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当今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惊人程度，你可以从一长串令人眼花缭乱的统计数字中挑选一个。2016年，收入最高的0.1%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的90%的家庭拥有的财富份额大致相同。虽然底层90%的家庭的平均财富自1986年以来一直保持在同一水平，但顶层1%的家庭的平均财富增长了两倍多。正如《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在2014年指出的那样，美国目前的状况正像一架现代客机，在这架客机上，商务舱的旅客得以伸展双腿，而不幸的人则挤在经济舱的座位上，这情形看起来像是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

　　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变成这样的。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财富集中度进入到近乎寡头政治的水平，这是一个全球化、工会成员数量减少和技术变革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这个清单上经常遗漏一个因素，那就是美国是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

　　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干预目前已进入第十七个年头。再加上伊拉克战争和一系列遍及全球的“反恐战争”行动，这种军事行动使美国在人员和财富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估计，911事件后，美国的军事行动耗费了整个国家的5.6万亿美元。

　　当账单数额如此巨大时，一个国家选择支付账单的方式将对其经济产生深远影响，那会决定谁会变得富有，谁会继续贫穷。在20世纪，美国通过直接征税和债券运动维持了那些迄今最大规模的战争，按照公民的财产分配战争负担，那些措施本质上是进步的。由于这个原因，二十世纪的许多战争对美国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均等的影响。然而，近几十年来，美国领导人更倾向于在减税的同时借钱来为战争提供财力支持。这种方法在政治上是权宜之计，但它让富裕的公民受益，同时让低收入者负担更重，从而加剧了不平等。不幸的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国会的立法者会在短期内采用不同的筹集资金方式。

美国的全球军事基地

　　乞求，窃取……或是借债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全球“反恐战争”不仅带来了一种新型战争，而且还引发了美国在维持战争筹资方式上的巨大转变。此前几乎每届政府都在战时提高税收，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则相反。在2001年已经减税之后，布什在2003年通过了《就业与增长税收减免和解法案》(Jobs and Growth Tax Relief Reconciliation Act)，将政府财政收入在10年内削减3.2亿美元。

　　为了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同时还要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反恐机构，美国政府将需要加强其军事力量。为了支持这个项目，华盛顿几乎完全依赖国内外的借款。布什的继任者们并没有改变这一策略:布什时代的减税政策大部分是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领导下延长的，而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进一步减税，特别是针对富人的减税。

　　通过债务而非税收为战争筹资具有政治意义。借钱比收税花费的时间更少，这使得政府能够迅速应对冲突。赤字支出也使领导人在面临预算限制时不必在军费开支和国内项目之间做出选择。在不增税或不要求公民做出经济牺牲的情况下，官员可以更容易地管控公众舆论，保住自己的职位。

　　但尽管有短期的政治优势，这种“信用卡战争”却是造成经济不平等的一个因素。当部分债务是被国内持有时尤其如此。政府向公民或机构借款，并承诺支付利息。那些有能力向政府提供贷款的人必然是富有的，这些人和机构后来会随着利息一起收回投资。与此同时，中低收入家庭最终必须通过税收帮助偿还包括利息在内的政府债务。以这种方式维持战争的运转相当于将财富从下层转移到上层阶级。毫无疑问，为富人增加减税政策并不能使局面变得更好。

　　然而，提高税收并不总是一个可取的选择。事实上，通过增加诸如销售、增值、消费税或关税等间接税来支付战争费用也加剧了不平等。这类税收会导致价格上涨，对中低收入家庭造成特别大的伤害，这些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中，此类支出占很大比例。

　　布什政府可能已经打破了用赤字支出为战争提供资金的先例，但美国在更遥远的过去也曾尝试过类似的策略。1812年的战争是美国独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战争支出主要是由一小部分富有公民参与的，其中包括由大卫·帕里什、斯蒂芬·吉拉德、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和雅各布·巴克创建的一个银行集团。那个集团收购了政府的大部分债务。剩下的需要通过间接税来满足。美墨战争和南北战争或多或少遵循着相同的模式。这三场战争都加剧了美国公民之间的经济差距。

　　要了解当今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惊人程度，你可以从一长串令人眼花缭乱的统计数字中挑选一个。2016年，收入最高的0.1%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的90%的家庭拥有的财富份额大致相同。虽然底层90%的家庭的平均财富自1986年以来一直保持在同一水平，但顶层1%的家庭的平均财富增长了两倍多。正如《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在2014年指出的那样，美国目前的状况正像一架现代客机，在这架客机上，商务舱的旅客得以伸展双腿，而不幸的人则挤在经济舱的座位上，这情形看起来像是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

　　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变成这样的。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财富集中度进入到近乎寡头政治的水平，这是一个全球化、工会成员数量减少和技术变革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这个清单上经常遗漏一个因素，那就是美国是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

　　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干预目前已进入第十七个年头。再加上伊拉克战争和一系列遍及全球的“反恐战争”行动，这种军事行动使美国在人员和财富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估计，911事件后，美国的军事行动耗费了整个国家的5.6万亿美元。

　　当账单数额如此巨大时，一个国家选择支付账单的方式将对其经济产生深远影响，那会决定谁会变得富有，谁会继续贫穷。在20世纪，美国通过直接征税和债券运动维持了那些迄今最大规模的战争，按照公民的财产分配战争负担，那些措施本质上是进步的。由于这个原因，二十世纪的许多战争对美国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均等的影响。然而，近几十年来，美国领导人更倾向于在减税的同时借钱来为战争提供财力支持。这种方法在政治上是权宜之计，但它让富裕的公民受益，同时让低收入者负担更重，从而加剧了不平等。不幸的是，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国会的立法者会在短期内采用不同的筹集资金方式。

