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臣危机和能源分配的必要性

　　车臣危机是身份、资源分配、冲突相互关联的一个理想例子，从而在该地区创造了一种新的冲突结构。在1991年之后的阶段，对一个可乘之机——联邦结构对边远地带控制的薄弱——的利用以及激进组织日益需要控制资源，是加剧该地区不安全的一些因素。这一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沙皇时代，那个时代促进了该北高加索共和国能源基础设施的发展。即使在苏联解体后，尽管能源工业放缓，车臣共和国曾经生产大量的石油。除了官方石油生产之外，从俄罗斯学者瓦列里•季什科夫(Valery Tishkov)提供的信息可以看出，石油勘探过去常常是“大部分车臣人的小规模工业”。季什科夫的这一说法可以从非法石油生产猖獗以及石油产量大幅下降这一事实来理解。尽管叛乱分子破坏了石油行业，但车臣因其地理位置而被认为是里海能源结构的关键所在。这使得车臣激进分子处于有利地位，确保能与中央谈判。莫斯科希望确保常年控制从巴库到俄罗斯新罗西斯克(Novorossiysk)港的油流。车臣的冲突被认为是确保对上述源自俄罗斯的路线保持长期霸权的一个障碍。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在持续低迷后大幅上涨，也迫使当时的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与激进分子达成协议。俄罗斯的这一战略旨在确保中亚和高加索石油的顺利输送。1997年，车臣叛军与莫斯科之间取得了突破，双方签署了“临时和平条约”。该条约规划了对能源设施以及管道线路的保护。其中一些措施为俄罗斯提供了将该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内的机会。该协定的签署也强化了巴库-新罗西斯克石油管道的重要性，因为该管道穿过车臣。莫斯科为了更好地控制车臣石油工业，还任命自己人、前能源部长萨拉姆贝克•哈吉耶夫(Salambek Hadjiev)领导车臣政府。尽管叶利钦非常小心地与叛军接触，但是车臣叛军袭击了临近的达吉斯坦地区。这带来了冲突的升级，也被称为“第二次车臣战争”。车臣的地缘政治危机是在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加速上涨的背景下发生的，使得美国增大了对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TC，简称“巴第杰”——译者注)管道的兴趣，并使得俄罗斯在里海地区越来越孤立——随着西方的日益渗透。车臣叛军采取了与战争第一阶段相同的措施来破坏俄罗斯的管道网络。车臣叛军发动了对达吉斯坦的袭击，目的是拆除能源基础设施。这对俄罗斯在里海地区的地位产生了影响。第二次车臣战争结束后，在俄罗斯军方的支持下，“卢克石油”(LukOil)、“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Transneft)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简称“俄气”——译者注)等俄罗斯能源集团夺取了对车臣的能源以及管道线路的控制权。国家杜马通过了一部特别法律，根据该法律，这些石油巨头采取措施建立自己的安全机构。这有助于它们保护自己的能源利益。尽管油价在过去几年有所回落，但各方对车臣能源的兴趣都在不断增长。车臣共和国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被认为是普京的坚定盟友，他对莫斯科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表现出的日益冷漠表示遗憾。莫斯科和格罗兹尼之间的收入分配实际上是争夺的焦点之一。车臣当局正利用油价下跌的机会，并表示有兴趣购买“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简称“俄油”——译者注)属下一家在车臣共和国的炼油厂的股份。最近，该共和国领导层还指责“俄油”没有进一步发展该地区的能源行业。地方政府要求下放能源资产给自己，这遭到大规模的争论和争议。据俄罗斯报纸《生意人报》(Kommersant)报道，“俄油”同意出售价值118亿卢布的资产，这些资产每年生产约30万吨的油。除了地缘政治纠葛之外，格罗兹尼局势之所以变得更加不明朗，还因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该地区的渗透越来越深。最近的西亚危机也对车臣局势产生了影响。

　　在能源安全的背景下，车臣冲突可以从保罗•科利尔等人所讨论的“贪婪”获取资源和“不满”的角度来研究——这种“贪婪”和“不满”是要展示历史上的不公。好战分子正在利用上述手段动员大众走向激进主义。除此之外，利润丰厚的石油市场也成为莫斯科和格罗兹尼之间争夺的主要焦点。车臣的情况是，冲突区的地理位置毗邻格罗兹尼，这也对危机火上浇油。阿富汗冲突以及中亚和里海地区日益上升的激进化是加剧车臣危机的一些外部要素。

　　另一方面，与激进主义、能源生产和过境路线推动冲突的车臣不同，在南奥塞梯，身份冲突植根于利益相关者中的集体意识。作为能源运输中转站的地理位置，加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使奥塞梯的能源冲突持续下去。

　　南奥塞梯、“规范身份”与能源管道政治

　　从南奥塞梯冲突中可以推断出，过境地区的不稳定也会对欧亚地区的总体能源安全产生影响。事后看来，南奥塞梯似乎在2008年俄罗斯干预后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然而，南奥塞梯冲突的真正原因可以归因于巴第杰管道的运营。这条管道也削弱了俄罗斯作为欧盟关键能源供应国的地位。南奥塞梯危机还使欧亚地缘政治问题登上舞台中心——在这个舞台，外部地缘政治行为体有机会发挥关键作用。与此同时，它还重绘了俄罗斯集团和由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之间在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地图，因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越来越大。

　　如上所述，地缘政治危机的加剧使巴第杰管道和巴库-苏普萨(Baku–Supsa)管道关闭了几天。这影响了欧洲国家的能源安全。南奥塞梯危机也显示了绕过俄罗斯的替代性管道线路的脆弱性。其次，它还迫使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等里海国家以一种更温和的姿态重新调整对俄外交政策。虽然冲突结束了很长时间，但由于该地区法律地位的冲突，管道线路仍面临着问题。南奥塞梯当局还反对巴库-苏普萨输油管道，称该管道正越界进入它们的“领土”。这使该管道线路的运营者对其可行性产生了忧虑。就像巴第杰管道和巴库-苏普萨管道——它们因近年来地缘政治的发展而面临运行问题——一样，“俄气”运营的连接亚美尼亚、途经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天然气管道也面临着威胁。这发生在格鲁吉亚采取报复策略的时候。

巴库（Baku）－苏普萨（Supsa）管道和南奥塞梯（South Ossetia）地理位置示意图

　　尽管已经过去了九年多，但这一地区的局势并没有多大改善。据报道，在2017年7月，俄罗斯控制了巴库-苏普萨管道走廊的一个关键环节。格鲁吉亚对此表示不满，指责俄罗斯“挑衅”。分析人士认为，这种破坏基本上是为了阻碍能源流向欧洲。这与过境费问题一道，是这条管线的主要运营商“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与南奥塞梯当局之间的主要争端之一，南奥塞梯当局还要求更高的过境费。南奥塞梯冲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在一场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中，身份动员、管道外交以及大国之间为自己争夺空间而展开的竞争是如何同时进行的。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当局都在操作身份认同问题，以便在这一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身份”和“互动”强化了社会结构中的冲突模式，这一观点也可应用于奥塞梯冲突。在能源安全的背景下，我们也可以对阿德勒所使用的“物质力量”予以释义，来描绘南奥塞梯冲突，这将给背景赋予更好的意义。尽管南奥塞梯已获得了事实上从格鲁吉亚的独立，以及没有得到任何外部大国的承认，但人们仍设想能源在加剧危机中的作用。

