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关于苏联对华核打击决心最直接的证词之一——苏联派驻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舍甫琴科在叛逃后出版的书中是这样表述的：“珍宝岛事件令莫斯科如同被电击，政治局被中国或对其声索的苏联领土发起大规模入侵的可能吓坏了。我从别人那里听到苏联领导层已接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政治局讨论时在场的一位外交部同事告诉我，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提出了一份计划，以‘一劳永逸地消灭中国威胁’，他要求不受限制地使用数百万吨当量的核武器。幸运的是，没有太多军人赞同他疯狂的好战姿态。我同他的一位同事(奥尔加科夫将军)聊过，他对与中国开战的前景持更现实的态度，提出的方案是使用有限数量的核武器，实施一种‘外科手术式的行动’，以恐吓中国人并摧毁他们的核设施。关于进攻中国的分歧在政治局一直僵持数月之久。”《初生》一文引用了前苏联军官维克托·戈巴列夫(Victor Gobarev)的研究，虽然他认为苏军主要是准备用常规手段而不是核打击先发制人，但也提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假设：“苏军非常担心如果中国将输掉战争，毛和他的领导层会批准使用几颗原子弹。”

　　“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在理论上就是指(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打击”，只是格列奇科太受当时苏联过度粗暴和危险的核战略对核武器的迷信影响，根本不将目标约束在“解除中国核武装”上，而是主张用无限制核打击解决一切问题。时任第一副总参谋长的奥尔加科夫的主张就更加符合“预防性打击”的概念，当时美国报纸将苏联的试探披露出来时也明确使用了“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措辞。戈巴列夫也提到：关于苏军用导弹和轰炸机发起核打击是否足以完全摧毁中国核武库，他和苏军总参谋部的人都估计的确能得手，因为苏军军事情报部门完全清楚中国的核武器和核设施在哪里。

　　当然，当时苏联对华有限核打击的原因竟然包括中国可能在常规战争不敌时动用核武器，可能使中国社会和研究者感到匪夷所思，因为它完全违背了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一贯承诺。但在核战略领域，这绝对是非常正常且必须解答的问题。因为中国有承诺，对手就绝不会，也不应当对中国作相反的推测，这种完全主观的逻辑在核战略研究中是过于想当然的。苏联这一担忧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珍宝岛冲突是中国事先谋划的突袭，当然这一点又有很多中国人会感到匪夷所思，本文将稍后再作探讨。

舍甫琴科（左）

　　可见，舍甫琴科的回忆录还是可信的，它既没有绝对肯定苏联对华核打击的决心很大，但即使承认严重分歧僵持数月，也不证明苏联根本没有对华核打击的意图。在《初生》一文中，金莱尔认为：“有很多原因可以推测为何这种打击会被考虑，而且冷战后俄罗斯专家也表示苏联的确严肃考虑过这种打击。”

　　这些专家是指他接触的几位接近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领导层的俄罗斯专家。比如当时在苏共中央工作的中国学家瓦伦丁·卡里莫夫(Valentin Karymov)回忆：“所有紧急计划都考虑过，包括预防性打击和有限打击。”战略火箭军退役将军、亚洲安全专家安纳托利·波里亚科(Anatoly Bolyatko)表示：“各种计划都充分制订了，我本人认识格列奇科，我可以说完全可以想象他倾向于全面进攻。”对舍甫琴科的证词，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德鲁金(Lev Deluisin)称：关于是否对中国所有核设施发起打击的讨论的确有，幸而政府否定这些选项。外交官里也有“在我们有力量时就应该使用”的观点。

　　因此，《初生》一文对苏联对华核打击决心的评价较为客观，它认为：关于苏联认真考虑过核打击中国，由于档案仍未解密，我们得不到确切的证实。一些专家继续置疑这一说法。但一系列研究都证明了舍甫琴科的说法——这些计划不止存在于国防部的抽屉里，还被一些高级将领甚至文职官员考虑过。

　　当然，金莱尔的另一个观点值得置疑。他认为：“可以推测，苏联从没有认为打击中国核设施是可行的，但它也愿意助长这种传闻，以作为胁迫中国的精心欺诈的一部分。”这与历史上中国政府的判断恰恰相反。

　　1969年9月11日中苏政府首脑首都机场会晤时周恩来问苏联是否有对中国打仗的意图，柯西金保证说没有。对此金莱尔也认为很可能只是外交辞令。而当时中方严重怀疑苏方在战略欺骗，随后采取了规模更大的战备行动。

　　也就是说，金莱尔推测苏联明明对华核打击决心不足，却想欺诈中国相信它有;而当时中国官方的判断是，苏联明明有这个决心，柯西金却想骗中国相信没有。其实，这两个判断都是错误的。苏联虽然决心不足，但实力和行为是有的，中国无法不防，但中国又的确误判了苏联的决策。这里面，当时中国对苏联的敌意、毛泽东对战争的异类观点和中国国内政治的复杂局面都是原因之一。比如，由此而来的“一号令”据说是时任总长黄永胜擅自发布，但这不管是被指责为林彪集团的阴谋，还是后来徐焰解释的只是过度紧张情况下的违规，当时中国对苏联的战争决心是完全相信或者说至少宁可信其有的，至于是否一定发生核打击，至少中国完全是按承受核打击准备的。

　　因而，徐焰在《详解》一文中对苏联有核打击中国意图的否定就缺乏依据了。

　　首先，他对1969年中国“主要立足点还是防范苏军以常规力量进攻”的判断与诸多事实矛盾;其次，他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参加过中苏谈判、1995～1999年任驻俄大使的李凤林。据说李大使研究了当时的历史资料后认为：“双方都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进攻而备战，迄今还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双方任何一方制订过进攻对方的计划。”这与《详解》一文中所说“苏联瓦解后，中国一些研究人员查找了俄罗斯档案，并未看到真有进攻中国的计划”一样，不够扎实。到底研究或查阅了哪些档案?当时的苏联档案如果能查出这样的结论，为何没有更多报道和更大影响?

