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一国为一人牺牲，此事在俄罗斯成真，凸显了俄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强大，它确如赫德兰所言，具有强大的复原力。但另一方面，人们很自然地会问一个问题，这种倒挂状态真的可以长久持续么?俄罗斯已然陷入停滞状态，它来源于民众对普京的大力支持，而停滞带来的衰退却会消耗这种支持。

　　眼下的局面是两种趋势的竞争：民众继续支持普京，或民众的忍耐耗光。人们对普京的支持可以坚强到何种程度?俄民众已经用2018年的这场大选给了第一次回答，但大选之后的新现实继续拷问着他们。

　　俄居民收入已经连续4年下降，据俄相关部门的估计，这种窘境很可能将继续下去。美国3月祭出的制裁引发了俄罗斯股市的暴跌以及卢布汇率在企稳半年后的再次下滑，俄最富有50人的财富一下子蒸发120亿美元。这些都意味着俄罗斯人要继续为普京买单。如若耐性真的耗光，民众不满会找到发泄的出口。

　　选举成了俄国传统政治模式复原的工具，俄罗斯人用它选出普京作沙皇，但与选举处于同一套宪法下的其他民意表达渠道仍是较为畅通的，当民众感到不满时，可以把它们利用起来。

　　大选之后发生的两件事说明这并非不可能。俄体制内外多家媒体联手抵制国家杜马，因为后者庇护性骚扰女记者的议员斯卢茨基。克麦罗沃州发生了导致数十人死亡(大多为儿童)的火灾，这引发了当地民众抗议及社会舆论发酵，该州州长图列耶夫不得不主动请辞。

　　日后民众将这些反对手段用到普京身上也不是不可能。不过它可能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一位新沙皇取代普京。这是沙皇政治在俄罗斯联邦制度条件下复活后的模样。

　　其实早在叶利钦于1987年开始崛起时，沙皇政治就已露头。他当年10月炮轰党中央，政治自由化条件下的民众对他的支持迅速形成声势，这让他1989年3月在苏联人民代表直选中以高票当选苏联人民代表。不仅如此，1991年他以明显优势当选俄罗斯总统后，俄议会还给了他为期13个月的特别总统权。民众的这种支持超越选举制度，甚至超越法律(民众接受了叶利钦许多越权之事)。对叶利钦的支持与普京所获拥戴性质相同，都有一种以一人为国家支柱、全民依靠的内涵。

　　自此之后，俄联邦迄今历次总统选举都呈现出先于某一候选人身上汇聚民众支持，然后再走选举程序为其授予权力的态势。这位深孚众望之人高于选举，高于法律，俨然民众循宪法托举起的沙皇。

　　这个沙皇式的制度也已经有了基本稳定的权力体制，它依靠的是继承人制度。叶利钦传位普京，普京传位梅德韦杰夫，而叶利钦则是苏共高级官僚出身。现体制确定的接班人具有相对于其他候选人的天然优势，这让体制得到稳定延续。

　　所以，如果民众真的开始反对普京，这位强人可通过选一位接班人来维持体制稳定。至于个人地位，普京可能并没打算效法勃列日涅夫，担任总统到生命最后一刻恐怕并非他的追求。

　　普京眼下需要做的是尽量维持现体制的合法性。用强力对外扩张的手段恐怕已经不那么有效。2015年出兵叙利亚之举在民众间并未得到积极响应。在此之后，普京便开始谋求与西方保持平稳的战略互动，稳守既有势力范围，不诉诸热战。2015年11月土耳其击落俄战机事件，2017年4月美国轰炸叙利亚，这两起事件中，普京均拿出了隐忍态度，在后一起事件中他甚至在第一时间宣布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俄日程不受轰炸事件影响。

　　因此，进一步对外扩张的概率看上去并不那么大。如果说改革是普京暂时可以抛至脑后的工作，那么为了维持体制合法性，其思想、人员的更新便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苏共的前车之鉴是普京必须重视的。

　　苏联解体之际，在食品供应危机到来之前，人们就已经抛弃了苏共，因为在经历过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和老人政治后，苏共已经无法提出一种可以让人们看到前景的理论。当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时，它被抛弃便是一种大势。

　　在这层意义上，“8·19”政变是突出的例证。

　　在整场政变中，政变团体没有用苏联意识形态来吸引民众，除了强调国家安全、长远发展，没有拿出思想性的东西。与此相应，他们中也缺少一个敢于负责的人，似乎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尝试把别人当挡箭牌。8月19日当天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无法履职、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记者会上，真正的政变策划者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总理帕夫洛夫没有出席，被摆到前台的是副总统亚纳耶夫、内务部长普戈，前者在一天前才得知政变之事，糊里糊涂地被拉了进来。

　　第二天，到了真正的“尖峰时刻”——要进攻政变反对者聚集的白宫时，名义上的政变领导人亚纳耶夫在有二级军官们参加的会议上拒绝下达进攻命令。而当这些军官离开，只剩下主要的政变策划者时，他又立即改口决定进攻。这让进攻行动的直接负责人亚佐夫起了疑心，他怀疑亚纳耶夫们是打算把责任全甩给他。结果，军方退出，政变无疾而终。

　　政变团体的离心离德与他们思想上的匮乏直接相关。政治自由化条件下，其主张须经受民众检视，他们对此信心不足，这才难以团结为一个整体。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陷入老人政治，几乎停止了人员上的更新，其思想体系更是被社会需求远远抛在身后。戈尔巴乔夫就是苏共因应落后局面的产物，但他的政治自由化主张虽呼应了时代，却并不见容于党内保守派。当保守派发动“8·19”政变时，他们便发现旧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手中却又没有新的思想资源可供使用。

　　理论和思想上的落后是苏共老人政治的直接后果，它决定了这次政变的结局。

　　但作为主要的政变反对者，叶利钦的表现却截然相反。尽管他的主张很难说是某种成熟的思想体系，但反苏共在当时确实可以收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叶利钦1987年十月全会上炮轰党中央后曾意志消沉地一度尝试自杀，但他很快就被来自全国的民众信件所鼓励，那些信代表着可观的民众支持。

