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直到今天，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及两国其他公开报刊长篇累牍地重复着同样的话语：中朝两国唇齿相依、手足情长、休戚与共，中朝之间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是经历过战火考验的，中朝人民的传统友谊将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其实，对于几乎所有中国人来说，朝鲜是一个极为神秘的国家。这首先表现在朝鲜作为一个国家的封闭性——无论媒体的对外开放还是公民的对外接触，朝鲜都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封闭”国家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笔者在朝鲜的亲身经历与普通外国人一样，参观、游览、购物、旅行、歇息，无不在“保安”人员的严密包围和控制之中，给人的感觉是完全置身于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国度。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主流媒体关于对外关系的描述中，几十年一贯制，对朝鲜和中朝关系的评价始终保持着一种声音，即使在改革开放最活跃的年代，虽然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但在官方媒体上也很少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不仅在政治领域和外交领域，就是在学术界，对于朝鲜和中朝关系的评论，也是讳莫如深，人们大多竭力避免踏入这块是非之地。中国著名的中朝关系史专家杨昭全老先生在一篇论文中叹道：“遗憾的是，迄今我国尚无一部阐述当代中朝关系史的学术专著。”其结果，造成中国的决策机构及其研究人员长期以来对中朝关系的历史缺乏全面的、客观的和真实的了解，他们也和普通百姓一样，陷身于那个历史神话之中。

　　其实，在中、朝以外的国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美国及其他西方的学者为中朝关系的封闭性和神秘性所迷惑，往往是“雾里看花”，搞不清在处理东北亚问题时，中国是否能对朝鲜产生影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时候能够产生影响。

　　显然，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如果想要掌握中朝关系的现实走向，对中朝关系做出准确定位，从而制定一套比较合乎实际的对朝政策，毫无疑问，首先就要了解中朝关系的历史真相，就要知道中朝关系是如何走到今天的。退一步讲，即使没有任何对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现实关怀，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甚至如马克思所说是唯一的一门科学，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出于学术情怀，也有义务和责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目前的研究状况

　　然而，对于中朝关系的历史研究却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这种落差尤为明显。无论在中国还是国际学术界，冷战国际史早已成为一门显学，尤其是在外交和政治领域。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的研究最为深入，众所周知，自不必说。美苏关系、苏联与东欧各国关系、大国在第三世界的争夺等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其他领域如西欧、日本、印度、东南亚、非洲、拉美，都有研究者感兴趣。关于朝鲜问题，受到国际学界瞩目的就是朝鲜战争研究，应该说这二十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朝鲜战争之前及结束以后的朝鲜外交，特别是中朝关系，却长期少有问津。

　　其实，还在冷战期间，国际学术界对中朝关系历史的研究就是一个薄弱环节。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大多是韩国学者，而且主要是运用政治学的方法对当时中朝关系现状的分析及未来走向的推断。此期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其特点与中国类似，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政治性优于学术性，尽管与韩国学者相比，强调了对史料的运用，但分析方法以及结论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值得怀疑。从历史学角度对中朝关系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在笔者看来，这一时期有两本英文专著值得注意。美国亚拉巴马大学韩裔学者张清教授关注的是中苏分裂后(1958～1975年)，朝鲜如何利用中苏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玩弄平衡术，提升朝鲜的独立性，即在外交和意识形态方面倾向中国，同时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又谋取苏联的援助。韩国首尔国立大学金学俊教授则比较详细地考察了朝鲜战争期间和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中朝关系的变化。作者提出并试图解答的两个问题是：1950年之前中共与朝鲜关系很有限，为何会在关键时刻出兵援助朝鲜;而此后朝鲜是如何在中苏两个大国之间周旋而得以发展的。不过，这两部著作虽然都采用了历史学方法，但共同缺憾是，限于当时的条件，除了美国外交文件，作者所依据的史料都是中国和朝鲜的公开出版物。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的论文涉及中朝关系的历史，主要也是基于第二手资料的研究。

　　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朝核危机发生以来，东北亚问题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凸显，关注朝鲜问题以及中朝关系的学者也越来越多。不过，查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真正从历史学角度进行讨论的学者十分有限。到目前为止用英文、中文和韩文发表的讲述中朝关系和中国对朝鲜政策的论文，不胜枚举，但绝大部分都属于对国际关系的现状分析或政治学研究。讲到中朝关系历史的著作，值得关注的有1996年旅美韩国学者李在锦出版的《中国与朝鲜的变动关系》一书(英文)。该书分为战争、军事、外交、经济四章，对1950年代~1990年代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中国政策的变化，主要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中国国内政治和政策取向，中国对南北朝鲜动机和能力的认识，中国与苏联(俄国)、美国、日本的关系。2003年韩国学者李元烨在香港出版了中文专著《中美两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演进历程研究——从对抗走向协调(1945-2000)》，重点在中美关系，也从一个侧面讲述了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演变。作者认为，尽管经历了从宗藩体制向现代关系转变的过程，但由于历史的特殊性，中朝关系保持着一种“非常罕见的良性互动”。还有2009年韩国学者崔明海出版的专著《中朝同盟关系——不舒服的同居历史》(韩文)，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1961年的中朝同盟条约。作者指出，对中朝关系的解读应摆脱传统的共同应对外部威胁的视角，而强调中朝同盟关系的内部效用;中朝同盟不是一种为了应对共同外部威胁的合作体系，而是为了使对方国家未来不确定性最小化的管理规范体系。这些作者的看法和结论对于人们观察中朝关系的发展过程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不过，书中使用的都是公开出版物或间接史料，写作方法也偏重政治学，基本上没有对历史过程的详细描述。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俄罗斯以及原社会主义阵营东欧各国相关档案的陆续解密和披露，人们开始发现，以往对于朝鲜外交史及中朝关系史的叙事存在很多漏洞、缺陷、舛误、片面性和虚假性。因此，历史学研究者有责任承担起重新构建历史叙事的工作。

        由于大量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档案的披露，有关朝鲜历史以及朝鲜与苏联、东欧国家关系史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朝鲜劳动党八月事件、苏联和东欧国家对朝鲜的经济技术援助、苏联与朝鲜关系的变化、金日成主体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北朝鲜统一政策的演变等。在这些研究中，或多或少都涉及一些朝鲜与中国关系的历史。

　　专门讨论中朝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但也开始出现。

　　俄罗斯学者В.А.希恩在1998年出版了《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与朝鲜》一书，该书分五个阶段讲述了1949年至1979年中朝关系的历史，并勾画出中朝关系起伏的大体脉络。书中使用了大量的俄罗斯解密档案、中朝两国的公开文献以及各种回忆史料。但遗憾的是，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讨论的都是1980年代以后的情况，而对于真正可以作为“历史”[3]的那个时期的研究却过于简单，且议论和分析多于史实的描述。

　　韩国世宗研究所研究员李钟(曾任韩国统一部长官)于2000年出版了一部专著《中朝关系(1945-2000)》(韩文)。该书利用大量新史料讲述了抗日战争后期至20世纪末中朝关系的历史，在很多方面还原了中朝两国交往的历史面貌。书中较多使用了口述史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中国民间发现了1962年中朝边界谈判的相关文件，其中包括中朝边界问题会谈纪要、中朝边界条约正本以及1964年3月20日签订的中朝边界议定书。可以认为，这是冷战结束至今国际学术界最有价值的一部专门研究中朝关系的历史学著作。不过，该书未能利用后来披露的大量中国、俄罗斯和其他相关国家的档案文献。这也就是书中对朝鲜战争结束前的历史描述较为详尽，而其余部分(除边界问题)则是简单概述的原因。