　　似乎为了佐证苏联根本没有核打击中国的意图，《详解》一文还特意论证“美国媒体的核炒作”，理由是当时美国急需主动利用中苏对峙而拉拢中国、孤立苏联。此时，该文的证据之一，又是美国在面对苏联试探时坚决反对苏联进攻中国。美国的反对到底多大程度上解救了中国，本来是这一课题第二大疑问，但该文未及解答这个疑问，就拿它的前提来证明另一个问题。而且，该文认为苏联的试探和美国的反对都没有说明苏联所称的袭击是否为核打击。这就是对核战略问题认识不足了，大国间事关国际和平与相关方命运的进攻，是否跨过核门槛，性质和风险迥异。不管是试探还是回应，表达和了解清楚这一点可谓命运攸关，模糊状态下是既无法试探，也无法表态的。

　　《详解》一文还认为苏联对华核打击意图的几个事后关键证据也是美国为进一步加深中苏裂痕的渲染，然而这一观点的证据依然牵强。比如对舍甫琴科证词提出置疑，理由竟然是这段话的信源——一个中级外交官没有资格参加苏共政治局这样的讨论，而且原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曾任俄中友协主席的季塔连科也否认此事。

　　可是，舍甫琴科原文说的是“参加政治局讨论的一位外交部的同事”，并未注明级别，何以肯定是“中级外交官”，而且苏联体制下政治局讨论专门议题时有行政部门人员列席并非没有可能。而基塔连科只自称依据查询档案和询问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得出结论倒也罢了(尽管仍然会有看了哪些档案和问了哪个政治局委员的问题)，《详解》一文还非要批驳一句，“这个叛徒的‘回忆’完全是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需求编造的”，这种情绪化语言和阴谋论批判，加上当代俄中友协主席的身份，显然使这位学者的中立性非常可疑。

　　至于“苏联档案上也无此记载”的依据，还是要问：哪些档案?何人何时查的?相关性和详尽度如何?

　　《详解》一文还以多勃雷宁回忆录和基辛格回忆录中均无记载来否定“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正式告知基辛格苏联欲对华‘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华盛顿当局反对苏联的计划，并威胁要打击苏联的城市和军事设施，这才最终阻止了苏联的核冒险”的说法。这一说法本身就源自前述报告文学《实录》，其中“美国威胁要打击苏联”完全是报告文学作者的文学想象，在严肃研究领域并无证据。然而，《详解》一文中又说“苏联的试探和美国的反对都没有说明苏联所称的袭击是否为核打击”，那么，“美国的反对”是指“美国以对苏核威胁保护中国”吗?如果是，该文作者岂不自相矛盾?实际上，以两位名人的回忆录均未提及来证明苏联根本没有此决心，并不严谨，一来因为回忆录并非年鉴，二来即使它们没记载，也最多证明没有“多勃雷宁通知美国‘苏欲对华核打击’”一事，不容易证明“苏联根本就没打算对华核打击”。

　　美国的帮助起了多大作用

　　对美国的帮助，包括《秘闻》在内，无不抄袭了《实录》一书中完全文学化的描述。《实录》一书对参加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的部队和人员有所采访，能查阅到一些资料是完全可能的，但即使1992年时国内的重大题材出版环境相对宽松，以这本书及其作者的背景，要查阅中央最高决策层档案也是困难的，美国的决策档案有规范的解密制度，但这类作者毕竟是文学创作目的，并无从历史或国际关系学专业标准出发的调查研究的迹象。

　　然而，这本自己也承认是“战史文学”的书对当时中美苏三国的最高决策过程、缘由、思路乃至高层个人性格特点都有极为详尽和生动的描述，甚至存在大量的直接引语，这显然是文学想象的结果。但正因为这些描述构成了公开领域唯一的决策内幕文本，它被广泛引用，而那些只字不提出处实际上是对这本书的引用的大量文字又构成了新的虚假信源，让任何不求甚解的读者更加深信不疑。

　　在1969年中苏关系最紧张的时期，苏联曾威胁用核武器摧毁中国核设施。这是中国受到的唯一一次正式的核打击威胁，却长期被认为要么对方不当真，要么被中国成功化解。

　　可是，不管是不当真还是成功化解，原因是什么?中国社会至今众说纷纭。在混乱中，三个关键问题浮现出来：

　　一、苏联真的打算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吗?近年又有人全盘否定。

　　二、最流行的说法是美国对苏联发出警告，帮助了中国。这种警告力度有多大，美国愿意为中国的安全与苏联核冲突吗?

　　三、中国的备战对阻止苏联又起了多大作用?

　　必须承认，主要由于中、俄两个当事国的档案的公开仍很有限，当时详细的决策过程仍少有一手证据，准确地回答这三个问题并不容易。但是，只要对影响最大的一些文献加以研究就能发现，不管是中国官方在历史和国际关系诸领域的表述，还是全社会普遍接受的历史认知，都要么不求甚解，要么痴迷于一整套中国领袖及其助手如何在核大战恐怖阴云下，在实力悬殊的两个超级大国面前都长袖善舞、风生水起的半历史、半文学故事。这一历史问题背后的核战略理论问题其实并不难理解，正是中国社会长期风行的这些自恋故事妨碍了对这一历史问题的解答。这些故事甚至长期构成国人判断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基本经验，因而更加有必要正本清源。

　　主要文献

　　由于严肃历史研究受到严重束缚，中国社会乃至官方对此类问题的认知，基本事实居然主要来自“纪实文学”(或称“报告文学”)这种体裁。其中最主要的包括：黄甫生(国内一所大学中文系1964级)、匡兴华、黄小龙编著的《核危机秘闻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以下简称《秘闻》)，以及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时任济南军区话剧团专业创作员的陈志斌与1982年毕业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时任山东《艺术天地》杂志社副主编的转业军人孙晓合著的《冰点下的对峙：1962-1969中苏边界之战实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以下简称《实录》)。

　　报告文学允许想象和创作，但又以纪实为前提。从严肃的新闻传播学和历史学角度，它均属真实性和可信度难以辨别的异类文献。它主要盛行于历史真相和社会真实被权力操控，服从于权力宣传需要的国家，在以fiction和non-fiction严格划分文献真实性的西方并无多少生存空间。

　　关于此问题还有一类同样畸形却广泛传播的信息来源是风行于街头，为中国退休干部津津乐道的党史、文摘、内参、揭密等。按理它们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只需看一看《世纪风采》杂志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的《1969年，中苏核危机始末》(作者许倪)、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和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均在2010年3月2日转载自《书摘》杂志的《珍宝岛引发的核危机》(作者阳欣)，便可见其影响之大而官方机构之失职和轻率。即使是颇能代表中国军方当前研究水平的国防大学军史教授徐焰撰写的《详解中俄珍宝岛冲突始末：驳斥核危机传言》(以下简称《详解》)也是2014年3月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的杂谈性质文章，并非严肃的学术研究。

