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历史经验来源对“杀手锏”理论的误导

　　美国“海湾战争”经验

　　从1990年海湾战争起，美军革命性的常规战力的巨大成功使中国决策层先是震惊、随后羡慕。当时，中国决策层面对可能的台海之战，即使不追求速胜，也急切地需要能控制局面，以使国际干预的可能和对国内政治经济局面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因此，美军提出的“震慑战”(War of Awe)新概念因其“以最小代价迅速摧毁对手的战斗意志，使其屈服”的美好愿景，迅速成为中国军事话语的口头禅。

海湾战争时美军舰发射导弹

　　然而，近几十年中国军事理论研究的一大时弊就是理论阐释和概念构建高度发达，特别是源自美军战争实践、中华传统谋略和中国领导人意图的种种理论和概念，往往迅速被人头济济的政工人才发展成宏大的理论，得到哲学意义上的论证。像“震慑战”这种来自美军的概念，在被中国军事理论界阐述时，还陷入了另一时弊——沉醉于美军政治、地缘和实力条件加以阐述，却忘了中国不是美国，诸多前提根本不具备。这也是出于一种强烈的政治心理暗示——“中国一定能赶上甚至超越美国”，只是在眼前无法赶上的条件下中国是否有条件效仿美军战略的问题，就被大而化之了。

　　实际上，即使在美国，“War of Awe”也只是两位战争理论家基于对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占绝对优势的武力过于乐观的期待而概括出来的，问世之后一直遭到置疑。因为美军在这场战争中并未实现仅凭绝对优势的武力展示就使对手屈服的效果。后来，中国又从美军理论中学来了“斩首战”和“瘫痪战”等概念并与“震慑战”一起囫囵吞枣，推崇至今。其实，“震慑战”属于威慑的范畴，而“斩首战”和“瘫痪战”虽然也追求通过攻击敌关键节点，使其作战体系和抵抗意志崩溃，从而以较小代价速胜，但已属直接运用武力解决问题。而且，不管是“震慑”，还是“斩首”和“瘫痪”，要导致敌方作战体系崩溃，也要以敌方拥有比较先进的体系化战力为前提，体系崩溃也不必然等于抵抗意志的崩溃。从战争实例上看，即使是萨达姆和卡扎菲也都不是在战争初期就被迅速“斩首”的。

　　另外，考虑到中国的军力建设水平，面对也不断获得现代军事理念、人才和装备的对手，要构成绝对优势殊为不易。其实，美军的绝对优势也处在不断被追赶和抵消之中，是靠美国超强的创新能力不断改变战争样式和游戏规则得以维持，而中国在这方面乏善可陈。当面对足够落后的假想敌时，又要考虑到越落后的对手越不具有体系容易崩溃的特点，因为此时落后一方往往取得“非对称”的优势。比如越战中的南越游击队、当代的“基地”组织，恰恰不是绝对优势的武力能够剿灭的。

　　中国之所以如此向往“震慑战”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是因为有一个隐藏的原因：中国在全局战略上有极力避免局部武装冲突，更要避免全面战争的迫切需要。同时，即使拥有了这样的武力和实现“震慑”的可能，具体运用也是一个威慑的过程，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同样非常薄弱，特别是当无法仅用武力展示达到目的，而需要以相当程度的实战打击来压服对手时，中国并无太多经验，历史上倍加推崇的1962年、1979年边境战事，从震慑的角度看，并非成功经验。

　　夸大的台海经验

　　在解放军历史上，唯一的常规导弹威慑实践来自1995~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的军事演习，这一经验后来被视为有效阻止了台湾宣布独立、美国航母干预台海局势。这种看法当然未获得中国学术界认可，但在这类问题上，中国一些民族主义狂热媒体的论断显然远比学术界对高层和全民更有说服力。

　　然而，深得高层和全民信服的这种历史经验却是不足为训的。诚然，在这次危机中，大陆向台湾发出了认真的报复威胁，甚至准备真正发起攻击，这的确是一种典型的威慑，但按照上述“成功”经验，大陆的威慑所针对的却是一系列可能的政治后果而不是一个具体行为。这些后果可能包括台湾宣布独立，但台湾当时真打算走这么远吗?即使打算，又真的是几发导弹就慑止住了吗?有人以1996年更加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败给国民党候选人李登辉来证明“台独”被慑止，可是1999年，在另一轮大陆军事演习的强大震慑下，陈水扁却终于在第二年新的大选中战胜了李登辉而当选，这又如何理解?

