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78期(2017年10月))

　　1922年，越飞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的头衔来到还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他到中国的使命，当然首先是同中华民国政府即北京政府谈判建立外交影响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还有就是在中国的实力派人物中物色可以和苏俄合作的对象。随后还要去日本谈判苏俄日本之间存在的问题。

　　越飞这次到中国来，对中国的关系很大。只说那一篇《孙中山和越飞联合宣言》，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头等重要的文献之一。有历史癖的人都会关注他这次的行程。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里收有越飞的一些往来函电，透露了他这次行程的一些内幕(下文摘录这部书中的材料，只注页码，不注书名)。

　　越飞到中国，首先当然是找中国政府谈判。据当时担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回忆说：

　　1922年8月，我刚任外长，就遇到了苏俄代表越飞先生。据悉他是莫斯科政治局的重要成员，苏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之一。在接见时，他解释说，尽管他的任务是非正式的任务，在苏俄看来，是十分重要的。苏俄十分愿意在外交上支持中国，尤其是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民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早在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即已主动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并建议根据平等互惠原则，谈判缔结新条约。越飞建议中国正式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苏俄将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他想了解我的反应，我是否认为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我当即向他解释说，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目的首先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在平等互惠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在巴黎和会上采取的就是这种立场。中国将遵循这一政策。我告诉他，我感谢他方才所阐明的对中国表示同情的观点，至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我准备向内阁汇报，予以慎重考虑。我对他说，他对中国的目标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他所提议的方法尚需慎重考虑。

　　过了两三天，内阁根据我的汇报和建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决定授权我正式答复越飞。同越飞的第二次会见十分重要，因为他在听取了我的答复之后透露了苏俄的真正立场。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已考虑了苏俄的建议，我们十分赞赏苏俄给予支持和实行合作的表示，不过中国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并不想采取单方面的政策。中国政府拟通过正常途径进行谈判，以期有关各国乐于同中国合作，实现中国所欲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唯有在有关各国明确表示它们不同意通过谈判修订条约或阻碍中国实现其国家目的时，中国政府方考虑采取直接宣布废除现有条约之政策。

　　越飞对我的答复显然大失所望。我们是用英语交谈的。他指责西方国家的意图，他说，中国早晚会发现，对于西方国家寄予这样高的希望是必然要失望的。他表示，既然中国政府不愿接受苏俄进行合作的建议，他即将前往南方与孙中山博士商谈这个建议。他知道孙博士在政见上与中国政府并不一致，因而希望孙博士更加理解他的任务。我觉得他这番话多少是一种威胁，这是他感到失望的结果。他又说，他可以肯定，孙中山博士和他所代表的党将会更加赏识他从苏俄带来的友好建议。这一来其威胁性就益形明显。据我了解，他于次日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会见孙中山博士。(《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6～317页)

顾维钧

　　这里说的“早在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即已主动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是指1919年7月25日由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签署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宣布废除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俄国占领的中国土地，放弃庚子赔款，交还中东铁路。这个《宣言》当年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热烈欢迎，其实只是一个毫无实际内容的宣传文件。它宣称“放弃”的那些都是那时并不在苏俄手上的东西。说废除密约，宣言说的是废除二月革命以后和临时政府订立的条约，而中国和临时政府没有发生过关系;俄国占领的那些土地，那时是白卫军的控制之下，并不在苏维埃政权的有效管辖之下，宣言所说的放弃，是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个号称独立的远东共和国的意思;放弃庚子赔款，是要中国政府不再把赔款送给已经被推翻的沙皇俄国的驻华使节;中东铁路管理局当时是在白俄移民奥斯德穆夫(又译奥斯特罗乌莫夫)手中，不能由苏俄政府做主。所有各项内容实际上都是空话。1920年9月27日加拉罕又发出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这些内容。

　　可是就在越飞开始同中国谈判的时候，他得到中央政治局的电报指示却是：不能以苏俄政府1919年和1920年这两个《宣言》作为谈判的基础。在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3号记录》里可以看到中央书记斯大林签署的这个电报：

　　发给越飞同志如下电报：

　　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您所提出的问题应作为共同讨论的题目，只能以同中国的总条约形式加以解决。至于蒙古，关于它的国家法律地位问题和从蒙古撤军问题应通过俄中蒙签订协议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排除蒙古本身。这与我们承认中国对蒙古的主权并不矛盾。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必须规定一些保证条件和主管部门在给派克斯同志的指示中所提出的我们的一些特权。例如，俄国、远东共和国和中国均等地参加中东铁路的管理工作。在租让企业问题上，中央同意放弃治外法权和俄国的受降权，但需要作出更准确的表述。所有这些让步都要求以法律上承认的形式作出回报。一旦可以在此基础上同中国政府沟通，中央认为在同日本谈判开始之前，起草一个初步的议定书是可行的也是需要的。(第114～115页)

