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休克疗法”不是俄罗斯转轨早期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

　　徐文说：“从经济增长绩效看，1992年‘休克疗法’实施以后，俄罗斯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混乱，激进的市场化转型不但没有解决经济体系的效率问题，而且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持续的经济衰退。到1996年，俄罗斯的真实GDP总量仅相当于1989年的51%。通货膨胀和私有化造成国有资产快速流失和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金融工业寡头攫取社会财富的同时，普通居民的储蓄因为超级通货膨胀化为乌有。”“1992年‘休克疗法’的实施，一方面迅速摧毁了苏联70余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建立基于私有产权和自由价格体系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混乱和经济衰退。”“‘休克疗法’引发的转型性经济危机，导致综合国力和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社会贫困化和不平等加剧。”

　　在我国学界，“休克疗法”引发、导致、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持续的经济衰退的观点由来已久，长盛不衰。但如果我们回头看看苏联解体前夕的经济状况，也许我们就不会说20世纪末期俄罗斯经济表现出来的令人震惊的糟糕局面是“休克疗法”“导致”或者“造成”的。

　　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在此后的几年中，苏联曾经尝试过一系列改革。虽然这些没有产生实质性效果，但反映出的问题则是实质性的，那就是苏联的经济发展状况“已经不能应对21世纪的世界经济的挑战”。“1990年，苏联社会生产出现二战以来首次负增长，1991年危机进一步加重，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7%，国民收入下降15%，工业产值下降7.8%;同时，财政赤字连年上升，内外债务不断增大，消费品严重匮乏，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也就是说，由于“落后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未能改变，导致经济增长率递减发展到危机;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供应极度紧张，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整个经济已经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

　　在此，以前少被人说起的苏联末期的货币危机也许值得一提。

　　苏联货币危机的首要表现就是通胀。“自1990年起，情况开始迅速变化，零售价格指数的增长率达到5.6%。至1991年，苏联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压制性通货膨胀开始公开化，并迅速升级为奔腾式通货膨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1991年零售价格指数和批发工业价格指数分别上涨了86%和138%。”同时，“卢布实际购买力大幅下滑。据统计，与1985年相比，1990年单位卢布的实际购买力仅为其名义价值的12%～14%。而到了1991年，卢布在一年内的贬值幅度就达到85%”。

　　究其原因，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实施市场化改革后，苏联政府的财政赤字急剧攀升了。“1986～1989年，年均赤字为730亿卢布，仅1988年就增加了56%，1989年升至1000亿卢布。就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来看，1986年为5.7%，1987和1988年分别为6.4%和9.2%，1989年则接近10%。进入90年代，苏联财政的赤字压力越发严重。1990年，财政赤字为850亿卢布，占该年联盟GDP的8.5%。”“1991年，仅联盟的财政赤字就达到2050亿卢布，如果加上地方政府和加盟共和国，苏联政府的赤字总额则高达4820亿卢布，其占联盟GDP的比例攀升至26%。”

　　其次，限于当时的条件，苏联政府实施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融资方式。这种方式导致苏联的货币发行量在1986年出现小幅增长(39亿卢布)，但1987年则发生了爆炸性增长。年度货币发行量逼近60亿卢布，1988年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1988～1990年，年均货币发行量高达188亿卢布。到了1991年，货币发行量则升至1276亿卢布”。超发的基础货币通过乘数效应，导致了流通领域中现金数量的成倍扩张。有统计表明，苏联“流通领域中的现金数量从1986年的748亿卢布升至1990年的1361亿卢布，五年内增长了1.8倍。到了1991年12月，流通领域的现金总量达到2500亿卢布”。

　　再次，随着财政赤字货币化，卢布现金迅速激增，苏联的银行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革。金融改革后的苏联银行体系以国家银行为领导、五大专业银行为主体、商业银行和信用社银行为补充。“在国家优惠政策和高额收益的双重刺激下，商业银行和合作社银行的数量迅速增加。1990年达到280家，至1991年年底，总量超过1600家。”商业银行和合作社银行的过度信贷(截至1991年12月，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境内商业银行发放的短期和长期贷款超过4000亿卢布)直接导致苏联末期货币总量的极度膨胀。1987年年初已经达到4109亿卢布，1988年为4719亿卢布，1989年为5355亿卢布，1990年达到6137亿卢布，到1991年12月，苏联广义货币总量竟达14519亿卢布。

　　最后，银行信贷的扩张引发了企业储蓄账户的急剧膨胀。又由于苏联政府对企业下放权力，导致企业大量的账户资金通过涨工资的方式转成了卢布现金。这样，居民货币收入与消费品市场商品数量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大量过剩的货币“滞存”起来。苏联政府禁止大额卢布流通和全面放开价格的措施最终引发了不顾一切的保值性购买行为，结果是卢布贬值，无物可购。巨大的卢布危机已经不可避免了。

　　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休克疗法”正式实施之前的事[6]。也就是说，在“休克疗法”开始之前，苏联的经济已经处于根本性危机之中，只不过是后续展开的“休克疗法”像一个尖锐的刺将即将破裂的气球刺破，一个圆滚滚的气球顷刻颓塌成一堆破胶皮而已。极端而言，当你用一把手术刀把一个脓包戳破的时候，脓血四溢，恶臭无比，是极其恶心。但人们要问的是，究竟是病灶导致的脓包可恶呢，还是手术刀有罪?

　　(三)是俄罗斯政府选择了“休克疗法”，还是“休克疗法”选择了俄罗斯政府?

　　徐文说，“从普里马科夫和普京的政策选择看，之所以在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中抛弃新自由主义，是由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的实践结果造成的。那么，为什么‘休克疗法’这一套逻辑内洽的转型方案会导向一个糟糕的结果?从理论上看，这是由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逻辑与转型任务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同时也是全球化条件下新自由主义逻辑中垄断资本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造成的。”

　　徐文的意思似乎是说，“休克疗法”(等于新自由主义)实践没有成功，所以被普里马科夫和普京抛弃了;而为什么没有成功呢，是由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逻辑与俄罗斯转型任务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此论如果成立，那问题就是，当时是用一个不适用的理论(方法、方案)来指导转轨(转型)，用错了药方。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是“谁”用错了药方?正确的药方是什么?为什么没有被用?这个错误的“休克疗法”是毛遂自荐，奋力争取上位的吗(还是被政府“错误地”选择的)?如果不是，那就应该追究选择者的责任、检讨决策过程的失误，或者起码分析说明为什么当时的政治博弈导致选择了“休克疗法”，而徐文却只是批评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

　　简要地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苏联末期和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初期，政府是在场的。改革的过程一直是在政府的主持下进行的。以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为标志，苏联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此之前，苏联也不是没有改革，但此后的改革确实在性质和力度上都大不同于以前。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意图突破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改革受阻;1990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上做了《关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的报告，意图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引起剧烈争论，最高苏维埃责成政府修改改革方案。与此同时，叶利钦主持提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所谓“500天计划”，提出要在俄罗斯联邦实施广泛的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达成协议，由总统委员会成立专家小组，制定苏联全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500天计划”。1990年10月，戈尔巴乔夫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总统方案，但遭到叶利钦反对终成一纸空文;11月1日，叶利钦开始在俄罗斯实行“500天计划”。

　　在俄罗斯的转轨决策中，政府也是主角。1991年10月28日，叶利钦在俄罗斯第五次人代会上提出了激进改革方案，主张一次性向市场经济过渡，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同时，政府聘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休克疗法”创始人杰弗里•萨克斯担任经济改革的顾问。随之，以副总理盖达尔为首的政府班子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的《俄罗斯经济政策备忘录》，对激进改革的内容和政策做了具体规定。之后，政府又制定了《深化经济改革纲领》，对激进改革的内容和政策做了全面、系统和更为详尽的规定。

