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一：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前，弗朗西斯·福山警告称，一个民粹民族主义时代即将开启。从这位总统的执政表现及其世界影响看，福山所言绝非杞人忧天。不过这出民粹大戏毕竟发生在拥有成熟民主制度的美国，在制度约束下，美国尚未脱轨。

　　可以想象，若特朗普面对的是一次国家政治制度的大幅变动，他将有足够的空间施展其民粹政治。这样的机会他没有，25年前俄罗斯的叶利钦却有。福山的警告若是送给处于解体危机中的苏联，那么它已然成真，叶利钦的接班人普京已经带着俄罗斯搞了多年民粹民族主义政治。

　　特朗普和叶利钦都是依靠反对政治掌权的，而民粹政治的本质就是一种反对政治。特朗普反对全球主义，叶利钦反对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为叶利钦的民粹政治提供了合适的生长环境，苏联解体成为崛起的俄罗斯民粹的一个后果。

　　由特朗普政治出发，回看苏联被民粹肢解的历史，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却有相当大的启示意义。

　　按语二：

　　苏联解体是一个双面事实，一面是国家解体，另一面是苏共体制倒台。如果对比俄罗斯1917年解体危机，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沙皇体制在“二月革命”中倒台后，俄国内部大量地方政治单位开始谋求独立，体制倒台成了解体危机的诱因。而苏联解体时，逻辑倒了过来，国家解体推动体制倒台——苏联由独立的加盟共和国们协议肢解。

　　这种差别源自沙俄和苏联的国家结构差异。苏联乃是建立于15个加盟共和国基础上的政治体系，而加盟共和国中有一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简称其为俄罗斯。在解体之际，俄罗斯占有苏联领土的四分之三、人口的一半、经济实力的三分之二。这么大的体量，却是以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实体形式存在于苏联内部。当政治条件成熟，这个实体崛起，便可以迅速与另外14个加盟共和国达成协议，摘掉脑袋上苏联这顶“大帽子”。而在沙俄内部，并没有这样一个庞大的实体，波罗的海三国所在地域及波兰、芬兰等是直接存在于俄国(俄罗斯)内部，俄罗斯(俄国)头顶上并没有另外一个政治单位。当它们脱离了俄国(俄罗斯)，只是一种地区分离，并不会直接决定俄中央政权的存废。正因此，才很少有人使用“沙俄解体”这种说法。同样道理，如果解体之际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还留在苏联框架内，那么苏联面临的最多也就是地区分离危机。

　　苏联解体的关键就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获得独立的政治意志。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培育了一种民粹，它萌芽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中，成长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停滞”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制造了一种空白状态，填补空白的那个人利用民粹崛起于苏联政坛，最终为俄罗斯注入了独立政治意志。这个人便是叶利钦。

　　他以一人之力挑战苏联体制，还取得了成功，这里面有体制内改革派陌生于民粹，为其做了嫁衣而不自知的因素，也有戈尔巴乔夫将保守派视为大敌而对民粹未予重视的因素，还有戈尔巴乔夫勇气不足而不敢真刀真枪地投身选举的因素，当然也包括加盟共和国体制提供的便利(1个大国很容易带领14个小国“摘帽子”)，更有民粹在当时本就受众群庞大的因素。

　　一

　　对后斯大林时代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经济制度，经济学家维塔利•奈舒尔提出的“协商经济”或20世纪90年代俄经济改革设计者盖达尔提出的“等级交易体系”是十分精确的概括(这些成为对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提出的“短缺经济”的发展)。在这种体系下，国家经济不再依靠行政命令来运转，各个层次的参与者带着自己从国家或合法或非法获取的资源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市场”中进行交易、博弈，让普遍短缺的物资能够以尽量合理的方式进行配置。

　　正常的市场是扁平的，但苏联“协商经济”中，参与者可能是从工厂偷取产品、物资的普通工人，也可能是控制资源调配的官员。他们都将手中的资源投入到了这个“市场”中，使得它层次分明，呈现纵向结构。

　　对这个“市场”最基层部分的描述出现于大量对苏联生活的回忆中，比如工厂里的维修工人可以通过个人中介用自己的技能换取某商店仓库管理人员手中的紧俏商品。前者所用工具及后者掌握的商品都免费来自国家，双方均将其私有化，然后交换，中介从中抽取实物“佣金”。

　　在官僚层面，部长、州委第一书记们必须发挥主动性，从各种渠道获取资源，包括与中央博弈，才能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以叶利钦为例，他从1976年到1985年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仅靠从州内军工企业调拨的资源就完成了耗时12年、被称为“乌拉尔贝阿干线”的谢罗夫公路的建设，未向中央财政要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依靠中央推动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铁项目从1963年首次申请到1994年建成，用了31年。若非叶利钦成为俄总统，它还将拖更久。叶利钦的资源调动能力被广为称道，他为青年职工建设简易住房，条件是职工们每人都必须亲自在工地上工作两年。他强令州内军工企业生产民用产品，缓解消费品供应紧张。在他的影响下，中央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列入了国家欧洲部分非黑土区粮食计划，让该州获得更多粮食调配，尽管它的主体并不属于欧洲部分。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地铁站

　　叶利钦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给我们这个工业州调配更多的肉、油等产品，我必须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好几天，不断地打电话、提要求、发威胁。”为了达到目的，他可以直接去找时任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这是对其工作的真实写照，也是“协商经济”在官僚层面的体现。此时，官僚们是这个“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尤其是部长、州委第一书记这个层次的官僚。