　　这个指示不允许以两个宣言为谈判的基础，却提出了新的基础。即中国要求俄军撤出蒙古的问题应通过俄中蒙签订协议来解决，把当时还是中国领土的蒙古视为独立国，作为谈判的一方，目的是尽量拖延俄国撤军。在中东铁路问题上也要保留俄国的特权。接到这个指示，一直怀着世界革命这一信念的越飞觉得很为难。他在9月27日写信给加拉罕、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说：“我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年和1920年的宣言中引出具体指示的指示是什么意思……”“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则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第115页)

　　越飞说得很对，这个电报指示表明：苏俄实际上“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可是作为一个外交使节的越飞，他当然还是在为俄国的国家利益、国家政策工作的。他虽然不很赞同，还是必须按照这个指示同中国政府谈判，由于中国政府没有接受苏俄一方的提议，谈判以失败告终。

　　越飞和中国政府的谈判没有结果，他心里对顾维钧很是不满。1922年10月17日《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说到他同顾维钧打交道的情形：“现在仍在利用蒙古问题，外交部针对我的答复发出的备忘录，通过信使寄给您。我还是认为，我能够在最近几天内让顾维钧垮台，只不过任何一个别的中国外交官也不会比他好。”(第140页)这位俄驻华大使没有说用什么办法让中国外长“垮台”，可是他末一句说得太对了。顾维钧当然是一位很好的外交家，他能保护国家利益，不中圈套。不过即使换了任何一个别的中国外交官，也要会保护国家利益，不中圈套的。

　　于是越飞就把自己的注意力和工作对象转移到孙中山，同时还有吴佩孚那里。越飞派人到吴佩孚处去看了。8月25日《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是请加拉罕报送斯大林的，越飞说了他的一个奇怪的计划：“孙逸仙是中国的思想领袖，吴佩孚是军事领袖，两人联合后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第107页)他提出贷款给孙中山，促成孙、吴联合。

越飞

　　9月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5号记录》有一份由“中央书记”即斯大林签署的电报：“责成加拉罕同志答复越飞同志，中央对越飞同志的建议表示十分惊讶。越飞同志本该了解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状况。”(第125页)

加拉罕

　　越飞想让孙中山、吴佩孚这两个人合作的愿望，确实是太不现实了。1922年11月2日孙中山给越飞的信(这封信在《孙中山全集》里失收)中说：“从我们最近一次交换信函时起，我就同吴佩孚进行了接触，试图弄清在统一中国和建立强大而稳定的政府方面同他合作的可能性。很遗憾，我不得不指出，与他打交道确实很困难。我所掌握的情报使我认定，他现在对我的态度实际上很强硬。”(第144页)1922年11月7日和8日《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也说：“孙逸仙怀疑吴佩孚没有诚意，而吴佩孚鉴于孙逸仙与安福系分子和张作霖的来往，对孙逸仙也持同样的怀疑。”(第147页)这合作当然不能成功。

吴佩孚（前排右），张作霖（前排左）

　　在孙中山那里，越飞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22年8月30日《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里说了他和孙中山开始接触的情况：

　　今天，我的信使回来了，带来了孙逸仙的复信。我通过信使把信转给您。现谈几点基本想法。孙上了这个圈套，回答了所有棘手的问题。他说，现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意义，它完全处在列强的控制之下。他同意我的蒙古政策，即必须解决共同谈判问题，立即把我们的军队撤出蒙古对中国不利。他同张作霖磋商不太激烈，不然张会更加投入日本人的怀抱。他谈了他同吴佩孚谈判的情况，他问我们在同日本谈判时，会不会为签订条约准备牺牲中国的利益。比如说，会不会像沙皇在日俄战争后把南满转让给日本人那样，把北满也转让给日本人，包括把中东铁路转让给他们。(第113页)

　　“孙上了这个圈套”这句话，一般中国人看了会很不舒服，他们同事之间，当然可以说得这样直白。

　　1922年11月1日《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说他利用中国各派力量的矛盾和斗争、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以求按照苏俄的要求解决蒙古问题：