　　“休克疗法”提出后，以政府第一副总理盖达尔为代表的激进派，以科学院院士、经济研究所所长阿巴尔金为代表的温和派，在转轨的目标模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微观经济基础的建构、宏观调控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那么，“休克疗法”这种激进的改革方式为什么会最终胜出呢?这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和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约束条件所决定的。有论者指出，这首先是对以往的改革无效、失败的反应，是当时主政的民主派实现改革主张的逻辑结果;其次，是应对已经存在的经济危机的策略选择，危机之中，革命一触即发，政局动荡不定，渐进有序的改革是不可能的;第三，在当时的政治博弈中，民主派以激进改革来保障自身的权力，防止改革进程逆转;第四，激进改革在当时具有强大的社会民意基础。

　　至于在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观能动性”，一直被人们持久地、广泛地提及。其实，人们能够拿出来说的事，无非就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西方主要大国和由他们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如IMF等)，以巨额外援为诱饵，要求苏联及其继承国采纳它们的建议，实行‘休克疗法’，建立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更具体的指控就是“通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贷款时，都会提出严格的限制性条件，要求成员国在使用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的经济调整政策”。据说，1995年前后，俄罗斯为了能得到贷款，必须按季度甚至按月向IMF和贷款提供国的财政部、中央银行的专家组成的工作组通报国内经济情况。正是这一点，让一些人为俄罗斯大抱委屈，认为是国际金融组织将“休克疗法”强加给了俄罗斯。

　　其实，就一般情形而言，债务人要获得贷款，与债权人约定某些借款条件并遵守相关约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退一万步说，如果真是觉得条件苛刻到难以接受，完全可以选择不借款。大路朝天，难道IMF还真能强制俄罗斯这样一个主权国家?

　　(四)俄罗斯经济转轨早期的政府干预及经济结构和产业政策

　　徐文说，“但另一方面，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放弃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垄断资本的管制，也为国际垄断资本在俄罗斯经济中兴风作浪提供了条件。……这与俄罗斯过早以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融入全球化体系密切相关。”

　　笔者认为，俄罗斯转轨初期政府并没有“放弃”对经济的干预，只不过是因为当时的政府是一个弱政府，力有不逮，干预无效而已。

　　简要来说，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政府是切尔诺梅尔金政府，这届政府有对经济的干预政策。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的前期(1993～1995年)，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从“硬性紧缩”转为“适度紧缩”，致力于把稳定财政货币与稳定生产结合起来;对少数主要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保持国家调节;通过现金私有化来促进投资增长;通过“软赤字”和“外汇走廊”政策遏制通胀。后期(1996月2月～1998年2月)，政府对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1996年下半年，政府在其制定的《1997～2000年政府中期纲要构想：结构改革和经济增长》中提出，改革的目标模式由自由市场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倾斜，放弃“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方式，停止大规模私有化，保护和扶持本国生产，解决社会问题，调整对外政策，加强宏观调控。就加强宏观调控来看，主要是继续财政适度紧缩政策，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清理三角债，坚持外汇走廊政策，力争稳定卢布汇率。

　　当然，这些经济政策对经济生活产生的作用有限。究其原因，单就政府本身来说，这届政府是一个弱政府，执政能力有限。主要表现在，时任总统叶利钦与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观念有分歧;政府组织成分复杂，形成掣肘和内耗;政府内部的政策存在分歧和冲突。但无论如何，当时的政府并没有放弃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这种情况，与“俄罗斯过早以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融入全球化体系”看不出有什么关系。

　　徐文说，“另外，俄罗斯在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的过程中，放弃政府产业政策对经济的引导，开启了俄罗斯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去工业化和原料化进程，造成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以至于在2008年提出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和2014年执行进口替代战略的情况下，经济结构问题仍然难以扭转。”

　　首先，在转轨过程(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的过程)中，俄罗斯并没有“放弃政府产业政策对经济的引导”。

　　就在转轨的早期，俄罗斯政府，比如切尔诺梅尔金政府，也力求“建立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经济结构”，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政策措施”。比如，当时的工业政策目标是“提高生产效率和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在此基础上使工业过渡到高涨阶段”。为此，对石油天然气和森林工业，让其在自筹资金的基础上自主发展，通过改善税收和法律环境，吸引国内外战略性投资;对于民航、宇航、核能、机床制造、能源机器制造、电子技术等行业，国家将通过直接投资、提供出口信贷担保和国家订货的方式加以扶持;对于电机、汽车工业、运输机械、轻工和食品等行业，实行保护性关税，吸引能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国投资。农业则追求制度改革和提高效益。政策重点是为有竞争力的产品创造出口条件，对基础食品生产则采取保护性措施，鼓励农产品销售，建立支持农业的金融系统。同时，也有促进和改善对外经济关系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的效果也许并不明显，但效果不佳与“放弃政府产业政策对经济的引导”毕竟不是一回事。

　　其次，俄罗斯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去工业化和原料化进程、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原因复杂。资源禀赋，资源诅咒，荷兰病，苏联时期的历史遗留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制度环境不利于创新，产权保护不力，投资不足，研发能力差，技术储备不足，缺乏有活力的经济活动主体等都有可能是导致问题的因素(这当然需要论证)，但说是“俄罗斯在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的过程中，放弃政府产业政策对经济的引导”导致了这一后果，似乎更需要有说服力的论证。

　　原辽宁大学教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徐坡岭先生与辽宁大学博士研究生贾春梅合署，在2017年第3期《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开篇发表了《俄罗斯经济转型：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与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探索》(下文简称“徐文”)的长文。这是国内学界从理论到实践对俄罗斯25年来的经济转轨做出总结性评价的重要尝试。通读之下，深感此文对理解和评价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缘起、进程、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导致的后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时，也深感文中所及的一些问题，尚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因此，笔者不揣冒昧，将对文中某些观点的疑惑以通信的方式公开表达出来，一方面期待徐坡岭教授的回应，另一方面也盼望学界同人能就此发表真知灼见，以便共同推进相关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一、“转型”还是“转轨”?

　　首先，俄罗斯25年来经济制度变迁，究竟是“经济转轨(转轨)”还是“经济转型(转型)”?

　　徐文的“内容提要”里说：“新自由主义最终被俄罗斯所抛弃，直接源于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的实践结果：一是‘休克疗法’引发持续经济衰退，导致国力下降和社会贫困化;二是市场化经济转型滑入非效率制度均衡陷阱，政府被寡头资本俘获。”但紧接着又说：“在面对国际垄断资本的强势竞争时，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无法帮助转轨国家和后发国家保护本国利益不受损害。俄罗斯抛弃新自由主义，回归社会市场经济的探索，是对上述教训反思的结果。”除了题目、内容提要、关键词外，在后面的正文(不包括注释)中，“转型”或“经济转型”被使用了99次。同时，正文有5处使用了“转轨”“经济转轨”的概念。[1]

　　有意思的是，徐坡岭教授原来任职的单位叫“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但他们那里的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则是“转轨经济学”，他们为博士研究生开的“方向选修课”又叫“转轨经济理论”“转型经济学”，还有博士后的研究方向为“转型国家经济”。

　　“转轨”还是“转型”?它们是两个概念还是一个概念?如果是两个概念，它们的关系怎么样?笔者认为，徐坡岭教授在这篇文章中应该有所说明，但没有。当然，这是学界一直以来并未说清的一个问题。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转轨不等于转型(形)。

　　(一)“转轨”与“转型”语意不同

　　“转轨”和“转型(形)”的语言和语源有差异。

　　从汉语来讲，转轨：动❶转入另一轨道(运行)。❷比喻改变原来的体制等。转型：动❶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转变。❷转换产品的型号或构造。

　　型：❶模型：砂型。❷类型：脸型，血型，小型，新型，流线型。形：❶形状：圆形，方形，图形，地形。❷形体;实体：有形，无形，形影不离。

　　从英文来看，作为词首，trans-，pref. across; on or to the other side of. 字首：横过;贯通;在…的另一边;至…的另一边。trans- 转换，横过，转移，超越，贯通。

　　作为拉丁语词素，-it-的意思为“往来，行走”。

　　作为英语词汇，transit的意思是：n.【U】1. conveying or being conveyed, across, over, or through: 通过;经过;搬运;运送。

　　加了名词词尾后，transition的意思是：n. [U & C] changing，change, from one condition or set of circumstances to another: 转移;变化;变迁;过渡;经过。