　　奈舒尔在解释这种“协商经济”时指出，“市场”参与者并非为了发财，而只是为了生存或完成任务。换句话讲，行政体系已经丧失了将资源调配至每个人手中的能力，这要求每个人发挥主动性，否则经济便无法运转。在叶利钦的例子中，他必须发挥主动性，否则州内工作难以完成，政经秩序难以保证。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州内的粮食秋收工作离开叶利钦便难以为继。用叶利钦在回忆录中的话说便是：“我逐渐感觉到，越来越多的中央决议难以完成，体系开始出问题了。”

　　1980年，叶利钦说服州内20家军工企业生产农民们急需的农用器具，结果生产出的产品被中央计委调往了乌克兰，愤怒的叶利钦到中央大肆申诉，无功而返。这显示出中央行政指令与地方长官意志的背离状态。

　　蒂莫西•科尔顿在《叶利钦生平》一书中指出，在这一时期，如果叶利钦的口头命令与中央政令相悖，该州官僚体系会毫不犹豫地遵从前者。他认为，在那个时期，州委第一书记就是整个州的沙皇，这里体现的是国家行政体系的弱化。

　　这显然已经不再是一种计划经济。而叶利钦这个层次的官员担负起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事务决策、执行，他们的个人影响力提升，并有机会将其变为政治资本。

　　按语一：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前，弗朗西斯·福山警告称，一个民粹民族主义时代即将开启。从这位总统的执政表现及其世界影响看，福山所言绝非杞人忧天。不过这出民粹大戏毕竟发生在拥有成熟民主制度的美国，在制度约束下，美国尚未脱轨。

　　可以想象，若特朗普面对的是一次国家政治制度的大幅变动，他将有足够的空间施展其民粹政治。这样的机会他没有，25年前俄罗斯的叶利钦却有。福山的警告若是送给处于解体危机中的苏联，那么它已然成真，叶利钦的接班人普京已经带着俄罗斯搞了多年民粹民族主义政治。

　　特朗普和叶利钦都是依靠反对政治掌权的，而民粹政治的本质就是一种反对政治。特朗普反对全球主义，叶利钦反对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为叶利钦的民粹政治提供了合适的生长环境，苏联解体成为崛起的俄罗斯民粹的一个后果。

　　由特朗普政治出发，回看苏联被民粹肢解的历史，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却有相当大的启示意义。

　　按语二：

　　苏联解体是一个双面事实，一面是国家解体，另一面是苏共体制倒台。如果对比俄罗斯1917年解体危机，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沙皇体制在“二月革命”中倒台后，俄国内部大量地方政治单位开始谋求独立，体制倒台成了解体危机的诱因。而苏联解体时，逻辑倒了过来，国家解体推动体制倒台——苏联由独立的加盟共和国们协议肢解。

　　这种差别源自沙俄和苏联的国家结构差异。苏联乃是建立于15个加盟共和国基础上的政治体系，而加盟共和国中有一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简称其为俄罗斯。在解体之际，俄罗斯占有苏联领土的四分之三、人口的一半、经济实力的三分之二。这么大的体量，却是以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实体形式存在于苏联内部。当政治条件成熟，这个实体崛起，便可以迅速与另外14个加盟共和国达成协议，摘掉脑袋上苏联这顶“大帽子”。而在沙俄内部，并没有这样一个庞大的实体，波罗的海三国所在地域及波兰、芬兰等是直接存在于俄国(俄罗斯)内部，俄罗斯(俄国)头顶上并没有另外一个政治单位。当它们脱离了俄国(俄罗斯)，只是一种地区分离，并不会直接决定俄中央政权的存废。正因此，才很少有人使用“沙俄解体”这种说法。同样道理，如果解体之际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还留在苏联框架内，那么苏联面临的最多也就是地区分离危机。

　　苏联解体的关键就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获得独立的政治意志。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培育了一种民粹，它萌芽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中，成长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停滞”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制造了一种空白状态，填补空白的那个人利用民粹崛起于苏联政坛，最终为俄罗斯注入了独立政治意志。这个人便是叶利钦。

　　他以一人之力挑战苏联体制，还取得了成功，这里面有体制内改革派陌生于民粹，为其做了嫁衣而不自知的因素，也有戈尔巴乔夫将保守派视为大敌而对民粹未予重视的因素，还有戈尔巴乔夫勇气不足而不敢真刀真枪地投身选举的因素，当然也包括加盟共和国体制提供的便利(1个大国很容易带领14个小国“摘帽子”)，更有民粹在当时本就受众群庞大的因素。

　　一

　　对后斯大林时代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经济制度，经济学家维塔利•奈舒尔提出的“协商经济”或20世纪90年代俄经济改革设计者盖达尔提出的“等级交易体系”是十分精确的概括(这些成为对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提出的“短缺经济”的发展)。在这种体系下，国家经济不再依靠行政命令来运转，各个层次的参与者带着自己从国家或合法或非法获取的资源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市场”中进行交易、博弈，让普遍短缺的物资能够以尽量合理的方式进行配置。

　　正常的市场是扁平的，但苏联“协商经济”中，参与者可能是从工厂偷取产品、物资的普通工人，也可能是控制资源调配的官员。他们都将手中的资源投入到了这个“市场”中，使得它层次分明，呈现纵向结构。