　　正因为有了这种支持，“8·19”政变中叶利钦才展现出大无畏精神及决断力。他穿着防弹背心赶往白宫时，看上去已做好了死在那里的心理准备。而且他拒绝了警卫提出的把他用船秘密送往莫斯科的提议，坚持乘专车。而他站到白宫前的坦克上之前，对警卫提出的可能有狙击手的警告毫不理会。而当传言称军队即将攻打白宫，他又坚决拒绝撤至美国大使馆，坚持要与人民在一起。

　　其实当时在整个苏共高层中都缺少一个叶利钦式的人物。戈尔巴乔夫推动了政治改革，历史性地为俄罗斯带来了选举制度。但他却没有勇气真正地参与到选举中去。反倒是叶利钦充分利用了该制度，让自己的人气实打实地变成了选票。

　　戈尔巴乔夫是用了选举制度中为苏共专门准备的“直通车”进入人民代表大会的，而叶利钦则是从莫斯科一号选区选进去的。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总统职务是人代会选举产生的，而叶利钦则是在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总统全民直选中胜出才成为俄总统的。叶利钦敢于真刀真枪地参加选举，其合法性逐渐超越了戈尔巴乔夫，后者反而为前者做了嫁衣。

　　“8·19”政变被粉碎后，戈尔巴乔夫怕遭到导弹袭击，没敢乘坐苏联总统专机从克里米亚飞回莫斯科而选择了其他飞机。他疲惫地走下飞机(这一画面传遍了全世界)，却没有立即对民众讲话，第二天也没有，叶利钦却在一场盛大的活动中以胜利者姿态亮相、演说，夺走了粉碎政变的胜利果实。

　　人员和思想上的匮乏确实是苏联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当普京及其权力体系已显出停滞之态，必须防止重蹈苏共覆辙，人员与思想的更新刻不容缓。

　　从普京在大选前后的执政来看，这个问题已成为他的关注重点。

　　2017年6月的“与民众连线”活动中，有人问普京，俄罗斯许多位州长已经任职超过10年，这是否值得担忧?普京只回答称，这没什么问题，没有违反法律。

　　这个问题本身代表着俄社会对体制衰老、停滞状态的担心，虽然普京的回答敷衍，其实际行动却是加快体制的人员更新。

　　2016年8月，1972年出生的安东·瓦伊诺被任命为俄总统办公厅主任，这成为普京开启体制换血的标志。当然，这次换血将是任重道远的，单是替换那些任职超过10年的州长们就要花不少时间。2017年，普京于2月和9～10月分两批调整了数个州的州长，共19人被调职，其中包括担任下格罗德州州长已达12年、今年已70岁的瓦列里·山采夫这样的“老人”。这被认为是普京为体制换血的更强信号。

　　2017年9月，普京在会见新当选的几名州长时要求他们面向社会选拔年轻人才，“要让年轻人们知道，社会上升通道是畅通的”。

　　普京显然会将这项工作推进下去，以避免苏共式的老迈、停滞。在帕夫洛夫斯基看来，体制无法贡献新想法的现状是普京很头痛的事情，而这要通过官僚群体的健康流动来解决。所谓新想法，指的是新的执政手段，适应普京的沙皇政治的手段，或者说新的民粹政治手段。正如上文所言，普京在传统的“与民众连线”、“年度大型记者会”这样的活动中表现得无精打采，而这些活动对民众的吸引力也在下降，要想找到加固普京与民众联系的新方式，便需要年轻官僚来贡献想法。

　　在新想法的基础上，体制还缺少新思想，乃至新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点上，现体制的尴尬与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的苏共很类似。

　　遥想本世纪之初的普京，自由主义仍是他依靠的思想资源。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俄罗斯应当成为并一定会成为具有发达公民社会制度和牢固民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权以及公民自由及政治自由将会得到充分的保证。俄罗斯应成为，并一定会成为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国家。在俄罗斯，所有权将会得到可靠的保护，而经济自由不仅可以让人们诚实地工作、挣钱，而且可以不用担惊受怕和无限制地挣钱。”如今回望这些话，恍如隔世。

　　普京政治转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轨道之后，自由主义被他抛至脑后。在俄如今的主流政治理论中，对国家安全的强调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对社会发展所需各项制度的完善却明显不足。当民众的“爱国热情”变淡，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发展的制度这些方面终究还是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成为引发不满乃至反对的矛盾。普京权力体制终究还是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关照、回应。这同样是要由新人们完成的工作。

梅德韦杰夫

　　七

　　体制的人员更新实际上已经是关乎普京体制未来的问题。所以，普京权力体制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普京由民众选出，体制受民意制约，这是一个大框架，普京只能在这个框架内起舞。在这个框架之内，普京拥有非常大的自由度，而他可能不敢轻易突破这一框架。

　　出兵叙利亚、干涉多国大选等动作都在这个框架内，普京未受内部牵制。所以，有关俄罗斯培育“黑天鹅”的说法确实不是危言耸听。俄罗斯需要与西方维持一种对抗关系，这是民族主义和制度维系都需要的一种状态。在将来，如果俄罗斯一直扮演西方的反对派，那么它为现有国际关系体系提供的就是不确定性。

　　但是，当民意框架被突破时，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俄罗斯历史相当突出的一个特点便是沙皇换人带来国家的全面转向。这在冷战的历史中是非常平常的戏码，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遭遇政变下台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都是这样。哪怕梅德韦杰夫的上台也都带来了这样的改变。

　　因此，普京的俄罗斯固然可以持续输出“黑天鹅”，扮演西方的反对派，但当俄罗斯经济的低迷开始逆转民众的忍耐力，使得民意框架被突破时，俄罗斯政策的转向可能非常迅速。

　　这种可能的变化并不稀奇：国家衰落，自会收缩战线。只不过，由于俄罗斯权力体制与民众形成了目前这种关系，战线收缩的节奏变得相对容易观察、预测。

　　而在俄罗斯国内，体制会否在吸收了新鲜血液后出现某种进化?这还是一个需要继续观察的问题。普京拥有充足的转圜空间，他眼下有足够的民意支持度，民众容许他在国内外做许多事情，而当这种支持遭遇瓶颈时，他也有相当多的选择为自己和体制谋求一个好的去路。