　　在另一本词典中说，transit. Ⅰ n. ①[U] 移动;通过;运行。②[U] 运送;转送;【贸】过境运输。③[定语]过境部队宿营地，转运公司。④[C] 经纬仪。Ⅱ vt (天体)经过。

　　transition ①[U][C]转变;过渡;【理】跃迁。②[定语]过渡时期，转变温度。

　　transitional a. 变迁的;过渡的。

　　可见，将transition翻译成“转轨”是妥当的。

　　而作为英语词干，-form(a)-, -format-的意思是“形”，那么，trans-转换加form-形，就是变换形态或形式，即改变;改造。

　　transform vt., vi. 改变。

　　transform v.t.: 改变…之形状，外观，品质，或性质n.变形，变性，变质，转变;[C] 变形，变性，转变的事例。

　　另一本词典中说，transform Ⅰ ❶vt ①[较change更正式]改变，转变;使变态。②【电】变压。❷vi 变化;变形;改变。Ⅱ n [C]【数】变换式;【化】反式。transformable adj 可变形的;可变化的。

　　transformation n [U][C] ①转化;转变;变换;改造。②【生】变态;锐变。③[U]【电】变压。

　　可见，transformation，应该译成“转形”，意即改变，变化，而不是“转型”。[2]

东欧巨变中布拉格的示威人群

　　(二)转轨有始有终，转型(形)则如水长流

　　在“后共产主义”的(Post-Communist)相关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转轨(transition)和转型(形)(transformation)混乱、交叉地使用着。丹麦学者米米•拉尔松(Mimi Larsson)对二者做了这样的区分：“转轨”在概念上被理解为一种直线的演进过程，它更强调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进程的结果，是一种向着已知和确定目标的改革;“转型”指改革的进程并非直线和可以预测的，而是一种向着崭新的和未知目标的改革。

　　中国学者冯绍雷则认为：transition和transformation都是转型。“前者较为常用，强调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的过程。类似于在机场换乘飞机，需要有签票、改道、换机等一系列的过程。在转型过程中，指的则是对于另一种发展模式的选择。而后者则更具有整体性、革命性的涵义，也包含有强调突变的可能性。”冯先生还提到，“2009年冬天，美国前总统俄罗斯事务顾问托比•盖蒂(Toby Gati)和她丈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俄罗斯与欧亚问题资深副教授查尔斯•盖蒂(Charles Gati)来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访问座谈时，后者曾谈及关于‘转型’的这两个词(transition和transformation)的不同含义”，想必，这二位也是同意冯先生的观点的。

　　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是初期使用“转轨”，后期使用“转型”的，比如陆南泉、许新、朱晓中、程伟、徐坡岭诸先生;另有一些学者则一以贯之，只使用“转轨”概念，比如秦晖、金雁、孔田平诸先生，国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5年来的年度报告一直叫年度“转轨”(Transition)报告。总体来看，国际国内，两个概念的使用，相当混乱。

　　但一个共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原苏东国家开始改革。改革的逻辑起点自然是作为解体、剧变后呈现的原有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明确的，有共识的，那就是要通过改革建立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说，社会生活要从原来的运行轨道(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转到”新的轨道(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上去。这就是“转轨”(transition)的确定涵义。有朝一日，这种社会运行轨道的转变(或叫过渡)完成了，这个进程就结束了，转轨的目的就实现了。目的地就到达了。[3]

　　关于目标，即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应该是没有太大疑问的。学者福山最近有个说法，他说：“我对基本问题的观点不变，即随着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历史会朝着某一个特定的方向前进。什么样的社会能够屹立在现代化进程的终点?与25年前一样，我仍认为是那些具备一定形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社会。”

　　因此，转轨是一个内容明晰，目标明确，有始有终的社会历史现象。

　　同时，尽管议论驳杂，起码在多数学者那里，认为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已经结束。

　　相比之下，转型(形)则不然。基于transformation这个词，其重点在于“变化”本身。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基于自身内部矛盾的运动变化过程，基于社会运动中不同时空下的矛盾运动的特点，社会运动具有阶段性的特征，不同的领域和空间也会表现出差异性，一个阶段的结束就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同一时空下的世界(社会)的不同部分之间也会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发生变化，但无论缓急，无论何处，运动变化是常态，所谓静止也是运动变化的一种特例而已。故此，转型(形)(transformation)在人类社会的认知范围内，是无止境的。恰如自然界的水系，大河上下，不失滔滔。

　　(三)发生转轨的范围有边界，转型(形)却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存在着

　　既然转轨就是社会生活从原来的运行轨道(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转到”新的轨道(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上去，那么，这种社会运动就只是发生在原苏东国家，也就是原来实行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的国家。这些被称为转轨国家的国际法主体，是确定的，就是原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东德由于实现了东西德统一，就不能再归于转轨国家的范畴，德国东部的社会变迁只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变革而已。

　　至于发生转型(形)的国家，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每一个国家都在或多或少、或急或缓地发生变化。

　　(四)转轨是制度变迁，转型(形)则包括制度变迁、技术发展、观念流变

　　转轨是一段时间里、一定范围内发生的社会制度的转变，也就是从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转为民主制度，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转型(形)则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制度变迁、技术发展、观念流变。转轨是转型(形)的一种特殊形式，有边界，有始终，有特定内涵;转型(形)包含转轨，是一般意义上的变化，就人类社会的活动来说，包括制度变迁、技术进步、观念流变，传统的说法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考察转轨，重点在看变化是否完成或完成了多少;考察转型(形)则要看变化给人类带来的价值增量，即变化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人类的福利状况。

　　笔者认为，在本学科的研究及表达中，如果是考察原苏东国家向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转变的制度变迁，那就应该用“转轨”这个概念;如果考察的内容超出了政治经济的制度变迁，涉及了相关的技术变化和观念流变，即超越转轨(beyond transition)，基于英文transformation，就应该使用“转形”这个概念;如果超出了对原苏东国家的政治、经济、观念的考察，将transformation代表的大范围、长历史周期的复杂变化译作“转型”，也应该是可以的。[4]

　　二、俄罗斯的转轨完成了吗

　　徐文涉及俄罗斯经济转轨[5]的内容不少。但其主要的结论是，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已经完成。徐文说：“但到1999年市场化制度建设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在俄罗斯形成的局面是一种非效率制度均衡状态。”在相关的注释中，徐文进一步说：关于俄罗斯市场化制度转型的任务何时结束，学者、国际机构和俄罗斯政府存在很大分歧。“休克疗法”的设计和执行者盖达尔在2003年11月27日的 首发式上说：“俄罗斯由苏联时期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已经结束。”俄罗斯政治制度设计师В.苏尔科夫在2003年12月8日的发言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这种判断直到2012年普京开始第三个总统任期前后才被政府层面确认。

　　然而，笔者并不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已经完成。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有一个转轨进程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包括一组指标，这组指标被用来量化测评经济转轨在各方面取得的进步及其程度。

　　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俄罗斯25年来经济转轨的测评，非国有部门在全部GDP中的份额长期徘徊在65%～70%之间，且2005年以后有所下降，现在就在65%左右。从企业转轨的水平来看，小企业的水平最高，转轨初期就已经基本完成了，长期以来保持在高水平;大企业私有化长期在3～3.3分之间徘徊，换个说法就是：转轨在大企业的私有化方面只完成了75%;至于公司治理和企业重组，则一直停留在相对低的水平，得分2，也就是50%。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来看，已经实现市场化转轨。相比之下，竞争或反垄断方面的转轨一直在低水平徘徊，得分在2～3之间，也就是60%左右。金融制度、基础设施两方面的转轨也是长期在低位徘徊，目前得分在3及3以下，也就是在70%以下。

　　从部门和产业的角度来看，工业、农业、房地产、信息与通信、电力、城市运输、供水和污水处理、银行、保险与其他金融服务部门一直徘徊在3分上下，也就是转轨大概完成70%左右;自然资源、可持续能源、私募股权、中小微企业金融等方面的转轨水平更低，得分2左右，也就是50%上下。材料效率和水效率也只得分3。

　　总之，转轨25年来，俄罗斯经济总体上实现了价格自由化、小企业私有化、贸易和外汇制度自由化;从部门来看，铁路部门的转轨进展不错，资本市场也基本实现了自由化。其他方面和大多数部门的转轨进展缓慢，水平较低。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俄罗斯的经济转轨虽然经历了25年的时间，但这一重要的制度变迁并未完成。

　　基于对转轨和转型概念的辨析以及据此对俄罗斯经济转轨进程的分析，本文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并未完成，而作为社会历史进程的经济转轨本身自有其理论上的依据和道理。一般认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理论依据就是经济学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学说。与徐文的论题相关，新自由主义有两个基本问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其一是“新自由主义”的概念需要批判性辩证;其二是新自由主义与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追究。

　　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再批判

　　徐文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结合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实践，做了相对中肯的批评，同时，笔者认为，徐文的某些论断还有进一步斟酌的必要。

　　徐文说，“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前，新自由主义曾经蛰伏和酝酿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

　　那么，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真的蛰伏和酝酿了将近半个世纪吗?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学说史，考察两个问题，新自由主义从何而来，新在何处?

