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

　　“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实际包括四个组成部分：一是工业化;二是农业集体化;三是领袖“专政”，一人全权控制下的整个党、政、军、群一整套统治机制;四是“文化革命”。

　　1.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说工业化是为国民经济提供装备和机器设备，实现现代化，那么农业集体化则是为工业化而向农业、向农民攫取资金。农民为此而付出了惨重代价。

　　教科书首先肯定了苏联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在两个多五年计划期间，建设了7500个大型企业，出现了冶金业、机器制造业、制铝业，为红军提供了装备。此外，还扩大了交通网，修建了莫斯科地铁、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和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在短短十数年功夫，使苏联“按工业品产量计算占据欧洲第一位和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从1913年的2.6%上升到了1937年的13.7%。苏联变成了工业大国”。

　　苏联工业化的特点，是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采取“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所有资源都是用于重工业的发展和提高”，以损害第二部类即日用商品生产为代价，“造成了苏联社会生活的一个特点”，就是“民众日用必需品的常年性短缺”。

　　由于苏联工业化有资本主义包围的背景，国家又首先把资金、物资和人力投向军工综合体，所以，“军事化就成了苏联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

　　通过集体化，“以实物和货币形式从农村攫取资金”，是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城市居民在企业中的艰苦劳动，购买公债，国家酒业专卖，等等，也都给工业化积累了资金。此外，在采矿等最艰苦的工业工地，“大规模使用强制劳动，是苏联工业化年代的一种通常做法”。这就是史书所说的“集中营经济”。这也是苏联工业化的一个特点。

　　正像教科书所说，苏联工业化“造成了极端矛盾的结果”：苏联人一方面成功地建设了数以千计的企业和新的工业部门，另一方面却不能保证居民的粮食、工业品和住房等方面的需求。与工业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用于为工业提供资金的农业集体化，造成千百万人的牺牲和农业的灾难性局面。

　　实际上，苏联工业化的巨大代价，正是通过农业集体化表现了出来。

“加强集体农庄的工作纪律”宣传画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是一种强迫集体化，派遣2.5万人的工人工作队下乡，加速集体化的进程。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集体化根本没有“志愿原则”可言，先是对较富裕农民实行高压，除了对他们急剧加大税收外，还强迫购买他们的拖拉机和其他技术设备，没收他们多余的(即平均数以上的)土地。接着，以“消灭富农阶级”作为强迫集体化的推动力。

　　那么，是怎样“消灭富农”的呢?当时，并没有关于富农的确切定义和标准。俄国的“老富农”，实际上在十月革命后已经被消灭了，以后就再没有什么富农了。教科书说：“到1930年，农村几乎没有使用雇佣劳动的人。”既然没有使用雇佣劳动的人，就没有什么富农可言。那么，又是怎样划富农的呢?“被戴上富农或富农帮手帽子的，可以是任何一个农民，只要他们拥有牢靠的经济，或者对强迫加入集体农庄表示不满。”就是这样开始了“大规模消灭富农”的运动：“没收富农财产”，把他们扫地出门，“把一家家富农驱赶到边远地区”。“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资料，到1932年1月，在西伯利亚和北方地区共有140万特殊居民点居民。从富农那里没收的财产，都转交给了集体农庄。”

　　集体化除了高压、强迫之外，还有高速度。最初在1930年1月，出台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规定到1930年秋季前完成主要粮食产区的全盘集体化。这引起了大规模农民骚动(教科书的具体资料为：“农民骚动在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乌克兰和西伯利亚各地，都屡有发生，参加骚动的人数不少于100万。”)和牲畜的大规模宰杀。这种情况“吓坏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开始改变策略，稍稍放缓了一阵，接着，于1930年秋又重新开始向农村进攻。结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1932年)，有1490万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超过了总农户的60%。

　　这种强迫、暴力集体化，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其一，激起了农村的激烈对抗：干部积极分子被杀1万人;100万农民骚乱，宰杀牲畜数千万头。其二，没有彻底解决粮食问题。城市的粮食供应还是急剧恶化了。1929年2月，在全国范围实行了食品分配的票证制度。其三，“集体化给农业带来打击，无法克服1931年和1932年歉收而造成的后果。在苏联南方一些省份，爆发了可怕的饥荒”。“按照各种研究资料统计，1932～1933年，在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和哈萨克斯坦，共饿死270～450万人。”

　　集体化解决了这样一个任务，就是把土地所有者的劳动完全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庄员成了粮食和资金的供应者，而这些粮食和资金则被用于供应城市居民和国家工业化。

　　这样，“集体农庄制度就成了行政指令式经济体制的一部分，保证了国家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1930年，国家对谷物的收购比1928年增加了1倍多。一部分供给城市需求，一部分用于对外贸易出口，以换取工业设备。

　　2.“领袖专政”和个人崇拜合铸的“恐怖机器”

　　教科书指出，列宁晚年发现了斯大林的“无限权力”，但已无法把他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因为斯大林的“领袖专政”已有了他的“忠实战友”作依靠。