　　相关简介：方亮，国际问题研究者。首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82期；原题《再次选择普京的俄罗斯向何处去》

　　2018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期间，众多媒体在分析评论中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普京陷阱”这个关键词，对俄罗斯未来道路的担忧显而易见。普京早期权力体系设计者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在一次讲座中曾展望过这种未来：“俄罗斯是一个养育‘黑天鹅’的农场，这可能是它在21世纪的主要生意。”这番概括解释了上述担忧从何而来。2013年以来，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并掀起了乌克兰危机，又积极干预包括西方大国在内的多国大选，克里姆林宫看上去确实成了一个大号的“麻烦制造者”。外界想从这次大选中窥探其未来道路，其来有自。

　　只是，“普京陷阱”将如何导致“黑天鹅”，却是一个值得细细探究的问题。不清楚俄罗斯人再次把普京选上台的深层次原因，单纯将俄罗斯视为与西方对立的一种存在，恐怕并不足以得出冷静的结论。

2018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竞选海报

　　一

　　这次大选进行得很安静，甚至部分俄媒在投票高潮时还在自己的网络版头条位置放着有关俄英间谍案的消息。普京优势过于巨大，大选成了他再次确认权力地位的一道手续，而非国家政治生活的一次调节。

　　作为一种产生最高权力的政治制度，总统大选的意义是多层面的。至少，它应当是对国家状况进行全方位审视的一次契机。在这样一番审视之后，最高权力随之产生。但此次大选中，这样的审视及各类政治观点的碰撞并不是舆论焦点，更没有主要候选人的直接交锋(只有一场没有普京参加的辩论，它被人们记住的只有口角和对唯一一位女性候选人的侮辱)。

　　其实，普京时代的大选都是这样的，只不过，这次它表现得最为明显。普京几乎连竞选工作都没有做，没有到全国各地拉选票，没有与选民见面的活动，只利用发表国情咨文的机会为自己造势。那确实是造势，因为这位现总统拿出超过一半的时间展示了几种“独一无二的”超级武器，并向西方放话，“俄罗斯是无法遏制的”。但几位军事专家在第一时间指出普京对这些武器的介绍有夸大之嫌。

　　发表国情咨文是总统的年度工作，由宪法规定，每年年底进行。但普京不但将2017年的这场国情咨文延后至2018年大选的竞选阶段进行，还将其变成了个人宣传秀。这既是对宪法的不尊重，也违反了选举法。俄现行选举法对总统候选人的个人宣传时间有限制，普京此举毫无疑问是对它的一种违反。但当其他候选人向中央选举委员会表达质疑时，委员会主席艾拉·潘菲洛娃却坚称，没有在普京的发言中听到任何个人宣传内容。

　　遥想2004年大选时，普京直播了一场自己的竞选活动，当时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在舆论压力下至少承认了那是对相关法律的违反。今昔对比，更可见普京地位之高，法律无法对其进行限制。

　　既如此，他自然不会有太多热情去竞选。比如，在此次大选的关键竞选阶段，普京从公众舆论中消失了一周多的时间，去治感冒。甚至在日常的工作中他也开始缺乏热情。2017年12月的普京年度记者会上，普京的表现不像往年一样富有激情，除了回答涉及国际战略的问题外，这位强人整个过程有些无精打采。多位记者都在报道中强调了这一点。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指出，普京对眼下这套权力体系的运作方式已经厌倦，尤其厌倦了其中的事务性工作。英国政治学者马克·加列奥蒂指出，普京近年来越来越缺少活力，不愿参加政治议程，在克里姆林宫待的时间越来越少。

　　普京如此倦怠，对大选如此敷衍，却最终以76%的得票率胜选。不得不说，这颇具讽刺意味。

　　二

　　普京并非一个优秀的执政者，“普京陷阱”一词描述的便是这位强人对俄罗斯的治理。在经过八年的油价狂欢后，当国际金融危机给了油价当头一棒，俄经济走势也随之而降。而且，这一降，暴露出一系列长年被油价掩盖的问题。俄罗斯在基建、科技、教育等领域长年投入不足，加上政策不透明、贷款成本过高，俄罗斯的“去工业化”趋势愈演愈烈。俄对油价的依赖逐年加剧，以至于这个经济体能够支撑下去所需的油价水平持续升高。这决定了俄经济灰暗的前景。

　　从2012年第四季度开始，俄经济进入下降通道。2010～2012年，俄GDP平均年增4.1%，2012年增速为3.4%，从2014年第四季度开始负增长，直到2016年第四季度才转正。2017年，俄GDP增长1.5%，较为普遍的认识是，俄经济将在历经将近5年的衰退后就此企稳，维持这一低速增长，走出一条“L”曲线。

　　如此低速的增长，落后于世界平均增速，这会让俄罗斯缓慢地衰退。

　　总部设于英国的智囊机构Capital Economics更加悲观。它在普京当选之际发布了名为《普京4.0：大停滞》的报告，报告预测，普京第四任期内，俄罗斯经济将维持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经济的低速增长，平均每年不超1.5%。但是如果普京不搞那些早应实施的结构性改革，那么俄经济在2020年后很可能不会增长。

　　回到“普京陷阱”这个词。与2012年大选后开始频频用来描述俄罗斯发展状况的“停滞”一词比起来，“陷阱”的内涵并无不同。他们都在强调俄罗斯现权力体制面对国家的困境无力或不愿做出变革的状态，只不过“陷阱”的主观意味更重，暗示一个“挖陷阱的人”的存在。

　　确如Capital Economics的报告所言，眼下俄罗斯正处于一个极为需要变革的时期。但普京如今这么倦怠，连大选都不愿投入太多，真的有动力带领国家实施变革么?

