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两大派别——占据约旦河西岸的主流派别法塔赫和占据加沙地区的哈马斯——在2017年10月终于实现了和解，巴勒斯坦“联合政府”开始进驻加沙，接管政局。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安全机构，也在11月开始接管连接加沙-以色列的“国土检查站”巴勒斯坦一侧和连接加沙-埃及西奈半岛的拉法口岸的巴勒斯坦一侧。从2006年巴勒斯坦大选，尤其是2007年巴勒斯坦两大派别哈马斯和法塔赫“火并”以来，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就处于事实上的分裂状态。哈马斯认为自己的阵营赢得了2006年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大选，应该主导未来的巴勒斯坦民族政府;而法塔赫则拒绝交出权力，并且将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的活动视为非法。因此，巴勒斯坦两大政治派别重新合作的消息公布于世，无异于中东政坛的“重磅炸弹”。

　　命运多舛的民族独立

　　无论是法塔赫，还是哈马斯，都可以被视为巴勒斯坦实现民族独立事业的不同路径。从历史角度来说，现在的巴勒斯坦其实是一个相对新鲜的地理和政治概念。今天如果你遇到一个巴勒斯坦老人，他会告诉你，在历史上，今天的巴勒斯坦被称作“南叙利亚”。在历史上，巴勒斯坦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个相对模糊的地理概念，而并不是一个边境明确的政治实体。从伊斯兰教兴起以来，巴勒斯坦长期处在两大地缘政治实体——埃及和大叙利亚地区——的争夺之下，而在历史上巴勒斯坦地区往往被归入“大叙利亚”(Sham)的地理概念表述之中。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叙利亚”往往就被表述为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地理概念，其大致范围向北到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南段，包括土耳其的西里西亚(Cilicia)和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向南则延伸穿过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直至苏伊士运河东岸的西奈半岛。而巴勒斯坦，则是“大叙利亚”这一概念下的一个小区域，其界限并不明朗，其地理和政治寓意也是近代逐渐形成的。

　　巴勒斯坦近代的民族主义建构，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托管时期”，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针对英国“托管统治”以及在“犹太复国运动”引领下潮水般涌来的欧洲犹太人的一种“反应”。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犹太移民的迁入，无论是巴勒斯坦本地的阿拉伯人团体，还是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都无力抵抗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应当指出的是，以色列的建立，对于阿拉伯世界的重创不仅仅在于领土上的丢失，更在于对于阿拉伯民族自尊心的重重一击。在以色列建立之前，对于阿拉伯人，尤其是穆斯林来说，从伊斯兰教创立以来，中东地区的犹太人，尽管在很长时间内获得了相较于欧洲国家更加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但一直是以“二等公民”“被保护民”的身份存在。很多阿拉伯人对于犹太人的军事能力非常鄙视，认为可以轻易地击败犹太国家。因此，当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后，仓促之间组建的阿拉伯军团，几乎没有太拿这个新成立的犹太国家当回事。比如当时沙特阿拉伯派出了一千名士兵组成的远征军，加入到阿拉伯联军之中，而当时的沙特军队中的英国指挥官诧异地发现，“这些士兵就像已经打了胜仗一样，将此次任务视为一次行军而已”。

　　当以色列国家宣告成立，尤其是在战场上击败了阿拉伯国家的联军，在中东版图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实体，对于阿拉伯人的自尊心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当然，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对以色列或明或暗的支持，对于以色列的国家生存来说至关重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以色列的建立，以及在随后历次中东战争中的表现，揭开了阿拉伯世界的一层伤疤，使阿拉伯世界认识到社会和国家的衰落。因此，支持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反抗以色列甚至“消灭以色列”，就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夙愿。无论是秉持世俗主义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家，还是秉持“泛伊斯兰主义”的学者和政治人物，在对待以色列的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的立场。