图中四点内方块区域为1996年3月解放军导弹演习的部分区域

　　其实，当时的东风-15导弹虽然难以防御，但性能单一，杀伤力有限，并不足以改变台海战局，大陆展示的更多是一种一旦台湾宣布独立就不计一切代价也要武力攻占台湾的姿态，但台湾并未宣布独立也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的结果，很难说是大陆当时哪一种武器、哪一轮行动的威慑效果，当时大陆除了不计代价，并不占有全面军事优势。

　　当然，大陆文献事后又纷纷强调这次导弹演习有效吓跑了美国派来的两个航母战斗群。然而从美国角度来看，这纯属臆测，因为即使是后来大陆公布的能打击海上移动目标的反舰弹道导弹也没有吓跑美国在亚洲的航母，何况1995~1996年大陆不过是向海上发射只能打固定目标的导弹，美国航母后来的撤回与大陆的导弹试射之间谈不上因果关系。

　　可是中国对这一效果的笃信却达到了官方层面，二炮相当正式的文献(赵锡君(时任二炮参谋长，后任副司令员)主编：《慑战——导弹威慑纵横谈》，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3年)都将其当作威慑成功的案例，还创造出了以“抵近(临界)打击”和“高强度间接打击”实现威慑的理论。这份文献中，研究者将1990年伊拉克“飞毛腿”导弹对美国的影响称为“巨大威胁和威慑”，把中国1999年发射载人飞船对美国的影响称为“震惊和恐惧”，还把朝鲜核武器对美国的影响描述为“惊恐万状”。

　　这些历史经验都对“杀手锏”理论的形成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这些经验本身的牵强，这种作用也不无误导的色彩。

　　当前，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国内视角，普遍认为中国的军力发展正在并将进一步改变世界军力平衡和地区安全格局。虽然这一认知的形成有部分大国军力发展相对疲软、中国发展步伐被国内吹捧，被西方恐慌性夸大等干扰因素，但中国与美国的军事差距的确正明显缩小。而且，即使是这种吹嘘和夸大，也是中国国内政治现实和国际战略实践的结果之一，值得研究。

　　本文想要研究的是：在中国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强国强军”口号和成就之下，是否存在一个通过科技强军取得战略优势的顶层设计和可行策略，其实现决心和制胜把握又如何。

　　为此，本文首先根据中国近年的政策意图表述，为中国“取得战略优势”假设一个衡量标准——到21世纪中后期能有较大把握打赢与东亚各邻国争夺领土主权的有限战争，在东亚各局部地区取得对主要对手的明显军事优势。相对于东亚的一系列地区性对手，中国达到这一标准似乎并不算太难，但考虑到东亚与美国利益、全球秩序的密切相关，以及美国在该地区广泛的战略盟友关系，中国可能参加的地区冲突都面临美国卷入的可能。这使中国实现这些目标存在巨大挑战，迄今并无明确胜算。

　　但在中国国内当前的政治语境下，基于一些片面历史经验和表面成就，中国决策层和民间舆论都不承认和接受这一现实，反而相信追赶美国大有可为，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巨大的财力投入和从参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技术扩散红利，还产生了较强的信心。同时，如果不追求与美军全面对抗下取得胜利，而是将目标只限于借助有利地缘条件、复杂的地区局势和部分有针对性的武器，争取挫败美军在东亚的战略企图，为自己争得一定活动空间和有利结果，更被认为完全可行。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必须在理论层面上提出指导整个科技强军进程的目标和路径。但笔者研究发现，不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舆论层面，这种目标迄今仍只有江泽民时代提出的“杀手锏”概念，而且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用于指导实践时更缺乏可行性和制胜把握。这个概念还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因此，“杀手锏”的含义、实质和意义，以及其在实践中的表现等问题，就直接影响到对“中国军力的发展速度到底有多快，会在何时、以怎样的表现改变中国与美国及其阵营的力量对比”的判断。这一判断对中国战略学术界和美国及其盟友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战略和国际关系诸领域长期缺少对党中央“英明”决策的反问和思考，主要精力用在对既定方针政策的细化、解释和辩护上，决策层和政府更是不会公开承认一项政策效果不佳。对美国和国际社会而言，美国的军事优势和战争规则制定权将如何被中国的发展和对策所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美国与中国潜在冲突的胜负，以及中美间平时的战略威慑态势和亚太战略格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系列重要盟国，也迫切需要对此做出判断。然而现在来看，这些国家的研究并未深入到这一层面。

