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的重要民族，被称为“没有国家的民族”(Stateless Nation)。学术界一般认为，库尔德人在中东地区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库尔德总人口数量统计不一，大体上在3500万到4000万之间，散居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亚美尼亚和叙利亚等中东国家，以及欧洲、北美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其中叙利亚库尔德人口大约200万。[1]库尔德人一般认为自己是中东历史上米底人(Medes)的后裔，是中东地区的古老民族。而在叙利亚国内，库尔德人是仅次于阿拉伯人的第二大族群。从2011年以来，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团体“民主联盟党”(PYD)及其武装团体“人民保卫军”(YPG)迅速崛起，控制叙利亚北部大片地区。随着叙利亚内战渐趋平息，尤其是由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主导的阿斯塔纳叙利亚和平会议取得一系列进展，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及其与叙利亚未来政治重建的关系，也成为热点议题，值得我们分析和探求。

　　随着土耳其在2018年1月针对叙利亚北部库尔德人控制区发动军事进攻，叙利亚库尔德人这一独特的政治群体也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本文试图通过概述叙利亚库尔德人政治团体在2011年以来的变化和发展，尤其是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相关情况，来分析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以及未来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团体的意愿。本文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外文媒体和分析报告，在整合现有文献资源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观察与推测。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地介绍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历史背景，阐述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叙利亚政府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重点介绍2011年以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党发展和演变，列出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第三部分介绍叙利亚库尔德人实现政治诉求所面临的内外挑战。本文认为，叙利亚库尔德人所提出的“地区自治”和“民族平等”的政治主张，仍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需要叙利亚库尔德人处理好内部党派纷争、与叙利亚政府以及与周边邻国的复杂关系。实现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仍需时日和耐心。

　　一、叙利亚库尔德人历史简述

　　库尔德人是叙利亚国内重要的族群。作为一个多民族、多信仰并存的国家，叙利亚国内不同族群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地理界限很难在地图上明确划分。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大体上分布在该国北部的三个地区：以该国北部城市卡米什利(Qamishli)为中心的贾兹拉(Jazira)[2]地区、以该国北部与土耳其邻近的边境城镇科巴尼(Kobane)为中心的地区，以及该国西北部阿勒颇省阿夫林(Afrin)为中心的区域。这三个区域在地理上相互割裂。此外，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等叙利亚大城市，也居住着不少库尔德人。近代的叙利亚库尔德人问题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赛克斯-皮科协定》确定了英国和法国在近东地区的势力范围，而1920年在圣雷莫会议上，法国与英国殖民者在中东地区的“委任统治”边界线划定。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对于法国委任统治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一方面，一些库尔德人欢迎法国委任统治，认为这是帮助库尔德人摆脱奥斯曼帝国束缚、对抗日益高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重要契机。比如叙利亚西北部阿夫林地区的库尔德人就非常欢迎法国军队驻扎，并没有发生针对法军的抵抗事件;大马士革的库尔德人也欢迎法国委任统治，认为法军会保护库尔德人免受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冲击。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叙利亚库尔德人对法国人的到来持观望态度，比如在贾兹拉和贾拉布鲁斯(Jarabulus)地区的库尔德人，在法国人和当地的土耳其军队之间保持中立态度。

《赛克斯－皮科协定》所划边界

　　在法国委任统治开始后不久，尤其是1925年库尔德人反抗土耳其的谢赫•萨义德(Shaikh Said)起义失败之后，一些库尔德人为了躲避土耳其军队的追捕，穿越边境从土耳其来到叙利亚北部。这些土耳其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受到了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的保护，被安置在了贾兹拉地区。这些新来到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仍然保持着对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热忱，于1927年在黎巴嫩成立了“独立运动”(Khoybun)。最初“独立运动”旨在游说西方大国支持土耳其库尔德人独立，筹集资金支持库尔德人在土耳其的武装运动。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土耳其国家政治逐渐平稳，通过武装斗争实现库尔德人在土耳其的政治独立希望渺茫，“独立运动”转而发掘库尔德传统，通过创办报刊书籍，开办广播节目，推广库尔德语，促进库尔德人之间的民族认同感。

　　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开展的民族运动，事实上受到了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的庇护和利用。一方面，法国对于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不断高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十分警惕;另一方面，当时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少数族群——尤其是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德鲁兹人、阿拉维派和基督徒——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中逊尼派的作用十分担心。因此，法国在叙利亚以“分而治之”的政策，来抑制阿拉伯民族主义。但是扶持少数族群的举措，又反过来刺激了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北部的政治欲望。从1924年开始，贾兹拉和贾拉布鲁斯地区的库尔德人数次请愿，要求法国承认库尔德人在当地享受自治权利。从1928年开始，“独立运动”也开始向法国政府和国际联盟请愿，要求在法国军事保护的前提下，建立库尔德自治地方，并要求在当地推行库尔德语。但1936年法国和叙利亚“民族阵营”(Al-Kutlah Al-Wataniyah)签订《法叙条约》，许诺赋予叙利亚国家独立，并没有提及库尔德人自治权的问题。不少库尔德人担心，一个独立的叙利亚国家，将会意味着大量逊尼派阿拉伯人涌入北部库尔德地区。