　　随着南奥塞梯危机对欧亚地区能源安全影响的加深，克里米亚冲突也给欧亚地区能源安全带来了压力。与南奥塞梯危机一样，这似乎是一场身份认同危机，但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能源问题。

　　[摘要]能源安全这一术语正经历着从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概念向社会学概念的巨大转变。由于“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以及“过境国”之间关系模式的变化，定义方面正在经历转变。欧亚地区就是这样一个地区，能源安全的更广泛定义可以适用于此。诸如车臣、南奥塞梯、克里米亚等具有历史根源的社会冲突的存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酝酿中的不满”，以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各族群(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的原始恐惧，正为加剧地区冲突提供一个结构性基础。由于能源等自然资源的存在，这些冲突大多发生在欧亚地区。在控制交通走廊方面的竞争也经常引起社会紧张。其中一些轨迹正将这一地缘政治空间推入“大汽锅”。在此背景下，建构主义正成为研究欧亚地区安全化进程的主要理论方法。

　　引言

　　欧亚安全结构总体上——特别是能源领域——正处于长期危机之中。首先，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大幅下跌，对欧亚能源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其次，由于能源价格的下跌，欧亚能源生产国正面临着从地缘政治的到社会冲突的多重挑战。在地缘政治方面，三个里海国家即阿塞拜疆、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友好关系日益升温。与此同时，格鲁吉亚也在努力重建与伊朗在能源领域的关系。第三，俄罗斯正试图对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拥有同样的影响力。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尽管事实是它与亚美尼亚有着更紧密的族群联系。最后，如上所述，在社会方面，尽管能源价格波动，但这一地区的族群-宗教冲突仍在增加。因此，这一地缘政治空间的安全化进程正处于危急关头。目前在欧亚地区发生的族群-宗教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叙利亚、伊拉克、尼日利亚、安哥拉、苏丹和南苏丹的情景。本文试图考察欧亚地区多年来面临的三个更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在整个亚欧大陆背景下能源安全的地缘政治性质;向世界市场的能源运输——往往通过过境国——转而引爆以激进主义和族群冲突形式出现的身份认同问题;最后，它对更广泛的欧亚地区安全结构的影响。

　　自从油气蕴藏发现以来，在这个地缘政治空间里，人们看到的是大国之间为了开采资源而加剧的竞争。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有人可以在此补充说，1991年以后的阶段也正在发生类似形式的权力竞争。正如上面所讨论的那样，这种争夺往往加剧了欧亚地区的社会冲突(既有激进主义，也有族群间的冲突)。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找到两个要素之间的联系——这两个要素即在地缘政治视角中起作用的结构性因素和在社会-人类学框架中运行的身份关系模式。这两个要素都与能源安全的概念密切相关(国际关系学认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更强调是“结构”决定全球政治的“动力”)。其中一些问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方法的关键。考虑到上述结构性框架，本文确定以下假设。这些假设是：

　　1.社会群体之间不对称的能源分配在更大程度上正加剧欧亚地区的社会冲突。

　　2.欧亚地区基于资源分配的社会冲突日益加剧，正在给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带来压力。

　　本研究采用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研究能源安全及其对社会冲突的影响。历史方法在确定社会冲突的原因和顺序以及它们与资源分配的相关性方面是有用的。比较方法能够识别欧亚地区社会冲突的性质和模式。本文将从以下几点区别于以往的研究。首先，以建构主义为前提，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探讨能源安全问题。其次，本文重点研究能源安全的地缘政治与身份政治之间的联系——身份政治目前正困扰欧亚地区。最后，从比较的角度，突出欧亚地区能源-社会冲突的脆弱本质。本研究广泛使用了现有的关于建构主义、能源安全以及社会冲突的扩散(这些社会冲突在欧亚地区盛行)的理论文献和实证文献。

　　建构主义与能源安全：一个理论构建

　　正如多年来所讨论的那样，能源安全的定义方面正在经历一场迅速变化，这种变化超出一般所理解的需求和供应的纯经济术语方面。另一方面，社会规范、身份和空间在拓宽能源安全视角方面也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构主义正成为研究能源安全的主要方法。国际关系中这种方法的运用是基于如下前提：“物质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行动者的看法”和他们达成的“协议”所塑造的。正如埃马纽埃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所说：“物质世界塑造人类的行为和互动的方式以及被人类的行为和互动所塑造的方式取决于对物质世界的动态的规范式解释和认知论解释。”社会行动者在决定“物质世界”上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段时间内逐步形成的集体意识所塑造的。人们强调，集体意识限定了“物质世界”领域内的互动和对彼此的看法。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了解社会行动者是谁、他们如何彼此互动、在“物质世界”的框架下他们对彼此的看法是什么。由于生产和分配要素是由社会结构来界定的，因此人们必须设想社会群体在调节这些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正如杰克•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所观察到的，社会群体通常从事两种类型的活动，即复杂产业系统中的“生产”和“占有”。赫舒拉发用一个叫做“战斗力函数”(combat power function)的短语来确定社会结构。在这个模型中，他认为社会群体使用武力来获取资源。他关于“战斗力函数”的论文很适合研究欧亚地带资源丰富地区的社会冲突。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控制和分配能源等自然资源的竞争正加剧冲突的程度。这反过来又对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还表明，越来越多的群体使用社会框架来对能源等自然资源进行支配性控制。然而，在界定群体身份的性质时，问题出现了。在这方面，詹姆斯•D•费伦(James D. Fearon)和戴维•D•莱廷(David D. Laitin)使用了两种机制来识别社会群体及其对冲突的影响。这些机制是“成员身份规则”和“特征集”。他们都认为，身份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这两个范畴交织在一起的。第一个范畴提供了“成员身份”的基础，第二个范畴侧重于社会群体将通过哪些机制与更大的群体相联系。在这两个过程中，将身份认同问题带入政治进程最前沿的是，精英阶层经常以社会认同的名义操纵和动员当地社群，以实现自己的狭隘目标。正如社会理论家经常说的那样，“身份是构建起来的”。