　　在这次国情咨文中，普京拿出超过一半的时间展示新武器，对经济问题的交代却极为有限，而且以画大饼式的列举承诺为主。它们涉及俄发展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民生领域的一系列承诺：六年内使贫困率下降一半;拨款3.4万亿卢布，改善人口情势，加强妇幼保健;医疗卫生拨款增加一倍，达到GDP的5%，使人均预期寿命从现在的73岁提高到2030年的80岁以上。

　　2012年大选后，普京签署了带有强制执行色彩的“五月命令”，来落实其竞选承诺，同样涉及包括民生在内的多个领域。但它或被指不切实际，或被看作普京为了讨好选民的功利举措，而且其完成情况很不理想。2017年是俄居民收入连续下降的第四个年头，民生之难可见一斑。因此，当普京再一次发出承诺，恐怕也并不能期待它们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普京带领这个国家实现变革的前景并不让人乐观，或许，根本就不会有变革。

　　1964年，勃列日涅夫靠政变获得苏联最高权力，与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组成“三驾马车”。他随即进行了具有一定自由色彩的经济改革。在工业生产中，开始贯彻国家、企业、个人利益结合的原则，1965年到1970年加盟共和国及地方所属工业产值与联盟所属工业产值基本各占一半。1965年，国家给企业下达的指标从赫鲁晓夫时代的八类二十多项减少为六类九项。这些举措让第八个五年计划成为苏联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五年计划。但当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稳固下来，“三驾马车”变成了他的一人独大，而且其反对“去斯大林化”的心腹们，如契尔年科、吉洪诺夫、晓洛科夫，纷纷占据要职，改革便半途而废了。政策文件中，“改善”取代了“改革”。国家自此陷入了十多年的“停滞”中，不仅经济陷入低速增长或负增长中，还错过了以计算机为依托的技术浪潮，国力被西方国家集体性超越。勃列日涅夫的个人权力臻于极盛之后，改革戛然而止，而现在普京的个人权力恰恰位于巅峰，他还有动力搞改革么?1965年勃列日涅夫搞改革时59岁，如今已65岁的普京搞改革的可能有多大呢?

　　如今，普京可以全面控制俄罗斯整个政治体系，行政、司法、立法事实上均接受总统办公厅领导;常设的中央选举委员会控制整个选举体系，决定哪些党、个人可以参选，司法部则决定哪些团体可以注册为政党，二者也均由普京控制;大型公司均由普京昔日的老友、伙伴掌控，他们也帮助普京负担各领域的各类活动、项目，该出人出人，该出钱出钱。更重要的是，整个这套体系都建立在普京支持率稳定，能够轻松赢下大选的基础上。刚刚结束的这场大选说明，这对普京不是难事。所以，普京看上去就更不会搞什么改革了。

　　三

　　普京对这个国家的领导并不理想，而且让人看不到前景。但俄罗斯政治最为核心的问题却就此凸显出来：既然如此，民众又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普京选上台呢?而且还是那么高的得票率。民众的这种选择显然是在帮助固化眼下的这种“停滞”。

　　这便已经是触及俄罗斯政治内核的问题。要解答它，得先将俄罗斯传统政治模式做一番简略的概括。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罗斯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斯蒂芬·赫德兰对俄罗斯历史发展规律有过精辟的概括：俄罗斯历史发展展示了一种制度模式的持续性，革命或巨变后仍可以看到独裁主义旧秩序的恢复。

　　赫德兰意义上的俄罗斯旧秩序，也就是俄罗斯传统政治模式，由两点构成：一、沙皇的无限权力与包括贵族在内的臣民的有限权利构成以不保护私有财产、频繁再分配、贵族无规则的服役义务及农民被压榨为特征的稳定政经体制。可将它称为沙皇政治。二、一套将此体制合法化且依托于东正教、爱国主义及俄式政治观的思想体系。可将它称为俄式意识形态。

　　此二者是这种模式的两大支柱，让它几乎不被岁月所改变。

　　俄式专制君主权力从1462年伊凡三世登上大公宝座开始成型，至1565年伊凡四世实施特辖制时最终建立起来。同期实施的领地制度改革中，服役土地取代了世袭土地，大贵族自由遭到限制。特辖制的实施标志着沙皇与大贵族关系最终走向前者拥有无限权力而后者命运完全系于前者好恶的状态。自此，产权在俄罗斯不再被尊重，再生产失去了适宜的条件，再分配成为得到认同的个人致富捷径，而决定如何分配的则是沙皇本人。伊凡四世建立的射击军、特辖军及后继的政治警察组织帮助固化了这种绝对倾斜的权力关系，让对它的任何反对都成本巨大。1649年，农奴制正式确立，对农民的压榨提供了该体系得以维系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依托于东正教、“第三罗马”信仰、沿袭蒙昧式思维方式的政治观的一套意识形态体系开始为全民所信奉，贵族以为沙皇效劳为天职，民众以信仰上帝和沙皇为精神寄托。

　　以这两大支柱而言，前者虽自成一体，却是建立于后者的基础上。传统的沙皇政治并不讲求通过官僚体系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而是在基层社会奉行村舍的自治，只以俄式意识形态对其进行软性控制。像苏联社会那样由官僚体系对社会进行深入基层的全方位控制，在俄罗斯历史上反倒是特例。

　　承平时期，对沙皇政治进行保卫的是政治警察，供养它的则是农奴群体。但在某些历史关头，俄式意识形态便不再只是其统治基础，而开始扮演拯救者角色。最鲜明的例子是1598年留里克王朝绝嗣后的“大混乱”。王朝中断，国家陷入混乱中，但大贵族们没有谋求另一种统治形式，而是至少三次用召开包括社会各阶层代表参加的缙绅会议的方式推举出新沙皇。虽然前两次由于合法性不足，不但没有让沙皇政治建立起来，还加剧了混乱，但大贵族们最终还是用同样的方式于1613年把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推上了沙皇宝座，建立起罗曼诺夫王朝，让沙皇政治复原。这显然是俄式意识形态在显示力量，大贵族群体的连续尝试说明了其影响力之巨大。

　　在赫德兰看来，沙皇政治依靠俄式意识形态而体现出的复原力量是俄罗斯政治一种强大的路径依赖，其背后是种种非正式规则在起作用。他将这种路径依赖及非正式规则称为“看不见的手”，认为是这只手一次次地让俄罗斯政治摆回原位。