　　1936年“民族阵营”赢得叙利亚议会选举后，该党派驻哈塞克省的官员鼓励来自哈马省、阿勒颇省和霍姆斯省的逊尼派阿拉伯农民迁徙到哈塞克省，这加剧了库尔德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怀疑和担心;与此同时，贾兹拉地区的安全机构开始抓捕库尔德活跃分子，这直接导致了库尔德人与当地阿拉伯人之间的对立情绪。1937年6月，贾兹拉地区的库尔德人集体暴动，不仅赶走了“民族阵营”在当地的官员和安全部队，而且还建立了库尔德人自己的地方临时政府。而随着1939年“民族阵营”政府倒台，叙利亚议会也被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关闭，法军也进驻贾兹拉地区，对当地进行直接的军事管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叙利亚成为法国维希政府和同盟国争夺的焦点。1941年，英军和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抵抗运动攻取叙利亚，为了安抚人心，戴高乐许诺将会赋予叙利亚和黎巴嫩政治独立。1943年，叙利亚议会举行新一轮选举，“民族阵营”再次获胜，但是其提出的法军立刻撤离的要求被同盟国拒绝。1945年5月，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开始发动起义，最终迫使法军在1946年4月从叙利亚撤离，叙利亚取得了最终的政治独立。

　　独立之后的叙利亚，对于库尔德人的自治要求始终非常警惕。无论是1963年之前的叙利亚历届政府，还是1963年之后长期执政的阿拉伯复兴党(Ba’ath)，一直将叙利亚定位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将库尔德人视为“外国人”和“帝国主义”在叙利亚的“第五纵队”，试图将库尔德人“阿拉伯化”。在政治上，叙利亚政府拒绝承认库尔德人的自治要求，比如叙利亚宪法就明确提出：“阿拉伯叙利亚是阿拉伯祖国的一部分”，“阿拉伯叙利亚人民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在社会经济上，叙利亚政府希望通过“迁徙”“混居”的方式，在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地区提升阿拉伯人的比例，比如20世纪60～70年代，叙利亚政府曾经在靠近土耳其的边境修筑“阿拉伯带”(Arab Belt)，十多万库尔德人被迫迁徙到叙利亚;在文化上，叙利亚政府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库尔德语，禁止庆祝库尔德传统节日;1962年叙利亚政府在北部组织人口普查，剥夺了12万库尔德人(当时库尔德总人口约60万)的公民资格，这些被剥夺公民权的库尔德人被称为“外国人”(maktum)，其财产被充公，政治权利被剥夺。

　　但是叙利亚政府旨在将库尔德人“阿拉伯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首先，叙利亚库尔德人内部的政治团体一直存在，并在库尔德人中间保持一定的影响力。叙利亚独立之后，先后出现了“叙利亚共产党”、“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of Kurdistan in Syria)、“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进步党”(Kurdish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in Syria)、“库尔德民主联合党”(Kurdish Democratic United Party)、“库尔德自由党”(Kurdish Freedom Party)和“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等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尽管长期受到叙利亚政府的打压，而且活动较为隐秘，但是仍然能够在叙利亚库尔德民众中找到支持。

库尔德工人党武装

　　其次，叙利亚政府长期支持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反过来增强了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感。在20世纪60～90年代，叙利亚政府利用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来谋求在地缘政治斗争中的优势地位。比如允许贾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领导的“伊拉克库尔德爱国联盟”在大马士革开设代表处，允许“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北部地区驻留。[3]这种与邻国库尔德反对派合作的战略，反过来影响了叙利亚库尔德群体。比如1960年塔拉巴尼曾经帮助组建了“叙利亚库尔德斯坦民主党”，而“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北部则秘密发展了大批成员;在1998年之后同情和支持“库尔德工人党”的叙利亚库尔德人成立了“民主联盟党”，成为叙利亚库尔德人中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团体。

　　第三是周边国家的库尔德问题，仍然容易刺激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民族情绪。比如2004年3月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叙利亚东北部城市卡米什利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起因是库尔德足球球迷和阿拉伯球迷之间的矛盾。在比赛中，来自代尔祖尔的客队阿拉伯球迷羞辱伊拉克库尔德领导人巴尔扎尼和塔拉巴尼，而库尔德球迷则高呼反萨达姆口号。双方球迷的对骂最终导致大规模流血冲突，在叙利亚安全部队的镇压之下，冲突最终结束。在这次冲突中，邻国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成为刺激叙利亚库尔德人民族情绪的重要原因。

