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翻阅程映虹先生的《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知秘鲁有一个“光辉道路”——毛泽东思想“南美版”，折腾出很大动静，成千上万人逝去。毛泽东晚年惦记着“世界革命”，原来毛泽东思想不仅遍布神州大地，波及东南亚、东西欧，还远渡重洋，远惠南美。

　　历史渊源

　　“光辉道路”(Shining Path)乃秘鲁共产党激进派别。领导人阿维马埃尔•古兹曼(Abimael Guzmán，生于1934年)，巨商私生子，196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学习勤奋，着迷激进思想，崇拜斯大林、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就朝拜心中圣地——中国，回国后写了一本《在那黎明诞生之处》。毕业后，成为哲学教授，不久蜚声校园。学生对他的滔滔口才佩服不已，呼为“香波”，意为沾上一点，大脑就会被“洗得清澈透明”，并持续散发“余香”。古兹曼的“暴力哲学”，吸引了大批追随者。

古兹曼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分裂，世界各国共产党重新站队，许多国家共产党分裂，“光辉道路”最初乃秘鲁共产党“红旗”支脉。在激烈的路线斗争中，古兹曼成为秘共亲华派代表，受到中共关注。1965年，古巴共产党站稳脚跟后，开始向拉美输出革命，秘共亲华派又分裂出亲古派。此时，古巴经济只能依靠苏联东欧，只有这些共产国家进口古巴农产品，卡斯特罗必须紧跟苏联。于是，卡斯特罗在群众集会上开骂毛泽东。如此这般，秘共亲华派与亲古派没有妥协余地。

　　1966～1968年，古兹曼赴华，接受中联部培训，学习游击战，并于1966年秋在天安门下遥见“红太阳”毛泽东。他深深接受了中国教官的叮嘱：“只要思想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回国后，古兹曼以哲学教授头衔、从中国取回真经，一跃成为秘共“红太阳”——理论大师+指路明灯。古兹曼也体现了很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艺术，他要走毛泽东式的人民战争道路——发动农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出政权，轰轰烈烈大干一场。他跟着中共批评古巴路线是小资产阶级军事冒险主义。信徒们也开始称呼他为安第斯山的“红太阳”，喊出“冈扎洛主席万岁!”(“冈扎洛”是古兹曼党内用名)。

　　1970年，古兹曼依托国立华曼嘎大学，将秘共触须伸向秘鲁各大学，建立起“光辉道路”及外围组织。1973～1975年，“光辉道路”掌控秘鲁部分高校学生会，实质性影响秘鲁知识青年。

　　“光辉道路”组织严密，入伙程序复杂。每个申请者必须参加艰苦的农业劳动(培养对印第安农民的感情)，积极参与小组聚会，探讨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只有经过这两重锻炼，才有资格加入“光辉道路”的外围组织。再经长期考察，完成各项任务，证明忠诚与能力，才能正式加入“光辉道路”核心小组，成为“战士”。

　　古兹曼搬用延安经验，也搞“整风”，要求干部学文件、统一思想、与错误路线划清界限。他指说1930年后直到他之前的秘鲁共产党，都犯了倾向性错误。经反复运动，他将“冈扎洛思想”深深植入其信徒内心。

　　1980年前，古兹曼多次被捕，每次都由“光辉道路”聘请律师雄辩获释。“资产阶级”给了他相当的政治自由，而他仍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报以革命的暴力。

　　暴力革命

　　1970年代末，秘鲁军政府还政文官，全国筹备大选，多数左派积极准备参选，唯“光辉道路”感觉大难临头。该组织中一些老战士受“和平过渡”思潮影响(组织内称“腐蚀”)，质疑“人民战争”与暴力途径的合理性，古兹曼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开除出党。因为，接受“和平竞选”，等于自动交出“暴力革命”的合法性，否定“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思想精髓。

　　“光辉道路”拒绝参选，开始行动。古兹曼鼓动追随者：

　　我们虽然是少数，但最后胜利一定在我们这一边!

　　首战袭击一处乡村投票站，砸毁票箱、烧毁选票。“光辉道路”自称代表印第安农民的利益，号召推翻秘鲁军政府，要求按他们的“主义”治理秘鲁。最初，活动范围在山区——走“井冈山道路”(甚至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经济落后、社会组织真空地带点燃星星之火。“光辉道路”从仇富的贫穷农民那里找到支持者，乡下人为他们提供食宿、通风报信，一些青年农民还加入组织。作为“投名状”，新成员会被安排杀死一名警察或官吏(甚至贫民)，这是断其后路，使其与组织共存亡。不过，“光辉道路”在文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很难打开局面，鲜有信众，未能渗入秘鲁全国性的各种工会，未能代表最想代表的工人阶级。