　　迄今为止我在这里的全部工作是设法利用吴佩孚、张作霖和孙逸仙之间的对抗，我虽然与吴佩孚和孙逸仙有联系，但并没有向他们作出任何保证。不过需要记住的是，中国的所有这些个人联合是不断变化的。重要的是，吴佩孚同孙逸仙的接近是很可能的，而前者的影响几乎又是无限的。现在，由于孙逸仙支持者、安福派分子和张作霖支持者在福建省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吴佩孚的影响被大大减弱了。孙逸仙同安福派和张作霖的接近就更加可能了。这又是为什么认为更为重要的不只是在这些个人联合中寻找支持，而是在广泛的群众性民族运动中寻找支持的一个原因。我恰恰担心，我们对俄中蒙三方会谈提出的要求会给群众造成不好印象和使他们疏远我们。即使我们利用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能实现我们的要求。我认为，在蒙古方面，尖锐的问题仅仅是把我们的军队从库伦(按：现名乌兰巴托)撤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吴佩孚、孙逸仙和人民群众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俄中会议上直截了当地用某种表达法确认，我们的军队原则上是要撤出的，但是撤出的期限不能确定。因此，军队要留驻到将来。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上提出全部中蒙问题，我认为也是不必要的，也是危险的，因为尚不清楚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需要转告的是，正是吴佩孚对我说，他打算在1923年3月派自己的军队去占领外蒙古，并让格克尔参观了正在为此目的作准备的一个久经沙场的师团。我的计划是，如果会议顺利结束，我们的声誉和对我们的信任将会大大提高，我们将不怕帝国主义者在蒙古问题上搞反对我们的一切煽动宣传，因为中国人大多数支持我们对涉及我军撤出部分(?)的上述不全面解决办法。在谈判期间及其后，弄清了中国民族主义者在整个蒙古问题上的态度。提出这个问题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按照吴佩孚想派自己军队去占领蒙古的愿望，在1923年3月由吴佩孚提出，那时一切条件都好弄清楚，我们当即就可以拟定我们的立场;或者由于中蒙进行谈判而早于1923年3月提出，那时也好弄清楚，我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对谈判施加影响，至少可以根据情况要求吴佩孚参加这次谈判。我不了解蒙古情况并很怀疑整个蒙古是否会跟我们走。关于谈判情况，中国人对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正如我已报告的那样，我回避同他们谈这样的问题，我只是说，我们没有侵略意图。没有帝国主义的企图，原则上我们准备撤走军队，但是现在不能这样做，也不能说明怎样做。在整个这件事情上，除了中国政府，确切地说除了处在帝国主义者影响下的外交部，所有人都同意我的意见。所有中国报纸都对中蒙谈判作了报道。(第142～143页)

　　1922年11月7日和8日《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很长，它再次谈到他对解决蒙古问题所做的工作，并且讨论了苏俄的蒙古政策：

　　据我所知，事情并非如此，而是像契切林的蒙古特使所通报的那样，熟悉情况的人认为，在整个外蒙古，蒙古人很少，中国人占大多数，蒙古人和布里亚特人的关系并不好，而我们是以支持蒙古人的名义在支持布里亚特人。即便假设这一切都是不对的，而蒙古所有200万居民都拥护我们，反对中国，那么，契切林的观点即使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策略上也是不正确的。当然，我们支持小民族反对大民族的暴行，但是，如果蒙古人的斗争不会引起任何反响，而中国人的斗争却会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的话，那么就未必值得为了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作用的200万蒙古人而去损害我们同正在起着如此巨大作用的4亿中国人的关系和整个政策。

　　这个电报还详细介绍了孙中山向他谈到的一个计划，并且请求苏俄给予实际的援助：

　　关于在北方组建孙逸仙的革命军队问题，他现在是这样具体说明自己的计划的：孙逸仙建议，以他的名义，也就是直接指明根据他的请求，我们的一个师占领东土耳其斯坦的新疆省，那里只有4000名中国士兵，不可能进行抵抗。相邻的四川省虽然驻有10万士兵，但是孙逸仙认为，这些士兵都站在他的一边。据孙逸仙称，新疆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他认为，必须在我们军队的占领下，在那里建立俄德中三国联合公司来开发这些矿产资源，建设铸钢厂和兵工厂。孙逸仙补充说，他本人会到新疆去，在那里可以建立任何一种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显然，他的计划可以概括为，在新疆为他组建军队开辟一块地盘，铸钢厂和兵工厂可以提供很多物资。孙逸仙认为，缺少交通运输工具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新疆是个很平坦的地方。由于孙逸仙要派他的一位将军(按：指蒋介石)到我这里来秘密商讨这个问题，所以我请求告知您的意见。(第148～149页)

　　从这里可以知道：孙中山请求苏俄派军一个师，“占领”新疆，“他本人”甚至可以在那里建立苏维埃制度。

　　1922年12月20日《孙逸仙给越飞的信》在现在的《孙中山全集》里失收。孙中山在这封回信里问道：

　　我现在可以调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希望得到武器、弹药、技术、专家等方面的援助。

　　贵国政府能否通过库伦支援我?如果能，能支援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第166页)