　　“杀手锏”概念的产生和先天不足

　　众所周知，八十年代末中美关系紧张后，中国突然面临中美对抗的前景，面临以极为有限的科技和军事实力应对美国军事优势的需要。当时，尽管面临美国制裁，中国仍得以一面维持改革开放大格局和中美合作，包括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以获利，一面在军事上逐步将美国视为最大假想敌，并由此与美国的东亚和全球军事部署、地区安全秩序发生冲突。在后一个层面上，美国的角色突然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老师和赞助者变成头号对手，美国以常规军力对华有限干涉的概率陡增，而中国在这种冲突中动用核武器不现实，这使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最高决策层产生了一种焦虑。

　　在这一背景下，自1992年起，解放军内部的政策研讨中出现了“杀手锏”的概念。对这一概念，原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回忆称最早出自1999年。实际上，原海军政治部作家吴殿清证实，这一提法是江泽民1992年12月3日在给当时两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的信中首次提出的。这一点也得到另一个事实的间接证明：1990年，江泽民即使在与刘华清谈到弹道导弹核潜艇这种关键武器时也没有使用“杀手锏”这样的措辞。

　　不过，从一问世起，“杀手锏”这样的概念就只是表达了中共新领导人需要尽快用某种“顶用”的常规武器手段挑战美军优势的强烈愿望。对接到这个要求的中国军工体系，当时的出路是发掘一些常规武器的单项性能，以求破坏美军在东亚的部署与展开，削弱其绝对优势，为本国军队赢得一点施展空间。

　　这其实是与当年的苏联一样的战略处境和出路，只是中国在战略和技术层面都认为自己的条件已今非昔比，往往极力回避与苏联联想和类比。而且，中国的这一诉求和相关努力不光仓促，还缺乏雄心壮志和现实可能之间的可靠对接，在到底是效仿、追赶和超越美国，还是破坏、抵御和挫败美国等基本方向上缺乏顶层设计和明确选择，更没有检验的标准。

　　这些缺陷，不仅从后世的一批重大武器装备发展过程中能够发现，即使仅从纯理论和文化的角度也不无体现。实际上，虽然最高领导人金口玉言，但从江泽民卸任军委主席的2004年起，围绕“杀手锏”这一概念的表述，还是有人提出过置疑。只是新的领导集体也未必找得到比它更有意义的概念，更没有必要在这样的问题上刻意与江时代表示区别，因而仍然加以沿用。

　　但是，严格说起来，“杀手锏”的确连现代汉语中的一个标准词汇都不算，《现代汉语词典》对这一词条的解释干脆就是“参见‘撒手锏’”，因为现代汉语中的确只有“撒手锏”一词可考，而“杀手锏”不过是它的异体误传。

　　从历史角度考证，“锏”的确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冷兵器，“撒手锏”也是中国民间传说中隋末传奇人物秦琼的一种典型战术，指的是在被敌人穷追时孤注一掷地把手中的锏掷向后方。显然，这种战术仅有一次机会击中对手，效果很难保证，而持锏者将手持兵器抛出，也就手无寸铁，因而属铤而走险之策。

　　然而，由于《隋唐演义》一类作品的战争描述原本就传奇多于史实，绝大部分传播者和受众都是带着消遣和娱乐目的加以传承，因而就连这种战术的缺陷也被不求甚解地忽略，只剩其出奇制胜的效果，以致在民间口语中对“杀手锏”这样的变体也不排斥。