“光辉道路”的成员

　　“光辉道路”伏击政府军，夺取武器;袭击庄园，洗劫银行和工商企业，以筹集经费;他们还砍掉选民食指(选票上须留食指指纹)。暗杀、袭击警所、破坏选举站……在大街小巷散发“人民战争”传单。“光辉道路”成为秘鲁城乡谈虎色变的组织。

　　1980年底，首都利马大街吊出几条血淋淋的死狗，上贴一纸条，纸条上写有：Teng Hsiao-p'ing。中国使馆亦遭炸弹袭击。因中国文革后启动改革开放，绝对“毛粉”的古兹曼感觉犹晴天霹雳，认为国际共运继赫鲁晓夫之后遭遇又一次“修正主义灾难”。古兹曼认为像文革这样的“继续革命”，必须制度化常态化，才能保证革命“永不变色”。他与柬共布尔布特一样，都认为毛的文革不彻底，未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才使中国“红旗落地”。

　　“光辉道路”祭出马列毛之后的“第四把刀子”——“冈扎洛主席的指导思想”。古兹曼认为世界革命的火炬，历史性地传递到他手里，自己就是当代列宁、当代毛泽东。

　　“光辉道路”逻辑混沌，东鳞西爪，甚至有时指黑为白。“光辉道路”一位26岁女党员被捕后，在狱中仍认为“暴力”与“站在人民一边”乃同义词。至于把拥有一辆自行车者视为富人而对其惩罚，她回答：“任何战争都有代价，每天六万儿童挣扎在饥饿中，难道不是代价吗?”这位坚定的“光辉道路”女性还将中国1989年的社会运动解读为反修运动——中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鼓舞下反对修正主义。“光辉道路”虽以“思想解放”为号召，却对领袖“冈扎洛主席”顶礼膜拜。“光辉道路”成员除了同志，一般没有其他朋友，婚恋对象多半也是自己人即同志。

　　古兹曼一度想联络“亚得里亚海岸的明灯”——阿尔巴尼亚的霍查，但人家更属意秘共“红旗”派，未理睬他。因此，“光辉道路”判认阿尔巴尼亚也是沦落的修正主义。

　　笔者翻阅程映虹先生的《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知秘鲁有一个“光辉道路”——毛泽东思想“南美版”，折腾出很大动静，成千上万人逝去。毛泽东晚年惦记着“世界革命”，原来毛泽东思想不仅遍布神州大地，波及东南亚、东西欧，还远渡重洋，远惠南美。

　　历史渊源

　　“光辉道路”(Shining Path)乃秘鲁共产党激进派别。领导人阿维马埃尔•古兹曼(Abimael Guzmán，生于1934年)，巨商私生子，196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学习勤奋，着迷激进思想，崇拜斯大林、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就朝拜心中圣地——中国，回国后写了一本《在那黎明诞生之处》。毕业后，成为哲学教授，不久蜚声校园。学生对他的滔滔口才佩服不已，呼为“香波”，意为沾上一点，大脑就会被“洗得清澈透明”，并持续散发“余香”。古兹曼的“暴力哲学”，吸引了大批追随者。

古兹曼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分裂，世界各国共产党重新站队，许多国家共产党分裂，“光辉道路”最初乃秘鲁共产党“红旗”支脉。在激烈的路线斗争中，古兹曼成为秘共亲华派代表，受到中共关注。1965年，古巴共产党站稳脚跟后，开始向拉美输出革命，秘共亲华派又分裂出亲古派。此时，古巴经济只能依靠苏联东欧，只有这些共产国家进口古巴农产品，卡斯特罗必须紧跟苏联。于是，卡斯特罗在群众集会上开骂毛泽东。如此这般，秘共亲华派与亲古派没有妥协余地。

　　1966～1968年，古兹曼赴华，接受中联部培训，学习游击战，并于1966年秋在天安门下遥见“红太阳”毛泽东。他深深接受了中国教官的叮嘱：“只要思想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回国后，古兹曼以哲学教授头衔、从中国取回真经，一跃成为秘共“红太阳”——理论大师+指路明灯。古兹曼也体现了很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艺术，他要走毛泽东式的人民战争道路——发动农民，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出政权，轰轰烈烈大干一场。他跟着中共批评古巴路线是小资产阶级军事冒险主义。信徒们也开始称呼他为安第斯山的“红太阳”，喊出“冈扎洛主席万岁!”(“冈扎洛”是古兹曼党内用名)。

　　1970年，古兹曼依托国立华曼嘎大学，将秘共触须伸向秘鲁各大学，建立起“光辉道路”及外围组织。1973～1975年，“光辉道路”掌控秘鲁部分高校学生会，实质性影响秘鲁知识青年。

