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赐稿，作者罗建波，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据我观察，当前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理解，存在显著的泛政治化、泛战略化现象。国际社会经常在问，“一带一路”究竟是倡议，还是战略?其实，他们想知道的是，“一带一路”到底有没有什么地缘大战略目的?美国对“一带一路”心存疑虑，担心中国“另起炉灶”进而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印度、日本希望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但同时对“一带一路”充满了警惕、防范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对抗心理;即便是俄罗斯，在实现中俄、“一带一盟”战略对接之时，也对中国与中亚东欧国家的合作给予了密切关注。“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在加快，成果在增多，但外部的误读和质疑并未因此而减少。

　　国际政治的常识告诉我们，大国互疑本是常态，我们无需对此过度紧张。不过，尽可能减少相关非议和阻力，争取更多的参与和支持，是“一带一路”得以行稳致远的重要前提，也是中国提升国际形象和话语权的重要方面。因此，如何向世界讲好“一带一路”，讲清楚“一带一路”是什么，讲明白“一带一路”的目标和愿景，仍然十分重要。

　　笔者近期参加了在韩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来自韩国、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学者仍然念念不忘所谓中国的“战略抱负”，耐人寻味的是，他们所引用的论点论据，很多恰恰出自中国报刊杂志和中国学者的宏论。在过去几年里，一些国内解读并没有很好领会中国政府对“一带一路”的定位，而多有刻意拔高和过度渲染之处，有些严重偏离了“一带一路”原本的经济和人文属性，这些言论无助于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也无助于中国清醒认识自己和世界。

       向国际社会讲好“一带一路”，我们需要超越四大情结：

　　超越地缘政治情结

　　中国对“一带一路”的定位本身十分清晰。中国政府多次对外强调，“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推进全球化进程的重大倡议，它要打造一个各国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新平台，推动建设一个全新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一些媒体和专家学者则更愿意谈论“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意义，说它是实现国家安全进而全面拓展中国在亚欧非乃至全球范围影响力的重大战略部署。“一带一路”被解读为东出太平洋、西进印度洋的地缘大战略，被描述为中国重振陆权和海权的重大举措，一些人甚至想象“一带一路”的推进势必撬动亚欧非地缘政治板块的重构，由此引发了无数国人的一次集体性狂欢。个别人似乎更为机会主义，他们往往有两套话语体系，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对“一带一路”的性质做出有选择性的解释。声音多元本是好事，但在“一带一路”定位问题上，笔者更愿意看到某种程度的“一致”。

　　部分媒体和专家学者们有个本能的偏好，就是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拔高，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相关论述的创新性和重要性。但我们也要懂得恰如其分，知道过犹不及的道理。过度拔高“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人为赋予“一带一路”的大战略色彩，对“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极为不利。如果我们的定位不清晰，“一带一路”注定会在一片质疑声中艰难前行。

　　这让我想起2016年随团出访印度的经历。那次出访，我们与印度战略界、外交界和学界人士进行过广泛的交流。总体感觉到，印方看重中印关系，也希望加强中印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但对中国也存在明显的防范心理和抱怨情绪，其中两点尤为突出，一是抱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二是担心中国力量全面走向印度洋。在印度看来，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重要方面是要拓展在南亚乃至印度洋的影响力，必然极大影响印度在该地区的既有存在，个别印度人士甚至担心中国在遏制和包围印度。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识，源于印度长期奉行的狭隘地缘政治观念，源于印度长期以来形成的自大心理和地区霸权情结。但我们国内媒体和学者对“一带一路”的某些解读，也无助于缓解印方的某些关切。如果把中巴经济走廊解读为“制衡印度”、“南下印度洋”，把中印、中缅经济合作解读为破解中国面临的马六甲困局，这些阐述在理论上经不起推敲，在实践上有待检验，也为中国“走出去”增加了更多的阻力。

