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协定的主要内容

　　众所周知，中国入世耗费了15年的光阴。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最高决策层做出的重大决定。根据世贸协定，中国获得了更多进入外部市场的机会，但代价是，中国将在入世后15年内被认定为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此外，中国还接受了两个“别的WTO成员国从未答应”的歧视性特别保障条款，即特定产品过渡期保障机制和纺织品保障机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认为，美国专门针对中国产品设计的“WTO附加”(WTO-plus)条款违背了“WTO最基本的原则”。这些特殊的进口控制措施，使得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极易受到其主要贸易伙伴反倾销措施的打击。

　　然而，从总体上看，世贸协定的重心是放在投资自由化，而非贸易自由化上，其目标是要在中国的国内市场建立所谓的“全球公平竞争平台”(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中国同意在加入世贸后立即实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承诺不对外国投资者在当地含量(即国产化)、出口实绩以及外汇平衡等方面强行提出要求。中国还承诺放弃对外资的技术转让要求，这一承诺令人震惊，因为TRIMs协定本身并不禁止强制技术转让。中国还在最后的《入世议定书》中承诺将尽快加入WTO的《政府采购协定》(GPA)。

　　TRIMs、TRIPs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被统称为WTO的顶石协定，是发达国家以互惠(reciprocity)的名义强迫发展中国家实行同等开放，以此阻碍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赶超的保障机制。与中国的承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TRIMs和TRIPs给除中国之外的所有成员方保留了实施宽限期(grace period)。至于GPA，当时除了经合组织(OECD)国家外，几乎没有几个国家加入GPA。这些激进的自由化承诺远远超过了另一个发展中大国——印度在入世时所接受的条件，从而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如此，为了增加这些承诺的可信度，并使之不可逆转，中国政府在入世前夕已然本着“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的信条，着手修改或废止一大批国内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以使其与WTO的规则完全一致，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附加”(globalization-plus)。

　　加入WTO后中国的经济发展

　　那么，如何评估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十年间出现的经济奇迹?

　　大规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意味着中国放弃了东亚发展型国家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所成功实施的大部分产业政策。对于几乎所有当今工业化国家来说，工业化从来都是先于经济自由化，也就是说，自由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而非原因。用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的话，“几乎所有当今发达国家在其赶超阶段，都无一例外实行了干预性的产业、贸易和技术(ITT)政策，以扶持本国的幼稚工业”。中国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即实施经济自由化，大幅开放国内市场。难道中国能够成为成功的例外?

　　的确，有少数国内企业在中国入世后成长为产业巨头，但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里倾力扶植起来的寡头垄断国有企业。中国入世后，国家依然对国有部门广泛实施了干预。但是，由于产业政策在WTO协议框架下已然非法，国家干预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使国有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而是通过授予国企独家垄断或寡头垄断地位，使其轻而易举就能获取巨额利润，因而变得规模更加庞大。

　　私营企业在中国入世前夕的1990年代后期一度受到过鼓励，然而，在中国入世后，私营企业的处境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利。说到底，私人资本家阶级的崛起在政治上是中国政府所不能容忍的。与此相比，外国资本家在政治上对现政权的威胁则不那么大，因为外国资本家对金钱的兴趣要超过政治。而且，他们在帮助游说本国当局将贸易与政治脱钩方面，恰恰是中国政府的盟友。

　　“国进民退”和优惠外资的政策，极大地限制了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上可能扮演的角色。市场的大幅开放和充裕的廉价劳力使中国成为了跨国公司最理想的生产场所，跨国公司遂纷纷把其“核心经济活动”，即制造部分迁移到中国。它们是真正的市场领导者，通过控制中国的贸易和高技术产业，取得了更大的竞争优势。

　　外资再度大规模涌入中国所引发的投资浪潮，使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作为当今世界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却无法与19世纪通过发明创造引领工业革命的英国相提并论。全球化首先是生产的全球化，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制造和创新分离开来。在这样的国际分工中，中国不过是全球供应链延伸出的“世界组装厂”。

　　世贸规则的实施使中国市场成为了全球市场的一部分，面对控制着全球市场、全球品牌和全球采购系统的西方跨国公司，中国企业根本无法与之在国内的“全球竞技场”上一争高下。相反，在日益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中，中国企业越来越依靠从先进工业化国家进口“设计、关键部件和制造装备”，他们所能获取的仅仅是最后劳动密集的组装环节(比如iPhone的生产)产生的少量附加值。即便中国企业引进了最尖端的设备生产出新产品，面对外资企业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它们除了生产无差别和标准化的产品外并无太多选择。这种所谓的“商品化生产”降低了进入壁垒，也大大降低了中国制造企业整体的利润水平。