　　对这个“市场”最基层部分的描述出现于大量对苏联生活的回忆中，比如工厂里的维修工人可以通过个人中介用自己的技能换取某商店仓库管理人员手中的紧俏商品。前者所用工具及后者掌握的商品都免费来自国家，双方均将其私有化，然后交换，中介从中抽取实物“佣金”。

　　在官僚层面，部长、州委第一书记们必须发挥主动性，从各种渠道获取资源，包括与中央博弈，才能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以叶利钦为例，他从1976年到1985年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仅靠从州内军工企业调拨的资源就完成了耗时12年、被称为“乌拉尔贝阿干线”的谢罗夫公路的建设，未向中央财政要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依靠中央推动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铁项目从1963年首次申请到1994年建成，用了31年。若非叶利钦成为俄总统，它还将拖更久。叶利钦的资源调动能力被广为称道，他为青年职工建设简易住房，条件是职工们每人都必须亲自在工地上工作两年。他强令州内军工企业生产民用产品，缓解消费品供应紧张。在他的影响下，中央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列入了国家欧洲部分非黑土区粮食计划，让该州获得更多粮食调配，尽管它的主体并不属于欧洲部分。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地铁站

　　叶利钦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给我们这个工业州调配更多的肉、油等产品，我必须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好几天，不断地打电话、提要求、发威胁。”为了达到目的，他可以直接去找时任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这是对其工作的真实写照，也是“协商经济”在官僚层面的体现。此时，官僚们是这个“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尤其是部长、州委第一书记这个层次的官僚。

　　奈舒尔在解释这种“协商经济”时指出，“市场”参与者并非为了发财，而只是为了生存或完成任务。换句话讲，行政体系已经丧失了将资源调配至每个人手中的能力，这要求每个人发挥主动性，否则经济便无法运转。在叶利钦的例子中，他必须发挥主动性，否则州内工作难以完成，政经秩序难以保证。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州内的粮食秋收工作离开叶利钦便难以为继。用叶利钦在回忆录中的话说便是：“我逐渐感觉到，越来越多的中央决议难以完成，体系开始出问题了。”

　　1980年，叶利钦说服州内20家军工企业生产农民们急需的农用器具，结果生产出的产品被中央计委调往了乌克兰，愤怒的叶利钦到中央大肆申诉，无功而返。这显示出中央行政指令与地方长官意志的背离状态。

　　蒂莫西•科尔顿在《叶利钦生平》一书中指出，在这一时期，如果叶利钦的口头命令与中央政令相悖，该州官僚体系会毫不犹豫地遵从前者。他认为，在那个时期，州委第一书记就是整个州的沙皇，这里体现的是国家行政体系的弱化。

　　这显然已经不再是一种计划经济。而叶利钦这个层次的官员担负起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事务决策、执行，他们的个人影响力提升，并有机会将其变为政治资本。

　　二

　　“协商经济”条件下，国家政治生活难以铁板一块。仍以叶利钦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工作为例。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中心组织集市，允许人们进行商品交易;他偷偷阅读包括《古拉格群岛》在内的禁书，并对州内大量涌现的哲学、电影、摇滚、爵士乐组织持默许态度，甚至为他们提供场地、设备，对年轻工人们安装闭路电视的行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努力让自己的政策更受年轻人欢迎，并解释称“当宣传与现实差距过大，最失望的就是年轻人”;他还开始对官僚们的特权行为，如公车私用、特供商店现象，进行揭露和打击。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叶利钦的做法是极为大胆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颇有成为政治上的“独立王国”的趋势，这便是一种封建化。这种趋势甚至让叶利钦敢于将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为勃列日涅夫修一座个人博物馆的中央决定给顶回去。在该州涉及文体事业的文件中，排球的地位被提升起来，只因为叶利钦爱打排球。

　　所有这些做法基本都没有受到中央的制裁，于是叶利钦走得更远。他开始对普通民众进行旋风式的探访，还时常向民众赠送手表，而这些活动都要由当地电视台进行报道。1981年5月19日，叶利钦组织了一次与1700名大学生的大型见面会，现场回答他们关心的问题。问题被提前一个半月收集，共收得930个，其中精选出来的由叶利钦直接在会上作答，回答当然也是提前准备好的。但叶利钦当场让大学生们又多问了144个问题。问题涉及消费品供应、苏联发展、党的政策等许多方面，当被问及为什么苏联科技总落后于欧美，他回答说：“资本主义竞争是对复杂劳动最好的促进——活下来的总是最强者。”这种从常识出发，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回答获得大学生们的高度肯定。见面会持续5个小时，结束时大学生们起立向自己的州委第一书记报以热烈掌声。除了没有直播，这一切都非常像今天俄总统的年度大型记者会。

　　1982年12月18日，叶利钦把与民众的交流搬到了电视屏幕上，解答民众提出的大量问题。类似的活动周期性的举办。1984年12月，叶利钦把形式改为向民众发表电视讲话，只有他一人出镜，背景是他的办公室。通过这些活动，叶利钦既宣传了党的政策，又提高了自己在民众中的人气。不过后者更实质。1978年9月，叶利钦通过电视号召州内民众义务参加秋收工作，从大雨中抢收粮食，当即有约85000人响应号召。能够动员这85000人的显然是叶利钦的个人权威。