　　“构建的身份”常常与一个国家的资源结构交织在一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个严重依赖资源获取租金的国家面临着社会冲突。通常，领导层对向更广泛的大众提供公共产品的兴趣不大。在其他一些情况下，统治者分配公共物品给属于较少数派的社会群体，以形成世袭忠诚。从长远来看，这给政治机构带来了压力和紧张，因为诸群体往往在社会认同的基础上动员自己。目前困扰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尼日利亚的冲突就是这方面很好的例子。尼日利亚的尼日尔三角洲地区是尼日利亚石油工业的中心，也正成为社会冲突的中心。像壳牌、埃克森美孚这样的跨国石油集团和尼日利亚政府经常开采这一地区丰富的资源。这导致了当地居民日益增长的愤恨情绪，这一点通过“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MEND)的形成也得到了体现。与“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一起，另一个激进组织也出现了，被称为“尼日尔三角洲复仇者”，这个组织沉溺于好战活动。人们在尼日尔三角洲地区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当地居民以身份的形式动员起来夺取该地区的资源。这遭到了统治精英的强烈抵制。结果，在世界的这一地区出现了一阵社会动乱。除了尼日尔三角洲地区，蕴藏石油的乍得湖地区也正成为叛乱和游击战的温床。可怕的恐怖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卷入了这场资源冲突，并定期袭击石油设施。尼日利亚的例子表明，能源在为大多数人口创造收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个激进团体利用身份认同作为获取资源的号召力。正如道格拉斯•罗杰斯(Douglas Rogers)所指出的那样，石油与社会-政治结构密切相关，对身份政治有着更深层次的影响。引用罗杰斯的话就是：“石油塑造了人类的生活，从勘探和生产地点到运输和消费，还有石油和全球金融的紧密联系方面。”能源正成为一个重要的冲突源，因为它的货币价值以及对全球市场的稀缺供应。由于资源的稀缺性，社会群体经常诉诸好战活动来组织自己以获取资源。这使得经常被称为“资源战争”的一连串暴力事件持续存在。菲利普•勒•比永(Philippe Le Billon)说：

　　“因此，拥有丰富的资源将是国家或领土控制的‘奖赏’，从而增加了由贪婪驱动的冲突的风险，同时向武装集团提供 ‘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对于购买军事装备是必需的。”

　　世袭联盟和原始联盟由于资源的稀缺性而获得了必要的联系，并且存在着获取同样资源的动机。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和安克•霍夫勒(Anke Hoeffler)的“贪婪抑或不满”(Greed-Grievances)理论的开创性模型也是基于上述命题。这一模式强调，诸社会共同体以纠正历史不公的名义相互竞争获取资源，这加剧着社会冲突。“贪婪”和“不满”常常使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所概括的“暴力文化”持续存在。加尔通认为，“生存需求”和“身份需求”并存，可能加剧社会不安全。像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这样的建构主义者也强调了“社会互动”的性质是一个反过来又“延长”冲突的因素。

　　科利尔、霍夫勒和罗纳(Rohner)也强调了种族冲突的强度与初级商品出口潜力之间的相关性。在这方面，他们列举了安哥拉和塞拉利昂等非洲国家的例子。在所有这三个冲突中，叛乱分子通过掠夺各自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组织起来。叛乱团体依靠掠夺资源或控制油气管道的策略来筹集资金。科利尔等人进一步强调了在转型性能源经济体中更易于发生的冲突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正如科利尔等人所强调的那样，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发展空间，也没有其他经常用于“资助激进活动”的资源。

　　科利尔等人提出的上述理论主张，可以构建在西亚地区的情况中——在该地区，激进的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简称ISIS)武装利用获取石油等资源作为身份动员的一种策略。据报道，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大部分油田都在伊斯兰国的控制之下，他们利用石油资金资助自己的恐怖活动。

　　能源不仅在加剧冲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决定了一场特定冲突的“持续时间”。安哥拉、哥伦比亚、苏丹、南苏丹和尼日利亚的冲突就是詹姆斯•费伦强调的这一论点的例子。他观察到：“叛乱团体从可卡因、宝石或鸦片等违禁品中获取和使用资金……有助于拥有可靠的资金来源和武器来源。”费伦关于自然资源与冲突相关联的主张近年来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有力支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外部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石油产业)在支持激进分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从长远来看，这些激进分子在冲突中占据上风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从社会认同的角度对资源冲突进行定位，可以在研究冲突模式的性质时进行客观分析。

　　从以上所讨论的与欧亚地区资源冲突相关的理论争论中可以得出以下四个推论：

　　1.欧亚地区的结构性地缘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能源的供求关系决定的。

　　2.身份、集体意识以及“贪婪和不满”等建构主义要素与资源等“物质力量”相互作用，从而引发上文中阿德勒所述的社会冲突。

　　3.利用欧亚地区多变的社会结构，激进组织和叛乱团体等非国家行为体正以一种积极主动的方式控制能源的流动。在欧亚地区，管道线路经常加剧身份冲突。

　　4.利用费伦的主张，我们可以补充说，丰富可用的能源，以及在欧亚地区附近像阿富汗这样的冲突地带的存在，正在加剧冲突的“持续时间”。

　　对欧亚地区的能源结构、结构性地缘政治的演变予以勾勒

　　因为关联于欧亚地区的能源安全，中亚-里海地区以及西伯利亚和远东需要被更密切的关注。能源生产国和能源过境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在这一地区产生了复杂的地缘政治。这反过来又塑造了社会安全的性质。

　　国际市场油价下跌，加上苏联解体，使欧亚国家的能源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陷入混乱。这一因素加上缺乏对技术的充分接触，以及对它们与外部市场的能源关系加以管制，使能源行业的转型复杂化。苏联时代能源行业的动荡对这一地区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不利影响。这是因为它将身份、资源及其分配等一些问题推上风口浪尖。这里可以补充一点，历史经验与地缘政治冲动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着欧亚地区的身份地缘政治。有趣的是，在这个地区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能源博弈的性质。如果把欧亚地区看作后苏联时代空间的复制，那么所有后苏联国家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塑造着能源政治的动态。尽管里海各国在生产石油和天然气，但它们仍要依靠其他国家将这些资源运送到目的地国家。对这一点的进一步例证是，俄罗斯仍在通过乌克兰向欧洲国家出口大部分能源。这让过境国在复杂的能源博弈中发挥了作用。

　　苏联时期，能源在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立，整个世界陷入了危机，当时的苏联总理阿列克谢•科西金(Aleksei Kosygin)表示，石油产量在1940年增加到3000万吨，到了1974年达到4.5亿吨。尽管苏联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主要的原油出口国，但正是同样的自然资源带来了它的灭亡。缺乏对技术的充分接触以及与外部大国的极少互动，使欧亚国家能源部门的转型复杂化。就在苏联解体后的1992年，俄罗斯政府启动了一项名为“现金换股份”的计划。尽管由于国内政治动荡，阿塞拜疆政府面临着一些解冻的局面，但还是开始开发“齐拉格、阿塞里和卡巴兹”(Chirag, Azeri, and Kapaz)油田。另一方面，哈萨克斯坦政府采取措施开发被舆论热炒的田吉兹(Tengiz)油田，并试图使能源线路多元化。

　　1991年后的地缘政治发展与19世纪末的地缘政治发展有相似之处——19世纪末时石油在这一地区被实际发现。对资源即能源的争夺、对管道线路的寻找、大国竞争和断断续续的社会冲突，是那时和现在人们都能注意到的一些共同发展轨迹。以上讨论的每一个地缘-能源复合体都界定了各自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人们看到，在缺乏一个强大中心的情况下，出现对能源提出声索的多个行为体。正如所强调的那样，当1994年阿塞拜疆政府签署了一项被称为“世纪合同”的历史性协议时，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霸权地位发生了逆转。能源集团之间协议的签署为阿塞拜疆制定新的国家行动路线铺平了道路。在开场白中，当时的阿塞拜疆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Heydar Aliyev)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石油曾经被用于满足苏联的利益”。阿利耶夫想强调的一点是，阿塞拜疆的石油对苏联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样也可以用于阿塞拜疆的发展。外部大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和中国利用更加隐秘的地缘政治形势，认为可以诱使这些新兴的能源生产国成为它们的势力范围。中亚-里海国家在油气运输问题上的地区冲突加剧，也使身份冲突长期存在。然而，俄罗斯在一开始利用其传统影响力希望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能够经过其领土。人们看到，在地缘政治方面，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尽管其实行“永久中立”政策)发起了一项多方位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莫斯科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国内范围——北高加索、西伯利亚和远东——俄罗斯试图巩固其在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尽管它面临着来自激进组织和外部地缘政治行为体的巨大挑战。尤其在车臣和达吉斯坦，情况更是如此。