美国的全球军事基地

　　乞求，窃取……或是借债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全球“反恐战争”不仅带来了一种新型战争，而且还引发了美国在维持战争筹资方式上的巨大转变。此前几乎每届政府都在战时提高税收，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则相反。在2001年已经减税之后，布什在2003年通过了《就业与增长税收减免和解法案》(Jobs and Growth Tax Relief Reconciliation Act)，将政府财政收入在10年内削减3.2亿美元。

　　为了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同时还要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反恐机构，美国政府将需要加强其军事力量。为了支持这个项目，华盛顿几乎完全依赖国内外的借款。布什的继任者们并没有改变这一策略:布什时代的减税政策大部分是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领导下延长的，而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进一步减税，特别是针对富人的减税。

　　通过债务而非税收为战争筹资具有政治意义。借钱比收税花费的时间更少，这使得政府能够迅速应对冲突。赤字支出也使领导人在面临预算限制时不必在军费开支和国内项目之间做出选择。在不增税或不要求公民做出经济牺牲的情况下，官员可以更容易地管控公众舆论，保住自己的职位。

　　但尽管有短期的政治优势，这种“信用卡战争”却是造成经济不平等的一个因素。当部分债务是被国内持有时尤其如此。政府向公民或机构借款，并承诺支付利息。那些有能力向政府提供贷款的人必然是富有的，这些人和机构后来会随着利息一起收回投资。与此同时，中低收入家庭最终必须通过税收帮助偿还包括利息在内的政府债务。以这种方式维持战争的运转相当于将财富从下层转移到上层阶级。毫无疑问，为富人增加减税政策并不能使局面变得更好。

　　然而，提高税收并不总是一个可取的选择。事实上，通过增加诸如销售、增值、消费税或关税等间接税来支付战争费用也加剧了不平等。这类税收会导致价格上涨，对中低收入家庭造成特别大的伤害，这些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中，此类支出占很大比例。

　　布什政府可能已经打破了用赤字支出为战争提供资金的先例，但美国在更遥远的过去也曾尝试过类似的策略。1812年的战争是美国独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战争支出主要是由一小部分富有公民参与的，其中包括由大卫·帕里什、斯蒂芬·吉拉德、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和雅各布·巴克创建的一个银行集团。那个集团收购了政府的大部分债务。剩下的需要通过间接税来满足。美墨战争和南北战争或多或少遵循着相同的模式。这三场战争都加剧了美国公民之间的经济差距。

　　你可以为国家做些什么

　　历史上有很多具有较少破坏性的为战争筹资的例子。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对抗通货膨胀和更均匀地分配战争成本,诉诸于极高的累进所得税和营业税等税收。对于高收入者，所得税高达77%(第一次世界大战)，94%(第二次世界大战)和91%(朝鲜战争)。与关于加重了贫困家庭负担的间接税不同，而这些直接税增加了富人的负担。与债务不同的是，他们没有把战争的成本转嫁给未来的纳税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通过战争债券运动补充了这一税收策略，这些运动通过爱国主义宣传来吸引较贫穷的公民，那些宣传还出现在迪斯尼动画片中，鼓励普通公民通过购买债券来储蓄，这些债券后来以利息的形式偿还，从而造福于中低收入家庭。直接税和战争债券的综合作用是，在每一场战争中，以及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经济不平等程度都在减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份额下降了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下降了3%，在朝鲜战争期间下降了2%。

　　这些战争与今天的战争有所不同，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基于一种普遍的共识，即美国正在进行一场需要共同牺牲的生存之战。公众对这一信念的接受，使政府得以要求包括富人在内的进行高度的经济牺牲。

美军战区布防面积

　　朝鲜战争是美国唯一一场完全通过税收支付的战争，战争期间，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民准备为战争做出经济贡献。1950年7月，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人认为政府没有要求美国人做出足够的牺牲来支持战争。在同月的另一项民意调查中，7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愿意支付更多的税款来支持更大的军队”。一个月后，51%的人同意政府必须立即提高联邦所得税来支付战争费用。受访者还明确表示，与政府借款相比，他们更倾向于增税。

　　然而，美国政府并不总是认为向民众灌输这种战争紧迫感是合适的——例如，在越战期间，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政府就积极努力试图避免让公众受到战争的影响——出于这种考虑，政府避免让公民直接出资，而是依赖借款。美国国务卿拉斯克在1967年10月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解释了政府的逻辑:

　　“政府做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不在美国制造战争恐慌，没有发起战争债券运动，等等。因为唤起这个国家的怒气实在太危险了。也许这是个错误，也许采取措施使国民意识到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会更好。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意味着，在国内一切照旧的背景下，我们期待在越南有大量的士兵。”

　　布什政府的做法惊人地相似。2001年911事件发生两周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鼓励美国家庭“去迪斯尼乐园”。2003年，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Tom DeLay)没有恳求民众做出牺牲，而是说，“在战争面前，没有什么比减税更重要的了。”

　　左派的机会

　　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为美国的战争提供资金的更积极的方法会遭到公众的反对。事实上,最近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公民支持战争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税收的目标：递减的国家销售税降低了人们对战争的热情，但针对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美国人的累进税上调对公众对战争的支持没有任何负面影响。

　　换句话说，美国由债务驱动的现代战争是一种政治选择，而不是必需品。然而，鉴于共和党议员在减税方面的记录，他们显然不太可能支持依靠提高所得税的做法。当左派考虑新的外交政策会是什么样子时，它应该把公平的战争财政政策作为议程的一部分。然而，除非出现这样的党派分歧，否则我们应该预计，为美国战争提供资金的借贷将继续下去，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加剧美国的不平等。

　　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8-10-05/us-wars-abroad-increase-inequality-home?cid=int-lea&pgtype=h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