　　这就导致中国企业无法在研发(R&D)方面大规模投入，实现技术升级。到2005年，外资对中国市场控制的加强以及国内制造业的衰败，令中国领导人深感不安，他们提出了“创新型国家”的新概念，决心增加研发支出，并实施一系列产业政策来推动本国企业自主创新，力争把中国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度，从当时的50%减少到2020年的30%，从而把中国从一个制造大国转变为一个创造大国。

　　自主创新的核心是通过对西方跨国公司施加“当地含量”(即国产化)要求，从后者获得技术转让，在此基础上，提高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这实际上是一种改进版的“以市场换技术”。事实上，在2005年前后，中国分别于2004年和2008年颁布了《政府采购法》和《反垄断法》。上述种种措施构成了中国用以促进自主创新的一整套产业政策。

　　中国旨在增强本国企业原始创新能力的自主创新计划，被许多西方跨国公司渲染为“规模空前的大规模技术盗窃蓝图”。他们对中国政府为争取外国投资者的技术转让而施加的“当地含量”要求格外敏感。其实，这一说辞严重夸大了中国赶超西方的能力，因为如果没有本国企业在消化吸收能力上取得质的飞跃，要在创新方面超越西方从长期看是不可能的，即便中国想方设法通过种种非常规手段从西方取得先进技术。苏联不正是如此吗?!

　　此外，自主创新也谈不上是什么“技术民族主义”，因为围绕自主创新所实施的产业政策并未违背中国的入世承诺，这些特定的产业政策是WTO规则所允许的合法的政策工具。比如，TRIMs的确在原则上不允许施加“当地含量”要求，但这项协定存在某些灰色区域，中国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在极少数尚未开放的产业部门施加了“当地含量”要求。

　　由此可见，中国并非背弃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方略，转而采用新重商主义政策来推动本国的工业化。美国也绝不允许中国寻求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外的发展道路以摆脱对全球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依附。事实上，中国恰恰力图在WTO的规则框架内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一点很清楚地体现在2009年至2011年中国在与美国举行的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中作出的更大程度开放市场的承诺上。中国同意对外资开放“高端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以及节能环保产业”，同意尽快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政府采购不歧视外国投资者，取消“当地含量”要求，开放股指期货交易，等等。中国不得不接受这些要求，以换取美国不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反复纠缠。

　　中国的自主创新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远未取得成功，这部分是由于政策不连贯，部分则是由于主要贸易伙伴施加的更大的自由化压力。其结果是，在2005年之后，外资控制中国市场的基本趋势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增强了。迄今，外资已控制了中国国际贸易的一半以上以及高技术出口的83%。2009年的一份官方报告称，外资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已经突破了国家产业安全的警戒线(“中国工业安全突破警戒线，外资控制超过三分之一”，中广网北京2009年11月30日)。

　　上述证据表明，中国企业已被WTO的自由化规则牢牢锁定在了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这证实了美国发展经济学家Amsden的论断：“后起国家(若片面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专注于低技术产业，未必能够实现工业化。”如果没有一批“高度专业化管理的本土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中雄冠天下，工业化将毫无希望。工业化是个现实问题，绝非新自由主义者们所坚信的——是个能够自我实现的预言;它也绝非只是个时间问题，能够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自然而然地实现。因此，仅仅经济增长一项指标在任何意义上都构不成中国崛起的有力证据;自由主义全球化迄今为止并未导致中国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强国，中国赶超西方的前景依旧遥远。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的全球化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无技术工业化。无技术工业化体现了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它刺激了中国出口驱动的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的技术赶超。换言之，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新型依附，或曰依附发展。[传统左翼理论“依附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这种国际分工的实质是“不平等交换”，这是导致发展中国家“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的制度根源。事实上，当今的新兴国家工业制成品比重大大超过了初级产品，如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早在1981年就已经超过初级产品。2011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已达到近95%。因此，新型依附指的是：虽然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带来了绝对得益(absolute gains)上的“双赢”，但发展中国家由于处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其相对得益(relative gains)与发达国家严重不对称。正是这种相对得益上的巨大差距，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对发达国家技术和市场的依赖，从而在经济乃至政治上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附。]这种新型依附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像19世纪西欧国家那样来自快速工业化的推动，而是来自第三波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国际分工对中国出口的极大促进;但是，全球化否定产业政策的“反发展”规则，恰恰令后发国家的赶超变得极度困难。

