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比如，国内学者往往强调日本的上下游企业，也就是主机厂和配件厂一起抱团投资。日本企业的实践之中确实存在这一倾向，这种投资方式效果也比较好。典型的案例是丰田在泰国的投资。

　　(4)比如，我们往往喜欢强调日本银行对于企业投资的支持。确实，这是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一个特点。

　　(5)同时，我们也强调综合商社往往起到咨询公司和资金来源的作用。

　　(6)另外，我们也重视日本企业在海外的竞争并不排除合作。

　　(7)日本企业在西方国家的投资往往以绿地投资(“绿地投资”又称为新建投资、创建投资，是指外资在东道国境内直接投资建立新工厂、新分部的投资模式，区别于“并购投资”——编者注)或并购的方式进行，相对来说，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较多采用合资的方式。

　　上述七点经验之中，前两点是通用的经验，很好理解。

　　第三、四、五、六、七点对于中国企业也有参考价值，但是需要理解这些做法背后的制度因素。制造业之中的主机厂和配件厂之间往往存在长期的交易关系，甚至共同享有资产。这是他们抱团投资的基础。银行之所以愿意向企业大量融资，主要是因为他们同属一个企业集团，甚至相互持有股票。同时，综合商社更多地是为同属一个企业集团的企业提供服务。日本企业之所以在海外很少展开过度竞争，原因也是日本企业的国内竞争也不是以排斥合作为前提的。日本企业在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投资方式，原因在于日本和西方国家在制度、法治程度上处于同一个发展阶段，独资的形态不会对管理带来很多问题。但是，中国很难直接借鉴这一点。

　　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henkron)曾经将后进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比喻为这些国家能否搭上公交车。世界体系论学者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指出，重要的大国不但要完成现代化，而且要成为为其他国家指引发展方向的铺轨机司机。日本不但完成了现代化，而且向其他国家转移了管理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完成了从现代化号公交车乘客向为后进国家指示发展方向的铺轨机司机的转变。中国则正处于这个转变过程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海外投资的一些成功经验是其国内经验的延伸。而中国企业现在向外走的时候，很难拿出像当年日本提供的丰田生产方式(TPS)那样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能否做好海外投资，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处理好国内问题。

　　提一个具体建议，日本海外投资在特定国家(泰国、土耳其、印度、缅甸等)表现得更好。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面临挑战。所以，在这些国家，中日企业合作投资或许是一个选项。考虑到两国企业在一些产业之中存在竞争，这种合作可能更值得提倡。

　　编者按：由钝角网、美中新视角基金会、笹川日中友好基金联合主办的“中日学者经济对话”于2018年3月27日在北京杉园举行。现将会议实录予以刊载，以飨读者。今天是会议记录的第三部分。

　　2018年3月27日·北京·杉园“中日学者经济对话”现场

　　周志兴：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也有过走出去的经历，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中国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想请日本朋友讲一讲日本的经验，这样可以对中国有一些启发。我们先请日本的岩永正嗣先生，他是日中经济协会北京事务所所长，请岩永先生发言!

　　岩永正嗣：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日中经济协会，我估计很多朋友对我们这个协会还是有所了解的。我们是在日中企业之间做一些交流工作，今天我在有限的时间里就几个方面跟大家进行探讨。

　　首先，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国家建设当中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第二，日本企业在走出日本、走向国外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经验。

　　在日中之间，企业界的合作方面，1979年开始日中企业展开了官方发展援助方面的合作。比如说像我们介绍的日本维尼纶生产设备的出口，这是从1963年开始的。当时针对中国市场，因为制度方面的一些差别，也还是有很多担心的。尤其是日本企业界有非常多的反对声音。所以，真正参与日中之间合作的具体人士确实是抱着非常大的决心和胆量，比如说陈锦华先生。他担任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计委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也曾深入参与过日本企业进入中国的各方面工作。这是2007年的报道，它的题目叫《友情与认真》，这是陈锦华先生亲笔写的;说起2007年，可以说当时日中关系并不是很好。关于日本进入中国，中国各方面的一些态度，当时陈锦华先生以非常积极的态度给予了肯定，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2008年时，他获得了“旭日大勋章”，而且是获得了日本天皇亲自授奖。特别是对于日本的合作，比如说有很多品牌的引进，日中之间的友情，尤其是稻山，他也是新日铁(“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的简称——编者注)的总裁。还有一点也是陈锦华先生在这个报道当中介绍过的，比如说在一些大型项目当中，与日本的合作确实和与欧美国家合作存在很大的不同。跟日本的合作，确实有友情的成分在里面，而且双方都是有很大的热情，陈锦华先生对日本技术人员工作认真的态度给予了非常高的肯定。

