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莫斯科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抗议，是当地市民们抗议社区里的有毒垃圾填埋场的活动，参加者中既没有公开的政治人物，数量也不是很多，在这场抗议的顶峰时期，在这个人口超过700万的地区最多也只有几千人，走上了莫斯科周边9个城镇的街道。

　　不过，抗议活动看起来组织的很好，在一些城镇，包括在莫斯科以南约60英里处的塞尔普霍夫，市政当局允许并支持人们的抗议。因为即使对官员来说，也很难忽视垃圾填埋场产生的可怕气味，何况还有那些中毒儿童愤怒的父母们。

　　抗议活动开始的一周后，塞尔普霍夫的一名官员亚历山大·谢斯顿就被请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他见到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将军伊万•特卡切夫，他是苏联时代秘密警察克格勃的继承者。出于对那次会面的担忧，谢斯顿秘密录制了与特卡切夫的对话，并于随后将其上传到YouTube网站上。

　　在录音中，特卡切夫威胁谢斯顿说：“如果你不辞职，你将会被‘碾碎’。”“你会被关进监狱。就像你之前的许多人一样，你还不明白，这会是场大清洗”。特卡切夫暗示他接受了克里姆林宫的命令，然后列出了几名已经被监禁的高层官员，包括一名内政部的将军和两名州长的名字。特卡切夫甚至暗示，下一个目标可能是莫斯科地区的州长，还有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前主席安德烈•沃洛夫。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笨拙地用这种方法企图让谢斯顿闭嘴，这并非个例。相反，这一事件揭示了，过去3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发展起来一种由情报机构扮演关键角色的新统治模式：由克里姆林宫主导、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实施恐吓和选择性镇压。

2018年5月，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工作

　　“新贵族”

　　从普京2000年上台掌权直到最近，照俄罗斯前导演尼古拉•帕特鲁晓夫的话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一直享有“新贵族”的地位，这个机构得到了充足的财政支持，且不受监管，可以自由采取行动对付克里姆林宫的反对者以及那些被克里姆林宫视为敌人的人。不仅如此，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还用它的将军和上校们去占据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重要职位。有一段时间，正如我和伊琳娜·博罗根在2010年所写的那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人员成了俄罗斯真正的统治精英。

　　普京本人也是前克格勃官员，在他执政初期，他曾致力于扭转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情报机构权力分散的局面，普京的那项调整主要是将权力集中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内部，并允许其人员积累财富和政治影响力。普京希望，这能使情报机构成为一个忠于克里姆林宫的新机构，与俄罗斯政权的稳定利益攸关，并能够制约俄罗斯强大寡头们的政治野心。

　　然而，对这些暴得大权的新贵族们来说，不受制约的权力带来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到2000年代中期，普京的秘密服务机构(包括联邦安全局、联邦毒品管制局和总统安全局)之间彼此争斗不断，他们相互监视，争权夺利。事实上，许多人已经变成了他们本应该监视的寡头的雇佣兵。2007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普京的密友维克多·切尔克索夫曾公开抱怨，在他的副手亚历山大•布尔博夫因非法窃听而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监禁后，情报部门的“战士”已经“变成了商人”。而正是由于切尔克索夫的抱怨，他丢掉了权位。

　　此外，事实证明，普京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信任是错误的。该机构未能预测到2011年冲击莫斯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且抗议活动一开始，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就无力应对示威者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动员和组织的局面。当时，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要求俄罗斯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络Vkontakte撤下抗议者使用的网页时，使用的居然是传真。

　　在2013-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最初阶段，莫斯科派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一个团队来帮助其盟友总统亚努科维奇。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乌克兰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最重要的国家，将其保持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内至关重要。但联邦安全局的官员不仅未能帮助亚努科维奇保住权力。2014年2月，当亚努科维奇因丧失希望而逃离乌克兰首都时，联邦安全局的官员居然因不了解情况而感到吃惊。

