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核武器面世以来，西方人对中国有关核武器的有限的概念或理论性的声明一直感到困惑。多年来，中国官员和专家仅简单地重复中国在1964年10月首次原子弹试验以后发表的关于中国核武器工程的防御性质以及不首先使用和彻底核裁军的声明。对于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坚持以及中国在冷战时代应对核袭击的脆弱性所赋予的紧迫性妨碍了核概念的发展。但过去二十年中，对核概念的发展的限制已经大为改观。

　　解放军理论家经过多年的延宕和争议，终于面对一项任务，即把国家战略概念系统化并纳入一个整体性的理论体系。我们这项研究旨在探讨同上述任务有关的现况以及在解放军内部最高层次正在进行的相关概念的变化。同解放军军事装备的持续不断的改善相比，体制及概念的现代化也在蹒跚而行，并正在重新形成包括对核武器的长期看法的军事战略和政策。在此过程中，解放军也正在审视与核相关的概念和术语，并列为工作重点之一。

　　军事战略方针是军事战略的关键，从革命时代以至人民共和国，它仅涉及国家的常规军事力量。我们认为，战略方针的核心是“积极防御”，这在理论上保持一成不变，可是过去六十年中，在实际运用中表现非常灵活。1964年10月，在中国首次进行核试验时，作为积极防御的总则，“后发制人”决定了中国包括不首先使用及基本的防御性和最终的威慑性在内的核政策的精髓。核政策是制定核战略的主要原则，是政治性质的，几乎是一成不变和公开宣示的;而核战略是军事性质的，是能够改变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保密的。解放军高级军官将中国核战略等同于美国核部队单一综合作战计划(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简称SIOP)或核战争计划，而且至今才将核战略同发展中的军事战略方针完全结合起来。

　　军事战略各层次术语

　　首先，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正式的定义和基本的军事战略概念，这是了解中国军事思想的不可跨越的起点。若干术语是解放军及其领率机构在著述和训练中经常使用的。下列是最重要的术语：

　　军事科学：郑文瀚主编的《军事大辞典》下的定义是：“亦称‘军事学’。研究战争和规律，并用于指导战争的准备与实施的科学。”军事科学从世界军事、政治和经济史中汲取并总结了主要的经验教训或“规律”。军事科学进而分为知识分支如军事学术。黄玉章等主编的《军队建设大辞典》指出：“军事学术是关于战争指导和武装力量建设的理论及其应用的各门学科的总称。它是军事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队指挥学、军制学、军队政治工作学、军事后勤学、军事教育训练学、国防经济学、军事运筹学，以及军事历史、军事地理学等学科。其中战略学、战役学和战术学是军事学术的主导部分。狭义的军事学术仅指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这三个学科。”

　　军事理论：这个概念同军事科学密切有关，可是也有区别。《军事大辞典》下的定义是：“关于战争和军队的概念、范畴、原理、原则等的体系。是军事斗争胜利或失败的重要因素。”中国军方用“军事思想”这一个性化的术语，形容最著名的军事思想家的军事理论体系，例如毛泽东军事思想或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当解放军理论家从其先人汲取经验教训时，确实受益于《孙子兵法》蕴藏的浩瀚智慧，包括优先确立战争的政治目标、知己知彼以及联盟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军事科学”、“军事理论”这两个术语及其主要组成成分构成了所有其他军事概念的基础。它们的文字内容不断地被充实并且经历着变化，成为每名军官接受早期军事教育的基石。即使它们的核心原则不需要被重复，无论在解放军高级军事会议和军事报告中，或者从高级指挥部传达给战场上的指战员，其重要性和关联性是可以理解的或者是司空见惯的。

　　就此而言，这些概念是贯穿军事文化的基础，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受到具有更广泛层面的民族文化的影响。在本文中，我们贯注于由此产生的下一个亦即操作层面的概念。军事科学和军事理论为下一层次的概念提供了知识甚至学术的基础，直接关系到操作层面的战略。下述三个主要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下一层次的军事术语，这三个概念将是本文的重点：

　　国家战略：向旭在其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手册(陆军分册)》中指出，国家战略亦即西方所称的大战略，“泛指一国综合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精神等各种因素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国家战略涉及“如何协调运用综合国力的问题”。国家战略可以概括划分为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这层战略思考源自从孙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文化和革命传统。这些传统作为解放军军事训导的核心，并充实军事战略的内容。

　　军事战略：《军队建设大辞典》谈到，军事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包含于国家战略之中”。“军事战略既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这取决于所面临的特定威胁。”宋时轮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指出，军事战略即“战争指导者为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依据战争规律所制定和采取的准备和实施战争的方针、策略和方法”。基此，军事战略包括对国家经济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国家承诺和士气的考量，决定了主要战场的建设、各军种内部如何分配资源以及优先制造的武器装备的种类和数量。

