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阿根廷举行的G20峰会期间举行的非正式会晤中，同意暂时停止对彼此造成损害的互加关税和贸易战。在接下来的90天里，双方将进行广泛的贸易和安全问题谈判。这增加了国际投资者和其他相关方面的乐观情绪，他们认为，一项“大交易”将有助于弥合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结构性分歧。

　　然而，如果以史为鉴，就会明白，两国间任何此类交易都将面临重大障碍。尽管美中经济相互关联，但两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南中国海、台湾、贸易和其他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两国的目标和利益是不相容的。需要知晓一些历史背景，通过阶段分明的历史沿革来考察美中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这种关系变动的独特性。

　　例如，美中关系的第一阶段——冷战敌对阶段——从大约1949年持续到1970年，其特点是相互反感和持久的对抗。美国官员认为中国最终在1950年底介入朝鲜战争是侵略行为，这影响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并且塑造了未来20年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可能蔓延到亚洲其他地区的观点。

　　这个阶段，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重心是遏制，不让它进入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政治空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美国前国务卿)在制定这一战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战略涉及到创建一个由美国重要盟友包括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组成的“太平洋岛琏”。

　　第二阶段(1971年至1989年)——和解——始于1971年亨利•基辛格秘密取道巴基斯坦访问中国。这为尼克松总统1972年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奠定了基础。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双方发表了第一份改善关系的基础文件，即《上海公报》。

　　接下来，在尼克松和毛泽东精心安排两国正式建交的基础上，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1979年开启了两国友好的新阶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高级官员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在给卡特总统的信中称，卡特的对华政策“因坚持现实主义、互惠互利和长期考虑而与众不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总统候选人时曾发表强烈反共观点的罗纳德·里根在当选后成为美中关系的主要支持者。1984年，里根在北京对听众讲话时宣称，他放松对华出口管制的决定反映了他的决心，即“中国应被视为友好的非盟国，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方面进行合作。”

　　老布什政府继续采取了这种亲密“接触”的姿态。老布什政府也目睹了八十年代末发生在北京的事情，那降低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吸引力，并导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接触”政策的价值受到质疑。这几乎与冷战的结束同时发生。

　　没有了共同敌人苏联的外部威胁，美国和中国发现他们的安全关系开始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不同势态，分歧出现了，经贸关系在加强，而安全与军事关系却变得更加紧张。由此，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进入了第三阶段，也就是经济和军事分岔阶段(1990-2011)。

　　尽管贸易不对称日益加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华盛顿仍然保持着中国的最惠国(MFN)地位，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开放贸易最终会鼓励中国的自由化。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事件——包括美国对中国核扩散和间谍活动的指控——强化了双方的观点，即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低调但持续的军事竞争。

　　1995年至1996年的台湾导弹危机使这些紧张关系公开化。中国试图用导弹试验作为胁迫台湾的一种手段，却遭到了美国海军的回应。三年后，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两国关系再度紧张。尽管华盛顿方面声称那是一起意外，但北京方面的许多人对这一解释表示怀疑。

　　2000年晚些时候，美国总统候选人乔治·w·布什将中国描述为“战略竞争对手”，第二年，一架中国战斗机与一架在南中国海作业的美国侦察机相撞，迫使后者在海南降落。这一事件造成布什第二届任期出现第一次严重的国际危机。

　　与此同时，尽管有这样的事件发生，美国和中国企业继续在两国扩大投资，商业和安全领域像两个平行世界各自发展，张力越来越大：两国安全关系恶化，经济关联却更加紧密。

　　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华盛顿和纽约的恐怖袭击事件——以及随后的“反恐战争”——缓解了两国日益恶化的安全关系。比方说，中国试图将自己定位为美国反恐行动的支持者。

　　当总统权力从布什转给奥巴马时，后者试图通过推动与中国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重塑两国关系。然而，当时美国官员没有充分认识到的是，中国认为2008-09年的经济危机是美国实力的转折点。当中国意识到美国正处于结构性衰退之中，开始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尤其是在南中国海。

　　最终，以2011年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演讲为标志，奥巴马政府改变了路线，对中国采取了更强硬的态度。这一战略转变在2012年的《国防战略指南》(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中得到了正式体现，这就迎来了美中关系的第四阶段(也是当前阶段)，“对抗”也许是描述这一阶段特征的最适当的词。

　　当奥巴马政府实施“再平衡”(pivot)战略时，它试图缓解人们的担忧，即这是一种针对中国的新遏制政策。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多尼隆和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等人都认为，“再平衡”并不意味着“遏制中国”;相反，美国“致力于与中国建立积极和建设性的关系”。然而，许多中国战略分析人士和政治领导人从未接受这种解释，他们始终认为，再平衡是围堵或遏制中国的。