　　除了专著，还有一些注重使用最新解密档案的专题论文问世。如德裔美国学者沙佛的两篇论文，运用德国及东欧国家的解密档案，讨论了朝鲜卷入中苏争端的过程，以及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朝关系变化的历史。中国学者余伟民以朝鲜劳动党内“延安派”干部的命运为线索，考察了1950年代中朝关系的变迁。成晓河则主要依靠最新开放的中国外交部档案，讨论了中朝关系在1960年代中苏分裂过程中的演变。美国学者亚当•卡思卡特研究了1945～1950年东北延边地区以朱德海为代表的朝鲜族居民对中共的支持以及他们在朝鲜革命和朝鲜战争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1950～1954年中朝之间在社会层面的交往，包括中国是如何接纳和安置朝鲜难民及逃到中国的朝鲜军人、培养朝鲜留学生、接待到中国演出的朝鲜文化团体以及对朝鲜战后重建的大力帮助等问题。

　　笔者曾广泛利用中国和俄罗斯的双边档案，从中苏关系和中朝关系的角度全面而详细地考察了朝鲜战争的起源、爆发和中国出兵的过程。在这一基础上，笔者发表专文讲述了在战争期间中朝两国领导人之间存在的严重分歧和尖锐矛盾。此外，还讨论了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中朝同盟关系建立和延续的过程、中朝边界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中国处理朝鲜族边民外逃的做法，以及中美关系和解对中朝关系的影响等问题。

　　总体来说，国际学界从历史学角度对中朝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不过，就研究所涉及的范围以及讨论的深度讲，还很难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领域。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毫无疑问首先是努力探寻和收集更为详实的史料。

　　三、关于史料的发掘

　　要了解中朝关系的历史真相，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着历史学家。而中国研究者首先需要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抛开困扰人们的现实语境，从原始档案入手，解构人们心目中已经存在的中朝关系的历史神话，在严肃、扎实和经过考证的史料基础上，重新建构有关中朝关系基本史实的历史叙事。因此，首要的问题是史料的发掘。

　　目前，涉及中朝关系的当事国档案及相关各国档案的解密和开放程度，虽然不尽人意，但仔细考察，作为研究的基础，其内容和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首先当然是中国档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自2004年开放以来，已经分三批解密了大量档案文件，期限到1965年底。其中，涉及朝鲜的卷宗共2424个，内容包括中朝两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外交部与驻朝使馆间的往来电报、外交部及相关机构有关朝鲜问题的情报资料汇编、处理中朝关系问题的一些规定和办法，以及驻朝使馆编写的工作报告和大事记等。这些原始文件，对于研究中朝关系的历史是不可或缺的。不过，目前中国外交部档案的开放有两个重大缺陷。其一，解密速度太慢，目前只到1965年，此后的档案(按照中国档案法规定至少可到1981年)何时解密，尚不得而知。其二，解密限制过多，凡是涉及中朝之间分歧、矛盾和冲突的档案，原则上均不予解密，而人们可以看到的档案，反映的都是中朝友好和亲密往来的内容。因此，如果单纯依靠中国的外交档案，研究者不仅会受到考察年限的制约，而且很可能会得出片面的结论。中国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外交档案开放的缺陷。中国地方档案的解密期一般都已到1980年代，有的甚至到1990年代。其内容主要包括：1.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朝鲜问题的政策规定，全局性的都会印发各省市，局部性的也会发到相关省市;2.凡参与对朝鲜进行经济技术援助或朝鲜访华代表团去过的各省市，均存有大量相关的报告、通报、总结等文件;3.有些涉及朝鲜的具体或特殊问题的省市，还存有不少与中央有关部门的往来函电，如四川省、陕西省和山西省档案馆收藏的有关流亡中国的朝鲜劳动党延安派干部生活状况的文件。

　　朝鲜的档案自然是封闭的，无人得见。研究者可以利用的，只有目前已经公开出版的资料，如朝鲜领导人的讲话和著作，朝鲜劳动党的历次会议文件，以及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理论刊物《勤劳者》及其他出版物。然而，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程度极为有限，研究者在使用时必须谨慎小心，否则必定落入“陷阱”。此外，正如俄裔韩国学者兰科夫指出的，阅读朝鲜的报刊资料，需要对朝鲜政治和党的术语有深入的了解，并掌握其中的奥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朝鲜外交政策及其内部情况的了解，只能通过和其交往的国家的档案资料。

　　事实上，在俄罗斯、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等与朝鲜交往密切的原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解密档案中，涉及朝鲜和中朝关系的内容非常丰富。最近几年来，这些国家档案的解密，不仅使研究者得以看到许多朝鲜政策的制定过程及变化情况，而且可以填补中国外交档案在中朝关系问题上“报喜不报忧”的缺憾。例如，关于1956年八月事件前后中朝关系几近分裂状态的情况，如果没有大量俄罗斯的解密档案，人们是很难了解其内幕的。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朝鲜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以及中朝关系的变化过程，因为关于这一时期中朝关系的俄罗斯档案和中国档案均未解密，就只能依靠东欧各国档案提供的众多信息才能得以把握。至于如何克服阅读东欧各国档案在语言方面的障碍，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和北朝鲜国际文献项目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不仅组织专家对大量东欧各国档案进行挑选，而且还把其中相当一部分重要文件翻译成英文，以利于各国学者利用。

　　在冷战时期，中朝关系无疑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因此，利用原社会主义国家各国档案对其进行观察和分析，自然是研究者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来自铁幕另一边国家的档案文献也并非不重要，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涉及韩国档案和美国档案。韩国外交史料馆的开放，为研究者提供了观察朝鲜外交政策和中朝关系的完全不同的视角和史料来源。特别是从1960年代后半期开始，这里不仅保存着大量关于朝鲜外交关系的卷宗，而且每年都有专门的朝鲜与中共关系的卷宗。此外，朝韩关系也是影响中朝关系的重要因素，而韩国外交档案有关朝韩双方接触、交涉、谈判等情况的记录，就成为目前了解这一背景独一无二的原始档案。美国档案的解密和开放，在世界上大概是最规范、最及时的。对于中朝关系，美国档案馆当然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但是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情报研究所的情报评估和分析报告，却是不可不读的珍贵史料。尽管这些报告基本上是依据报刊杂志或其他公开的信息成就的，但其观察之细微，分析之精到，不仅可以启发思路，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间接史料。[8]还有，在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和解的过程中，中国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考虑及其做法，无疑对中朝关系有重大影响，而在这方面，目前主要依靠的只能是美国最新解密外交文件尼克松卷宗及其他外交档案。

　　在此值得提及，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正在申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的资助，目标就是整理、翻译和出版涉及冷战时期中朝关系的国外档案。目前，这项工作进展顺利，收集和整理阶段基本结束，翻译工作也在进行当中。

　　口述史料的利用对于历史研究也十分重要，特别是在档案文献短缺的情况下。对于像朝鲜这样一个“神秘国家”，单凭公开信息和文字资料是很难了解的。由于背景复杂和文化差异，有时甚至很难进入文献的语境。在这种情况下，对当事人的采访及其回忆录的利用就是不可缺少的。韩国学者对于北朝鲜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泛利用“脱北者”(defector，即从朝鲜逃离者)的口述和回忆资料，对中朝关系的研究也是如此。前述李钟的专著，就大量使用了对当事人采访的记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1991年采访了曾经担任朝鲜内务相和职业总同盟(即总工会)委员长的徐辉和原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委员长洪淳宽。重要的是此二人在1956年八月事件后逃亡中国，此后一直在中国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曲折经历就是一部中朝关系的晴雨表。

　　四、对若干问题的思考

　　在冷战时期中朝关系的历史中，确有一系列的谜团没有解开，还有很多现象需要解释。例如：

　　——在国共内战期间，特别是东北内战时期，朝鲜曾给予中共重大援助，但是为什么中共中央与朝鲜劳动党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很多中共领导干部甚至不知道金日成是何许人也?