　　军事战略作为一个国家总的军事政策，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的基本依据。尽管军事战略这个术语被广泛使用，其概念仍然比较抽象，它的主要功能是为当前的军事战略方针的内容提供支撑。

　　军事战略方针：《军事大辞典》对这个概念作出如下定义：军事战略方针是“指导战争全局的行动原则。有总的战略方针和具体的战略方针”。总的战略方针是稳定的，实际上长期以来在文字表述上如同“军事战略”。此外，1980年代以来，相比“总的战略方针”，解放军更多地使用“军事战略”。

　　探讨一下这两种战略方针之间的关系。总的战略方针是指导战争全过程的方针;具体的战略方针则是为了贯彻总的战略方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不同的战争阶段制定的方针。

　　至于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按照王文荣主编的《战略学》的说法，其功能是为应对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争或者在特定的时期内对军事战略的灵活应用。因此，可以用两种方式理解军事战略方针：总的战略方针是稳定不变的，在文字表述上如同“军事战略”;而具体的战略方针在适当的时候是可以灵活运用的。质言之，具体的战略方针是军事战略的核心与集中体现，是一定时期内规定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必须达到的总目标和应该遵循的基本方针。

　　军事战略方针分两种

　　总的军事战略方针的核心是“积极防御”的概念。回溯到毛泽东的革命时代，这个术语即涵盖了整个红军乃至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以反攻和进攻作为最终目的，在实践中，“积极防御”包含防御作战以及“主动采取攻势行动挫败进犯之敌”的攻势作战。

　　《孙子兵法·虚实篇》揭示：“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作为军事战略在一定时期内的核心与实际运用原则，具体的战略方针自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基此，在解放军评估、因应外部世界情势时，具体的战略方针的适用性非常强，实际上是军事战略的灵魂。

　　大多数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外国学者不清楚，尽管军事战略是根本性的，却是原则性的、抽象的，而具体的战略方针才是灵活的、运用性的。如所周知，军事运筹学和军事指挥学的实际运用的要旨就是“以变应变”。一言以蔽之，军事战略仅是“常法”，而战略方针才是“变法”。真正映射解放军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及其在国际危机爆发前后的可能动态的，不是军事战略，而是具体的战略方针。

　　尽管许多年以来中国军方一直沿用“积极防御”这个概念，在称呼上持久不变，以军事战略或者总的军事战略方针冠名，可是这个概念的诠释和应用却灵活地改变了很多次，以符合特定时期的具体条件，其要旨亦以具体的战略方针的形式体现出来。

　　当军方被允许发展防御性和进攻性能力及相应的战略的时候，需要对外交或防卫的基调同中国安全政策的政治合理性进行协调，对这个术语的诠释和应用能够满足由此产生的若干需要。虽然在实践中可以灵活运用，这个术语在任何时候仍然受到共产党领导层给予定义的国家核心利益的制约。

　　军事或国防政策：有时中国军方把“军事政策”和“国防政策”合称为“军事国防政策”。这个术语适用于无数的操作层面的指示，决定采取“军事手段以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以及执行当前的战略方针。《军事大辞典》指出，任何军事政策的主要内容可以包括为了落实建军、战备以及和平与战争年代军队行动而采取的方法。

　　军事政策还包括被冠以不同名称的更详细的指令，如命令或号令、条例或条令以及指示。此类政策仅适用于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效期相当有限。正如任何官僚机构，众多机构以及中国军事统率部门或最高指挥部中央军委的各军种司令部也会发出这些军事指令或高层级文件。虽然这里使用的“政策”这个称谓是指特别、具体的指示，一旦涉及核武器，“政策”就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了。本文稍后将讨论核政策的作用。

　　具体的战略方针的演变过程揭示了几个主要的问题。具体的战略方针的变化究竟如何决定了解放军军兵种的作战观念的确立?一旦中央军委指派若干小组重新思考核战略与现行具体的战略方针之间的互动关系，立即出现了下列新问题：北京如何在既定的核战略与新制定的战略方针之间进行协调?核战略出现的变动又如何导致常规武器与核武器之间关系的变化?