　　持久且还在继续加深的对西方技术、特别是关键零部件和制造设备的进口依赖，击碎了中国试图依托全球化实现崛起的神话。即便是造就了“中国崛起”神话的高速经济增长本身，也因环境和资源瓶颈的制约而愈益难以为继。事实上，中国的依附发展在国内和国外都造成了诸多问题。在令人炫目的经济奇迹背后，社会冲突不断升级，且变得越来越暴烈。1990年代末精英联盟的形成以及政治精英圈子的日渐封闭，导致中国的政治体制日益僵化。更严重的是，权贵资本主义在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情况下恶性膨胀。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导致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度跌落到34%的历史新低，这导致中国经济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盟的“国内需求”形成刚性依赖。

　　这一局面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是极其危险的。中国不是新加坡那样的城市国家，而是个巨型经济体。如此高的出口依赖和外资依赖从长远看是根本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事实上，中国的全球化发展模式正在走向尽头。目前的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模式有关，而全球金融危机恰恰是全球失衡的外在表现;全球失衡的后果正通过外需的疲弱，以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全球呼声冲击到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危险正在逼近，经济的重大危机届时很有可能通过虚拟经济的“泡沫崩溃”以及实体经济的“去工业化”同步表现出来。这对于尚未完成工业化、主要依靠制造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如此看来，还能说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吗?很显然，中国仅仅是经济增长意义上的“赢家”。但是，这远远抵消不了全球化迄今给中国工业化造成的巨大问题。

　　中国入世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中国入世造成了怎样的全球影响?可以这么说，中国加入WTO令全世界获益;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令中国树敌于全世界。有如下四点理由：

　　(1)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令富裕国家更加富有、且创新能力更强;(2)中国出口的剧烈增长给部分贸易伙伴带来了巨额贸易逆差，由此引发了全球失衡，尽管中国只应付部分责任，且部分逆差国对华贸易逆差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其在华企业返销造成的;(3)全球化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全球争夺，这很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导致大国间爆发严重冲突。比如，日本在2004年修改了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对战略资源的争夺有可能会引发与中国的战争;(4)在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方面，一方面，中国对资源的巨大需求使资源富足的发展中国家获益匪浅，它们的出口收入和贸易利润均出现了可观的增长;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并非高技术输出国，而是低技术产品生产者，大量出口廉价产品导致中国与诸多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零和竞争。比如，巴西近年来严厉指责中国，说中国廉价产品出口导致巴西出现了“去工业化”。其实，与其说中国通过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利用廉价劳力的比较优势击败了巴西，不如说是由于产业升级极度困难，中国企业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倾销产品。

　　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和第二大经济体，在帮助全球经济再平衡方面负有特殊责任。但中国与美国在这方面的能力极不对称，美国可以通过实施某种“战略产业政策”，将制造业撤回本国以增加出口，如奥巴马政府业已展示的“出口倍增计划”。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如前所述，产业升级受到了中国世贸承诺的制度性阻碍，以至于中国经济增长从出口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转型，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将是极度困难。

　　由此可见，中国的全球化发展模式并不成功，无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效仿。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巅峰时刻，许多人在谈论中国将成为新的世界中心、中国将拯救世界云云。中国真的能拯救世界吗?还是只能拯救自己?中国实在太大，除其自身之外，没有谁有能力来拯救中国。中国只能依靠自己。随着外需的减弱，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越来越难以为继，而中国却面临着实现社会公正和赶超两方面的巨大制度障碍，在此情况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来实现经济的转型?

　　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是密不可分的。中国接受苛刻的条件加入世贸，凸显了领导层对执政合法性的深刻忧虑，同时也暴露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发展面临的巨大困境。中国入世后出现的经济奇迹仅仅体现在经济增长上，与创新、赶超，以及相对得益(权力)这些均无关联，但恰恰是后者对全球化时代的后发国家具有实质性的重大意义。

　　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的双重效应清楚地显示，中国绝非第二个德国或日本，中国在全球化中的经济发展远非成功。中国的发展模式代表着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这一扭曲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相结合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中国对全球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深度依附。这从根本上偏离了以自主发展为特征的现代化正途，因而也无法构成将所谓的中国模式向世界推广的软实力。

　　相关简介：岳健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政治学博士。本文节选自《中国加入WTO背后的政治及其后果》