　　梳理这段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出它的逻辑：政治真空被叶利钦们填补了，他们的个人权威凸显出来，并已初步转化为政治资本。1985年4月，已经当上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把叶利钦调到中央任职。这意味着中央对叶利钦这样的“明星官员”持肯定态度，也意味着叶利钦们有机会发挥更大影响力。叶利钦的政治领路人、前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亚科夫•利亚波夫在苏联解体后对叶氏大加斥责，并称，一切都是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开始的。显然，叶利钦在这里累积的政治经验和资本日后对其个人及对国家都带来巨大影响。

　　三

　　在中央，叶利钦的个性问题意外地凸显出来，并最终左右了大势。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他敢在州委会议上将国家核心领导人们斥为“那群老笨蛋”。而对于去中央任职这件事，他始终觉得作为苏联第三大经济发达地区的一把手，理应得到较高地位。他拒绝过低的任命，并想方设法得到中央高级职务。所以当戈尔巴乔夫任命他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建设部部长(并非政府建设部部长)时，他起初是拒绝的，后勉强接受。叶利钦自视极高，又有极强的权力欲，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经历又让其以改革先锋自居，对中央的老迈与落后颇为鄙视。

　　他曾言：“到了乌拉尔第二次拯救莫斯科的时候了。”二战时期，乌拉尔地区接纳了战略转移的军工企业群，成为苏联军火库，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正是乌拉尔地区的中枢。叶利钦所谓的拯救显然指自己去中央任职，并推动改革。

　　没弄清楚叶利钦的个性，戈尔巴乔夫就将其提拔至中央，并于1985年12月任命其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曾与叶利钦在地方共事、刚刚开始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古拉•雷日科夫极力反对这次提拔，称其傲慢、自私。其实高层没少收到此类警告，但叶利钦还是被迅速提拔了起来。这实在是因为同样力主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很难找到像叶利钦这样年轻、能干又真心致力于改革的官员。

戈尔巴乔夫（右）

　　1985年成为总书记后，戈尔巴乔夫将国家的彻底改革作为执政方针，先后提出“公开性”、“新思维”和政治改革。但以中央书记利加乔夫为首、以克格勃为骨干的保守派却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因此，戈尔巴乔夫急需叶利钦这样的新鲜血液来支持、帮助自己，这为日后的戏码埋下了伏笔。

　　叶利钦将在地方的执政风格带到了首都。在他任内，莫斯科出现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首次自发集会;他授命报纸揭露公车私用、特供商店等特权行为、现象;他常亲自乘坐公交车、地铁，与民众亲密接触，继续当场送民众手表，有时现场惩戒贪腐警察;他高调接受外媒记者采访，畅谈苏联问题。

　　但这种作风也逐渐有点变味。叶利钦有时会自导自演与民众接触的活动。在讨论中央下达目标的会议上，他大笔一挥，将“2000年前保证每一个莫斯科家庭都拥有住房”改成“1995年前”，还加上一条“地铁线路扩建三分之一”，这两个目标都不现实。这已经散发出一种民粹味道。

　　1986年1月24日，叶利钦在莫斯科一次党代会上做了关于首都问题的报告。他直言莫斯科官员们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形成了夸大成绩、掩盖问题的不良作风，“任何的改革努力都会遭到敷衍，难以推进”。

　　这次讲话刊登于次日的《莫斯科真理报》上，报刊亭前罕见地排起了长队。戈尔巴乔夫评价称：“这次报告是一股新鲜的强风。”

　　1986年2月26日，叶利钦在苏共二十七大上发表讲话。他批评“领导人的不容侵犯”，批判了官员的特权，还指出党内存在着一群“拿着党证的、懒惰的趋炎附势者”。最后他提出应该进行政治改革，成为首个公开提此主张的高级官员，要早于同样在此次大会上提出该主张的戈尔巴乔夫。

　　从这一阶段起，叶利钦主张的核心便是反对苏联官僚特权、开启政治改革，但其表达是口号式的，缺少系统阐述。不过，他大胆，表达主张非常决绝、激烈，这成了远比其主张本身更引人注目的地方。

　　四

　　叶利钦因为这些大胆作风暴得大名，他更加雄心勃勃，认为自己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已顺理成章。但莫斯科不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这种作风已开始被警惕。1986年年中，戈尔巴乔夫命令《真理报》主编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减少对叶利钦活动的报道。此时也正是叶利钦逐渐开始看不起戈尔巴乔夫的时期，科尔顿写道：“他开始把戈尔巴乔夫视为一个立场不坚定、空话连篇、虚荣的领导人。”裂痕逐渐产生，并因为叶利钦的个性而发展为决裂。

　　导致叶利钦与高层决裂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苏联“第一夫人”赖沙•戈尔巴乔娃的“干政”问题。她曾尝试将红场上著名的“古姆”百货大楼改造成艺术博物馆。叶利钦向戈尔巴乔夫抱怨过此事，戈尔巴乔夫很不高兴。

　　但根本问题还是叶利钦的升迁问题。叶利钦认为自己作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理应像前任维克多•格里申一样成为政治局委员，但1987年6月获得这一身份的三名官员中，一名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时间长度与叶利钦差不多，另一名略短，第三名干脆略过了这一阶段，直接成了政治局委员。这让叶利钦心里很不平衡，甚至曾向部分政治局成员公开抱怨，惹得保守派核心人物利加乔夫放言，叶利钦若成为正式委员，他就辞职。