　　自从中国核武器面世以来，西方人对中国有关核武器的有限的概念或理论性的声明一直感到困惑。多年来，中国官员和专家仅简单地重复中国在1964年10月首次原子弹试验以后发表的关于中国核武器工程的防御性质以及不首先使用和彻底核裁军的声明。对于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坚持以及中国在冷战时代应对核袭击的脆弱性所赋予的紧迫性妨碍了核概念的发展。但过去二十年中，对核概念的发展的限制已经大为改观。

　　解放军理论家经过多年的延宕和争议，终于面对一项任务，即把国家战略概念系统化并纳入一个整体性的理论体系。我们这项研究旨在探讨同上述任务有关的现况以及在解放军内部最高层次正在进行的相关概念的变化。同解放军军事装备的持续不断的改善相比，体制及概念的现代化也在蹒跚而行，并正在重新形成包括对核武器的长期看法的军事战略和政策。在此过程中，解放军也正在审视与核相关的概念和术语，并列为工作重点之一。

　　军事战略方针是军事战略的关键，从革命时代以至人民共和国，它仅涉及国家的常规军事力量。我们认为，战略方针的核心是“积极防御”，这在理论上保持一成不变，可是过去六十年中，在实际运用中表现非常灵活。1964年10月，在中国首次进行核试验时，作为积极防御的总则，“后发制人”决定了中国包括不首先使用及基本的防御性和最终的威慑性在内的核政策的精髓。核政策是制定核战略的主要原则，是政治性质的，几乎是一成不变和公开宣示的;而核战略是军事性质的，是能够改变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保密的。解放军高级军官将中国核战略等同于美国核部队单一综合作战计划(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简称SIOP)或核战争计划，而且至今才将核战略同发展中的军事战略方针完全结合起来。

　　军事战略各层次术语

　　首先，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正式的定义和基本的军事战略概念，这是了解中国军事思想的不可跨越的起点。若干术语是解放军及其领率机构在著述和训练中经常使用的。下列是最重要的术语：

　　军事科学：郑文瀚主编的《军事大辞典》下的定义是：“亦称‘军事学’。研究战争和规律，并用于指导战争的准备与实施的科学。”军事科学从世界军事、政治和经济史中汲取并总结了主要的经验教训或“规律”。军事科学进而分为知识分支如军事学术。黄玉章等主编的《军队建设大辞典》指出：“军事学术是关于战争指导和武装力量建设的理论及其应用的各门学科的总称。它是军事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队指挥学、军制学、军队政治工作学、军事后勤学、军事教育训练学、国防经济学、军事运筹学，以及军事历史、军事地理学等学科。其中战略学、战役学和战术学是军事学术的主导部分。狭义的军事学术仅指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这三个学科。”

　　军事理论：这个概念同军事科学密切有关，可是也有区别。《军事大辞典》下的定义是：“关于战争和军队的概念、范畴、原理、原则等的体系。是军事斗争胜利或失败的重要因素。”中国军方用“军事思想”这一个性化的术语，形容最著名的军事思想家的军事理论体系，例如毛泽东军事思想或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当解放军理论家从其先人汲取经验教训时，确实受益于《孙子兵法》蕴藏的浩瀚智慧，包括优先确立战争的政治目标、知己知彼以及联盟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军事科学”、“军事理论”这两个术语及其主要组成成分构成了所有其他军事概念的基础。它们的文字内容不断地被充实并且经历着变化，成为每名军官接受早期军事教育的基石。即使它们的核心原则不需要被重复，无论在解放军高级军事会议和军事报告中，或者从高级指挥部传达给战场上的指战员，其重要性和关联性是可以理解的或者是司空见惯的。

　　就此而言，这些概念是贯穿军事文化的基础，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受到具有更广泛层面的民族文化的影响。在本文中，我们贯注于由此产生的下一个亦即操作层面的概念。军事科学和军事理论为下一层次的概念提供了知识甚至学术的基础，直接关系到操作层面的战略。下述三个主要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下一层次的军事术语，这三个概念将是本文的重点：

　　国家战略：向旭在其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手册(陆军分册)》中指出，国家战略亦即西方所称的大战略，“泛指一国综合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精神等各种因素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国家战略涉及“如何协调运用综合国力的问题”。国家战略可以概括划分为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这层战略思考源自从孙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文化和革命传统。这些传统作为解放军军事训导的核心，并充实军事战略的内容。

　　军事战略：《军队建设大辞典》谈到，军事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包含于国家战略之中”。“军事战略既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区域性的，这取决于所面临的特定威胁。”宋时轮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指出，军事战略即“战争指导者为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依据战争规律所制定和采取的准备和实施战争的方针、策略和方法”。基此，军事战略包括对国家经济资源、人力资源以及国家承诺和士气的考量，决定了主要战场的建设、各军种内部如何分配资源以及优先制造的武器装备的种类和数量。

　　军事战略作为一个国家总的军事政策，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的基本依据。尽管军事战略这个术语被广泛使用，其概念仍然比较抽象，它的主要功能是为当前的军事战略方针的内容提供支撑。

　　军事战略方针：《军事大辞典》对这个概念作出如下定义：军事战略方针是“指导战争全局的行动原则。有总的战略方针和具体的战略方针”。总的战略方针是稳定的，实际上长期以来在文字表述上如同“军事战略”。此外，1980年代以来，相比“总的战略方针”，解放军更多地使用“军事战略”。