　　西方的有关文献相对丰富和严肃，新闻和学术领域各举一例——《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的畅销书《中苏战争》(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W. W. Norton & Company公司1969年10月版)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教授金莱尔(Lyle J. Goldstein)发表于《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8, No. 1 (Spring, 2003), pp. 53-80)的《初生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库能构成威慑吗?1969年中苏危机》(Do Nascent WMD Arsenals Deter? The Sino-Soviet Crisis of 1969，以下简称《初生》)。

索尔兹伯里所著《中苏战争》（英文）

　　索尔兹伯里无疑是美国最资深的驻苏联记者，徒步长征路的经历也佐证着他对中国的了解，但这本书成书于事件尚未完结之时，显然对本文所关心的问题的核心决策过程所知甚少;金莱尔的论文也重在以中苏危机为例，探讨此后核扩散过程中新生核力量的威慑可能，对中苏危机缓和的深层原因只提出了几点推测。

　　苏联是否下决心核打击中国

　　首先要明确，今天的考证不宜以是否找到苏联这样的正式决策文件为准，因为这样的决策如果真的实施过，历史就改写了。事实是没有发生核实战，这本身就能说明苏联未能正式地这样决策或者说未能实施，这又说明苏联决心不足。但是，如果因为苏联决心不足或难以判断，或者仅仅因为没找到苏联当时有这种正式决策，就下结论说苏联完全没有这样的决心甚至意图，显然也是武断的。

　　在《秘闻》一书中，虽然用了“红色按钮一触即发”这样骇人的标题，对苏联核打击决心的证据，却只有索尔兹伯里在《中苏战争》中引用“一位最优秀的苏联科学家”1969年春对其美国朋友谈到“假如发生战争，我们就不会像你们美国人那样，只是小打几下，我们是要彻底干的”。此书还引用了日本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在其《中苏战争》同名书中的判断：“苏联正在策划的对中国的战争……不但使用原子弹，而且将使用氢弹。……苏联远东战略的核心，就在于使用核导弹。1969年战略导弹部队副司令弗拉基米尔·叶·托卢勃科中将被任命为苏联远东军司令一事，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的正确性。”

　　显然，这两个证据过于间接，也不会是当时中国领导层的判断依据。其实当时直接的证据是现成的，比如珍宝岛事件后，苏军《红星报》不指名地声称“准备以强大核反击力量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但是，共产国家的宣传常常充斥着此类措辞，它到底是政治宣传还是真实警告，判断完全可能因人而异。

　　《秘闻》里也提到一系列可以帮助判断的迹象，比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核战略坚持首先使用核武器，而且要打击敌方硬目标，并要打赢核战争;苏军的确在远东方向配备了战术核武器;1969年8月底其驻远东空军进入一级战备……

　　基于此，虽然有过度渲染战后历次核危机的缺点，但《秘闻》一书采用了“苏联正从战略上设想、研究和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核战争”的措辞，还是比较准确的。

　　在1969年，面对这些，对任何理性决策者来说，即使不认为苏联发出了直接的警告，显然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要判断的无非也是苏联的决心大小。由于获取苏联最高层正式决策这种关键情报的极大难度，当时中国也只能是一个概率判断。而且，当时中国决策层的判断本身就是一种反馈和互动，直接影响着苏联的意图和决心(苏联是否有决心也不是一次性和永久性的)。

　　然而在充分描绘了这样的局面后，《秘闻》、《实录》等构成中国后世社会普遍认知的文献，都大力颂扬毛泽东当时对苏联核打击的无畏和不惜核大战的胆量，并称正是这种姿态慑止了苏联。而《详解》一文宁愿去论证苏联完全没有核进攻意图，也不愿反思毛泽东的核战略，是一种为尊者讳。

　　今天，要研究苏联这种决心的大小和刹车的原因，则需要辨别苏联这种打击的性质。

　　首先它不是核威慑，因为它并未明确以阻止中国进攻为目标(中国当然从未表达过要全面进攻苏联的意图，在珍宝岛即使主动发起惩罚性的突袭，也只是战术性的，苏联远未到威胁动用核武器才能阻止的地步);也不是胁迫，因为它没有主动以核打击来强迫中国做什么。那么它到底算什么?当时中国的反应，以及后世迄今的思考基本上都只在政治道义层面将它归结为苏联霸权主义的表现，这无疑太简单了。

　　实际上，关于苏联对华核打击决心最直接的证词之一——苏联派驻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舍甫琴科在叛逃后出版的书中是这样表述的：“珍宝岛事件令莫斯科如同被电击，政治局被中国或对其声索的苏联领土发起大规模入侵的可能吓坏了。我从别人那里听到苏联领导层已接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政治局讨论时在场的一位外交部同事告诉我，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提出了一份计划，以‘一劳永逸地消灭中国威胁’，他要求不受限制地使用数百万吨当量的核武器。幸运的是，没有太多军人赞同他疯狂的好战姿态。我同他的一位同事(奥尔加科夫将军)聊过，他对与中国开战的前景持更现实的态度，提出的方案是使用有限数量的核武器，实施一种‘外科手术式的行动’，以恐吓中国人并摧毁他们的核设施。关于进攻中国的分歧在政治局一直僵持数月之久。”《初生》一文引用了前苏联军官维克托·戈巴列夫(Victor Gobarev)的研究，虽然他认为苏军主要是准备用常规手段而不是核打击先发制人，但也提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假设：“苏军非常担心如果中国将输掉战争，毛和他的领导层会批准使用几颗原子弹。”

　　“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在理论上就是指(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打击”，只是格列奇科太受当时苏联过度粗暴和危险的核战略对核武器的迷信影响，根本不将目标约束在“解除中国核武装”上，而是主张用无限制核打击解决一切问题。时任第一副总参谋长的奥尔加科夫的主张就更加符合“预防性打击”的概念，当时美国报纸将苏联的试探披露出来时也明确使用了“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措辞。戈巴列夫也提到：关于苏军用导弹和轰炸机发起核打击是否足以完全摧毁中国核武库，他和苏军总参谋部的人都估计的确能得手，因为苏军军事情报部门完全清楚中国的核武器和核设施在哪里。

