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背景下的恐怖主义活动情况

　     长期以来，草原和荒漠横亘于中亚突厥斯坦地区与俄罗斯内地省份之间，使得突厥斯坦地区相对隔绝。20世纪初，在俄国突厥斯坦边疆区官员看来，他们治下的边疆区一派祥和，稳如磐石。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中部发生的事件并未触及中亚，而民意党人的恐怖活动已间接波及塔什干。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消息对冯•考夫曼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受此打击后竟丧失行动能力。如果说，当地居民——特别是费尔干纳地区——还清楚记得浩罕汗国的独立历史，并且不时“爆发穆斯林狂热”，破坏了帝国边疆的安宁，那么在俄罗斯族的社会中却尚未引起太多担忧。

       1902年4月，总督Н.А.伊凡诺夫在给军部大臣А.Н.库洛帕特金(资深的突厥斯坦边疆区人，曾任外里海省长)的报告中，就运用《反街头骚乱条例》(1901年9月15日，№9345)的问题指出：“当地俄罗斯族居民中，至今未发现能够制造革命动乱和为了影响社会以颠覆对政府机关信任的有害分子”。这位总督认为，“俄罗斯族居民(几乎全是服役者和善意人士)十分安宁”，有理由认为，发布“反街头骚乱”决议不会带来好处，而“只会引起动乱、担忧和有害无益的解读”。内务部大臣冯•普列维同意伊凡诺夫的看法，反对向边疆区居民发布“应对街头骚乱的决议”。

　　但是，俄罗斯族居民中已经产生骚动，侮辱沙皇的事件剧增。1902年4月，总督伊凡诺夫禁止在他辖下的、所有出售烈酒的场所悬挂“沙皇本人和皇族其他成员的肖像”，原因是醉酒客人对沙皇家人不敬。类似行为显然不能被视为是反对君主制，醉酒后的谩骂针对的是很少被社会关注的具体个人，但这是对政府消极态度加剧的、令人担心的症候。同样严重的是俄罗斯族民众对宗教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对于突厥斯坦边疆区东正教神职人员来说是个显然的事实。

　　非法书籍开始向边区渗透，有组织的反政府力量正在组建。查获的社会革命党人的传单通常这样开头：同志们!怎么办?然后，宣传小册子对该问题给出答案，通常是“打倒警察!”并发出警告：让每一名警察、密探、宪兵、分局长、县警察局长、省长、部长都记得并感觉到，他们是有罪的，人民可以也必须对其惩罚。而在当时，散发类似书籍者可能被判处监禁数月，甚至号召“杀死某人”、“武装起义和恐怖手段”的人，在查明事实后也仅仅是被逐出边疆区。反政府宣传和革命小组并非同步出现在边疆区，其产生根源是边疆区生活发生了剧变。到20世纪初，“考夫曼时代”已经过去，而所谓“考夫曼时代”的特点是，从1867年到19世纪90年代末的三十年中，突厥斯坦边疆区似乎处在两个世界的历史性边界：一方面，仍然是东方封建主义，各汗邦之间、汗邦内部攻战不休，保持奴隶制;另一方面，不止在这段时间，资本主义渗入传统经济方式，催生了20世纪“第三世界”国家都有的社会问题。对于突厥斯坦边疆区当局来说，他们是在革命-恐怖主义浪潮不断冲击俄帝国社会政治秩序的时期管辖一个幅员辽阔的边区，而之前时期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一个“黄金时代”，突厥斯坦边疆区行政当局觉得，以前常住居民之间，以及常住居民与本土居民之间“关系的宗法性”(该词为当地政府的一位高官提出)已经成为传说。

　　突厥斯坦边疆区变成帝国的棉花基地，与之相关的加工工业的发展、铁路建设、新城市的增长改变了边疆区的面貌。火车穿越哈萨克草原和土库曼沙漠，一改突厥斯坦边疆区以前的隔绝局面，使其与欧俄部分和高加索接近。“大丝绸之路”——古代和中世纪最大的洲际贸易干线——东-西拓展，而俄帝国境内的“大棉花之路”则是南-北延伸。以前的外来人口主要是服役阶层、少量商人、后备下层官吏，从现在起，从欧俄和高加索来的移民中，除了打工者，还有不少人不是为了找工作，而是为了干非法勾当且不被追究。这就给突厥斯坦边疆区当局造成新情况，必须适应——因为铁路“会带来一些不安分分子：工匠、工人等”。当局所说的“不安分”是指这些人对于此时革命风潮的响应。