　　直到最近一些年，在同样论述解放军强军努力的一些中文报道中，仍有人使用的是“撒手锏”。即使是前述林虎和吴殿清的文章，使用的也是“撒手锏”而非“杀手锏”。

　　当然，从1990年代中期起，在更多的解放军官方文本中，各级政治部门的秘书、宣传干事和新闻编辑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撒手锏”一词“孤注一掷”的负面含意，因而在起草和修改诸多领导讲话、官方宣传和报道等场合，本能地用“杀手锏”代替了“撒手锏”，以强调其“决胜王牌”的含义。而在此之前，整个简体中文环境中，各种场合其实都很少使用“杀手锏”一词。

　　不幸的是，这样做也暴露了“杀手锏”概念的先天缺陷：缺少精确定义和理论支撑，貌似出奇制胜，更多却是文学修辞，而且是一种误用。同时暴露的还有中国理论界经常只能被迫接受和论证最高层相对随意的个人思索和表述的局面。

　　两大历史经验来源对“杀手锏”理论的误导

　　美国“海湾战争”经验

　　从1990年海湾战争起，美军革命性的常规战力的巨大成功使中国决策层先是震惊、随后羡慕。当时，中国决策层面对可能的台海之战，即使不追求速胜，也急切地需要能控制局面，以使国际干预的可能和对国内政治经济局面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因此，美军提出的“震慑战”(War of Awe)新概念因其“以最小代价迅速摧毁对手的战斗意志，使其屈服”的美好愿景，迅速成为中国军事话语的口头禅。

海湾战争时美军舰发射导弹

　　然而，近几十年中国军事理论研究的一大时弊就是理论阐释和概念构建高度发达，特别是源自美军战争实践、中华传统谋略和中国领导人意图的种种理论和概念，往往迅速被人头济济的政工人才发展成宏大的理论，得到哲学意义上的论证。像“震慑战”这种来自美军的概念，在被中国军事理论界阐述时，还陷入了另一时弊——沉醉于美军政治、地缘和实力条件加以阐述，却忘了中国不是美国，诸多前提根本不具备。这也是出于一种强烈的政治心理暗示——“中国一定能赶上甚至超越美国”，只是在眼前无法赶上的条件下中国是否有条件效仿美军战略的问题，就被大而化之了。

　　实际上，即使在美国，“War of Awe”也只是两位战争理论家基于对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占绝对优势的武力过于乐观的期待而概括出来的，问世之后一直遭到置疑。因为美军在这场战争中并未实现仅凭绝对优势的武力展示就使对手屈服的效果。后来，中国又从美军理论中学来了“斩首战”和“瘫痪战”等概念并与“震慑战”一起囫囵吞枣，推崇至今。其实，“震慑战”属于威慑的范畴，而“斩首战”和“瘫痪战”虽然也追求通过攻击敌关键节点，使其作战体系和抵抗意志崩溃，从而以较小代价速胜，但已属直接运用武力解决问题。而且，不管是“震慑”，还是“斩首”和“瘫痪”，要导致敌方作战体系崩溃，也要以敌方拥有比较先进的体系化战力为前提，体系崩溃也不必然等于抵抗意志的崩溃。从战争实例上看，即使是萨达姆和卡扎菲也都不是在战争初期就被迅速“斩首”的。

　　另外，考虑到中国的军力建设水平，面对也不断获得现代军事理念、人才和装备的对手，要构成绝对优势殊为不易。其实，美军的绝对优势也处在不断被追赶和抵消之中，是靠美国超强的创新能力不断改变战争样式和游戏规则得以维持，而中国在这方面乏善可陈。当面对足够落后的假想敌时，又要考虑到越落后的对手越不具有体系容易崩溃的特点，因为此时落后一方往往取得“非对称”的优势。比如越战中的南越游击队、当代的“基地”组织，恰恰不是绝对优势的武力能够剿灭的。

　　中国之所以如此向往“震慑战”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是因为有一个隐藏的原因：中国在全局战略上有极力避免局部武装冲突，更要避免全面战争的迫切需要。同时，即使拥有了这样的武力和实现“震慑”的可能，具体运用也是一个威慑的过程，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同样非常薄弱，特别是当无法仅用武力展示达到目的，而需要以相当程度的实战打击来压服对手时，中国并无太多经验，历史上倍加推崇的1962年、1979年边境战事，从震慑的角度看，并非成功经验。