　　外部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欧亚地区相互竞争的社会群体之间基于身份动员的内部冲突不断，加上阿富汗等外部冲突的外溢效应，共同构成了基于身份的对欧亚地区能源结构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在西伯利亚、远东、南奥塞梯和克里米亚，人们所观察到的是，地缘政治和身份认同正在同时作用，使地缘-认同危机持续下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能源安全。

　　欧亚地区的能源安全与地区冲突性质

　　在欧亚地区背景下研究能源安全和地区冲突的概念时，我们可以得出三个联系。这些地区是欧亚能源产区;第二，能源在谁的领土上运往外部市场;最后，社会行为体如何看待能源运输和利润分配的结构性框架。正如在达吉斯坦所观察到的那样，以部落身份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如“阿瓦尔人、达尔金人和列兹金人”(Avars, Dargin, and Lezgin)，正在相互竞争，以从里海地区获取能源等稀缺资源。除了石油天然气行业，控制里海沿岸“全天候的”马哈奇卡拉(Makhachkala)港也成为这些社会群体争夺的焦点。最近的领导层更迭，以及[可能]任命列兹金人部落的谢尔盖•梅利科夫为达吉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是朝这个方向走的指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如果]任命梅利科夫为该共和国领导人，正是为了遏止拉马赞•阿卜杜拉季波夫(Ramazan Abdulatipov)的日益坐大之势——阿卜杜拉季波夫[早前]放弃了领导人职位。阿卜杜拉季波夫控制着达吉斯坦的经济，属于阿瓦尔人部落，阿瓦尔人部落在达吉斯坦的势力要大得多。结果，联邦政府发现对他很难管理。在这一点上，人们可能还记得，2014年阿卜杜拉季波夫在该共和国议会发表演讲时，呼吁成立达吉斯坦石油天然气公司(Dagestan Oil and Gas Company)，这惹恼了联邦政府。他说：“达吉斯坦有很多油气田。然而，这一因素并没有改善居民的社会福利。”[普京于2017年10月任命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为达吉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接替阿卜杜拉季波夫。——译者注]

　　费伦的模型也可以用来研究欧亚地区的冲突模式，因为对能源等资源的利用是这一地缘政治空间当前动荡的关键成因之一。由于多年来能源的价值并未下降(尽管最近出现了不景气)，它提供了一种结构，来生成建构主义者所假定的标志。虽然理论著作将能源安全与能源生产国的社会冲突联系起来，但是这些著作没有确定能源过境国如何在多年以来面临社会冲突。欧亚地区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详细的答案。这一空间还可以填补现有文献的空白，因为它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资源稀缺和资源过境，社会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这可以从克里米亚和南奥塞梯的情况来研究。

　　在这一点上，人们可能记得如下事实：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发生的一些地区冲突为这一区域的地缘政治格局重构提供了必要的推动力，无论是车臣/达吉斯坦冲突还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僵局。这些地区冲突或多或少可以追溯到1991年后阶段中一些欧亚国家所进行的管道外交。有人认为，位于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及邻近的达吉斯坦共和国的旷日持久的冲突主要是由于能源。资源和利润的分配造成政治结构的罅隙，带来了政治暴力的加剧。行为体的“能力”及其与制度结构的“讨价还价”决定了政治体系的稳定。如果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不平衡，这也可能导致冲突。正如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ss)、詹姆斯•D•费伦和戴维•D•莱廷所概述的那样，北高加索冲突区可以被归入这个结构性矩阵。他们认为，“石油生产……与内战爆发之间呈正相关”的联系。

　　上文所讨论的一些强调能源与冲突之间联系的理论假设也可以应用于欧亚地区。在这方面，车臣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资源竞争、管道路线和社会冲突并存，一起加剧着地区冲突。

　　车臣危机和能源分配的必要性

　　车臣危机是身份、资源分配、冲突相互关联的一个理想例子，从而在该地区创造了一种新的冲突结构。在1991年之后的阶段，对一个可乘之机——联邦结构对边远地带控制的薄弱——的利用以及激进组织日益需要控制资源，是加剧该地区不安全的一些因素。这一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沙皇时代，那个时代促进了该北高加索共和国能源基础设施的发展。即使在苏联解体后，尽管能源工业放缓，车臣共和国曾经生产大量的石油。除了官方石油生产之外，从俄罗斯学者瓦列里•季什科夫(Valery Tishkov)提供的信息可以看出，石油勘探过去常常是“大部分车臣人的小规模工业”。季什科夫的这一说法可以从非法石油生产猖獗以及石油产量大幅下降这一事实来理解。尽管叛乱分子破坏了石油行业，但车臣因其地理位置而被认为是里海能源结构的关键所在。这使得车臣激进分子处于有利地位，确保能与中央谈判。莫斯科希望确保常年控制从巴库到俄罗斯新罗西斯克(Novorossiysk)港的油流。车臣的冲突被认为是确保对上述源自俄罗斯的路线保持长期霸权的一个障碍。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在持续低迷后大幅上涨，也迫使当时的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与激进分子达成协议。俄罗斯的这一战略旨在确保中亚和高加索石油的顺利输送。1997年，车臣叛军与莫斯科之间取得了突破，双方签署了“临时和平条约”。该条约规划了对能源设施以及管道线路的保护。其中一些措施为俄罗斯提供了将该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内的机会。该协定的签署也强化了巴库-新罗西斯克石油管道的重要性，因为该管道穿过车臣。莫斯科为了更好地控制车臣石油工业，还任命自己人、前能源部长萨拉姆贝克•哈吉耶夫(Salambek Hadjiev)领导车臣政府。尽管叶利钦非常小心地与叛军接触，但是车臣叛军袭击了临近的达吉斯坦地区。这带来了冲突的升级，也被称为“第二次车臣战争”。车臣的地缘政治危机是在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加速上涨的背景下发生的，使得美国增大了对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TC，简称“巴第杰”——译者注)管道的兴趣，并使得俄罗斯在里海地区越来越孤立——随着西方的日益渗透。车臣叛军采取了与战争第一阶段相同的措施来破坏俄罗斯的管道网络。车臣叛军发动了对达吉斯坦的袭击，目的是拆除能源基础设施。这对俄罗斯在里海地区的地位产生了影响。第二次车臣战争结束后，在俄罗斯军方的支持下，“卢克石油”(LukOil)、“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Transneft)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简称“俄气”——译者注)等俄罗斯能源集团夺取了对车臣的能源以及管道线路的控制权。国家杜马通过了一部特别法律，根据该法律，这些石油巨头采取措施建立自己的安全机构。这有助于它们保护自己的能源利益。尽管油价在过去几年有所回落，但各方对车臣能源的兴趣都在不断增长。车臣共和国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被认为是普京的坚定盟友，他对莫斯科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表现出的日益冷漠表示遗憾。莫斯科和格罗兹尼之间的收入分配实际上是争夺的焦点之一。车臣当局正利用油价下跌的机会，并表示有兴趣购买“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简称“俄油”——译者注)属下一家在车臣共和国的炼油厂的股份。最近，该共和国领导层还指责“俄油”没有进一步发展该地区的能源行业。地方政府要求下放能源资产给自己，这遭到大规模的争论和争议。据俄罗斯报纸《生意人报》(Kommersant)报道，“俄油”同意出售价值118亿卢布的资产，这些资产每年生产约30万吨的油。除了地缘政治纠葛之外，格罗兹尼局势之所以变得更加不明朗，还因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该地区的渗透越来越深。最近的西亚危机也对车臣局势产生了影响。