　　政治暴力思想渗入边疆区不仅依靠出版物。随着俄国革命思想发酵，按行政程序将反社会分子和反政府成员流放到南部边疆区。将那些来自高加索边疆区并带着抢掠、暴力传统的败类流放，同时，一些政治犯也被发配到突厥斯坦边疆区。还在1903年5月，突厥斯坦边疆区总督伊凡诺夫就已请求内务大臣冯•普列维提供协助，“彻底停止往突厥斯坦边疆区发配国事犯”。不过，俄帝国仍然惯性地往异地(首先是突厥斯坦边疆区)转运反政府分子，边疆区领导人请求大臣，哪怕协助做到：不要把这种人发配到省中心，而是发配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堡(现称“舍甫琴科堡”——编者注)和奇基什利亚尔——遥远的里海村镇。

　　除了担心将突厥斯坦变成彼得堡流放政治犯的方便之地，边疆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亚美尼亚人、犹太人(阿什肯纳兹人)、高加索“鞑靼人”(阿塞拜疆人)、格鲁吉亚人、喀山鞑靼人、列兹金人和其他被俄国征服者)以及来自周边伊斯兰国家的移民(首先是波斯人和阿富汗人)数量增加也令人担忧。比其他民族更热衷政治激进主义的，是那些从俄帝国境内去参加解放运动的犹太民族和亚美尼亚民族人士。犹太人(阿什肯纳兹人)在政党成员中占几乎50%，尤其是为反政府运动提供了大量人才——包括具有极端恐怖主义性质的人员。应该指出的是：与来自俄国的欧洲部分的犹太人不同，当地犹太人(中亚-布哈拉犹太人，他们已在这里生活数百年，俄国征服突厥斯坦地区后，他们与当地穆斯林拥有同等权利)的忠诚感没有引起总督府当局的怀疑。来自俄国内地省份以及塔什干的犹太人参加当地的政治激进主义——包括恐怖主义方面——的比例最高。亚美尼亚人则是民族国家的坚定支持者。从1904年开始(维也纳召开了“达什纳克楚琼”第三次代表大会)，“达什纳克楚琼”(即“亚美尼亚革命联盟”——编者注)党人将俄国与土耳其视为一丘之貉，因此公开反抗俄国——包括以恐怖主义方式斗争。这是对政府阻挠亚美尼亚分裂主义步骤的回应，而分裂主义会导致俄国失去外高加索。当时，亚美尼亚人的分裂主义非常明易。1905年底，外里海省第一建筑营的士兵认为，亚美尼亚士兵偷窃武器，目的是建立自己的国家。

　　1905年1月，俄国爆发的革命在塔什干得到回应：塔什干爆发了工人和职员罢工——主要是中亚和奥伦堡-塔什干铁路的工人和职工;以及在集会和反对派媒体上宣称的所谓“社会运动”。当局和铁路领导被迫向罢工者让步。

　　一般来说，在积蓄反政府力量的时候，恐怖团伙的活动就不太活跃。1905年相对安宁，但也显露出恐怖主义苗头。令当局不安的征兆在1月就已出现，当时克孜勒-阿尔瓦特(现称“谢尔达尔”——编者注)的工人爆发罢工、散发宣传品、制造爆炸物;而制造爆炸物的活动被意外查获：一名炸弹制造者在制作炸弹时被炸死，四人受伤。侦查表明，有一个统一的克孜勒-阿尔瓦特作坊组织，可以推断，犯罪团伙的参与者是中亚铁路沿线各作坊的工人。当然并非所有工人都曾参与，但是非常清楚：该团伙非常活跃和稳定。