　　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的重要民族，被称为“没有国家的民族”(Stateless Nation)。学术界一般认为，库尔德人在中东地区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库尔德总人口数量统计不一，大体上在3500万到4000万之间，散居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亚美尼亚和叙利亚等中东国家，以及欧洲、北美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其中叙利亚库尔德人口大约200万。[1]库尔德人一般认为自己是中东历史上米底人(Medes)的后裔，是中东地区的古老民族。而在叙利亚国内，库尔德人是仅次于阿拉伯人的第二大族群。从2011年以来，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团体“民主联盟党”(PYD)及其武装团体“人民保卫军”(YPG)迅速崛起，控制叙利亚北部大片地区。随着叙利亚内战渐趋平息，尤其是由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主导的阿斯塔纳叙利亚和平会议取得一系列进展，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及其与叙利亚未来政治重建的关系，也成为热点议题，值得我们分析和探求。

　　随着土耳其在2018年1月针对叙利亚北部库尔德人控制区发动军事进攻，叙利亚库尔德人这一独特的政治群体也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本文试图通过概述叙利亚库尔德人政治团体在2011年以来的变化和发展，尤其是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相关情况，来分析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以及未来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团体的意愿。本文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外文媒体和分析报告，在整合现有文献资源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观察与推测。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地介绍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历史背景，阐述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叙利亚政府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重点介绍2011年以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党发展和演变，列出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第三部分介绍叙利亚库尔德人实现政治诉求所面临的内外挑战。本文认为，叙利亚库尔德人所提出的“地区自治”和“民族平等”的政治主张，仍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需要叙利亚库尔德人处理好内部党派纷争、与叙利亚政府以及与周边邻国的复杂关系。实现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仍需时日和耐心。

　　一、叙利亚库尔德人历史简述

　　库尔德人是叙利亚国内重要的族群。作为一个多民族、多信仰并存的国家，叙利亚国内不同族群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地理界限很难在地图上明确划分。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大体上分布在该国北部的三个地区：以该国北部城市卡米什利(Qamishli)为中心的贾兹拉(Jazira)[2]地区、以该国北部与土耳其邻近的边境城镇科巴尼(Kobane)为中心的地区，以及该国西北部阿勒颇省阿夫林(Afrin)为中心的区域。这三个区域在地理上相互割裂。此外，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等叙利亚大城市，也居住着不少库尔德人。近代的叙利亚库尔德人问题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赛克斯-皮科协定》确定了英国和法国在近东地区的势力范围，而1920年在圣雷莫会议上，法国与英国殖民者在中东地区的“委任统治”边界线划定。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对于法国委任统治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一方面，一些库尔德人欢迎法国委任统治，认为这是帮助库尔德人摆脱奥斯曼帝国束缚、对抗日益高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重要契机。比如叙利亚西北部阿夫林地区的库尔德人就非常欢迎法国军队驻扎，并没有发生针对法军的抵抗事件;大马士革的库尔德人也欢迎法国委任统治，认为法军会保护库尔德人免受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冲击。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叙利亚库尔德人对法国人的到来持观望态度，比如在贾兹拉和贾拉布鲁斯(Jarabulus)地区的库尔德人，在法国人和当地的土耳其军队之间保持中立态度。

《赛克斯－皮科协定》所划边界

　　在法国委任统治开始后不久，尤其是1925年库尔德人反抗土耳其的谢赫•萨义德(Shaikh Said)起义失败之后，一些库尔德人为了躲避土耳其军队的追捕，穿越边境从土耳其来到叙利亚北部。这些土耳其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受到了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的保护，被安置在了贾兹拉地区。这些新来到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仍然保持着对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热忱，于1927年在黎巴嫩成立了“独立运动”(Khoybun)。最初“独立运动”旨在游说西方大国支持土耳其库尔德人独立，筹集资金支持库尔德人在土耳其的武装运动。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土耳其国家政治逐渐平稳，通过武装斗争实现库尔德人在土耳其的政治独立希望渺茫，“独立运动”转而发掘库尔德传统，通过创办报刊书籍，开办广播节目，推广库尔德语，促进库尔德人之间的民族认同感。

　　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开展的民族运动，事实上受到了法国委任统治当局的庇护和利用。一方面，法国对于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不断高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十分警惕;另一方面，当时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少数族群——尤其是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德鲁兹人、阿拉维派和基督徒——对于阿拉伯民族主义中逊尼派的作用十分担心。因此，法国在叙利亚以“分而治之”的政策，来抑制阿拉伯民族主义。但是扶持少数族群的举措，又反过来刺激了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北部的政治欲望。从1924年开始，贾兹拉和贾拉布鲁斯地区的库尔德人数次请愿，要求法国承认库尔德人在当地享受自治权利。从1928年开始，“独立运动”也开始向法国政府和国际联盟请愿，要求在法国军事保护的前提下，建立库尔德自治地方，并要求在当地推行库尔德语。但1936年法国和叙利亚“民族阵营”(Al-Kutlah Al-Wataniyah)签订《法叙条约》，许诺赋予叙利亚国家独立，并没有提及库尔德人自治权的问题。不少库尔德人担心，一个独立的叙利亚国家，将会意味着大量逊尼派阿拉伯人涌入北部库尔德地区。