　　我们要知道，一项重大倡议的地缘战略属性和国际公共产品属性可能难以很好兼容。如果我们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各方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合作平台，打造成实现各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公共产品，就必须减少对“一带一路”所做的地缘战略想象。这是因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理性人”假定至今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本身就是常态，因此一项服务于自身崛起的战略设计就可能引起其他大国的警惕、防范乃至某种程度的反制。中国正在全面走向世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如果试图用“一带一路”囊括中国对外关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那些明显具有地缘色彩的安全合作和战略安排，势必让“一带一路”的定位出现“泛化”，也不容易向国际社会做出清晰的描述和阐释。如果“一带一路”集中于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则可能极大减少国际社会的相关疑虑，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和参与，也可以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世界上难有两全其美的好事，对大国而言更是如此。

　　超越“天下”情结

　　今天中国在快速发展，中国与世界关系也在发生显著变化，如何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方位和中国命运，如何更好认识中国价值和中国的世界贡献，迅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颇为时兴的话题。一些国内学人开始从天下主义来论述“一带一路”的文化自觉，从天下体系来论述“一带一路”的国际影响，从天下情怀来论述“一带一路”的责任担当，其中不乏鸿篇巨著问世。笔者完全理解这些宏论的良苦用心，他们希望回归传统来思考中国未来，希望为中国全面走向世界寻找文化自信，希望为世界治理提供更多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中国自古便有“大同”思想和“兼济天下”的济世情怀，中国仁人志士历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挖掘的精神遗产。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能陷入自说自话、自我陶醉、自我欣赏的窘境。

　　在世人眼里，天下体系并非完全是个褒义词。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在自己看来近乎完美的东西，在他人眼里可能未必如此。在周边国家眼里，天下体系极容易联想到存在千年之久的朝贡体系，特别是考虑到“一带一路”在地理上的延伸与走向，就更是如此。我们完全可以把朝贡体系描绘成一派安宁祥和，甚至特别强调在经济交往上长期的厚往薄来，但历史上周边藩属对朝贡制度的态度颇为复杂，在中华文明繁盛之时，它们存在真心的仰慕和恭敬学习，但在更多的时候，它们则出于实用主义来寻求必要的安全保障和经济实利，同时对它们在政治上的某种隐忍则耿耿于怀。

朝贡体系

　　笔者曾经参加一个中韩学术研讨会，会上一位中国学者善意地说到，中国和韩国应该像大哥和小弟一样相互尊重和信任，结果话音刚落，一位韩国学者就接着讲道，中国和韩国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在历史上，朝鲜、日本、越南的古代政权往往在自己的国号前加上“大”，韩国景福宫勤政殿的天棚上隐蔽地雕刻有金光闪闪的二龙戏珠，极为形象地说明藩属国对平等、尊严和权力的渴望。我们要看到，古典“天下”秩序在理念和制度设计上与现代世界体系截然不同，周边国家对它的历史记忆也并不完全正面，虽然各种版本的“新”天下主义已经融合当代国际秩序的平等性原则，也极力声称要用“世界”(或“天下”)而非“国际”思维来观察世界，但周边国家对“中国中心论”的担忧并不会因此得到完全平息，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

　　超越“雪耻”情结

　　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是一部充满屈辱的历史。我们曾遭遇过百年之久的外部侵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曾长期面临美苏超级大国的安全威胁。中国人渴望洗雪国耻扬我国威，渴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渴望以更加自立自信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安不忘危，兴不忘忧，铭记历史苦难与屈辱，也能够极大弘扬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也是催生中华民族不懈努力负重前行的根本动力。不过，在牢记历史屈辱之时，我们更需要冷静分析近现代长期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全面反思自身在制度和文化上的某些不足，理性认识曾经狭隘的世界观念与现代世界体系的某些格格不入，如此方能更好看清世界发展大势，才能更好看清国家前进方向。

　　一个韩国学者曾颇为善意地对我讲过，中国现在已经很强大了，已经是世界老二了，也没有哪个国家敢进攻它了，中国人也应该走出历史悲情论，抛弃受屈辱感，不要天天喊民族伟大复兴，不要念念不忘中国强起来，因为那样只能让世界感到担心。我们要知道，国际社会对一国战略走向的判断，往往着眼两个因素，一看其实力，二看其意图。在中国国力快速上升之际，中国的战略意图本身就极容易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大国的误读和曲解，因此对外适度审慎表达中国复兴的远景目标和宏大设想，对国际社会正确了解中国并不是坏事。