　　(一)自由主义的新与旧

　　事实上，被中文写作“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学说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学理和思潮，而且它们都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有着直接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被否定产生了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被否定产生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否定，“新”自由主义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否定，是否定之否定，因而，“新”自由主义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归。正如美国左派人士乔姆斯基给Neo-liberalism下的定义：“‘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顾名思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体系将亚当•斯密尊为它的守护神(patron saint)。该理论体系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即倡议一种全球秩序……其实，‘新’自由主义并不新，它的基本思想来源于自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在维系和滋养着自由主义传统的那些内容。”

　　(二)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古典自由主义发展到新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的代表人物有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边沁、密尔等。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中提出，个体与生俱有不容剥夺或侵害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这一思想的意义在于奠定了自由主义的两个最基本观念，即经济自由和信仰自由。

　　亚当•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家，倡导“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让我们去干)，这可以看作是对洛克经济自由思想的发展。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在一个由享有充分自由的理性经济人构成的社会中，市场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有效地自动调节和配置各种资源，能够达到效率最大化。而政府只是社会和法律规则的被动执行者，是资本主义的忠实“守夜人”。

　　自由放任主义使利己主义的个人利益和利他主义的社会平等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但理论上完美的古典自由主义却不得不面对许多具体的社会问题。比如，经济的垄断，雇佣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恶化，社会的贫困和两极分化，社会的危机和动荡，等等。现实迫使自由主义从其内部发生了一次“现代”性的转变：倡导“积极(肯定)自由”和福利国家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就此出现了。

　　New 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广泛管理和部分干涉的政治经济立场，它的思想基础是，政府虽无权从道德上去教化她的公民，但有义务保障每一个公民拥有平等的机会。作为对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种回应，新自由主义者更加注重和强调积极(肯定)的自由，积极致力于提高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困成员的自由。他们认为，“自由并不仅仅是不受强制的(消极)自由”，更应该包括那些与“实现自我”、表现和发展个人天资能力等相关的积极自由。

　　新自由主义者倡导“积极的”自由和责任型政府，主张国家通过税收来干涉经济、调控市场，通过法律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认为国家有义务“创造这样一些经济条件，使身心没有缺陷的正常人能够通过有用的劳动使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有食物吃，有房子住和有衣服穿”。

　　凯恩斯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对自由放任主义深表怀疑。凯恩斯认为，现实世界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他主张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要强化财政政策的作用，并以此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同时，他建议用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办法解决失业和危机问题，也就是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正常消费量下降时，加大政府的支出和投资，拉动疲软的市场，以实现供需平衡和一定的社会经济总量。另外，他还主张国家实行某些社会福利政策，以保证一定程度的社会公正。

　　凯恩斯的思想，本质上“与以格林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大异于古典自由主义，但也不过是自由主义的一朵新花而已。

　　(三)凯恩斯与哈耶克：新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峙

　　“新”自由主义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部分思想家对国家大规模掌控经济生活而导致“极权主义”的焦虑，是基于福利国家引发的各种新问题的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思想家走上了向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归”之路，开始实施对凯恩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否定。

　　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七十年学术生涯荟萃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精华”。

　　哈耶克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重提“消极(否定)”的自由，视“自由”为最高价值目标。坚持自由“就是独立于别人的专断意志之外”的信念，与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积极”自由或“新自由”(New Freedom)针锋相对。在致力于回归传统的自由观的同时，哈耶克批评了国家干涉经济的做法，并指出了可能招致的恶果。

　　作为新自由主义追求的诸多目标之一，社会正义及福利国家遭到哈耶克的质疑，将其斥为人类的“返祖现象”。为了避免和克服福利国家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哈耶克倡导建立一种健全的现代国家，由其提供法律制度，用“法治”代替特定社会和情境下的“人治”和“具体规定之治”。

　　正像徐文所说，凯恩斯主义者和哈耶克等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虽然由于哈耶克的自由竞争主张无法为解决垄断资本主义运行中的矛盾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而凯恩斯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哈耶克在当时的论战中败下阵来，但哈耶克坚持和推崇的自由主义思想却作为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的对立面得到了广泛传播。

　　这种情况显然不是一句“蛰伏和酝酿”就能概括的。

　　(四)哈耶克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得到勃兴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滞胀困境，对凯恩斯主义的质疑和批判为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发扬光大提供了契机。同时，在质疑和批判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基于不同假定和核心概念，发展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阵营的新生力量。它们共同主张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这些理论流派迅速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它们的基本主张还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特别是，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被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采纳，用于治理陷入滞胀的经济，从此，“新”自由主义由思想理论更进一步走向政策实践。

　　徐文还指出，20世纪90年代至今，新自由主义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和英国的成功实践以及基于同一时期拉美国家改革实践而抽象出的“华盛顿共识”，使得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从一种关于经济运行的理论思考(价值中性的)，逐步获得一种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意识形态标准和价值判断标准的地位。只不过这一点似乎需要进一步的说明和论证。

　　(五)关于批判的批判

　　在梳理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之后，笔者愿意就徐文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做一个评论。

　　1.我们已经知道，中文的“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含糊不清的概念，它没有清晰、明确地指出其所指的具体对象，是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还是哈耶克们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但在徐文这样专业的论文里，没有能够在学术思想史的框架下明确区分“新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给人一种含混的感觉，也容易让人误解作者不知道凯恩斯是自由主义者。

　　2.徐文说，“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前，新自由主义曾经蛰伏和酝酿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但在同一段落的最后又说，“得到了广泛传播”。

　　蛰伏有三个意思：(1)动物冬眠。(2)伏处;幽居;隐居。(3)潜伏;隐蔽。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蛰伏是一种介于睡觉和完全冬眠之间的状态，在此期间，动物的身体温度明显下降。酝酿指的是酿酒的过程，也可以指事情逐渐成熟的准备过程。而传播就是传送与散布。显然，这里还是有些明显差异的。

　　3.徐文说，“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滞胀困境，对凯恩斯主义的质疑和批判为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复兴提供了契机。”

　　但是，复兴指衰落后再兴盛起来，再创辉煌;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该词出自明代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说，哈耶克坚持和推崇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几十年里得到了广泛传播;在质疑和批判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基于不同假定和核心概念，发展出了各自的理论体系。这怎么能说是复兴呢?这是一个从隐到显，从小到大的发展，而不是衰落后的再勃兴，因而不是复兴。

　　4.徐文说，“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新自由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和英国的成功实践，以及基于同一时期拉美国家改革实践而抽象出的‘华盛顿共识’，使得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从一种关于经济运行的理论思考，逐步获得一种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意识形态标准和价值判断标准的地位。新自由主义也因为‘华盛顿共识’而获得国际话语霸权，成为西方国家主导冷战后世界秩序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取向”。

　　徐文还在注释中说：1992年，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出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宣布在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竞争中，民主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样，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和经济领域的解决方案“华盛顿共识”一起，标示了新自由主义在冷战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冷战的意识形态竞争，大体可以说民主取得了胜利，但这怎么就使得“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和经济领域的解决方案‘华盛顿共识’一起，标示了新自由主义在冷战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呢?这难道不需要哪怕最简略的论证吗?这里涉及的范畴起码有“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民主)”，而且似乎应该讲清楚“华盛顿共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民主)”是怎么样(什么机制、什么实践主体(谁)、什么实践历程)一起标示了新自由主义在冷战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不是一种经济学说体系吗?有什么人、什么机构、什么组织，以什么强制手段强制推行了吗?