　　——早在1949年夏天斯大林就决定把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交给中共，毛泽东对此也欣然接受，但是为什么在中共中央为亚洲各国共产党举办的“学习组”或马列学院中，唯独没有朝鲜党的干部?

　　——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始终积极主张出兵朝鲜，甚至在美军越过三八线、苏联拒绝出动空军等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力排众议，毅然决定派兵入朝，其初衷除了对中苏同盟的考虑，还有没有想到朝鲜问题?

　　——朝鲜战争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当战后金日成上门求援时，为什么中国提供的资金和物质援助在数量上却大大超过了在战争中处于二线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战后对朝援助的总额?

　　——金日成1955年底提出主体思想和批判“事大主义”的背景和核心内容是什么，针对的目标是苏联还是中国，或者两者都在其中?

　　——1956年朝鲜劳动党发生内乱，金日成索要逃亡中国的延安派干部，毛泽东大发雷霆，一反常态地对朝鲜内政进行干涉，原因何在?

　　——1958年中国全部撤回驻朝志愿军部队的动议是如何提出的，难道其目的就是像当时人们理解的那样，为了政治宣传和逼迫驻韩国美军撤退?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金日成就提出要与中国结盟，但为什么中朝同盟条约在战争结束八年后才迟迟签订，而且是与苏朝同盟条约同时签订?

　　——稍微了解一些当代史的中国人几乎都知道1962年新疆边民大规模外逃的“伊塔事件”，但有多少人听说过与此同时在东北地区发生的人数更多、时间更长的朝鲜族居民非法越境向朝鲜移民的事件?

　　——1962年中朝边界条约谈判和签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中朝之间争执了上百年的长白山和天池归属问题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解决了?

　　——毛泽东三番五次对金日成讲，中国东北就是朝鲜的大后方，将来就交给朝鲜来打理，其用意究竟是什么，金日成对此作何反应?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处于外交政策失控、对外关系孤立的情况下，其间中朝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何在，两国领导人是怎样考虑的?

　　——在中美关系缓和的秘密谈判中，朝鲜问题处于何种地位，周恩来是如何解除金日成的顾虑，又是怎样满足朝鲜的要求的?

　　——在毛泽东晚年，朝鲜在全世界大力宣扬、推崇主体思想和金日成主义，并提出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其目标何在?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笔者对所收集的史料进行初步梳理和研究后，对于中朝关系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形成了一个思路，在此提出，就教于学界同行：

　　自从19世纪末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结束以后，朝鲜和中国便成为同命相连的两个国家，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很久，即20世纪初期，中国和朝鲜共产党人之间已经建立了联系。而这种关系的性质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制约了后来中朝两国关系的走向。由于朝鲜作为国家已不复存在，不仅其革命志士的抗日斗争战场主要集中在中国土地上，而且朝鲜共产党员后来也不得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尤其是在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的复杂局面，使得斯大林在谋划苏联战后在亚洲的战略利益时，没有把中共作为合作对象，而为了控制朝鲜半岛则把朝鲜共产主义者培养成苏联的代理人。中朝两国共产党人的直接联系由此中断了一个时期。

　　战后不久出现的美苏对抗局面及冷战在欧洲的爆发，迫使斯大林在亚洲也采取了相应的强硬立场。于是，朝鲜半岛分裂的结局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和苏联占领军开始扶植金日成建立朝鲜劳动党和北方的单独国家，金日成是斯大林栽下的一棵“小树”。由于担心刺激美国，苏联占领军拒绝在中共领导下的朝鲜武装力量回国，迫使朝鲜义勇军加入中共的革命队伍，这在客观上帮助了中共夺取东北政权的斗争。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苏联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在国共东北内战中，斯大林又通过朝鲜(还有苏联占领的旅大地区)对中共实施了有力和有效的援助。然而，朝鲜却一直在苏联的直接控制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便有意发动亚洲革命，并设想成立东方情报局(又称亚洲情报局)。尽管斯大林同意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亚洲革命，却无意放手对朝鲜的控制。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后，立即在地中南海办起了马列主义学习班和党校，培训亚洲各国革命力量。亚洲各国共产党均派出领导成员，分批参加学习，唯独朝鲜劳动党不在其内。在此期间，中朝关系一直受到中苏关系的制约，中共中央与朝鲜劳动党仍然没有建立直接的联系，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朝鲜是否应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金日成都不得不请示斯大林，以获取批准。

　　对于金日成和斯大林决意发动的战争，毛泽东心有不满，但还是表示完全支持，并在战争爆发后主张中国及早参战，以结束战争。斯大林在联合国军开始向三八线以北推进的危急关头，不得不请中国出兵作战。毛泽东在苏联拒绝出动空军的困难条件下，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其内心的深层考虑，一则为挽救和巩固中苏同盟关系，以稳定新生政权的根基，一则为保护和帮助金日成，以承担起亚洲革命领导者的责任。战争时期，在广泛宣传的“唇齿相依”、“亲密无间”的友谊背后，中朝两国领导层之间争端不断，冲突迭起，关系十分紧张。在军队的指挥权问题上，彭德怀坚持中朝军队必须统一领导和调动，金日成却始终不愿放弃对朝鲜人民军的控制权。在越过三八线后是否继续南进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彭德怀主张全军停止进攻，全面休整，金日成和苏联顾问却要“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把美军赶出朝鲜半岛。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金日成提出将朝鲜铁路的管理权收归交通省，而周恩来和彭德怀则坚持继续实行军管。朝鲜停战谈判久议不决，金日成请求中国同意接受美国的条件，尽早实现停战，毛泽东却反过来劝告朝鲜应采取强硬立场，与美国周旋到底。所有这些争议最后都是由莫斯科拍板解决的。尽管此前朝鲜一直仰仗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在战争期间中国因其所处地位往往起到主导作用，所以，面对中朝之间的重大分歧和矛盾，斯大林毫无例外地都支持了毛泽东。由此，对朝鲜问题的主动权实际上已逐渐转移到毛泽东手里，而在金日成的心理上却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中国人的确为朝鲜流了很多血，但并未在中朝领导人和两国之间凝成真正的友谊。