　　探讨一下这两种战略方针之间的关系。总的战略方针是指导战争全过程的方针;具体的战略方针则是为了贯彻总的战略方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不同的战争阶段制定的方针。

　　至于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按照王文荣主编的《战略学》的说法，其功能是为应对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争或者在特定的时期内对军事战略的灵活应用。因此，可以用两种方式理解军事战略方针：总的战略方针是稳定不变的，在文字表述上如同“军事战略”;而具体的战略方针在适当的时候是可以灵活运用的。质言之，具体的战略方针是军事战略的核心与集中体现，是一定时期内规定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必须达到的总目标和应该遵循的基本方针。

　　军事战略方针分两种

　　总的军事战略方针的核心是“积极防御”的概念。回溯到毛泽东的革命时代，这个术语即涵盖了整个红军乃至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以反攻和进攻作为最终目的，在实践中，“积极防御”包含防御作战以及“主动采取攻势行动挫败进犯之敌”的攻势作战。

　　《孙子兵法·虚实篇》揭示：“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作为军事战略在一定时期内的核心与实际运用原则，具体的战略方针自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基此，在解放军评估、因应外部世界情势时，具体的战略方针的适用性非常强，实际上是军事战略的灵魂。

　　大多数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外国学者不清楚，尽管军事战略是根本性的，却是原则性的、抽象的，而具体的战略方针才是灵活的、运用性的。如所周知，军事运筹学和军事指挥学的实际运用的要旨就是“以变应变”。一言以蔽之，军事战略仅是“常法”，而战略方针才是“变法”。真正映射解放军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及其在国际危机爆发前后的可能动态的，不是军事战略，而是具体的战略方针。

　　尽管许多年以来中国军方一直沿用“积极防御”这个概念，在称呼上持久不变，以军事战略或者总的军事战略方针冠名，可是这个概念的诠释和应用却灵活地改变了很多次，以符合特定时期的具体条件，其要旨亦以具体的战略方针的形式体现出来。

　　当军方被允许发展防御性和进攻性能力及相应的战略的时候，需要对外交或防卫的基调同中国安全政策的政治合理性进行协调，对这个术语的诠释和应用能够满足由此产生的若干需要。虽然在实践中可以灵活运用，这个术语在任何时候仍然受到共产党领导层给予定义的国家核心利益的制约。

　　军事或国防政策：有时中国军方把“军事政策”和“国防政策”合称为“军事国防政策”。这个术语适用于无数的操作层面的指示，决定采取“军事手段以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以及执行当前的战略方针。《军事大辞典》指出，任何军事政策的主要内容可以包括为了落实建军、战备以及和平与战争年代军队行动而采取的方法。

　　军事政策还包括被冠以不同名称的更详细的指令，如命令或号令、条例或条令以及指示。此类政策仅适用于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效期相当有限。正如任何官僚机构，众多机构以及中国军事统率部门或最高指挥部中央军委的各军种司令部也会发出这些军事指令或高层级文件。虽然这里使用的“政策”这个称谓是指特别、具体的指示，一旦涉及核武器，“政策”就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了。本文稍后将讨论核政策的作用。

　　具体的战略方针的演变过程揭示了几个主要的问题。具体的战略方针的变化究竟如何决定了解放军军兵种的作战观念的确立?一旦中央军委指派若干小组重新思考核战略与现行具体的战略方针之间的互动关系，立即出现了下列新问题：北京如何在既定的核战略与新制定的战略方针之间进行协调?核战略出现的变动又如何导致常规武器与核武器之间关系的变化?

　　战略和具体的战略方针

　　正如西方同行所做的那样，中国战略家作出努力，界定了主要的军事概念之间的关联和连系，而这些努力产生了新问题。北京领导层认为，军事战略必须服从于国家政略以及党和国家的政策，并指导军事行动。过去三十年中，国家战略优先考虑如何在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中，发展国民经济并增强综合国力。这些优先考虑构成了党和国家政策的核心。这一强调等同于北京认知的国家利益。

　　中国战略家很少使用西方术语“大战略”。然而，有时他们也在一些讨论中把这个词等同于他们的国家战略。这两个术语都强调，国家为实现中心任务而发展和使用“政治、经济、科学、精神和军事力量”。国家战略需要一个国家在运用综合国力时进行整体性的协调。政治领导层最终决定国家战略以后，最高级的党和军方官员将持续致力于贯彻的过程中，不过党和军方的最高层经常很难区分。

　　在中国进行的指挥层次的讨论中，涉及军事战略，解放军军官们主要使用战略方针这个术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被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的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决定了军事力量运用原则、作战计划和战术。

　　不少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美国专家往往进入一个误区，把中国军事战略方针混同于军事战略，又把总的军事战略方针混同于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只研究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除非特别指出，后文提到的军事战略方针或其简称战略方针，即指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