　　四

　　把俄国传统政治模式与普京权力体系进行对比，便可发现二者的主要内容间构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2003年，普京以逃税罪将大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下狱，将其旗下最重要的能源资产交予一位追随自己多年的心腹，联邦安全局在整个案件中扮演了操刀手角色。虽然这项逃税罪谈不上是莫须有的罪名，但在当时严重而普遍的偷税背景下，该案显出了政治案件的本质。

　　这是一次宣战，对寡头群体的宣战。接下来对其他寡头的处理也都遵循着类似的戏码，直至叶利钦时代老寡头们的财富被普京的新寡头群体接手。

　　这段历史鲜明地体现了沙皇政治的核心内容：产权得不到尊重，沙皇频繁地变更产权来打造权力体制或维护对其的忠诚。另一部分核心内容则是政治警察的角色，他们是操刀者及整个体制的维护者。

　　安全局可谓普京最为核心的权力基础，他1998年首先成为联邦安全局局长，然后才成为总理，后来当上总统。

　　俄罗斯政坛动辄爆出暗杀事件，要么是前政坛大佬或寡头死于国外，比如这些年发生于伦敦，与叶利钦时代“灰衣主教”、大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直接相关的一系列暗杀事件;要么是恐怖势力领导人被“定点清除”，比如车臣恐怖分子;要么是退役特工遭遇暗杀，比如利特维年科以及眼下造成轩然大波的斯克里帕尔。

　　按照较为流行的认识，暗杀手段很可能是普京权力体系经常性地用来警告体系内成员的手段，这恰是克格勃的风格。苏联时代，叛逃的克格勃特工会遭到这个组织的全球追杀，其目的就是向所有潜在的叛徒发出警告，从而维持体系的稳定。而普京的身份恰就是一位前克格勃特工，他当年就是以这个身份入主安全局的，而这个组织一直被视为克格勃的“转世”。普京作为这套体系中的沙皇，几乎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中都依赖着安全局，恰如其历代先辈。

　　最后是天量的油气收入支撑着普京权力体系。这恰如沙俄时代的农奴、苏联时代的集体化农村的角色。用产权频繁变更来建设权力体制、政治警察、供养体制的经济来源，这些与沙皇政治的内容构成一一对应关系。所以，将普京权力体系视为沙皇政治的又一次循环，并非夸张。

　　但如果循环的仅是沙皇政治，那便不是完整的历史循环，因为如上文所言，俄国传统政治模式有两大支柱，作为第二大支柱的俄式意识形态仍是不可或缺的。这可以用来回答上文的提问：为什么普京的执政并不理想，民众却仍一次次地将他选为总统。

　　如果说“大混乱”中俄式意识形态是以重建沙皇制度的数次尝试为体现的，那么在俄联邦时代它便体现为民众对沙皇式领导人的推崇，这种推崇用选举的方式把普京推举为沙皇，让沙皇政治得到循环。

　　每当谈及俄罗斯选举，总会有人谈及包括舞弊在内的这套选举体系的痼疾。但即便这套体系是由普京控制的，仍不能说他并非民意选择的总统，也不能说他已可以完全摆脱民意，视民意为无物。

　　恰恰相反，他是民众选择的总统。被西方所指摘的选举舞弊、控制选举体系当然对选举结果有影响，但它们恐怕并非大选中民意表达的决定性因素。俄罗斯的舆论虽受控制，但体制并未将扫清一切异议作为目标，相当多的媒体仍持续生产着非常大胆的言论。街头政治确实受到打压，但绝非搞不起来，2011～2012年的系列大示威不但搞了起来，还声势颇大——当然，这次得到了当局的首肯，这是能有声势的一个原因。所以，民意如果对普京不满，可以有渠道将它表达出来。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的民主、法律制度确实持续遭到破坏，比如叶利钦居然可以成立一个只对总统负责的、常设的中央选举委员会，来控制俄整个选举体系，普京打压寡头群体之际将司法体系完全用作了个人工具。但两位强人的这些行为并未导致广泛的民意反弹。

　　俄罗斯的民意是什么样的，不能只看大选或民意调查，还得看民众接受什么。比如，俄罗斯安全部门这些年办了不少荒唐案子，抢夺商人们的财产。普京并不隐瞒这一点，2016年，他公开介绍称，俄每年都有几万名企业主遭到护法机关贪腐官僚的调查，2014年出现了数万起此类案件，其中只有15%结案，但80%遭调查企业主的生意被人抢走。即便这样，仍罕有城市中产之外的民众表达反对意见。

　　这是俄式意识形态的特点，人们可能因为不公和遭遇而问责官僚，一般却只用国家安全、政治稳定这种“大问题”去要求沙皇。而这些所谓的“大问题”恰好是普京“擅长”解决的。

　　2000年大选前，普京驾驶战斗机视察部队，而“统一俄罗斯党”这个专为他打造的“政权党”则在大选中突出强人、军人元素。当普京靠着这些民粹色彩的做法赢得大选时，这些做法本身便已预示了俄罗斯政治在普京时代的底色。

　　这位强人掌权近20年，与西方关系持续紧张。他在地缘问题上与西方针锋相对，比如反对美国部署反导系统以及北约东扩。这些让他在民众那里获得正面的评价。而在寡头问题上，普京的雷霆手段固然有“黑吃黑”色彩，即用政治干预司法的手段打压曾侵吞国家财产的寡头们，但肃清这群“蛀虫”，一方面还民众以“公义”，另一方面加强社会和政治稳定，成了得民心的动作。这些让普京个人支持率处于高位。“大问题”解决了，民众便可对普京满意，他成了沙皇式的人物。至于那些“小节”问题，民众不怎么在意，比如对寡头的整肃是否合法。

　　当然，普京运气也非常好，他上台后俄经济就在1998年经济危机后进入自然恢复阶段，而从2003年开始，国际油价持续大涨，一路上涨到2008年，他累积了丰厚的经济资源来提高民众福利，换取选票。但单是这种运气是无法解释普京的高人气的。