　　同时，该地区各省县当局，特别是费尔干纳当局，均相当忧虑，还有足够多的罢工。俄罗斯族群中的政治紧张加剧为犯罪率上升提供了温床。1905年2月来管理费尔干纳省的波克梯罗将军很快就确信：必须采取特殊措施，根绝费尔干纳省(主要是浩罕县)每天都发生的盗掠和抢劫行径。4月，在新马尔吉兰(省会)召开的费尔干纳省各县县长会议证实，近期铁路沿线各区发生的抢劫案件显著增加，而且，犯罪活动比以前更加胆大妄为、策划良好，更经常地、更敢于运用枪支，这些强盗的组织者和头目往往是一些外来人员——“波斯族和高加索移民”。会议明确指出，现在的形势是：在人多、富足的地区，本地平民经常担心被攻击、抢劫或被伤害甚至被杀死。本地居民的情况尤其在不断恶化，因为出于纯粹政治考量，禁止本地居民拥有枪支。4月，总督提请各省省长对边疆区的亚美尼亚人和波斯人加紧融合。“列位已经看到”，他强调说，“这两个民族对于当地俄罗斯族和土著居民来说是极端危险分子”。

　　亚美尼亚人和波斯人涌入边疆区的人数逐月增加，导致抢劫案和谋杀案猛增。必须采取最果断措施，严格审查外来人口、积极侦破各类罪犯，保护边疆区的平民劳动者。与政治激进主义同时发展的还有刑事犯罪，这些刑事犯罪甚至逐渐与恐怖主义合流——在这时期，恐怖主义在突厥斯坦边疆区刚刚露出苗头。刺杀内务大臣冯•普列维的案件给俄国社会各阶层留下深刻印象。恐怖行动极为普遍，成为重大社会现象。在社会革命党人中，支持“政治恐怖具有特殊意义”的人士的影响急剧上升。在地方上，在党委之下组建各种卫队，着手实施恐怖行动——刺杀政府要人，实施“武装没收”。

　　随着革命爆发和帝国境内革命情绪的普遍上升，反政府宣传逐渐发展，突厥斯坦边疆区成立了“突厥斯坦省社会革命党党委”，将边疆区两条铁路的觉悟工人组织为职业小组，主张“全俄同盟”纲领。社会革命党和有组织的铁路工人在突厥斯坦成为政治恐怖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和执行者(除了少量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孟什维克小组之外)，将影响不大的社会民主党人置于边缘，社会民主党人丧失民众基础，导致其在政治恐怖活动中变得软弱无能。

　　自然，还在1903年，政府就将边疆区一些社会革命党倾向的小组登记在册，当时这些小组似乎想发展到700名工人参加。1905年，有消息证实：当地社会革命党“委员会”小组确实打算处死突厥斯坦边疆区总督和警察局长。提出这样的目标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社会革命党的战斗组织的恐怖行动使整个社会革命党蒙上血影，敌视沙皇政府的人们兴奋起来，也使得该党地方组织拥有很高威望和影响。1905年夏，尽管工人运动已经低潮，突厥斯坦边疆区省长们一致主张将《加强防卫条例》(Положения об усиленной охране)延期，授权他们拘留骚乱的宣传者和罪魁祸首，并拘禁30日以下，将其逐出辖区。政治宣传活动在撒马尔罕非常活跃。撒马尔罕省长报告说，该省的偷盗、抢掠等犯罪活动剧增，当地居民中散布反对国家秩序和公共安全的传单、宣言和声明等活动也急剧增加。因此，省长通报说，犯罪分子能够依靠小股警察的帮助渗入该省。他主张将《加强防卫条例》在突厥斯坦边疆区各城市、各县以及奇姆肯特县、阿乌利耶-阿金县的有效期延长一年。总督则概括了省领导们的意见和建议，在7月初请求军部将该条例延期一年，理由是帝国境内的骚乱已经影响到边区——特别是影响到了塔什干：“大量来自高加索和俄帝国内地省份的各族人士涌入塔什干。”奥伦堡-塔什干铁路即将交付使用，这必将导致大量高加索人和波斯族失去工作，不安定分子、犯罪分子的数量会猛增。