　　苏联社会除了“斯大林专政”这一最重要特征外，还有另一个特征，就是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写在纸面上的和官方言论所说的是一回事，而实际生活中所做的又是另一回事，这二者之间是背离的”。第三个特征是，司法制度“事实上变成了大规模恐怖的一种工具”;此外，“苏联还存在着一个整体封闭的、由劳改机构构成的帝国”。

　　这样一种恐怖机制、“恐怖机器”，就使1930年代的“大镇压”(又称“大清洗”——编者注)难以避免：“镇压的最高峰，是在1937～1938年。根据历史学家的资料，在这两年间逮捕了约160万人，其中判处枪决的为68万人。受害者都是精英的代表，包括‘老布尔什维克’，各党组织、共产国际、经济机关和军队高层的领导人。比如，死难的列宁的战友，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柳赫尔元帅、叶戈洛夫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恐怖机器也绞杀了昔日的白卫军官、神职人员、富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镇压中打响的‘民族战役’，针对的是朝鲜族人、德意志族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和其他各种民族的代表。但从社会成分来说，被镇压的基本民众是农民、工人和小职员。”

　　1936年，苏联制定并公布了苏联官方所宣称的“世界上最民主的”一部宪法，而与此同时，却开动着上述由“领袖专政”和个人崇拜所铸造的“恐怖机器”。

　　战后，仍继续着针对民众的镇压，但规模没有1930年代那样大。“这次镇压触动的不只是‘法西斯胁从分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居民阶层，特别是那些被怀疑有自由思想的公民，包括那些在卫国战争前线浴血奋战的人们。这场镇压，像1930年代一样，也涉及党内担任高级职务的官员。”这个时期制造的冤案有，“列宁格勒案件”(1949～1950年)、“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1948～1950年)和“医生案件”(1953年)等。在这些案件中，冤捕、冤杀了数以千计的党政领导人、前线军人、文化艺术家和医务工作者。

　　3.“文化革命”是“文化战线”的一场改造运动和批判运动

　　苏联的文化革命，也包括一些文化建设内容。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扫盲和教育事业发展上。在群众性扫盲运动中，为成年人开办了专门学校和识字班，苏联识字人数的比例，由1926年的56.6%，上升到1939年的87.4%(男性中是93.5%，女性中是81.6%)。基本扫除了文盲。

　　在普通教育方面，1930年“通过了普及免费初等教育的决议”;在城市，开始实施七年制义务教育。“中等和高等学校发展迅速。1930年代末，苏联有750多所高校，3700多所中等技术学校。在校生共达170万人。”这给工业化培养了大量技术专家。

　　在二战后初期，教育与科学也在继续发展。在农村实行七年制义务教育。各类教育设施在增加。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为国家补充了新的专家。在科学特别是军事科学上“取得了一些成就”：设计制造出了原子弹等先进武器，在半导体等领域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是，文化革命主要体现在文化战线的改造和批判运动上。首先，是建立了书报检查和剧目监督的机构和制度。书报检查由图书出版管理总局承担;剧目审查由剧目监督总委员会负责。

　　其次，从1920年代起，就对社会科学界和文艺界进行着“严厉的监督”。1922年，把最知名的一批“数十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押上轮船，驱逐出国，这就是所谓“哲学船事件”。(比较多的资料倾向认为，在这一事件中被驱逐出国的是约150～200人——笔者注)在1930年代，逮捕了知名的经济学家Н.Д.康德拉季耶夫和А.В.恰亚诺夫以及一些知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做出《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解散了1920年代的各种社会团体，建立了各种“统一的”全国性协会。

　　第三，在文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单一的创作方法。限制了文艺创作的题材和体裁，实际上只能描写和歌颂领袖和正面英雄人物，只能描写革命和工农业生产的重大题材。

　　第四，发动了一系列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特别批判了М.Н.波克罗夫斯基历史学派，把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纳入了“简明教程”的思想体系。

　　战后，苏联科学特别是军事科学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学术界各领域“局势非常艰难”：以“李森科现象”为代表的伪科学学派，受到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支持，遗传学等受到禁止，真正的科学家遭到迫害。

　　“这个时期，苏联文化生活的意识形态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凡有“偏离”党的方针政策的倾向，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制裁。具体表现就是，从1946年起，联共(布)中央通过了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决议，继续着1930年代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和哲学、历史、语言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展开了更加严厉的批判整肃运动。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书记А.А.日丹诺夫，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把苏联模式推到了更加僵化、教条的地步。

　　4.斯大林与卫国战争

　　教科书首先强调的是，苏联人民为胜利付出了极为“高昂的代价”。这包括动员了几乎占总人口1/6的人走上前线，苏联死亡总数为2660万人，包括因被俘而损失的1140万，被毁城市1710座，乡村2万个，工业企业3.2万个。

　　全书的叙述认为：工业化对战争胜利有重要贡献;动员模式对战争也有正面作用;由于苏联对消灭法西斯侵略做出了重大贡献，“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上的影响暂时得到了加强”。