　　5.徐文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计划经济制度的批判，核心是对计划经济效率困境的揭示，其最终结论认为，解决计划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困境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用自由竞争和分散决策代替计划经济的权力垄断和集权决策，用激励明确的私有产权代替公有制产权，建立市场经济。但如何过渡到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逻辑并没有给出可行的实施方案，因为它忽视了市场化经济转型任务的政治性。”

　　首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其来有自的经济学说，是一个循着自身逻辑发展的产物，并不是过渡经济学，更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政策学，我们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要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过渡”给出可行的实施方案。过渡经济学是时代提出的要求，应该由我们今天的人们去创造，而不是苛求前人。你不能要求一颗成熟的桃子解决吃桃子人的感冒吧?第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没有给出可行的“过渡”实施方案，是“因为”它“忽视”了市场化转型任务的政治性吗?我们似乎也不能要求一个经济学理论去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性”问题。另外，如果经济学不能“忽视”政治问题，那么，难道经济学必须要“重视”政治问题吗?

　　6.徐文关于“华盛顿共识”的议论和笔者的评论

　　徐文说，“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及其在全球的传播，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在这一波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原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转型加速了全球市场的融合，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资本和商品的国际化流动提供了技术基础，‘华盛顿共识’倡导的自由开放贸易和放松金融管制则加速了国际经济的融合。毫无疑问，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配置的效率，但经济效率的提升并不是被公平地分配到各个国家和各个社会阶层手中的。”

　　这是一个事实。但效率与平等不能兼得，这也是人类暂时没有办法根本解决的问题。

　　徐文说，“在发达国家，垄断资本利用全球流动的优势，规避监管，逃避税收义务，寻找回报率更高的投资机会，取得更大的利益份额。”

　　这说明，第一，监管有漏洞，监管者失职，监管者应该检讨自己的行为，进而加强监管。第二，税务部门和执法部门的工作有漏洞，应该检讨并补漏;资本家违法，应该追究法律责任。第三，逐利是资本的本性，虽然不善，但亦是可以抑制甚至原谅的恶。

　　徐文说，“面对可以在全球辗转腾挪的国际垄断资本，发达国家的中下层民众则成为全球化资本流动的受害者。”

　　这应该是发达国家的中下层民众的事，他们可以通过行使自己的各种权利加以抗争，比如上街游行、罢工、工会谈判等，也就是说，资本与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冲突，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也许不能根治，但可互有进退，以致有所妥协而趋于缓和。

　　徐文说，“从国家层面看，拥有国际垄断资本的发达国家也是获益最多的国家群体。相反，经济监管能力弱、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转型国家和后发国家则成了国际资本的屠宰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逻辑中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自由放任、放松监管的主张是密不可分的。”

　　其实，对于转型国家和后发国家来说，短期看，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让其变大;能做的也许就是加强监管，尽快发展起来。长远看，通过发展把经济总量做大才是正途，在这方面，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于事无补。至于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逻辑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自由放任、放松监管的主张”是祸根，这个论断，虽然严厉，但因没有相应的论证，就显得没有多少说服力了。第一，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逻辑”?什么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什么是“自由放任”?什么是“放松监管”?需要予以说明。第二，即便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个“全球化逻辑”，全球化就必须而且已经毕恭毕敬照单全收了这些主张吗?这个需要论证。既然这些主张对发达国家的中下层不利，他们会有反抗吗?会听之任之吗?这个需要有所剖析。既然这些主张对转型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不利，这类国家为什么不抵制?受害者消极反应的道理在哪儿?这个需要予以说明。第三，资本，哪怕是国际垄断资本要赚钱——剥削本国中下层民众、剥夺转型国家和后发展国家——觉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很有用并且用了，那发达国家的中下层民众、被剥夺的转型国家和后发展国家要反抗的也应该是“国际垄断资本家”及其集团，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种说理的学说。就比如说，有个恶棍拿把菜刀上街抢劫，被劫者应该抵抗、反对、惩办恶棍这个人，而不是反对、抵抗、惩办菜刀。正如同公鸡打不打鸣天照样要亮，把菜刀收缴殆尽，恶棍也未必就能立地成佛。

　　总之，徐文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做了涉及面广泛的批判，这对人们认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和危害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相当一部分评论尚处于简单的判定上，如果能逐条展开，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证，这些立论就能有更强的说服力。

　　四、俄罗斯经济转轨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徐文用的概念是转型或经济转型)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是徐文讨论的重点。这也是本文想重点议论的部分。

　　(一)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与“新”自由主义有没有关系?

　　徐文说，“从俄罗斯经济制度的法律框架和2000年之后经济运行机制特征看，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成为俄罗斯市场经济制度的目标。无论是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关于国家经济性质的规定和所有制结构的规定，还是普京2000年出任总统后多次强调，俄罗斯是‘社会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以保障人民有尊严的生活为目的，俄罗斯都再没有把1992年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设定的自由市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目标。”

　　从所引内容来看，徐文的意思是“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成为俄罗斯市场经济制度的目标”，俄罗斯的转轨目标是“社会市场经济”，这个判断涉及的时间起始点在1993年(当年《俄罗斯联邦宪法》出台)。

　　但是，还是在这一段落，一开始，徐文就说，“关于当年俄罗斯激进的‘休克疗法’转型方案的新自由主义性质，在学术界几乎毫无争议。就成败而言，无论是从俄罗斯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看，还是从转型启动后的经济增长绩效看，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的实践都是不成功的。”接着，在本段末尾，徐文说，“就结果而言，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中充其量只是起到了启动政治经济转型，摧毁旧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进而搞乱经济运行的作用。2000年之后俄罗斯的经济政治进程表明，新自由主义最终被俄罗斯政府和社会所抛弃。”

　　从这一部分内容来看，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与“新”自由主义确乎有关系。性质是新自由主义的，这在学界“毫无争议”;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的实践“是不成功的”，它的作用是“启动”、“摧毁”、“搞乱”;最终被“抛弃”了。

　　总起来看，徐文在俄罗斯经济转轨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上，起码在表达上是可以更清晰一些的。

　　笔者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一种密切而复杂的关系。说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目标不是新自由主义的，起码不能涵盖转轨的早期。

　　早在1991年10月，当时的总统叶利钦在俄罗斯第五次人代会上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里就说，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向市场经济过渡和实现宏观经济稳定。迫于形势，俄罗斯必须立即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在此基础上，时任副总理盖达尔为首的联邦政府制定了《俄罗斯联邦经济改革备忘录》，随即又制定了《深化经济改革纲领》，对激进经济改革的内容和政策做了全面、系统和详尽的规定。由于该改革纲领是在政府聘请的顾问萨克斯指导下制定的，而萨克斯之前在东欧国家担任过政府的经济顾问，指导了那些国家的“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俄罗斯经济改革纲领规定的措施也“非常激进”，盖达尔政府的经济改革遂被称为“休克疗法”式改革。同时，此改革纲领也获得了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赞同。

　　从此之后，就是长达几年时间的“休克疗法”实践。这个过程，就是徐文所说的“迅速向‘小政府、大市场’的自由市场经济过渡”……“对内放开价格，对外实行贸易自由化和卢布可自由兑换，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等。”直到“1998年9月，普里马科夫就任政府总理，提出了稳定经济新纲领，这一纲领实际上意味着国家经济政策的改变，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宣告结束”。到2000年，普京接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大幅度调整转型政策和方向”，我们才可以说，俄罗斯的经济转轨目标、方向和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所以，说“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成为俄罗斯市场经济制度的目标”并不准确，起码在转轨的初期(1991年10月～1998年9月)，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目标、方向和政策是“新”自由主义性质的。也只有承认这一点，徐文的后续议论才有一个展开的基础。