塔什干街景

       1905年夏天，塔什干很安定。而在欧俄部分省份爆发了工人罢工和农民起义。在起义过程中，地主的庄园等设施被烧毁。1905年8月，日俄战争结束。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为俄、日居中调停，双方在美国城市朴茨茅斯签订和约。签订该条约成为俄国革命的催化剂。一方面是增加了政府的物质潜力，另一方面，战败和领土让步也给反对派——包括其极左一翼——增加了道义力量。1905年10月，在“布雷金杜马”垮台后，政治总罢工震动全国，波及突厥斯坦边疆区，铁路工人迫使两条铁路的行政当局做出让步。1905年深秋，塔什干铁路工人和职工罢工导致两条铁路线的火车停运。随后又爆发了电报局、邮局工人的罢工。当局被迫多次吁请罢工的铁路工人恢复火车运行，请求电报员哪怕发出一封电报也好。11月中旬，驻塔什干的卫戍部队哗变，但是很快被军方镇压。总体来说，在运动的领导人看来，个人恐怖主义——即针对政府人士的暴力行动——在大规模反政府运动中并无前途：运动的战线很长，而敌人则是无形的。但是，或许是由于政府轻易镇压了士兵哗变，游行集会上发出了实施个人恐怖的号召。一位宣传者在工人和市民的集会上说：“你们曾经说过，要推翻政府和将军们，但是你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不能公开与政府和相关部门作斗争，此前我们的所有努力都没能成功。”因此，“无需马上摧毁政府，而是将其各个击破;也不是公然摧毁：不是用炸弹、左轮手枪、刀剑将其消灭——而只需少量有决断力的人”。因此，与其要求把将军们撤职——撤职无济于事——最好的办法是：就从扎哈罗夫将军开始，用“小苹果”(指炸弹)消耗他们。该发言引起与会者共鸣，被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政府被迫采取严酷措施加以应对。1905年11月21日夜，塔什干火车站铁路和中央电报局被军队管制，其他城市以及布哈拉酋邦的俄罗斯居民点也发生了类似情形。铁路、邮局和电报局的许多工人被开除。革命者首先对当局恢复交通的措施做出回应：刺杀塔什干的俄国警察头目，投掷了炸弹。在麦尔卧，库什卡(现称“谢尔海塔巴德”——编者注)要塞司令普拉索罗夫将军在护送前往查尔朱(现称“土库曼纳巴德”——编者注)的军车时遇刺。12月初突厥斯坦边疆区总督В.В.扎哈罗夫报告军部：“塔什干的革命党明显表现出意在颠覆国家秩序的活动：组织罢工，军队暴动，宣布抵制，并在集会上进行粗暴宣传……号召消灭政府”。同时，扎哈罗夫指当地革命者“对我国边疆区的形势毫无了解，缺乏爱国心”。在突厥斯坦边疆区行政当局对反政府运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政治激进主义——的危险性的评估中，指出了外部因素：从1905年底邻国伊朗的“自由运动”发展起来，这是英国谋划的对抗俄国之举，目的是加强其对伊朗的影响，“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俄国奴役波斯的政策”。

　　1905年12月，革命运动最强大的攻势被打退。政府考虑到推迟镇压举措会严重削弱其斗争潜力，开始转向进攻。大批革命上层人士被捕，莫斯科和各省起义也都被军队镇压。政府军控制了局势。在从里海沿岸到喀什、从库什卡到咸海北岸的广袤地区，本地穆斯林居民都很安宁。外里海省省长科萨切夫斯基于1906年初报告说，该省各县都很平静，“确实有个别亚美尼亚人在泰金人中间偷偷散布……俄国的混乱局势及引发局势混乱的原因，但是土库曼人并不相信，甚至嗤之以鼻”。卡赞吉克-乌兹波伊地区的约穆德人和哈萨克族也不相信宣传，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铁路上爆发过骚乱。面对多次质询，费尔干纳省长波克梯罗表示：所有县长们都“毫不含糊地”确信居民的“心智状况是善意的”。自然，1905年事件不可能对中亚当地居民毫无触动。不过，中亚居民——首先是农村人口，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游牧人口——对关于1905年事件的信息往往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加以改造。比如，在外里海省西南部的土库曼约穆德人中风传，沙皇军队正与俄国一个庞大的“乡巴佬”部落开战，该部落人士要求参加政府。而且还隐隐约约地传言说，日本天皇已下令约穆德人归并大日本帝国。到年底，在边疆区东部，费尔干纳省奥什县的吉尔吉斯人中间传说，所有的俄国城市和铁路已被摧毁，所有俄国人已被逐出边区，日本人好像已经俘虏了所有俄国人，释放了所有的苦役犯。由于俄国政府完蛋了，吉尔吉斯人应该选出自己的汗。1905年12月，天山古尔奇卫戍部队长官弗里亚济诺夫斯基在报告突厥斯坦军区总参谋部时说，吉尔吉斯人风传沙皇已被杀死，因此不愿意服从新政府，他们自认为已经选出哈桑-别克作为自己的皇帝(推断为“阿莱山女皇”库尔班-哈廷之子)。总之，弗里亚济诺夫斯基认为，吉尔吉斯虽然安定，已不如一、二个月以前驯服，常常表现出以往从未有过的放肆和挑衅。

