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外交方略上，向来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当前中国崛起未竟，中、美关系却陷入“老大”、“老二”关系的怪圈。依据世界现代史的惯例，美、中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随之产生。以往美国对华战略的制定仅受制于美、中两国不同的战略目标所形成的利益冲突性的矛盾以及近年日趋式微的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已;今后则还要受到美、中两国孰居龙头老大的考量的牵制，而这层考量是基于结构性的矛盾，相当难于调和。

　　美国对中国未来国家地位的战略定位，亦即认为中国综合国力正在迅速增强，对美国全球龙头老大的地位构成了威胁的判断，可能已经介入其对中国总体方略的决策过程中。一言以蔽之，美国已经并将继续以准超级大国对待中国了。

　　返求诸今日状况，无论美、中双边关系还是西方世界同中国的多边关系，日后均会经历剧烈的互动、变动。清夜拊心，视野远移，隐忧升起，千头万绪涌上心头。

　　西方政治家评判正在崛起的某个国家是否会构成威胁，是基于该国即将拥有的综合国力，而不是该国领导层在某个时段的主观意向。综合国力是客观存在的，为其在未来可能造成的灾难或者制造的麻烦提供了可行的手段，而领导层最终的意向则是捉摸不定的，领导人更迭即可能出现大幅度的变化。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是一个在亚太地区极有影响力的核大国。西方政治家认为，中国在这三个基础上崛起，不久以后必然成为一个能与美国争锋的超级大国。这就是西方国家关于“中国威胁论”的立论依据。简言之，他们只是担心中国崛起的后果，而不是崛起的方式。

　　西方流行一种说法，即“崛起的大国就意味着崛起的威胁”。对于正在崛起的大国，国际政治格局的既得利益者就是这么看待的。这是客观现实，不以国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国际情势形格势禁

　　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美关系仍然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双边关系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必然会不时遇到麻烦，因应得法，则仍然属于可控性质。双方能否突破国际关系史上的阴影，发展一种新型的“老大”、“老二”之间的双边关系，显然需要确立战略互信，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样就突显了顶层设计即战略规划及谋略运用的重要性。

　　今后中、美两国尽可“斗智”，折冲樽俎，却无须进入“角力”的阶段;至于“斗气”属于未入流的手段，则大可不必了。何况，“大位不以智取，半由天意半由人”，只宜顺守，岂可逆取?假如北京战略规划得宜且及时，则这是中国处于“老二”的劣势地位力所能及的良好愿景。这在国际政治上是理性的抉择。可是，一部世界现代史充斥着不理性的战略决策，不胜枚举，最终事态发展往往并不以单方面的诚意和理性为归依。

　　所幸世界早已处于核时代。至今核武器仍然作为制约美、中两国高层莽动的有效手段。核武器对人类的大规模杀伤能力，今后仍然起着制约两国在军事层面上“见真章”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巧妙地运用谋略的情况下，依然存在双方均处于形格势禁的地步，以致彼此无须或不能跨入“角力”的阶段的可能性。

　　然而，热核武器仅能制约两个核大国之间在“硬实力”层面的迎头相撞，却不能禁绝双方以代理人战争的军事方式过招，更不会禁绝双方以“软实力”作高强度、频密的政治和文化层面的较量乃至碰撞。实际上，双方以“软实力”过招的事例天天在发生：一方居高临下，频频发功，有时是点到为止，有时则是“一剑封喉”;另一方则见招拆招，穷于应付，疲于奔命。溯自冷战时代，这种事例就屡见不鲜。前苏联这个庞然大物不就是一朝解体了吗?