　　“光辉道路”组织严密，入伙程序复杂。每个申请者必须参加艰苦的农业劳动(培养对印第安农民的感情)，积极参与小组聚会，探讨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只有经过这两重锻炼，才有资格加入“光辉道路”的外围组织。再经长期考察，完成各项任务，证明忠诚与能力，才能正式加入“光辉道路”核心小组，成为“战士”。

　　古兹曼搬用延安经验，也搞“整风”，要求干部学文件、统一思想、与错误路线划清界限。他指说1930年后直到他之前的秘鲁共产党，都犯了倾向性错误。经反复运动，他将“冈扎洛思想”深深植入其信徒内心。

　　1980年前，古兹曼多次被捕，每次都由“光辉道路”聘请律师雄辩获释。“资产阶级”给了他相当的政治自由，而他仍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报以革命的暴力。

　　暴力革命

　　1970年代末，秘鲁军政府还政文官，全国筹备大选，多数左派积极准备参选，唯“光辉道路”感觉大难临头。该组织中一些老战士受“和平过渡”思潮影响(组织内称“腐蚀”)，质疑“人民战争”与暴力途径的合理性，古兹曼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开除出党。因为，接受“和平竞选”，等于自动交出“暴力革命”的合法性，否定“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思想精髓。

　　“光辉道路”拒绝参选，开始行动。古兹曼鼓动追随者：

　　我们虽然是少数，但最后胜利一定在我们这一边!

　　首战袭击一处乡村投票站，砸毁票箱、烧毁选票。“光辉道路”自称代表印第安农民的利益，号召推翻秘鲁军政府，要求按他们的“主义”治理秘鲁。最初，活动范围在山区——走“井冈山道路”(甚至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经济落后、社会组织真空地带点燃星星之火。“光辉道路”从仇富的贫穷农民那里找到支持者，乡下人为他们提供食宿、通风报信，一些青年农民还加入组织。作为“投名状”，新成员会被安排杀死一名警察或官吏(甚至贫民)，这是断其后路，使其与组织共存亡。不过，“光辉道路”在文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很难打开局面，鲜有信众，未能渗入秘鲁全国性的各种工会，未能代表最想代表的工人阶级。

“光辉道路”的成员

　　“光辉道路”伏击政府军，夺取武器;袭击庄园，洗劫银行和工商企业，以筹集经费;他们还砍掉选民食指(选票上须留食指指纹)。暗杀、袭击警所、破坏选举站……在大街小巷散发“人民战争”传单。“光辉道路”成为秘鲁城乡谈虎色变的组织。

　　1980年底，首都利马大街吊出几条血淋淋的死狗，上贴一纸条，纸条上写有：Teng Hsiao-p'ing。中国使馆亦遭炸弹袭击。因中国文革后启动改革开放，绝对“毛粉”的古兹曼感觉犹晴天霹雳，认为国际共运继赫鲁晓夫之后遭遇又一次“修正主义灾难”。古兹曼认为像文革这样的“继续革命”，必须制度化常态化，才能保证革命“永不变色”。他与柬共布尔布特一样，都认为毛的文革不彻底，未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才使中国“红旗落地”。

　　“光辉道路”祭出马列毛之后的“第四把刀子”——“冈扎洛主席的指导思想”。古兹曼认为世界革命的火炬，历史性地传递到他手里，自己就是当代列宁、当代毛泽东。

　　“光辉道路”逻辑混沌，东鳞西爪，甚至有时指黑为白。“光辉道路”一位26岁女党员被捕后，在狱中仍认为“暴力”与“站在人民一边”乃同义词。至于把拥有一辆自行车者视为富人而对其惩罚，她回答：“任何战争都有代价，每天六万儿童挣扎在饥饿中，难道不是代价吗?”这位坚定的“光辉道路”女性还将中国1989年的社会运动解读为反修运动——中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鼓舞下反对修正主义。“光辉道路”虽以“思想解放”为号召，却对领袖“冈扎洛主席”顶礼膜拜。“光辉道路”成员除了同志，一般没有其他朋友，婚恋对象多半也是自己人即同志。