　　中国入世协定的主要内容

　　众所周知，中国入世耗费了15年的光阴。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最高决策层做出的重大决定。根据世贸协定，中国获得了更多进入外部市场的机会，但代价是，中国将在入世后15年内被认定为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此外，中国还接受了两个“别的WTO成员国从未答应”的歧视性特别保障条款，即特定产品过渡期保障机制和纺织品保障机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认为，美国专门针对中国产品设计的“WTO附加”(WTO-plus)条款违背了“WTO最基本的原则”。这些特殊的进口控制措施，使得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极易受到其主要贸易伙伴反倾销措施的打击。

　　然而，从总体上看，世贸协定的重心是放在投资自由化，而非贸易自由化上，其目标是要在中国的国内市场建立所谓的“全球公平竞争平台”(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中国同意在加入世贸后立即实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承诺不对外国投资者在当地含量(即国产化)、出口实绩以及外汇平衡等方面强行提出要求。中国还承诺放弃对外资的技术转让要求，这一承诺令人震惊，因为TRIMs协定本身并不禁止强制技术转让。中国还在最后的《入世议定书》中承诺将尽快加入WTO的《政府采购协定》(GPA)。

　　TRIMs、TRIPs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被统称为WTO的顶石协定，是发达国家以互惠(reciprocity)的名义强迫发展中国家实行同等开放，以此阻碍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赶超的保障机制。与中国的承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TRIMs和TRIPs给除中国之外的所有成员方保留了实施宽限期(grace period)。至于GPA，当时除了经合组织(OECD)国家外，几乎没有几个国家加入GPA。这些激进的自由化承诺远远超过了另一个发展中大国——印度在入世时所接受的条件，从而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如此，为了增加这些承诺的可信度，并使之不可逆转，中国政府在入世前夕已然本着“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的信条，着手修改或废止一大批国内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以使其与WTO的规则完全一致，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附加”(globalization-plus)。

　　加入WTO后中国的经济发展

　　那么，如何评估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十年间出现的经济奇迹?

　　大规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意味着中国放弃了东亚发展型国家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所成功实施的大部分产业政策。对于几乎所有当今工业化国家来说，工业化从来都是先于经济自由化，也就是说，自由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而非原因。用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的话，“几乎所有当今发达国家在其赶超阶段，都无一例外实行了干预性的产业、贸易和技术(ITT)政策，以扶持本国的幼稚工业”。中国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即实施经济自由化，大幅开放国内市场。难道中国能够成为成功的例外?

　　的确，有少数国内企业在中国入世后成长为产业巨头，但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里倾力扶植起来的寡头垄断国有企业。中国入世后，国家依然对国有部门广泛实施了干预。但是，由于产业政策在WTO协议框架下已然非法，国家干预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使国有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而是通过授予国企独家垄断或寡头垄断地位，使其轻而易举就能获取巨额利润，因而变得规模更加庞大。

　　私营企业在中国入世前夕的1990年代后期一度受到过鼓励，然而，在中国入世后，私营企业的处境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利。说到底，私人资本家阶级的崛起在政治上是中国政府所不能容忍的。与此相比，外国资本家在政治上对现政权的威胁则不那么大，因为外国资本家对金钱的兴趣要超过政治。而且，他们在帮助游说本国当局将贸易与政治脱钩方面，恰恰是中国政府的盟友。

　　“国进民退”和优惠外资的政策，极大地限制了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上可能扮演的角色。市场的大幅开放和充裕的廉价劳力使中国成为了跨国公司最理想的生产场所，跨国公司遂纷纷把其“核心经济活动”，即制造部分迁移到中国。它们是真正的市场领导者，通过控制中国的贸易和高技术产业，取得了更大的竞争优势。

　　外资再度大规模涌入中国所引发的投资浪潮，使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然而，作为当今世界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却无法与19世纪通过发明创造引领工业革命的英国相提并论。全球化首先是生产的全球化，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制造和创新分离开来。在这样的国际分工中，中国不过是全球供应链延伸出的“世界组装厂”。

　　世贸规则的实施使中国市场成为了全球市场的一部分，面对控制着全球市场、全球品牌和全球采购系统的西方跨国公司，中国企业根本无法与之在国内的“全球竞技场”上一争高下。相反，在日益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中，中国企业越来越依靠从先进工业化国家进口“设计、关键部件和制造装备”，他们所能获取的仅仅是最后劳动密集的组装环节(比如iPhone的生产)产生的少量附加值。即便中国企业引进了最尖端的设备生产出新产品，面对外资企业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它们除了生产无差别和标准化的产品外并无太多选择。这种所谓的“商品化生产”降低了进入壁垒，也大大降低了中国制造企业整体的利润水平。