　　从更大的角度讲，牢记历史屈辱而又能理性超越“受害者”心理，还有助于培育国人更加成熟、开放和包容的民族心态。成熟的大国心态，是在与大国强国交往时不卑不亢，与小国弱国相处时平等相待，在遇到外部善意批评之时认真倾听坦然相对。相反，那种曾经在发展上“超英赶美”式的大跃进，那种对自身发展成就的某种盲目乐观和自满，那种过分注重外交礼仪和外交排场的某种高大和奢华，那种在遇到外交不愉快甚或外交挫折之后短期内急剧爆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近乎狂热的排外情绪，以及对某些中小国家表现出的不屑、轻视和某种居高临下的教训口吻，其实这些表面的自负和自傲恰恰反映了国人自信心的不足和大国心态的不成熟。在推进“一带一路”之时，我们无需刻意追求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某种“承诺”或口头赞誉，不用刻意追求数量上的巨大成就和某些形式上的硕果累累，其实他国承诺与否本身无关中国对外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我们追求的也不是数字上的光鲜亮丽而是中国企业实实在在的稳步“走出去”“走回来”以及中外人心相通的扎实推进。

　　历史反复告诉我们，自卑与自负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20世纪以来的中国各种文化运动，要么一次次否定自己，要么一次次拒绝他者，这种忽左忽右，其实表现出来的恰恰是缺乏应有的民族自信与包容。在中国贫弱之时自卑自怜，以悲情看世界，在中国富强之时自大自傲，以孤傲环视全球，都是在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认识自己和世界。在今天中国物质财富快速增长之时，一些人开始以西方民族国家的自私自利为参照，根据中国五千年文明和大一统历史把自己想象成超越民族国家利益藩篱的“文明型国家”，其实缺乏对西方历史文明的应有了解和尊重，也无助于国人建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在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及时培育成熟、稳健的大国心态和大国胸襟，做到自信而不自大，自豪而不自负。

　　超越“救世”情结

　　时下国人热议的一个话题是，中国外交究竟是要韬光养晦还是奋发有为?其实，这不是一个选择题，二者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涉及我核心利益和周边地区的若干重大问题上，中国应该积极有为甚至奋发有为;在一些相对遥远的地区、不那么重要的问题以及并不迫切的全球治理问题上，则应当量力而行并注重权责平衡;在描述和宣介中国发展成就、世界地位和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等方面，则应适度谦虚低调。

　　今天中国对世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此我们无需刻意否认。我们一直以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世界贡献主要有二，一是我们实现了中国大陆自身13亿人口的减贫和发展，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发展的巨大贡献，二是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又积极推动与世界的共同发展，这是中国对世界发展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但同样，我们也需要慎言中国为世界经济“开药方”，为世界发展注入“信心”，为欧洲发展带来“希望”。“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无疑有助于经济全球化，有助于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但如果把“一带一路”描述为一种新型的全球化形态，描述为一种新型全球治理平台，甚至声称“一带一路”回答的是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显然还需要我们做出更多更具说服力的阐释和论证。

　　正如一位外国学者近乎自白地说过，中国为世界做出贡献，这是好事，但也要看到，没有中国，世界一样也会发展。美国人一直自诩站在山巅之城引领世界，其实很多时候它们自己都感到力不从心;几代俄罗斯人一直怀抱帝国情结而醉梦于拯救世界，其实直到现在俄罗斯都与世界领袖地位相去甚远。没有哪个民族天然是上帝的使者，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单独拯救世界，即便是超级大国亦是如此。携手世界，共同前行，正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一个更大的话题是，究竟何谓世界大国?世界大国，不仅仅只有庞大的经济和市场规模，也需要有强大的科技创新和知识生产能力，拥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的观念和文化吸引力，以及在重大国际体系中拥有显著的话语权。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自然十分重要，但同样也需要在解决若干重大全球性问题包括热点难点问题上拥有重要影响力，在推动世界共识的形成乃至引领世界发展方向上发挥独特作用。看到自身经济贡献而沾沾自喜，可能恰恰是国内经济崇拜在世界观上的某种反映。在今天举国上下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我们要自豪地看到发展成就，也要清醒地认识未来前进道路上的艰辛与坎坷，继续凝聚共识奋力完成改革开放的未竟之业。中国不易，但未来可期。