　　1936年“民族阵营”赢得叙利亚议会选举后，该党派驻哈塞克省的官员鼓励来自哈马省、阿勒颇省和霍姆斯省的逊尼派阿拉伯农民迁徙到哈塞克省，这加剧了库尔德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怀疑和担心;与此同时，贾兹拉地区的安全机构开始抓捕库尔德活跃分子，这直接导致了库尔德人与当地阿拉伯人之间的对立情绪。1937年6月，贾兹拉地区的库尔德人集体暴动，不仅赶走了“民族阵营”在当地的官员和安全部队，而且还建立了库尔德人自己的地方临时政府。而随着1939年“民族阵营”政府倒台，叙利亚议会也被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关闭，法军也进驻贾兹拉地区，对当地进行直接的军事管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叙利亚成为法国维希政府和同盟国争夺的焦点。1941年，英军和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抵抗运动攻取叙利亚，为了安抚人心，戴高乐许诺将会赋予叙利亚和黎巴嫩政治独立。1943年，叙利亚议会举行新一轮选举，“民族阵营”再次获胜，但是其提出的法军立刻撤离的要求被同盟国拒绝。1945年5月，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开始发动起义，最终迫使法军在1946年4月从叙利亚撤离，叙利亚取得了最终的政治独立。

　　独立之后的叙利亚，对于库尔德人的自治要求始终非常警惕。无论是1963年之前的叙利亚历届政府，还是1963年之后长期执政的阿拉伯复兴党(Ba’ath)，一直将叙利亚定位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将库尔德人视为“外国人”和“帝国主义”在叙利亚的“第五纵队”，试图将库尔德人“阿拉伯化”。在政治上，叙利亚政府拒绝承认库尔德人的自治要求，比如叙利亚宪法就明确提出：“阿拉伯叙利亚是阿拉伯祖国的一部分”，“阿拉伯叙利亚人民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在社会经济上，叙利亚政府希望通过“迁徙”“混居”的方式，在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地区提升阿拉伯人的比例，比如20世纪60～70年代，叙利亚政府曾经在靠近土耳其的边境修筑“阿拉伯带”(Arab Belt)，十多万库尔德人被迫迁徙到叙利亚;在文化上，叙利亚政府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库尔德语，禁止庆祝库尔德传统节日;1962年叙利亚政府在北部组织人口普查，剥夺了12万库尔德人(当时库尔德总人口约60万)的公民资格，这些被剥夺公民权的库尔德人被称为“外国人”(maktum)，其财产被充公，政治权利被剥夺。

　　但是叙利亚政府旨在将库尔德人“阿拉伯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首先，叙利亚库尔德人内部的政治团体一直存在，并在库尔德人中间保持一定的影响力。叙利亚独立之后，先后出现了“叙利亚共产党”、“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of Kurdistan in Syria)、“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进步党”(Kurdish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in Syria)、“库尔德民主联合党”(Kurdish Democratic United Party)、“库尔德自由党”(Kurdish Freedom Party)和“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等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尽管长期受到叙利亚政府的打压，而且活动较为隐秘，但是仍然能够在叙利亚库尔德民众中找到支持。

库尔德工人党武装

　　其次，叙利亚政府长期支持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反过来增强了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感。在20世纪60～90年代，叙利亚政府利用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来谋求在地缘政治斗争中的优势地位。比如允许贾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领导的“伊拉克库尔德爱国联盟”在大马士革开设代表处，允许“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北部地区驻留。[3]这种与邻国库尔德反对派合作的战略，反过来影响了叙利亚库尔德群体。比如1960年塔拉巴尼曾经帮助组建了“叙利亚库尔德斯坦民主党”，而“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北部则秘密发展了大批成员;在1998年之后同情和支持“库尔德工人党”的叙利亚库尔德人成立了“民主联盟党”，成为叙利亚库尔德人中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团体。

　　第三是周边国家的库尔德问题，仍然容易刺激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民族情绪。比如2004年3月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叙利亚东北部城市卡米什利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起因是库尔德足球球迷和阿拉伯球迷之间的矛盾。在比赛中，来自代尔祖尔的客队阿拉伯球迷羞辱伊拉克库尔德领导人巴尔扎尼和塔拉巴尼，而库尔德球迷则高呼反萨达姆口号。双方球迷的对骂最终导致大规模流血冲突，在叙利亚安全部队的镇压之下，冲突最终结束。在这次冲突中，邻国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成为刺激叙利亚库尔德人民族情绪的重要原因。