　　当然，当时苏联对华有限核打击的原因竟然包括中国可能在常规战争不敌时动用核武器，可能使中国社会和研究者感到匪夷所思，因为它完全违背了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一贯承诺。但在核战略领域，这绝对是非常正常且必须解答的问题。因为中国有承诺，对手就绝不会，也不应当对中国作相反的推测，这种完全主观的逻辑在核战略研究中是过于想当然的。苏联这一担忧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珍宝岛冲突是中国事先谋划的突袭，当然这一点又有很多中国人会感到匪夷所思，本文将稍后再作探讨。

舍甫琴科（左）

　　可见，舍甫琴科的回忆录还是可信的，它既没有绝对肯定苏联对华核打击的决心很大，但即使承认严重分歧僵持数月，也不证明苏联根本没有对华核打击的意图。在《初生》一文中，金莱尔认为：“有很多原因可以推测为何这种打击会被考虑，而且冷战后俄罗斯专家也表示苏联的确严肃考虑过这种打击。”

　　这些专家是指他接触的几位接近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领导层的俄罗斯专家。比如当时在苏共中央工作的中国学家瓦伦丁·卡里莫夫(Valentin Karymov)回忆：“所有紧急计划都考虑过，包括预防性打击和有限打击。”战略火箭军退役将军、亚洲安全专家安纳托利·波里亚科(Anatoly Bolyatko)表示：“各种计划都充分制订了，我本人认识格列奇科，我可以说完全可以想象他倾向于全面进攻。”对舍甫琴科的证词，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德鲁金(Lev Deluisin)称：关于是否对中国所有核设施发起打击的讨论的确有，幸而政府否定这些选项。外交官里也有“在我们有力量时就应该使用”的观点。

　　因此，《初生》一文对苏联对华核打击决心的评价较为客观，它认为：关于苏联认真考虑过核打击中国，由于档案仍未解密，我们得不到确切的证实。一些专家继续置疑这一说法。但一系列研究都证明了舍甫琴科的说法——这些计划不止存在于国防部的抽屉里，还被一些高级将领甚至文职官员考虑过。

　　当然，金莱尔的另一个观点值得置疑。他认为：“可以推测，苏联从没有认为打击中国核设施是可行的，但它也愿意助长这种传闻，以作为胁迫中国的精心欺诈的一部分。”这与历史上中国政府的判断恰恰相反。

　　1969年9月11日中苏政府首脑首都机场会晤时周恩来问苏联是否有对中国打仗的意图，柯西金保证说没有。对此金莱尔也认为很可能只是外交辞令。而当时中方严重怀疑苏方在战略欺骗，随后采取了规模更大的战备行动。

　　也就是说，金莱尔推测苏联明明对华核打击决心不足，却想欺诈中国相信它有;而当时中国官方的判断是，苏联明明有这个决心，柯西金却想骗中国相信没有。其实，这两个判断都是错误的。苏联虽然决心不足，但实力和行为是有的，中国无法不防，但中国又的确误判了苏联的决策。这里面，当时中国对苏联的敌意、毛泽东对战争的异类观点和中国国内政治的复杂局面都是原因之一。比如，由此而来的“一号令”据说是时任总长黄永胜擅自发布，但这不管是被指责为林彪集团的阴谋，还是后来徐焰解释的只是过度紧张情况下的违规，当时中国对苏联的战争决心是完全相信或者说至少宁可信其有的，至于是否一定发生核打击，至少中国完全是按承受核打击准备的。

　　因而，徐焰在《详解》一文中对苏联有核打击中国意图的否定就缺乏依据了。

　　首先，他对1969年中国“主要立足点还是防范苏军以常规力量进攻”的判断与诸多事实矛盾;其次，他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参加过中苏谈判、1995～1999年任驻俄大使的李凤林。据说李大使研究了当时的历史资料后认为：“双方都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进攻而备战，迄今还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双方任何一方制订过进攻对方的计划。”这与《详解》一文中所说“苏联瓦解后，中国一些研究人员查找了俄罗斯档案，并未看到真有进攻中国的计划”一样，不够扎实。到底研究或查阅了哪些档案?当时的苏联档案如果能查出这样的结论，为何没有更多报道和更大影响?

　　似乎为了佐证苏联根本没有核打击中国的意图，《详解》一文还特意论证“美国媒体的核炒作”，理由是当时美国急需主动利用中苏对峙而拉拢中国、孤立苏联。此时，该文的证据之一，又是美国在面对苏联试探时坚决反对苏联进攻中国。美国的反对到底多大程度上解救了中国，本来是这一课题第二大疑问，但该文未及解答这个疑问，就拿它的前提来证明另一个问题。而且，该文认为苏联的试探和美国的反对都没有说明苏联所称的袭击是否为核打击。这就是对核战略问题认识不足了，大国间事关国际和平与相关方命运的进攻，是否跨过核门槛，性质和风险迥异。不管是试探还是回应，表达和了解清楚这一点可谓命运攸关，模糊状态下是既无法试探，也无法表态的。

　　《详解》一文还认为苏联对华核打击意图的几个事后关键证据也是美国为进一步加深中苏裂痕的渲染，然而这一观点的证据依然牵强。比如对舍甫琴科证词提出置疑，理由竟然是这段话的信源——一个中级外交官没有资格参加苏共政治局这样的讨论，而且原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曾任俄中友协主席的季塔连科也否认此事。

　　可是，舍甫琴科原文说的是“参加政治局讨论的一位外交部的同事”，并未注明级别，何以肯定是“中级外交官”，而且苏联体制下政治局讨论专门议题时有行政部门人员列席并非没有可能。而基塔连科只自称依据查询档案和询问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得出结论倒也罢了(尽管仍然会有看了哪些档案和问了哪个政治局委员的问题)，《详解》一文还非要批驳一句，“这个叛徒的‘回忆’完全是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需求编造的”，这种情绪化语言和阴谋论批判，加上当代俄中友协主席的身份，显然使这位学者的中立性非常可疑。

　　至于“苏联档案上也无此记载”的依据，还是要问：哪些档案?何人何时查的?相关性和详尽度如何?