　　在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承认，叶利钦当时受到了不公的对待。但无论如何，权力欲没有得到满足的叶利钦是要“发飙”的。

　　导致决裂的相对表面的原因则是叶利钦在改革问题上与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差异。1987年1月19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方案，该方案也就是即将在中央全会上通过的苏联大规模经济、政治改革计划。不料叶利钦当众给戈尔巴乔夫泼了一盆冷水。他听了戈氏的报告后，表示反对报告夸大过去两年改革的成效，认为戈氏在报告中将这次改革的意义媲美十月革命的表述“一文不值”，并称改革到现在仍仅是一个时髦的字眼，还远不是事实。

　　没等叶利钦讲完，戈尔巴乔夫就愤然离席。半个小时后，他回到会议厅，对叶利钦的发言进行了严厉批判，迫使后者承认自己发言不当，因年轻而犯了错误。戈尔巴乔夫指出：“你总是一副批判者、揭露者的姿态，发言总是过于激烈，咄咄逼人，这是不可以的。”

　　然而，正是激烈的批判姿态让叶利钦挖到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这一过程弥漫着民粹味道。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由于与戈尔巴乔夫闹翻，叶利钦愈发孤立，但他却愈战愈勇，连续在几次会议上就官员子弟学校、特供商店、官员诊所、官员专车等特权进行揭露，还提出经济改革方案，并建议重新评价列宁及苏维埃实验的成败，这些同样遭到戈尔巴乔夫的反击。叶利钦在莫斯科的工作也开始遭到严格控制，远没有了当初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所享有的自由。

　　最终，摊牌时刻到来，1987年10月21日的中央全会上，叶利钦发表了被部分论者称为“叶利钦的秘密报告”的演说，从其重大性上来说，它确实堪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在这段900个词、不到10分钟的演说中，他批评改革进程缓慢，直指戈尔巴乔夫的执政中出现了“个人崇拜”。最后，他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请求——将自己开除出政治局。

　　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向总书记公开发难，还宣称放弃政治地位，这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时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瓦列里•博尔金回忆称，戈尔巴乔夫听了演说后震怒，尽管他尽量保持着冷静。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当叶利钦举手表示要发言时，正在主持会议的利加乔夫装作没看见，没打算给他发言机会。戈尔巴乔夫看到这一切，便公开说，应该给叶利钦发言的机会，利加乔夫这才让叶利钦走上发言台。显然，戈尔巴乔夫仍寄望于叶利钦可以帮助自己对抗保守派，正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对抗关系让叶利钦有机会展现自己。

　　叶利钦讲话后，怒不可遏的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率领全体官员当即对其进行了一次大批判。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批判进行了数次，直至他被正式剥夺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调任苏联建设部副部长。

　　只有在苏联解体之后，人们才能看清叶利钦这次讲话的深远影响。从政治上说，它是叶利钦以自己的政治前途为炸药包搞的一次突然袭击，他牺牲了自己，深刻地揭露了国家和改革存在的问题。但其影响之所以深远，是因为通过人们的口口相传，叶利钦的“事迹”传遍各地，支持、赞扬叶利钦的信从全国各地如雪片般飞来。由于数量太大，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邮局甚至贴出告示：“给叶利钦的信不予邮寄。”此外，首都大学生为他举行了游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有数百人为他搞了一次集会。这些支持代表着强大的民意，只要有相应的制度，它就将转化为政治资源。

　　由于与保守派的矛盾，戈尔巴乔夫给了叶利钦发表“秘密报告”的机会。这让他清楚了叶利钦的真实主张，却没能让他看清此人所蕴含的能量。他轻易地以为叶利钦的政治生命在其被罢免党内职务后已然终结。正因此，他才送上了叶利钦最需要的一项改革：“秘密报告”约8个月之后，戈尔巴乔夫推出了新的最高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举制度。

　　五

　　叶利钦炮轰党中央一事具有十足的偶然性。他做出这个决定前犹豫了很久，而在被夺职、批判后经历了几个月的意志消沉。他在回忆录中说，他整日盯着办公室电话，幻想着戈尔巴乔夫会打过来。但民众的支持让他重新振作起来。1988年6月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叶利钦重整旗鼓，坚持原有主张，还大张旗鼓地提出政治改革方案。

　　但在这次会议上真正推动了政治改革的是戈尔巴乔夫。在他提议后，会议通过了设立新的最高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举制度的决议。

苏联人大代表选举的一处投票站

　　不过叶利钦走在了戈尔巴乔夫前面。他在会上大胆地要求恢复自己因为十月全会而受损的政治名誉，还发明了一个词——“政治平反”。这被评价为一次天才创举，因为当时党内正在为“大清洗”受难者平反，叶利钦这个词是把自己归到了受难者行列中。在俄罗斯政治传统中，受难者能获得同情与支持。

　　叶利钦这一次没有遭到全体一致的批判，相反，许多代表认为应当对他的提议进行讨论，甚至表达了支持意见。这意味着党内已经因为叶利钦而出现了分化。

　　在叶利钦影响愈加强大的背景下，人代会选举即将展开，叶利钦摩拳擦掌地做着准备。他让两个女儿负责记录他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然后通过非官方渠道传递到大众舆论中。针对他身体不好的传言，他特意安排了一次与共青团员的对话，持续了几个小时，让传言不攻自破。

　　随着人代会的设立，民意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选举变得愈发重要，成为一种合法性确认程序。要想获得更牢固的合法性，就得参加代表性广泛的选举，并取得胜利。