　　如今华盛顿视中国为准超级大国，则中国未来的处境尤其被动。假如华盛顿尚未把中国视为准超级大国，则没有整合国际力量及中国周边国家对付中国的必要性，中国也不致于有可能沦为众矢之的;倘若华盛顿已经把中国视为超级大国，则两个超级大国在地球村必然需要和平相处，美国在对华决策上自然有所忌惮，不致于在必要时无所不用其极。过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处了近半个世纪，彼此打交道时确实有一定之规，核心利益被视为禁脔，对方不会越雷池一步，此即一例。关于中国被视为准超级大国招致的风险，一如上述。其理至明，无须哓哓多言。

　　鉴此，中国被美国定位为准超级大国，处境岌岌可危。有朝一日，今后两国互动关系或许会趋于更加复杂和尖锐，其源盖出于此。当前美国战略东移，借力使力，正在中国周边下子布局，高手过招，点到为止，却已经令中国感到罡风阵阵，团团杀气逼面而来。

　　可以预期，未来数年中，中国遭遇的国际挑战将日趋严峻。况且，美、中关系陷入“老大”、“老二”的怪圈以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呈现“树欲静而风不止”之势。全面加强外交、国防、外经、外宣诸项工作的重要性，固不待言，能否巧妙应对国际挑战，却尚在未定之天。

　　历史上“老大”容不得“老二”

　　姑且不说中国GDP未来能否长期稳居“老二”的地位，也不谈以房地产、日用品为主要支柱的中国GDP结构是否合理，也不论GDP畸形膨胀能否持久地支撑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国际地位(对此，笔者是不持认同态度的)，本文基于战略视野，着重论述一下即使中国名副其实地成了“老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又意味着什么。说得直截了当，在上自中央下至民间欠缺危机意识，在大战略层面又缺乏因时制宜的对策的情况下，以“老二”自居，恐非国家之福。

　　倘若中国果真坐稳了“老二”的席位，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势必会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国不久将成为前苏联的翻版，是同美国争霸的又一个超级大国。这是不以北京领导人信誓旦旦的解释为转移的。

　　美国对中国作为未来最大敌国的战略定位，几乎已经呼之欲出了。可见，在中国居于“老二”地位的因素的作祟之下，美国只会加深对中国的敌意。

　　无论中国史上，还是世界史上，假若一个政权或者一个国家坐稳了“老二”的席位，又朝着“老大”的地位急起直追，即使“老大”、“老二”同属一个阵营，因为涉及切身利益的再分配，又牵涉到“尊严”、“权力”，最终双方高层不容退让，“实逼处此”，恐怕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在所难免。

　　一部世界史或者一部冷战史，无非揭示一个客观事实：小则在一个地理区域，大则在全球范围，举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主要都是环绕着“老大”、“老二”之间不惜代价地展开。结果很难善了，无非成王败寇，以一方被彻底击败告终。

　　远的暂且不说，仅举一百多年以来的历史为例。普鲁士宰相俾斯麦在德意志邦联内部诸邦的统一过程中，为了清除绊脚石，先后在1864年、1866年、1870年战败丹麦、奥匈帝国和法国。1871年，德意志诸邦真正统一以后，德意志帝国终告成立。其后，德国整军经武，国力益强，在世界强国中跃居“老二”，国势骎骎乎直逼英国。一次大战前，英国稳坐“世界老大”的席位久矣，自然不甘退居其次。这是一次大战爆发的背景中的一个主要层面。

　　二次大战也是一个翻版。大战前，希特勒德国猛然崛起，德意志民族的爆发力喷薄欲出，希氏挟持民意，锐意对外扩张势力。于是，希特勒德国对英国、法国操纵的世界秩序提出了挑战(当时美国实行孤立主义，自外于英、法为主的世界秩序体系)。在欧洲列强纵横捭阖之下，以德国、意大利为一方，英、法为另一方，两大阵营隐然成形，以至二次大战终于爆发。

　　环顾当年国际形势，英、德、法等国的国体、政体容有差异，社会、经济制度却相仿，又都属于一个大的民族范畴。然而，“老大”着眼于维持既得利益，“老二”为了打破既定格局，两者尚且兵刃相见，拼个你死我活。其义无他，势所然也。史实斑斑可考，其理昭然。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冷战时代悄然到来。西方世界开始对苏联全力围堵。固然两大阵营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冲突因素，从国际政治格局着眼，其根本原因，却是美国认为苏联已经成为“老二”，是同美国争霸的另一个超级大国，对美国的世界领袖的地位构成了挑战。

　　以当年美、苏争霸之烈，如果不是热核武器已经问世，双方不能承受核大战的惨重后果，恐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早已爆发了。尽管如此，在将近半个世纪中，西方世界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层面，对苏联锲而不舍地实行“分进合击”，孜孜矻矻，不稍懈怠。数十年于兹矣，苏联终于一朝崩溃。