　　这就导致中国企业无法在研发(R&D)方面大规模投入，实现技术升级。到2005年，外资对中国市场控制的加强以及国内制造业的衰败，令中国领导人深感不安，他们提出了“创新型国家”的新概念，决心增加研发支出，并实施一系列产业政策来推动本国企业自主创新，力争把中国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度，从当时的50%减少到2020年的30%，从而把中国从一个制造大国转变为一个创造大国。

　　自主创新的核心是通过对西方跨国公司施加“当地含量”(即国产化)要求，从后者获得技术转让，在此基础上，提高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这实际上是一种改进版的“以市场换技术”。事实上，在2005年前后，中国分别于2004年和2008年颁布了《政府采购法》和《反垄断法》。上述种种措施构成了中国用以促进自主创新的一整套产业政策。

　　中国旨在增强本国企业原始创新能力的自主创新计划，被许多西方跨国公司渲染为“规模空前的大规模技术盗窃蓝图”。他们对中国政府为争取外国投资者的技术转让而施加的“当地含量”要求格外敏感。其实，这一说辞严重夸大了中国赶超西方的能力，因为如果没有本国企业在消化吸收能力上取得质的飞跃，要在创新方面超越西方从长期看是不可能的，即便中国想方设法通过种种非常规手段从西方取得先进技术。苏联不正是如此吗?!

　　此外，自主创新也谈不上是什么“技术民族主义”，因为围绕自主创新所实施的产业政策并未违背中国的入世承诺，这些特定的产业政策是WTO规则所允许的合法的政策工具。比如，TRIMs的确在原则上不允许施加“当地含量”要求，但这项协定存在某些灰色区域，中国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在极少数尚未开放的产业部门施加了“当地含量”要求。

　　由此可见，中国并非背弃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方略，转而采用新重商主义政策来推动本国的工业化。美国也绝不允许中国寻求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外的发展道路以摆脱对全球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依附。事实上，中国恰恰力图在WTO的规则框架内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一点很清楚地体现在2009年至2011年中国在与美国举行的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中作出的更大程度开放市场的承诺上。中国同意对外资开放“高端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以及节能环保产业”，同意尽快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政府采购不歧视外国投资者，取消“当地含量”要求，开放股指期货交易，等等。中国不得不接受这些要求，以换取美国不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反复纠缠。

　　中国的自主创新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远未取得成功，这部分是由于政策不连贯，部分则是由于主要贸易伙伴施加的更大的自由化压力。其结果是，在2005年之后，外资控制中国市场的基本趋势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增强了。迄今，外资已控制了中国国际贸易的一半以上以及高技术出口的83%。2009年的一份官方报告称，外资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已经突破了国家产业安全的警戒线(“中国工业安全突破警戒线，外资控制超过三分之一”，中广网北京2009年11月30日)。

　　上述证据表明，中国企业已被WTO的自由化规则牢牢锁定在了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这证实了美国发展经济学家Amsden的论断：“后起国家(若片面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专注于低技术产业，未必能够实现工业化。”如果没有一批“高度专业化管理的本土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中雄冠天下，工业化将毫无希望。工业化是个现实问题，绝非新自由主义者们所坚信的——是个能够自我实现的预言;它也绝非只是个时间问题，能够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自然而然地实现。因此，仅仅经济增长一项指标在任何意义上都构不成中国崛起的有力证据;自由主义全球化迄今为止并未导致中国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强国，中国赶超西方的前景依旧遥远。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的全球化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无技术工业化。无技术工业化体现了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它刺激了中国出口驱动的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的技术赶超。换言之，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新型依附，或曰依附发展。[传统左翼理论“依附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这种国际分工的实质是“不平等交换”，这是导致发展中国家“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的制度根源。事实上，当今的新兴国家工业制成品比重大大超过了初级产品，如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早在1981年就已经超过初级产品。2011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已达到近95%。因此，新型依附指的是：虽然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带来了绝对得益(absolute gains)上的“双赢”，但发展中国家由于处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其相对得益(relative gains)与发达国家严重不对称。正是这种相对得益上的巨大差距，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对发达国家技术和市场的依赖，从而在经济乃至政治上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附。]这种新型依附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像19世纪西欧国家那样来自快速工业化的推动，而是来自第三波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国际分工对中国出口的极大促进;但是，全球化否定产业政策的“反发展”规则，恰恰令后发国家的赶超变得极度困难。