　　斯大林的去世和朝鲜战争结束，使得苏朝关系和中朝关系开始悄然发生变化。苏联新领导人把领导和组织亚洲革命的责任实实在在地让给了中国，毛泽东心安理得，欣然接受。为了安抚金日成，在战后继续保持中国对朝鲜问题的发言权和主导作用，毛泽东决定给予朝鲜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朝鲜的战后重建工作，主要是在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下完成的。中国虽然经济实力远不如苏联，且自身亦在战争中遭受严重损失，但援助朝鲜的力度却大大超过苏联。金日成对此十分满意，但在公开场合强调的则是“自力更生”，很少谈及中国和苏联的援助。为了保持朝鲜的独立性，金日成提出主体思想，反对事大主义，并利用各种借口和手段，打击和排挤劳动党内的莫斯科派和延安派干部。苏共二十大以后，金日成不愿接受莫斯科的新方针。延安派干部联合莫斯科派，试图利用苏共的不满展开对金日成的批判，以迫使其改变方针。但金日成事先得到消息，便采取种种办法控制了局面。在1956年8月底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金日成将反对派主要成员打成反党集团，撤职查办，延安派部分干部逃亡中国。毛泽东对此十分恼怒，与苏共代表团商量后派米高扬和彭德怀率团赴平壤，强迫金日成收回成命。金日成在北京和莫斯科的高压下被迫承认错误，但内心并不接受。中朝关系由此陷入严重危机。

　　1956年10月爆发的波匈事件震动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在中共和苏共把注意力集中在东欧的时候，金日成乘机在国内排除异己，特别是亲华派势力，甚至试图排除中国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发言权。毛泽东对此无法容忍，曾决心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甚至考虑不惜利用在朝志愿军采取极端手段。然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没有支持毛泽东的强硬立场。另一方面，在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后，中共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和威望日益崛起，逐渐成为在国际共运中与苏共平起平坐的领导者。当中苏矛盾逐渐显化后，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建立中国在国际共运中的优势，毛泽东改变了对朝鲜的态度，转而采取怀柔政策。1957年底毛泽东当面向金日成承认错误，并表示同意其国内政策，愿意把逃亡的延安派干部送回国，甚至主动提出全部撤回在朝志愿军。中朝关系由此得以恢复。此时，金日成已无所顾忌，继续进行党内清洗，并在朝鲜树立其个人绝对权威。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金日成派人前往参观学习，并在朝鲜开始了“千里马”运动，效仿中国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全民皆兵等。毛泽东意气风发，再次向朝鲜提供大规模经济技术援助。在中朝携手并进的欢乐声中，毛泽东与金日成讨论了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为了进一步让金日成放心，中共改变了对逃亡中国的延安派干部的态度。昔日的座上宾，如今被疏散到内地，受到严密控制和监视，有的甚至成为阶下囚。

　　随着中苏分歧不断加深，朝鲜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中共和苏共都纷纷向其示好。中国在国内经济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向朝鲜提供了急需的大量粮食;赫鲁晓夫则不动声色地向金日成出示了毛泽东1956年11月严厉指责金日成的谈话记录。金日成在北京与莫斯科之间搞外交平衡，两边讨好，左右逢源，在1961年同时与苏联和中国分别签订了同盟条约，取得了众多援助和好处。为了拉住平壤，在无力继续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的情况下，中国从维护中朝关系的政治考虑出发，在处理朝鲜侨民和东北朝鲜族边民跨境流动的问题时，无视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发生社会动荡的严重后果，一味迁就、让步，依从朝鲜的主张。金日成得寸进尺，乘机提出解决中朝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纠纷问题。面临困境的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把历史上一直处于中国境内的长白山主峰和大半部天池划给了朝鲜。此外，毛泽东还一再表示，中国东北就是朝鲜的后方，一旦发生战争便交给朝鲜管理。另一方面，由于赫鲁晓夫坚持的和平共处对外方针有违朝鲜的外交取向，加上苏联对外援助大大减少，朝鲜在中苏争斗的过程中，逐渐倒向毛泽东，积极加入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中共与朝鲜劳动党关系由此渐入佳境，并达到最高峰。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调整了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一改赫鲁晓夫时期的做法，加大对朝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力度，金日成对苏联的态度随之缓和。接着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一度失控，极“左”的外交路线把朝鲜劳动党也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红卫兵又在中朝边界制造了一系列麻烦，引起金日成极大不满，中朝关系由此再次陷入低谷。1968～1969年，朝鲜派突击队员前往青瓦台刺杀韩国总统朴正熙，扣押美国“普韦布洛”号间谍船及其船员，击落美国海军EC-121大型侦察机，半岛局势骤然紧张，美国对朝鲜政策趋于强硬。为此，朝鲜需要得到邻邦中国的强力支持，因而希望缓和对华关系。与此同时，珍宝岛武装冲突导致中苏关系进入冰点，中国有意消除和其他边境国家关系紧张的状态，并迫切需要修复与朝鲜的关系。1969年10月，崔庸健意外地突然收到访华邀请，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1970年4月，周恩来再次访问平壤，且受到热烈欢迎，中共与朝鲜劳动党关系又逐渐恢复友好状态。不过，金日成并未因此放弃与苏联的关系，而且继续设法寻求来自莫斯科的援助。

　　越南战争升级导致中国南部边境局势紧张，中苏军事冲突又使得中国北部地区遭受极大压力，为了改变两面受敌的困境，毛泽东决定调整外交战略，与美国缓和关系。中美关系和解令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感到不满，他们逐渐与中国拉开距离，并相继站到反华的立场上。中国被排挤出社会主义阵营后仅存的少数盟友，只剩下一个朝鲜。为了拢住朝鲜，周恩来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后，首先赶到平壤进行解释。中国在与美国交往的过程中，始终维护朝鲜的利益，尽量满足朝鲜的要求，不仅坚持提出要美国从韩国撤军，而且在返回联合国后，积极倡导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毛泽东在晚年调整国际战略，试图通过三个世界的划分，转而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路人，为此大规模组织对外经济援助。由于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朝鲜不仅再次成为最主要的受援国，而且逐步掌握了中朝关系的话语权。越南战争的结果鼓励了平壤，金日成有意在朝鲜半岛再次发动革命，并以武力解决朝鲜统一问题。此议在中国受到冷遇，朝鲜认为苏联和中国的革命意志都已经衰退，世界将进入以主体思想和金日成主义为主导的新时代。继毛泽东之后，金日成想要成为新一代的世界革命领袖。

　　1980年代的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的中朝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梳理和解读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中朝关系演变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

　　1.从斯大林战后对苏联在亚洲战略利益的设计看，北朝鲜是莫斯科必须实行有效控制的地区之一。因此，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金日成是斯大林栽下的“一棵小树”。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为了拉住朝鲜，继续进行扶植，使其长大成材。

　　2.中国出兵朝鲜的结果之一，就是取得了对朝鲜问题的话语权和主动权，而在斯大林去世和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逐渐改变了其苏联卫星国的地位和形象。但与此同时，朝鲜争取独立地位的斗争矛头也开始转向中国。

　　3.在中苏关系长期紧张和恶化的过程中，朝鲜左右逢源，两边获利。在中朝交往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朝鲜都可以保持主动地位，而在发生分歧、冲突和危机的时候，基本都是中国首先表现出和解姿态，并做出让步。

　　4.中朝关系几十年的发展并非如双方宣传的那样表现为“永恒的友谊”，而是冷暖无常，变幻莫测。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一样，中朝同盟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尽管在表面看来平静如水。