　　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台时，他确保自己和他执掌的美国政府永远不会说出与他的前任有关的“再平衡”或“转向”措辞，但他仍然保留了奥巴马战略的精髓。其中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副总统迈克·彭斯2017年4月在日本发表的演讲,他说“美国将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未来几年，美国将在该地区继续部署更多的更精良的军事装备。”

　　从以上的历史阶段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关键结论：第一，美国几十年来一直与中国保持“接触”，通常是希望刺激中国出现自由化的改革效果，甚至可能使中国共产党放松对中国社会的控制。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一如既往地强大，这导致美国一些人主张脱离“接触”。

　　然而，这将是一个错误。综合多层面看来，“接触”政策的确存在缺陷或局限性，但它在促进两国认识和理解方面仍具有重要价值。“接触”当然不是灵丹妙药，但它有助于消除恐惧和偏执，那是可能导致非理性或不明智的政策选择的。

　　其次，尽管可能性不大，但美中两国有可能发现自己面临一场全面战争，甚至可能是一场核战争。许多美国和中国政治精英的传统智慧倾向于淡化或尽量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但想象一下，如果一场海上事件——比如9月美国“迪凯特”号驱逐舰(USS Decatur)与一艘中国海军舰艇险些相撞——以不同的方式结束，或许会导致大量美国人丧生，从而引发美军对中国海军舰艇的报复。

　　也就是说，意外的军事事件可能会驱动双方战略对抗场景的出现。一些人认为，随着两国军事力量不对称的减小，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这就是为什么两国都应该实施和加强协议，以降低因意外事件和任何后续升级导致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美国和中国是当下世界稳定与繁荣的两大支柱。这是一种至关重要双边关系。如果没有两国的积极参与，这个时代的任何重大挑战——核扩散、气候变化、流行病和恐怖主义——都不会得到有效的管控和解决。

　　最近的趋势表明，美中关系的第四阶段可能是最困难的。随着两国在各种问题上的对抗加剧，或许还会有令人震惊的事情出现造成紧张态势。但只要双方承认这种现实的危险性，并表现出积极的外交和偶尔妥协的意愿，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完全是灾难。

　　未来的道路不会平坦，但世界和平与全球繁荣的命运悬系于建设性的美中关系。

　　作者是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译自美国《国家利益》官网;原文网址：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at-happens-after-trump-xi-g20-summit-37807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阿根廷举行的G20峰会期间举行的非正式会晤中，同意暂时停止对彼此造成损害的互加关税和贸易战。在接下来的90天里，双方将进行广泛的贸易和安全问题谈判。这增加了国际投资者和其他相关方面的乐观情绪，他们认为，一项“大交易”将有助于弥合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结构性分歧。

　　然而，如果以史为鉴，就会明白，两国间任何此类交易都将面临重大障碍。尽管美中经济相互关联，但两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南中国海、台湾、贸易和其他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两国的目标和利益是不相容的。需要知晓一些历史背景，通过阶段分明的历史沿革来考察美中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这种关系变动的独特性。

　　例如，美中关系的第一阶段——冷战敌对阶段——从大约1949年持续到1970年，其特点是相互反感和持久的对抗。美国官员认为中国最终在1950年底介入朝鲜战争是侵略行为，这影响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并且塑造了未来20年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可能蔓延到亚洲其他地区的观点。

　　这个阶段，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重心是遏制，不让它进入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政治空间。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美国前国务卿)在制定这一战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战略涉及到创建一个由美国重要盟友包括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组成的“太平洋岛琏”。

　　第二阶段(1971年至1989年)——和解——始于1971年亨利•基辛格秘密取道巴基斯坦访问中国。这为尼克松总统1972年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奠定了基础。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双方发表了第一份改善关系的基础文件，即《上海公报》。

　　接下来，在尼克松和毛泽东精心安排两国正式建交的基础上，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1979年开启了两国友好的新阶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高级官员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在给卡特总统的信中称，卡特的对华政策“因坚持现实主义、互惠互利和长期考虑而与众不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总统候选人时曾发表强烈反共观点的罗纳德·里根在当选后成为美中关系的主要支持者。1984年，里根在北京对听众讲话时宣称，他放松对华出口管制的决定反映了他的决心，即“中国应被视为友好的非盟国，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方面进行合作。”

　　老布什政府继续采取了这种亲密“接触”的姿态。老布什政府也目睹了八十年代末发生在北京的事情，那降低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吸引力，并导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接触”政策的价值受到质疑。这几乎与冷战的结束同时发生。

　　没有了共同敌人苏联的外部威胁，美国和中国发现他们的安全关系开始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的不同势态，分歧出现了，经贸关系在加强，而安全与军事关系却变得更加紧张。由此，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进入了第三阶段，也就是经济和军事分岔阶段(1990-2011)。