　　那么，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回答是：人民，“苏联人民建树的英雄主义的丰功伟绩”。包括苏联的优秀统帅们、英勇的指战员和前后方人民。

　　那么，斯大林同战争的关系如何?教科书是这样说的：“许多年来，在苏联人的头脑中根植着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国家的胜利多亏了斯大林。是的，他是最高统帅，他领导着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他成了胜利的象征。是的，斯大林有军事功绩，但是，他在国家和人民面前也有罪过，他应该对军队指挥人员的被镇压，为1941年和1942年的失败，为战争中的巨大人员损失承担罪责。至于何者多，是正面还是负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至于多数历史学家，他们的裁量是人所共知的。”

　　有关战争的胜利，没有提到社会主义，没有提到党。强调是人民为生存而战，为祖国的命运而战。

　　关于战争的负面作用，提到：战争前夕同德国合作，签订密约，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威望;苏芬战争，苏联遭受惨重损失，暴露了自己的弱点;战争固化了战前的体制，更集权;胜利的负面作用，是“胜利者不受审判”，拒绝改革，使体制进一步僵化。

 　　——以普京范本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的书写为例

　　在我们回顾和反思百年社会主义实践的时候，不应该忽视和放过一个重要话题，这就是，在曾经的百年社会主义的发祥地俄罗斯，那里的人们——社会主流、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是怎样谈论、评说和回顾这个问题的。他们是事件的主要当事者和主要参与者，听听他们的声音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不管他们现在如何改变腔调，声音如何刺耳，观点如何变化;当然，我们可以采取批判分析的态度，但不能不听，不能不予理睬。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笔者才撰写本文。

　　先把本文题目的行为主体“当代俄罗斯史学”加以界定。所谓“当代俄罗斯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是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前15年的史学(1985～2015年);其狭义是指普京执政时期的史学(2000～2015年)。广义的当代俄罗斯史学经历了从社会主义改革派史学到自由主义史学和中派保守主义史学的演变，狭义的当代俄罗斯史学则专指这一演进的结果，即目前俄罗斯史学的现状。我在此采纳的是广义与狭义的结合，因为当前俄罗斯史学吸收了社会主义改革派史学和自由主义史学的成果。

　　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解剖一个麻雀，以不久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制定的官方范本教科书——俄罗斯统一历史教科书《20世纪俄罗斯史》提供的史实为例，来看看他们俄罗斯如今是怎么看待苏联社会主义的。

纳雷什金

　　在此需要简要介绍一下这部教科书的权威性和社会认可度。这部教科书是按照普京提议，几近倾尽俄罗斯官方和学界全力，是近些年功力最深、费时费力最多、精心打造出来的一部著作。其权威性可由大纲制定小组成员的组成作证明。组长是原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兼全俄历史协会会长纳雷什金，两个副组长分别是教育部长和文化部长;学术指导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通史研究所所长丘巴利扬。普京全程关注着从大纲的编写到教科书的选定出版;书中有些重要表述(如“俄国大革命”)是经历史协会研究上报由总统批准的。编订这部教科书用时近三年(2013年～2015年8月)。经过制定统一历史文化标准，编写教科书写作大纲;接着又在这一基础上编写出多种教本;最后，在17种教科书竞标中，有三种脱颖而出，被选定可在全俄范围内使用。作为范本的这三种历史教科书对俄罗斯历史的书写，得到了俄罗斯舆论界的最大认可。这是当前俄罗斯官方和学界郑重向全俄青少年提供的俄罗斯历史教本，它所提供的20世纪苏联史，尽管还免不了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基本史实是可信的、有档案依据的。而且，在选定的这三种教科书之中，我们依据的是观点最为稳健、最为持重的一种，它关于各种灾难牺牲死亡的统计数字，采用的是最低、最保守的数字，甚至连俄共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的。

　　可以说，这部教科书是当前俄罗斯官方史学派的代表作，提供的是苏联解体后，在解密档案基础上最基本的史实，表达的是官方和学界双方最有代表性的立场。

　　我们就以这部教科书为案例，来看看它是怎样呈现苏联社会主义的，是如何回顾、反思苏联模式的。

　　一、关于十月革命的前提和性质

　　这部《20世纪俄罗斯史》教科书的史学体系，直接关涉到十月革命的前提，即苏联社会主义的前提问题。该教科书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切入，开篇第一章就是“大震荡年代的俄罗斯”，在这一总标题下，包括一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三部分，来介绍十月革命的。

　　这样安排，就一改过去的写法;过去，先要介绍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壮大，来铺陈十月革命的历史前提和必然性;这部教科书是从一战开篇，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俄国革命的前提，是战争引起了革命。并不是俄国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条件造成俄国社会政治危机而提供革命前提的。

　　除了通过本书的体系结构来否定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前提之外，还直接引用普列汉诺夫的两段话对革命前提作了否定。

普列汉诺夫

　　一段话是普列汉诺夫用来批评列宁“四月提纲”的。该教科书是这样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元老普列汉诺夫，甚至把他昔日的战友比作是果戈里《狂人日记》的作者。稍后，在夏天，他又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出将来才能烤制出的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教科书指出，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批评并没有感到难堪。他对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还极薄弱这一点，也没有提出反驳，而只是确认，“社会主义革命在战争条件下具有全世界的特点，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将会帮助俄国建立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