　　中央军委制定军事战略方针，是为了提供“整体性的指导原则”，以指引中国如何打一场战争、在什么条件下打仗以及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等等。作为军事战略的根本性组成部分，战略方针指明最紧迫的军事挑战来自何方或者所称的“战略方向”，并决定军事行动的聚焦方向或者地理范围以及相应的军事部署。作为战备和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战略方针在战前和战时决定了涉及军事的所有相关努力。中国战略家认为，战略方针的正确与否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总之，具体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军事战略在具体时期或紧急情况下的灵活运用。中国人坚持说，每个战略方针都反映了“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本质，甚至宣称它的含义因应了现实世界的变化。通过强调“本质”这个词，中国人坚持认为，自从革命年代以来，“积极防御”军事战略保持了完整性。

　　“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或核心是：后发制人。在革命年代，解放军在贯彻这一战略时，根据的是毛泽东制定的战略上防御、战术上进攻的原则。解放军在力量薄弱时，采用防御态势;然后，在战局取得进展时，如果出现可能性，即转而改取攻势。此外，按照“积极防御”的概念，在冲突爆发之前，共产党和解放军经常展开外交活动并坚持和平解决的主张，以争取最大的政治优势。

　　许多美国专家在研究中国军事问题时，把中国军事战略方针混同于军事战略。他们认为自从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军事战略发生了多次变化。之所以进入这样的误区，归因于他们没有搞清楚解放军遵循的军事战略、总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战略方针变化的历史

　　实际上，六十多年来，中国军事战略和总的军事战略方针从来就没有变化过，亦即“积极防御”这四个字，一以贯之;发生变化的仅是具体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应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军事威胁、符合国家确定的某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以及适应国家综合实力的变化。半个多世纪的战略方针演变过程简述如下：

　　第一次：1955年4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战略方针时，毛指出：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1956年3月，彭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系统地阐述了“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要旨是在预设防区阻止敌军进攻，通过持久作战消耗敌军，逐渐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彭设想敌人主要来自海上，其后又提出在沿海重点设防的部署方针，加大了组建守备部队和战役反击力量的投入。这个战略方针构成了中国历年战略方针的基础。1959年，毛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黄、张、周等人以后，军内把彭在沿海重点设防的方针批判为“消极防御”。

　　第二次：1960年1月，新任国防部长林彪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新战略方针“北顶南放”，亦即北起鸭绿江、南至浙江象山港，对登陆的敌军要坚决顶住;北起浙江象山港、南至广西北部湾，对登陆的敌军要诱敌深入。当然，诱敌深入也有一个限度，以广西、广东、江西等地的北端为界。“北顶”是出于保卫北京的需要，必须堵住敌军在北方大平原上长驱直入，并有背靠苏联“大沙发”，在必要时等待苏军援助的考虑(后来中、苏反目成仇，这层战略涵义就很少有人提起了);“南放”是出于南方多山区的考量，解放军可以在纵深地域组织梯次防御阵线，并进行战役机动。毛泽东迅即批准林的建议，甚至表示广西首府南宁在诱敌深入的过程中都可以放弃。

　　第三次：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新战略方针“对付四面八方”，准备在多个战略方向对付可能入侵之敌，说是不知道敌人从哪里来，所以要处处戒备。针对“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是否管用，他说“我看不一定”。他指出，“敌人不一定从南北两翼来，而很可能对我中间突破、割断南北”。毛岂有不清楚“处处戒备”，没有突出重点，也就是“处处没有戒备”的道理?

　　当时美国日益介入越南战争，南疆烽火连天，北京同莫斯科的纷争却局限于“打笔墨官司”的阶段。毛泽东清楚，眼前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会接受为什么要把苏联列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如果他直白地讲出，必然会引起猜测，所以不便说明白。他的意图是通过“吹风”促使其他领导人把注意力从南边和东南边引开到其他方向，然后再逐步使之倾注于北边的苏联。

　　稍后，毛泽东掀起了“三线”建设的高潮，理由是为了因应美国扩大越南战争而对中国造成的军事威胁。饶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三线企业选址原则是远离苏军基地，靠近美军基地则无妨。例如起初国家计委把甘肃省酒泉和四川省攀枝花并列为建设新钢铁企业的厂址，偏向于前者。毛泽东决定建在攀枝花，因为酒泉还是离苏联太近了。可是攀枝花却靠近美军基地。当时他已经认为今后中国不需要再担心美国空袭了。近年中国官方著作承认，三线建设是“将过去背靠苏联建设的项目进行一次大调整，重新安排国家工业建设的布局”。