 　　本文系作者赐稿，作者罗建波，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据我观察，当前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理解，存在显著的泛政治化、泛战略化现象。国际社会经常在问，“一带一路”究竟是倡议，还是战略?其实，他们想知道的是，“一带一路”到底有没有什么地缘大战略目的?美国对“一带一路”心存疑虑，担心中国“另起炉灶”进而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印度、日本希望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但同时对“一带一路”充满了警惕、防范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对抗心理;即便是俄罗斯，在实现中俄、“一带一盟”战略对接之时，也对中国与中亚东欧国家的合作给予了密切关注。“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在加快，成果在增多，但外部的误读和质疑并未因此而减少。

　　国际政治的常识告诉我们，大国互疑本是常态，我们无需对此过度紧张。不过，尽可能减少相关非议和阻力，争取更多的参与和支持，是“一带一路”得以行稳致远的重要前提，也是中国提升国际形象和话语权的重要方面。因此，如何向世界讲好“一带一路”，讲清楚“一带一路”是什么，讲明白“一带一路”的目标和愿景，仍然十分重要。

　　笔者近期参加了在韩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来自韩国、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学者仍然念念不忘所谓中国的“战略抱负”，耐人寻味的是，他们所引用的论点论据，很多恰恰出自中国报刊杂志和中国学者的宏论。在过去几年里，一些国内解读并没有很好领会中国政府对“一带一路”的定位，而多有刻意拔高和过度渲染之处，有些严重偏离了“一带一路”原本的经济和人文属性，这些言论无助于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也无助于中国清醒认识自己和世界。

       向国际社会讲好“一带一路”，我们需要超越四大情结：

　　超越地缘政治情结

　　中国对“一带一路”的定位本身十分清晰。中国政府多次对外强调，“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推进全球化进程的重大倡议，它要打造一个各国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新平台，推动建设一个全新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一些媒体和专家学者则更愿意谈论“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意义，说它是实现国家安全进而全面拓展中国在亚欧非乃至全球范围影响力的重大战略部署。“一带一路”被解读为东出太平洋、西进印度洋的地缘大战略，被描述为中国重振陆权和海权的重大举措，一些人甚至想象“一带一路”的推进势必撬动亚欧非地缘政治板块的重构，由此引发了无数国人的一次集体性狂欢。个别人似乎更为机会主义，他们往往有两套话语体系，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对“一带一路”的性质做出有选择性的解释。声音多元本是好事，但在“一带一路”定位问题上，笔者更愿意看到某种程度的“一致”。

　　部分媒体和专家学者们有个本能的偏好，就是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拔高，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相关论述的创新性和重要性。但我们也要懂得恰如其分，知道过犹不及的道理。过度拔高“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人为赋予“一带一路”的大战略色彩，对“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极为不利。如果我们的定位不清晰，“一带一路”注定会在一片质疑声中艰难前行。

　　这让我想起2016年随团出访印度的经历。那次出访，我们与印度战略界、外交界和学界人士进行过广泛的交流。总体感觉到，印方看重中印关系，也希望加强中印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但对中国也存在明显的防范心理和抱怨情绪，其中两点尤为突出，一是抱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二是担心中国力量全面走向印度洋。在印度看来，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重要方面是要拓展在南亚乃至印度洋的影响力，必然极大影响印度在该地区的既有存在，个别印度人士甚至担心中国在遏制和包围印度。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识，源于印度长期奉行的狭隘地缘政治观念，源于印度长期以来形成的自大心理和地区霸权情结。但我们国内媒体和学者对“一带一路”的某些解读，也无助于缓解印方的某些关切。如果把中巴经济走廊解读为“制衡印度”、“南下印度洋”，把中印、中缅经济合作解读为破解中国面临的马六甲困局，这些阐述在理论上经不起推敲，在实践上有待检验，也为中国“走出去”增加了更多的阻力。