　　从方式上讲，重振阿拉伯世界，或者说击败以色列而重建巴勒斯坦国家，无外乎两种路径。第一种路径，来自于改革国内的社会文化，通过“世俗化”和“西方化”，来重建阿拉伯国家的国力。在阿拉伯语文献中，“世俗主义”(secularism)往往被翻译为“ilmaniyah”或者“alamaniyah”，其中，“ilmaniyah”的词根是“ilm”，意为“科学”，而“alamaniyah”的词根则是“alam”，意为“世界”。也就是说，在阿拉伯语的文献中，“世俗主义”的含义是“科学主义”和“世界主义”。当巴勒斯坦人自己反抗以色列的武装团体开始出现之后，尽管开始借助现代化的模式来组织和运行自己的团体，但是仍然难以剥离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第二种路径，则意味着回归“伊斯兰教”，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的种种失败，归咎于“不够伊斯兰”或者“不是真正的伊斯兰”。这种思想，也代表着近代以来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思想派别，将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衰落归咎于社会和政治的“堕落”和“不团结”，希望能够在重树“认主独一”(Tawheed)的理念下，重新建构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

　　巴勒斯坦两大派别——占据约旦河西岸的主流派别法塔赫和占据加沙地区的哈马斯——在2017年10月终于实现了和解，巴勒斯坦“联合政府”开始进驻加沙，接管政局。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安全机构，也在11月开始接管连接加沙-以色列的“国土检查站”巴勒斯坦一侧和连接加沙-埃及西奈半岛的拉法口岸的巴勒斯坦一侧。从2006年巴勒斯坦大选，尤其是2007年巴勒斯坦两大派别哈马斯和法塔赫“火并”以来，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就处于事实上的分裂状态。哈马斯认为自己的阵营赢得了2006年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大选，应该主导未来的巴勒斯坦民族政府;而法塔赫则拒绝交出权力，并且将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的活动视为非法。因此，巴勒斯坦两大政治派别重新合作的消息公布于世，无异于中东政坛的“重磅炸弹”。

　　命运多舛的民族独立

　　无论是法塔赫，还是哈马斯，都可以被视为巴勒斯坦实现民族独立事业的不同路径。从历史角度来说，现在的巴勒斯坦其实是一个相对新鲜的地理和政治概念。今天如果你遇到一个巴勒斯坦老人，他会告诉你，在历史上，今天的巴勒斯坦被称作“南叙利亚”。在历史上，巴勒斯坦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个相对模糊的地理概念，而并不是一个边境明确的政治实体。从伊斯兰教兴起以来，巴勒斯坦长期处在两大地缘政治实体——埃及和大叙利亚地区——的争夺之下，而在历史上巴勒斯坦地区往往被归入“大叙利亚”(Sham)的地理概念表述之中。从地理和文化的角度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叙利亚”往往就被表述为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地理概念，其大致范围向北到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南段，包括土耳其的西里西亚(Cilicia)和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向南则延伸穿过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直至苏伊士运河东岸的西奈半岛。而巴勒斯坦，则是“大叙利亚”这一概念下的一个小区域，其界限并不明朗，其地理和政治寓意也是近代逐渐形成的。

　　巴勒斯坦近代的民族主义建构，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托管时期”，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针对英国“托管统治”以及在“犹太复国运动”引领下潮水般涌来的欧洲犹太人的一种“反应”。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犹太移民的迁入，无论是巴勒斯坦本地的阿拉伯人团体，还是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都无力抵抗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应当指出的是，以色列的建立，对于阿拉伯世界的重创不仅仅在于领土上的丢失，更在于对于阿拉伯民族自尊心的重重一击。在以色列建立之前，对于阿拉伯人，尤其是穆斯林来说，从伊斯兰教创立以来，中东地区的犹太人，尽管在很长时间内获得了相较于欧洲国家更加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但一直是以“二等公民”“被保护民”的身份存在。很多阿拉伯人对于犹太人的军事能力非常鄙视，认为可以轻易地击败犹太国家。因此，当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后，仓促之间组建的阿拉伯军团，几乎没有太拿这个新成立的犹太国家当回事。比如当时沙特阿拉伯派出了一千名士兵组成的远征军，加入到阿拉伯联军之中，而当时的沙特军队中的英国指挥官诧异地发现，“这些士兵就像已经打了胜仗一样，将此次任务视为一次行军而已”。

　　当以色列国家宣告成立，尤其是在战场上击败了阿拉伯国家的联军，在中东版图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实体，对于阿拉伯人的自尊心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当然，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对以色列或明或暗的支持，对于以色列的国家生存来说至关重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以色列的建立，以及在随后历次中东战争中的表现，揭开了阿拉伯世界的一层伤疤，使阿拉伯世界认识到社会和国家的衰落。因此，支持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反抗以色列甚至“消灭以色列”，就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夙愿。无论是秉持世俗主义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家，还是秉持“泛伊斯兰主义”的学者和政治人物，在对待以色列的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的立场。