　　夸大的台海经验

　　在解放军历史上，唯一的常规导弹威慑实践来自1995~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的军事演习，这一经验后来被视为有效阻止了台湾宣布独立、美国航母干预台海局势。这种看法当然未获得中国学术界认可，但在这类问题上，中国一些民族主义狂热媒体的论断显然远比学术界对高层和全民更有说服力。

　　然而，深得高层和全民信服的这种历史经验却是不足为训的。诚然，在这次危机中，大陆向台湾发出了认真的报复威胁，甚至准备真正发起攻击，这的确是一种典型的威慑，但按照上述“成功”经验，大陆的威慑所针对的却是一系列可能的政治后果而不是一个具体行为。这些后果可能包括台湾宣布独立，但台湾当时真打算走这么远吗?即使打算，又真的是几发导弹就慑止住了吗?有人以1996年更加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败给国民党候选人李登辉来证明“台独”被慑止，可是1999年，在另一轮大陆军事演习的强大震慑下，陈水扁却终于在第二年新的大选中战胜了李登辉而当选，这又如何理解?

图中四点内方块区域为1996年3月解放军导弹演习的部分区域

　　其实，当时的东风-15导弹虽然难以防御，但性能单一，杀伤力有限，并不足以改变台海战局，大陆展示的更多是一种一旦台湾宣布独立就不计一切代价也要武力攻占台湾的姿态，但台湾并未宣布独立也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的结果，很难说是大陆当时哪一种武器、哪一轮行动的威慑效果，当时大陆除了不计代价，并不占有全面军事优势。

　　当然，大陆文献事后又纷纷强调这次导弹演习有效吓跑了美国派来的两个航母战斗群。然而从美国角度来看，这纯属臆测，因为即使是后来大陆公布的能打击海上移动目标的反舰弹道导弹也没有吓跑美国在亚洲的航母，何况1995~1996年大陆不过是向海上发射只能打固定目标的导弹，美国航母后来的撤回与大陆的导弹试射之间谈不上因果关系。

　　可是中国对这一效果的笃信却达到了官方层面，二炮相当正式的文献(赵锡君(时任二炮参谋长，后任副司令员)主编：《慑战——导弹威慑纵横谈》，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3年)都将其当作威慑成功的案例，还创造出了以“抵近(临界)打击”和“高强度间接打击”实现威慑的理论。这份文献中，研究者将1990年伊拉克“飞毛腿”导弹对美国的影响称为“巨大威胁和威慑”，把中国1999年发射载人飞船对美国的影响称为“震惊和恐惧”，还把朝鲜核武器对美国的影响描述为“惊恐万状”。

　　这些历史经验都对“杀手锏”理论的形成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这些经验本身的牵强，这种作用也不无误导的色彩。

　　两个类似概念的考证

　　与“杀手锏”理论相类似，中国军事理论界近十几年还流行起另外两个概念，一个是“非对称”，一个是A2/AD(反介入/区域拒止)，分别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中国制美战略的内容。

　　这两个概念其实都是美军提出来的，但近几十年中国军事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正是借用美军的理论。作为世界军事领域的领先者，美军也绝不止研究自身实力的发展和优化，而是高度重视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对手和潜在挑战。在思考如何击败美军时，中国理论界尽管仍大力夸耀解放军战胜美军的辉煌历史和经验，并坚信这些经验——诸如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等——放之四海而皆准，在解决现实问题时却自觉地将目光投向美军。因而，在如何战胜美国的课题上，近几十年中国其实谈不上自成体系的独创性，而是大多依据美国的此类研究来发现美军的弱点，从美军的论述中借鉴其他反美力量的经验，“非对称”和A2/AD都是这一局面的产物。

　　仅从名词上看，“非对称”(asymmetry)也绝不是一个典型的汉语表达，而带有浓重的翻译色彩。从历史上说也是如此，“非对称作战”或“非对称战争”最早出自美国政治学者安德鲁•J•R•马克(Andrew J. R. Mack)1975年发表在《世界政治》杂志上的论文“为何大国会输掉小型战争”。这一研究是基于1950年以来弱方赢得了世界大多数局部战争的现实提出的。在文中，“非对称”只是指冲突双方军队、先进武器和经济等实力上的悬殊。