　　二、中东动荡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崛起

　　在2011年叙利亚动荡发生之后，叙利亚库尔德人政治力量也借机在该国北部扩展。2011年10月，十多个叙利亚库尔德小党派组成的“库尔德全国委员会”(Kurdish National Council)宣布成立。“库尔德全国委员会”明确提出了希望在叙利亚国家内获得“自治权利”的要求：“库尔德人生活在自己的传统土地上，是叙利亚人民的一分子;叙利亚宪法明确了库尔德人是叙利亚人民的一部分;库尔德人是叙利亚国内的第二大族群，寻求公正的、民主的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方案，保证在叙利亚现存的国家边界内民族自决的权利。本次会议认为，解决叙利亚库尔德问题，一方面代表着叙利亚真正民主的实践，另一方面则检验着叙利亚反对派为全体叙利亚人民争取更好的叙利亚未来的承诺。”

　　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库尔德全国委员会”并不赞成在叙利亚领土内建立独立的库尔德国家。“库尔德全国委员会”多次强调，“民族自决”从来都不是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目标，而“库尔德全国委员会”的政治诉求则在于促使叙利亚宪法承认库尔德民族身份，将库尔德语列为官方语言，在国际公约和国际习惯的框架下承认库尔德民族的其他权利。2012年12月，“库尔德全国委员会”的一位领导人优素福(Feysel Yusuf)将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总结为：“我们的要求包括，通过宪法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保证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与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相一致。此外，鉴于库尔德人在叙利亚所占的人口比例大约为15%，我们要求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反对派联盟及其各个委员会中所占议席与此比例相等同。对于库尔德人的歧视性规定和行为应当被禁止和取缔，因为这些规定和行为而受害的库尔德人应当得到补偿。我们要求，叙利亚国家的全称应当是‘叙利亚共和国’，而不是‘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我们还要求叙利亚反对派联盟应当支持所有的武装反对派，而不仅仅是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

　　叙利亚库尔德反政府力量内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阵营。其中一个阵营主要以“叙利亚库尔德自由党”(Kurdish Freedom Party in Syria)和“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Kurdish Democratic Party in Syria)为主。这两个政党在2012年12月组建成了“库尔德民主政治联盟”(Kurdish Democratic Political Union)，较为坚决地主张推翻巴沙尔政府，倡导与其他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合作。“库尔德民主政治联盟”受到来自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KRG)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Massoud Barzani)及其领导的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执政党“库尔德民主党”(KDP)的支持。巴尔扎尼和“库尔德民主党”对于叙利亚反对派持同情态度，与土耳其时任总理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关系较为密切。另一派则以“叙利亚库尔德进步党”(Kurdish Progressive Party)以及“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Kurdish Democratic Union Party)为代表，主张在叙利亚内战中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保持距离，争取叙利亚政治力量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叙利亚库尔德进步党”和“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主要受到来自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另一大地方实力派、贾拉勒•塔拉巴尼领导的“库尔德爱国联盟”(PUK)支持，而“库尔德爱国联盟”则长期与伊朗关系密切，因此在对待叙利亚政府的问题上较为暧昧。

　　“库尔德全国委员会”内部的分歧，使得其与叙利亚反对派的关系十分微妙。一方面，“库尔德全国委员会”在2013年9月正式加入了叙利亚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全国联盟”(National Coalition)，表明了在“推翻阿萨德”这一目标上与叙利亚反对派存在一致立场;但是另一方面，叙利亚库尔德人也担心自己谋求的“政治文化权利”不被叙利亚反对派所重视。事实上，尽管叙利亚反对派，包括“全国联盟”和“全国协调委员会”(Nation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都强调支持赋予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同等的政治权利，但是这种同等权利的具体内容并不明确。此外，叙利亚反对派更不赞成在本国北部地区建立库尔德自治的地方政府。比如“全国联盟”的领导人就在2012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叙利亚库尔德斯坦’。”

　　在2014年日内瓦和谈失败之后，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力量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一些与叙利亚反对派关系密切的库尔德人，一方面对于反对派忽视叙利亚库尔德人利益的做法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受到群体内部政治斗争的影响，转而组建新的政治力量。比如2014年4月在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民主党”支持下，“库尔德民主政治联盟”宣布解散，组建成了新的“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Kurdistan Democratic Party - Syria)，而一些“库尔德民主政治联盟”的领导人对于巴尔扎尼的干预十分不满，转而谋求加入塔拉巴尼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阵营。与叙利亚库尔德人内部“党争”相伴随的，是叙利亚北部政治力量——库尔德政党“民主联盟党”——在2011年之后的强势崛起。