　　从方式上讲，重振阿拉伯世界，或者说击败以色列而重建巴勒斯坦国家，无外乎两种路径。第一种路径，来自于改革国内的社会文化，通过“世俗化”和“西方化”，来重建阿拉伯国家的国力。在阿拉伯语文献中，“世俗主义”(secularism)往往被翻译为“ilmaniyah”或者“alamaniyah”，其中，“ilmaniyah”的词根是“ilm”，意为“科学”，而“alamaniyah”的词根则是“alam”，意为“世界”。也就是说，在阿拉伯语的文献中，“世俗主义”的含义是“科学主义”和“世界主义”。当巴勒斯坦人自己反抗以色列的武装团体开始出现之后，尽管开始借助现代化的模式来组织和运行自己的团体，但是仍然难以剥离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第二种路径，则意味着回归“伊斯兰教”，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的种种失败，归咎于“不够伊斯兰”或者“不是真正的伊斯兰”。这种思想，也代表着近代以来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思想派别，将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衰落归咎于社会和政治的“堕落”和“不团结”，希望能够在重树“认主独一”(Tawheed)的理念下，重新建构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

　　巴勒斯坦人谋求建立独立国家的欲望，先被历史给予了第一种路径，即建立相对世俗的、左翼的政治军事团体，其代表就是巴勒斯坦主流派别“法塔赫”。“法塔赫”全称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Harakatal-Tahriral-Filastiniya)，其阿拉伯语的缩写是“Hataf”，阿拉伯语意为“死亡”。为了避讳，阿拉法特将组织名称缩写更改为“Fatah”，在阿拉伯语中意为“胜利”和“征服”。1968年，阿拉法特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以下简称“巴解组织”)的领导人。在此之前，“巴解组织”更多的是阿拉伯国家“口头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的一个“幌子”，除了定期召开的会议，以及在阿拉伯国家内部组织一些游行集会，“巴解组织”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随着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阿拉伯世界意识到了需要在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上做出更加实际的行动，而一直倡导和实践“暴力反抗”的阿拉法特，也就成为“巴解组织”的新一代领导人，从此开始领导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将近半个世纪。

　　阿拉法特一直以来都是倡导通过暴力手段来击败以色列，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阿拉法特确实也参与了与当时以色列军队的战争，但是当他目睹了随后阿拉伯国家部队糟糕的战场表现以及各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内部的“窝里斗”之后，对于阿拉伯国家失望至极，转而希望通过唤醒巴勒斯坦人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暴力抗争的形式来表达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1958年“法塔赫”在科威特建立，随后数年，其活动大多集中在宣传领域，比如创办杂志《我们的巴勒斯坦》，宣传反抗以色列的主张。直到1965年，“法塔赫”才第一次开始实施武装袭击，是年1月“法塔赫”秘密在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区的水利设施上放置了一枚定时炸弹，只不过由于以色列水务公司的一个巡查员及时发现，才让这一次“炸弹袭击”没有成功。不过法塔赫的袭击活动并没有停止，不断地从叙利亚和约旦越境袭击以色列目标和人员。尽管法塔赫袭击不断，但由于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的失败，仍然无法阻挡以色列扩大在巴勒斯坦的占领区。在这样的政治现实面前，法塔赫继续采用“越境袭击”的方式，来对以色列施加压力，“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解放自己的祖国”。

　　阿拉法特与法塔赫的斗争之路并不轻松，也并不顺利。除了受到以色列的打击之外，法塔赫还面临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压力。随着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结束，几乎整个世界都已经意识到以色列已经无法被“消灭”，而复杂难解的巴勒斯坦问题，也让曾经支持巴勒斯坦独立的周边阿拉伯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比如约旦从国家合法性和与巴勒斯坦特殊关系的角度考虑，曾经长期支持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但是最终约旦政府还是在1970年与日益扩张的巴勒斯坦民兵武装爆发了史称“黑九月”的大规模冲突。尽管法塔赫随后撤离到了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并且以黎巴嫩为基地，不断骚扰以色列北部边境，但是这种小规模的袭扰无法改变以色列存在的现实，更扰乱了黎巴嫩内部的政治平衡，也遭到了来自叙利亚的怀疑和不安。在1982年以色列更是直接出兵，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了“安全区”，试图将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驱逐出黎巴嫩，而在以色列军事行动的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若隐若现的叙利亚因素。