　　1972年获得批准的四个化学纤维项目中有与日方合作的项目，是在当年开始正式合作。当时在工厂的建设当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地质比较松软，日本合作伙伴认真负责的精神给了中国方面很大的震动。虽然关于地质的问题是中国方面该处理的问题，并不是日本企业所应该负责任的部分，但是日本的合作方对相关一些问题提出了各方面建议，而且是非常身体力行地把这些问题都予以解决。这也是日本对中国各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所做出的贡献。

　　日本企业在过去是如何进军国外、走出去的呢?跟中国的发展变化相类似的。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日本的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在此当中，1972年在泰国，发生了以学生为核心的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当时的泰国民众对于日本企业的大规模进驻，确实产生了很多不安。1973年时，中曾根康弘在日泰联合贸易经济委员会当中，在泰方的请求下承诺制定对外投资规则，而且向水上日本贸易会会长表示，对外投资规则并非由政府，而是民间来制定。1974年，田中角荣先生也访问了东南亚，当时田中首相遇到了很强烈的反日游行。田中角荣首相回国之后说，在那之后，日本企业如果参与海外的业务拓展的话，必须要联合在一起，而且要融入当地的文化。不单是日本，还有经合组织，成立了这样一个机构。

　　当然，随着时代变化，很多需求也会产生相应变化。比如说日本企业走出去，在20世纪70年代，确实经历了很多苦涩。1973年，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制定了指南。比如说在进行海外拓展时，要使用当地的员工，而且要对他们进行各方面培训。当时针对这样的政策，也制定了很多原则。

　　2017年5月在北京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这个峰会上，日本也对“一带一路”政策给予了非常积极的肯定，并且表示将予以积极支持。而且安倍首相也在官方发表了对“一带一路”的理念和政策非常肯定的演说。安倍首相在“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议上的演讲，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演说当中还涉及了具体的原则和条件。以往日本对中国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提到了日本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在海外遇到的问题和经验，给中国起到了非常好的参考作用。

　　比如说非常勤劳的人们。刚才陈先生所提到的文化方面的部分，在这里也有所涉及。比如说技术要植根于当地，而且不仅是技术，在售后服务以及维护方面也要做出各方面的贡献。日本企业就是在这样一种大原则、大背景下，做着海外拓展。在2016年5月26、27日，举办了“七国集团”(G7)伊势志摩峰会，在七个国家之间，大家也针对六个问题达成了共识。而且日本也参加了G20峰会，在2016年9月4日到5日期间，20个国家针对诸多问题也达成了共识。特别是在第三方，实现了双边的合作。

　　我还带了一张图，日本企业在第三方老挝，这是一个水力发电项目，当时日本企业帮助建设一个水库。这只是一个成功案例，日本企业给当地民众什么样的协助，不单是水库本身，比如说还包括在当地社区的一些建设;而且培养了很多新产业，同时还帮助建设了很多学校;比如说在农业方面，帮助当地人如何去种植大米;还有家畜，在农业部分，日本企业也给予了很大协助。

　　在学校的建设方面，做了巨大贡献，还实施了奖学金制度。另外建设了很多医院，这也是日本企业关注社会，特别是在进军海外市场时，一定要关注当地社会民众的部分。谢谢大家!

