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六个月来，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的土耳其深受危机，引发了大众对金融危机蔓延的担忧。自今年春季以来，土耳其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率飙升，这种情绪传染给了阿根廷、印度尼西亚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然而，从土耳其最近的动荡中得到的最重要的警告与其说是经济上的，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即押注于强人统治的危险。

　　事实上，对土耳其将导致全球经济崩溃的担忧是错误的。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泰国货币崩溃引发了地区动荡)不同，土耳其的问题与其说是发展中的新兴国家的系统系弱点，不如说是土耳其特有因素的衍生。这些因素包括：政治化的货币政策、高赤字(G20发展中经济体中赤字最高的国家)、民营领域外币债务高筑(在新兴市场中最高)，以及陷入与华盛顿的敌视，目前已升级为制裁。

土耳其与美国敌视

       然而，尽管来自土耳其的金融溢出风险引发了引人瞩目的新闻风暴，但土耳其政治模式扩散的根源才是更大的危险。事实上,统治着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一直站在全球趋势的风口浪尖。正如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从葡萄牙到韩国，分别结束了独裁统治，并最终推翻苏联帝国——然而，在过去的15年里，全世界都出现了强势政权的崛起。

　　埃尔多安何以再次成为土耳其独裁者?

　　在这些再次出现强权统治者的国家中，政府权力已经变得高度个人化——压倒性地集中在一个单一的，有英雄色彩的统治者身上，他试图直接控制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些领导人及其支持者力图证明这种全面的权威是推动国家前进的唯一途径——通向国家强大和革新的道路。

　　近年来，在全球各个角落都出现了向强人政治的转变的现象，与地理或文化无关。伊斯兰保守派埃尔多安是其先驱者之一，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与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委内瑞拉已逝世的乌戈·查韦斯一起出现。但今天它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展——从匈牙利的从欧尔班·维克多到到菲律宾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

　　当然，强人政治的崛起与过去15年全球发生的民主制度遭到侵蚀有着有机的联系。但实际上，强人政治模式的的影响比这更广泛，不仅让俄罗斯和埃及这样的民主国家感到生机勃勃——在那里虽然有选举但是是被操纵的——而且也改造了像沙特阿拉伯这样毫不掩饰的威权政府。十年前，利雅得以一种集体的、制度化的领导为特征，但自那以后，它已不再以这种领导力为特征，反而更青睐一位对国家方向具有决定性发言权的最高决策者。

　　有许多因素促成了强人政治的传播。然而，最根本的是人们认为这种模式是可行的。理由是，虽然人权和公民自由都很好，但是当世界陷入紧急状况的时候，有人需要站出来负责——一个强硬的人。铁腕人物可能倾向于过度行为，但他们有勇气去做需要做的事情，而另一种选择似乎是陷入僵局和停滞，由此不难看出这些论点为什么会获得支持。

　　此外，这种逻辑的诱人吸引力不仅限于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许多西方权威人士和投资者——包括一些全球化的拥趸，他们憎恨特朗普或法国的马琳·勒庞等人—— 虽然他们在现代化的独裁者面前都有着屈服的记录，特别是那些出席达沃斯论坛的人，他们端着PPT，承诺进行痛苦的结构性改革、打击腐败以及利润丰厚的基础设施项目。但事实证明，开明专制对自诩为自由主义的人士也具有说服力，尤其是当专制主义在别的国家存在时。

　　在埃尔多安多年的统治下，土耳其提供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强人政治成功的故事。当然，早在2000年代中期，一些独立的媒体机构就开始关闭，约在同一时间，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逮捕退役军官的事件。然而，正如在此期间，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都遭到神秘谋杀一样，这样的事件很容易被认为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异常现象。更重要的故事是，通过这两个事件，这些国家最终拥有了有能力、有魄力的领导人，他们被委以重任，有能力将这些国家从长期的低迷状态中拉出来。

　　实际上，在埃尔多安执政的第一个十年期间，土耳其经济高速增长，通货膨胀下降，人均收入成倍增加;政府吸引了一些国家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西方投资者纷纷涌入;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将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并视国际舞台上有前途的合作伙伴。

埃尔多安

　　然而，集权就像食欲，往往会随着进食而增长。并且权力越集中，就越不可捉摸。与此同时，个人化的统治几乎总是会颠覆那些为健全的公共政策和经济活力真正提供长期基础的机构：如，独立、专业的司法机构;新闻出版自由;以及与政治无关的、合格的公务员; 监管机构和安全服务机构。

　　不出所料，结果是，尽管铁腕政权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取得成功，有时甚至令人眼花缭乱，但它们最终掩盖不住它们本应解决的问题。

　　一个强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一个国家?