　　此时毛泽东已经决定在中南海围墙内整肃同克里姆林宫声应气求的“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余他所称的“修正主义分子”，在他的战略部署中，“关门打狗”势在必行了。他担心，这番在现行体制内伤筋动骨的大动作必然会导致情势陡转，从而触发莫斯科的强硬干涉甚至军事入侵。因此，他认为必须在此刻就把苏联视为中国未来的头号敌人。

　　这次北京决定改变战略方针，不是出于因应外部军事威胁的考量，而是由于毛泽东进行史无前例的激烈的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这就是毛出于内部政情评估的需求而导致对外部军事威胁的重新定位，值得学界关注。

　　第四次：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大战一触即发。毛泽东将“积极防御”的立足点放在“诱敌深入”上。他指出，为什么姜太公钓不到鱼?因为他的鱼钩上没有鱼饵。苏军不尝到甜头，是不会罢休的。诱敌深入，好消灭它。拿破仑不打到莫斯科，是不会惨败的。此后，“诱敌深入”成为新战略方针的核心。

　　“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执行过程中，也需要因地制宜，灵活运用。早在1960年代中期，军委有人提出，如果敌人从东南沿海向上海进犯，怎么办?毛泽东说，还是要把敌人放进来，才好消灭。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建议，上海不能放，要顶，要保卫大上海。毛同意，说不能一开始就把敌人放进来，要先顶住，以便进行战争动员。他又指出：“我们不要学蒋介石那样，让日本人长驱直入，很快打到南京、武汉、长沙;不要学斯大林那样，让希特勒长驱直入，一下逼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要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由此可见，战略方针的执行不拘一格，是相当灵活的。

　　第五次：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次年12月，军委制定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新战略方针，重点仍是“诱敌深入”。基本精神是：“战争初期，最主要的是粉碎敌人的战略空袭，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制止敌人长驱直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随后，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到预设战场，视情况通过规模不等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军委已经多年沿用这个战略方针，这次是在文字上予以肯定。

　　第六次：1979年2月，解放军攻进越南境内。苏联作为越南盟友，始终无所动作。此时，中、美关系大幅度改善。中国军方对于苏军大举入侵的危机感有所消退，觉得新战略方针落脚在“诱敌深入”上，不妥当。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认为，如果“把诱敌深入作为战略问题，就等于放弃了沿海和三北地区的战略要地，放弃了中国80%~90%的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能力!”次年9月，他向军委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的报告，建议把“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八字战略方针，改为“积极防御”的四字方针，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元帅相继在《建议》上做出肯定的批示。10月，军委召开战略指导问题研讨会，邓小平说：“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4个字。”“积极防御”成为新战略方针，并在1988年12月被军委重新完整确立。

　　第七次：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标志着战争形态开始发生了新变化。军委深受触动。1993年1月，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新时期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加速军队的质量建设，提高应急作战能力。

　　1995年12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转变”，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2000年，军委又对这个新战略方针作了相关的文字修改：“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转变。”至此，新战略方针从文字结构到具体内容都已经相当明确，足资中国军队遵循办理。

　　从此，中央军委决心依靠科技进步，把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数量规模适度、体制编制科学、武器装备精良、人员素质很高、指挥高效灵活、后勤保障有力的军队。这是军委既定的目标。国内外形势以及中国军方主客观条件是否允许解放军在指定的期间内达成这项目标，尚须拭目以待。

　　军委内部的争议

　　建国以来中国军队战略方针演变的历史一如上述。再看看对战略方针的转变的方向以及对促使战略方针转变的因素的评估，在中国军方高层内部是否发生过争议。

　　自1964年至1980年，关于战略方针的要旨的公开陈述，诚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那样：在大规模战争的初始阶段，解放军在诸如大城市等战略要地坚决地挫败敌军的攻势计划的同时，将收缩战线，以保存有生力量，并为国民经济从和平体制转入战时体制争取时间。在战局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解放军将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到预设战场，在运动战中通过攻势作战歼灭敌军。

　　尽管多年来战略方针的主线基本保持不变，毛泽东去世以后，他的战略观念的遗产仍然有所褪色，接踵而来的迭次重大事件造成的影响缓慢地在战略方针上体现出来。决定性的时刻始于1979年。中、美关系在逐年改善，苏联在这年2月中越边境战争中无所作为，北京终于相信苏联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消退了。1980年，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向中央军委提交了题为《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的报告，建议把中国实行多年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八字军事战略方针，调整为“积极防御”的四字军事战略方针。军委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批准修改。至此，迈出了修改毛泽东制定的原则的第一步。

　　自从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以后，即使“积极防御”仍然是中国军事战略方针，从1980年到1992年，其实质内容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邓小平重新执掌权力以后，1977年8月23日，他在军委座谈会上指出：“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要承认我们军队的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他又指出，“特别是各级干部的指挥、管理能力弱。指挥现代化战争，包括我们老同志在内，能力都不够”。他在会上提出一项原则：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他的目标是建设一支人数较少、效率较高而又消耗较少军费的军队。他对经济建设列为中心任务的执著性没有丝毫动摇。