　　周志兴：我们上一节结束得晚了，我想稍微改变一下议程，我们两节的发言放在一起，最后一起来讨论。如果要是再一节一节讨论，我们的时间是不够用的。所以，岩永先生讲完是宋磊教授讲，宋磊教授讲完以后，我们再接着往下讲，最后剩下的时间就这四位发言者的问题进行讨论。

　　宋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刚才岩永先生讲得非常好，我们讲的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您讲的角度和我后面讲的角度是互补的，本来应该直接切进主题，主席要求接地气，我的内容是非常不接地气的，所以我在这里先讲一个接地气的故事。

　　我从2005年到2018年，每年的春天学期在我们学校给本科生开不分专业的选修课，就是日本经济，这是我的研究方向之一。选课的学生人数很有趣，在2005年、2006年的时候，大概是70、80，一直有轻微的下滑。到了2012年、2013年跌到谷底的时候是40人。今年春天学期刚开课，今年是120人，非常奇怪。我上了十多年这个课，学生中全校各个专业的都有，我会做点小调查，问他们为什么会选这个课。在前几年，更多的学生说找工作会有帮助。现在再做这个调查，找工作有帮助这个回答非常少。为什么会有120个学生呢?他们对文化有兴趣，这个变化非常有意思。我先把这个引出来。前面几个专题讲了经济关系，我觉得理解中日经济关系，一个是要客观，一个是要乐观。

　　客观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历史性地看，刚才讲了60年的贸易，那时候西方不管我们，没有渠道，20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中日贸易是非常关键的。现在的累计投资额也很大，这是一个客观。

　　还有一个客观情况，结构性地来看，长期来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本质上还是由国家的规模决定的。日本在世界GDP中占多少比例，大体上不会离它在中国贸易总额当中的比例差太远。过去一段时间，20世纪70、80、90年代，日本的重要性非常高，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正常的。它逐渐回归平均，相对于它的存在感，比例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底线思维，这个底线思维是什么呢?一旦日本在中国的贸易和接受的投资当中，比重远远小于日本在世界当中的存在感的话，这时就有问题了。现在这个问题出现了，刚才有的朋友讲到韩国和中国的贸易已经超过中日的贸易，这个就突破底线了。所以，我们要想一些办法来弥补它。我们回不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但是也不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

　　但是，长期来看是乐观的。陈学荣先生的表达，还有上我课的学生们对日本文化感兴趣，这个东西短期之内转化不成两个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但是长期来看，有机会。我们讲国际贸易说到底是比较优势，在很多领域当中，西方国家比较优势是接近的，中国可以和韩国做，可以和德国做，也可以和日本做。如果民间关系长期好的话，在比较优势差不多的情况之下，可能对我们的长期关系有利。

　　还有一个没有时间展开讲了，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中国和日本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在国际关系里，我们一般只说美国和英国、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但是中国和日本有非常特殊的关系，历史上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文化传统有接近的地方，地理上非常接近。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说，正面的特殊关系发挥出来是有前途的，这是一个题外话。

　　我自己做的是比较政治经济学里涉及日本的部分，讲日本企业也可以。我们讲日本经济时，不看农村的话，是没法理解日本战前的，不看企业的话，是没法理解日本战后的。但是，我们偏从理论的角度来讲这个事。

　　第一个切入点，我们讲海外投资。

　　海外投资问题可以区分为两个侧面，吸引投资即招商引资和向外投资即所谓“走出去”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日两国在不同的侧面各有优势：中国在招商引资方面经验更多，日本在走出去方面历史更长。当然，这是半开玩笑的说法，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日本在走出去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的意义。

　　我的主要观点是，日本企业在走出去方面，确实存在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企业不但进行了大量的海外投资，而且开始向外国出口管理经验，这些投资在总体上是成功的。管理学里面有一个术语，叫日本化(Japanization)，指的就是这个现象。

　　但是，对于这些经验，我们不但要了解日企的具体做法，而且需要了解这些做法之所以出现的原因。也就是说，对于日本企业的成功经验，我们应该进行区分，可以直接应用的就直接应用，不能直接应用的应该理解这种做法得以出现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系统化的做法。做出这一判断的原因很直接：特定国家企业的海外投资实际上是将本国的生产组织方式向国外出口。因此，海外投资是特定国家生产组织方式的国际延伸。一言以蔽之，任何国际行为都有国内背景。

