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美国的影响活动调查工作组”近来发布了一份报告，恰逢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及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四十周年纪念。这样的时机安排并非有意而为之，但它为反思中美两国是如何管理深度接触过程中遇到的挑战的，提供了“教学时刻”一般的机会。我希望在中国也能看到报告全文，并且敦促阅读本篇评论文章的读者去阅读报告全文，并思考它提出的问题。我并未参与这份报告的筹备工作，但赞同谢淑丽(Susan Shirk)在“反对意见”中表达的观点。

　　一系列问题都是围绕着中美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不对称性展开的。报告描述了中国实体与美国机构及个人互动的诸多方式，并且正确地指出，对于此类互动，几乎不存在任何法律上和程序上的障碍。但反过来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四十年，中国对于外国理念、互动和影响力的开放程度仍然远不及美国。我鼓励读者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思考这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造成何种后果和影响。效仿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该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忧虑就如同通过与中国广泛接触的窗口而进入美国的“苍蝇”。该报告呼吁的是对付这些苍蝇，而不是关上整扇窗户。中国则似乎愈发决心通过筑起(或是不去降低)壁垒，来防止外国“苍蝇”侵入中国。

　　在进入对方国家方面的不对称性不只限于报告中讨论过的那些中美关系的维度。美国经济对于中国商品、投资和产权的开放程度依然远远高于中国对美国类似形式的接触方式的开放程度。数十年来，美国的法律、政策和公民都接受——甚至助长了——与许多国家的这种不对称性，以强化我们的同盟和伙伴关系。就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从这种不对称性中获取了利益。旨在令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更加强大和更加繁荣的那些政策本是用来提升美国的安全与繁荣程度的，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但在冷战结束几乎三十年后，许多美国人不禁要问，为何我们还要接受如此不对等的状况。这样的质问是可以理解的。在冷战期间、在我们的伙伴变得更加强大和更加繁荣之前有意义的那些政策，如今看上去却既不公平、又不明智。结果就是，美国对于与其他国家互动方式的态度从接受不对称性，转变成了要求互惠与对等。

　　中方某些关于该工作组报告的评论认为，这份报告反映了美国自信的衰退和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这样的判断是错误的。认为我们从其他国家处获得的待遇应该与我们给予他国公民、公司、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实体的待遇相同，这种态度表明我们是多么强烈地致力于公平性，而不是表明我们畏惧竞争。长期以来的共识是，无论其他国家如何对待美国，美国都应该平等地对待所有国家(公然敌对的国家除外;从1950年到六十年代末中国曾属于此类国家)。但这一共识的意义以及严重消退了。要求获得更加严格的互惠和对等待遇的呼声取代了这一共识。这种情绪不只限于与中国的接触，但该工作组的报告指出美国对于中国媒体的开放程度远大于中国对美国记者、报纸和电视台的开放程度，这一点捕捉到了正在显现的一种新的共识。这是事实，而不是妄想情绪的表达或缺乏自信的体现。本篇评论文章的读者可能会反思，为何中国显得对于本国民众对外国理念有能力作出自己的判断以及与外国公司展开竞争缺乏自信。

　　在该报告发布之时，我正身处中国。许多与我对话的中国人都认为该报告的发现与建议“证明了”美国放弃了接触政策，转而通过遏制政策来阻止中国崛起。他们对于该报告的总结以及对于美国政策的表述都是错误的。他们都没有读过该报告(他们的观点是以负面评论为基础的)。我怀疑如果有机会读一下这份报告的话，许多人或许会改变自己的判断。我还怀疑，如果能够获得关于美国愿意承认并应对与中国接触过程中进入美国的“苍蝇”问题以及中国筑起壁垒避免西方理念进入的更多、更确切的信息，那么许多中国人或许也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曾经长期任职美国国务院，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

　　“中国在美国的影响活动调查工作组”近来发布了一份报告，恰逢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及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四十周年纪念。这样的时机安排并非有意而为之，但它为反思中美两国是如何管理深度接触过程中遇到的挑战的，提供了“教学时刻”一般的机会。我希望在中国也能看到报告全文，并且敦促阅读本篇评论文章的读者去阅读报告全文，并思考它提出的问题。我并未参与这份报告的筹备工作，但赞同谢淑丽(Susan Shirk)在“反对意见”中表达的观点。

　　一系列问题都是围绕着中美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不对称性展开的。报告描述了中国实体与美国机构及个人互动的诸多方式，并且正确地指出，对于此类互动，几乎不存在任何法律上和程序上的障碍。但反过来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四十年，中国对于外国理念、互动和影响力的开放程度仍然远不及美国。我鼓励读者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思考这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造成何种后果和影响。效仿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该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忧虑就如同通过与中国广泛接触的窗口而进入美国的“苍蝇”。该报告呼吁的是对付这些苍蝇，而不是关上整扇窗户。中国则似乎愈发决心通过筑起(或是不去降低)壁垒，来防止外国“苍蝇”侵入中国。

　　在进入对方国家方面的不对称性不只限于报告中讨论过的那些中美关系的维度。美国经济对于中国商品、投资和产权的开放程度依然远远高于中国对美国类似形式的接触方式的开放程度。数十年来，美国的法律、政策和公民都接受——甚至助长了——与许多国家的这种不对称性，以强化我们的同盟和伙伴关系。就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从这种不对称性中获取了利益。旨在令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更加强大和更加繁荣的那些政策本是用来提升美国的安全与繁荣程度的，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但在冷战结束几乎三十年后，许多美国人不禁要问，为何我们还要接受如此不对等的状况。这样的质问是可以理解的。在冷战期间、在我们的伙伴变得更加强大和更加繁荣之前有意义的那些政策，如今看上去却既不公平、又不明智。结果就是，美国对于与其他国家互动方式的态度从接受不对称性，转变成了要求互惠与对等。

　　中方某些关于该工作组报告的评论认为，这份报告反映了美国自信的衰退和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这样的判断是错误的。认为我们从其他国家处获得的待遇应该与我们给予他国公民、公司、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实体的待遇相同，这种态度表明我们是多么强烈地致力于公平性，而不是表明我们畏惧竞争。长期以来的共识是，无论其他国家如何对待美国，美国都应该平等地对待所有国家(公然敌对的国家除外;从1950年到六十年代末中国曾属于此类国家)。但这一共识的意义以及严重消退了。要求获得更加严格的互惠和对等待遇的呼声取代了这一共识。这种情绪不只限于与中国的接触，但该工作组的报告指出美国对于中国媒体的开放程度远大于中国对美国记者、报纸和电视台的开放程度，这一点捕捉到了正在显现的一种新的共识。这是事实，而不是妄想情绪的表达或缺乏自信的体现。本篇评论文章的读者可能会反思，为何中国显得对于本国民众对外国理念有能力作出自己的判断以及与外国公司展开竞争缺乏自信。

　　在该报告发布之时，我正身处中国。许多与我对话的中国人都认为该报告的发现与建议“证明了”美国放弃了接触政策，转而通过遏制政策来阻止中国崛起。他们对于该报告的总结以及对于美国政策的表述都是错误的。他们都没有读过该报告(他们的观点是以负面评论为基础的)。我怀疑如果有机会读一下这份报告的话，许多人或许会改变自己的判断。我还怀疑，如果能够获得关于美国愿意承认并应对与中国接触过程中进入美国的“苍蝇”问题以及中国筑起壁垒避免西方理念进入的更多、更确切的信息，那么许多中国人或许也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曾经长期任职美国国务院，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