　　今年四月，莫斯科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抗议，是当地市民们抗议社区里的有毒垃圾填埋场的活动，参加者中既没有公开的政治人物，数量也不是很多，在这场抗议的顶峰时期，在这个人口超过700万的地区最多也只有几千人，走上了莫斯科周边9个城镇的街道。

　　不过，抗议活动看起来组织的很好，在一些城镇，包括在莫斯科以南约60英里处的塞尔普霍夫，市政当局允许并支持人们的抗议。因为即使对官员来说，也很难忽视垃圾填埋场产生的可怕气味，何况还有那些中毒儿童愤怒的父母们。

　　抗议活动开始的一周后，塞尔普霍夫的一名官员亚历山大·谢斯顿就被请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他见到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将军伊万•特卡切夫，他是苏联时代秘密警察克格勃的继承者。出于对那次会面的担忧，谢斯顿秘密录制了与特卡切夫的对话，并于随后将其上传到YouTube网站上。

　　在录音中，特卡切夫威胁谢斯顿说：“如果你不辞职，你将会被‘碾碎’。”“你会被关进监狱。就像你之前的许多人一样，你还不明白，这会是场大清洗”。特卡切夫暗示他接受了克里姆林宫的命令，然后列出了几名已经被监禁的高层官员，包括一名内政部的将军和两名州长的名字。特卡切夫甚至暗示，下一个目标可能是莫斯科地区的州长，还有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前主席安德烈•沃洛夫。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笨拙地用这种方法企图让谢斯顿闭嘴，这并非个例。相反，这一事件揭示了，过去3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发展起来一种由情报机构扮演关键角色的新统治模式：由克里姆林宫主导、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实施恐吓和选择性镇压。

2018年5月，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工作

　　“新贵族”

　　从普京2000年上台掌权直到最近，照俄罗斯前导演尼古拉•帕特鲁晓夫的话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一直享有“新贵族”的地位，这个机构得到了充足的财政支持，且不受监管，可以自由采取行动对付克里姆林宫的反对者以及那些被克里姆林宫视为敌人的人。不仅如此，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还用它的将军和上校们去占据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重要职位。有一段时间，正如我和伊琳娜·博罗根在2010年所写的那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人员成了俄罗斯真正的统治精英。

　　普京本人也是前克格勃官员，在他执政初期，他曾致力于扭转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情报机构权力分散的局面，普京的那项调整主要是将权力集中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内部，并允许其人员积累财富和政治影响力。普京希望，这能使情报机构成为一个忠于克里姆林宫的新机构，与俄罗斯政权的稳定利益攸关，并能够制约俄罗斯强大寡头们的政治野心。

　　然而，对这些暴得大权的新贵族们来说，不受制约的权力带来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到2000年代中期，普京的秘密服务机构(包括联邦安全局、联邦毒品管制局和总统安全局)之间彼此争斗不断，他们相互监视，争权夺利。事实上，许多人已经变成了他们本应该监视的寡头的雇佣兵。2007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普京的密友维克多·切尔克索夫曾公开抱怨，在他的副手亚历山大•布尔博夫因非法窃听而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监禁后，情报部门的“战士”已经“变成了商人”。而正是由于切尔克索夫的抱怨，他丢掉了权位。

　　此外，事实证明，普京对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信任是错误的。该机构未能预测到2011年冲击莫斯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且抗议活动一开始，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就无力应对示威者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动员和组织的局面。当时，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要求俄罗斯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络Vkontakte撤下抗议者使用的网页时，使用的居然是传真。

　　在2013-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最初阶段，莫斯科派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一个团队来帮助其盟友总统亚努科维奇。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乌克兰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最重要的国家，将其保持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内至关重要。但联邦安全局的官员不仅未能帮助亚努科维奇保住权力。2014年2月，当亚努科维奇因丧失希望而逃离乌克兰首都时，联邦安全局的官员居然因不了解情况而感到吃惊。