　　尽管贸易不对称日益加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华盛顿仍然保持着中国的最惠国(MFN)地位，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开放贸易最终会鼓励中国的自由化。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事件——包括美国对中国核扩散和间谍活动的指控——强化了双方的观点，即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低调但持续的军事竞争。

　　1995年至1996年的台湾导弹危机使这些紧张关系公开化。中国试图用导弹试验作为胁迫台湾的一种手段，却遭到了美国海军的回应。三年后，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两国关系再度紧张。尽管华盛顿方面声称那是一起意外，但北京方面的许多人对这一解释表示怀疑。

　　2000年晚些时候，美国总统候选人乔治·w·布什将中国描述为“战略竞争对手”，第二年，一架中国战斗机与一架在南中国海作业的美国侦察机相撞，迫使后者在海南降落。这一事件造成布什第二届任期出现第一次严重的国际危机。

　　与此同时，尽管有这样的事件发生，美国和中国企业继续在两国扩大投资，商业和安全领域像两个平行世界各自发展，张力越来越大：两国安全关系恶化，经济关联却更加紧密。

　　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华盛顿和纽约的恐怖袭击事件——以及随后的“反恐战争”——缓解了两国日益恶化的安全关系。比方说，中国试图将自己定位为美国反恐行动的支持者。

　　当总统权力从布什转给奥巴马时，后者试图通过推动与中国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重塑两国关系。然而，当时美国官员没有充分认识到的是，中国认为2008-09年的经济危机是美国实力的转折点。当中国意识到美国正处于结构性衰退之中，开始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尤其是在南中国海。

　　最终，以2011年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演讲为标志，奥巴马政府改变了路线，对中国采取了更强硬的态度。这一战略转变在2012年的《国防战略指南》(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中得到了正式体现，这就迎来了美中关系的第四阶段(也是当前阶段)，“对抗”也许是描述这一阶段特征的最适当的词。

　　当奥巴马政府实施“再平衡”(pivot)战略时，它试图缓解人们的担忧，即这是一种针对中国的新遏制政策。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多尼隆和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等人都认为，“再平衡”并不意味着“遏制中国”;相反，美国“致力于与中国建立积极和建设性的关系”。然而，许多中国战略分析人士和政治领导人从未接受这种解释，他们始终认为，再平衡是围堵或遏制中国的。

　　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台时，他确保自己和他执掌的美国政府永远不会说出与他的前任有关的“再平衡”或“转向”措辞，但他仍然保留了奥巴马战略的精髓。其中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副总统迈克·彭斯2017年4月在日本发表的演讲,他说“美国将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未来几年，美国将在该地区继续部署更多的更精良的军事装备。”

　　从以上的历史阶段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关键结论：第一，美国几十年来一直与中国保持“接触”，通常是希望刺激中国出现自由化的改革效果，甚至可能使中国共产党放松对中国社会的控制。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一如既往地强大，这导致美国一些人主张脱离“接触”。

　　然而，这将是一个错误。综合多层面看来，“接触”政策的确存在缺陷或局限性，但它在促进两国认识和理解方面仍具有重要价值。“接触”当然不是灵丹妙药，但它有助于消除恐惧和偏执，那是可能导致非理性或不明智的政策选择的。

　　其次，尽管可能性不大，但美中两国有可能发现自己面临一场全面战争，甚至可能是一场核战争。许多美国和中国政治精英的传统智慧倾向于淡化或尽量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但想象一下，如果一场海上事件——比如9月美国“迪凯特”号驱逐舰(USS Decatur)与一艘中国海军舰艇险些相撞——以不同的方式结束，或许会导致大量美国人丧生，从而引发美军对中国海军舰艇的报复。

　　也就是说，意外的军事事件可能会驱动双方战略对抗场景的出现。一些人认为，随着两国军事力量不对称的减小，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这就是为什么两国都应该实施和加强协议，以降低因意外事件和任何后续升级导致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美国和中国是当下世界稳定与繁荣的两大支柱。这是一种至关重要双边关系。如果没有两国的积极参与，这个时代的任何重大挑战——核扩散、气候变化、流行病和恐怖主义——都不会得到有效的管控和解决。

　　最近的趋势表明，美中关系的第四阶段可能是最困难的。随着两国在各种问题上的对抗加剧，或许还会有令人震惊的事情出现造成紧张态势。但只要双方承认这种现实的危险性，并表现出积极的外交和偶尔妥协的意愿，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完全是灾难。

　　未来的道路不会平坦，但世界和平与全球繁荣的命运悬系于建设性的美中关系。

　　作者是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译自美国《国家利益》官网;原文网址：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at-happens-after-trump-xi-g20-summit-37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