“民主联盟党”的支持者

　　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能够在短期内迅速成长为叙利亚北部的重要政治军事力量，有着自己的独特条件。一方面，历史上“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库尔德群体中的巨大影响，保证了秉持相似意识形态的“民主联盟党”能够迅速在叙利亚北部崛起。该党与长期活跃在土耳其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关系密切，甚至被认为是“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机构”。由于“库尔德工人党”与土耳其之间的长期对立关系，且在历史上也受到过来自叙利亚政府的支持，使得“民主联盟党”被认为与叙利亚政府之间关系暧昧不清。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叙利亚政府曾经长期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叙利亚北部也成为“库尔德工人党”袭扰土耳其的“大后方”。尽管在1998年《阿达纳条约》之后，“库尔德工人党”成员被驱逐出叙利亚，“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Ocalan)也被土耳其拘押，但是“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库尔德人中的影响却依旧存在，关于“库尔德工人党”和奥贾兰的书籍也在2000年前后在叙利亚库尔德人中广泛传阅，奥贾兰也依旧被叙利亚库尔德人视为英雄和领袖。因此，当秉持与“库尔德工人党”相似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的“民主联盟党”出现时，叙利亚库尔德民众很容易接受和拥护。

　　另一方面，“民主联盟党”不仅在叙利亚库尔德人中拥有较为密切的社会网络，而且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人民保卫军”。“人民保卫军”的主要骨干几乎都是“库尔德工人党”成员。1998年被叙利亚政府驱逐之后，“库尔德工人党”向东退往伊拉克东北部山区(Qandil Mountains)坚持游击战。2003年“民主联盟党”在叙利亚北部成立，一些“库尔德工人党”返回叙利亚加入其中。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伊拉克东北部山区的“库尔德工人党”大批进驻叙利亚北部，成为“民主联盟党”旗下的武装力量“人民保卫军”的基层骨干。“人民保卫军”当前拥有大约20000名武装人员，而其他的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团体要么没有武装力量，要么只有少量的武装人员，比如“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只有一支百余人的武装团队，在叙利亚战场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强有力的军事实力，保证了“民主联盟党”能够在叙利亚库尔德人政治阵营内部占据绝对主导权。在2012年叙利亚政府军主力从该国东北部撤离之后，“人民保卫军”逐渐填补了叙利亚东北部的真空地带，而“民主联盟党”也成为叙利亚库尔德人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截至2017年6月，叙利亚东北部的哈塞克省、拉卡省大部分地区，以及代尔祖尔省和阿勒颇省的部分地区，已经处在库尔德“人民保卫军”的控制之下。

　　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主要表现在实现“地方自治”和争取“民族平等”两个方面。一方面，叙利亚库尔德主要政党，大多希望能够实现“地方自治”。在2012年的《埃尔比勒协议》中，叙利亚库尔德各个政党就明确表示：“我们有一个统一的目标……所有库尔德人是一个民族，而叙利亚库尔德人是叙利亚境内的一个族群，应当努力推翻大马士革的独裁政府，建立民主的、多元的国家，建立一个多族群的崭新的叙利亚……叙利亚库尔德人的问题应当通过民主的方式予以解决。”有人认为，“民主联盟党”对于未来叙利亚库尔德人政治蓝图规划十分模糊，“‘民主联盟党’并没有明确在‘革命’之后应该如何妥善解决叙利亚库尔德问题……‘民主联盟党’的主要兴趣在于从叙利亚获得资金和资源，以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的武装斗争”;与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关系密切的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并没有明确提出在叙利亚境内建立独立的库尔德国家，而是希望建立一个类似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那样、拥有较高政治自主性的叙利亚库尔德地方自治机构。

　　“民主联盟党”多次表示反对分裂叙利亚，不愿意建立一个类似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那样的地方自治机构，而是希望能够在叙利亚统一完整的前提下谋求叙利亚库尔德人自己的民族权利。“民主联盟党”强调，其目的在于促成叙利亚政治的“民主化”，认为一个民主的、公正的叙利亚政治氛围将会保证库尔德人权利的实现。“民主联盟党”发言人伊德里斯•纳桑(Idris Nassan)就曾经表示，“联邦制应当是库尔德问题的答案”。“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兼“库尔德斯坦社群联盟”(KCK)领导人切米尔•巴耶克(Cemil Bayık)也曾表示，叙利亚库尔德人应当“满足于自治”，而不是“谋求独立”。

　　在“民族平等”方面，叙利亚库尔德人渴望通过“民主”方式，建立“民主的”地方“自治机构”，来促成叙利亚国内阿拉伯人和其他各个少数族群权利平等。比如1962年产生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公民权”问题，导致四十多万被剥夺“公民权”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及其子女无法进入学校、从事正规工作。尽管在2011年4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颁布了第49号政府令，许诺将会给予这四十多万库尔德人“公民权”，但是那些在1962年人口普查时“未登记”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及其后代的公民权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叙利亚库尔德人认为，只有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民族平等”，才能最终解决叙利亚库尔德问题。在2014年1月“民主联盟党”发布的《社会契约宪章》(Charter of the Social Contract)中，提出“民主政治”代表了叙利亚北部阿夫林、贾兹拉和科巴尼地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亚述人、迦勒底人、阿拉姆人、土库曼人、亚美尼亚人和车臣人”的共同意愿。该《宪章》将叙利亚定义为“自由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国家，以‘分权制’和‘多元化’为原则，由议会制政府来管理”。其中第11条规定“自治区有权使用自己的区旗、区徽和区歌”，第12条指出“自治区是叙利亚的一部分，是未来叙利亚‘分权制’政治的样板”。第15条指出“人民保卫军是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区唯一合法的军事组织”。第23条明确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表达种族、文化、语言和性别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态平衡的原则下享有健康的环境”。而地方的“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则享有制定自治区的法规、修改相关的国际条约与协议、宣战和缔结和平等重大权力。

