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针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的批评中，可以推测，谈的最多的是他缺乏宏大战略规划。例如，丽贝卡·弗里德曼·利斯纳和米卡·泽恩科批评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是“反战略”的，无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和执行有目的的行动方案”。其认为特朗普确实有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的人，也承认他的构思和力度是不充分的。科林·卡尔和哈尔·布兰兹写道，特朗普“美国第一”的提法，尽管具有战略意义，却“受到内部紧张局势和困境的干扰，这将使总统的既定目标难以实现。”这些批评都有一个重要的假设：一项宏大的战略，即制定一个连贯的、长期的国家目标，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法来实现这些目标的战略规划，是外交政策成功的关键。

作者的书《应急战略与宏大战略：美国总统们的外交政策如何取得成功》

　　但正如我在我的新书中所论证的那样，这个假设是没有根据的。在这个复杂世界里，领导者的知识水平总是不够充分的，外交政策的成功常常是需要通过即兴发挥、渐进式决策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而获取——这种方法我称之为“应急战略”，因为它的内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的，而不是事先规划好的。虽然特朗普的具体决策智慧如何还有待观察，但批评人士认为他缺乏宏大战略或追求一个构想拙劣的战略是致命的，这一批评则是错误的。实际上，从哈里·杜鲁门到罗纳德·里根，美国总统经常使用“应急战略”来施展他们的成功之道。

　　在暗夜中开车

　　从理论上讲，运用“宏大战略”的理由似乎很充分。在《宏大战略有什么好处?》里，哈尔·布兰兹认为，宏大战略形成了一个“概念框架以帮助国家决定他们想要实现的目标，以及确定他们应该如何实现的步骤。”反过来，另一种选择通常被认为是由特定的、不连贯的、最终失败的决策组成的。根据胡佛研究所的约瑟夫·约菲所说，“大国……不要动态制定战略。他们必须基于力量和目的，事先制定战略，它能告诉挑战者可以期待什么。”

　　另一方面，从现实出发，宏大战略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要构建一个足以成功的宏大战略，主要障碍在于难以准确评估国际环境中的安全风险和机遇，难以准确预测那些可能的威胁和机会将如何改变。

　　人们对战略预见的信心如何呢?从社会学的研究看来，专家预测准确性往往得不到支持。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菲利普·E·泰特洛克在他的著作《专家的政治判断》中有句名言：“当我们将专家的预测与最低限度的预测手法——二分法、‘扔飞镖的黑猩猩’预测法以及各种外推算法相对比时，我们发现，很少有迹象表明专业知识可以使我们更有能力为做出更为精准的预测。”当谈到长期战略规划时，政策制定者通常好比“在黑暗中开车”。

　　另一方面，应急战略，包括预定目标和实现手段应根据形势变化而改变。也就是说，成功的策略，可以在事先没有完全制定好的情况下形成——实际上，世界的复杂性往往使得这种预先制定变得不可能。重要的不是规划而是学习。

　　今天关于应急战略的大部分文献都来自商业世界，在那里，战略家们已经开始将他们的关注重点从长期规划转移到寻求更渐进的、适应性更强的决策方法。

　　这种转变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之一、管理理论家亨利·明茨伯格，描述了应急战略和他所谓的“深思熟虑的战略”的区别：“深思熟虑的战略着重于“控制”——确保管理意图在行动中实现，应急战略强调通过采取行动在过程中来了解这些意图应该放在哪里。”换句话说，人们的目标可以在战略制定过程中改变，这是基于在追求最初目标的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

　　在所有针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的批评中，可以推测，谈的最多的是他缺乏宏大战略规划。例如，丽贝卡·弗里德曼·利斯纳和米卡·泽恩科批评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是“反战略”的，无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和执行有目的的行动方案”。其认为特朗普确实有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的人，也承认他的构思和力度是不充分的。科林·卡尔和哈尔·布兰兹写道，特朗普“美国第一”的提法，尽管具有战略意义，却“受到内部紧张局势和困境的干扰，这将使总统的既定目标难以实现。”这些批评都有一个重要的假设：一项宏大的战略，即制定一个连贯的、长期的国家目标，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法来实现这些目标的战略规划，是外交政策成功的关键。

作者的书《应急战略与宏大战略：美国总统们的外交政策如何取得成功》

　　但正如我在我的新书中所论证的那样，这个假设是没有根据的。在这个复杂世界里，领导者的知识水平总是不够充分的，外交政策的成功常常是需要通过即兴发挥、渐进式决策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而获取——这种方法我称之为“应急战略”，因为它的内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的，而不是事先规划好的。虽然特朗普的具体决策智慧如何还有待观察，但批评人士认为他缺乏宏大战略或追求一个构想拙劣的战略是致命的，这一批评则是错误的。实际上，从哈里·杜鲁门到罗纳德·里根，美国总统经常使用“应急战略”来施展他们的成功之道。

　　在暗夜中开车

　　从理论上讲，运用“宏大战略”的理由似乎很充分。在《宏大战略有什么好处?》里，哈尔·布兰兹认为，宏大战略形成了一个“概念框架以帮助国家决定他们想要实现的目标，以及确定他们应该如何实现的步骤。”反过来，另一种选择通常被认为是由特定的、不连贯的、最终失败的决策组成的。根据胡佛研究所的约瑟夫·约菲所说，“大国……不要动态制定战略。他们必须基于力量和目的，事先制定战略，它能告诉挑战者可以期待什么。”

　　另一方面，从现实出发，宏大战略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要构建一个足以成功的宏大战略，主要障碍在于难以准确评估国际环境中的安全风险和机遇，难以准确预测那些可能的威胁和机会将如何改变。