　　这一理论当时波澜不惊，但冷战结束后却在学术界引发新的兴趣，因为长期被冷战时期美苏争霸所压制和掩盖的多种冲突源，诸如地区强国崛起、民族宗教问题、领土争端等纷纷露头。在美国维护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各种中小国家和恐怖组织等非国家主体纷纷向美国叫板，在面对美国绝对优势的军队时又纷纷采取不择手段、突破道德底线的战略，以求给美国造成不能承受的破坏。从此，凡是在对抗中与美国实力悬殊的对手所采用的，不与美国在军事上正面交战，而是采用其它非军事手段打击美国严重弱点的现象，就成了“非对称战”的新内容。

　　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空军政工部门的文艺创作干部乔良和理论研究者王湘穗从西方媒体中接触到这些趋势，并结合广泛的阅读和思考加以总结和提炼，于1999年写出了将这一趋势提升到战争哲学高度的理论散文——《超限战》。由于当时中国军界、政界和社会对西方和世界的研究依然相对封闭和保守，此书一炮走红，两位作者也由此一举成名，甚至有人认为此书预言了(当然不能说启发或指导了)“基地”组织策划的“9•11”恐怖袭击，堪称神作。

《超限战》英译本

　　其实，此书最大的优点在于宽广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但它并非严密的学术论证，更像两位作家所擅长的报告文学，带有遐想、神游和煽情色彩。书中列举的无非是冷战后时代世界军事领域的大量新鲜现象，比如全球化、恐怖主义、高技术和互联网等，这并非美国一无所知和视而不见的趋势，有些恰恰正是美国发起的。相反，这些趋势却不是出自解放军的实践。书中提出了大量挑战美军的手段，同时又承认美军是新思想、新装备和新战法的大师。中国国内对此书的高度评价是因为当时国人一般不能阅读国外媒体和文献，此书又不提供引述各种现象总结和观念讨论的参考文献，因而显得极富原创性。

　　如果说“非对称战”是发自强国视角的观察，那么“超限战”一定程度上就是站在弱者角度的概括。只是“超限战”用来描述国外现象尚可，用在中国自身军事理论中，暗含中国对美在军事上将抛开一切规则束缚、不择手段拼个鱼死网破的意思，显然不宜用在正规的公开理论研究中，因而中国军事学术界还是借用了西方视角的“非对称战”而并未普遍使用“超限战”的提法。

　　最终，尽管中国也很强调以非对称手段挫败美军，作为必须与美国保持正常国家关系、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的大国，中国在军事上采用完全的非对称手段对付美国，也是不现实的。中国一方面在国内煽动对外强硬和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情绪，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却高度重视避免激怒美国和落下把柄。对到底是复制一支美军，还是发展与“基地”组织类似的制美手段这种选择题，如果企图鱼和熊掌得兼，其实也是难以做到的。

　　A2/AD的概念则是2009年以来随着中国反舰弹道导弹在国内外被夸得神乎其神而流行起来的。乍一看，似乎是中国军队为满足应对美国优势军力的紧迫需要推出了一系列A2/AD武器，并以A2/AD作为苦心经营的重要战略。其实，在中国思考如何应对美国优势军力之初，根本没有上升到A2/AD的层面。同时，不光出于强大的军事不透明传统，也出于整体战略上既反美又要用美的矛盾，中国对军事上寻求战胜美国的诉求和举动极为低调，全力掩饰，令美国长期缺乏明确的战略判断依据。

　　这一局面迫使美国一面在经济上接纳中国，一面也对中国的军事对抗意图反应迅速，从中国的一系列武器引进、研发举动中总结出其突出A2/AD意义的特点。正因为这是美国对中国隐晦意图的强行概括，虽然在中国学术文献和大众舆论中不乏A2/AD野心和能力的证据，但在任何讨论中国A2/AD战略的西方文献中，都没有中国官方文献直接提及A2/AD的线索。

　　最终，关于中国的对美军事战略，形成了中国自己讳莫如深、语焉不详，而美国的概括条剖理析、信誓旦旦的局面。在中国国内，苦于国家相关战略的云遮雾罩，社会舆论和一些研究者也迅速对美方的这一概括如获至宝，大量引用和阐发，以致国内外普遍将A2/AD视为中国深谋远虑的长期既定方针。