　　铁腕和亲和力才是做一个成功沙皇的法宝，简单讲，便是“父权”。俄罗斯民众希望沙皇能够用铁腕保护自己，同时又能够像父亲一样呵护自己，而民众则愿意服从于这种强人与父亲的复合权力。

　　2012年俄发生森林大火，普京视察灾区时遇到几位上了岁数的女性受灾者。她们哭着抱住普京，埋怨他为何来得这么晚。而普京则严厉地斥责她们不懂得顾全大局，强调国家仍面临着许多困难，不独她们在忍受生活。听了这几句话，几位女士低头不语。

　　其实在这次大火中，普京遭到了不少受灾民众情绪激动的指责，但上文这个场景仍是非常典型的。它展现了俄罗斯人对普京的依赖、信任，并且愿意承受其教训。这便是“父权”的一种体现。

　　在“父权”中，对那些“大问题”的解决能力仍是第一位的。1812年7月，俄国沉浸于与拿破仑的大战激起的爱国热情中，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一次返回莫斯科的途中遇到自发的民众祝福队伍，人们对他唱着复活节的赞美歌，祝福他取得胜利。但是当莫斯科的民众得知他们将被迫撤离，将莫斯科留给拿破仑，他们在喀山大教堂门口用死一般的沉寂迎接同一位沙皇。

　　沙皇是不可以打败仗的，否则民众会怀疑他。相反，如果沙皇并非一位慈爱的父亲，那倒不是不可容忍的事情。

　　因此，只要普京能够在“大问题”上继续给出亮眼表现，民众就愿意继续支持他，可以一次次地将他选为总统。由于俄国内政局已经被其扫平，所以整肃寡头这种事情几乎不会再有，普京此类表现将主要集中于地缘问题上。只不过，当普京对它们的需求逐步升高时，事情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2011年时俄罗斯的示威活动

　　五

　　2008年前俄罗斯与西方的地缘竞争，也就是反导、北约东扩这些问题，普京搞的是“阳谋”。西方施压，普京抗压，明明白白，其动作与西方的并无本质不同。普京因此而坐收民众支持，乃是情理之中。但事情从普京将总统宝座让给梅德韦杰夫后开始发生了变化。

　　2011年时，普京在一项多位政客相比较的调查中，仅收获30%多的支持率。尽管这是多人比较而非单纯衡量社会对普京工作是否满意，它还是意味着这位强人支持率的滑落。实际上，从2008年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后，普京的个人支持率一直处于阴跌状态。此后普京遭遇的“嘘声革命”及系列大示威证明之前的调查所言不虚。

　　但这并非单纯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俄罗斯经济困难就能解释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普京从2008年到2012年安静地待在总理位置上，而担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则与美国开始“重启”关系，让俄罗斯面临的国际关系环境从2008年“五日战争”时的紧张状态转入宽松、平稳轨道。

　　有理由认为，普京下滑的支持率与这种宽松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没有一个紧张的外部环境来让民众感觉自己被针对、被敌视、被包围时，俄罗斯的爱国主义热情就会下滑。因为没有那些“大问题”了，民众便感受不到对沙皇的需要。

　　实际上，普京将权位让给梅德韦杰夫是一次政治实验。在做完两个任期后，普京获得了很高的个人地位，在此基础上其权力体系也十分稳固。两个任期行将结束时，普京需要考虑个人及其权力体系的未来，将权力地位维持下去。虽然俄宪法禁止连续担任总统超过两届，但他可以修改宪法，让自己直接参加大选并赢得第三任期。虽然俄现行宪法公投通过时曾引发舞弊丑闻，叶利钦、普京二人却曾在各自的任期内多次修改宪法，并修改选举法控制选举体系，普京甚至曾直接废除州长直选，可见，宪法再次被修改倒也不是俄社会无法接受之事，何况他当时的地位如日中天。

　　又或者，不修改宪法，用其他方法达到同样目的。普京便做了这样的选择，采用了外界所称的“王车易位”之法，自己担任总理，梅氏担任总统。就像上文所言，是否违反宪法恐怕并非普京关心的，他不担任总统时能否维持权力地位，对这个问题的验证显然更能吸引强人。

　　验证的结果便是普京支持率的下滑及系列大示威。普京深知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后果，如上文所言，没有那些“大问题”，人们便感受不到对沙皇的需求。

　　所以，普京于2012年回归总统宝座，并趁乌克兰发生“二月革命”之机吞并克里米亚、掀起乌克兰危机，强烈地挑动国际格局。

　　再看此时的国际背景。奥巴马2008年当选后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俄面临的国际压力因此大为减小，因为反导计划、北约东扩都不是奥巴马政府的关注重点。所以从逻辑上说，普京2012年后的对外扩张并非因应美国的直接挑战。把乌克兰“二月革命”解释为西方挑战，也是牵强的，因为这场“革命”的动力主要来自乌克兰内部。

　　2005年，俄政坛曾发生一件怪事。因为别斯兰恐怖袭击事件，普京废止了州长直选。这是两件不直接相关的事，恐袭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借口，废止州长直选恐怕是普京早就想做的事。

　　吞并克里米亚和掀起乌克兰危机也是同样的道理，推动它们的主要并非外部因素，而是内部需求，即针对民众不再觉得需要沙皇这种形势采取的应对举措。当克里米亚、乌克兰之事俄占地得利，普京支持率陡升，并且一直维持到2018年，帮助他赢得大选。这是非常成功的一次战略规划。

　　这便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普京及其权力体系的利益同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是否背道而驰?