巴勒斯坦民众庆祝法塔赫与哈马斯和解

　　阿拉法特“由外而内”的武装斗争策略，以及“自上而下”的动员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经遇到巨大的挑战。一方面长期的武装袭扰，无法撼动以色列的国家地位，“光复祖国”遥遥无期，不断发动的袭击只能进一步恶化巴勒斯坦人的国际形象(比如1972年的慕尼黑惨案);另一方面，尽管有着阿拉伯国家的广泛支持，尤其是1974年在摩洛哥的拉巴特举行的阿拉伯峰会上，决定将“巴解组织”定义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但是具体到实际行动上，却很少有阿拉伯国家真心实意地支持巴勒斯坦的解放运动。对以色列不断袭扰却无法撼动其国家地位，受到阿拉伯和国际社会支持却无法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优势，阿拉法特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发堪忧。

　　哈马斯的崛起

　　当不少巴勒斯坦人试图“由外而内”地抗击以色列时，人们却忽视了长期以来更需要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群体——那就是以色列占领控制下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控制下的巴勒斯坦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群体，即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以及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前者大体的地理范围，涵盖在今天国际社会公认的1967年边境线之内，而后者的地理范围则大体上涵盖1967年以后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前者大体上都被以色列赋予了公民权，成为以色列公民，而后者则成为以色列占领下的“被占领土公民”。这些巴勒斯坦人成为以色列占领下的“囚徒”。这些巴勒斯坦人，面对着以色列的军事占领，其日常生活往往面临困境，失业率攀升，生活水平低。

　　与那些被战火所迫颠沛流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巴勒斯坦难民不同，这些被以色列约束的巴勒斯坦难民，既无法获得以色列的合法身份，也无法获得来自外部阿拉伯世界足够的经济援助，因此不得不“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帮助自己。在这样的背景下，倡导慈善和宣教(Da’wa)的“穆斯林兄弟会”，就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迅猛扩张。谈到巴勒斯坦的“穆兄会”，尤其是哈马斯的早期历史，不能不提亚辛对于该组织的重要促进作用。与阿拉法特的成长轨迹相比，亚辛的早期生平相对较为温和。1938年亚辛出生在还处在英国托管下的巴勒斯坦地区，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亚辛家族搬迁到加沙地区，并且在此定居。年少的亚辛喜欢踢足球，而加沙的一次足球比赛中，亚辛的腿受了重伤，最终烙下了终身的残疾。随后亚辛前往埃及求学，进入开罗的爱兹哈尔大学，在学校内成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一员。随后不久，“穆兄会”在埃及遭受打压，亚辛也被短暂逮捕，但是随后被埃及政府释放。随后亚辛返回加沙地区，并且逐渐发展“穆兄会”在加沙的网络。由于宣扬“和平”和“渐进”，以区别于号召暴力和战争的法塔赫，“穆斯林兄弟会”受到了以色列的欢迎。1973年，以色列甚至还向当时的加沙地区“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亚辛颁发了“执照”，允许亚辛成立与“穆斯林兄弟会”关系密切的“伊斯兰中心”(alMujammaalIslami)。

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的部分阿拉伯参战者

　　作为后来伊斯兰抵抗组织的前身，亚辛领导的“穆兄会”巴勒斯坦分支，在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属性。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之后，以“伊斯兰革命”打击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成为很多巴勒斯坦穆斯林政治精英的愿景，而革命后在一系列地区和国际事务上咄咄逼人的伊朗，成为一些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的重要“模板”。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秉持伊斯兰极端思想的巴勒斯坦人，成立了“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PIJ，以下简称“圣战组织”)。“圣战组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加沙地区展开针对以色列军警的袭击活动，而且为了保证组织的秘密性，“圣战组织”还多次更换名称掩护活动，比如用“伊斯兰卫队”“革命伊斯兰运动”等名称。尽管如此，“圣战组织”仍然遭到了以色列军情组织的打击。在20世纪80年代末，“圣战组织”在以色列的打击下遭受重创，而一个属于哈马斯的时代即将到来。