　　《详解》一文还以多勃雷宁回忆录和基辛格回忆录中均无记载来否定“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正式告知基辛格苏联欲对华‘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华盛顿当局反对苏联的计划，并威胁要打击苏联的城市和军事设施，这才最终阻止了苏联的核冒险”的说法。这一说法本身就源自前述报告文学《实录》，其中“美国威胁要打击苏联”完全是报告文学作者的文学想象，在严肃研究领域并无证据。然而，《详解》一文中又说“苏联的试探和美国的反对都没有说明苏联所称的袭击是否为核打击”，那么，“美国的反对”是指“美国以对苏核威胁保护中国”吗?如果是，该文作者岂不自相矛盾?实际上，以两位名人的回忆录均未提及来证明苏联根本没有此决心，并不严谨，一来因为回忆录并非年鉴，二来即使它们没记载，也最多证明没有“多勃雷宁通知美国‘苏欲对华核打击’”一事，不容易证明“苏联根本就没打算对华核打击”。

　　美国的帮助起了多大作用

　　对美国的帮助，包括《秘闻》在内，无不抄袭了《实录》一书中完全文学化的描述。《实录》一书对参加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的部队和人员有所采访，能查阅到一些资料是完全可能的，但即使1992年时国内的重大题材出版环境相对宽松，以这本书及其作者的背景，要查阅中央最高决策层档案也是困难的，美国的决策档案有规范的解密制度，但这类作者毕竟是文学创作目的，并无从历史或国际关系学专业标准出发的调查研究的迹象。

　　然而，这本自己也承认是“战史文学”的书对当时中美苏三国的最高决策过程、缘由、思路乃至高层个人性格特点都有极为详尽和生动的描述，甚至存在大量的直接引语，这显然是文学想象的结果。但正因为这些描述构成了公开领域唯一的决策内幕文本，它被广泛引用，而那些只字不提出处实际上是对这本书的引用的大量文字又构成了新的虚假信源，让任何不求甚解的读者更加深信不疑。

　　关于美国的帮助，以下一些事实必须澄清文学创作与历史事实的区别。

　　第一，《实录》称多勃雷宁向基辛格通报对华核打击意图并征求美方意见，《秘闻》则修改为“苏联通过驻外武官对美国进行试探”。而显然更熟悉美国决策史料的《初生》一文只证实：试探只是1969年8月13日一名驻华盛顿的苏联中级外交官询问了一位美国外交官。8月27日中情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似乎正向东欧官员通报对华预防性打击的消息。次日就有了《华盛顿明星报》的文章《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同时，美国情报机关发现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苏联空军基地8月底有发起预防性打击的准备。8月28日《红星报》社论首次明确提到中国核武器带来的挑战。

　　第二，最重要的是，美国对苏联的试探到底有多强烈的反应。《实录》在这一点上贡献了影响最大的文学想象并被广泛误认为史实。该书称：“美国亮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牌——用苏联已被破译的密码，发出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总统指令。……多勃雷宁向勃列日涅夫报告：情况属实，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

　　在这一点上，《详解》一文的“多勃雷宁和基辛格的回忆录均未提及”倒可以用得上，因为在这两位的职业生涯中如果真有这一幕，绝对是丝毫不亚于古巴导弹危机，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之一，只字不提简直不如不回忆。

　　实际上，美国的警告仅限于9月5日国务院声明称“我们将无法不密切关注(危机的任何升级)”，对这一警告对苏联的阻止作用，尽管舍甫琴科认为重要，但《初生》一文深表怀疑并提出有力的理由：

　　1.美国公众将反对为保卫一个共产党国家抗击另一个共产党国家而消耗自己的生命和财富;2.1969年对越战的绝望正值高峰，美国领导人和公众都反对在亚洲承担更多义务;3.美国缺少在亚洲发起一场重大地面战争必需的常规战力;4.美国领导人在这样的场合对苏联发出的核威胁可信度很低。

　　金莱尔还指出，基辛格承认美国直接卷入是不可想象的：“苏联对中国的进攻不应忽视，但美国直接卷入将得不到美国舆论的支持，甚至可能加速我们意图防止的事件发生。”当时基辛格的幕僚之一彼得·罗德曼(Peter Rodman)回忆：“我们与中国没有联系，因此协调军事政策的想法是不可想象的……美国公众将彻底莫名其妙，我们太小题大做了，军事干预将是不可行的。”“苏联一定也意识到如果盟国会纠结于美国人是否愿意为保卫柏林而牺牲纽约，也就极不可能考虑为中国的罗布泊核试验场而牺牲纽约。”

　　因此，金莱尔认为，美国在苏联的天平上所起的作用不是没有，但直接干预从来不是一个严肃的可能性，苏联会认真考虑的只是将军事资源消耗在对华战争中将失去制衡美国的能力。

　　《秘闻》一书也承认苏联对美国渔翁得利的顾虑，但仍严重夸大美国的作用，还增加了苏联提出苏美共同对华核攻击的大胆想象，并称美国通过驻波兰大使将苏联的企图通报给中国，后来基辛格两次秘访中国时都赠送了苏联军事情报。可是更加文学化的《实录》一书反而只描述了美国通过驻波使馆联络中国，恢复大使级谈判。基辛格赠送情报也是事实，但那已不是1969年中苏核危机范围内的举动了。

　　对美国发出有限警告的动机，《初生》一文只提及一件事，尼克松在8月14日的国安委会议上表示：“总统这一革命性的命题令其内阁成员吃了一惊，即苏联才是更具侵略性的一方，如果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击败，不符合美国利益。”该书同时强调：就在这次危机中，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初现端倪，但中美之间的接触仍缓慢而踌躇。8月5日，针对尼克松将越战“越南化”的政策，中国仍在声明中称其为“臭名昭著的战争贩子”。

　　为了论证自己想象的美国以全面核大战保护中国的美景，《实录》大段附会了美国高层的顾虑和思路，比如(中苏相互核攻击带来的)污染将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而且只要苏联敢对华动核，“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面前，而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这些文字都暴露出作者对核战略和核武器的不专业。

　　中国的应对起了多大作用

　　关于中国自身的备战起了多大作用，《实录》首先渲染中国1969年9月28、29日分别进行的首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的威慑作用，还声称10月15日克格勃向勃列日涅夫报告：中国的导弹基地已进入临战状态，所有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已得到卫星情报证实。

　　即使中国二炮部队真的在“一号令”10月17日下达前就高度战备并被苏联发现，可对这只刚成立三年的部队，自保还是反击，恐怕前者更迫切和现实一些。这能构成多大威慑力，值得怀疑。即使勃列日涅夫听到报告后哀叹“美国人出卖了我们”属实，问题是《华盛顿明星报》8月28日就“出卖”了苏联，这声哀叹是否有点晚?