　　实际上，中国尽管连A2/AD的武器都服役了，究竟如何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理论和战略战术研究仍很苍白。对此笔者另有专文，在此不再赘述。

　　“杀手锏”战略的现实困境

　　当然，在现实中，中国的“杀手锏”战略并非没有落点，更不是没有进展，但由于这一战略的先天不足，其最终突破一直是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杀手锏”武器首先要排除传统的核力量。尽管在中国当前的战略思维和舆论中，太多人动辄认为核武器是最能挫败美国的“杀手锏”，其实这是一种无知。

　　中美之间，美国居于绝对的核优势，中国核武器从一开始就只打算，迄今在现实中也只能够起到“自卫核反击”的作用，即以给美国造成有效杀伤的方式慑止美国率先或随意对中国使用核武器。除此之外，中国核武器并无更大作用，特别是没有在中国无力以常规武器战胜美国之际成为制胜法宝的意义。可供参考的是，近年俄罗斯的战略方针中宣称将在常规战争严重失败时首先诉诸核武器，这貌似能威慑对手，却没有解决首先动用核武器的程度问题和遭到实力相当的对手对等甚至更有力核报复时怎么办的问题。对美国之外的对手，比如日本这样的无核武国家，中国核武器也受制于中国自己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以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对更弱小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核武器根本无法为中国充当“杀手锏”。

　　在这个背景下，尽管火箭军现在已然成为解放军的核心力量，动辄被称为“杀手锏”，其实是指火箭军用常规导弹解决解放军居弱势地位的整体海空实力无法完成的任务——比如以常规弹道导弹整旅齐射，瘫痪日本冲绳的嘉手纳等美军东亚核心基地。

　　以这个标准，中国当前称得上“杀手锏”的典型武器除常规地对地弹道导弹外，还有中段反导/反卫星导弹和反舰弹道导弹，它们分别以美军东亚基地、太空基础设施和航母为目标，这三者都是美军军事优势的支柱，却又都有脆弱和难以防御的特点。

　　以中国目前在这几种武器上形成的战力，的确对美军形成了一定的威胁。然而在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中，又明显出现了中国自夸自得，美国料敌从宽、故作紧张的局面。实际上，不管是前沿部队驻扎基地的防御和部署，卫星群的隐蔽、保护和反击手段，还是航母的生存力和在新威胁下完成使命的潜力，美军都还有明显的提升和回旋余地，并且已经采取了一大批有效措施，而这些措施所需要的高层重视和经费保障，很大程度上正得益于中国的自夸和美国的故作紧张。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这几大手段也并非横空出世的创造，早在冷战时期苏军都采用过，虽然当时也大有威胁美军命脉之势，但也早就暴露出单项突破的局限性，到冷战结束时，要么因各种缺陷和不足而被搁置，要么受制于全面军备竞赛和军控博弈而停留在潜在威胁上。中国当然是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来重启这几种挑战美军的武器，但别忘了美军的应对更是在新的高技术基础上展开。

　　除此之外，中国当然还可以继续寻找美军不易防御的“非对称”攻击手段，比如电磁脉冲武器、强激光武器、超高速武器，甚至生物基因武器。但是，不要以为只有美军的对手才能用“非对称”，美军自己改变战争规则也同样重视“非对称”，而且在这些领域，美国的科技优势是其他国家无法比肩的。实际上，中国得以着手的前述几类“杀手锏”武器，都有相对容易的特点，甚至有些探索已经在冷战时期完成了，一旦进入全新或缺乏基础的领域，中国的科技突破能力不容乐观。同样，中国在这几类武器上的得手，还有美军并不看好这几类武器，采取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回避态度的原因。如果美军下决心在某方面与中国展开军备竞赛，在战术上打对攻，中国恐怕难以应对。