　　对于上述现象的解释，笔者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处理中朝关系时的出发点是传统的中央王朝观念和外来的世界革命理念，把包括朝鲜在内的周边国家都视为同一阵营或可能联盟中的被领导者，而金日成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谋求朝鲜的独立地位和个人的独裁统治。因此，在冷战时期，中朝两国表面上是同盟关系，但其对外政策的基点和取向从根本上就是对立的。在更深的层次上，中朝国家关系的症结与历史上的中苏关系一样，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结构性弊病——这种关系不是现代国家的正常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直到今天，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及两国其他公开报刊长篇累牍地重复着同样的话语：中朝两国唇齿相依、手足情长、休戚与共，中朝之间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是经历过战火考验的，中朝人民的传统友谊将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其实，对于几乎所有中国人来说，朝鲜是一个极为神秘的国家。这首先表现在朝鲜作为一个国家的封闭性——无论媒体的对外开放还是公民的对外接触，朝鲜都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封闭”国家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笔者在朝鲜的亲身经历与普通外国人一样，参观、游览、购物、旅行、歇息，无不在“保安”人员的严密包围和控制之中，给人的感觉是完全置身于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国度。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主流媒体关于对外关系的描述中，几十年一贯制，对朝鲜和中朝关系的评价始终保持着一种声音，即使在改革开放最活跃的年代，虽然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但在官方媒体上也很少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不仅在政治领域和外交领域，就是在学术界，对于朝鲜和中朝关系的评论，也是讳莫如深，人们大多竭力避免踏入这块是非之地。中国著名的中朝关系史专家杨昭全老先生在一篇论文中叹道：“遗憾的是，迄今我国尚无一部阐述当代中朝关系史的学术专著。”其结果，造成中国的决策机构及其研究人员长期以来对中朝关系的历史缺乏全面的、客观的和真实的了解，他们也和普通百姓一样，陷身于那个历史神话之中。

　　其实，在中、朝以外的国度，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美国及其他西方的学者为中朝关系的封闭性和神秘性所迷惑，往往是“雾里看花”，搞不清在处理东北亚问题时，中国是否能对朝鲜产生影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时候能够产生影响。

　　显然，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如果想要掌握中朝关系的现实走向，对中朝关系做出准确定位，从而制定一套比较合乎实际的对朝政策，毫无疑问，首先就要了解中朝关系的历史真相，就要知道中朝关系是如何走到今天的。退一步讲，即使没有任何对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现实关怀，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甚至如马克思所说是唯一的一门科学，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出于学术情怀，也有义务和责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目前的研究状况

　　然而，对于中朝关系的历史研究却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这种落差尤为明显。无论在中国还是国际学术界，冷战国际史早已成为一门显学，尤其是在外交和政治领域。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的研究最为深入，众所周知，自不必说。美苏关系、苏联与东欧各国关系、大国在第三世界的争夺等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其他领域如西欧、日本、印度、东南亚、非洲、拉美，都有研究者感兴趣。关于朝鲜问题，受到国际学界瞩目的就是朝鲜战争研究，应该说这二十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朝鲜战争之前及结束以后的朝鲜外交，特别是中朝关系，却长期少有问津。

　　其实，还在冷战期间，国际学术界对中朝关系历史的研究就是一个薄弱环节。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大多是韩国学者，而且主要是运用政治学的方法对当时中朝关系现状的分析及未来走向的推断。此期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其特点与中国类似，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政治性优于学术性，尽管与韩国学者相比，强调了对史料的运用，但分析方法以及结论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值得怀疑。从历史学角度对中朝关系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在笔者看来，这一时期有两本英文专著值得注意。美国亚拉巴马大学韩裔学者张清教授关注的是中苏分裂后(1958～1975年)，朝鲜如何利用中苏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玩弄平衡术，提升朝鲜的独立性，即在外交和意识形态方面倾向中国，同时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又谋取苏联的援助。韩国首尔国立大学金学俊教授则比较详细地考察了朝鲜战争期间和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中朝关系的变化。作者提出并试图解答的两个问题是：1950年之前中共与朝鲜关系很有限，为何会在关键时刻出兵援助朝鲜;而此后朝鲜是如何在中苏两个大国之间周旋而得以发展的。不过，这两部著作虽然都采用了历史学方法，但共同缺憾是，限于当时的条件，除了美国外交文件，作者所依据的史料都是中国和朝鲜的公开出版物。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的论文涉及中朝关系的历史，主要也是基于第二手资料的研究。

　　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朝核危机发生以来，东北亚问题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凸显，关注朝鲜问题以及中朝关系的学者也越来越多。不过，查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真正从历史学角度进行讨论的学者十分有限。到目前为止用英文、中文和韩文发表的讲述中朝关系和中国对朝鲜政策的论文，不胜枚举，但绝大部分都属于对国际关系的现状分析或政治学研究。讲到中朝关系历史的著作，值得关注的有1996年旅美韩国学者李在锦出版的《中国与朝鲜的变动关系》一书(英文)。该书分为战争、军事、外交、经济四章，对1950年代~1990年代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中国政策的变化，主要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中国国内政治和政策取向，中国对南北朝鲜动机和能力的认识，中国与苏联(俄国)、美国、日本的关系。2003年韩国学者李元烨在香港出版了中文专著《中美两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演进历程研究——从对抗走向协调(1945-2000)》，重点在中美关系，也从一个侧面讲述了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演变。作者认为，尽管经历了从宗藩体制向现代关系转变的过程，但由于历史的特殊性，中朝关系保持着一种“非常罕见的良性互动”。还有2009年韩国学者崔明海出版的专著《中朝同盟关系——不舒服的同居历史》(韩文)，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1961年的中朝同盟条约。作者指出，对中朝关系的解读应摆脱传统的共同应对外部威胁的视角，而强调中朝同盟关系的内部效用;中朝同盟不是一种为了应对共同外部威胁的合作体系，而是为了使对方国家未来不确定性最小化的管理规范体系。这些作者的看法和结论对于人们观察中朝关系的发展过程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不过，书中使用的都是公开出版物或间接史料，写作方法也偏重政治学，基本上没有对历史过程的详细描述。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俄罗斯以及原社会主义阵营东欧各国相关档案的陆续解密和披露，人们开始发现，以往对于朝鲜外交史及中朝关系史的叙事存在很多漏洞、缺陷、舛误、片面性和虚假性。因此，历史学研究者有责任承担起重新构建历史叙事的工作。

        由于大量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档案的披露，有关朝鲜历史以及朝鲜与苏联、东欧国家关系史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朝鲜劳动党八月事件、苏联和东欧国家对朝鲜的经济技术援助、苏联与朝鲜关系的变化、金日成主体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北朝鲜统一政策的演变等。在这些研究中，或多或少都涉及一些朝鲜与中国关系的历史。

　　专门讨论中朝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但也开始出现。

　　俄罗斯学者В.А.希恩在1998年出版了《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与朝鲜》一书，该书分五个阶段讲述了1949年至1979年中朝关系的历史，并勾画出中朝关系起伏的大体脉络。书中使用了大量的俄罗斯解密档案、中朝两国的公开文献以及各种回忆史料。但遗憾的是，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讨论的都是1980年代以后的情况，而对于真正可以作为“历史”[3]的那个时期的研究却过于简单，且议论和分析多于史实的描述。

　　韩国世宗研究所研究员李钟(曾任韩国统一部长官)于2000年出版了一部专著《中朝关系(1945-2000)》(韩文)。该书利用大量新史料讲述了抗日战争后期至20世纪末中朝关系的历史，在很多方面还原了中朝两国交往的历史面貌。书中较多使用了口述史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中国民间发现了1962年中朝边界谈判的相关文件，其中包括中朝边界问题会谈纪要、中朝边界条约正本以及1964年3月20日签订的中朝边界议定书。可以认为，这是冷战结束至今国际学术界最有价值的一部专门研究中朝关系的历史学著作。不过，该书未能利用后来披露的大量中国、俄罗斯和其他相关国家的档案文献。这也就是书中对朝鲜战争结束前的历史描述较为详尽，而其余部分(除边界问题)则是简单概述的原因。