　　哈马斯的全称是“伊斯兰抵抗运动”(Harakatal-Muqawammaal-Islamiyya，Hamas)。1987年12月，以色列国防军与一辆满载巴勒斯坦人的大巴车发生冲突，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随后，死者葬礼演变成了巴勒斯坦人的抗议示威活动，从加沙到约旦河西岸，示威活动演变为针对以色列目标的袭击，历史上称为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这次“大起义”，不仅对于以色列来说是区别于传统国家军队之间“兵打兵将打将”的全新威胁形式，对于海外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法塔赫和“巴解组织”来说，同样是一次预料之外的社会活动。法塔赫和“巴解组织”的主要领导层仍然在海外流亡，对于民众的运动缺少预测。而在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兄弟会”内部，也产生了分裂。有些“穆兄会”成员认为，应当继续坚持过去的“宣教”和“慈善”方式，而不应当参与暴力活动;但是另一些成员，以亚辛为代表，则认为“穆兄会”应当积极参加民众的抗议和暴力活动。赞成后者的“穆兄会”成员，在1987年末建立了“哈马斯”，成为未来重要的地区政治团体。

　　哈马斯成立之后，很快发起了一系列针对以色列的暴力活动，引起了以色列情报部门和安全机构的注意，包括亚辛在内的哈马斯领导层也被捕入狱。从哈马斯成立之日起，巴勒斯坦内部的纷争就开始显现。对于阿拉法特和法塔赫来说，哈马斯的出现，意味着对于法塔赫主体政治地位的挑战。1991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德黑兰举行会议，法塔赫并未给予哈马斯正式的“代表席位”，导致哈马斯拒绝参会，并且坚持通过“暴力手段”，“消灭以色列”，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因此，当1993年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拉宾在华盛顿签署《原则宣言》，法塔赫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的杰里科先行自治之后，哈马斯表示强烈反对。但是随着阿拉法特回归巴勒斯坦，法塔赫为主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开始建立，哈马斯也迎来了新的政治时代。

法塔赫成员

　　兄弟阋墙

　　与很多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政治力量一样，哈马斯在否认“现有政权”的同时，也试图通过“竞选”“民主”的方式，参与所在国的政治构建。比如在1996年，哈马斯就宣布在巴勒斯坦自治区内参加政治选举，并且积极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高校和基层社区扩展影响力。但是，一方面，法塔赫在巴勒斯坦控制下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拥有压倒性的政治力量，比如在1994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95%以上的职务，都由法塔赫成员担任，安全部队几乎成为法塔赫的“政党武装”，这让力图通过政治选举谋求权力平衡的哈马斯十分不满;另一方面，巴以和平进程陷入停滞，哈马斯内部的强硬派力量再度占据上风，对于以色列目标的大规模袭击再次恢复。这一时期，法塔赫仍然能够掌控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政局，法塔赫控制下的安全部门能够对哈马斯形成很大的威慑;在以色列的压力下，法塔赫安全部队甚至软禁了哈马斯领导人亚辛。

　　到了2000年，哈马斯和法塔赫的力量对比再次发生大变。在这一年，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在重重护卫之下，强行闯入耶路撒冷老城伊斯兰教圣地“尊贵禁地”，导致巴勒斯坦人民族主义情绪被瞬间点燃;而埃胡德?巴拉克领导的以色列左翼工党政府与阿拉法特的和平谈判最终失败，尽管巴拉克在耶路撒冷归属问题、巴以国境线等一系列问题上做出了巨大让步(至今有很多以色列学者认为巴拉克的让步“史无前例”)，但是双方的谈判仍然因“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问题而失败。巴勒斯坦独立国家的建立“遥遥无期”，而现实生活中，法塔赫高层“生活腐败”，以色列军警管控下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犹如“占领区”，让巴勒斯坦民众愤怒不已。“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也就此爆发。

1972年参与制造慕尼黑惨案的一名巴勒斯坦人

　　在这次“大起义”中，哈马斯已经成长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哈马斯的准军事团体“卡桑旅”不仅有组织有计划地向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的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而且还渗入以色列本土，针对以色列平民发动恐怖袭击。尽管阿拉法特和法塔赫主导下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试图压制哈马斯的暴力活动，但是哈马斯已经通过持续袭击，主导了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话语权，成为巴勒斯坦乃至伊斯兰世界反抗以色列的“英雄”。哈马斯不仅开始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而且还获得了来自沙特、卡塔尔和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慈善机构”的捐款。