　　教科书引用的另一段话，是普列汉诺夫在俄历1917年10月28日《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信中这样说：“无产阶级在居民人口中还占少数……农民需要土地，它不需要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俄国无产阶级不合时宜地夺取政权后，将无法完成社会革命，只能挑起国内战争，而这一战争最终将使它远远倒退到今年二月夺取的阵地……我不为彼得格勒不久前的事件感到高兴，倒为它十分沮丧……政权必须依靠全国所有有生力量的联合，也就是要依靠所有对恢复旧秩序不满的阶级和阶层。”

　　这样，书中就断然否定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前提条件。

　　无疑，这是以当代俄罗斯史学的有关研究为基础的。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学者充分肯定了托洛茨基1922年同史学家波克洛夫斯基辩论时的观点，托氏认为：直到1917年为止，俄国资本主义在成熟程度上离欧洲资本主义尚很遥远，它是成小片状，像岛屿一样零星分布发展的，在经济中同时存在着较高形态和低级形态的资本主义;成大片的大型资本主义结构并不存在。这个观点曾被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权威的集体著作《20世纪俄罗斯史》所引用。

　　至于社会主义的主观条件——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按照Н.А.伊万诺夫(Н. А. Иванов)的统计，在1910年代，只有很少一部分工人参加反对企业主和专制制度的斗争：这样的罢工，在1910年只占1.4%，到1913年才达到13.4%。参与政治罢工的不仅人数少，而且很分散，只不过是地区性、局部性的。工人运动的这种发展状况，还远未达到社会主义革命前提所要求的那种水平。

　　在教科书作者看来，既然俄国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不足，其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就必会诉诸强迫专制和流血暴力，而这些措施，往往是针对农民和广大社会阶层的。加上产业工人和贫雇农只占人口少数，这样，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就变成了大多数人。于是，十月革命所建政权的性质就遭到质疑。所以这本教科书对政权性质所采取的态度，是客观罗列苏维埃政权敌我双方的观点，作者自己对此并没有直接表态，但其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

　　二、关于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问题

　　先看军事共产主义。

　　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就爆发了国内战争。军事共产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在战争期间所实行的方针政策。

　　关于国内战争的原因，教科书归纳为四条，认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驱散全民选举的立法会议，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俄国发生国内战争的主要原因”。把这四条做通俗的解释，就是革命打击面过宽，触及社会阶层过多，造成敌对势力过大，一举引发了国内战争。具体地说，革命后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实际上打击了广大民众：“反教会政策”，激起了广大信众的不满。俄国信众非常广泛，包括了各阶层居民一半以上。“剥夺剥夺者”，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项“反资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是“把所有哪怕拥有一点贵重物品的人”都推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对立面，因为对这种物品是一律没收的。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和解散立宪会议，又把几乎所有俄罗斯爱国者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都统统推到了战壕的另一边。这时，“在新政权的主要支柱——工人中间，也发生了对苏维埃态度的转变。在彼得格勒，军工厂在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都关停了，工人失去了生存的资源。布尔什维克的经济变革，又造成了经济的巨大混乱，城市因饥荒而喘不过气来。有些地方，不得不用暴力驱散饥饿工人的示威”。

十月革命后内战中的难民

　　上述这一切，就造成国内战争的条件，致使十月革命引起了战争。教科书引用列宁在1918年3月党代表大会报告中的话论证说，列宁本人就曾认为，“国内战争的起点，应该就是十月起义”。

　　国内战争中的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由四个方面组成：一是“粮食专政”和粮食征集制，二是全面国有化，三是“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禁止私人买卖，对商品和服务实行行政分配(定量配给制和票证制)”，四是对“所有公民都实行义务劳动制”。

　　过去认为，是因为国内战争，才不得已而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从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其他城市发生缺粮、饥荒的时候起就开始实行了“粮食专政”，而这时还没有爆发国内战争;同时，也有史实表明，恰是在1920年国内战争处于尾声，即将结束战事时又加剧了军事共产主义措施。所以，从整体上看，军事共产主义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采取的一种“直接过渡”政策。

　　而作为军事共产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粮食专政”，实际上是“德国、沙皇俄国和临时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积累的经验”：“禁止粮食买卖;由国家组织城市与农村实行直接商品交换，农民用‘多余’的食品做交换，换取各种工业用品。”理论上是如此说;但被布尔什维克实际执行起来，就是“往农村派去武装征粮队，纯粹强征搜刮农民的粮食。那些企图在城里做食品买卖的人，被称作‘背口袋的人’，一旦让拦截征粮的小分队抓住，便就地枪决”。

　　加上军事共产主义的全面国有化政策，就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农民、所有小生产者、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私有者。强迫义务劳动制，甚至包括所有城市居民。这一切政策，都十分严厉，到1920年，就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反抗。