　　三、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内外挑战

　　在实现库尔德人的“地区自治”和“民族平等”的道路上，“民主联盟党”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在库尔德人内部关系上，一方面，“民主联盟党”主导的基层政府有时会举措失当，一些民众示威活动也零星地出现在该党控制地区。“民主联盟党”在2011年11月自主建立了“西库尔德斯坦人民委员会”(People’s Council of Western Kurdistan，简称PCWK)，作为叙利亚北部“民主联盟党”控制区的“自治机构”。2012年7月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的斡旋下，“西库尔德斯坦人民委员会”和“库尔德全国委员会”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签署了《埃尔比勒协议》(Erbil Agreement)，两个政治团体宣布成立“库尔德最高委员会”(Supreme Kurdish Committee，简称SKC)。从法理上讲，“库尔德最高委员会”应当是全体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最高代表机关，但是“民主联盟党”主导的“西库尔德斯坦人民委员会”则在实际上控制叙利亚库尔德地区。

一次对“民主联盟党”的抗议活动

　　与其他的库尔德政治团体相比，“民主联盟党”在财政上并不过多地依靠一些国外组织的政治捐款，而是通过有效地管理所占领地区的民众和组织来获取资金。而一些事件处理失当，也使得“民主联盟党”和“人民保卫军”被地方民众所谴责。比如2013年7月，在哈塞克省北部与土耳其邻近的边界城镇阿穆达(Amuda)，爆发了民众反抗“人民保卫军”和“民主联盟党”的示威游行。事件起因是“民主联盟党”在当地拘押了一名同情叙利亚反对派的人士，并且向其家属索要赎金。示威活动不仅受到了来自叙利亚反对派“全国联盟”的支持，而且一些当地的“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成员也参与其中。民众手持石块与“人民保卫军”发生冲突，随后“人民保卫军”宣布宵禁，并且向示威民众开火，冲突造成多名平民死亡。

　　另一方面，“民主联盟党”与叙利亚其他库尔德政党关系也较为紧张。在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团体关系上，尽管“民主联盟党”领导人多次强调要与其他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党派合作，但是其“一党独大”的现实，仍然遭到了一些学者和观察家的批评。乔迪•塔基勒(Jordi Tejel)认为，“民主联盟党”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不会推行类似于西方的“民主制度”，而会加强“一党政治”，防止出现其他的地方力量与之竞争在库尔德内部的主导权。一些叙利亚库尔德政党，如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经常批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独断专行”，而民主联盟党则批评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和其他亲“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的叙利亚库尔德政党“暗中捣乱”。2017年9月叙利亚北部库尔德地区基层选举举行，此次基层选举涉及3700个地方乡镇(commune)，共有约12700名候选人参选，约79万人投票。在11月举行“地方选举”，在2018年1月举行“联邦议会”(Federal Parliament)选举。尽管有学者曾经认为，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团体中“亲奥贾兰派别”(民主联盟党)和“亲巴尔扎尼派别”(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将会为争夺叙利亚库尔德地区领导权而展开角逐，但是“库尔德全国委员会”宣布抵制“地方选举”，认为这个选举“违背了库尔德人民的意愿”。

　　尽管事实上控制了叙利亚北部大片地区，但是叙利亚库尔德人谋求“自治”和获得文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诉求，仍然在未来面临巨大挑战。首先，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实体，如“西库尔德斯坦人民委员会”、“库尔德最高委员会”和“库尔德全国委员会”等，其合法性并不被叙利亚政府所承认，“民主联盟党”所主导建立的叙利亚库尔德地方自治机构也并不被叙利亚政府所接受。叙政府多次强调将会收复对全部国土的控制权。在叙利亚内战以及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战斗中，叙利亚政府军和库尔德武装基本保持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随着“伊斯兰国”组织的败退，叙利亚政府军和“人民保卫军”都在向“伊斯兰国”组织的最后据点代尔祖尔省进军，力图抢占更多地盘，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其次，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叙利亚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叙利亚反对派对于库尔德人提出的“自治”和“保留民族文化”等权利并不热衷，而叙利亚库尔德人则担心叙利亚反对派尤其是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扩张，将使库尔德人面临威胁。因此，叙利亚库尔德人一直希望在国际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2011年叙利亚问题伊斯坦布尔会议中，叙利亚库尔德人希望能够单独组成代表团参会，但是这一请求被有关各方所拒绝。除了“未来运动”(Future Movement)[4]领导人塔莫(Mishal Tammo)之外，叙利亚库尔德政党都没有派正式代表参加。而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叙利亚各反对派都不同意从未来的叙利亚国家名称中去掉“阿拉伯”的称呼，塔莫也愤然退出会议。在2014年1月到2月于日内瓦举行的叙利亚和平谈判期间，叙利亚“库尔德全国委员会”和“民主联盟党”要求派出独立的叙利亚库尔德代表团参会，成为叙利亚政府和叙利亚反对派“全国联盟”之外的“第三方”。在这一要求遭到国际社会拒绝之后，“民主联盟党”表示决心抵制日内瓦和谈会议，其和其他叙利亚反对派政党的关系也日趋冷淡。