　　在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并没有放弃针对巴以问题和平调解的努力，但是由于巴勒斯坦内部事实上无法管控哈马斯，而哈马斯持续不断的暴力活动又让以色列怀疑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谈判诚意”，多次和平努力均告失败。持续不断的袭击，带来以色列持续不断的报复和打击，在此背景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社会都变成了彼此暴力的受害者，双方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倡导理性与和平的声音变得渺小和不堪一击。尽管2004年亚辛被以色列“定点清除”，但是一个通过暴力活动来“代表”巴勒斯坦社会的哈马斯，在事实上扼杀了可能的巴以和平未来。2004年阿拉法特也略有“蹊跷”地去世，代表巴勒斯坦民族团结和统一的英雄人物也不复存在。

　　阿拉法特去世之后，阿巴斯继任法塔赫领导人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与阿拉法特传奇的戎马生涯相比，阿巴斯尽管也是法塔赫“老人”，但是资历尚浅，而且法塔赫内部其他权威人物，如加沙地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负责人达赫兰，也跃跃欲试挑战阿巴斯的权威。而这一时期，小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动中东“民主化”进程，认为一个“民主”的中东将会结束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生存土壤，而受制于欧美资金捐助和扶持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也就成为美国“说服”的对象。为此，阿巴斯需要“以柔克刚”，通过政治努力，来化解法塔赫内部的纷争，同时希望结束法塔赫和哈马斯的竞争。在此背景下，2005年初阿巴斯正式宣布，将允许哈马斯参加新一届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

阿拉法特（左）、拉宾（右）

　　巴勒斯坦在2006年能够举行大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知名的巴勒斯坦学者哈利勒`希卡基领导的“巴勒斯坦政策与研究中心”出具的调研数据，认为如果根据2005年的多次“问卷调查”，巴勒斯坦主流政治派别法塔赫将会在大选中获得近50%的选票，而哈马斯只能获得30%左右的选票。根据这一“乐观”的预测，巴勒斯坦大选在2006年如期举行。但是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哈马斯赢得了大选并且占据了132个议席中的74席(其中两个席位是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的哈马斯成员)。

　　议会选举之后，哈马斯和法塔赫开始组建“联合政府”，而胜选的哈马斯则推出了温和派领导人哈尼亚担任政府总理。但是哈尼亚的政府很快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哈马斯开始擅自组建自己的“警察部队”，希望能够通过新一届政府来“另立门户”，在巴勒斯坦政府的名义下建立自己的独立武装;而另一方面，法塔赫并不愿意交出权力，尤其是其基层的准军事组织“阿克萨烈士旅”经常与哈马斯的准军事团体“卡桑旅”发生冲突，导致局势失控。

　　在随后的将近一年时间内，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矛盾开始升级，双方的派别间仇杀愈演愈烈。哈马斯和法塔赫的支持者往往啸聚人马，在公开场合对峙谩骂，最终升级为彼此直接冲突;而哈马斯和法塔赫之间的高层也面临安全威胁，比如哈尼亚就曾经在2006年遭到了来自加沙地区法塔赫势力的暗杀。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了2007年两派的火并事件。作为高举“伊斯兰”旗帜的政治社会团体，哈马斯在加沙地区根植经年，因此拥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当双方在加沙地区发生冲突之后，哈马斯很快全盘接管加沙政权，而法塔赫成员或是临阵倒戈，或是落荒而逃，加沙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哈马斯的控制区，法塔赫控制下的约旦河西岸与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地区也就形成了分裂局面。

　　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派别争端，使得巴勒斯坦陷入事实上的分裂。而相互敌视的两大阵营，也使巴以和谈受到了很大阻碍。巴勒斯坦任何一方在巴以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就会伴随着另一派的激烈批评和抨击，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巴勒斯坦内部形成统一的意见，阻碍了与以色列的和谈进程。因此，当哈马斯和法塔赫“重归于好”，巴以和平前景似乎也就会迎来一个新的契机。

巴勒斯坦选举投票

　　哈马斯的新动向与“阴谋论”