S-300防空导弹

　　另外，尽管“杀手锏”概念在理论上存在缺陷，它还被不断地滥用。经过近20年的发展，“杀手锏”的资格标准反而愈发模糊而不是清晰起来。在解放军内外的文献中，能为任何一种作战能力带来明显改善的武器都可能被冠以“杀手锏”的头衔。一开始，中国习惯于将从俄罗斯进口的苏-27/苏-30战斗机、S-300防空导弹和“现代”级驱逐舰等重要武器装备视为“杀手锏”，因为它们根本性地提升了中国在争夺制空权、区域防空和对海打击等方面的关键能力，使中国初步具有了与美国等对手抗衡的机会。到近年，不仅俄罗斯的铁路机动核导弹、中国火箭军的战略导弹仍然在笼统意义上被视为“杀手锏”，甚至一种新型双管自行高炮也能被一些人称为“杀手锏”。显然，这些装备对战局的扭转力度就相当有限了。而在日常信息传播中，“杀手锏”也不再专指战略上有力制衡美国军事优势的手段，而被用于泛指任何领域的绝招。这种措辞上的泛滥和降格，同一系列武器装备发展上的经验教训一起，无形中意味着这一先天不足的战略的虚化。

　　理论上的进一步混乱

　　进一步说，中国的“杀手锏”理论沿用至今，依然不乏遗留问题和新的挑战。

　　在中国已有的“杀手锏”武器中，其实战水平甚至可行性都严重受制于全面的体系战力。在高度强调体系对抗的战场上，如果只有一两种堪称“杀手锏”的武器能对对方造成有效打击，是否足以改变战局，其收效是否可能因己方的体系短板而被抵销，依然很不确定。

　　作为常规武器，“杀手锏”理当具有“可实际应用”的特点，而不能像核武器那样只被当作“最后手段”。可是，由于中国在常规军备对抗中整体上长期居于劣势，在常规战争上也立足避免与美国大打出手，因而“杀手锏”又不得不被赋予“不用则已，用则必胜”的一锤定音性质。这又使它往往被视为应保留到关键时刻使用，从而更需要突出其作为常规威慑手段的意义。

里根发表关于“战略防御倡议”（俗称“星球大战计划”）的演讲

　　可是，中国的常规威慑理论比其核威慑理论更加薄弱。而中国的核威慑理论也已落后于实践，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热衷于“虚虚实实的威慑”，这种理念源自苏联政治体制固有的封闭和官僚色彩，以及冷战时期的一种历史经验——相对落后的苏联以严格保密甚至欺骗逼迫美国加倍料敌从宽，并使美国因这种巨大的战略不确定性增大军备竞赛成本，反过来延缓苏联自身的劣势暴露，弥补效率差距。这种战略在中国传统谋略中也有一种极端情况，那就是“空城计”。这种将军备竞赛掺入心理战和舆论战手段的方式，并不符合西方典型的威慑理论，但苏联和中国都从中享受到了切实的战略收益。可是，这种威慑奏效的前提是本国社会足够封闭，在今天中国的开放程度和社会条件下，已很难长期对外界完全隔绝中国重大武器装备进展的信息。实际上，美国情报机构和舆论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判断虽有有意的夸大，却达不到杯弓蛇影的程度，过于夸大的研判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昙花一现。

　　然而，如果改变这种战略理念，增加核和军备透明度，不仅会冲击中国早前领导层的战略遗产，而且将使官僚机构无所适从和损失利益，因此，中国在发展“杀手锏”武器的过程中仍然试图沿用这种“虚虚实实的威慑”。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中国围绕反舰弹道导弹的舆论战过程中，可是其结果是：尽管中国这种导弹的威力貌似让美国惶惶不可终日，中国现在甚至明确宣布了有几型弹道导弹具有专打美军舰艇的能力，美军的反应却反而比以前平静得多，更从未停止发展航母，也未停止在东亚部署航母。由此可见，中国这种威慑的效果已变小。

　　当然，中国发展“杀手锏”武器，毕竟不敢也不至于唱“空城计”，但在认识到“杀手锏”需要实力，也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威慑理论后，由于对“杀手锏”武器最终改变局面的效果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仍然寄希望于“虚虚实实的威慑”。而在美国一方，随着美国国防部的“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提出和筹划，美军已经开始明确从新一轮高技术革命中寻找直接克制中国包括“杀手锏”武器在内的新兴战斗力的手段。

　　……这显然不是一个可以乐观的局面。

　　相关简介：吴戈，国际关系与军事问题研究者。首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78期；网站刊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