　　在中国外交方略上，向来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当前中国崛起未竟，中、美关系却陷入“老大”、“老二”关系的怪圈。依据世界现代史的惯例，美、中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随之产生。以往美国对华战略的制定仅受制于美、中两国不同的战略目标所形成的利益冲突性的矛盾以及近年日趋式微的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已;今后则还要受到美、中两国孰居龙头老大的考量的牵制，而这层考量是基于结构性的矛盾，相当难于调和。

　　美国对中国未来国家地位的战略定位，亦即认为中国综合国力正在迅速增强，对美国全球龙头老大的地位构成了威胁的判断，可能已经介入其对中国总体方略的决策过程中。一言以蔽之，美国已经并将继续以准超级大国对待中国了。

　　返求诸今日状况，无论美、中双边关系还是西方世界同中国的多边关系，日后均会经历剧烈的互动、变动。清夜拊心，视野远移，隐忧升起，千头万绪涌上心头。

　　西方政治家评判正在崛起的某个国家是否会构成威胁，是基于该国即将拥有的综合国力，而不是该国领导层在某个时段的主观意向。综合国力是客观存在的，为其在未来可能造成的灾难或者制造的麻烦提供了可行的手段，而领导层最终的意向则是捉摸不定的，领导人更迭即可能出现大幅度的变化。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是一个在亚太地区极有影响力的核大国。西方政治家认为，中国在这三个基础上崛起，不久以后必然成为一个能与美国争锋的超级大国。这就是西方国家关于“中国威胁论”的立论依据。简言之，他们只是担心中国崛起的后果，而不是崛起的方式。

　　西方流行一种说法，即“崛起的大国就意味着崛起的威胁”。对于正在崛起的大国，国际政治格局的既得利益者就是这么看待的。这是客观现实，不以国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国际情势形格势禁

　　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美关系仍然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双边关系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必然会不时遇到麻烦，因应得法，则仍然属于可控性质。双方能否突破国际关系史上的阴影，发展一种新型的“老大”、“老二”之间的双边关系，显然需要确立战略互信，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样就突显了顶层设计即战略规划及谋略运用的重要性。

　　今后中、美两国尽可“斗智”，折冲樽俎，却无须进入“角力”的阶段;至于“斗气”属于未入流的手段，则大可不必了。何况，“大位不以智取，半由天意半由人”，只宜顺守，岂可逆取?假如北京战略规划得宜且及时，则这是中国处于“老二”的劣势地位力所能及的良好愿景。这在国际政治上是理性的抉择。可是，一部世界现代史充斥着不理性的战略决策，不胜枚举，最终事态发展往往并不以单方面的诚意和理性为归依。

　　所幸世界早已处于核时代。至今核武器仍然作为制约美、中两国高层莽动的有效手段。核武器对人类的大规模杀伤能力，今后仍然起着制约两国在军事层面上“见真章”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巧妙地运用谋略的情况下，依然存在双方均处于形格势禁的地步，以致彼此无须或不能跨入“角力”的阶段的可能性。

　　然而，热核武器仅能制约两个核大国之间在“硬实力”层面的迎头相撞，却不能禁绝双方以代理人战争的军事方式过招，更不会禁绝双方以“软实力”作高强度、频密的政治和文化层面的较量乃至碰撞。实际上，双方以“软实力”过招的事例天天在发生：一方居高临下，频频发功，有时是点到为止，有时则是“一剑封喉”;另一方则见招拆招，穷于应付，疲于奔命。溯自冷战时代，这种事例就屡见不鲜。前苏联这个庞然大物不就是一朝解体了吗?