　　前面说过，1922年9月越飞提出贷款给孙中山，促成孙、吴联合。当时斯大林没有同意。几个月之后，斯大林同意了。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2号记录》里说：“资助国民党的费用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支付，因为工作是按共产国际的渠道进行的。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同越飞同志协调后向政治局提出关于追加拨给必要经费的建议。”(第187页)这也是斯大林签署的。不过这时已经来不及促成孙中山和吴佩孚的合作了。1923年2月7日，根据吴佩孚的命令，在汉口江岸、郑州和长辛店等地发生了屠杀铁路工人的惨案。吴佩孚成了工人运动的死敌。苏俄当然不再幻想他和孙中山合组政府了。

斯大林（左二）

　　关于中东铁路的问题。当时，中东铁路是在白俄移民奥斯德穆夫掌握之中。越飞来华的使命之一，就是想解决中东铁路问题，从白俄移民手中夺取这条铁路。顾维钧回忆说：“苏俄政府与满洲当局都认为中东铁路问题非同小可。越飞先生和加拉罕先生先后都曾以苏俄政府官方代表的身份，试图与张作霖大帅达成某种解决办法，以便能重新控制与苏俄接壤的满洲境内的这条十分重要的铁路。莫斯科急于寻求解决办法的目的不仅仅限于恢复对这一重要交通干线的控制权，而且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想防止以奥斯德穆夫为首的管理机构利用白俄分子的活动来反对苏俄政府。”(《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48页)1922年11月10日和13日的《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说：

　　对于张作霖，的确，我们是不信任的，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实行两面派政策，他向我们军事指挥部派去代表团，声称他不会支持白卫分子，而实际上他在支持我们中东铁路上的敌人，并在满洲为白卫分子提供安身之地和战略基地。如果孙逸仙确实认为，张作霖准备实际地证明他对我们友好，那就让他立即把白卫分子清除出满洲，将他们赶到赤塔，并且对中国政府和中东铁路理事会施加影响，以便撤销现在的奥斯特罗乌莫夫的管理局，并用与我们协商成立的新管理局取而代之。如果张作霖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对他的态度就会改变。(第154页)

　　11月17日《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中又说：

　　我正在进行大量反对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工作。目的是把该管理局彻底搞臭，使得法国不能为其提供援助。奥斯特罗乌莫夫及该公司的大量舞弊行为已被揭露。法国拟议给予该铁路的贷款，也如同该铁路发行的债券一样，由于这场宣传鼓动而告吹。奥斯特罗乌莫夫已向法国法院控告几家在我的授意下刊登过材料的报纸。该铁路的中国理事会开始向我暗送秋波。由于法国的干涉，俄罗斯亚洲银行惊慌不安起来。一场严肃的斗争正在展开。我需要尽快得到有关中东铁路及俄罗斯亚洲银行历史的全部资料。我们是否拥有中东铁路的股票，或者哪怕是关于中东铁路的书籍，或者最后，是否有活的证人，能够证明俄罗斯亚洲银行对中东铁路的态度一向是虚伪的?请尽快将您能找到的有关中东铁路和俄罗斯亚洲银行的一切材料寄来。当我能从床上爬起来时，我就得开始进行谈判。(第139～141页)

　　越飞来中国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使命，是和孙中山签订协定。这件事在1923年1月26日终于有了结果。这一天《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的附件《越飞对同孙逸仙合作的前景和可能产生的后果的看法》中说了他和孙中山谈判时候的立场。他向孙中山提出：

　　1.外蒙古问题上，协议是清楚的，但在开始实现孙逸仙博士的计划时，必须立即以他所代表的中国各省的名义(非常重要的是争取张作霖也同意这一点)公开宣布，俄国军队不能从蒙古撤离(例如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在孙逸仙博士同越飞就俄中两国问题的会谈中，两位政治家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俄国军队立即从蒙古撤离是完全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由于孙逸仙博士的威望，这样的声明可以制止对俄国在蒙古问题上的毁谤。

　　2.在中东铁路问题上也同样如此。这里张作霖参与事先的解决更为必要。(第221～222页)

　　1923年1月26日在上海签订了《孙中山和越飞联合宣言》，双方都表示了合作的愿望和各自的立场：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菲〔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菲〔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联合宣言里，孙中山也接受了越飞提出的关于暂时不讨论中东铁路问题和苏俄不必立刻从外蒙古撤军的要求。宣言中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写下的“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这一句，却为以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留下了隐患，四年之后就导致了一场灾难。

　　1925年之后，越飞追随托洛茨基成为反对派，1927年自杀身死。他是目睹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以后去世的。

　　(相关简介：朱正，人文学者。)

 　　(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78期(2017年10月))