　　人们对战略预见的信心如何呢?从社会学的研究看来，专家预测准确性往往得不到支持。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菲利普·E·泰特洛克在他的著作《专家的政治判断》中有句名言：“当我们将专家的预测与最低限度的预测手法——二分法、‘扔飞镖的黑猩猩’预测法以及各种外推算法相对比时，我们发现，很少有迹象表明专业知识可以使我们更有能力为做出更为精准的预测。”当谈到长期战略规划时，政策制定者通常好比“在黑暗中开车”。

　　另一方面，应急战略，包括预定目标和实现手段应根据形势变化而改变。也就是说，成功的策略，可以在事先没有完全制定好的情况下形成——实际上，世界的复杂性往往使得这种预先制定变得不可能。重要的不是规划而是学习。

　　今天关于应急战略的大部分文献都来自商业世界，在那里，战略家们已经开始将他们的关注重点从长期规划转移到寻求更渐进的、适应性更强的决策方法。

　　这种转变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之一、管理理论家亨利·明茨伯格，描述了应急战略和他所谓的“深思熟虑的战略”的区别：“深思熟虑的战略着重于“控制”——确保管理意图在行动中实现，应急战略强调通过采取行动在过程中来了解这些意图应该放在哪里。”换句话说，人们的目标可以在战略制定过程中改变，这是基于在追求最初目标的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

　　应急战略的成功

　　然而，尽管应急战略在商业世界日益普及，却并没有进入国家安全领域。事实上，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制定中，一些最成功的事例都可以用应急战略这种新兴战略模式来解释，而不是由宏大战略模式来解释。

　　其中一个成功的范例就是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了所谓的“遏制政策”，当时美国致力于反对苏联的扩张主义和全球共产主义。主流的看法认为，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设计的遏制政策是一项宏大战略，这来自于在他1946年的“长电报”(后来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

　　他的观点广为人知，在文章里，凯南认为，“苏联对西方世界自由制度施加的压力，是可以根据苏联政策的变动和部署情况，针对其一系列不断变换的地理和政治目标，灵活机警地运用反击力量加以遏制的。”

　　然而，将“遏制政策”视作一个宏大战略更多是基于杜撰而不是历史证据。虽然凯南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20世纪40年代美国战略的形成，但杜鲁门的实际遏制政策，如北约、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主义的许多成功因素是在一个应急过程中形成的，事实上与凯南的宏大设计并不一致。

　　杜鲁门政府在1947年到1950年间通过渐进式决策和应急学习的方式达成了实际遏制战略的不同要素。以北约的成立为例，在1948年的一份报告中，凯南认为，美国的政策应该“按照将美国和苏联都从欧洲中心撤出，最终实现和平”的目的推进。将已经参与马歇尔计划的欧洲国家纳入北约，凯南担心，这意味着“当前欧洲分界线的最终军事化”。因此，凯南和他的政策规划人员认为，美国应该仅仅以“类似于门罗主义的总统宣言”的形式提供“单方面保证”。

　　即使凯南反对缔结永久性军事条约，北约也最终在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的努力下得以出现，他找到一种方法来阻止苏联浪潮对西欧的进一步侵蚀，尽管他从未直接向他的美国同行提出正式的条约或军事同盟，但他提出基于“权力、金钱和决心为后盾的理解”抵制“苏联渗透”，由美国外交官约翰·希克森和他在国务院的盟友们主导，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于第二年启动了一系列谈判，通过了北大西洋公约。

　　简而言之，尽管不是由于国务院政策规划人员内部的规划，北约仍然被创建了，而且该条约本身违背了凯南预想的许多国家目标。凯南专注于对苏联的遏制，而杜鲁门决定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凯南想要通过选举和宣传的效应赢得主要在心理层面的冷战，而杜鲁门则通过“北约”将其军事化;凯南认为保护欧亚大陆和日本是为了保持势力平衡，而杜鲁门则以全球范围内自由社会的理念遭到威胁为依据持一种拯救世界的态度;凯南希望促成一个中立的西欧的出现，而不是像杜鲁门所决定的那样，让华盛顿率领西方与莫斯科进行双极斗争。

　　“北约”的构建不是唯一一个源自应急性学习的外交决策。从“马歇尔计划”的制定到1986年里根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会晤，那导至了第二年美苏签署了全部销毁两国中程和短程核导弹的条约。在每个这样的外交范例中，“宏大的战略设计”实际上都取决于当时的形势。

　　特朗普在运用应急战略?

　　在过去的一年里，特朗普一直被批评为“缺乏完整而宏大战略规划，想要实现的是错误的战略构想”。而政府的辩护者们指出了一些政策带来的有希望的结果，并认为特朗普可能会遵循比批评者们所主张的更为传统的共和党脚本。一些人认为他只是走运而已。

　　美国政府决策比之前看上去要成功，诸如他软化了对朝鲜的外交言辞和行动，以及采取比预期强硬的政策对待在乌克兰和叙利亚谋求利益的俄罗斯，对此，一个更好的解释是这些是基于特朗普的即兴风格与应急战略模式的原则。对朝鲜和俄罗斯的这些转变是否表明政府正在学习和适应，而不是简单地进行臆测?

　　也许正是这样。对于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表现而言，关键的考验不是它是否在幕后制定并推进一些长期计划，而是它是否有能力让一个成功的战略逐步发展。换句话说，如果政府可以根据形势采取应急战略，那它偏离“宏大战略”的教条原则，并不妨碍它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成功。

　　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网址：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8-05-21/trump-doesnt-need-grand-strategy?cid=int-fls&pgtype=h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