　　我们要知道，一项重大倡议的地缘战略属性和国际公共产品属性可能难以很好兼容。如果我们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各方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合作平台，打造成实现各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公共产品，就必须减少对“一带一路”所做的地缘战略想象。这是因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理性人”假定至今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本身就是常态，因此一项服务于自身崛起的战略设计就可能引起其他大国的警惕、防范乃至某种程度的反制。中国正在全面走向世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如果试图用“一带一路”囊括中国对外关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那些明显具有地缘色彩的安全合作和战略安排，势必让“一带一路”的定位出现“泛化”，也不容易向国际社会做出清晰的描述和阐释。如果“一带一路”集中于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则可能极大减少国际社会的相关疑虑，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和参与，也可以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世界上难有两全其美的好事，对大国而言更是如此。

　　超越“天下”情结

　　今天中国在快速发展，中国与世界关系也在发生显著变化，如何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方位和中国命运，如何更好认识中国价值和中国的世界贡献，迅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颇为时兴的话题。一些国内学人开始从天下主义来论述“一带一路”的文化自觉，从天下体系来论述“一带一路”的国际影响，从天下情怀来论述“一带一路”的责任担当，其中不乏鸿篇巨著问世。笔者完全理解这些宏论的良苦用心，他们希望回归传统来思考中国未来，希望为中国全面走向世界寻找文化自信，希望为世界治理提供更多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中国自古便有“大同”思想和“兼济天下”的济世情怀，中国仁人志士历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挖掘的精神遗产。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能陷入自说自话、自我陶醉、自我欣赏的窘境。

　　在世人眼里，天下体系并非完全是个褒义词。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在自己看来近乎完美的东西，在他人眼里可能未必如此。在周边国家眼里，天下体系极容易联想到存在千年之久的朝贡体系，特别是考虑到“一带一路”在地理上的延伸与走向，就更是如此。我们完全可以把朝贡体系描绘成一派安宁祥和，甚至特别强调在经济交往上长期的厚往薄来，但历史上周边藩属对朝贡制度的态度颇为复杂，在中华文明繁盛之时，它们存在真心的仰慕和恭敬学习，但在更多的时候，它们则出于实用主义来寻求必要的安全保障和经济实利，同时对它们在政治上的某种隐忍则耿耿于怀。

朝贡体系

　　笔者曾经参加一个中韩学术研讨会，会上一位中国学者善意地说到，中国和韩国应该像大哥和小弟一样相互尊重和信任，结果话音刚落，一位韩国学者就接着讲道，中国和韩国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在历史上，朝鲜、日本、越南的古代政权往往在自己的国号前加上“大”，韩国景福宫勤政殿的天棚上隐蔽地雕刻有金光闪闪的二龙戏珠，极为形象地说明藩属国对平等、尊严和权力的渴望。我们要看到，古典“天下”秩序在理念和制度设计上与现代世界体系截然不同，周边国家对它的历史记忆也并不完全正面，虽然各种版本的“新”天下主义已经融合当代国际秩序的平等性原则，也极力声称要用“世界”(或“天下”)而非“国际”思维来观察世界，但周边国家对“中国中心论”的担忧并不会因此得到完全平息，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

　　超越“雪耻”情结

　　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是一部充满屈辱的历史。我们曾遭遇过百年之久的外部侵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曾长期面临美苏超级大国的安全威胁。中国人渴望洗雪国耻扬我国威，渴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渴望以更加自立自信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安不忘危，兴不忘忧，铭记历史苦难与屈辱，也能够极大弘扬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也是催生中华民族不懈努力负重前行的根本动力。不过，在牢记历史屈辱之时，我们更需要冷静分析近现代长期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全面反思自身在制度和文化上的某些不足，理性认识曾经狭隘的世界观念与现代世界体系的某些格格不入，如此方能更好看清世界发展大势，才能更好看清国家前进方向。

　　一个韩国学者曾颇为善意地对我讲过，中国现在已经很强大了，已经是世界老二了，也没有哪个国家敢进攻它了，中国人也应该走出历史悲情论，抛弃受屈辱感，不要天天喊民族伟大复兴，不要念念不忘中国强起来，因为那样只能让世界感到担心。我们要知道，国际社会对一国战略走向的判断，往往着眼两个因素，一看其实力，二看其意图。在中国国力快速上升之际，中国的战略意图本身就极容易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大国的误读和曲解，因此对外适度审慎表达中国复兴的远景目标和宏大设想，对国际社会正确了解中国并不是坏事。