　　有意思的是，徐文在另一处又认可“休克疗法”是新自由主义性质的。文章说，“‘休克疗法’的理论依据是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逻辑”。这里的“逻辑”，也就是思想、观点、道理吧。

　　(二)“休克疗法”不是俄罗斯转轨早期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

　　徐文说：“从经济增长绩效看，1992年‘休克疗法’实施以后，俄罗斯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混乱，激进的市场化转型不但没有解决经济体系的效率问题，而且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持续的经济衰退。到1996年，俄罗斯的真实GDP总量仅相当于1989年的51%。通货膨胀和私有化造成国有资产快速流失和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金融工业寡头攫取社会财富的同时，普通居民的储蓄因为超级通货膨胀化为乌有。”“1992年‘休克疗法’的实施，一方面迅速摧毁了苏联70余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建立基于私有产权和自由价格体系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混乱和经济衰退。”“‘休克疗法’引发的转型性经济危机，导致综合国力和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社会贫困化和不平等加剧。”

　　在我国学界，“休克疗法”引发、导致、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持续的经济衰退的观点由来已久，长盛不衰。但如果我们回头看看苏联解体前夕的经济状况，也许我们就不会说20世纪末期俄罗斯经济表现出来的令人震惊的糟糕局面是“休克疗法”“导致”或者“造成”的。

　　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在此后的几年中，苏联曾经尝试过一系列改革。虽然这些没有产生实质性效果，但反映出的问题则是实质性的，那就是苏联的经济发展状况“已经不能应对21世纪的世界经济的挑战”。“1990年，苏联社会生产出现二战以来首次负增长，1991年危机进一步加重，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7%，国民收入下降15%，工业产值下降7.8%;同时，财政赤字连年上升，内外债务不断增大，消费品严重匮乏，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也就是说，由于“落后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未能改变，导致经济增长率递减发展到危机;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供应极度紧张，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整个经济已经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

　　在此，以前少被人说起的苏联末期的货币危机也许值得一提。

　　苏联货币危机的首要表现就是通胀。“自1990年起，情况开始迅速变化，零售价格指数的增长率达到5.6%。至1991年，苏联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压制性通货膨胀开始公开化，并迅速升级为奔腾式通货膨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1991年零售价格指数和批发工业价格指数分别上涨了86%和138%。”同时，“卢布实际购买力大幅下滑。据统计，与1985年相比，1990年单位卢布的实际购买力仅为其名义价值的12%～14%。而到了1991年，卢布在一年内的贬值幅度就达到85%”。

　　究其原因，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实施市场化改革后，苏联政府的财政赤字急剧攀升了。“1986～1989年，年均赤字为730亿卢布，仅1988年就增加了56%，1989年升至1000亿卢布。就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来看，1986年为5.7%，1987和1988年分别为6.4%和9.2%，1989年则接近10%。进入90年代，苏联财政的赤字压力越发严重。1990年，财政赤字为850亿卢布，占该年联盟GDP的8.5%。”“1991年，仅联盟的财政赤字就达到2050亿卢布，如果加上地方政府和加盟共和国，苏联政府的赤字总额则高达4820亿卢布，其占联盟GDP的比例攀升至26%。”

　　其次，限于当时的条件，苏联政府实施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融资方式。这种方式导致苏联的货币发行量在1986年出现小幅增长(39亿卢布)，但1987年则发生了爆炸性增长。年度货币发行量逼近60亿卢布，1988年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1988～1990年，年均货币发行量高达188亿卢布。到了1991年，货币发行量则升至1276亿卢布”。超发的基础货币通过乘数效应，导致了流通领域中现金数量的成倍扩张。有统计表明，苏联“流通领域中的现金数量从1986年的748亿卢布升至1990年的1361亿卢布，五年内增长了1.8倍。到了1991年12月，流通领域的现金总量达到2500亿卢布”。

　　再次，随着财政赤字货币化，卢布现金迅速激增，苏联的银行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革。金融改革后的苏联银行体系以国家银行为领导、五大专业银行为主体、商业银行和信用社银行为补充。“在国家优惠政策和高额收益的双重刺激下，商业银行和合作社银行的数量迅速增加。1990年达到280家，至1991年年底，总量超过1600家。”商业银行和合作社银行的过度信贷(截至1991年12月，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境内商业银行发放的短期和长期贷款超过4000亿卢布)直接导致苏联末期货币总量的极度膨胀。1987年年初已经达到4109亿卢布，1988年为4719亿卢布，1989年为5355亿卢布，1990年达到6137亿卢布，到1991年12月，苏联广义货币总量竟达14519亿卢布。

　　最后，银行信贷的扩张引发了企业储蓄账户的急剧膨胀。又由于苏联政府对企业下放权力，导致企业大量的账户资金通过涨工资的方式转成了卢布现金。这样，居民货币收入与消费品市场商品数量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大量过剩的货币“滞存”起来。苏联政府禁止大额卢布流通和全面放开价格的措施最终引发了不顾一切的保值性购买行为，结果是卢布贬值，无物可购。巨大的卢布危机已经不可避免了。

　　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休克疗法”正式实施之前的事[6]。也就是说，在“休克疗法”开始之前，苏联的经济已经处于根本性危机之中，只不过是后续展开的“休克疗法”像一个尖锐的刺将即将破裂的气球刺破，一个圆滚滚的气球顷刻颓塌成一堆破胶皮而已。极端而言，当你用一把手术刀把一个脓包戳破的时候，脓血四溢，恶臭无比，是极其恶心。但人们要问的是，究竟是病灶导致的脓包可恶呢，还是手术刀有罪?

　　(三)是俄罗斯政府选择了“休克疗法”，还是“休克疗法”选择了俄罗斯政府?

　　徐文说，“从普里马科夫和普京的政策选择看，之所以在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中抛弃新自由主义，是由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的实践结果造成的。那么，为什么‘休克疗法’这一套逻辑内洽的转型方案会导向一个糟糕的结果?从理论上看，这是由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逻辑与转型任务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同时也是全球化条件下新自由主义逻辑中垄断资本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造成的。”

　　徐文的意思似乎是说，“休克疗法”(等于新自由主义)实践没有成功，所以被普里马科夫和普京抛弃了;而为什么没有成功呢，是由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逻辑与俄罗斯转型任务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此论如果成立，那问题就是，当时是用一个不适用的理论(方法、方案)来指导转轨(转型)，用错了药方。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是“谁”用错了药方?正确的药方是什么?为什么没有被用?这个错误的“休克疗法”是毛遂自荐，奋力争取上位的吗(还是被政府“错误地”选择的)?如果不是，那就应该追究选择者的责任、检讨决策过程的失误，或者起码分析说明为什么当时的政治博弈导致选择了“休克疗法”，而徐文却只是批评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

　　简要地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苏联末期和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初期，政府是在场的。改革的过程一直是在政府的主持下进行的。以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为标志，苏联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此之前，苏联也不是没有改革，但此后的改革确实在性质和力度上都大不同于以前。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意图突破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改革受阻;1990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上做了《关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的报告，意图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引起剧烈争论，最高苏维埃责成政府修改改革方案。与此同时，叶利钦主持提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所谓“500天计划”，提出要在俄罗斯联邦实施广泛的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达成协议，由总统委员会成立专家小组，制定苏联全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500天计划”。1990年10月，戈尔巴乔夫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总统方案，但遭到叶利钦反对终成一纸空文;11月1日，叶利钦开始在俄罗斯实行“500天计划”。

　　在俄罗斯的转轨决策中，政府也是主角。1991年10月28日，叶利钦在俄罗斯第五次人代会上提出了激进改革方案，主张一次性向市场经济过渡，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同时，政府聘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休克疗法”创始人杰弗里•萨克斯担任经济改革的顾问。随之，以副总理盖达尔为首的政府班子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的《俄罗斯经济政策备忘录》，对激进改革的内容和政策做了具体规定。之后，政府又制定了《深化经济改革纲领》，对激进改革的内容和政策做了全面、系统和更为详尽的规定。