　　但推动了这项改革的戈尔巴乔夫本人却始终不懂这个道理。这是一种讽刺，设立了选举制度的那个人却不懂得选举的意义何在。结果，机会都被叶利钦抓了去。

　　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2250名代表的选举中，苏共拥有100个直接出任代表的名额。戈尔巴乔夫可以选择那100个名额的“直通车”，也可以选择去选区里进行真正的竞争，甚至可以与叶利钦选择同一个选区。

　　戈尔巴乔夫选择了“直通车”。而叶利钦选择了莫斯科1号选区。前者有“避战”嫌疑，后者选择的全国头号选区位置则在向民众表达“舍我其谁”。

　　竞选阶段，叶利钦充分发挥了演讲才能，一天要讲上好几场，讲遍了整个莫斯科。在投票前最后几周，他的演讲已经能够聚集起几万人的规模。他还发明了标志性动作，一只手包住另一只手攥成的拳头，举过额头。

　　1989年3月26日，叶利钦以89%的得票率强势当选为人大代表。雷日科夫非常精准地将他描述为“俄罗斯土生土长的罗宾汉”。这次选举意味着，这位罗宾汉崛起了。

　　毫无疑问，吸引民意的是叶利钦的反对政治。从炮轰党中央到当选人大代表这一年多时间里，叶利钦的主张是反对政治，也就是对苏联和苏共高层的反对，却没有对国家发展问题的成熟想法。叶利钦受欢迎，是因为他敢言人之不敢言，并且还带着些许受难者身份。

　　在炮轰党中央之后，叶利钦曾与戈尔巴乔夫有过一次对话。后者划定的改革期为15～20年，叶利钦却表示改革必须在2～5年内出成果。

　　没有成熟的发展规划，却只知加速、许诺，那最终恐怕也就是空头支票。叶利钦偏偏可以单纯依靠反对政治获得支持，这便是民粹。

　　六

　　这个罗宾汉崛起以后，就出现了一个关乎苏联生死存亡的问题：叶利钦在新政治秩序中的位置在哪?

　　如果他安心于人大代表这个位置，或从这个位置向上升迁，都不会有问题。毕竟人代会是全苏联最高权力机构，叶利钦将影响力发挥于这个层面，对苏联当时的体制可能构成威胁，对苏联本身却不是威胁。

　　但这个位置恐怕留不住他。叶利钦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已然谋求中央高位，所以此时就更没有理由不去谋求一个和其影响力匹配的位置。

　　苏联人代会2250名代表中，苏共党员占了87%。起初叶利钦信誓旦旦地要拿下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职(最高苏维埃由人代会代表选举产生)，甚至拒绝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政治交易。但在最后一刻他选择退出，显然是因为渺茫的前景。戈尔巴乔夫以96%的得票率当选。

　　几天后，叶利钦又没能被选进最高苏维埃，勉强通过一位胜选者的主动让位才进入。戈尔巴乔夫要阻止这种不合理的“让位”，却遭遇到3000多份来自民间的支持叶利钦的电报。无奈，戈尔巴乔夫给了叶利钦建设和建筑委员会主席一职，希望他专心于人代会和最高苏维埃的工作。

　　但这个职位也留不住他。叶利钦越来越像一个政治反对派。他将精力集中于人代会里的“跨地区议员小组”的工作上。这是苏联最早的一个合法议会反对派，以促进苏联政治民主转型为目标，成员包括知名的苏联异见人士、“氢弹之父”萨哈罗夫。

　　1989年7月，叶利钦进行了一次美国之旅，他见了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并在参观了一家超市后留下了眼泪，因为里面丰富的商品让他的内心受到极大触动。在此之前的那个冬天里，苏联的生产严重下滑，商店货架空置和人们排长队购买商品的情况更加严重。而在1990年，苏联商品即将凭票供应。

叶利钦参观美国超市

　　叶利钦在回忆录中承认，他的世界观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改变的。苏联解体后，曾有人问叶利钦，是什么最终促使他开始反对旧体制，他回答说，是美国和美国的超市。

　　回国后，一个机会突然摆到了叶利钦面前。

　　生产和供应问题、民族问题引发全国性的不满，而苏联人代会则提供了有样学样的机会，各个加盟共和国纷纷选出了自己的最高权力机构。戈尔巴乔夫未加阻止。

　　其他几个加盟共和国这样做问题还不大，但当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于1989年10月29日修改共和国宪法，设立了自己新的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时，问题就大了，苏联的统一开始受到威胁。

　　其实，苏联老一辈领导人一直担心这个问题。

　　1948年，日丹诺夫去世，斯大林借机掀起“列宁格勒案”，将列宁格勒党委几乎连锅端。罪名之一是，对抗中央，试图建立俄罗斯共产党，突出俄罗斯在苏联中的地位，动摇后者的统一。

　　正因为对俄罗斯共和国的担心，在苏联所有的加盟共和国中，才只有俄罗斯的党组织没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和第一书记。

　　正在寻找权力平台的叶利钦选中了这里，这个最大的加盟共和国足够叶利钦施展抱负。重要的是，这里没有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可以更加自由。

　　他雇用了撰稿人，将主张体系化。他明确提出国家要实行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并要求俄罗斯在苏联框架内拥有更多自主权，这是向苏联解体迈出的一步。