　　如今华盛顿视中国为准超级大国，则中国未来的处境尤其被动。假如华盛顿尚未把中国视为准超级大国，则没有整合国际力量及中国周边国家对付中国的必要性，中国也不致于有可能沦为众矢之的;倘若华盛顿已经把中国视为超级大国，则两个超级大国在地球村必然需要和平相处，美国在对华决策上自然有所忌惮，不致于在必要时无所不用其极。过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处了近半个世纪，彼此打交道时确实有一定之规，核心利益被视为禁脔，对方不会越雷池一步，此即一例。关于中国被视为准超级大国招致的风险，一如上述。其理至明，无须哓哓多言。

　　鉴此，中国被美国定位为准超级大国，处境岌岌可危。有朝一日，今后两国互动关系或许会趋于更加复杂和尖锐，其源盖出于此。当前美国战略东移，借力使力，正在中国周边下子布局，高手过招，点到为止，却已经令中国感到罡风阵阵，团团杀气逼面而来。

　　可以预期，未来数年中，中国遭遇的国际挑战将日趋严峻。况且，美、中关系陷入“老大”、“老二”的怪圈以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呈现“树欲静而风不止”之势。全面加强外交、国防、外经、外宣诸项工作的重要性，固不待言，能否巧妙应对国际挑战，却尚在未定之天。

　　历史上“老大”容不得“老二”

　　姑且不说中国GDP未来能否长期稳居“老二”的地位，也不谈以房地产、日用品为主要支柱的中国GDP结构是否合理，也不论GDP畸形膨胀能否持久地支撑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国际地位(对此，笔者是不持认同态度的)，本文基于战略视野，着重论述一下即使中国名副其实地成了“老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又意味着什么。说得直截了当，在上自中央下至民间欠缺危机意识，在大战略层面又缺乏因时制宜的对策的情况下，以“老二”自居，恐非国家之福。

　　倘若中国果真坐稳了“老二”的席位，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势必会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国不久将成为前苏联的翻版，是同美国争霸的又一个超级大国。这是不以北京领导人信誓旦旦的解释为转移的。

　　美国对中国作为未来最大敌国的战略定位，几乎已经呼之欲出了。可见，在中国居于“老二”地位的因素的作祟之下，美国只会加深对中国的敌意。

　　无论中国史上，还是世界史上，假若一个政权或者一个国家坐稳了“老二”的席位，又朝着“老大”的地位急起直追，即使“老大”、“老二”同属一个阵营，因为涉及切身利益的再分配，又牵涉到“尊严”、“权力”，最终双方高层不容退让，“实逼处此”，恐怕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在所难免。

　　一部世界史或者一部冷战史，无非揭示一个客观事实：小则在一个地理区域，大则在全球范围，举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主要都是环绕着“老大”、“老二”之间不惜代价地展开。结果很难善了，无非成王败寇，以一方被彻底击败告终。

　　远的暂且不说，仅举一百多年以来的历史为例。普鲁士宰相俾斯麦在德意志邦联内部诸邦的统一过程中，为了清除绊脚石，先后在1864年、1866年、1870年战败丹麦、奥匈帝国和法国。1871年，德意志诸邦真正统一以后，德意志帝国终告成立。其后，德国整军经武，国力益强，在世界强国中跃居“老二”，国势骎骎乎直逼英国。一次大战前，英国稳坐“世界老大”的席位久矣，自然不甘退居其次。这是一次大战爆发的背景中的一个主要层面。

　　二次大战也是一个翻版。大战前，希特勒德国猛然崛起，德意志民族的爆发力喷薄欲出，希氏挟持民意，锐意对外扩张势力。于是，希特勒德国对英国、法国操纵的世界秩序提出了挑战(当时美国实行孤立主义，自外于英、法为主的世界秩序体系)。在欧洲列强纵横捭阖之下，以德国、意大利为一方，英、法为另一方，两大阵营隐然成形，以至二次大战终于爆发。

　　环顾当年国际形势，英、德、法等国的国体、政体容有差异，社会、经济制度却相仿，又都属于一个大的民族范畴。然而，“老大”着眼于维持既得利益，“老二”为了打破既定格局，两者尚且兵刃相见，拼个你死我活。其义无他，势所然也。史实斑斑可考，其理昭然。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冷战时代悄然到来。西方世界开始对苏联全力围堵。固然两大阵营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冲突因素，从国际政治格局着眼，其根本原因，却是美国认为苏联已经成为“老二”，是同美国争霸的另一个超级大国，对美国的世界领袖的地位构成了挑战。