　　国内战争实际上由三个部分组成：褐红战争，这是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兄弟残杀”;红白战争，这是同白俄军官——邓尼金、高尔察克等人的战争;红绿战争，这是布尔什维克红军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争。1920～1921年，红军把主要力量放到了对农民军的镇压上，主要战场上进行的是红绿战争。教科书纠正了过去的观点，即把外国干涉看作国内战争主要原因的观点，实际上外国干涉在内战中所占分量不大，主要是给白俄将领提供了一些武器弹药。

　　到1921年3月，连布尔什维克的依靠力量、军事堡垒和支柱——喀琅施塔得水兵，也发生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起义。列宁感到了巨大危机，当机立断，在俄共(布)十大上转向了新经济政策。

　　显而易见，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严重危机，迫使俄共(布)更弦易辙，转变到新经济政策的轨道上来。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取消粮食专政，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集制;引入商品货币关系，开放市场，允许粮食和各种商品买卖;放弃全面国有化政策，允许将中小企业出租给私人，外资可以参股租赁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对新经济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众多，列宁对他们说，新经济政策是“暂时退却”，还要回到“经济恐怖”上来。但同时也说，实行这一政策是“长期而认真的”。列宁早逝，没有时间对新经济政策做充分的发挥和论证。布哈林主张发展新经济政策模式，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但遭到斯大林的反对。新经济政策虽然实际只实行了三四年，但效果显著，很快就恢复了被破坏的经济。

　　不过，在实行这一经济政策的同时，对国营经济实行的则是集权领导，政治思想上更由于党内斗争的加剧，进一步加强了专制集权和控制。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当时只进行了经济改革，没有给政治改革留出空间，结果，斯大林战胜一个个反对派后，一声令下：“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实际又重新恢复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回到了“经济恐怖”的老路上去。

　　三、关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

　　“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实际包括四个组成部分：一是工业化;二是农业集体化;三是领袖“专政”，一人全权控制下的整个党、政、军、群一整套统治机制;四是“文化革命”。

　　1.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说工业化是为国民经济提供装备和机器设备，实现现代化，那么农业集体化则是为工业化而向农业、向农民攫取资金。农民为此而付出了惨重代价。

　　教科书首先肯定了苏联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在两个多五年计划期间，建设了7500个大型企业，出现了冶金业、机器制造业、制铝业，为红军提供了装备。此外，还扩大了交通网，修建了莫斯科地铁、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和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在短短十数年功夫，使苏联“按工业品产量计算占据欧洲第一位和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从1913年的2.6%上升到了1937年的13.7%。苏联变成了工业大国”。

　　苏联工业化的特点，是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采取“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所有资源都是用于重工业的发展和提高”，以损害第二部类即日用商品生产为代价，“造成了苏联社会生活的一个特点”，就是“民众日用必需品的常年性短缺”。

　　由于苏联工业化有资本主义包围的背景，国家又首先把资金、物资和人力投向军工综合体，所以，“军事化就成了苏联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

　　通过集体化，“以实物和货币形式从农村攫取资金”，是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城市居民在企业中的艰苦劳动，购买公债，国家酒业专卖，等等，也都给工业化积累了资金。此外，在采矿等最艰苦的工业工地，“大规模使用强制劳动，是苏联工业化年代的一种通常做法”。这就是史书所说的“集中营经济”。这也是苏联工业化的一个特点。

　　正像教科书所说，苏联工业化“造成了极端矛盾的结果”：苏联人一方面成功地建设了数以千计的企业和新的工业部门，另一方面却不能保证居民的粮食、工业品和住房等方面的需求。与工业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用于为工业提供资金的农业集体化，造成千百万人的牺牲和农业的灾难性局面。

　　实际上，苏联工业化的巨大代价，正是通过农业集体化表现了出来。

“加强集体农庄的工作纪律”宣传画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是一种强迫集体化，派遣2.5万人的工人工作队下乡，加速集体化的进程。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集体化根本没有“志愿原则”可言，先是对较富裕农民实行高压，除了对他们急剧加大税收外，还强迫购买他们的拖拉机和其他技术设备，没收他们多余的(即平均数以上的)土地。接着，以“消灭富农阶级”作为强迫集体化的推动力。

　　那么，是怎样“消灭富农”的呢?当时，并没有关于富农的确切定义和标准。俄国的“老富农”，实际上在十月革命后已经被消灭了，以后就再没有什么富农了。教科书说：“到1930年，农村几乎没有使用雇佣劳动的人。”既然没有使用雇佣劳动的人，就没有什么富农可言。那么，又是怎样划富农的呢?“被戴上富农或富农帮手帽子的，可以是任何一个农民，只要他们拥有牢靠的经济，或者对强迫加入集体农庄表示不满。”就是这样开始了“大规模消灭富农”的运动：“没收富农财产”，把他们扫地出门，“把一家家富农驱赶到边远地区”。“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资料，到1932年1月，在西伯利亚和北方地区共有140万特殊居民点居民。从富农那里没收的财产，都转交给了集体农庄。”