　　1990年3月，发生了三件大事：4日，叶利钦以84%的得票率轻松获胜，成为一名俄罗斯人大代表;13日，戈尔巴乔夫推动苏联人代会取消了规定苏联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宪法第6条;隔天，他又设立了总统职位，19日，苏联人代会将戈尔巴乔夫选举为苏联总统。

　　人代会设立后，苏联政治生活空前活跃起来，出现了众多党派，而宪法第6条就愈发遭到反对，实行多党制的呼声不绝于耳，甚至上演了大规模游行活动。迫于社会压力，戈尔巴乔夫支持废除宪法第6条。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智囊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精准地将此事概括为“苏共的和平退位”。多党制下，总统职位替代了原先苏共的领导地位。但戈尔巴乔夫再次失误，他依然没能明白选举意义何在。他没有让总统职位通过全国直选产生，而仅仅通过人代会选举产生。这使苏联失去了一个重新凝聚整个国家的机会，因为选举如扩大至整个苏联，包括叶利钦在内的政治人物都可能出来参选，对总统的选举将相当于一次合法性确认，甚至动员，总统职位的合法性将大大增强。而不搞全国直选，戈尔巴乔夫虽稳赢，这个总统称号却将有名无实。

　　至于戈尔巴乔夫如果在选举中碰上叶利钦能不能获胜，蒂莫西•科尔顿写道，在1990年6～7月叶利钦支持率超过戈尔巴乔夫之前，后者实际上一直都有取胜的把握。

　　接替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曾经问前者，为什么这么着急，在1个月内废除宪法第6条，又设立总统职位，又立即选出总统?戈氏称：“为了让他们归位”。这里的“他们”指的是各加盟共和国和叶利钦等民主派。戈尔巴乔夫显然希望一套民主秩序早日建成，而自己身居领导地位，便可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可惜，领导地位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取得的。

　　在此之前，波罗的海三国和阿塞拜疆已先后通过了主权宣言，立陶宛更已宣布退出苏联，这就更放大了戈尔巴乔夫不搞总统直选的失策。失去了这次凝聚人心的机会后，苏联只能等待叶利钦从俄罗斯出招。

　　七

　　立陶宛宣布退出苏联后，戈尔巴乔夫派出了装甲车部队星夜直取其议会大厦，最终却滑城而过，未发动进攻。上述4个加盟共和国发布主权宣言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带来的宽松政治的直接结果，那支装甲车部队成为一种隐喻。事态的逻辑与沙俄倒台后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是一样的，均系由体制变化导致的地区分离。

　　但当俄罗斯也加入进来，事情就起了变化。因为俄罗斯体量太大，足以替代苏联本身。

　　同样是在1990年3月，早在1985年就反对提拔叶利钦的雷日科夫再次给出具有全局意义的准确判断。他在苏共政治局会议上说，如果叶利钦他们拿下俄罗斯，那将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无须他们动手，整个联盟将立刻散架”。

　　已感到问题严重性的戈尔巴乔夫抱怨道：“叶利钦做的事，无法理解。脸皮越来越厚，民众却总拿他当自己人”。他的无奈何尝不是他不适应自己推动的改革的反映?而他对叶利钦的评价实际上也就是对当时苏联民粹的描述。

　　戈尔巴乔夫先后派出两名选手与叶利钦争夺俄罗斯人代会议长一职。如果叶利钦夺得此位，俄罗斯就将是他的，他和他的支持者也正信誓旦旦地要取得胜利。

　　如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一样，俄罗斯议长由俄人代会代表们选出。经过三轮投票，5月29日叶利钦战胜了戈尔巴乔夫的两位选手，当选俄罗斯人代会议长。

　　雷日科夫的担忧很快就成真了，叶利钦在苏联层面的立场是反对苏共精英、要求政治改革，而当他开始竞选俄罗斯议长时，立场已经转向苏联各地区应拥有更多权力，甚至独立。

　　戈尔巴乔夫虽然没有命令装甲部队攻打立陶宛议会大厦，却开始对波罗的海三国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制裁，以惩罚它们退出苏联的企图。但叶利钦当选议长后第二天就宣布，主权俄罗斯缔结的第一个经济合作协议将面向波罗的海三国。叶氏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

　　6月12日，俄罗斯人代会通过了俄罗斯主权宣言。在此之前，格鲁吉亚也做了同样的事情。5月，宣布退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又多出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苏联解体趋势渐成。

　　8月，叶利钦托出了那句著名的“主权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当时他正巡访整个俄罗斯地区，每到一处都大谈俄罗斯摆脱苏联的好处：“俄罗斯再也用不着向其他加盟共和国输血了!再也用不着负担苏联昂贵的国防和航天项目了!再也用不着为苏联搞对外援助了!”他的口号广受欢迎，俄罗斯民族主义高涨。

　　戈尔巴乔夫这边则再次示弱。俄通过主权宣言前两天，他接受英国BBC采访时表示，愿意接受中央权力由加盟共和国授予的联盟模式。这是极大的让步，戈尔巴乔夫此时只求保留苏联。但叶利钦继续施压，7月的苏共二十八大上，他公开宣布退党，还扔掉了党证。

　　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真正到了“墙倒众人推”的地步，叶利钦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们都只想从中央得到更多权力，甚至直接独立了事。6月12日俄通过主权宣言当天举行了联盟条约问题会议，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及几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大家无一例外地都向戈尔巴乔夫抱怨自己的共和国权力太少。而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他们手中权力越多，自己就越无权，而各国的独立就意味着苏联消失，他自己告老还乡，因为苏联只是建立在这些加盟共和国之上的一个政治体系。