　　以当年美、苏争霸之烈，如果不是热核武器已经问世，双方不能承受核大战的惨重后果，恐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早已爆发了。尽管如此，在将近半个世纪中，西方世界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层面，对苏联锲而不舍地实行“分进合击”，孜孜矻矻，不稍懈怠。数十年于兹矣，苏联终于一朝崩溃。

　　崛起的大国即崛起的威胁

　　这方面，唯一的例外是在英国和美国之间转让“老大”地位的和平过程。英国把“老大”地位转让给美国的方式，恰如中国远古时代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内心既没有抗拒，方式也是和平的。

　　英、美之间的“禅让”也有若干个前提：一是二战结束以后，英国创巨痛深，元气斵丧，而美国乘势崛起，席卷方张，两国力量失衡，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二是英、美主体人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完全相同，英国凭籍“英美特殊关系”，才能在战后独树一帜，对欧洲和世界维持相当大的影响力;三是苏联与欧、美政治制度迥异，战后在欧洲崛起，处理国际事务时咄咄逼人，西欧国家犹如芒刺在背，也要借助美国的实力地位，以遏制苏联阵营的扩张，当时美国势力如日中天，于是也就当仁不让。这就是“老大”地位在英、美之间完成和平“禅让”的国际大背景。

　　返求诸今日状况，美国、中国之间狭义的双边关系以及中国同西方世界广义的多边关系，日后均会经历剧烈的互动、变动。清夜拊心，视野远移，发人深省。

　　西方政治家评判正在崛起的某个国家是否会构成威胁，是基于该国即将拥有的综合国力，而不是该国领导层在某个时段的主观意向。综合国力是客观存在的，为其在未来可能制造的麻烦或者造成的灾难提供了可行的手段，而领导层最终的意向则是捉摸不定的，领导人更迭即可能出现大幅度的变化。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是一个在亚太地区极有影响力的核大国。西方政治家可能认为，中国在这三个基础上崛起，不久以后必然成为一个能与美国争锋的超级大国。这就是西方国家关于“中国威胁论”的立论依据。简言之，他们只是担心中国崛起的后果，而不是崛起的方式。

　　西方流行一种说法，即“崛起的大国就意味着崛起的威胁”。对于正在崛起的大国，现存国际政治格局的既得利益者就是这么看待的。 “老大、老二”之间结构性的矛盾将成为未来左右美中关系未来走向的主旋律。这是客观现实，不以国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老二”易成众矢之的

　　相对而言，中国官员、学者却总是试图仅从中国崛起的方式是和平的角度去解释，显然是一厢情愿。岂非低估了西方战略家的智慧?就笔者历年以来同外国专家交谈的体会而言，如此说辞及做法，无异缘木求鱼。当前“中国威胁论”的阴霾越来越浓重，欲求“消祸于无形，防患于未然”，无视迫近的威胁，而一味诉诸于解释中国崛起的方式是和平的，岂可得乎?

　　对此，中国官员不能掉以轻心。尤其在今日，正值中国试图崛起然而尚未完成崛起的阶段，过去周恩来强调“外交无小事”的原则，更有指导意义。反其道而行之，徒逞口舌之快，无非是自己在为“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可能激起负面的连锁效应，最终效应是在国际舞台上形格势禁，不啻作茧自缚。

　　如果坐上“老二”席位的是与“老大”对立的力量，还有不能不予以考虑的一层隐忧。处在“老三”、“老四”的位子上，无论“老大”还是“老二”，都不至于视之为非要去之而后快的对象。然而，“老二”却往往成为众矢之的，不但“老大”视为眼中钉，在“老大”策动之下，连“老三”、“老四”、“老五”都会群起而攻之。

　　一次大战之前，位居“老大”的英国面临“老二”德国的紧逼，不是联合“老三(法国)”、“老四(沙俄)”同“老二”兵刃相见了吗?二次大战之前，英国为了应付“老二”希特勒德国的逼宫，不是如法炮制，联合“老三(法国)”、“老四(苏联)”同“老二”血战沙场了吗?回顾冷战时代，“老大”美国不是联合“老二”苏联以外的世界强国，倾力对“老二”实行围堵了吗? 追溯史实，这个推断屡试不爽。