　　当地居民中有文化的人显然理解事情的实质。例如，布哈拉知识分子、史学家米尔扎•阿卜杜•阿希姆•萨米揭示了当时震动帝国全境的事件的社会政治实质，写道：“由于不计其数的人员伤亡，花费巨额军费，在签订《朴茨茅斯和约》之后，俄国人民不再驯服……他们开始夺取国家银行、富人开设的工厂。大臣和将军们被杀死，首先被打发到地狱。革命的主要口号是推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国”。但是，在社会动荡时期，对于殖民当局来说边区的广大穆斯林民众的情绪非常重要。当局经常监视当地居民的情绪波动，看其对俄国政府“是否信任”。

　　当地俄罗斯族虽然站在政府一边，未参与反政府运动，但也感受到与革命运动伴生的一些现象。例如，从1904年到1905年费尔干纳省的犯罪率急剧攀升，抢劫案翻番。省长波克梯罗于1905年12月提醒塔什干方面说，“铁路职工罢工让当地人破产了”。可以理解，要让费尔干纳省达到高水平的经济专门化，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至关重要。波克梯罗说，当局不能保障交通干线稳定运转，破坏了当地居民对俄国政府的信任。

　　1905年底很平静，铁路工人因两次大罢工而耗尽能量。从1906年初开始，持续一年的革命运动走向衰退，反政府政党领导人的情绪也随之发生变化。塔什干市长基谢廖夫上校依据塔什干市警察局的资料，认为：“从1906年1月开始，社会革命党与社会民主党分离，一些最果断的成员加入社会革命党”。而且，“据侦查资料，虽然并未转向积极的恐怖主义行动，但他们谈论恐怖行动越来越多”。恐怖主义思想并不限于党派的圈子内，那些有世界权利观的公民公开表达类似的政治思想。阿什哈巴德的“诺贝尔兄弟”公司经理В.В.柳比姆斯基的妻子М.Ф.柳比姆斯卡娅就被列入“不可靠分子”名单。1906年初，М.Ф.柳比姆斯卡娅辱骂所有主管人士，并公然威胁要杀死所有当地政府部门人士和警察、宪兵。很多受教育的俄罗斯族也参加了解放运动。据总督办公厅的资料，自由职业者(医生、律师和工程师)中有很多在保卫处和政治感化处有案底，而大多数铁路职工——不论其职务高低——都参加了1905～1906年间的罢工运动。

　　公开武装斗争以政府的胜利而告终——军队做了该做的事，他们多数都忠于自己的誓言;在这种情况下，用于消除恐怖主义危险的公务行动就上升到首要地位。警察侦查活动在帝国崩溃，1905年8月到12月间，政治警察的领导人惊慌失措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1905年后，特别是1906年3月斯托雷平来到内务部、格拉西莫夫上校担任彼得堡保卫局长并积极行动，经过1903～1905年间的保卫局重组，俄国(特别是欧俄部分和西伯利亚)保卫部门准备加强对极端组织的打击。但是，突厥斯坦边疆区的情况更糟糕。在普遍警力不足的情况下，中亚和奥伦堡-塔什干铁路沿线只有几个宪兵局，根本没有保卫局。1902年，冯•普列维对国家安全体系进行重大改革，帝国各省级城市都建立保卫处，但是不涉及突厥斯坦边疆区。保卫人员堪称激进组织的死敌，宪兵已不能应对政治局势。1909年，突厥斯坦边疆区保卫局长奎琴斯基上校评价1905～1906年间边疆区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形势时写道：这里没有专业的搜查机构，政府将不适合干此事的力量用于政治搜查，边疆区普通警察和铁路宪兵的人数根本不够，当时，普通警察和宪兵的力量还没有进行联合搜查，而是在各自领域运动式地行动。突厥斯坦边疆区对政治审查活动的需求很大，而建立对抗极端主义的基础却极其缓慢。同时，内务部帮助塔什干当局“将不可靠人士逐出边疆区”。