　　从更大的角度讲，牢记历史屈辱而又能理性超越“受害者”心理，还有助于培育国人更加成熟、开放和包容的民族心态。成熟的大国心态，是在与大国强国交往时不卑不亢，与小国弱国相处时平等相待，在遇到外部善意批评之时认真倾听坦然相对。相反，那种曾经在发展上“超英赶美”式的大跃进，那种对自身发展成就的某种盲目乐观和自满，那种过分注重外交礼仪和外交排场的某种高大和奢华，那种在遇到外交不愉快甚或外交挫折之后短期内急剧爆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近乎狂热的排外情绪，以及对某些中小国家表现出的不屑、轻视和某种居高临下的教训口吻，其实这些表面的自负和自傲恰恰反映了国人自信心的不足和大国心态的不成熟。在推进“一带一路”之时，我们无需刻意追求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某种“承诺”或口头赞誉，不用刻意追求数量上的巨大成就和某些形式上的硕果累累，其实他国承诺与否本身无关中国对外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我们追求的也不是数字上的光鲜亮丽而是中国企业实实在在的稳步“走出去”“走回来”以及中外人心相通的扎实推进。

　　历史反复告诉我们，自卑与自负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20世纪以来的中国各种文化运动，要么一次次否定自己，要么一次次拒绝他者，这种忽左忽右，其实表现出来的恰恰是缺乏应有的民族自信与包容。在中国贫弱之时自卑自怜，以悲情看世界，在中国富强之时自大自傲，以孤傲环视全球，都是在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认识自己和世界。在今天中国物质财富快速增长之时，一些人开始以西方民族国家的自私自利为参照，根据中国五千年文明和大一统历史把自己想象成超越民族国家利益藩篱的“文明型国家”，其实缺乏对西方历史文明的应有了解和尊重，也无助于国人建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在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及时培育成熟、稳健的大国心态和大国胸襟，做到自信而不自大，自豪而不自负。

　　超越“救世”情结

　　时下国人热议的一个话题是，中国外交究竟是要韬光养晦还是奋发有为?其实，这不是一个选择题，二者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涉及我核心利益和周边地区的若干重大问题上，中国应该积极有为甚至奋发有为;在一些相对遥远的地区、不那么重要的问题以及并不迫切的全球治理问题上，则应当量力而行并注重权责平衡;在描述和宣介中国发展成就、世界地位和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等方面，则应适度谦虚低调。

　　今天中国对世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此我们无需刻意否认。我们一直以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世界贡献主要有二，一是我们实现了中国大陆自身13亿人口的减贫和发展，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发展的巨大贡献，二是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又积极推动与世界的共同发展，这是中国对世界发展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但同样，我们也需要慎言中国为世界经济“开药方”，为世界发展注入“信心”，为欧洲发展带来“希望”。“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无疑有助于经济全球化，有助于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但如果把“一带一路”描述为一种新型的全球化形态，描述为一种新型全球治理平台，甚至声称“一带一路”回答的是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显然还需要我们做出更多更具说服力的阐释和论证。

　　正如一位外国学者近乎自白地说过，中国为世界做出贡献，这是好事，但也要看到，没有中国，世界一样也会发展。美国人一直自诩站在山巅之城引领世界，其实很多时候它们自己都感到力不从心;几代俄罗斯人一直怀抱帝国情结而醉梦于拯救世界，其实直到现在俄罗斯都与世界领袖地位相去甚远。没有哪个民族天然是上帝的使者，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单独拯救世界，即便是超级大国亦是如此。携手世界，共同前行，正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一个更大的话题是，究竟何谓世界大国?世界大国，不仅仅只有庞大的经济和市场规模，也需要有强大的科技创新和知识生产能力，拥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的观念和文化吸引力，以及在重大国际体系中拥有显著的话语权。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自然十分重要，但同样也需要在解决若干重大全球性问题包括热点难点问题上拥有重要影响力，在推动世界共识的形成乃至引领世界发展方向上发挥独特作用。看到自身经济贡献而沾沾自喜，可能恰恰是国内经济崇拜在世界观上的某种反映。在今天举国上下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我们要自豪地看到发展成就，也要清醒地认识未来前进道路上的艰辛与坎坷，继续凝聚共识奋力完成改革开放的未竟之业。中国不易，但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