　　邓小平主要着眼于发展、致富及改革开放，他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他的主要战斗口号是：开发，致富，并向世界敞开中国的大门。战备不再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其后十多年中，国家重大优先事项转向以及通货膨胀导致军事预算占GDP的比率越来越低。有一段时期，国内外形势相对稳定，国家防务决策和军事实践没有产生促使军事战略方针发生变化的因素。

　　当军队建设给经济发展让路时，中央军委主要关注军队质量的提高而没有给予发展武器装备以过多的考虑。军委接连发布命令，提高军队打一场现代战争的能力，并把军官培训列为优先事项。

　　1980年代，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开始同时趋于稳定及改善，中央军委得出在未来数十年中两个超级大国不可能同中国迎头相撞的结论以后，决定在军事战略方针上作出相应的变化，并在实际的防务政策中吸纳更多的军事观念。早在1985年中，邓小平宣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1986年，中央军委将国家战备的基本使命从打一场大规模战争转变为打一场局部战争。两年后，随着超级大国的威胁进一步削弱，军委开始将战略重点转移至南中国海，因为南中国海成为新出现的潜在的对抗地域，并呼吁解放军准备打一场局部战争或应付突发事件，并强调中国有必要保护“海洋权益”。

　　中央军委正在为未来打一场现代战争整顿军队指挥体系并调整军力结构。上述战略方针的内容的变化也对军事部门产生几乎是严苛的后果。在1980年代、1990年代，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1.24%下降到1993年的15.33%，跌幅超过百分之五十;另一方面，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60%以上下降到1992年的38.6%。中央财政无力负担解放军正常运转的经费。军费支出由1980年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5%跌至1992年的不足7%，国家财政拨付的军费严重不足。

　　在冻结甚至削减国防预算和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中央军委的一系列决定对军队产生了压力。例如，军委撤销了基建工程兵、铁道兵这两个兵种，指战员集体转业。邓小平也反对花费巨款购买包括军机在内的外国军备，军委内部为此发生了争议。

　　显而易见，解放军负责人感到不快。基此，邓小平对他的将军们提出告诫：“军队要忍耐。”国防部长张爱萍对邓小平一再裁减国防开支的决定，颇不以为然，在若干场合给予批评。国际上出现的事态在客观上为张爱萍等人的主张提供了支撑。

　　邓小平出席讨论军费的一次中央会议。会上出现反对削减军费的呼声，邓小平发怒了。他说：“你们不是推荐我当军委主席吗?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砍军费削减军费!国民经济上不去，军队建设也不行。军队的同志要忍耐，要服从大局，你们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散会!”

　　经过邓小平一锤定音，军队高层不时发出的“杂音”就此消音，可见当时他气魄之大和决心之果断。邓强调抓住有利的国际环境提供的机遇，优先发展国民经济，“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他坚持认为，先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有朝一日中国富强起来以后，终将拥有强劲的外购能力。对此，解放军高层有人颇不以为然，腹诽心议者大有人在。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实力再也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了，国内外采购时的大手笔，举世瞠目结舌。当初张爱萍等将领不予理解。看来邓的判断毕竟高人一筹。

　　打赢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

　　1991年，当全世界目睹美国取得海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之际，在国际军界暗潮开始涌动。美国人业已进行了一次军事革命，在这场军事革命中，美国军队紧密地结合了现代信息和通信系统、情报能力、空间技术、新型军机和先进的战术，浑为一体。在北京对执意走向台独的忧虑与日俱增的背景下，这场军事革命撼动了邓小平及其将军们的自信心，并促使中央军委制定新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启动一项相应的建军计划。

　　1993年1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对战略方针进行调整。13日，军委主席江泽民通知解放军将领们，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是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从应付一般条件下的战争转移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概言之，新的军事战略方针就是未来要在东南沿海地带(亦即台湾海峡)打赢一场现代技术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加速解放军的质量建设，提高应急作战能力。

　　与此相适应，为实施这个新战略方针所需的各项要素迅即被付诸实施。其后，军委加快军队信息化建设，致力于武器的电子火控系统和作为战场神经中枢的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建设，同时对现有武器装备进行信息化改造，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另外一项重点工作是各军兵种、各大军区抓紧组建快速反应部队。

　　新战略方针重新界定了解放军的中心军事使命，定位了中国主要的假想敌，并设定了今后作战的规模和模式。中央军委随后引入了深入而广泛的变化，培养关键人才，采购先进的武器系统，拟定创新的军事理论，并着手改变落后的军队编制。打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首次被列为解放军的首要任务。新战略方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使解放军摆脱为应付陆地入侵而进行战备的重负。尽管国家战略仍然是在准备打赢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同时给予和平与稳定优先考虑，台湾分裂势力及其美国支持者已经被定位为下一轮的假想敌。