　　关于核试验的威慑作用，还要看到，9月上旬中苏总理会晤已达成缓和，苏联对华动核的意图此时已明显减弱，只是中国的反应受国内政治影响，颇为波动。“一号令”是林彪下达的，但10月20日前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最高领导层全部疏散到各地却是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决定。连续核试验大有为毛泽东执意要在10月1日上天安门城楼壮胆保驾之意，其实毛泽东只是冒了几个小时的险，并很可能有迅速进入地下掩体的条件做保障。因此，中国最强的核反击威慑施加于对方威胁明显减弱之际，释放的信号说不清楚，这种随意式威慑能有多大效果?

　　关于当时中国的核反击能力，《秘闻》强调：轰6已于一年前开始服役，数量虽然不多，但可装备百万吨级核炸弹，能打击苏联乌拉尔以东地区;1969～1970年，中国在东北、西北部署的中程导弹已达50枚;加上中国陆基导弹的分散、隐蔽和机动性，对手很难一次性彻底解除中国核武装。

　　“一次性解除中国核武装”的难度是事实，然而这些选择性描述也忽略了另一些事实：中国仅有的战略导弹预警雷达7010雷达是1970年才批准研制的，反导拦截的640工程也是失败的，苏联中程导弹打到中国核设施和北京都只需几分钟，中国当时的液体导弹发射准备时间很长，还不能长期保持待发状态。

　　而且，同样的实力，《详解》出于相反的需要，也强调了更多不利的事实：1969年苏联已拥有核弹头4万枚，可运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超过1000枚，而中国并无远程导弹(也就只能打击苏联荒凉的东半部)，核弹头数量更远不能比。总兵力虽多达631万，但常规武器却落后一代以上，国民生产总值只是苏联1/6，科技水平更远远不及，在东部、南部还与美国和台湾军事对峙。

DF-3导弹

　　中国的“最低威慑”也被《初生》一文列为促使苏联核打击刹车的假说之一，但其结论却是否定的。此文引用军控界影响较大的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和薛理泰的研究称，中国1966年秋试射的DF-2射程1450公里、带2万吨级核弹头，同年12月试射的射程2800公里的DF-3到1969年肯定尚未部署。即使部署了一些的DF-2，发射准备也笨拙费时。《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则估计中国首次部署带核弹头的导弹是在1971～1972年。考虑到中国只是在1970年才发射了第一颗卫星，只能认为中国的预警和指控能力在1969年时仍很原始。关于当时可能拥有的24架轰6，有分析家严重怀疑(在承受首次核打击后)残存的这种轰炸机有多少能渗透进苏联的电子战和防空网。当时中情局虽然仍有“由于苏军不能排除中国隐蔽足够数量(核)武器的可能性，苏联打击中国核武器设施的可能性很低”的说法，却在1969年8月将苏联进攻概率估计从10%提升到50%。

　　文中金莱尔引用的舍甫琴科、前苏联负责远东事务的副外长卡皮察(M. S. Kapitsa)和苏联高级外交官伊利扎维金(A. Elizavetin)均未将危机中的中国核武器作为一种威慑提及，后者还认为：“相当一些苏联军事分析家相信中国完全无法发起一场报复性打击，其现有力量太过脆弱了，而苏联军方领导层当时极为了解(他们帮助建设的)中国军队的能力。”20世纪70年代负责情报评估的苏军原军事情报上校维塔利·谢里科夫(Vitaly Shlykov)称：“我不认为我们在当时害怕中国的核潜力。”中苏关系专家阿列克赛·沃斯克列申斯基(Alexei Voskressenski)认为：核武器从未像在欧洲环境中那样在中苏之间发挥威慑作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和冷战结束后的研究仍发现苏联人即使在1969年后十年以上仍继续小看中国的核能力，甚至指出毛泽东在危机前几个月曾对来访者透露：“我们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仍是一个无核国家。有这么一点点核武器，我们还不能算作一个核国家。如果我们要打仗，我们只能用常规武器。”1969年9月四位老帅为毛泽东准备的秘密报告也称：“我们的核武器仍在发展中。苏修领导层中的一些冒险家妄图抓住机会。”金莱尔还引用中国专家沈丁立的观点：“因为苏联太先进，中国刚起步，中苏关系经历了一个核不稳定时期，其中苏联人有进攻的冲动。”

　　《实录》和《秘闻》等文献还极力强调中国“三线”建设和地下工事对慑止苏联核打击的巨大作用。问题是此时它们已将论题偷换为“苏联难以一举毁灭全中国人口”，而不是本来的对核设施的外科手术式打击了。且不说“7亿人口几乎都可以进入地下隐蔽”和“苏联从一片焦土的中国也得不到任何利益”等观点的严重夸大和片面，《秘闻》刚刚大谈全面核战争，紧接着又自相矛盾地引用索尔兹伯里的《中苏战争》，说起苏军“通过核攻击使敌人陷于瘫痪，然后通过装甲部队的闪电式攻击使中国在几天之内完全丧失战斗力”的“局部核战争”。面对敌方战术核武器有限打击的挑战，《秘闻》又轻率地声称“中国只要游击式地使用战术核武器，也会使苏联焦头烂额”。

　　《实录》和《秘闻》这两本书虽然均非严谨的专业著作，但它们探讨的这些挑战和对策都是当时现实存在的。当时苏联不管用无限还是有限核战争，要解决与中国的冲突的确面临大量问题和不确定性，但中国要用“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那一套解决承受核打击并赢得战争的问题也一样困难。至于这一套是能慑止苏联的核打击，还是更刺激苏联，也是值得深思的。

　　其实，后世中国官方的史书大多避谈核威慑，而是强调中苏总理首都机场会晤时周恩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制止苏联冒险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其中最著名的引言是“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这一态度首先回避用核反击威胁苏联(当然，对此中国流行观念又称中国从来只通过不动声色地调兵遣将来威慑，这其实也是对战略威慑的无知)，而是强调双方都将为旷日持久的战争付出巨大代价，而中国牺牲的决心和承受力明显占优。