　　关于特定国家在海外投资方面的实践，可以从区位选择、产业选择、投资策略、投资和贸易的关系、政策支持、政商关系、银企关系、制造业主机厂和配件厂的关系、投资发起国和投资接受国的政治关系、两国文化的差异等很多角度进行讨论。这些角度都很重要，日企在这些方面的做法也值得参考。但是，如果缺乏系统化的视角，从这些角度进行的讨论容易出现两个问题。第一，这样的讨论容易局限于细节;第二，关注具体问题的这些讨论之间难以建立联系。

　　实际上，讨论日企海外投资的经验、教训(比如三菱收购洛克菲勒中心大厦)的时候，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个角度是日本企业做了什么，另一个角度是为什么日本企业能够这么做。第一个角度更多地是一个实践的角度，第二个角度则更多地是学术的角度。这样两个角度都有价值，要点在于将两者联系起来。

　　接下来的发言先从实践的角度举出日企的一些比较成功的做法，然后试图给出一个稍微学术化的说明。

　　(1)比如，日本企业在区位选择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这里所说的区位既包括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区位，也包括在一个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具体投资地点。就前一个问题来说，日本企业大量投资于工业园区，节约了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这一点在东南亚地区以及现在的缅甸、印度都体现得比较明显。就后一个问题来说，日本选择工厂和商店的位置方面有一些成功的做法。比如，7-11(7-Eleven)是管理水平最高的便利店，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几乎都大量盈利。这和选址有关。

　　(2)再比如，官商一体也是日本海外投资的特点。具体来说，日本对于后进国家的投资往往以ODA开路，具有官方背景的JETRO、JICA(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日本政府的一些省厅甚至设有专门机构，推动相关海外投资。比如，农林水产省下设的海外农业开发协会。

　　(3)比如，国内学者往往强调日本的上下游企业，也就是主机厂和配件厂一起抱团投资。日本企业的实践之中确实存在这一倾向，这种投资方式效果也比较好。典型的案例是丰田在泰国的投资。

　　(4)比如，我们往往喜欢强调日本银行对于企业投资的支持。确实，这是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一个特点。

　　(5)同时，我们也强调综合商社往往起到咨询公司和资金来源的作用。

　　(6)另外，我们也重视日本企业在海外的竞争并不排除合作。

　　(7)日本企业在西方国家的投资往往以绿地投资(“绿地投资”又称为新建投资、创建投资，是指外资在东道国境内直接投资建立新工厂、新分部的投资模式，区别于“并购投资”——编者注)或并购的方式进行，相对来说，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较多采用合资的方式。

　　上述七点经验之中，前两点是通用的经验，很好理解。

　　第三、四、五、六、七点对于中国企业也有参考价值，但是需要理解这些做法背后的制度因素。制造业之中的主机厂和配件厂之间往往存在长期的交易关系，甚至共同享有资产。这是他们抱团投资的基础。银行之所以愿意向企业大量融资，主要是因为他们同属一个企业集团，甚至相互持有股票。同时，综合商社更多地是为同属一个企业集团的企业提供服务。日本企业之所以在海外很少展开过度竞争，原因也是日本企业的国内竞争也不是以排斥合作为前提的。日本企业在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投资方式，原因在于日本和西方国家在制度、法治程度上处于同一个发展阶段，独资的形态不会对管理带来很多问题。但是，中国很难直接借鉴这一点。

　　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henkron)曾经将后进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比喻为这些国家能否搭上公交车。世界体系论学者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指出，重要的大国不但要完成现代化，而且要成为为其他国家指引发展方向的铺轨机司机。日本不但完成了现代化，而且向其他国家转移了管理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完成了从现代化号公交车乘客向为后进国家指示发展方向的铺轨机司机的转变。中国则正处于这个转变过程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海外投资的一些成功经验是其国内经验的延伸。而中国企业现在向外走的时候，很难拿出像当年日本提供的丰田生产方式(TPS)那样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能否做好海外投资，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处理好国内问题。

　　提一个具体建议，日本海外投资在特定国家(泰国、土耳其、印度、缅甸等)表现得更好。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面临挑战。所以，在这些国家，中日企业合作投资或许是一个选项。考虑到两国企业在一些产业之中存在竞争，这种合作可能更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