　　这似乎是发生在埃尔多安身上的悲剧：他控制程度越高，他的决策就变得越反复无常、越鲁莽。此外，随着土耳其总统周围核心圈子的缩小，有能力的技术官僚日益让位于无能的亲信和唯唯诺诺的人，而用于根除腐败和犯罪的非凡手段则沦为了新的、甚至更为壮观的腐败现象的寻租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强人政治中，自我纠错也变得越来越难。因为高层只能听到自己想要听到的信息，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即——强化错误，而非逆转错误。

　　最近几个月土耳其的这种动态特别明显，虽然埃尔多安长期以来一直持反对高利率的观点并多次阻止央行在金融危机达到临界规模之前实施加息——但在两周前，土耳其央行终于成功大幅加息，但人们对其独立性的疑虑依然存在，尤其是埃尔多安本人，他将加息视为一种勉强的让步，他可能随时退出。

　　其他地方的强人政治的粉丝会认为土耳其的动荡只反映了埃尔多安独特的个性,因此不涉及自己的心仪的领袖,他们总是被描述为更为克制、更为深思熟虑,更自律。

　　也许吧，个体在历史上确实很重要，也并非每个强人都注定要失败。

　　但困扰土耳其的问题不是随机的或偶然的。相反,正如专制政权和经济瘫痪出现在苏联实际上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后果——而不是像顽固的拥护者所说的那样，只是实施中的错误，在土耳其，个人化的政府系统往往会产生同样的病态。

　　把埃尔多安描述成新的奥斯曼苏丹已成为一种时尚，就像俄罗斯总统与俄国沙皇的比较。对于这些领导人的支持者，甚至他们的许多反对者来说，这些历史典故唤起了他们的权力欲，暗示着他们正在复兴各自国家辉煌的帝国历史。

　　不过，有必要把这个比喻延伸一下，让我们回想一下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命运。的确，无论是在彼得堡的罗曼诺夫王朝，还是在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朴特，个人独裁都是虚弱无力的根源，而不是力量，尤其是当这些政权与西方直接竞争时。一个愚蠢的苏丹或沙皇——其中相当多——可以使系统瘫痪几十年。即使是那些优秀的国家，也从来没有弄清楚如何使他们试图建立的强大的现代国家与他们决心为自己保留的专制特权相调和。

　　结果，就像现在一样，尽管自上而下的改革可能会带来充满希望的进步，但这些努力迟早会因产生这些政体的个人化本质而遭到破坏。

　　在历史的某个时刻，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希望寄托在某个强人上，而不是机构上，并将其作为成功的秘诀。强人也认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国家救星。但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成为定时炸弹——那些不明智的人，才会把未来押注在他们身上。

　　(文章略有删减)

 　　最近的六个月来，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的土耳其深受危机，引发了大众对金融危机蔓延的担忧。自今年春季以来，土耳其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率飙升，这种情绪传染给了阿根廷、印度尼西亚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然而，从土耳其最近的动荡中得到的最重要的警告与其说是经济上的，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即押注于强人统治的危险。

　　事实上，对土耳其将导致全球经济崩溃的担忧是错误的。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泰国货币崩溃引发了地区动荡)不同，土耳其的问题与其说是发展中的新兴国家的系统系弱点，不如说是土耳其特有因素的衍生。这些因素包括：政治化的货币政策、高赤字(G20发展中经济体中赤字最高的国家)、民营领域外币债务高筑(在新兴市场中最高)，以及陷入与华盛顿的敌视，目前已升级为制裁。

土耳其与美国敌视

       然而，尽管来自土耳其的金融溢出风险引发了引人瞩目的新闻风暴，但土耳其政治模式扩散的根源才是更大的危险。事实上,统治着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一直站在全球趋势的风口浪尖。正如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从葡萄牙到韩国，分别结束了独裁统治，并最终推翻苏联帝国——然而，在过去的15年里，全世界都出现了强势政权的崛起。

　　埃尔多安何以再次成为土耳其独裁者?

　　在这些再次出现强权统治者的国家中，政府权力已经变得高度个人化——压倒性地集中在一个单一的，有英雄色彩的统治者身上，他试图直接控制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些领导人及其支持者力图证明这种全面的权威是推动国家前进的唯一途径——通向国家强大和革新的道路。

　　近年来，在全球各个角落都出现了向强人政治的转变的现象，与地理或文化无关。伊斯兰保守派埃尔多安是其先驱者之一，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与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委内瑞拉已逝世的乌戈·查韦斯一起出现。但今天它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展——从匈牙利的从欧尔班·维克多到到菲律宾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

　　当然，强人政治的崛起与过去15年全球发生的民主制度遭到侵蚀有着有机的联系。但实际上，强人政治模式的的影响比这更广泛，不仅让俄罗斯和埃及这样的民主国家感到生机勃勃——在那里虽然有选举但是是被操纵的——而且也改造了像沙特阿拉伯这样毫不掩饰的威权政府。十年前，利雅得以一种集体的、制度化的领导为特征，但自那以后，它已不再以这种领导力为特征，反而更青睐一位对国家方向具有决定性发言权的最高决策者。