　　1922年，越飞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华特命全权大使的头衔来到还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他到中国的使命，当然首先是同中华民国政府即北京政府谈判建立外交影响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还有就是在中国的实力派人物中物色可以和苏俄合作的对象。随后还要去日本谈判苏俄日本之间存在的问题。

　　越飞这次到中国来，对中国的关系很大。只说那一篇《孙中山和越飞联合宣言》，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头等重要的文献之一。有历史癖的人都会关注他这次的行程。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里收有越飞的一些往来函电，透露了他这次行程的一些内幕(下文摘录这部书中的材料，只注页码，不注书名)。

　　越飞到中国，首先当然是找中国政府谈判。据当时担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回忆说：

　　1922年8月，我刚任外长，就遇到了苏俄代表越飞先生。据悉他是莫斯科政治局的重要成员，苏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之一。在接见时，他解释说，尽管他的任务是非正式的任务，在苏俄看来，是十分重要的。苏俄十分愿意在外交上支持中国，尤其是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民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早在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即已主动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并建议根据平等互惠原则，谈判缔结新条约。越飞建议中国正式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苏俄将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他想了解我的反应，我是否认为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我当即向他解释说，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目的首先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在平等互惠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在巴黎和会上采取的就是这种立场。中国将遵循这一政策。我告诉他，我感谢他方才所阐明的对中国表示同情的观点，至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我准备向内阁汇报，予以慎重考虑。我对他说，他对中国的目标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他所提议的方法尚需慎重考虑。

　　过了两三天，内阁根据我的汇报和建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决定授权我正式答复越飞。同越飞的第二次会见十分重要，因为他在听取了我的答复之后透露了苏俄的真正立场。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已考虑了苏俄的建议，我们十分赞赏苏俄给予支持和实行合作的表示，不过中国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并不想采取单方面的政策。中国政府拟通过正常途径进行谈判，以期有关各国乐于同中国合作，实现中国所欲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唯有在有关各国明确表示它们不同意通过谈判修订条约或阻碍中国实现其国家目的时，中国政府方考虑采取直接宣布废除现有条约之政策。

　　越飞对我的答复显然大失所望。我们是用英语交谈的。他指责西方国家的意图，他说，中国早晚会发现，对于西方国家寄予这样高的希望是必然要失望的。他表示，既然中国政府不愿接受苏俄进行合作的建议，他即将前往南方与孙中山博士商谈这个建议。他知道孙博士在政见上与中国政府并不一致，因而希望孙博士更加理解他的任务。我觉得他这番话多少是一种威胁，这是他感到失望的结果。他又说，他可以肯定，孙中山博士和他所代表的党将会更加赏识他从苏俄带来的友好建议。这一来其威胁性就益形明显。据我了解，他于次日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会见孙中山博士。(《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6～317页)

顾维钧

　　这里说的“早在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即已主动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是指1919年7月25日由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签署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宣布废除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俄国占领的中国土地，放弃庚子赔款，交还中东铁路。这个《宣言》当年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热烈欢迎，其实只是一个毫无实际内容的宣传文件。它宣称“放弃”的那些都是那时并不在苏俄手上的东西。说废除密约，宣言说的是废除二月革命以后和临时政府订立的条约，而中国和临时政府没有发生过关系;俄国占领的那些土地，那时是白卫军的控制之下，并不在苏维埃政权的有效管辖之下，宣言所说的放弃，是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个号称独立的远东共和国的意思;放弃庚子赔款，是要中国政府不再把赔款送给已经被推翻的沙皇俄国的驻华使节;中东铁路管理局当时是在白俄移民奥斯德穆夫(又译奥斯特罗乌莫夫)手中，不能由苏俄政府做主。所有各项内容实际上都是空话。1920年9月27日加拉罕又发出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这些内容。

　　可是就在越飞开始同中国谈判的时候，他得到中央政治局的电报指示却是：不能以苏俄政府1919年和1920年这两个《宣言》作为谈判的基础。在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3号记录》里可以看到中央书记斯大林签署的这个电报：

　　发给越飞同志如下电报：

　　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您所提出的问题应作为共同讨论的题目，只能以同中国的总条约形式加以解决。至于蒙古，关于它的国家法律地位问题和从蒙古撤军问题应通过俄中蒙签订协议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排除蒙古本身。这与我们承认中国对蒙古的主权并不矛盾。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必须规定一些保证条件和主管部门在给派克斯同志的指示中所提出的我们的一些特权。例如，俄国、远东共和国和中国均等地参加中东铁路的管理工作。在租让企业问题上，中央同意放弃治外法权和俄国的受降权，但需要作出更准确的表述。所有这些让步都要求以法律上承认的形式作出回报。一旦可以在此基础上同中国政府沟通，中央认为在同日本谈判开始之前，起草一个初步的议定书是可行的也是需要的。(第114～115页)