　　在今日，亚太地区为数不少的国家对中国怀有不友善的态度。一旦发生剧烈的国际风波，这些国家的立场实在耐人寻味，在多数情况下，它们或者“选边站”，出头启衅，或者加入反华大合唱，摇旗呐喊。届时隔岸观火、幸灾乐祸者，就算对华态度“友好”了。如此，中国的对立面就不仅是“老大”、“老三”、“老四”，而是包括“老八”、“老九”以及未入流的国际社会的小脚色了。

　　如果在国际政治格局中，“老大”是一个强势的霸权国家，则“老大”在防范“老二”崛起的因应措施中，必然以强悍的姿态频频出招。当今美国是否一个强势的“老大”，殆无疑义。据此观之，一旦西方世界作出了中国已经处于强势“老二”的地位并且迟早将取而代之“老大”美国的战略定位，则中国必然会面临一连串的严峻挑战。

　　据报载，目前美国军方和情治部门倾向于对中国给予“老二”的战略定位。对此，奥巴马政府可能由于尚待给予全面评估、此举涉及反恐大业的前途以及需要对施政优先事项进行调整等因素，多半举棋未定，还没有作出决定。

　　试想：事实上，中国同“老二”的实力差距相当大，却已经“飘”起来了，在外交谈判上显得咄咄逼人。自然，西方战略家深黯“消祸于无形，防患于未然”的道理，把中国的“飘”看在眼里，结论无非是：与其日后扬汤止沸，在你成为老二以后同你打交道遇到大麻烦，不如眼前釜底抽薪，不让你今后一跃而成为老二。一旦他们的建言被采纳成为政策，北京领导人或许会面临来日大难却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国人扑面而来的可能是一场新形式的冷战。

　　对新冷战的前景的分析

　　笔者认为，同前苏联崩溃之前的冷战相比，这场新冷战大异其趣。相对说来，中国的处境或许犹不如前苏联，原因无非是双方实力更不对称，而若干支撑冷战持久性的条件已经时过境迁。聊举几条看法如下：

　　首先，在冷战时期，前苏联同美国在工业、科技的差距不是很大。例如1945年美国研制核武器成功，时隔四年以后，前苏联也成功地试爆核弹。苏联空军装备同美国不相伯仲，陆军更是一枝独秀，仅海军装备远逊于美国。苏联毕竟是大陆国家，足可自保。而中国在自主创新的工业、科技方面同外部世界的差距更大。一旦外国公司全面撤资，中国许多高科技项目即告中断。

　　其次，前苏联战略资源和整体经济对外依存度极低，经济自成体系，不是一个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即使外国强权实行全面封锁，也无妨前苏联经济继续高速运转。中国各项战略资源(甚至口粮)和整体经济对外依存度太高，而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又维持久矣，面临全面封锁，经济局面严重恶化，外患促使内乱迅即爆发，是当局不能承受之重。

　　再次，前苏联至少有意识形态的坚强支撑。斯大林既有前瞻性的国际视野，也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手段灵活多变。中央集权坚强有力，意识形态机器高速运转，加之民众对外部事物知之甚少，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意愿，对外体现为“上下同欲”。反思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早已同国际接轨，仅剩下民族主义与外部世界抗衡，论目下领导集体的权威性、执行力的坚强有力和对策的灵活多变，既比不上斯大林时期，也无法同毛泽东、邓小平时期媲美，而内部多年矛盾积累，民变频仍，犹如岩浆在地下涌动，喷薄欲出，实在是执政者的一大隐忧。

　　最后，在冷战时代，社会主义阵营由欧、亚两大洲十数个国家组成，在地域上连成一大片，由苏联、中国两个大国作为支撑，起码有意识形态在维系同盟关系。在外部世界，毕竟还有散布全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声应气求。一旦美、中两国进入新冷战时代，中国可能成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家寡人了。纵使关系之铁如巴基斯坦，在美国迫使“选边站”以后，多半也会改变立场。届时中国不少邻国不但靠不住，甚至会磨刀霍霍，伺机一逞。这种冷酷性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真谛。

　　作者系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科学家，本文节选自作者发于2010年《领导者》杂志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