　　集体化除了高压、强迫之外，还有高速度。最初在1930年1月，出台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规定到1930年秋季前完成主要粮食产区的全盘集体化。这引起了大规模农民骚动(教科书的具体资料为：“农民骚动在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乌克兰和西伯利亚各地，都屡有发生，参加骚动的人数不少于100万。”)和牲畜的大规模宰杀。这种情况“吓坏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开始改变策略，稍稍放缓了一阵，接着，于1930年秋又重新开始向农村进攻。结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1932年)，有1490万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超过了总农户的60%。

　　这种强迫、暴力集体化，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其一，激起了农村的激烈对抗：干部积极分子被杀1万人;100万农民骚乱，宰杀牲畜数千万头。其二，没有彻底解决粮食问题。城市的粮食供应还是急剧恶化了。1929年2月，在全国范围实行了食品分配的票证制度。其三，“集体化给农业带来打击，无法克服1931年和1932年歉收而造成的后果。在苏联南方一些省份，爆发了可怕的饥荒”。“按照各种研究资料统计，1932～1933年，在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和哈萨克斯坦，共饿死270～450万人。”

　　集体化解决了这样一个任务，就是把土地所有者的劳动完全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庄员成了粮食和资金的供应者，而这些粮食和资金则被用于供应城市居民和国家工业化。

　　这样，“集体农庄制度就成了行政指令式经济体制的一部分，保证了国家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1930年，国家对谷物的收购比1928年增加了1倍多。一部分供给城市需求，一部分用于对外贸易出口，以换取工业设备。

　　2.“领袖专政”和个人崇拜合铸的“恐怖机器”

　　教科书指出，列宁晚年发现了斯大林的“无限权力”，但已无法把他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因为斯大林的“领袖专政”已有了他的“忠实战友”作依靠。

　　苏联社会除了“斯大林专政”这一最重要特征外，还有另一个特征，就是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写在纸面上的和官方言论所说的是一回事，而实际生活中所做的又是另一回事，这二者之间是背离的”。第三个特征是，司法制度“事实上变成了大规模恐怖的一种工具”;此外，“苏联还存在着一个整体封闭的、由劳改机构构成的帝国”。

　　这样一种恐怖机制、“恐怖机器”，就使1930年代的“大镇压”(又称“大清洗”——编者注)难以避免：“镇压的最高峰，是在1937～1938年。根据历史学家的资料，在这两年间逮捕了约160万人，其中判处枪决的为68万人。受害者都是精英的代表，包括‘老布尔什维克’，各党组织、共产国际、经济机关和军队高层的领导人。比如，死难的列宁的战友，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柳赫尔元帅、叶戈洛夫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恐怖机器也绞杀了昔日的白卫军官、神职人员、富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镇压中打响的‘民族战役’，针对的是朝鲜族人、德意志族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和其他各种民族的代表。但从社会成分来说，被镇压的基本民众是农民、工人和小职员。”

　　1936年，苏联制定并公布了苏联官方所宣称的“世界上最民主的”一部宪法，而与此同时，却开动着上述由“领袖专政”和个人崇拜所铸造的“恐怖机器”。

　　战后，仍继续着针对民众的镇压，但规模没有1930年代那样大。“这次镇压触动的不只是‘法西斯胁从分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居民阶层，特别是那些被怀疑有自由思想的公民，包括那些在卫国战争前线浴血奋战的人们。这场镇压，像1930年代一样，也涉及党内担任高级职务的官员。”这个时期制造的冤案有，“列宁格勒案件”(1949～1950年)、“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1948～1950年)和“医生案件”(1953年)等。在这些案件中，冤捕、冤杀了数以千计的党政领导人、前线军人、文化艺术家和医务工作者。

　　3.“文化革命”是“文化战线”的一场改造运动和批判运动

　　苏联的文化革命，也包括一些文化建设内容。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扫盲和教育事业发展上。在群众性扫盲运动中，为成年人开办了专门学校和识字班，苏联识字人数的比例，由1926年的56.6%，上升到1939年的87.4%(男性中是93.5%，女性中是81.6%)。基本扫除了文盲。

　　在普通教育方面，1930年“通过了普及免费初等教育的决议”;在城市，开始实施七年制义务教育。“中等和高等学校发展迅速。1930年代末，苏联有750多所高校，3700多所中等技术学校。在校生共达170万人。”这给工业化培养了大量技术专家。

　　在二战后初期，教育与科学也在继续发展。在农村实行七年制义务教育。各类教育设施在增加。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为国家补充了新的专家。在科学特别是军事科学上“取得了一些成就”：设计制造出了原子弹等先进武器，在半导体等领域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是，文化革命主要体现在文化战线的改造和批判运动上。首先，是建立了书报检查和剧目监督的机构和制度。书报检查由图书出版管理总局承担;剧目审查由剧目监督总委员会负责。