　　古兹曼一度想联络“亚得里亚海岸的明灯”——阿尔巴尼亚的霍查，但人家更属意秘共“红旗”派，未理睬他。因此，“光辉道路”判认阿尔巴尼亚也是沦落的修正主义。

　　行为点滴

　　为表示自己的存在与力量，“光辉道路”不时搞一些革命活动——

　　1980年，捣毁阿亚库乔区一投票站。

　　1982年3月，打开阿亚库乔区监狱，放走200多名囚犯。

　　1983年，袭击卢卡纳玛律卡村，杀害69名村民(包括23名孩子)。

　　1986年8月，炸弹袭击经济财政部、能源矿业部、劳动部。

　　1990年6月，袭击黄塔村，杀20名村民(包括妇女儿童)，焚烧40所农居。

　　1992年2月11日，在利马同时制造36起爆炸，炸死两名美使馆岗警。

　　1992年6月5日凌晨，引爆载有一辆600公斤炸药的汽车，炸毁一家利马电视台，死伤20余人。

　　1992年7月16日利马繁华商业区，引爆两辆装有300公斤炸药的汽车，21人死亡，200多人受伤，300多座建筑受损。

　　2001年12月，袭击美国大使馆(未遂)。

　　2003年6月9日凌晨，袭击安第斯山区一处天然气管道工地，绑架60名人质，包括3名警察、7名外国人，抢走施工炸药。

　　2003年7月11日，在山区丛林伏击一支30名海军陆战队的巡逻队，打死7人、打伤10人。

　　1992年，在美国中情局协助下，秘鲁藤森政府在清剿中逮捕了古兹曼，“光辉道路”活动开始减少。次年，古兹曼在狱中与政府签署《和平协定》，但余部仍有零星暴力袭击活动。美国将“光辉道路”列为恐怖组织。2006年10月13日，古兹曼被判终身监禁。继任者是奥斯卡•拉米雷斯•杜兰德(Óscar Ramírez Durand)，1999年被逮捕。

秘鲁政府军解救出“光辉道路”劫持的人质

　　1980～1992年，“光辉道路”使秘鲁付出成千上万的生命，许多社会设施被毁，农民纷纷逃进城市。连安第斯山区农民也对“光辉道路”无节制的袭击渐生厌倦，更对暴力胁迫深感恐惧，许多地区的农民响应政府号召组织起来自卫。于是，“光辉道路”更不分对象地进攻，全社会都成为他们的报复对象，原本作为争取对象的贫穷农民，也成了“革命对象”。自然，“光辉道路”也因此走上越来越窄的歧路——失去各社会群体的支持后，越来越孤立，越来越失去“光辉”。

　　经验教训

　　在现阶段，暴力革命虽失去大规模发动与成功的时代条件，但严重的社会不公与极度贫穷仍是各式暴力革命的温床。每个时代会有这样那样的“理想者”——希望通过革命改变社会改变命运。古兹曼的信徒，多半出自贫苦家庭的大学生(其时秘鲁大学免费)。可见，革命思想是首先在青年学生中着床。思想不仅引导价值方向，也深刻引领行动。

　　红色思潮及古兹曼吸引信徒的几个特征：

　　1.宏大壮阔但缥缈混沌的哲学思辨，以“宇宙终极真理”论证偏激思潮的“科学性”，很能迷惑线性思维的知识青年。

　　2.革命与艺术结合的浪漫激情，点燃信徒改变社会以实现自身价值的红色狂热。

　　3.暴力行动对红色青年甚具诱惑，他们不耐烦于长期艰难的宣传鼓动，“立即行动”能使他们看到革命的“效果”。

　　4.“光辉道路”领导层与其他国家激进共产主义党派类似，由狂热的红色知识分子组成。

　　5.多数成员政治倾向粗糙且情绪化，并将政治责任统统交给领袖。

　　6.偏激狭仄，唯我独革。“光辉道路”认为：古巴的卡斯特罗搞的亦非一场真正革命，“一小撮资产阶级官僚控制着古巴”;阿尔巴尼亚也由修正主义把持;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虽有一些正确思想，但没有一个正确的党。只有“光辉道路”才是世界革命的真正代表，只有安第山的“红太阳”——冈扎洛主席，才是当代列宁、当代毛泽东。

　　7.谴责别人不劳而获，而自己不仅不劳，还暴力剥夺他人劳动成果。

　　8.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同时也获得杀人资格，以摆脱道德顾忌——自己的生命可付出，他人的生命也可放弃。

　　9.具备宗教圣战特征：为达目的，不顾一切(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田园书屋(香港)2008年版，第231～252、258页)。

　　10.“光辉道路”也信奉切•格瓦拉的“暴力催生论”——革命条件可以由少数战士用暴力去创造去营建，古巴革命就是在不具备客观经济条件的情况下，由革命者的主动性与革命热情所促成。但这种“暴力催生论”被“光辉道路”再次证谬。

　　结语

　　南美版暴力革命组织“光辉道路”的轨迹，呈现了暴力革命中携带的谬论。现代文明条件下，真理毋须佩剑守护“诞生”，也不能依赖暴力证明“正确”。因为，很多真理凭常识亦可识别。即便深奥一些的真理，也应等待被认知，不应强迫他人接受。

　　相关简介：裴毅然，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历史所访问学者。原题《秘鲁“光辉道路”活动略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