　　第三，叙利亚库尔德人始终面临来自土耳其的安全威胁。尽管“民主联盟党”否认自己是“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机构，但是一方面其左翼意识形态，与“库尔德工人党”相类似，另一方面其组织内部很多领导人曾经是“库尔德工人党”的成员。土耳其政府认为叙利亚库尔德人的主要政党叙利亚“民主联盟党”及其武装“人民保卫部队”，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关联密切，属于恐怖组织。双方曾多次爆发武装冲突。2016年土耳其军队及其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在叙利亚北部发动的“幼发拉底河之盾”，以及在2017年10月发动的针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军事行动，其背后都有着“遏制叙利亚库尔德人扩张”的考量。随着叙利亚阿斯塔纳国际和谈的推动，土耳其、俄罗斯和伊朗会在叙利亚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而土耳其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军事进攻已然展开。

　　四、余论

　　从2011年以来，叙利亚库尔德人坚持“地区自治”，并且期望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以“民主政治”的方式，在叙利亚北部建立起地方自治机构，以期获得自己所提出的“民族权利”。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既是叙利亚库尔德人为了对抗叙利亚内战带来的局势动荡，在自我保卫的目标下而做出的“无奈之选”，也符合中东地区库尔德人争取民族政治权利的斗争传统。但是无论如何发展，叙利亚库尔德人都必须将自己的政治利益诉求，与叙利亚政府或者其他叙利亚反对派政党的政治诉求相互协调。对于库尔德政党来说，最为棘手的问题依然是如何处理“地区自治”与未来叙利亚政治重建的关系，尤其是如何安抚周边和国际社会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可能改变叙利亚国家版图的担忧。此外，叙利亚库尔德人内部政党关系复杂，不仅涉及意识形态之争，而且还涉及宏观的、整个库尔德世界内部领导权之争，需要叙利亚库尔德人和库尔德世界内部的努力与调节。

　　叙利亚库尔德人所谋求的“地区自治”和“民族平等”两个诉求中，“民族平等”可能相对容易被叙利亚国内各方以及国际社会所接受，并且体现在未来的政治进程之中，比如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Walid Muallem)就表示，叙利亚库尔德人想在叙利亚领土内谋求民族权利的改善，这是“可以谈判的”。与此同时，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自治努力”，尤其是“自下而上”构建地区治理机构，需要面对来自叙利亚国内其他政治团体以及境外土耳其等国家的挑战。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前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最关键的并不是如何协调内部的政治纷争，而是是否能够克服外部压力，最终促成库尔德人的权利在战后叙利亚政治舞台中得到尊重。面对来自叙利亚国内外的政治威胁，“民主联盟党”前领导人萨利赫•穆罕默德(Saleh Muslim Mohamed)强硬指出：“即使叙利亚政府归来，也不可能恢复旧有的制度。人民拿走的东西不可能还回去。‘民主联盟党’将会，首当其责的，保护我们的人民。”可以说，叙利亚库尔德人已经建立叙利亚北部的“事实”(de facto)政治实体，在未来，任何叙利亚政治和解协议，都必须理解和照顾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利益和诉求。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前景，也取决于库尔德各个政党能否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摆脱彼此的内部争斗，联合起来谋求叙利亚库尔德人民的共同利益。

　　相关简介：王晋，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科学学院博士候选人、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首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81期

　　注释

　　[1] 在亚美尼亚的库尔德人约100万，在欧洲的库尔德人主要居住在德国(50万)、法国(5万)、瑞典(5万)、荷兰(5万)、英国(2万)和瑞士(2万)，在美国的库尔德人约2万。

　　[2] 曾经属于阿勒颇行省，今天属于哈塞克省。

　　[3] 叙利亚对于“库尔德工人党”的支持，随着1998年叙利亚和土耳其签署《阿达纳协议》(Adana Agreement)而结束。

　　[4] “未来运动”创立于2005年，旨在促进叙利亚国内民主和开放，在2011年以前长期流亡海外，与叙利亚反对派关系密切。2011年10月，该组织领导人塔莫被刺;随后该运动陷入分裂，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逐渐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