　　除了专著，还有一些注重使用最新解密档案的专题论文问世。如德裔美国学者沙佛的两篇论文，运用德国及东欧国家的解密档案，讨论了朝鲜卷入中苏争端的过程，以及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朝关系变化的历史。中国学者余伟民以朝鲜劳动党内“延安派”干部的命运为线索，考察了1950年代中朝关系的变迁。成晓河则主要依靠最新开放的中国外交部档案，讨论了中朝关系在1960年代中苏分裂过程中的演变。美国学者亚当•卡思卡特研究了1945～1950年东北延边地区以朱德海为代表的朝鲜族居民对中共的支持以及他们在朝鲜革命和朝鲜战争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1950～1954年中朝之间在社会层面的交往，包括中国是如何接纳和安置朝鲜难民及逃到中国的朝鲜军人、培养朝鲜留学生、接待到中国演出的朝鲜文化团体以及对朝鲜战后重建的大力帮助等问题。

　　笔者曾广泛利用中国和俄罗斯的双边档案，从中苏关系和中朝关系的角度全面而详细地考察了朝鲜战争的起源、爆发和中国出兵的过程。在这一基础上，笔者发表专文讲述了在战争期间中朝两国领导人之间存在的严重分歧和尖锐矛盾。此外，还讨论了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中朝同盟关系建立和延续的过程、中朝边界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中国处理朝鲜族边民外逃的做法，以及中美关系和解对中朝关系的影响等问题。

　　总体来说，国际学界从历史学角度对中朝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不过，就研究所涉及的范围以及讨论的深度讲，还很难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领域。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毫无疑问首先是努力探寻和收集更为详实的史料。

　　三、关于史料的发掘

　　要了解中朝关系的历史真相，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着历史学家。而中国研究者首先需要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抛开困扰人们的现实语境，从原始档案入手，解构人们心目中已经存在的中朝关系的历史神话，在严肃、扎实和经过考证的史料基础上，重新建构有关中朝关系基本史实的历史叙事。因此，首要的问题是史料的发掘。

　　目前，涉及中朝关系的当事国档案及相关各国档案的解密和开放程度，虽然不尽人意，但仔细考察，作为研究的基础，其内容和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首先当然是中国档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自2004年开放以来，已经分三批解密了大量档案文件，期限到1965年底。其中，涉及朝鲜的卷宗共2424个，内容包括中朝两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外交部与驻朝使馆间的往来电报、外交部及相关机构有关朝鲜问题的情报资料汇编、处理中朝关系问题的一些规定和办法，以及驻朝使馆编写的工作报告和大事记等。这些原始文件，对于研究中朝关系的历史是不可或缺的。不过，目前中国外交部档案的开放有两个重大缺陷。其一，解密速度太慢，目前只到1965年，此后的档案(按照中国档案法规定至少可到1981年)何时解密，尚不得而知。其二，解密限制过多，凡是涉及中朝之间分歧、矛盾和冲突的档案，原则上均不予解密，而人们可以看到的档案，反映的都是中朝友好和亲密往来的内容。因此，如果单纯依靠中国的外交档案，研究者不仅会受到考察年限的制约，而且很可能会得出片面的结论。中国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外交档案开放的缺陷。中国地方档案的解密期一般都已到1980年代，有的甚至到1990年代。其内容主要包括：1.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朝鲜问题的政策规定，全局性的都会印发各省市，局部性的也会发到相关省市;2.凡参与对朝鲜进行经济技术援助或朝鲜访华代表团去过的各省市，均存有大量相关的报告、通报、总结等文件;3.有些涉及朝鲜的具体或特殊问题的省市，还存有不少与中央有关部门的往来函电，如四川省、陕西省和山西省档案馆收藏的有关流亡中国的朝鲜劳动党延安派干部生活状况的文件。

　　朝鲜的档案自然是封闭的，无人得见。研究者可以利用的，只有目前已经公开出版的资料，如朝鲜领导人的讲话和著作，朝鲜劳动党的历次会议文件，以及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理论刊物《勤劳者》及其他出版物。然而，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程度极为有限，研究者在使用时必须谨慎小心，否则必定落入“陷阱”。此外，正如俄裔韩国学者兰科夫指出的，阅读朝鲜的报刊资料，需要对朝鲜政治和党的术语有深入的了解，并掌握其中的奥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对于朝鲜外交政策及其内部情况的了解，只能通过和其交往的国家的档案资料。

　　事实上，在俄罗斯、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等与朝鲜交往密切的原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解密档案中，涉及朝鲜和中朝关系的内容非常丰富。最近几年来，这些国家档案的解密，不仅使研究者得以看到许多朝鲜政策的制定过程及变化情况，而且可以填补中国外交档案在中朝关系问题上“报喜不报忧”的缺憾。例如，关于1956年八月事件前后中朝关系几近分裂状态的情况，如果没有大量俄罗斯的解密档案，人们是很难了解其内幕的。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朝鲜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以及中朝关系的变化过程，因为关于这一时期中朝关系的俄罗斯档案和中国档案均未解密，就只能依靠东欧各国档案提供的众多信息才能得以把握。至于如何克服阅读东欧各国档案在语言方面的障碍，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和北朝鲜国际文献项目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不仅组织专家对大量东欧各国档案进行挑选，而且还把其中相当一部分重要文件翻译成英文，以利于各国学者利用。

　　在冷战时期，中朝关系无疑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因此，利用原社会主义国家各国档案对其进行观察和分析，自然是研究者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来自铁幕另一边国家的档案文献也并非不重要，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涉及韩国档案和美国档案。韩国外交史料馆的开放，为研究者提供了观察朝鲜外交政策和中朝关系的完全不同的视角和史料来源。特别是从1960年代后半期开始，这里不仅保存着大量关于朝鲜外交关系的卷宗，而且每年都有专门的朝鲜与中共关系的卷宗。此外，朝韩关系也是影响中朝关系的重要因素，而韩国外交档案有关朝韩双方接触、交涉、谈判等情况的记录，就成为目前了解这一背景独一无二的原始档案。美国档案的解密和开放，在世界上大概是最规范、最及时的。对于中朝关系，美国档案馆当然没有直接的文献证据，但是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情报研究所的情报评估和分析报告，却是不可不读的珍贵史料。尽管这些报告基本上是依据报刊杂志或其他公开的信息成就的，但其观察之细微，分析之精到，不仅可以启发思路，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间接史料。[8]还有，在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和解的过程中，中国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考虑及其做法，无疑对中朝关系有重大影响，而在这方面，目前主要依靠的只能是美国最新解密外交文件尼克松卷宗及其他外交档案。

　　在此值得提及，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正在申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的资助，目标就是整理、翻译和出版涉及冷战时期中朝关系的国外档案。目前，这项工作进展顺利，收集和整理阶段基本结束，翻译工作也在进行当中。

　　口述史料的利用对于历史研究也十分重要，特别是在档案文献短缺的情况下。对于像朝鲜这样一个“神秘国家”，单凭公开信息和文字资料是很难了解的。由于背景复杂和文化差异，有时甚至很难进入文献的语境。在这种情况下，对当事人的采访及其回忆录的利用就是不可缺少的。韩国学者对于北朝鲜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泛利用“脱北者”(defector，即从朝鲜逃离者)的口述和回忆资料，对中朝关系的研究也是如此。前述李钟的专著，就大量使用了对当事人采访的记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1991年采访了曾经担任朝鲜内务相和职业总同盟(即总工会)委员长的徐辉和原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委员长洪淳宽。重要的是此二人在1956年八月事件后逃亡中国，此后一直在中国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曲折经历就是一部中朝关系的晴雨表。

　　四、对若干问题的思考

　　在冷战时期中朝关系的历史中，确有一系列的谜团没有解开，还有很多现象需要解释。例如：

　　——在国共内战期间，特别是东北内战时期，朝鲜曾给予中共重大援助，但是为什么中共中央与朝鲜劳动党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很多中共领导干部甚至不知道金日成是何许人也?