　　持久且还在继续加深的对西方技术、特别是关键零部件和制造设备的进口依赖，击碎了中国试图依托全球化实现崛起的神话。即便是造就了“中国崛起”神话的高速经济增长本身，也因环境和资源瓶颈的制约而愈益难以为继。事实上，中国的依附发展在国内和国外都造成了诸多问题。在令人炫目的经济奇迹背后，社会冲突不断升级，且变得越来越暴烈。1990年代末精英联盟的形成以及政治精英圈子的日渐封闭，导致中国的政治体制日益僵化。更严重的是，权贵资本主义在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情况下恶性膨胀。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导致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度跌落到34%的历史新低，这导致中国经济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盟的“国内需求”形成刚性依赖。

　　这一局面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是极其危险的。中国不是新加坡那样的城市国家，而是个巨型经济体。如此高的出口依赖和外资依赖从长远看是根本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事实上，中国的全球化发展模式正在走向尽头。目前的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模式有关，而全球金融危机恰恰是全球失衡的外在表现;全球失衡的后果正通过外需的疲弱，以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全球呼声冲击到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危险正在逼近，经济的重大危机届时很有可能通过虚拟经济的“泡沫崩溃”以及实体经济的“去工业化”同步表现出来。这对于尚未完成工业化、主要依靠制造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如此看来，还能说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吗?很显然，中国仅仅是经济增长意义上的“赢家”。但是，这远远抵消不了全球化迄今给中国工业化造成的巨大问题。

　　中国入世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中国入世造成了怎样的全球影响?可以这么说，中国加入WTO令全世界获益;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令中国树敌于全世界。有如下四点理由：

　　(1)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令富裕国家更加富有、且创新能力更强;(2)中国出口的剧烈增长给部分贸易伙伴带来了巨额贸易逆差，由此引发了全球失衡，尽管中国只应付部分责任，且部分逆差国对华贸易逆差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其在华企业返销造成的;(3)全球化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全球争夺，这很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导致大国间爆发严重冲突。比如，日本在2004年修改了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对战略资源的争夺有可能会引发与中国的战争;(4)在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方面，一方面，中国对资源的巨大需求使资源富足的发展中国家获益匪浅，它们的出口收入和贸易利润均出现了可观的增长;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并非高技术输出国，而是低技术产品生产者，大量出口廉价产品导致中国与诸多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零和竞争。比如，巴西近年来严厉指责中国，说中国廉价产品出口导致巴西出现了“去工业化”。其实，与其说中国通过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利用廉价劳力的比较优势击败了巴西，不如说是由于产业升级极度困难，中国企业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倾销产品。

　　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和第二大经济体，在帮助全球经济再平衡方面负有特殊责任。但中国与美国在这方面的能力极不对称，美国可以通过实施某种“战略产业政策”，将制造业撤回本国以增加出口，如奥巴马政府业已展示的“出口倍增计划”。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如前所述，产业升级受到了中国世贸承诺的制度性阻碍，以至于中国经济增长从出口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转型，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将是极度困难。

　　由此可见，中国的全球化发展模式并不成功，无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效仿。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巅峰时刻，许多人在谈论中国将成为新的世界中心、中国将拯救世界云云。中国真的能拯救世界吗?还是只能拯救自己?中国实在太大，除其自身之外，没有谁有能力来拯救中国。中国只能依靠自己。随着外需的减弱，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越来越难以为继，而中国却面临着实现社会公正和赶超两方面的巨大制度障碍，在此情况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来实现经济的转型?

　　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是密不可分的。中国接受苛刻的条件加入世贸，凸显了领导层对执政合法性的深刻忧虑，同时也暴露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发展面临的巨大困境。中国入世后出现的经济奇迹仅仅体现在经济增长上，与创新、赶超，以及相对得益(权力)这些均无关联，但恰恰是后者对全球化时代的后发国家具有实质性的重大意义。

　　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的双重效应清楚地显示，中国绝非第二个德国或日本，中国在全球化中的经济发展远非成功。中国的发展模式代表着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这一扭曲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相结合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中国对全球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深度依附。这从根本上偏离了以自主发展为特征的现代化正途，因而也无法构成将所谓的中国模式向世界推广的软实力。

　　相关简介：岳健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政治学博士。本文节选自《中国加入WTO背后的政治及其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