　　这个指示不允许以两个宣言为谈判的基础，却提出了新的基础。即中国要求俄军撤出蒙古的问题应通过俄中蒙签订协议来解决，把当时还是中国领土的蒙古视为独立国，作为谈判的一方，目的是尽量拖延俄国撤军。在中东铁路问题上也要保留俄国的特权。接到这个指示，一直怀着世界革命这一信念的越飞觉得很为难。他在9月27日写信给加拉罕、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说：“我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年和1920年的宣言中引出具体指示的指示是什么意思……”“当然，耍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则是我们全面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第115页)

　　越飞说得很对，这个电报指示表明：苏俄实际上“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可是作为一个外交使节的越飞，他当然还是在为俄国的国家利益、国家政策工作的。他虽然不很赞同，还是必须按照这个指示同中国政府谈判，由于中国政府没有接受苏俄一方的提议，谈判以失败告终。

　　越飞和中国政府的谈判没有结果，他心里对顾维钧很是不满。1922年10月17日《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说到他同顾维钧打交道的情形：“现在仍在利用蒙古问题，外交部针对我的答复发出的备忘录，通过信使寄给您。我还是认为，我能够在最近几天内让顾维钧垮台，只不过任何一个别的中国外交官也不会比他好。”(第140页)这位俄驻华大使没有说用什么办法让中国外长“垮台”，可是他末一句说得太对了。顾维钧当然是一位很好的外交家，他能保护国家利益，不中圈套。不过即使换了任何一个别的中国外交官，也要会保护国家利益，不中圈套的。

　　于是越飞就把自己的注意力和工作对象转移到孙中山，同时还有吴佩孚那里。越飞派人到吴佩孚处去看了。8月25日《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是请加拉罕报送斯大林的，越飞说了他的一个奇怪的计划：“孙逸仙是中国的思想领袖，吴佩孚是军事领袖，两人联合后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第107页)他提出贷款给孙中山，促成孙、吴联合。

越飞

　　9月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5号记录》有一份由“中央书记”即斯大林签署的电报：“责成加拉罕同志答复越飞同志，中央对越飞同志的建议表示十分惊讶。越飞同志本该了解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状况。”(第125页)

加拉罕

　　越飞想让孙中山、吴佩孚这两个人合作的愿望，确实是太不现实了。1922年11月2日孙中山给越飞的信(这封信在《孙中山全集》里失收)中说：“从我们最近一次交换信函时起，我就同吴佩孚进行了接触，试图弄清在统一中国和建立强大而稳定的政府方面同他合作的可能性。很遗憾，我不得不指出，与他打交道确实很困难。我所掌握的情报使我认定，他现在对我的态度实际上很强硬。”(第144页)1922年11月7日和8日《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也说：“孙逸仙怀疑吴佩孚没有诚意，而吴佩孚鉴于孙逸仙与安福系分子和张作霖的来往，对孙逸仙也持同样的怀疑。”(第147页)这合作当然不能成功。

吴佩孚（前排右），张作霖（前排左）

　　在孙中山那里，越飞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22年8月30日《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里说了他和孙中山开始接触的情况：

　　今天，我的信使回来了，带来了孙逸仙的复信。我通过信使把信转给您。现谈几点基本想法。孙上了这个圈套，回答了所有棘手的问题。他说，现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意义，它完全处在列强的控制之下。他同意我的蒙古政策，即必须解决共同谈判问题，立即把我们的军队撤出蒙古对中国不利。他同张作霖磋商不太激烈，不然张会更加投入日本人的怀抱。他谈了他同吴佩孚谈判的情况，他问我们在同日本谈判时，会不会为签订条约准备牺牲中国的利益。比如说，会不会像沙皇在日俄战争后把南满转让给日本人那样，把北满也转让给日本人，包括把中东铁路转让给他们。(第113页)

　　“孙上了这个圈套”这句话，一般中国人看了会很不舒服，他们同事之间，当然可以说得这样直白。

　　1922年11月1日《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说他利用中国各派力量的矛盾和斗争、运用纵横捭阖的手段以求按照苏俄的要求解决蒙古问题：