　　金莱尔认为这些因素起到了很大的威慑作用，并引用舍甫琴科之语称奥尔加科夫也认为“外科手术式打击”风险过高：“一两颗核弹很难消灭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而中国人借助其巨大的人口和游击战经验，将不顾一切地战斗。苏联将陷入无休止的战争。”他提到，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军官和今天俄罗斯的战略学、中国学方面的学者大多承认中国人口优势的价值。

　　不过，这些人显然都忽视了1969年中国的内部状态。当时中国的混乱很大程度上要靠“反修防修”和“早打大打”之类人为制造的紧张来压制。毛泽东的权威如日中天，但他对被鼓动起的“极左”群众和派系斗争却不能操控自如，还面对近乎瘫痪的国家机器和政治危局，后来林彪的北逃至少说明了苏联1969年时并非没有潜在的利用机会。这些人还忘记了一点：对任何国家，主要靠人口成百万的无谓牺牲赢得的国家生存和构成的战略威慑，还有何意义。对这样极端的政权，苏联恐怕反而会产生必须采取行动的责任和理由，就像日后的越南对待红色高棉一样。

　　延伸的问题

　　要更好地回答本文开头提到的三大关键问题，还有必要回答几个延伸的问题：

　　第一，按理说中国从未拿核武器威胁过苏联，当时的核力量也够弱小，苏联何以对它如此恐慌，必欲除之而后快?

　　第二，中国一面“鄙人不怕”，一面过度备战，到底是怎么判断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诚然，以中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基础和官方长期利用民族主义的现实，中国是否应该像美苏多数盟友那样接受盟主的核保护伞，可以探讨，但毛泽东对核武器的理解、态度和理论逻辑是相当矛盾的，其中就有“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观点。

　　此论的错谬之处在于：它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与武器的大规模杀伤性完全对立起来，以“人杀光了，占领了土地也没用”的简单化逻辑消解了其他所有战争目的，以“人不怕死，任何威慑都会失效”这种更加简单片面的逻辑消解了整个战争威慑命题。《秘闻》一书就对毛此论推崇备至，并认为是赫鲁晓夫不能理解伟人思想。

　　其实，《初生》一文披露，卡皮察在1996年的回忆录中提到他起草了向中国解释苏联为何放弃提供核武器的承诺的文件，原因是，对毛泽东在1958年台海危机中乐于见到美国对福建使用核武器，苏联感到不安，相信中国将对拥有的终极武器不负责任。俄罗斯亚洲冷战史专家伊利亚·盖杜克(Ilya Gaiduk)认为：考虑到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莫斯科担心中国正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因此很难说他们有了原子弹会如何行事。德鲁金也认为：“核武器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引起谨慎，但当它们在并无责任感的领导人手中时，就不会产生稳定性，而是带来不稳定。”

　　在实践中，中国官方又随意以朝鲜战争中美国的“核讹诈”为由强行解释了自己一面极端藐视核武器，一面又倾举国之力，“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纸老虎”是如何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民族根本利益的，核垄断又何以让中国坐立不安，对这些矛盾，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思考过。令人不解的是，刚刚向苏联求来包括核武器初步条件在内的军事技术援助，中国就以这种援助的不彻底和附条件为由而与苏联闹翻，又顺势将苏联的断援也列为自己拥核的最强理由之一。当然，令人担忧的还是，中国拥有货真价实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实力依然悬殊后，又对核大战也无所畏惧。在苏联真正发出核打击威胁后，周恩来一面对柯西金说“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一面继续以“死得起人就能最终打赢核战争”的暗示来威慑对方。

　　同时，尽管《实录》等作品渲染在中苏边界冲突中苏方侵略成性，中方从不主动，但腾讯《今日话题》历史版2013年6月21日第176期的专题《毛泽东与珍宝岛之战前后决策：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的若干细节》和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杂志《党史博采(纪实)》2010年第1期一篇题为《周恩来在珍宝岛事件前后》的文章却都披露：1969年3月2日“中方在珍宝岛对苏军发动攻击”，“实际上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3月15日的)战斗是从北京直接指挥的”，动用了大量地雷和火炮。《初生》一文则发现苏军3月15日其实很被动，比如国防部长出国，勃列日涅夫在去匈牙利的火车上，一线指挥员难以得到指示和增援，又被禁止侵犯中国边界，只能派出装甲力量直冲而无法迂回中国侧翼，下午才得到兵力和炮火增援。

　　虽然毛泽东指示“九大”政治报告对此事“不要讲得那么严重”，中国军队随后也保持克制，但据《初生》一文考证，3月15日之战冲突规模迅速升级还是令苏联高层“目瞪口呆”，卡里莫夫回忆：珍宝岛是个非常危险的先例，美苏竞争中从未发生过此类事件。加上苏联远东传统的脆弱性，德鲁金称“领导层中有一种恐慌”。

　　对第二个问题，当时中国收到的信号无非两种，一是公开的表达，比如1969年3月8日《红星报》就不指名地表示“准备以强大核反击力量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二是从军事情报中发现对方有核打击动向。以当时中国的战略情报和预警侦察水平，很难准确掌握苏军是否真地启动了核打击流程，但前一种信号是能明确收到的。

　　对此，中国显然是当了真的，只是表现比较复杂。对在珍宝岛惩罚苏军，前述腾讯专题考证后认为中方领导层一度预判苏联不会因此大规模入侵中国，只是其理由甚为牵强。实际上，中国的反击体现了“极左”路线下的亢进，结果一面忧心不敌苏联军事实力，一面又需要维持“反修”紧张气氛服务于国内政治。

　　在个人判断上，毛泽东长期有苏联全面入侵中国的估计，但无论他对中苏大战怎样无畏，也是深知“大不了回去打游击”或“打完了再建设”的想法只能说说而已，如此庞大的现代战争一打起来，个人和政权都充满未定之数;林彪并不认同中苏必战，但又不得不小心迎合毛泽东的强硬路线，最终里外不是人，成了“最大的阴谋家”;周恩来就更是只有苦心执行毛泽东所有矛盾的和冒险的指令并不断收拾残局。

　　当然，苏方也因为决心不定而信号波动。虽然3月8日首次核威胁后又发出安抚信号，包括柯西金3月21日试图与中国领导人通话，3月29日的照会表达避免冲突的意愿，4、5月冲突强度降低，但4月28日毛泽东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6月，勃列日涅夫在各国共产党大会上批评中国的“政治冒险主义和持续的战争叫嚣”，却又于6月13日提议两三个月后开始边界谈判，7月26日提议总理会晤。然后是8月初战略火箭军出身的苏军远东军区司令员托鲁布科(V. Tolubko)在《红星报》撰文纪念20世纪20年代末抵抗中国入侵的战果，8月13日在新疆铁列克提报复中国。

