在共和国的早期，汉密尔顿主义者指责托马斯·杰斐逊过分同情革命的法国，而杰斐逊主义者则认为汉密尔顿是一个隐秘的君主主义者，对英国怀有毫不掩饰的同情。双方都很容易看到，这样的说法不仅仅出于一种误导。

　　舒尔茨还指出，政治极化威胁着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达成协议的能力。毫不意外，总统们越来越多地依赖执行协议而不是正式被批准的条约：后者已经越来越难的在分裂的国会得以通过。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其他国家可能会对与美国签订互利协议持谨慎态度，因为他们无法确定今年达成的协议是否能够在下次选举后还有效。那些认为美国可以通过避免国际协议，确保行动自由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人可能会觉得这种情况是好的，但这是危险的短视。美国从过去的各种类型的协议中受益匪浅，令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承诺越来越没有信心是荒谬的。没有人希望美国采取违背了自己利益的行动，但是其他国家如果不能获取相应的承诺，又怎么会采取美国期望它采取的行动?

　　事实上，不稳定带来的问题可能比舒尔茨所提出的更糟糕。一旦外交政策的摆锤开始在两个日益分裂的派系之间摇摆，每一方在掌握权柄时都会为了实现其野心而推行有争议甚至极端的项目，这不仅会导致摆锤震荡的频率更高，也会导致振幅过大，使得极端化情况越来越严重。

　　两极分化的另一个代价是损害美国在国际竞争力和敏感度方面的整体形象。美国国内政治越充满仇视、越分裂，政府运行就会越呆滞越低效，美国政治制度对外部观察者的吸引力就越小。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国家本应通过外交政策传导到国际上的正确的声音，就会变得像耳语一样不易被人接收。

　　我的意思是，严肃地说：当美国的政治体系看起来支离破碎，满是些毫无原则的花花公子，腐败和习惯性谎言败坏了政治生态时，会有明智的国家来听美国人告诉它写一部宪法，组织一个政府，以及找到根除腐败确保官员对民众负责的方法吗?当一个国家的政治两极化现象非常严重时，最糟糕的人仍然可以在他们的阵营中安享闲职。恰如叶芝所说，“良善者信念缺失，卑劣者躁动不止。”

　　政治极化也会使国会夺回一些外交层面上由宪法规定的权力(如对外宣战权)的努力失败，这样的权力已经被总统们侵占了几十年。总而言之，如果国会提供的是一个真正辩论的论坛，能够更好地为公众提供信息，并且能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方面进行有效监督，那么美国的外交将更好的服务于美国的发展。但是，国会里派系林立彼此攻讦，他们不进行有效的辩论，不使用手中的权力监督和完善美国的政策，反而把国会当做看台，分散民众的注意力，只为推进各自党派的议程。这样的机构怎么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积极影响呢?

　　最后，正如我在最近的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政治极化也使国家更难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从过去得到正确的教训是必不可少的，但也很困难，因为任何历史事件会用不同角度的解读，而明智者总是能够分辨哪些经验可以为我所用。当政治极化使得政客们身处近乎隔绝彼此的“部落”时，每个人都只会信服自我的叙述而从历史事件中得到片面的教训。从伊拉克战争，人们已经看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明显的外交灾难。民主党人指责布什政府靠着虚假的借口把国家推向战争，之后又糟糕地占领那里，共和党人则坚持认为美国在2007年“加油计划”(增兵)后，正通往胜利的道路被奥巴马过早地宣布撤军而阻断。一旦政治极化严重，我们甚至连需要吸取教训的基本事实都无法达成一致。

　　关于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如果我有快速而轻松地解决这个问题的现成方法，我就不需要为生计继续工作了。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出现一种“明确而现实的威胁”，这种外部威胁会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带来一些纪律和约束，对于实现国内长久和谐局面而言，这是很大的代价。若面对一个更加危险的世界，美国会变得更好，它或许却能鼓励政治家和学者能够在公共话语中更加谨慎和明智。即使如此，考虑到政治阶层的分化，也不能确保两党重返早期的友好关系。更何况，凭借夸夸其谈来控制社交媒体，放大加速分裂的因素，无疑也充满诱惑。但干预言论自由无疑会是一种倒退,几乎肯定会使这种情况变得更糟。

　　还有其他的补救措施，比如通过选举改革，鼓励中间派候选人，通过系统的努力消除已知有着巨大危害的因素，以及政府和私营部门采取行动，阻止外国加剧国内的分裂态势。我们可以希望，目前的政治极化只是当下仅有的现象，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最终将被打破，使美国恢复到更健康的政治状态。

　　我不知道这些措施是否有效，或者有什么理由可以对此保持乐观。但我确实知道：政治极化不仅会使美国应对国内问题的挑战更加困难，也会严重拖累美国谋取海外利益的能力。好在美国现在是相当安全的，但若我们能力缺失、目光短浅，散漫而不够明智，我们仍会陷于困境之中。

　　作者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术事务院长，国际事务罗伯特和勒妮·贝尔弗教授;本文选自《外交政策》官网，原文网址：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3/11/americas-polarization-is-a-foreign-policy-problem-t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