　　在能源安全的背景下，车臣冲突可以从保罗•科利尔等人所讨论的“贪婪”获取资源和“不满”的角度来研究——这种“贪婪”和“不满”是要展示历史上的不公。好战分子正在利用上述手段动员大众走向激进主义。除此之外，利润丰厚的石油市场也成为莫斯科和格罗兹尼之间争夺的主要焦点。车臣的情况是，冲突区的地理位置毗邻格罗兹尼，这也对危机火上浇油。阿富汗冲突以及中亚和里海地区日益上升的激进化是加剧车臣危机的一些外部要素。

　　另一方面，与激进主义、能源生产和过境路线推动冲突的车臣不同，在南奥塞梯，身份冲突植根于利益相关者中的集体意识。作为能源运输中转站的地理位置，加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使奥塞梯的能源冲突持续下去。

　　南奥塞梯、“规范身份”与能源管道政治

　　从南奥塞梯冲突中可以推断出，过境地区的不稳定也会对欧亚地区的总体能源安全产生影响。事后看来，南奥塞梯似乎在2008年俄罗斯干预后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然而，南奥塞梯冲突的真正原因可以归因于巴第杰管道的运营。这条管道也削弱了俄罗斯作为欧盟关键能源供应国的地位。南奥塞梯危机还使欧亚地缘政治问题登上舞台中心——在这个舞台，外部地缘政治行为体有机会发挥关键作用。与此同时，它还重绘了俄罗斯集团和由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之间在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地图，因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越来越大。

　　如上所述，地缘政治危机的加剧使巴第杰管道和巴库-苏普萨(Baku–Supsa)管道关闭了几天。这影响了欧洲国家的能源安全。南奥塞梯危机也显示了绕过俄罗斯的替代性管道线路的脆弱性。其次，它还迫使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等里海国家以一种更温和的姿态重新调整对俄外交政策。虽然冲突结束了很长时间，但由于该地区法律地位的冲突，管道线路仍面临着问题。南奥塞梯当局还反对巴库-苏普萨输油管道，称该管道正越界进入它们的“领土”。这使该管道线路的运营者对其可行性产生了忧虑。就像巴第杰管道和巴库-苏普萨管道——它们因近年来地缘政治的发展而面临运行问题——一样，“俄气”运营的连接亚美尼亚、途经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天然气管道也面临着威胁。这发生在格鲁吉亚采取报复策略的时候。

巴库（Baku）－苏普萨（Supsa）管道和南奥塞梯（South Ossetia）地理位置示意图

　　尽管已经过去了九年多，但这一地区的局势并没有多大改善。据报道，在2017年7月，俄罗斯控制了巴库-苏普萨管道走廊的一个关键环节。格鲁吉亚对此表示不满，指责俄罗斯“挑衅”。分析人士认为，这种破坏基本上是为了阻碍能源流向欧洲。这与过境费问题一道，是这条管线的主要运营商“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与南奥塞梯当局之间的主要争端之一，南奥塞梯当局还要求更高的过境费。南奥塞梯冲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在一场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中，身份动员、管道外交以及大国之间为自己争夺空间而展开的竞争是如何同时进行的。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当局都在操作身份认同问题，以便在这一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身份”和“互动”强化了社会结构中的冲突模式，这一观点也可应用于奥塞梯冲突。在能源安全的背景下，我们也可以对阿德勒所使用的“物质力量”予以释义，来描绘南奥塞梯冲突，这将给背景赋予更好的意义。尽管南奥塞梯已获得了事实上从格鲁吉亚的独立，以及没有得到任何外部大国的承认，但人们仍设想能源在加剧危机中的作用。

　　随着南奥塞梯危机对欧亚地区能源安全影响的加深，克里米亚冲突也给欧亚地区能源安全带来了压力。与南奥塞梯危机一样，这似乎是一场身份认同危机，但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能源问题。

　　能源安全、过境地缘政治和克里米亚危机

　　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保持平静(尤其是在南奥塞梯危机之后)，但当克里米亚问题突显而出时，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问题再次爆发。克里米亚危机表明，尽管外部大国尽最大努力在欧亚能源外交中挤压俄罗斯，但俄罗斯仍有能力恢复元气。由于其地理位置，莫斯科当局在对能源流向外部市场的管制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欧盟的情况中更是如此。正是欧盟国家受影响最为严重，因为大量的能源过去常常经由黑海运输——克里米亚位于黑海沿岸。克里米亚并入莫斯科当局后在欧亚地区随之发生的地缘政治潜流，突显出两个战略要点。这两个要点如下：对于黑海沿岸的大量能源财富，俄罗斯获得了优势;其次，它(克里米亚)是能源输送到欧洲的战略“阻塞点”。这使莫斯科在能源运输线路上占有优势。据当地报纸报道，就在克里米亚被俄罗斯接管之后，克里米亚当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黑海油气”(Chornomornaftogaz)公司移交给克里姆林宫。这家克里米亚天然气公司负责勘探黑海沿岸的油气田。根据乌克兰政府编制的《2030年能源战略草案》提供的数据，黑海沿岸天然气储量约为4～13万亿立方米，每年的天然气产量潜力可能在70～90亿立方米左右，直到2030年。除了传统能源，这个地区还有能力生产页岩气和大约300兆瓦的电力。这一事件对乌克兰的能源生产潜力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据报道，克里米亚天然气集团公司“黑海油气”在2015年的天然气产量达到了创纪录的18.4亿立方米。此外，还勘探了新的地方来生产同样的东西。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之前，乌克兰政府与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e)、埃尼(Eni)、法国能源集团“法国电力公司”(Électricité de France，简称EDF)等外国能源巨头签署了多项协议。这可以帮助基辅实现能源的相对自给自足，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除了这项措施外，在欧盟的“共同利益计划”(Project of Common Interests)——该计划于2009年3月启动——的积极支持下，乌克兰政府还试图经由黑海从阿塞拜疆进口能源。