　　——早在1949年夏天斯大林就决定把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交给中共，毛泽东对此也欣然接受，但是为什么在中共中央为亚洲各国共产党举办的“学习组”或马列学院中，唯独没有朝鲜党的干部?

　　——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始终积极主张出兵朝鲜，甚至在美军越过三八线、苏联拒绝出动空军等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力排众议，毅然决定派兵入朝，其初衷除了对中苏同盟的考虑，还有没有想到朝鲜问题?

　　——朝鲜战争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当战后金日成上门求援时，为什么中国提供的资金和物质援助在数量上却大大超过了在战争中处于二线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战后对朝援助的总额?

　　——金日成1955年底提出主体思想和批判“事大主义”的背景和核心内容是什么，针对的目标是苏联还是中国，或者两者都在其中?

　　——1956年朝鲜劳动党发生内乱，金日成索要逃亡中国的延安派干部，毛泽东大发雷霆，一反常态地对朝鲜内政进行干涉，原因何在?

　　——1958年中国全部撤回驻朝志愿军部队的动议是如何提出的，难道其目的就是像当时人们理解的那样，为了政治宣传和逼迫驻韩国美军撤退?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金日成就提出要与中国结盟，但为什么中朝同盟条约在战争结束八年后才迟迟签订，而且是与苏朝同盟条约同时签订?

　　——稍微了解一些当代史的中国人几乎都知道1962年新疆边民大规模外逃的“伊塔事件”，但有多少人听说过与此同时在东北地区发生的人数更多、时间更长的朝鲜族居民非法越境向朝鲜移民的事件?

　　——1962年中朝边界条约谈判和签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中朝之间争执了上百年的长白山和天池归属问题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解决了?

　　——毛泽东三番五次对金日成讲，中国东北就是朝鲜的大后方，将来就交给朝鲜来打理，其用意究竟是什么，金日成对此作何反应?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处于外交政策失控、对外关系孤立的情况下，其间中朝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何在，两国领导人是怎样考虑的?

　　——在中美关系缓和的秘密谈判中，朝鲜问题处于何种地位，周恩来是如何解除金日成的顾虑，又是怎样满足朝鲜的要求的?

　　——在毛泽东晚年，朝鲜在全世界大力宣扬、推崇主体思想和金日成主义，并提出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其目标何在?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笔者对所收集的史料进行初步梳理和研究后，对于中朝关系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形成了一个思路，在此提出，就教于学界同行：

　　自从19世纪末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结束以后，朝鲜和中国便成为同命相连的两个国家，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很久，即20世纪初期，中国和朝鲜共产党人之间已经建立了联系。而这种关系的性质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制约了后来中朝两国关系的走向。由于朝鲜作为国家已不复存在，不仅其革命志士的抗日斗争战场主要集中在中国土地上，而且朝鲜共产党员后来也不得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尤其是在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的复杂局面，使得斯大林在谋划苏联战后在亚洲的战略利益时，没有把中共作为合作对象，而为了控制朝鲜半岛则把朝鲜共产主义者培养成苏联的代理人。中朝两国共产党人的直接联系由此中断了一个时期。

　　战后不久出现的美苏对抗局面及冷战在欧洲的爆发，迫使斯大林在亚洲也采取了相应的强硬立场。于是，朝鲜半岛分裂的结局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和苏联占领军开始扶植金日成建立朝鲜劳动党和北方的单独国家，金日成是斯大林栽下的一棵“小树”。由于担心刺激美国，苏联占领军拒绝在中共领导下的朝鲜武装力量回国，迫使朝鲜义勇军加入中共的革命队伍，这在客观上帮助了中共夺取东北政权的斗争。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苏联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在国共东北内战中，斯大林又通过朝鲜(还有苏联占领的旅大地区)对中共实施了有力和有效的援助。然而，朝鲜却一直在苏联的直接控制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便有意发动亚洲革命，并设想成立东方情报局(又称亚洲情报局)。尽管斯大林同意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亚洲革命，却无意放手对朝鲜的控制。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后，立即在地中南海办起了马列主义学习班和党校，培训亚洲各国革命力量。亚洲各国共产党均派出领导成员，分批参加学习，唯独朝鲜劳动党不在其内。在此期间，中朝关系一直受到中苏关系的制约，中共中央与朝鲜劳动党仍然没有建立直接的联系，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朝鲜是否应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金日成都不得不请示斯大林，以获取批准。

　　对于金日成和斯大林决意发动的战争，毛泽东心有不满，但还是表示完全支持，并在战争爆发后主张中国及早参战，以结束战争。斯大林在联合国军开始向三八线以北推进的危急关头，不得不请中国出兵作战。毛泽东在苏联拒绝出动空军的困难条件下，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其内心的深层考虑，一则为挽救和巩固中苏同盟关系，以稳定新生政权的根基，一则为保护和帮助金日成，以承担起亚洲革命领导者的责任。战争时期，在广泛宣传的“唇齿相依”、“亲密无间”的友谊背后，中朝两国领导层之间争端不断，冲突迭起，关系十分紧张。在军队的指挥权问题上，彭德怀坚持中朝军队必须统一领导和调动，金日成却始终不愿放弃对朝鲜人民军的控制权。在越过三八线后是否继续南进的问题上，毛泽东和彭德怀主张全军停止进攻，全面休整，金日成和苏联顾问却要“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把美军赶出朝鲜半岛。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金日成提出将朝鲜铁路的管理权收归交通省，而周恩来和彭德怀则坚持继续实行军管。朝鲜停战谈判久议不决，金日成请求中国同意接受美国的条件，尽早实现停战，毛泽东却反过来劝告朝鲜应采取强硬立场，与美国周旋到底。所有这些争议最后都是由莫斯科拍板解决的。尽管此前朝鲜一直仰仗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在战争期间中国因其所处地位往往起到主导作用，所以，面对中朝之间的重大分歧和矛盾，斯大林毫无例外地都支持了毛泽东。由此，对朝鲜问题的主动权实际上已逐渐转移到毛泽东手里，而在金日成的心理上却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中国人的确为朝鲜流了很多血，但并未在中朝领导人和两国之间凝成真正的友谊。