　　工作纪律

　　在经过越来越多的失败之后，大概在2015年，普京着手调整，他除掉了他那些通过这个秘密机构扩充权力和谋取利益的老朋友。2015年8月，普京将他的前盟友、前克格勃官员弗拉基米尔•亚库宁从俄罗斯国有铁路垄断企业负责人的位置上赶下台。然后在2016年，他处理了两个伊万诺夫，他解雇掌控联邦毒品管制局的维克多并于5月解散了这个机构。8月，普京又把他的参谋长谢尔盖降职。在此期间，普京也停止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人员在政府和经济部门担任要职。

　　这些调整的目的不是要降低情报部门的重要性;而是为了减少他们的自主权。普京放弃了寻求一个苏联解体后的那种稳定的统治体系，在那种体系中，新贵族应该扮演关键的角色。相反，他明确表示，他需要的是一种纯粹而简单的工具，来保护他的政权。

　　在苏联末期，这种新模式很常见，当时由苏共中央政治局负责发号施令，而将情报部门保持在执行层面上以最小的空间进行独立行动。克格勃反过来通过选择性镇压(并恐吓民众)来保持精英阶层的平衡——这是普京最欣赏的前苏联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所谓的“改善劳动纪律”的策略。而加强纪律正是普京开始做的事情。州长和官员因腐败而锒铛入狱;电影导演、科学家和普通人被控暗通乌克兰而身陷囹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这些打击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并非自主决定，而是由身为总统的普京发号施令，可以说，普京一人，填补了前苏共政治局的空缺。

　　这种新模式的关键在于让包括执法部门和秘密机构中每个人都处于平衡状态。去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莫斯科分部及其网络部门信息安全中心(Information Security Center)遭到清洗，其负责人安德烈•格拉西莫夫被迫退休。两名副总统被起诉，其中谢尔盖·米哈伊洛夫最终入狱，而德米特里·普拉维科夫则被判缓刑。去年一桩被广泛报道的案件还令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深感难堪。这起案件涉及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传奇的特种部队Vympel前指挥官弗拉基米尔•波多尔斯基少将，他被控犯有欺诈罪，被判处四年监禁。

　　一些人很快就明白过来，这个国家正在回归苏联模式。2017年12月，在关于克格勃臭名昭着的前身契卡成立100周年的一次访谈中，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特尼科夫谈及斯大林的主要刽子手拉文蒂·贝利亚时，措辞温情，并赞扬了斯大林大清洗的一些方面。其他人则保持低调，俄罗斯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格鲁乌)正在减少其在公共场所的存在，而最近成立的国民警卫队已经放弃了获取监视权力的野心。

　　盲目运行

　　普京的新模式表明，在跨部门的权力竞争和利益争夺上，并没有多少空间。所有的俄罗斯官僚，从部长到联邦安全局的将军到地区官员，现在都面临着同样不确定的未来。这将使这个国家的精英们得到很好的控制，因为每个人都害怕做出未经授权的举动。为了实现这一安全，普京甚至准备牺牲精英层对国家长期规划的能力——没有人指望忧心忡忡的官僚，甚至间谍为未来做计划。

　　然而，这种新模式还有另一个致命的缺陷。普京是作为一名低级克格勃官员(从列宁格勒的一个地方部门，后来是在东德)看到了这种苏联模式的运行。他离莫斯科的权力中心太远，无法亲眼看到这个既不能预测也不能阻止苏联解体的体系运行的失败。

　　这种苏联后期模式的关键问题是，包括克格勃在内的情报机构最终停止向高层提供关键信息，因为他们害怕告诉领导们不想听到的东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一个普京永远无法理解的问题。在莫斯科抗议期间，他已经看到他的秘密部门在危机时刻让他失望的表现，但他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却是将自己暴露在更具灾难性的后果面前。

　　翻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网址：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fsu/2018-05-31/putins-secret-services?cid=int-fls&pgtype=h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