　　“休克疗法”提出后，以政府第一副总理盖达尔为代表的激进派，以科学院院士、经济研究所所长阿巴尔金为代表的温和派，在转轨的目标模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微观经济基础的建构、宏观调控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那么，“休克疗法”这种激进的改革方式为什么会最终胜出呢?这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和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约束条件所决定的。有论者指出，这首先是对以往的改革无效、失败的反应，是当时主政的民主派实现改革主张的逻辑结果;其次，是应对已经存在的经济危机的策略选择，危机之中，革命一触即发，政局动荡不定，渐进有序的改革是不可能的;第三，在当时的政治博弈中，民主派以激进改革来保障自身的权力，防止改革进程逆转;第四，激进改革在当时具有强大的社会民意基础。

　　至于在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观能动性”，一直被人们持久地、广泛地提及。其实，人们能够拿出来说的事，无非就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西方主要大国和由他们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如IMF等)，以巨额外援为诱饵，要求苏联及其继承国采纳它们的建议，实行‘休克疗法’，建立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更具体的指控就是“通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贷款时，都会提出严格的限制性条件，要求成员国在使用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的经济调整政策”。据说，1995年前后，俄罗斯为了能得到贷款，必须按季度甚至按月向IMF和贷款提供国的财政部、中央银行的专家组成的工作组通报国内经济情况。正是这一点，让一些人为俄罗斯大抱委屈，认为是国际金融组织将“休克疗法”强加给了俄罗斯。

　　其实，就一般情形而言，债务人要获得贷款，与债权人约定某些借款条件并遵守相关约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退一万步说，如果真是觉得条件苛刻到难以接受，完全可以选择不借款。大路朝天，难道IMF还真能强制俄罗斯这样一个主权国家?

　　(四)俄罗斯经济转轨早期的政府干预及经济结构和产业政策

　　徐文说，“但另一方面，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放弃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垄断资本的管制，也为国际垄断资本在俄罗斯经济中兴风作浪提供了条件。……这与俄罗斯过早以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融入全球化体系密切相关。”

　　笔者认为，俄罗斯转轨初期政府并没有“放弃”对经济的干预，只不过是因为当时的政府是一个弱政府，力有不逮，干预无效而已。

　　简要来说，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政府是切尔诺梅尔金政府，这届政府有对经济的干预政策。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的前期(1993～1995年)，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从“硬性紧缩”转为“适度紧缩”，致力于把稳定财政货币与稳定生产结合起来;对少数主要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保持国家调节;通过现金私有化来促进投资增长;通过“软赤字”和“外汇走廊”政策遏制通胀。后期(1996月2月～1998年2月)，政府对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1996年下半年，政府在其制定的《1997～2000年政府中期纲要构想：结构改革和经济增长》中提出，改革的目标模式由自由市场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倾斜，放弃“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方式，停止大规模私有化，保护和扶持本国生产，解决社会问题，调整对外政策，加强宏观调控。就加强宏观调控来看，主要是继续财政适度紧缩政策，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清理三角债，坚持外汇走廊政策，力争稳定卢布汇率。

　　当然，这些经济政策对经济生活产生的作用有限。究其原因，单就政府本身来说，这届政府是一个弱政府，执政能力有限。主要表现在，时任总统叶利钦与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观念有分歧;政府组织成分复杂，形成掣肘和内耗;政府内部的政策存在分歧和冲突。但无论如何，当时的政府并没有放弃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这种情况，与“俄罗斯过早以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融入全球化体系”看不出有什么关系。

　　徐文说，“另外，俄罗斯在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的过程中，放弃政府产业政策对经济的引导，开启了俄罗斯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去工业化和原料化进程，造成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以至于在2008年提出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和2014年执行进口替代战略的情况下，经济结构问题仍然难以扭转。”

　　首先，在转轨过程(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的过程)中，俄罗斯并没有“放弃政府产业政策对经济的引导”。

　　就在转轨的早期，俄罗斯政府，比如切尔诺梅尔金政府，也力求“建立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经济结构”，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政策措施”。比如，当时的工业政策目标是“提高生产效率和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在此基础上使工业过渡到高涨阶段”。为此，对石油天然气和森林工业，让其在自筹资金的基础上自主发展，通过改善税收和法律环境，吸引国内外战略性投资;对于民航、宇航、核能、机床制造、能源机器制造、电子技术等行业，国家将通过直接投资、提供出口信贷担保和国家订货的方式加以扶持;对于电机、汽车工业、运输机械、轻工和食品等行业，实行保护性关税，吸引能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国投资。农业则追求制度改革和提高效益。政策重点是为有竞争力的产品创造出口条件，对基础食品生产则采取保护性措施，鼓励农产品销售，建立支持农业的金融系统。同时，也有促进和改善对外经济关系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的效果也许并不明显，但效果不佳与“放弃政府产业政策对经济的引导”毕竟不是一回事。

　　其次，俄罗斯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去工业化和原料化进程、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原因复杂。资源禀赋，资源诅咒，荷兰病，苏联时期的历史遗留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制度环境不利于创新，产权保护不力，投资不足，研发能力差，技术储备不足，缺乏有活力的经济活动主体等都有可能是导致问题的因素(这当然需要论证)，但说是“俄罗斯在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的过程中，放弃政府产业政策对经济的引导”导致了这一后果，似乎更需要有说服力的论证。

　　(五)“新”自由主义损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吗?

　　徐文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中，国际垄断资本对转型国家和后发国家的冲击，需要‘有为的政府’通过积极的干预来保护国家利益，但俄罗斯过早地实行资本账户开放和国内产业政策，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去工业化局面，资本外逃，国际资本在俄罗斯资本市场兴风作浪的局面，这损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这也是俄罗斯放弃新自由主义，加强政府干预的重要原因。”

　　如果真是这样，那应该是俄罗斯政府失职。谁让你“过早地实行资本账户开放”?无论这是不是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去工业化局面”，你为什么不控制资本外逃?你为什么让“国际资本在俄罗斯资本市场兴风作浪”?无论如何，俄罗斯联邦政府作为一个有限政府，是可以问责的，也是可以改变政策、改进工作从而有所作为的。但这与“新”自由主义没什么直接的关系，问题很简单：“新”自由主义再怎么新，再怎么自由，也不过是一种学说体系、政策主张而已。你可以信服它，也可以怀疑甚至鄙视它;你可以选择它，也可以放弃它。问题就是，俄罗斯政府，你为什么选择它?

　　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和民众从自由的对外经济交往中得到的好处也是巨大的。别的不说，单是国际市场长期的高油价，使俄罗斯政府与国民以石油税的形式获得了多少好处啊。同时，目前，由于某些原因，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也就是不让外国资本与俄罗斯往来，这反而严重损害了俄罗斯的经济利益，这一点，是我们谈论该问题时不可不察的。

　　(六)普京时代的改弦更张更像是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的扬弃而不是抛弃

　　徐文说，“新自由主义最终被俄罗斯所抛弃，直接源于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的实践结果：一是‘休克疗法’引发持续经济衰退，导致国力下降和社会贫困化;二是市场化经济转型滑入非效率制度均衡陷阱，政府被寡头资本俘获。”

　　“抛弃”，在汉语里的意思是“扔掉不要”。与此相对应的一个词是“扬弃”，其意思是，事物在新陈代谢过程中，发扬旧事物中的积极因素，抛弃旧事物中的消极因素。在笔者看来，普京时代，俄罗斯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不是抛弃，而是扬弃。

　　首先，从自由市场经济转变为社会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为内核的转轨目标模式变化。“自由”变成“社会”，但“市场”留下来了。

　　俄罗斯关于转轨目标模式的争论和变化有一个过程，而且变化并非从普里马科夫和普京开始。叶利钦在1996年2月发表的国情咨文和稍后的总统竞选纲领中就已经提出要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连任后，在政府的《1997～2000年结构改革和经济增长中期纲要》里，公开承认“过去在改革中试图抄袭西方经济的做法是错误的”，表现出明显地倾向于社会市场经济的诉求。到了普里马科夫政府时期，变化更明显了而已。一方面，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将解决社会问题和发展生产放在政府工作的首要位置。当然，到了普京时代，就是市场经济加国家宏观调控了。