　　最复杂的还是机场会晤，按理说这次达成了保持克制的口头协议，中苏两军均未再严重冲突，但中国不相信苏联想缓和，继续加紧备战，而苏联最后的威胁又出现在9月16日，即机场会晤后第五天。当时伦敦《星期六邮报》刊登西方记者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正在讨论打击中国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可能性，另一说此文称苏联还在讨论在中国建立一个亲莫斯科的新领导层的可能性。

　　《实录》一书声称此人已被中情局查明“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其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示警”。可是，即使苏联还有人对中国深怀敌意，但此前苏联对美国的试探在9月5日就有了不利的结果，对华动核的可行性大减，这篇文章恐怕称不上对美试探和对华警告。即使有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和“一号令”，中苏双方却都没有实质上的挑衅和冲突。

　　这方面中国国内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美苏大三角形成过程中，美国更加急切地想与中国联手，而这一步完全在中国领袖的神机妙算之中。除了《详解》一文有这个意思，《实录》以及党史类文献都予以颂扬，其核心都在毛的一句话“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好题目，好作文章了”，意思是珍宝岛冲突是毛泽东故意“打给美国人看”，从而将美国拉入三角关系。

　　这些文献所记载的毛泽东当时向身边人解释中苏分裂大大减轻了美国压力，也为美国改变对华态度创造了条件，最多是对中苏冲突一个意外收获的利用。实际上，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称“尼克松和我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更富侵略性的共产党国家。我们认为，更可能是北京挑起了战斗”，虽说美国接近中国的核心原因是苏联的压力，但中国亦然，而且需求更为迫切。

　　对于珍宝岛事件，中国认为自己有理、有利、有节，一切尽在掌控之中，然而却打出了核打击的威胁，这可不是能预先算计的。以中国当时的处境，拉拢刚刚还势不两立的美帝以抗苏修，不无难堪，并非什么华丽转身，也不是之前早有先见之明。直到中美建交，中国也只是利用美国，真正认同并学习美国的部分制度是毛泽东去世后的事。

　　结论

　　现在，我们再来回答苏联对华核打击刹车之谜，就能得出一个更加合理的结论了。

　　首要的原因其实是“预防性打击”自身的难题带来的苏联决心不足和决策迟疑。

　　核战略史上迄今为止成功的“预防性打击”很少见，比较典型的是以色列1981年空袭伊拉克核反应堆，不仅当时没有引发大战，此后伊拉克也一直未能搞出核武器。对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通过“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剥夺核武装，即使当时有把握彻底撕毁其核能力，不遭到任何形式的核反击，却很难有把握不引发两国常规战争。

　　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如果被这样剥夺核武装而忍气吞声，无异于摧毁中共的大部分成就宣传、政治号召力、军事信心、民族凝聚力、对外政策基石、意识形态正统感和国际声誉，也不符合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观念体系和个性。即使没有这样的冲击，也会暴露出毛泽东在外交政策上的偏执。在这种冲击下，当权者不继续挟持中国拼个鱼死网破，是很难维持住自己的权力、地位和思想体系的。而且，不要说当时的社会，就是中共党内任何其他政治力量，也只能迎合。包括林彪在内，借此改变中国政治狂热状态的意愿和把握都极低。

　　这其实构成了苏联对华核打击刹车的第二个原因：威慑住苏联的不是美国实力足够但没有意愿的军力，也不是中国有意愿但无实力的核武器和常规军力，更不是人民战争的伟力，而是中国不要民生、不顾生存、被政治需要绑架后同归于尽的狂热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国家级的“肉弹”自杀式战略，这是历史上罕见的。

　　同时，这种状态下中国整个国家走向和行为的不可预测性，既是苏联对华核打击刹车的原因，也是苏联动了这个念头的原因之一。这一点美国只是有幸没有正面撞上，但如果中国不出现后来的改革开放，美国即使援华抗苏，也可能与援助包括本·拉登在内的阿富汗游击队一样，援助的对象后来很快又成敌手。

　　第三个原因是苏联动核的可能性对中国的威慑。

　　后世的中国文献喜欢用1970年“五一”晚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对苏联代表团副团长的调侃再次颂扬毛泽东举重若轻的神武。当时毛泽东说：干什么要急急忙忙回来?回来还不是吵架?对方说：苏联代表团到北京不是为了吵架的，我们是来争论的。毛泽东说：争论还不就是吵架!回来也好，要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来。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种神化描写掩盖了一个现实，当时中国高层也相当程度上受到核打击的威慑，中国的过度备战有国内政治斗争因素，有防范最坏情况的需要，但中国同时也在边境上迅速避免了进一步的武装冲突，包括对新疆事件没有报复。而且中国的战略疏散是规模极大而认真的。

　　金莱尔的研究还将核禁忌和苏联常规军力优势列为其对华核打击刹车的可能原因，但更多只具有核军控理论上的纯技术意义，谈不上是主要原因。

　　在机场会晤中，周恩来的表述就融合了这几个要素：一是相当清晰地传递了避免冲突的信号，包括澄清中国既无实力也无意图挑战苏联，极力避免无休止的互相指责。二是用了死磕到底、鱼死网破、要命有一条的“人民战争”来含蓄地威慑对方。只是对其成效，中方后世的理解和苏联的观感有重大区别。三是暗示了中美靠近的可能，但这一点当时的进展尚远不足以构成对苏威慑。至于苏联未能预见和阻碍中美建交的外交失策，也要考虑到对当时那样状态和观念的中国，苏联即使想做实质性的让步、和解和拉拢，恐怕很难满足中国那些条件，更难重建信任。

　　最重要的是，作为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国官方和社会至今普遍认为本国在这次核危机中是如此无畏、高明和成功。简体中文网络环境下对中国这一时期政策的批评迄今仅止于前述腾讯专题的结论之一：“事实上高层并没有真正做好应对中苏大战的准备”，“此次中苏大战危机的化解，有很大的冒险性”。

　　在如此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如此行事，不能不说是危险的。

　　相关简介：吴戈，国际关系与军事问题研究者。首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8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