　　自从哈马斯崛起之后，阿拉伯世界内部以及巴勒斯坦内部都试图将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一些国家，比如埃及、叙利亚乃至约旦和阿尔及利亚，其情报机关都试图成为两个政治派别的“中间人”。这次哈马斯决定单独作出大幅让步，是在埃及的斡旋下实现的。两大派别这次和解，也并不是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第一次“和解协议”。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国际社会尤其是中东国家就开始不断地斡旋和调解巴勒斯坦内部矛盾。比如2007年沙特阿拉伯调解下的《麦加协议》，2008年在也门签署的《萨那宣言》，2011年在埃及签订的《开罗协议》，2012年在卡塔尔签署的《多哈协议》，以及2014年签署的《加沙协议》等，一系列协议的核心思想，就是停止分裂状态，通过大选的方式来形成未来代表巴勒斯坦的新一届政府。但是过去的诸多协议，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与之前数年的背景不同，此次哈马斯和法塔赫之所以能够形成共识，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哈马斯在现实困境下，主动作出的大幅让步。加沙地区总面积不过360平方公里，却在2006年后几乎成为被封锁的“孤岛”。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所面临的危机相似，加沙也面临着巴勒斯坦人口快速膨胀所带来的“年轻化”和“资源压力巨大”的问题。比如1948年加沙地区的人口不过十万，而到了2010年当地人口已经达到200万左右。迅速增长的人口数量，以及年轻人为主的人口结构，会需要大量的工作岗位和经济发展机会。然而，2006年以后，加沙地区与以色列之间的通道被以色列封锁，与埃及西奈半岛之间的通道也长期面临封闭。受制于以色列的封锁，伊斯兰世界如土耳其和卡塔尔对于加沙地区的援助很难运抵当地;加沙地区失业率甚至达到60%，社会危机加重。在此背景下，任何当权者，无论秉持何种意识形态，都容易被当地民众视为“腐败者”，哈马斯也不例外。强力越来越难以压制民众的不满情绪。

　　与此同时，哈马斯在外交上也逐渐陷入窘境。2011年阿拉伯世界大动荡之后，哈马斯曾经享受到了地缘政治变局所带来的好处。中东各国原有的强人政治崩盘，以及各国“穆斯林兄弟会”政治势力崛起后，哈马斯也开始成为中东各国的座上宾。在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对哈马斯封锁多年之后，2012年埃及“穆兄会”穆尔西政府正式解除了封锁行动并且给予哈马斯很大支持。当2012年末以色列大兵云集准备攻击加沙的时候，哈马斯得到来自埃及、土耳其、沙特和卡塔尔等国的支持。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当时的一段话十分准确：“中东各国必须支持我们，因为支持我们，就是在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加分。”

　　但是在2012年，哈马斯做出了一个重要而影响深远的决定：同叙利亚政府撇清关系。长期以来，叙利亚政府都是哈马斯的坚定支持者。哈马斯的政治局长期设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而且哈马斯领导人经常在叙利亚总统府受到总统巴沙尔的接见。哈马斯与伊朗的关系同样非常重要，伊朗每年资助哈马斯政府约2500万美元，还为哈马斯提供军事培训营地和后勤支持，许多哈马斯军事人员都在伊朗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哈马斯长久以来通过叙利亚同黎巴嫩真主党、伊朗保持亲密关系，四方形成了重要的“抵抗轴心”，成为中东地区力量角逐的重要一方。

　　但是哈马斯却并没有将与伊朗、叙利亚的友好关系保持到2011年以后。哈马斯本身的“逊尼派”性质，以及与“穆斯林兄弟会”的特殊关系，使自己无法公开谴责同为逊尼派多数的叙利亚反对派。在经历了同叙利亚政府的不愉快之后，哈马斯关闭了在大马士革的政治局，也结束了同叙利亚政府的亲密过去。

　　同叙利亚政府决裂，意味着哈马斯与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同样走远。这一决定在一开始时确实给哈马斯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埃及穆尔西政府对哈马斯敞开怀抱，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大量地给予哈马斯资金支持。哈马斯似乎已经将法塔赫甩到一边，成为地区政治中的大赢家。

　　然而很快地，当2013年7月埃及穆尔西政府被推翻之后，地区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一方面，各国的穆兄会势力逐渐受挫，在埃及新上台的军方和临时政府对于哈马斯采取了疏远的政策，自从军人在埃及掌握政权以来，埃及政府已经通过摧毁用于走私食品、汽车和武器的隧道，对加沙的经济予以了封锁;另一方面，同许多中东国家预估的相反，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并没有很快倒台，反而在战场上站稳脚跟。两方面的冲击使得哈马斯风光不再。而且，2016年底以来阿巴斯与以色列“协作”，向哈马斯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其调整政策。阿巴斯大幅缩减巴民族权力机构在加沙地带雇员的薪水，并指示其支持者不要为哈马斯工作。2017年6月，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不再将加沙地区的“电费”支付给以色列，以色列也决定暂停对于加沙地区的电力供应，使加沙的供电几乎停滞。电力供应的短缺，在影响加沙地区生产生活的同时，也让水务净化、医院医疗等行业受到很大冲击，加沙地区居民的生活陷入困苦之中。