　　但不论怎样，“市场经济”这个核心是保留下来了。

　　其次，当年“休克疗法”的结果有所保留。经过五年的经济转轨，到1996年，俄罗斯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价格已经放开，通胀得到抑制，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转化，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成为主体税种，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得以建立，两级银行体制基本形成，央行取得相对独立地位，职能得以转变，利率放开，金融市场开始发育，外贸自由化基本实现，本币经常项目下国内实现可兑换，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取得进展，国家的经济作用得到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开始转换。总之，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已经基本形成。之后，虽然国家对经济社会的控制进一步强化，私有化有所退潮，但体现“新”自由主义精神的“休克疗法”的基本成果在普京时代得以存续。

　　普京时代尚未结束，但时间已经过去18年。有论者将这一时期里前期(2000～2008年)的俄罗斯经济称为“混合市场经济”。在这种模式下，国有制、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并存，非国有经济占有半壁江山;市场调节与国家控制相互结合，与叶利钦时代相比，普京时代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范围进一步扩大，干预程度进一步加深，实际上是国家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同时，俄罗斯经济生活的非法治化使得契约难以履行，产权保护程度低，各种形式的垄断抑制了自由竞争，经济自由度低，损害了经济的活力;另外，经济政策向社会领域倾斜的特征明显。2009年以后的四年，梅德韦杰夫任总统，普京改任总理。其间，虽然梅德韦杰夫的政策主张表现出某些不同于普京的自由主义特征，但并未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显著的结果。之后，又是为期六年的普京第三任期。也正是在竞选第三任总统时，普京明确宣布要在俄罗斯“建设社会导向的市场经济”。2012年再次出任总统后，普京依然对基层民众的需求给予了高度关注和福利倾斜。只不过，令人担忧的是，经济体制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也就是经济转轨尚未最终完成，经济发展失速，国际能源行市低迷，又因克里米亚问题遭受国际社会制裁，那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的财政资源何在?

　　第三，对外经济关系的变与不变。普京时代，俄罗斯的对外经济关系中，虽然贸易保护措施不断加强，对进出口环节的管理也有进一步的强化，但总的趋势依然是自由化的趋势，其表现是关税水平不断下调，外贸调节和运行机制与国际惯例接轨。同时，对外来投资在设定某些限制条件的同时，积极鼓励、保护外来投资，尤其是外来直接投资。

　　总之，普京时代，基本上保留了叶利钦时代的转轨成果，虽然在所谓“休克疗法”的自由化、私有化、稳定化诸方面多有更改，但最基本、最核心的历史遗产并没有放弃，只是在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对社会的责任方面有了显著、强烈、持续的加强，使得转轨的目标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转向了社会市场经济(或混合市场经济)模式。所以，这种调整和变化，是一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变化。

　　在这种语境下，如果我们可以将所谓“休克疗法”为代表的激进的经济改革或者叫经济转轨认定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经济理论的具体体现，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俄罗斯经济转轨方式从激进的“休克疗法”转变为非激进的重视政府宏观调控和社会福利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方式，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扬弃，而不是全盘否定、尽皆清除的抛弃。

　　五、余论

　　在结合徐坡岭教授的文章对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作出分析之后，我们愿意说，对俄罗斯经济转轨方面的变化，我们乐见其成;对“新”自由主义应该在经济学说史的背景下批判地对待;对俄罗斯经济转轨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讨论。

　　一般的来说，理论(主义)就是系统化的学说和思想。时代需要它，虽然是它的荣幸，但它并不主动要投怀送抱。比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它被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采用，也最多是它的荣幸，但不是它的主动追求。作为一种学说，你时代需不需要，你首相、总统采用不采用，它都是这个看法和主张。选择的主动权在时代，或者说在当时的当权者。用得好，说明采用者慧眼识珠;用得不好，说明选择者愚蠢。无论采用后的结果好坏，都应该归咎于选择者、采用者，而不能归功或归咎于被选择的对象。正如同，要打狼，你应该选择大棒，你如果选择了大棒，打跑了狼，说明你选对了工具，功劳归你;如果不幸你选了绣花针，没刺死狼，反而被狼吃了一条胳膊，你是应该反思选择的失误呢，还是怨怼甚至责备绣花针为什么不能打死狼呢?在所谓新自由主义与俄罗斯转轨成败、国际资本对俄罗斯的剥夺等方面，人们不去追究选择、采用新自由主义的当事人，反而批判新自由主义怎么了、怎么了，没有怎么、没有怎么，这多少是有些本末倒置，批错对象了。

　　注释

　　[1]“转型”一词满篇皆是，但“转轨”一词也被用了5次，分别是：由于当时叶利钦总统对盖达尔政府改革权限的强化，转轨启动最初几个月里，政府做到了严格限制中央银行政策的摆动。(第4页)以上几个方面的核心是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就向市场经济转轨而言，私有化是基础，经济自由化是核心，稳定宏观经济是必要条件。(第5页)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具有时间长、程度深和危害大的三重特点。首先是经济负增长在转轨启动前后持续约十年，其间只有1997年出现0.4%的微弱增长。(第7页)在新制度的经济效率实现之前，经济转轨将首先表现出利益再分配的性质，这使经济转型过程首先表现为一个政治过程。(第15页)曾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对俄罗斯和其他转轨国家的重大战略和政策问题进行了重估，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质疑。(第17页)

　　[2]作为词干，-form(a)-,-format-被翻译成“形”;英文词form作为名词，1. [U] shape; outward or visible appearance:形状;外貌。2. [U] general arrangement or structure; way in which parts are put together to make a whole or a group; style or manner of presentation: 形式，结构，表现的方式。3. [C] particular kind of arrangement or structure ;manner in which a thing exists species, kind, or variety: 特殊的形式，存在的方式，种类，以及“礼貌、礼节”及其所要求的特殊行为方式，表格，健康和训练情况，精神、心境，长凳，年级。但汉语的“型”字，Google翻译给出的英文对应词有type, model, pattern, mold (mould)。type作为名词，[C]1.典型，模范，表率(被认为可以代表一类或一群的人，物，事等);2.型，型式，模式，类型;3.印刷用的活字，一套字体;4.排字工人，排字机。Model作为名词，[C]1.模型，模样;2.供模仿的人或物;3. (俗)极相似的人或物;4.(雕塑家、画家的)模特儿;5.时装模特儿;6.模特儿所穿的衣帽等(略去英文);7.产品的型式;8.(形容用法)完善的，值得仿效的，典型的。Pattern作为名词，[C]l.模范，典型，作为典范的某人或某事。2.(制衣服等用的)纸样，式样。3.布样。4.(地毯、壁纸、窗布等的)图案，花样，样式。5.方式。Mould作为名词，[C]铸模;模子;由模子压成的形状;有模子制成的冻子，布丁等。(见《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英汉版(THE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A.S. HORNBY, E. V. GETENBY & H. WAKEFIELD，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一九七八年第十版，第426、1194～1195、683、773、692页。)

　　[3]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转轨(transition)除了民主化和市场化外，还有国家和民族问题。参见Taras Kuzio: Transition in Post-Communist State: Triple or Quadruple? POLITICS: 2001 VOL. 21(3), 168-177.

　　[4](1)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Author(s): Dankwart A. Rustow Reviewed work(s): Source: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 No. 3 (Apr., 1970), pp. 337-363. Published by: Ph.D. Programs in Political Science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http://www.jstor.org/stable/421307. (2)Karl Polan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ur Time. (3)Raj Kollmorgen: 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emecon 1/2010, http://www.emecon.eu/current-issue/debatte/kollmorgen/. (4)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提出，中国历史的社会政治形态发展可分为封建、帝制与民治这三大阶段。从封建转帝制是第一次转型。

　　[5]徐文中多数情况下用的术语是“转型”或“经济转型”，本文作者认为事实上指的是俄罗斯的经济转轨。

　　[6]1991年10月28日，叶利钦总统在第五次人代会上宣布要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包括价格自由化、私有化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1992年1月2日，俄罗斯宣布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开始实施“休克疗法”式的经济转轨。参见许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476～477页。

　　首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84期张聪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