　　有许多因素促成了强人政治的传播。然而，最根本的是人们认为这种模式是可行的。理由是，虽然人权和公民自由都很好，但是当世界陷入紧急状况的时候，有人需要站出来负责——一个强硬的人。铁腕人物可能倾向于过度行为，但他们有勇气去做需要做的事情，而另一种选择似乎是陷入僵局和停滞，由此不难看出这些论点为什么会获得支持。

　　此外，这种逻辑的诱人吸引力不仅限于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许多西方权威人士和投资者——包括一些全球化的拥趸，他们憎恨特朗普或法国的马琳·勒庞等人—— 虽然他们在现代化的独裁者面前都有着屈服的记录，特别是那些出席达沃斯论坛的人，他们端着PPT，承诺进行痛苦的结构性改革、打击腐败以及利润丰厚的基础设施项目。但事实证明，开明专制对自诩为自由主义的人士也具有说服力，尤其是当专制主义在别的国家存在时。

　　在埃尔多安多年的统治下，土耳其提供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强人政治成功的故事。当然，早在2000年代中期，一些独立的媒体机构就开始关闭，约在同一时间，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逮捕退役军官的事件。然而，正如在此期间，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都遭到神秘谋杀一样，这样的事件很容易被认为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异常现象。更重要的故事是，通过这两个事件，这些国家最终拥有了有能力、有魄力的领导人，他们被委以重任，有能力将这些国家从长期的低迷状态中拉出来。

　　实际上，在埃尔多安执政的第一个十年期间，土耳其经济高速增长，通货膨胀下降，人均收入成倍增加;政府吸引了一些国家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西方投资者纷纷涌入;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将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并视国际舞台上有前途的合作伙伴。

埃尔多安

　　然而，集权就像食欲，往往会随着进食而增长。并且权力越集中，就越不可捉摸。与此同时，个人化的统治几乎总是会颠覆那些为健全的公共政策和经济活力真正提供长期基础的机构：如，独立、专业的司法机构;新闻出版自由;以及与政治无关的、合格的公务员; 监管机构和安全服务机构。

　　不出所料，结果是，尽管铁腕政权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取得成功，有时甚至令人眼花缭乱，但它们最终掩盖不住它们本应解决的问题。

　　一个强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一个国家?

　　这似乎是发生在埃尔多安身上的悲剧：他控制程度越高，他的决策就变得越反复无常、越鲁莽。此外，随着土耳其总统周围核心圈子的缩小，有能力的技术官僚日益让位于无能的亲信和唯唯诺诺的人，而用于根除腐败和犯罪的非凡手段则沦为了新的、甚至更为壮观的腐败现象的寻租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强人政治中，自我纠错也变得越来越难。因为高层只能听到自己想要听到的信息，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即——强化错误，而非逆转错误。

　　最近几个月土耳其的这种动态特别明显，虽然埃尔多安长期以来一直持反对高利率的观点并多次阻止央行在金融危机达到临界规模之前实施加息——但在两周前，土耳其央行终于成功大幅加息，但人们对其独立性的疑虑依然存在，尤其是埃尔多安本人，他将加息视为一种勉强的让步，他可能随时退出。

　　其他地方的强人政治的粉丝会认为土耳其的动荡只反映了埃尔多安独特的个性,因此不涉及自己的心仪的领袖,他们总是被描述为更为克制、更为深思熟虑,更自律。

　　也许吧，个体在历史上确实很重要，也并非每个强人都注定要失败。

　　但困扰土耳其的问题不是随机的或偶然的。相反,正如专制政权和经济瘫痪出现在苏联实际上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后果——而不是像顽固的拥护者所说的那样，只是实施中的错误，在土耳其，个人化的政府系统往往会产生同样的病态。

　　把埃尔多安描述成新的奥斯曼苏丹已成为一种时尚，就像俄罗斯总统与俄国沙皇的比较。对于这些领导人的支持者，甚至他们的许多反对者来说，这些历史典故唤起了他们的权力欲，暗示着他们正在复兴各自国家辉煌的帝国历史。

　　不过，有必要把这个比喻延伸一下，让我们回想一下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命运。的确，无论是在彼得堡的罗曼诺夫王朝，还是在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朴特，个人独裁都是虚弱无力的根源，而不是力量，尤其是当这些政权与西方直接竞争时。一个愚蠢的苏丹或沙皇——其中相当多——可以使系统瘫痪几十年。即使是那些优秀的国家，也从来没有弄清楚如何使他们试图建立的强大的现代国家与他们决心为自己保留的专制特权相调和。

　　结果，就像现在一样，尽管自上而下的改革可能会带来充满希望的进步，但这些努力迟早会因产生这些政体的个人化本质而遭到破坏。

　　在历史的某个时刻，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希望寄托在某个强人上，而不是机构上，并将其作为成功的秘诀。强人也认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国家救星。但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成为定时炸弹——那些不明智的人，才会把未来押注在他们身上。

　　(文章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