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线路

　　然而，克里米亚危机造成的最大因果关系是，经由“南溪”管道(South Stream Pipeline)连接欧洲的俄罗斯梦之工程。按照协议，合同各方商定向欧洲国家输送63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然而，由于黑海及其周边地区形势的发展，欧盟委员会同意取消该合同。这是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一部分，虽然官方的观点是由于技术问题，这个项目无法实现。在俄罗斯和土耳其发生冲突后，甚至另一条管道线路“土耳其流”(Turkish Stream)也陷入了危机。在这两个邻国关系恢复正常后，该项目有望早日完成。作为该项目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俄气”正为早日完成该项目进行额外努力。这是因为美国参议院正提议实施更严厉的制裁，这可能会打击拟议的线路。然而，根据乌克兰能源机构的报道，“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Naftogaz)同意把2820亿立方米的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欧洲国家，该公司将从中获得一些过境费。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天然气问题上的互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命题：“扩大的贸易促进国际和平”，因为“相互强制”。尽管两国的政治精英因相互强制都在努力缓解冲突，但麻烦仍然存在。这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看出：基辅有兴趣将这一问题提上国际舞台，以便就能源部门被非法接管一事寻求仲裁和赔偿。

　　尽管克里米亚已正式并入俄罗斯，但近年来它却面临着许多麻烦。由于制裁而无法获得技术，这使得通过建设火力发电厂来实现能源多元化的举措没有落实。2017年8月，欧盟对两家发电厂追加了一些制裁，禁止西门子等技术巨头进行任何形式的“技术合作”。这加剧了该地区的能源危机。

　　与在奥塞梯一样，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其决策者利用身份载体来实现其更大的地缘政治目标。克里米亚进入其领土管辖范围为俄罗斯实现三个更大的地缘政治目标提供了机会。这些目标是：控制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确保对能源走廊的主宰，最后是利用克里米亚的能源。

　　在欧亚地理带，人们看到的是克里米亚危机的余波——某种形式的族群-民族主义冲突重新出现，对能源安全产生了直接影响。俄罗斯另一个重要的能源聚集地，即西伯利亚和远东，也很好地说明了能源勘探和能源运输是如何可能对欧亚地区安全构成挑战的。尽管事实是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并没有发生旷日持久的族群-民族主义冲突，但人们仍然看到了不同形式的身份动员。与当地社群分享石油收入、正在修建的管线对环境的冲击是影响西伯利亚和远东安全的一些关键问题。

　　西伯利亚与远东的能源勘探、能源运输和“身份辩证法”

　　近年来，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和远东正在成为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主要地区。在考察西伯利亚-远东能源综合体时，需要进一步关注三个问题：首先，能源生产及能源向外部市场的出口;其次，能源利润分享和原住民权利问题;第三，非法的中国移民和日益激进化(尤其是在东西伯利亚)的情况，以及它对身份认同问题的影响。

　　东亚国家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外国资本涌入能源行业，还有战略位置，这些因素促使俄罗斯重新考虑其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政策。能源勘探和管道线路建设也对社会和环境产生了影响。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俄罗斯政府采取了若干主动行动，旨在改组这一地区的行政结构。莫斯科认为，通过这些行政单位，它将确保更好地控制西伯利亚和资源。

　　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土著部落群体的研究在能源安全的背景下是相当相关的，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文化符号，通过这种文化符号，某些种类的形象和行动可以在决策过程中得到演化。以生态灾难为暗喻，这些位于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土著群体正在动员起来，既反对中央和地区行政单位，又反对在这一地区运营的石油公司。然而，我们可以在此强调，与车臣或哈萨克斯坦情况不同的是，这些群体没有参与任何形式的武装斗争来解决他们的不满。上文提到的“贪婪”和“不满”模型也可以用来研究社会动员的性质。据统计，大约有“41个土著群体”生活在俄罗斯的这个地区。由于[其他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这些群体的生活方式和职业模式受到了最严重的损害。尽管事实上在后苏联时期，中央和各地区政府都引入了若干旨在保护原住民权利的立法，但这种情况仍在发生。然而，近年来，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土著居民越来越关心管道项目的建设，大规模的能源勘探对土著人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当地生态产生了冲击。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领导下的联邦政府为提升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即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开发，将有助于利用能源，同时出口能源以赚取收入。与中国、日本相邻的这一地区的欠发达，被认为是一个长期安全威胁。在此背景下，普京总统进一步呼吁加强“核心与外围”的互动，以确保经济平衡发展。他进一步说道：

　　“该地区正在非常低效地利用其天然竞争优势，包括交通走廊……所有这些都毫不夸张地对我们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以及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普京政府宣布了若干旨在促进远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发展的计划。联邦政府成立了一个名为“远东国家委员会”(State Commission for the Far East)的新机构来管理俄罗斯的这一地区。同样，它在2007年制定了一项名为“远东和跨贝加尔湖至2013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计划。

　　与《能源战略2020》一样，俄罗斯政府也提出了名为《能源政策2030》的蓝图。为了给国内范围和能源关系带来重大变化，后一份报告呼吁建造新的管道线路，使能源能够到达目标市场。在这方面，报告的重点是建设备受期待的“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ESPO)。该报告补充道：

　　“在本国东部地区(库页岛的大陆架、萨哈共和国(雅库特)、马加丹和伊尔库茨克地区以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发展石油天然气综合体和建设适当的工业、交通与社会基础设施，将带来上述地区能源自给自足以及俄罗斯油气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由亚太地区国家支付费用”。

　　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过度能源勘探有其自身缺陷。例如，“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项目的建设和完成，在帮助莫斯科赚取大量外汇的同时，使原住民社群处于不利地位。由于他们大多数从事狩猎和捕鱼等传统职业，采掘业在这一地区的出现也对他们的生计产生了冲击。在建造“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的初期，人们对这条线路的环境影响——尤其是穿越贝加尔湖——产生了担忧。出于对环境的考虑，这条线路被改道经过雅库特，那里已经存在一个工业综合体。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土著人与公民社会团体合作成立了一个组织，名为“我们的家园雅库特”(Nash Dom Yakutiya)。这个公民社会组织向当地法院提交了反对“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项目的诉状，随后赢得了官司。在“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建设期间，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即石油公司、地区行政当局和土著居民，举行了若干公开会议，以评估项目的环境影响。“俄油”是这条管道建设的主要合作伙伴，它还为土著群体提供了激励措施——包括为这些人提供就业机会——以确保更快地建设这一有利可图的项目。

“库页岛-I”和“库页岛-II ”油田地理位置示意图

　　位于远东地区的土著群体也同样受到能源勘探的影响。人们可能注意到，位于这一地区的一些油田，如库页岛-I和库页岛-II，是为国外市场服务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2005年，库页岛原住民在库页岛原住民协会(Sakhalin Associ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的旗帜下进行了一系列抗议活动，抗议尘世间的环境因石油勘探而遭到了破坏。由于原住民团体的抗议活动日益增多，联邦政府于2007年以环保为由暂停了壳牌公司所进行的一个管道项目的建设。