　　到这一刻，苏联的解体才真的几乎不可避免。到1990年年底，除亚美尼亚外的其他加盟共和国都发布了主权宣言。

　　此后的戏码变得较为简单，戈尔巴乔夫努力维持苏联。为此，他提出了新联盟条约，并将其提交全民公决。直到这时他才懂得使用民主来为自己的主张赋予合法性。可惜，已经有些晚了。

　　1991年3月的这场全民公决中，近九成的苏联公民对“您是否认为以能够保证任何民族的任何人的权利和自由的由平等权利的主权共和国组成的新联邦形式保留苏联是必须的?”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问题中，“保留苏联”固然是重要的，但前面一大长串的定语同样重要。即便按照这次民意表达保留了苏联，留在戈尔巴乔夫手中的权力也将是很小的。

　　但全民公决的威力毕竟是巨大的，叶利钦等主要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只得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新联盟条约。不料在即将签约前的1991年8月19日爆发了一场著名的军事政变。一直抵制改革的保守派行动了，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策划组织了整场政变，多位苏联高级官员参与其中。他们宣布了6个月的紧急状态，软禁了正在克里米亚度假的戈尔巴乔夫，还派特种部队抓捕叶利钦。

　　纵观整段苏联解体历史，戈尔巴乔夫为叶利钦数次做嫁衣，可没想到坚决与改革为敌的保守派一出手也同样做了嫁衣。被派去逮捕叶利钦的特种部队迟迟没有接到行动命令，使叶利钦得以在民众面前发表演说。民意本就心向改革，而此前已经被选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全苏联抵抗政变的领军人物。注意，叶利钦是在一场直选中当上俄罗斯总统的，他获得了超过4555万俄公民的支持，其合法性要比戈尔巴乔夫那个由议会选出来的总统职位强太多。如今他又粉碎了一场反改革政变，其权力已经十分稳固。

　　这场政变漏洞百出，甚至记者们可以自由出入被政变部队封锁的白宫。如此差劲的一场政变与众多部队在政变发生前后宣布效忠叶利钦的事实是一致的，它们都凸显出在叶利钦成为俄罗斯领导人后苏联解体已经几乎难以避免。说“几乎”，只是因为那次全民公决。

　　政变平息后，苏联解体进入快车道。11月6日，叶利钦签署命令，禁止苏共在俄境内的活动。乌克兰、土库曼斯坦再次举行全民公决，支持独立的立场占压倒性优势。12月8日，俄白乌三国签署《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苏联终止存在。12月12日，俄议会批准了该协议。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

　　苏联的尾声虽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对未来已然意义不大。此时发生于俄罗斯的戏码才更值得关注。当上了俄总统的叶利钦在政变之后才着手落实自己在政治竞争中始终强调的改革。他开始广泛征集改革方案，许多人选通过各种渠道被推荐给他，但他最终选择了年轻、无任何政治经验、又一身学究气的盖达尔及其团队来操刀俄罗斯改革。多年以后，盖达尔团队的成员认为，当时叶利钦选择盖达尔，只是因为看出他是一个并无政治野心的人。这样的人，对叶利钦没有威胁。

　　在1991年10月28日俄罗斯第五届人代会上，叶利钦高调宣布了盖达尔为其拟定的改革计划，主要内容便是“私有化”、“休克疗法”。当时叶利钦呼吁民众陪国家勒紧裤腰，并夸下海口，称半年后情况就会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就会提高。

　　结果则是，从改革开始到2000年，俄罗斯有不少于三分之一(部分年份甚至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民众自然开始对叶利钦不满，其支持率最惨时低至个位数。但他1993年派坦克部队轰击议会大楼，阻止对自己的弹劾，1996年则将国有资产出售，从中获利很大的寡头群体帮助叶利钦延续总统权力。他治下的选举少不了舞弊丑闻。1999年，他将普京确立为接班人，并使用当年自己玩过的民粹手段为普京提升支持率，最终将这位未来的民粹式强人捧为总统。

　　结语

　　对于苏联解体原因的解释五花八门，但大多数均非直接原因。比如经济崩溃论、帝国论、民族主义论、现代化危机论等。这些解释的文章中往往会有一句话：“所以令人好奇的并非苏联为何解体，而是它居然延续了这么久才解体”。这句话的意思是，作者给出的解释并非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而是其条件、间接原因。

　　它的直接原因，一定得包含直接推动了解体进程的因素。经济不好，国家不一定解体，有民族问题也不一定解体，但若有一股力量在各种具体条件的帮衬下开始推动这个进程，那么国家解体就可能成真。

　　在苏联解体的历史中，我们看到，叶利钦所代表的民粹政治就是这样一股力量。而改革推动者自己却不适应改革、改革者更担忧保守派却轻视民粹、苏联固有的国家结构问题及其他偶然因素，成功地将叶利钦“护送”至终点。

　　从整个过程来看，确实可以说叶利钦是凭一己之力肢解了苏联。从一开始，民粹这个因素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上述因素的帮衬让它一步步壮大，直至肢解了庞大的苏联。叶利钦民粹是推动苏联解体的那个最为直接的因素。

　　相关简介：方亮，国际问题研究者。首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79期；原题《民粹如何肢解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