　　俄罗斯显然需要改革，但国际环境的恶化却断了改革的希望，俄罗斯很可能因此继续丧失机会窗口。相反，梅德韦杰夫担任4年总统时所营造的宽松国际环境才有利于实施改革，但普京破坏了它，民众反而为这位强人送上选票。俄罗斯牺牲了发展前景，为普京一人做嫁衣。

　　六

　　一国为一人牺牲，此事在俄罗斯成真，凸显了俄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强大，它确如赫德兰所言，具有强大的复原力。但另一方面，人们很自然地会问一个问题，这种倒挂状态真的可以长久持续么?俄罗斯已然陷入停滞状态，它来源于民众对普京的大力支持，而停滞带来的衰退却会消耗这种支持。

　　眼下的局面是两种趋势的竞争：民众继续支持普京，或民众的忍耐耗光。人们对普京的支持可以坚强到何种程度?俄民众已经用2018年的这场大选给了第一次回答，但大选之后的新现实继续拷问着他们。

　　俄居民收入已经连续4年下降，据俄相关部门的估计，这种窘境很可能将继续下去。美国3月祭出的制裁引发了俄罗斯股市的暴跌以及卢布汇率在企稳半年后的再次下滑，俄最富有50人的财富一下子蒸发120亿美元。这些都意味着俄罗斯人要继续为普京买单。如若耐性真的耗光，民众不满会找到发泄的出口。

　　选举成了俄国传统政治模式复原的工具，俄罗斯人用它选出普京作沙皇，但与选举处于同一套宪法下的其他民意表达渠道仍是较为畅通的，当民众感到不满时，可以把它们利用起来。

　　大选之后发生的两件事说明这并非不可能。俄体制内外多家媒体联手抵制国家杜马，因为后者庇护性骚扰女记者的议员斯卢茨基。克麦罗沃州发生了导致数十人死亡(大多为儿童)的火灾，这引发了当地民众抗议及社会舆论发酵，该州州长图列耶夫不得不主动请辞。

　　日后民众将这些反对手段用到普京身上也不是不可能。不过它可能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一位新沙皇取代普京。这是沙皇政治在俄罗斯联邦制度条件下复活后的模样。

　　其实早在叶利钦于1987年开始崛起时，沙皇政治就已露头。他当年10月炮轰党中央，政治自由化条件下的民众对他的支持迅速形成声势，这让他1989年3月在苏联人民代表直选中以高票当选苏联人民代表。不仅如此，1991年他以明显优势当选俄罗斯总统后，俄议会还给了他为期13个月的特别总统权。民众的这种支持超越选举制度，甚至超越法律(民众接受了叶利钦许多越权之事)。对叶利钦的支持与普京所获拥戴性质相同，都有一种以一人为国家支柱、全民依靠的内涵。

　　自此之后，俄联邦迄今历次总统选举都呈现出先于某一候选人身上汇聚民众支持，然后再走选举程序为其授予权力的态势。这位深孚众望之人高于选举，高于法律，俨然民众循宪法托举起的沙皇。

　　这个沙皇式的制度也已经有了基本稳定的权力体制，它依靠的是继承人制度。叶利钦传位普京，普京传位梅德韦杰夫，而叶利钦则是苏共高级官僚出身。现体制确定的接班人具有相对于其他候选人的天然优势，这让体制得到稳定延续。

　　所以，如果民众真的开始反对普京，这位强人可通过选一位接班人来维持体制稳定。至于个人地位，普京可能并没打算效法勃列日涅夫，担任总统到生命最后一刻恐怕并非他的追求。

　　普京眼下需要做的是尽量维持现体制的合法性。用强力对外扩张的手段恐怕已经不那么有效。2015年出兵叙利亚之举在民众间并未得到积极响应。在此之后，普京便开始谋求与西方保持平稳的战略互动，稳守既有势力范围，不诉诸热战。2015年11月土耳其击落俄战机事件，2017年4月美国轰炸叙利亚，这两起事件中，普京均拿出了隐忍态度，在后一起事件中他甚至在第一时间宣布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俄日程不受轰炸事件影响。

　　因此，进一步对外扩张的概率看上去并不那么大。如果说改革是普京暂时可以抛至脑后的工作，那么为了维持体制合法性，其思想、人员的更新便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苏共的前车之鉴是普京必须重视的。

　　苏联解体之际，在食品供应危机到来之前，人们就已经抛弃了苏共，因为在经历过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和老人政治后，苏共已经无法提出一种可以让人们看到前景的理论。当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时，它被抛弃便是一种大势。

　　在这层意义上，“8·19”政变是突出的例证。

　　在整场政变中，政变团体没有用苏联意识形态来吸引民众，除了强调国家安全、长远发展，没有拿出思想性的东西。与此相应，他们中也缺少一个敢于负责的人，似乎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尝试把别人当挡箭牌。8月19日当天宣布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无法履职、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记者会上，真正的政变策划者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总理帕夫洛夫没有出席，被摆到前台的是副总统亚纳耶夫、内务部长普戈，前者在一天前才得知政变之事，糊里糊涂地被拉了进来。

　　第二天，到了真正的“尖峰时刻”——要进攻政变反对者聚集的白宫时，名义上的政变领导人亚纳耶夫在有二级军官们参加的会议上拒绝下达进攻命令。而当这些军官离开，只剩下主要的政变策划者时，他又立即改口决定进攻。这让进攻行动的直接负责人亚佐夫起了疑心，他怀疑亚纳耶夫们是打算把责任全甩给他。结果，军方退出，政变无疾而终。

　　政变团体的离心离德与他们思想上的匮乏直接相关。政治自由化条件下，其主张须经受民众检视，他们对此信心不足，这才难以团结为一个整体。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陷入老人政治，几乎停止了人员上的更新，其思想体系更是被社会需求远远抛在身后。戈尔巴乔夫就是苏共因应落后局面的产物，但他的政治自由化主张虽呼应了时代，却并不见容于党内保守派。当保守派发动“8·19”政变时，他们便发现旧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手中却又没有新的思想资源可供使用。

　　理论和思想上的落后是苏共老人政治的直接后果，它决定了这次政变的结局。

　　但作为主要的政变反对者，叶利钦的表现却截然相反。尽管他的主张很难说是某种成熟的思想体系，但反苏共在当时确实可以收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叶利钦1987年十月全会上炮轰党中央后曾意志消沉地一度尝试自杀，但他很快就被来自全国的民众信件所鼓励，那些信代表着可观的民众支持。