2012年时埃及与加沙地区之间的拉法口岸

　　面对危局，哈马斯也开始积极调整自己的政策。2017年上半年哈马斯内部经历了政治人员变动，领导哈马斯多年的政治局负责人迈沙阿勒离职，而接替迈沙阿勒的，是被外界视为温和派的哈尼亚。在迈沙阿勒即将离职的2017年5月，哈马斯发布了新的《纲领》，代替了1988年哈马斯刚刚成立时的《宪章》。《纲领》相较于《宪章》，剔除了诸多“伊斯兰极端主义”言辞，同时更加注意争取巴勒斯坦未来的政治独立，这也为巴勒斯坦内部政治和解带来了机遇。迈沙阿勒为代表的哈马斯“老领导层”通过这种颇具争议的手段，来给哈尼亚为首的新领导层转变政策“搭桥铺路”。

　　哈马斯主动提出政治和解，而且在事实上作出大幅让步，比如承认了当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理哈姆达拉的合法身份，以及同意法塔赫接管加沙，从很大程度上讲，就是宣布放弃2006年大选胜利的结果，以此博得法塔赫主流派别的支持，重新融入巴勒斯坦政治主流之中。

　　在中东地区，任何重大事件往往都伴随着“阴谋论”的出现。比如有消息认为，哈马斯的让步，其实就是为了能够促成未来巴勒斯坦内部大选。这种“阴谋论”说得有鼻子有眼，认为迈沙阿勒并非真的“淡出政坛”，而是静观时机，坐等法塔赫领导人阿巴斯“辞世”。这种“阴谋论”认为，阿巴斯年事已高，迈沙阿勒其实是在这个时候将相对温和的哈尼亚推到前台，然后坐等阿巴斯病逝。一旦阿巴斯病逝，新的法塔赫领导人势必不能“服众”，因此大选将不可避免。哈马斯随后将会“参加大选”，而且以现在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影响力，必能够获得大选胜利。到那个时候，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担任总理，而迈沙阿勒则将“重出江湖”，担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主席”，“一统江湖”。这种阴谋论的盛行，实际上也说明了哈马斯和法塔赫未来仍然可能面临很大的挑战。

阿巴斯（中）

　　哈马斯的大幅让步，并不代表着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的罅隙会完全消除，更不代表着巴勒斯坦派别纷争会就此结束。事实上，与其说哈马斯是一个令行禁止的统一行为体，不如说它是一个由政治-军事-社会各团体组成的“联合体”。哈尼亚在实现与法塔赫关系突破的同时，还需要做好内部的说服工作，促成哈马斯内部领导层和各个下属分支机构尤其是军事团体的谅解。实际上，尽管同意法塔赫进驻加沙，但是加沙有哈马斯控制下的准军事组织“卡桑旅”以及这些年建立起来的加沙军事警察系统，如何安置这些隶属于派别而不是政府控制下的军事势力和组织，将会成为考验巴勒斯坦派别和解的重要难题。

　　此外，加沙地区公务员工资与待遇问题，也会成为一个棘手问题。在哈马斯单独控制加沙之前，大约有58000名公务员在加沙的公共机构工作。哈马斯和法塔赫的联合政府分裂后，法塔赫退出加沙地带，要求加沙的公务员停止工作，但仍然为他们提供薪水。为维持加沙政府的正常运转，哈马斯任命了自己的公务员，雇佣了大约5万名员工，建立起了与约旦河西岸平行的行政系统。而“和解”之后，加沙地区的公务员如何安置，工资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都将成为不小的难题。

　　当然，巴勒斯坦内部关系并不会因哈马斯此次主动和解而在未来“一路坦途”。法塔赫十分抵触再次举行大选，因巴勒斯坦民众中对哈马斯的支持率要高于对法塔赫的;加沙地区曾长期面临以色列和埃及的封锁，经济社会发展负担沉重。如何弥合分歧、消除隐患，将会极大地考验巴勒斯坦两大政治派别的和解努力。

　　(相关简介：王晋，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科学学院博士候选人、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