　　1995年12月，中央军委充实了新战略方针的内容，发布了关于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期军队建设的简明大纲的文件。大纲要求解放军在2000年之前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次年11月，军委又颁发文件提出“科技强军”的口号，敦促解放军向高科技要战斗力，向改革创新要战斗力，并强调军队建设必须遵循这一战略。

　　军委迭次下令重申1995年大纲，并相继对大纲的内容予以充实。中国军方从西方战略学著作中汲取养分，西方国家关于现代信息、通信和指挥的概念不断汇入解放军的军事术语。2000年，军委指出，在信息时代所有的“高技术局部战争”都是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并对新战略方针作了相关的文字修改：“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转变。”

　　世纪之交在即，军委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可以在军事科学、军事学术的基础上从事扎实的研究，制定在信息化条件下打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的战略指导原则。相关的八条“战略指导原则”终于出台：

　　•在战前，尽包括积极的外交手段在内的一切努力，以避免或遏制一场迫在眉睫的冲突。

　　•如果战争被证明是不可避免的，则准备打赢这场战争。一旦战争降临，在战略防御和攻势行动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

　　•制定任何冲突的有限的目标和规模，并事先制定中止冲突的策略。

　　•针对敌人的弱点，研制所谓的“撒手锏”武器装备，以利用这些弱点，

　　并争取获得主动。

　　•攻击敌人的关键节点，破坏其作战和后勤系统的完整性，以破坏其有计划的攻势行动。

　　•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在信息时代，人民包括互联网“网民”，侵入敌方的电脑或者让互联网充斥假消息。

　　•在寻求赢得速决战的同时，要做好打一场有限战争和一场持久战的两手准备。

　　•在整体上要结合军事、政治和经济各个领域的斗争，在遵循毛泽东关于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的手里的原则，军事目的要服从于政治目的。

　　尽管国家对国民经济增长以及国际和平与稳定作出了承诺，人们需要关注，对于战争目的和行为的逐步升级的可能性，上述行动原则仍然包涵着偏执性。

　　截至2002年底，就军队是否采取了适当措施以应对世界军事革命，在北京领导人中引起了热议。他们得出结论，中央军委早就作出了反应，作出了及时的决定，并采取了有力的行动。

　　2004年，胡锦涛接替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以后，特别要求军方在调研国家安全问题时必须给予不利条件以更多的考虑。2006年4月11日，他又再次强调“科技强军”的口号，创建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数字化部队，敦促解放军向科技要战斗力，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江泽民早就强调，解放军要通过“科技强军”的途径，向科技要战斗力，才能真正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军队。由于惰性作祟，军队迟迟没有迅速行动起来。这次胡锦涛发出大声疾呼，发聋振聩，起到了催促的作用。

　　胡锦涛强调军队的高机动性，并催促增加快速反应部队，取代传统的机械化部队。尽管中国宣称，“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保持不变，然而，在新战略方针关于高科技局部战争的定义的指引下，解放军重申“积极防御”时更注重对外投掷兵力的能力。正如一位解放军海军军官近日讨论中国正在浮现的全球性海军战略时对我们指出的那样：

　　当中国采取行动保护其与日俱增的海外利益的时候，不稳定的关系对中国向海洋发展的事态带来了变数。当我们的国家利益超越了我们的领海时，解放军海军应当如何保护这些利益?我们的海上贸易交通线需要我们保护。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利益。

　　此外，1990年代末，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的一项更重要的事态变化正在浮现，这是关于高科技局部战争的战略原则性语言的一个简单的变化，称中国现正面对“核威慑条件下的信息化战争”。解放军进入新世纪之际，中央军委把这个国家面临的外部世界的威胁引申为一场“在核、生、化威慑条件下的高技术常规战争”。这个说法可以被解释认为，敌人在一场高技术常规战争中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显然，如果这项评估正确无误，无论是“积极防御”的引申应用，还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现行政策，都不足以应付这个更危险的情势。

　　1991年以前，军委正式把后发制人列为第二炮兵的战略方针。军委在一项指示中称，中国军事战略以综合国力为基础，以积极防御思想为指引，为当前战备和今后打仗作出了全面性和整体性的计划和指导。目前还不清楚，核武器在这个“全面性和整体性的计划”中究竟起到了何种作用。

　　在1990年代末发生的上述变化，首次将军事战略和核战略结合在一起。现在我们开始对两者的结合进行分析和研究。这两者的结合促使核战略在过去十年里发生了微妙的尚未公开的变化。

　　约翰·刘易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原荣誉高级研究员;薛理泰，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本文首刊于2011年2月《领导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