　　迄今为止我在这里的全部工作是设法利用吴佩孚、张作霖和孙逸仙之间的对抗，我虽然与吴佩孚和孙逸仙有联系，但并没有向他们作出任何保证。不过需要记住的是，中国的所有这些个人联合是不断变化的。重要的是，吴佩孚同孙逸仙的接近是很可能的，而前者的影响几乎又是无限的。现在，由于孙逸仙支持者、安福派分子和张作霖支持者在福建省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吴佩孚的影响被大大减弱了。孙逸仙同安福派和张作霖的接近就更加可能了。这又是为什么认为更为重要的不只是在这些个人联合中寻找支持，而是在广泛的群众性民族运动中寻找支持的一个原因。我恰恰担心，我们对俄中蒙三方会谈提出的要求会给群众造成不好印象和使他们疏远我们。即使我们利用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能实现我们的要求。我认为，在蒙古方面，尖锐的问题仅仅是把我们的军队从库伦(按：现名乌兰巴托)撤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吴佩孚、孙逸仙和人民群众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俄中会议上直截了当地用某种表达法确认，我们的军队原则上是要撤出的，但是撤出的期限不能确定。因此，军队要留驻到将来。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上提出全部中蒙问题，我认为也是不必要的，也是危险的，因为尚不清楚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需要转告的是，正是吴佩孚对我说，他打算在1923年3月派自己的军队去占领外蒙古，并让格克尔参观了正在为此目的作准备的一个久经沙场的师团。我的计划是，如果会议顺利结束，我们的声誉和对我们的信任将会大大提高，我们将不怕帝国主义者在蒙古问题上搞反对我们的一切煽动宣传，因为中国人大多数支持我们对涉及我军撤出部分(?)的上述不全面解决办法。在谈判期间及其后，弄清了中国民族主义者在整个蒙古问题上的态度。提出这个问题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按照吴佩孚想派自己军队去占领蒙古的愿望，在1923年3月由吴佩孚提出，那时一切条件都好弄清楚，我们当即就可以拟定我们的立场;或者由于中蒙进行谈判而早于1923年3月提出，那时也好弄清楚，我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对谈判施加影响，至少可以根据情况要求吴佩孚参加这次谈判。我不了解蒙古情况并很怀疑整个蒙古是否会跟我们走。关于谈判情况，中国人对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正如我已报告的那样，我回避同他们谈这样的问题，我只是说，我们没有侵略意图。没有帝国主义的企图，原则上我们准备撤走军队，但是现在不能这样做，也不能说明怎样做。在整个这件事情上，除了中国政府，确切地说除了处在帝国主义者影响下的外交部，所有人都同意我的意见。所有中国报纸都对中蒙谈判作了报道。(第142～143页)

　　1922年11月7日和8日《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很长，它再次谈到他对解决蒙古问题所做的工作，并且讨论了苏俄的蒙古政策：

　　据我所知，事情并非如此，而是像契切林的蒙古特使所通报的那样，熟悉情况的人认为，在整个外蒙古，蒙古人很少，中国人占大多数，蒙古人和布里亚特人的关系并不好，而我们是以支持蒙古人的名义在支持布里亚特人。即便假设这一切都是不对的，而蒙古所有200万居民都拥护我们，反对中国，那么，契切林的观点即使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策略上也是不正确的。当然，我们支持小民族反对大民族的暴行，但是，如果蒙古人的斗争不会引起任何反响，而中国人的斗争却会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的话，那么就未必值得为了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作用的200万蒙古人而去损害我们同正在起着如此巨大作用的4亿中国人的关系和整个政策。

　　这个电报还详细介绍了孙中山向他谈到的一个计划，并且请求苏俄给予实际的援助：

　　关于在北方组建孙逸仙的革命军队问题，他现在是这样具体说明自己的计划的：孙逸仙建议，以他的名义，也就是直接指明根据他的请求，我们的一个师占领东土耳其斯坦的新疆省，那里只有4000名中国士兵，不可能进行抵抗。相邻的四川省虽然驻有10万士兵，但是孙逸仙认为，这些士兵都站在他的一边。据孙逸仙称，新疆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他认为，必须在我们军队的占领下，在那里建立俄德中三国联合公司来开发这些矿产资源，建设铸钢厂和兵工厂。孙逸仙补充说，他本人会到新疆去，在那里可以建立任何一种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显然，他的计划可以概括为，在新疆为他组建军队开辟一块地盘，铸钢厂和兵工厂可以提供很多物资。孙逸仙认为，缺少交通运输工具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新疆是个很平坦的地方。由于孙逸仙要派他的一位将军(按：指蒋介石)到我这里来秘密商讨这个问题，所以我请求告知您的意见。(第148～149页)

　　从这里可以知道：孙中山请求苏俄派军一个师，“占领”新疆，“他本人”甚至可以在那里建立苏维埃制度。

　　1922年12月20日《孙逸仙给越飞的信》在现在的《孙中山全集》里失收。孙中山在这封回信里问道：

　　我现在可以调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希望得到武器、弹药、技术、专家等方面的援助。