　　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能源勘探也带来了这一地区人口格局的变化。让俄罗斯当局担心的是，由于中俄两国的合作不断加强，大量中国工人来到这一地区居住。这在当地居民中引发了很多不满，因为中国工人抢走了大部分工作。结果，当地居民没有得到足够的机会。当ESPO管道项目(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在建时，一大批中国人得到了这个项目的工作，其中一些人甚至接受了“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的培训。这引起了西伯利亚当地人的不满。中国人向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移徙可以看作是在两国在能源领域日益友好的背景下进行的。莫斯科在乌克兰惨败后面临经济制裁，其后人们认为，莫斯科在经济纾困方面严重依赖北京方面。这为后者主导和控制市场提供了机会。利用不稳定的局势，许多中国人非法进入邻国地带。2016年，新西伯利亚州州长弗拉基米尔•戈罗杰茨基(Vladimir Gorodetsky)禁止外国人在能源行业工作。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上文强调的赫舒拉发所概括的“战斗力函数”模型可以用来研究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社会结构和能源企业集团机构之间讨价还价的性质。同样，一开始所讨论的加尔通的“暴力文化”模型，也可以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以界定在俄罗斯这个地区的利益相关者之中存在的不满的性质。西伯利亚和远东能源复合体涵盖与社会结构研究有关的三个重要因素。这些因素是：对自然资源的社会控制的性质(这种控制有助于土著社群的主张);其次，在与中国人(中国人正在闯入这一地区)打交道时，“俄罗斯元身份”的出现;最后，越来越强的激进化正在发生，可能会对能源结构及社会关系产生影响。

　　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可以得出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推论是，尽管各族群之间有一种不安感，但它并没有变成暴力。然而，在东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一些地方，中亚人的迁徙相当活跃，塔布里厄•扎玛特(Tabligh Jamaat)和伊扎布特(Hizbut Tahrir)等激进组织也相当活跃，将使局势在不久的将来变得相当不稳定。因此，激进主义可能是西伯利亚社会结构中的另一条断层线。未来，由于欧亚地区存在冲突带，局势可能会变得动荡不安。

　　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冲突表明了地缘政治联盟和身份认同问题(能源在身份认同问题中发挥关键作用)之间的纠葛。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冲突，两个族裔社群即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的冲突正在转变为两国之间的冲突。这两个社群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反过来影响了穿过该地区的能源管道。

　　能源运输、身份政治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

　　2016年4月，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上由来已久的冲突重新浮出水面，欧亚地区的安全架构再次崩溃。虽然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在四天内结束了，但表明了这场战争将影响石油和天然气向外部市场的输送。

　　我们可以在这里强调一点，虽然这个有争议的地区没有很多能源，但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这个空间在向西方国家输送能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就在连接沙赫德尼兹(Shah Deniz)天然气田的跨亚得里亚海管道(Trans Adriatic Pipeline)运营之前，冲突在4月爆发。这条管线也是舆论热炒的“南方天然气走廊”(Southern Gas Corridor)的一部分。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这场为期四天的战争再持续几天，可能重创欧亚地区的能源形势。例如，这一冲突将中断石油和天然气通过巴第杰管道和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管道(BTE，天然气管道)输往预定的欧洲市场。就连格鲁吉亚和土耳其等毗邻国家，除了作为项目一部分获得的过境收入[受影响]外，也遭遇了严重的供应危机。这是这些项目各自的合作伙伴产生的财务损失之外的额外损失。有趣的是，这些管道线路中有一些在靠近冲突区的地方运行。当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政府(得到亚美尼亚支持)宣布他们将用导弹袭击阿塞拜疆的管道系统时，对管道系统的明显威胁就显而易见了。在短暂的平静之后，冲突再次爆发，在2017年7月，两名平民因亚美尼亚军队开火而死亡。有人可能在此补充说，这个问题可能会在该地区引发进一步的动荡。

　　2016年4月，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发生的冲突并非新冲突。专家认为，巴第杰管道自运营以来面临着诸多挑战。尽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历史上，但近年来(特别是1991年之后)由于外部行为体需要使用更多的能源，冲突的不稳定性加剧。在独立后，当时的阿塞拜疆总统阿布法兹•埃利奇别伊(Abulfaz Elchibey)对阿塞拜疆的能源产业发展有着积极的兴趣，并同外国伙伴进行了谈判。甚至一些美国能源集团也与埃利奇别伊签订了开发该国利润丰厚油田的合同。然而，当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冲突爆发和随后的阿塞拜疆政治政变使盖达尔•阿利耶夫上台时，该国能源多元化的努力停止了。这里可以强调一点，埃利奇别伊在其总统任期内甚至考虑过途经亚美尼亚通往土耳其的另一条管道。然而，由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途经亚美尼亚的管道无法实现。埃利奇别伊推行的能源连接多元化政策对其与俄罗斯的关系产生了冲击。俄罗斯是这一地区的“历史性参与者”，它从里海和中亚邻国的地区能源考量中出局。作为报复，它强硬挥舞起所谓的“能源鞭子”，停止通过老的苏联管道系统出口巴库的石油。族群冲突也为外部大国提供了在该地区展示实力的机会。阿塞拜疆的政治精英们也意识到了族群冲突对该国能源外交的威胁程度。正如所观察到的那样，盖达尔•阿利耶夫奉行多方位能源政策，即既与俄罗斯、又与西方交往。为了实现上述一些目标，巴库甚至支持了两个管道项目。一个是往东的方向，也就是通向新罗西斯克，另一个是通向苏普萨。

　　据报道，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对石油和天然气分配网络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减少了输往预定市场的能源流量。有人可能会在这里补充说，尽管2016年4月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仍然很低，但该地区的危机对巴库的财政金库产生了冲击。

　　虽然为期四天的战争于2016年4月停止，“火药桶”可能会再次爆燃。如果发生同样的情况，未来将对石油管道和整个欧亚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产生灾难性的影响。这是阿塞拜疆外交部长透露的。他说，战争爆发“拖延了两大管道即跨亚得里亚海管道和跨安纳托利亚管道的运营”。顺便说一句，两条管道都是通往欧洲方向。无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结果如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身份冲突正在阻碍这一地区未来管道项目的运行。上文约翰•加尔通提到的暴力的“结构”和“文化”概念可以应用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情况中，以描绘出这一地区正在发生的冲突的性质。虽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域内和周边的局势相当稳定，但在未来，局势可能再次升级。使阿塞拜疆人在与亚美尼亚的冲突局势中占上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能源的拥有。由于能源，阿塞拜疆能够与西方世界进行有效的讨价还价。这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塑造阿塞拜疆与外部大国的关系，并使亚美尼亚处于不利境地。

　　从与欧亚地区社会冲突有关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可以得出三个重要的推论，即外部势力之间的竞争，直接或间接加剧了该地区的冲突;其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地理位置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地区的能源运输和冲突模式;最后，这一地区身份冲突的延续似乎取决于阿塞拜疆能源在全球市场上的重要性。

　　除了反复无常的地区冲突，在欧亚地区，人们多年来看到的是“酝酿中的不满”。其中一些冲突是零星发生的，另外一些则根植于历史——正如哈萨克斯坦所发生的。

　　能源与哈萨克斯坦激进主义的扩散

　　哈萨克斯坦被认为是中亚地区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但近年来也出现了激增的恐怖主义和社会不满。尽管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的初期在中亚广泛存在激进主义，哈萨克斯坦则相对例外。然而，近年来，哈萨克斯坦正成为激进主义的中心，正如哈萨克人学者指出的那样，哈萨克斯坦的“激进主义浪潮”越来越大。2016年7月在能源丰富的阿克托别(Aktobe)地区发生的，以及随后(仅一个月后)在该国前首都发生的恐怖袭击，表明如下事实：恐怖组织对破坏该国的金融和能源活动感兴趣，因此，危及该国安全。