　　其次，从1920年代起，就对社会科学界和文艺界进行着“严厉的监督”。1922年，把最知名的一批“数十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押上轮船，驱逐出国，这就是所谓“哲学船事件”。(比较多的资料倾向认为，在这一事件中被驱逐出国的是约150～200人——笔者注)在1930年代，逮捕了知名的经济学家Н.Д.康德拉季耶夫和А.В.恰亚诺夫以及一些知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做出《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解散了1920年代的各种社会团体，建立了各种“统一的”全国性协会。

　　第三，在文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单一的创作方法。限制了文艺创作的题材和体裁，实际上只能描写和歌颂领袖和正面英雄人物，只能描写革命和工农业生产的重大题材。

　　第四，发动了一系列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特别批判了М.Н.波克罗夫斯基历史学派，把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纳入了“简明教程”的思想体系。

　　战后，苏联科学特别是军事科学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学术界各领域“局势非常艰难”：以“李森科现象”为代表的伪科学学派，受到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支持，遗传学等受到禁止，真正的科学家遭到迫害。

　　“这个时期，苏联文化生活的意识形态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凡有“偏离”党的方针政策的倾向，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制裁。具体表现就是，从1946年起，联共(布)中央通过了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决议，继续着1930年代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和哲学、历史、语言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展开了更加严厉的批判整肃运动。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书记А.А.日丹诺夫，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把苏联模式推到了更加僵化、教条的地步。

　　4.斯大林与卫国战争

　　教科书首先强调的是，苏联人民为胜利付出了极为“高昂的代价”。这包括动员了几乎占总人口1/6的人走上前线，苏联死亡总数为2660万人，包括因被俘而损失的1140万，被毁城市1710座，乡村2万个，工业企业3.2万个。

　　全书的叙述认为：工业化对战争胜利有重要贡献;动员模式对战争也有正面作用;由于苏联对消灭法西斯侵略做出了重大贡献，“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上的影响暂时得到了加强”。

　　那么，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回答是：人民，“苏联人民建树的英雄主义的丰功伟绩”。包括苏联的优秀统帅们、英勇的指战员和前后方人民。

　　那么，斯大林同战争的关系如何?教科书是这样说的：“许多年来，在苏联人的头脑中根植着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国家的胜利多亏了斯大林。是的，他是最高统帅，他领导着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他成了胜利的象征。是的，斯大林有军事功绩，但是，他在国家和人民面前也有罪过，他应该对军队指挥人员的被镇压，为1941年和1942年的失败，为战争中的巨大人员损失承担罪责。至于何者多，是正面还是负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至于多数历史学家，他们的裁量是人所共知的。”

　　有关战争的胜利，没有提到社会主义，没有提到党。强调是人民为生存而战，为祖国的命运而战。

　　关于战争的负面作用，提到：战争前夕同德国合作，签订密约，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威望;苏芬战争，苏联遭受惨重损失，暴露了自己的弱点;战争固化了战前的体制，更集权;胜利的负面作用，是“胜利者不受审判”，拒绝改革，使体制进一步僵化。

　　四、关于后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

　　关于后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教科书作了这样的概括：“从20世纪中期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这45年是苏联从成为超级大国的上升运动，到此后向着深刻、全面而且致命的社会经济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和政治危机深陷的向下运动的过程。”

　　1.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和改革

　　教科书对赫鲁晓夫时期的总体评价是：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努力”，“改变了苏联社会”;“提高了对社会需求的关注度(进行‘住房革命’，加强退休养老保障，降低税收，改善集体农庄庄员处境等)，减少了对人们个人日常生活的控制，揭露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波兰文版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但又认为，1956年，苏共通过的决议，同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相比，是向后倒退的一步。该决议掩盖了个人崇拜的制度性根源，把它说成是“由领袖性格、国内和世界形势，以及党内尖锐的派别斗争所造成”的。并且，“这个文件在后来也仍保持着它的意识形态作用，成了后斯大林时代的理论基础”。

　　教科书认为，“在赫鲁晓夫十年，部分揭露了斯大林制度的消极现象”：释放了数百万犯人并为他们恢复了名誉;为战时被驱赶的民族平反、让他们返回家园。但是，把斯大林制度的“基本特点都保存了下来，只是‘恐怖的管理制度’在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上都得到了削弱”。

　　赫鲁晓夫的改革没有触及体制。经济改革的特点是，由国民经济的部门管理向地区管理转变(建立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取代了部门管理职能)。农业没有触及缺乏效率的集体农庄-国有农场体制。科技革命受到苏联第五、第六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1951～1955年和1956～1960年)的制约，“基本上是由工业社会的陈旧指标组成，没能适应科学技术革命给经济提出的新任务”。

　　2.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倒退与复旧

　　勃列日涅夫初期，由于有赫鲁晓夫时期“惯性”的作用，还有所发展，随后几年苏联就走上了发展的下行线、下坡路。

　　首先，勃列日涅夫放弃了赫鲁晓夫在党和国家管理方面的改革。比如，取消了干部轮换制，使政治精英成为一个长期凝固不变的阶层。这样，干部多年在位，变成了老年政治。这些老朽们，不仅腐败，而且因循守旧，思想僵化。这个时期抛弃了党纲有关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替代这个纲领的是，制定出了一个“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已经完善，社会业已安宁和谐，“所面临的问题都已全面处理，完全解决”，就是说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了。所以，对各种社会问题，包括对地下涌动着的民族冲突等，都几无觉察。