　　斯大林的去世和朝鲜战争结束，使得苏朝关系和中朝关系开始悄然发生变化。苏联新领导人把领导和组织亚洲革命的责任实实在在地让给了中国，毛泽东心安理得，欣然接受。为了安抚金日成，在战后继续保持中国对朝鲜问题的发言权和主导作用，毛泽东决定给予朝鲜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朝鲜的战后重建工作，主要是在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下完成的。中国虽然经济实力远不如苏联，且自身亦在战争中遭受严重损失，但援助朝鲜的力度却大大超过苏联。金日成对此十分满意，但在公开场合强调的则是“自力更生”，很少谈及中国和苏联的援助。为了保持朝鲜的独立性，金日成提出主体思想，反对事大主义，并利用各种借口和手段，打击和排挤劳动党内的莫斯科派和延安派干部。苏共二十大以后，金日成不愿接受莫斯科的新方针。延安派干部联合莫斯科派，试图利用苏共的不满展开对金日成的批判，以迫使其改变方针。但金日成事先得到消息，便采取种种办法控制了局面。在1956年8月底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金日成将反对派主要成员打成反党集团，撤职查办，延安派部分干部逃亡中国。毛泽东对此十分恼怒，与苏共代表团商量后派米高扬和彭德怀率团赴平壤，强迫金日成收回成命。金日成在北京和莫斯科的高压下被迫承认错误，但内心并不接受。中朝关系由此陷入严重危机。

　　1956年10月爆发的波匈事件震动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在中共和苏共把注意力集中在东欧的时候，金日成乘机在国内排除异己，特别是亲华派势力，甚至试图排除中国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发言权。毛泽东对此无法容忍，曾决心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甚至考虑不惜利用在朝志愿军采取极端手段。然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没有支持毛泽东的强硬立场。另一方面，在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后，中共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和威望日益崛起，逐渐成为在国际共运中与苏共平起平坐的领导者。当中苏矛盾逐渐显化后，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建立中国在国际共运中的优势，毛泽东改变了对朝鲜的态度，转而采取怀柔政策。1957年底毛泽东当面向金日成承认错误，并表示同意其国内政策，愿意把逃亡的延安派干部送回国，甚至主动提出全部撤回在朝志愿军。中朝关系由此得以恢复。此时，金日成已无所顾忌，继续进行党内清洗，并在朝鲜树立其个人绝对权威。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金日成派人前往参观学习，并在朝鲜开始了“千里马”运动，效仿中国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全民皆兵等。毛泽东意气风发，再次向朝鲜提供大规模经济技术援助。在中朝携手并进的欢乐声中，毛泽东与金日成讨论了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为了进一步让金日成放心，中共改变了对逃亡中国的延安派干部的态度。昔日的座上宾，如今被疏散到内地，受到严密控制和监视，有的甚至成为阶下囚。

　　随着中苏分歧不断加深，朝鲜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中共和苏共都纷纷向其示好。中国在国内经济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向朝鲜提供了急需的大量粮食;赫鲁晓夫则不动声色地向金日成出示了毛泽东1956年11月严厉指责金日成的谈话记录。金日成在北京与莫斯科之间搞外交平衡，两边讨好，左右逢源，在1961年同时与苏联和中国分别签订了同盟条约，取得了众多援助和好处。为了拉住平壤，在无力继续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的情况下，中国从维护中朝关系的政治考虑出发，在处理朝鲜侨民和东北朝鲜族边民跨境流动的问题时，无视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发生社会动荡的严重后果，一味迁就、让步，依从朝鲜的主张。金日成得寸进尺，乘机提出解决中朝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纠纷问题。面临困境的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把历史上一直处于中国境内的长白山主峰和大半部天池划给了朝鲜。此外，毛泽东还一再表示，中国东北就是朝鲜的后方，一旦发生战争便交给朝鲜管理。另一方面，由于赫鲁晓夫坚持的和平共处对外方针有违朝鲜的外交取向，加上苏联对外援助大大减少，朝鲜在中苏争斗的过程中，逐渐倒向毛泽东，积极加入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中共与朝鲜劳动党关系由此渐入佳境，并达到最高峰。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调整了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一改赫鲁晓夫时期的做法，加大对朝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力度，金日成对苏联的态度随之缓和。接着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一度失控，极“左”的外交路线把朝鲜劳动党也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红卫兵又在中朝边界制造了一系列麻烦，引起金日成极大不满，中朝关系由此再次陷入低谷。1968～1969年，朝鲜派突击队员前往青瓦台刺杀韩国总统朴正熙，扣押美国“普韦布洛”号间谍船及其船员，击落美国海军EC-121大型侦察机，半岛局势骤然紧张，美国对朝鲜政策趋于强硬。为此，朝鲜需要得到邻邦中国的强力支持，因而希望缓和对华关系。与此同时，珍宝岛武装冲突导致中苏关系进入冰点，中国有意消除和其他边境国家关系紧张的状态，并迫切需要修复与朝鲜的关系。1969年10月，崔庸健意外地突然收到访华邀请，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1970年4月，周恩来再次访问平壤，且受到热烈欢迎，中共与朝鲜劳动党关系又逐渐恢复友好状态。不过，金日成并未因此放弃与苏联的关系，而且继续设法寻求来自莫斯科的援助。

　　越南战争升级导致中国南部边境局势紧张，中苏军事冲突又使得中国北部地区遭受极大压力，为了改变两面受敌的困境，毛泽东决定调整外交战略，与美国缓和关系。中美关系和解令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感到不满，他们逐渐与中国拉开距离，并相继站到反华的立场上。中国被排挤出社会主义阵营后仅存的少数盟友，只剩下一个朝鲜。为了拢住朝鲜，周恩来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后，首先赶到平壤进行解释。中国在与美国交往的过程中，始终维护朝鲜的利益，尽量满足朝鲜的要求，不仅坚持提出要美国从韩国撤军，而且在返回联合国后，积极倡导解散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毛泽东在晚年调整国际战略，试图通过三个世界的划分，转而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路人，为此大规模组织对外经济援助。由于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朝鲜不仅再次成为最主要的受援国，而且逐步掌握了中朝关系的话语权。越南战争的结果鼓励了平壤，金日成有意在朝鲜半岛再次发动革命，并以武力解决朝鲜统一问题。此议在中国受到冷遇，朝鲜认为苏联和中国的革命意志都已经衰退，世界将进入以主体思想和金日成主义为主导的新时代。继毛泽东之后，金日成想要成为新一代的世界革命领袖。

　　1980年代的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的中朝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梳理和解读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中朝关系演变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

　　1.从斯大林战后对苏联在亚洲战略利益的设计看，北朝鲜是莫斯科必须实行有效控制的地区之一。因此，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金日成是斯大林栽下的“一棵小树”。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为了拉住朝鲜，继续进行扶植，使其长大成材。

　　2.中国出兵朝鲜的结果之一，就是取得了对朝鲜问题的话语权和主动权，而在斯大林去世和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逐渐改变了其苏联卫星国的地位和形象。但与此同时，朝鲜争取独立地位的斗争矛头也开始转向中国。

　　3.在中苏关系长期紧张和恶化的过程中，朝鲜左右逢源，两边获利。在中朝交往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朝鲜都可以保持主动地位，而在发生分歧、冲突和危机的时候，基本都是中国首先表现出和解姿态，并做出让步。

　　4.中朝关系几十年的发展并非如双方宣传的那样表现为“永恒的友谊”，而是冷暖无常，变幻莫测。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一样，中朝同盟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尽管在表面看来平静如水。

　　对于上述现象的解释，笔者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处理中朝关系时的出发点是传统的中央王朝观念和外来的世界革命理念，把包括朝鲜在内的周边国家都视为同一阵营或可能联盟中的被领导者，而金日成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谋求朝鲜的独立地位和个人的独裁统治。因此，在冷战时期，中朝两国表面上是同盟关系，但其对外政策的基点和取向从根本上就是对立的。在更深的层次上，中朝国家关系的症结与历史上的中苏关系一样，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结构性弊病——这种关系不是现代国家的正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