　　贵国政府能否通过库伦支援我?如果能，能支援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第166页)

　　前面说过，1922年9月越飞提出贷款给孙中山，促成孙、吴联合。当时斯大林没有同意。几个月之后，斯大林同意了。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2号记录》里说：“资助国民党的费用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支付，因为工作是按共产国际的渠道进行的。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同越飞同志协调后向政治局提出关于追加拨给必要经费的建议。”(第187页)这也是斯大林签署的。不过这时已经来不及促成孙中山和吴佩孚的合作了。1923年2月7日，根据吴佩孚的命令，在汉口江岸、郑州和长辛店等地发生了屠杀铁路工人的惨案。吴佩孚成了工人运动的死敌。苏俄当然不再幻想他和孙中山合组政府了。

斯大林（左二）

　　关于中东铁路的问题。当时，中东铁路是在白俄移民奥斯德穆夫掌握之中。越飞来华的使命之一，就是想解决中东铁路问题，从白俄移民手中夺取这条铁路。顾维钧回忆说：“苏俄政府与满洲当局都认为中东铁路问题非同小可。越飞先生和加拉罕先生先后都曾以苏俄政府官方代表的身份，试图与张作霖大帅达成某种解决办法，以便能重新控制与苏俄接壤的满洲境内的这条十分重要的铁路。莫斯科急于寻求解决办法的目的不仅仅限于恢复对这一重要交通干线的控制权，而且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想防止以奥斯德穆夫为首的管理机构利用白俄分子的活动来反对苏俄政府。”(《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48页)1922年11月10日和13日的《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说：

　　对于张作霖，的确，我们是不信任的，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实行两面派政策，他向我们军事指挥部派去代表团，声称他不会支持白卫分子，而实际上他在支持我们中东铁路上的敌人，并在满洲为白卫分子提供安身之地和战略基地。如果孙逸仙确实认为，张作霖准备实际地证明他对我们友好，那就让他立即把白卫分子清除出满洲，将他们赶到赤塔，并且对中国政府和中东铁路理事会施加影响，以便撤销现在的奥斯特罗乌莫夫的管理局，并用与我们协商成立的新管理局取而代之。如果张作霖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对他的态度就会改变。(第154页)

　　11月17日《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中又说：

　　我正在进行大量反对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工作。目的是把该管理局彻底搞臭，使得法国不能为其提供援助。奥斯特罗乌莫夫及该公司的大量舞弊行为已被揭露。法国拟议给予该铁路的贷款，也如同该铁路发行的债券一样，由于这场宣传鼓动而告吹。奥斯特罗乌莫夫已向法国法院控告几家在我的授意下刊登过材料的报纸。该铁路的中国理事会开始向我暗送秋波。由于法国的干涉，俄罗斯亚洲银行惊慌不安起来。一场严肃的斗争正在展开。我需要尽快得到有关中东铁路及俄罗斯亚洲银行历史的全部资料。我们是否拥有中东铁路的股票，或者哪怕是关于中东铁路的书籍，或者最后，是否有活的证人，能够证明俄罗斯亚洲银行对中东铁路的态度一向是虚伪的?请尽快将您能找到的有关中东铁路和俄罗斯亚洲银行的一切材料寄来。当我能从床上爬起来时，我就得开始进行谈判。(第139～141页)

　　越飞来中国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使命，是和孙中山签订协定。这件事在1923年1月26日终于有了结果。这一天《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的附件《越飞对同孙逸仙合作的前景和可能产生的后果的看法》中说了他和孙中山谈判时候的立场。他向孙中山提出：

　　1.外蒙古问题上，协议是清楚的，但在开始实现孙逸仙博士的计划时，必须立即以他所代表的中国各省的名义(非常重要的是争取张作霖也同意这一点)公开宣布，俄国军队不能从蒙古撤离(例如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在孙逸仙博士同越飞就俄中两国问题的会谈中，两位政治家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俄国军队立即从蒙古撤离是完全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由于孙逸仙博士的威望，这样的声明可以制止对俄国在蒙古问题上的毁谤。

　　2.在中东铁路问题上也同样如此。这里张作霖参与事先的解决更为必要。(第221～222页)

　　1923年1月26日在上海签订了《孙中山和越飞联合宣言》，双方都表示了合作的愿望和各自的立场：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菲〔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菲〔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联合宣言里，孙中山也接受了越飞提出的关于暂时不讨论中东铁路问题和苏俄不必立刻从外蒙古撤军的要求。宣言中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写下的“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这一句，却为以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留下了隐患，四年之后就导致了一场灾难。

　　1925年之后，越飞追随托洛茨基成为反对派，1927年自杀身死。他是目睹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以后去世的。

　　(相关简介：朱正，人文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