　　同时，老人政治对时代的要求“不仅不能做出反应，而且对时代的认知评价也已不合时宜”。比如，对科技革命的迫切要求，他们已感觉迟钝，由于有美元外汇的支撑，他们只是浅尝辄止，失去改革的动力;另如，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工业时代，对工业发展的指标评价已跟不上后工业化时代的要求。

　　所有这一切，都使勃列日涅夫时期在俄罗斯历史上，被称为一个“停滞的时期”。在经济上，改革没有成效;片面“向军事工业综合体进行大量注资”。工业畸形发展，“高度集中、高度垄断，仅仅能够完成来自中央的指令，经济增长速度不断衰减，在劳动生产率上越来越落后于西方”。仅仅靠石油美元维持着苏联经济的虚假繁荣。实际上，社会危机重重，各种思潮，各种矛盾冲突，各种社会运动，包括维权运动、民族运动和社会主义持不同政见运动，一直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并在地下翻滚涌动。

　　这样，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此后被称为“皇位空缺时期”的时段(1982～1985年)，便出现社会经济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和政治危机，形成各种危机叠加之势，把社会推向了危险的边缘。

　　教科书说：“苏联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危机现象，迫使戈尔巴乔夫走上了‘革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改革过程中既提出了社会主义生存本身的问题，也提出了苏联生存的问题。”但这一切都为时过晚，最后，1991年的八月事件终结了苏共的活动，苏联解体。

　　教科书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着笔较少，因为在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内容中已将苏联的体制危机全面揭示了出来，为苏联的结局做了充分铺垫，所以，最后只用一节的篇幅讲述了“苏联的改革与解体”。

　　五、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总结与反思

　　这部教科书在苏联解体这章之后，对社会主义集中做了总结和反思，总结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和弱点，在此我们几乎把全文列出，谨供大家参考和批评。

苏联人排队购买短缺物品

　　教科书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集中表述为下面一段话：

　　“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是要完成同国家需要客观上相符合的任务。为此，实行城市化，发展教育和城市文化，是有时代特色的重任。社会主义保证了高度的动员能力，得以迅速解决了工业化和经济军事化的任务，并在这个基础上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

　　接着，对社会主义难以克服的弱点，条分缕析，做了详细阐述：

　　1.苏联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弱点是：“相较于资本主义生产，低下的劳动生产率是其典型的特征。”这是因为私人经营活动能保证高生产率，而官僚体制不能接受并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

　　2.苏联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的弱点为：1)国家对财产的垄断同社会政治的民主自由是不相容的;原因是：“处于垄断国家财产的状态下，就缺乏社会政治自由和民主基础本身。因为民主和自由的物质前提，是各个经营主体的奋斗。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各个政党和其他组织，正是它们反映着各个社会经济集团的利益，这一切才是民主结构的基础。”

　　2)人为设计的社会制度及其实践，“不可避免地”要靠人为的恐怖来维持。

　　“任何建立在这一或那一人为理论体系基础上的社会实践(比如宗教教派或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导致同异见者的斗争并否定他们自由的必要性。这种斗争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从意识形态‘教育’到大规模的恐怖。”

　　3)社会主义体制特有的镇压方式，无法充分有效地发挥国家干部的潜力。

　　“由于缺乏民主程序(选举制度)，精英的变动轮换大部分是经由对他们肉体消灭的方式来进行的(‘大恐怖’)。放弃镇压，则会导致干部的停滞不前，精英们的保守化，形成不能适应时代挑战的老人政治。而停止纵向的官员流动，则会在第二、第三梯队的官僚中产生不满的集团，形成反对派的社会基础。”

　　3.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人们文化心理上表现出的弱点是：

　　1)“缺乏公民对官僚阶层的监督，导致管理者人品潜质的低下”;

　　2)“高度的不自由，削弱了社会精英内外的信息交流，这带来国家智能潜力效率的下降”;

　　3)“摈弃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就会限制并消灭个人对企业活动的需求，这样一来，人类自然需求的和谐性和丰富性就发生变形。”

　　教科书的结论是：以上体制和制度的弱点，导致苏联解体。它的逻辑是：苏联体制的这些“深刻特征”，导致日后的“改革”，而改革克服不了上述的二律背反，于是难以避免地走向苏联解体。

　　上面，我们尽量客观地呈现了普京认可的这部俄罗斯历史教科书范本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回顾和反思。这既代表了俄罗斯当代史学派的基本观点，也反映了普京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对这种意识形态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它是一种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派保守主义。上述教科书就集中体现了当前俄罗斯的这一官方思想。尽管这种官方意识形态会这样那样地筛选史料为其所用——故应对其观点加以分析和批评——但全书所提供的基本史实是为俄罗斯史学界广泛认可的，所以，我们郑重把这部教科书所呈现的史实提供给我国学术界。

　　相关简介：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员。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刊于《新视角》杂志第7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