　　正因为有了这种支持，“8·19”政变中叶利钦才展现出大无畏精神及决断力。他穿着防弹背心赶往白宫时，看上去已做好了死在那里的心理准备。而且他拒绝了警卫提出的把他用船秘密送往莫斯科的提议，坚持乘专车。而他站到白宫前的坦克上之前，对警卫提出的可能有狙击手的警告毫不理会。而当传言称军队即将攻打白宫，他又坚决拒绝撤至美国大使馆，坚持要与人民在一起。

　　其实当时在整个苏共高层中都缺少一个叶利钦式的人物。戈尔巴乔夫推动了政治改革，历史性地为俄罗斯带来了选举制度。但他却没有勇气真正地参与到选举中去。反倒是叶利钦充分利用了该制度，让自己的人气实打实地变成了选票。

　　戈尔巴乔夫是用了选举制度中为苏共专门准备的“直通车”进入人民代表大会的，而叶利钦则是从莫斯科一号选区选进去的。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总统职务是人代会选举产生的，而叶利钦则是在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总统全民直选中胜出才成为俄总统的。叶利钦敢于真刀真枪地参加选举，其合法性逐渐超越了戈尔巴乔夫，后者反而为前者做了嫁衣。

　　“8·19”政变被粉碎后，戈尔巴乔夫怕遭到导弹袭击，没敢乘坐苏联总统专机从克里米亚飞回莫斯科而选择了其他飞机。他疲惫地走下飞机(这一画面传遍了全世界)，却没有立即对民众讲话，第二天也没有，叶利钦却在一场盛大的活动中以胜利者姿态亮相、演说，夺走了粉碎政变的胜利果实。

　　人员和思想上的匮乏确实是苏联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当普京及其权力体系已显出停滞之态，必须防止重蹈苏共覆辙，人员与思想的更新刻不容缓。

　　从普京在大选前后的执政来看，这个问题已成为他的关注重点。

　　2017年6月的“与民众连线”活动中，有人问普京，俄罗斯许多位州长已经任职超过10年，这是否值得担忧?普京只回答称，这没什么问题，没有违反法律。

　　这个问题本身代表着俄社会对体制衰老、停滞状态的担心，虽然普京的回答敷衍，其实际行动却是加快体制的人员更新。

　　2016年8月，1972年出生的安东·瓦伊诺被任命为俄总统办公厅主任，这成为普京开启体制换血的标志。当然，这次换血将是任重道远的，单是替换那些任职超过10年的州长们就要花不少时间。2017年，普京于2月和9～10月分两批调整了数个州的州长，共19人被调职，其中包括担任下格罗德州州长已达12年、今年已70岁的瓦列里·山采夫这样的“老人”。这被认为是普京为体制换血的更强信号。

　　2017年9月，普京在会见新当选的几名州长时要求他们面向社会选拔年轻人才，“要让年轻人们知道，社会上升通道是畅通的”。

　　普京显然会将这项工作推进下去，以避免苏共式的老迈、停滞。在帕夫洛夫斯基看来，体制无法贡献新想法的现状是普京很头痛的事情，而这要通过官僚群体的健康流动来解决。所谓新想法，指的是新的执政手段，适应普京的沙皇政治的手段，或者说新的民粹政治手段。正如上文所言，普京在传统的“与民众连线”、“年度大型记者会”这样的活动中表现得无精打采，而这些活动对民众的吸引力也在下降，要想找到加固普京与民众联系的新方式，便需要年轻官僚来贡献想法。

　　在新想法的基础上，体制还缺少新思想，乃至新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点上，现体制的尴尬与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的苏共很类似。

　　遥想本世纪之初的普京，自由主义仍是他依靠的思想资源。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俄罗斯应当成为并一定会成为具有发达公民社会制度和牢固民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权以及公民自由及政治自由将会得到充分的保证。俄罗斯应成为，并一定会成为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国家。在俄罗斯，所有权将会得到可靠的保护，而经济自由不仅可以让人们诚实地工作、挣钱，而且可以不用担惊受怕和无限制地挣钱。”如今回望这些话，恍如隔世。

　　普京政治转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轨道之后，自由主义被他抛至脑后。在俄如今的主流政治理论中，对国家安全的强调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对社会发展所需各项制度的完善却明显不足。当民众的“爱国热情”变淡，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发展的制度这些方面终究还是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成为引发不满乃至反对的矛盾。普京权力体制终究还是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关照、回应。这同样是要由新人们完成的工作。

梅德韦杰夫

　　七

　　体制的人员更新实际上已经是关乎普京体制未来的问题。所以，普京权力体制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普京由民众选出，体制受民意制约，这是一个大框架，普京只能在这个框架内起舞。在这个框架之内，普京拥有非常大的自由度，而他可能不敢轻易突破这一框架。

　　出兵叙利亚、干涉多国大选等动作都在这个框架内，普京未受内部牵制。所以，有关俄罗斯培育“黑天鹅”的说法确实不是危言耸听。俄罗斯需要与西方维持一种对抗关系，这是民族主义和制度维系都需要的一种状态。在将来，如果俄罗斯一直扮演西方的反对派，那么它为现有国际关系体系提供的就是不确定性。

　　但是，当民意框架被突破时，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俄罗斯历史相当突出的一个特点便是沙皇换人带来国家的全面转向。这在冷战的历史中是非常平常的戏码，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遭遇政变下台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都是这样。哪怕梅德韦杰夫的上台也都带来了这样的改变。

　　因此，普京的俄罗斯固然可以持续输出“黑天鹅”，扮演西方的反对派，但当俄罗斯经济的低迷开始逆转民众的忍耐力，使得民意框架被突破时，俄罗斯政策的转向可能非常迅速。

　　这种可能的变化并不稀奇：国家衰落，自会收缩战线。只不过，由于俄罗斯权力体制与民众形成了目前这种关系，战线收缩的节奏变得相对容易观察、预测。

　　而在俄罗斯国内，体制会否在吸收了新鲜血液后出现某种进化?这还是一个需要继续观察的问题。普京拥有充足的转圜空间，他眼下有足够的民意支持度，民众容许他在国内外做许多事情，而当这种支持遭遇瓶颈时，他也有相当多的选择为自己和体制谋求一个好的去路。

　　相关简介：方亮，国际问题研究者。首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82期；原题《再次选择普京的俄罗斯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