　　2016年发生在阿拉木图和阿克托别的激进活动提醒了我们早前2011年发生的事件。属于“哈里发战士”(Jund al-Khilafah)组织的恐怖分子利用社会动荡，在阿克托别开展了罪恶的活动。多年来，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更靠近北高加索地区)，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地区正成为激进主义的温床，而能源行业暴跌式衰退也部分导致了大量人口的社会疏离感。由于日益严重的社会疏离，以及在国外激进势力的积极支持下，这些恐怖组织(激进的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在哈萨克社会结构中获得了优势。例如，哈萨克斯坦政府最近的一份报告强调，尽管有政府禁令，但听从激进分子号令的学生人数仍在不断增加。与后苏联区域的其他石油经济体一样，阿斯塔纳的经济也跌跌撞撞。世界银行在报告中指出，2016年的通货膨胀率为10.76%，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

　　然而，即使油价会高企、哈萨克斯坦经济会企稳，仍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愈演愈烈的激进主义将如何帮助能源行业蓬勃发展?北高加索的溢出效应和激进的“伊斯兰国”日益增长的威胁，将对哈萨克斯坦的能源行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这将阻止外国投资者投资能源业务。大家可能还记得，雪佛龙计划与埃克森美孚在田吉兹油田共同投资360亿美元。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尽管国际能源市场出现了暴跌。阿克托别地区及其周围的任何扰乱都将对能源安全以及管道产生影响。据报道，大量哈萨克青年也加入了可怕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从长远看，哈萨克斯坦日益增长的激进主义将对欧亚地区的安全造成不利影响。2016年12月，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部队逮捕了若干激进分子，原因是他们在能源丰富地区盗窃石油，这显示了在哈萨克斯坦，能源和激进主义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些激进分子在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的保护下活动。安全机构透露，他们已经没收了几艘被激进分子接管的油轮。这表明车臣、达吉斯坦模式和哈萨克斯坦模式之间存在相似之处。这并不是激进分子第一次因为抽取石油而被捕。甚至在2014年，安全部队也因为一些激进分子的非法活动逮捕了他们。

　　尽管哈萨克斯坦的局势不像车臣和达吉斯坦那样动荡，但按照西亚和北高加索激进分子的模式，未来原教旨主义者可能会试图控制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设施——这些设施将为他们的非法活动提供资金。阿富汗和其他中亚国家的动荡可能会对哈萨克斯坦一般而言的总体安全以及特别而言的能源安全产生影响。

　　如果更仔细观察上文所讨论的地区冲突模式，就会发现每一种冲突都是相互关联的，当地行为体(能源生产国和能源过境国)以及外部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相互作用。这反过来又塑造了该地缘政治区域的结构。外部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结构也与欧亚地区社会结构的断层线相互作用，进而冲击着这一地理区域的安全。这些互动模式对能源安全以及激进主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结论

　　评估能源安全的理论视角及其对社会安全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出什么与欧亚安全相关的推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在欧亚地区的能源安全、资源分配和社会冲突这三个要素之间得到关联性，世界上其他资源丰富地区的社会冲突也和上文所讨论的类似。阿德勒和温特强调的“物质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的持续互动，为考察欧亚地区的结构性地缘政治以及持续的社会冲突提供了基础。社会冲突在车臣、达吉斯坦的持续存在，以及西伯利亚和远东“酝酿中的不满”都体现了上述逻辑。这些冲突中的大多数都是在保罗•科利尔等人所概述的“贪婪”和“不满”的框架下进行的，以“获取资源”。在车臣，关于持续性冲突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对石油产业的控制。当联邦政府采取措施控制车臣石油部门时，这激怒了当地的激进分子。甚至亲莫斯科的车臣领导人也在考虑获取能源，以恢复该共和国的声誉。本文已讨论的车臣共和国当局从“俄油”手中收购石油产业，是这一趋势的一个指标。哈萨克斯坦的激进组织从西亚和邻国车臣的极端分子那里得到启示，诉诸暴力活动以确保在利润丰厚的能源领域占据优势。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土著社会团体也同时呼吁从能源产业中获益，他们非常有意识地保护自己在能源领域的优势地位。然而，与车臣、达吉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西部不同的是，在西伯利亚和远东没有这样的暴力冲突。这可能是由于在俄罗斯的这一地区及其周边不存在任何冲突带。尽管能源价格波动，但欧亚地区的冲突仍将持续下去，因为正如詹姆斯•费伦和戴维•D•莱廷所言，获取石油资源使“叛军”处于有利地位，因为他们可以获得武器，也可以以身份认同的名义动员民众。同样，由于能源利润，欧亚地区冲突带的叛乱组织之间也有了更大的“互动”。这反过来又加剧了社会冲突，正如亚历山大•温特所提到的那样。上述三个案例与达吉斯坦一起证明了第一个假设，即对能源等资源的强烈声索以及同一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均衡分配是欧亚地区社会冲突加剧的主要因素之一。

　　由于欧亚地区的结构性地缘政治基础是能源，外部大国对参与能源事务有着浓厚的兴趣。当它们相互竞争时，这反过来又加剧了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裂痕。多条输油管线往往要途经族群关系动荡和战略位置突出的地区，这些管线的运营加剧了欧亚地区的社会冲突。上文所讨论的南奥塞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克里米亚冲突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两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两个要素即地缘政治的载体和社会认同的动员。本研究强调了新管道线路的运营如何在这三个地区产生地缘政治不和谐。这种地缘政治纷争经常体现在族群冲突形式的社会动荡中。例如，有人认为2005年巴第杰输油管线的开通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南奥塞梯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升级。南奥塞梯冲突爆发后，巴第杰管道数天无法运行，从而影响欧洲能源安全。因此，奥塞梯身份政治冲击了巴第杰管道的运行。正如上面所讨论的，近年来，格鲁吉亚还中断了“俄气”运营的管道——该管道向亚美尼亚输送天然气。途经南奥塞梯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的僵局可以归结为根深蒂固的“历史记忆”以及集体意识——集体意识正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目前的管道外交。2016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归因于两条新管线的开工——这两条管线即最初讨论的跨安纳托利亚管道和跨亚得里亚海管道。这表明，管道线路途经地区及其周边的社会冲突总是与能源安全的地缘政治有关。类似的情况也在西伯利亚突显，那里的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正在运行。土著部落中日益增长的不满以及他们的不忿可以用加尔通的“暴力文化”框架来构建。上述描述证实了第二个假设——在这个假设中，社会冲突正在影响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

　　欧亚地区的结构安全处于持久的不稳定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争夺能源等资源的竞争造成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构主义方法对分析欧亚地区复杂的能源结构非常有用。同样，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有助于对这片历史性大陆上冲突的性质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84期。Nalin Kumar Mohapatra，任职于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本文原文为英文，首刊于电子期刊《剑桥欧亚研究杂志》(Cambridge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2018年第2卷(正文刊于2018年2月21日，网址为https://www.veruscript.com/CJES/publications/energy-security-social-conflict-pipeline-diplomacy/)。限于篇幅，未保留原文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