　　将大量反政府人士、犯罪分子迁出，是与当局之敌斗争的手段，而其本身也是20世纪初俄国的怪现象。警察署长А.А.罗布欣从1902年到1905年发现维特政府的可笑之处：在革命高潮时，忙于将一些人从甲地迁到乙地。他举了一个数字：从1905年10月中旬到1906年1月中旬，在维特当政府总理的三个月内流放了4.5千人。总之，与后来布尔什维克把政治对手彻底毁灭相比，沙皇政府对内敌显得更人道、宽容，这也是执法系统中有自由派官僚使然。这种强迁手法可以略微缓解社会政治紧张，但确实是太超前了，因为幅员广袤的俄国不像疆域包含海洋的英帝国那样无边无际。1906年2月，警察署向突厥斯坦边疆区总督解释说，“正在将不可靠分子从帝国的内地迁到欧俄北部和西伯利亚的某些省份，但是，西伯利亚的许多省份已住满，把不可靠分子从突厥斯坦边疆区迁到那里很困难”。建议将他们流放到该边疆区遥远的荒蛮地区，与当地人混同，不会引起危害。但是，把他们迁到广袤的突厥斯坦边疆区的可能性也非常有限。1906年6月初，俄国面临大规模社会爆炸和恐怖主义爆发。第一届国家杜马由于其反对派立场，存在不到两个月，7月8日被解散。7月7日，斯托雷平责成突厥斯坦边疆区总督Д.И.苏波季奇“立即对辖区的反政府运动领袖、革命报刊采取必要措施”。随即，相关电报也马上发往边疆区各省。最被关注的是突厥斯坦边疆区西部省份——外里海省——及其反叛的无产阶级。如果发生预料的“总混乱”，其长官应“立即逮捕革命和铁路领导人、战斗组织和军队中的宣传员、武器和炸弹保管员，对其传讯。实在不行就尽快将其行政流放”。必须认真采取措施，“保护政府和铁路设施，电报局、银行、监狱、武器库等”。

　　同时，7月8日，沙皇颁布谕旨解散杜马、政府下台，任命斯托雷平为大臣会议主席(担任新内阁总理，也保留了内务部大臣的职位)，提醒各级政府必须遵照法律与反政府骚乱作斗争。突厥斯坦边疆区总督苏波季奇及其办公厅主任穆斯塔芬通报外里海省长7月12日总理电报的内容：“必须用全部法律手段切断革命意图。采取的措施应该深思熟虑，斗争不是针对社会，而是针对社会公敌。因此，不可以进行全面镇压，或实施非法、后果严重的莽撞行动”。解散杜马之后并未发生社会爆炸。新一波革命并未爆发，但是恐怖主义的爆发却非常明显。社会革命党中央废除了在国家杜马活动期间停止恐怖活动的决定，“战斗省份”相对平静的时期已告结束。1906年春，克孜勒-阿尔瓦特、浩罕、新马尔吉兰已经“组建了社会革命党小组，通过恐怖活动与当局斗争”。突厥斯坦边疆区铁路工人的激进情绪增长的结果，是他们走向联合，并建立自己的组织。7月底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突厥斯坦两条铁路的工人和职工通过了联盟章程，目标确定为：推翻专制制度、召开制宪会议。后来政治侦查局弄清，由于对诸如“论战斗行动”(第9条)、“罚没”(11条)等条款的意见很隐秘，因此未写入纲领。应该指出：7月1日代表们已前往塔什干参会。也就是说，解散杜马本身并不是恐怖活动爆发的导火索，但是解散杜马本身具有尖锐的对抗性，加剧了俄帝国的社会政治紧张度。

　　经过一段“几乎不受惩罚的”在工人和军队中强化宣传罢工和游行的时期，革命党人的机关报《俄辖突厥斯坦》(塔什干)、《撒马尔罕》、《费尔干纳》(新马尔吉兰)、《阿什哈巴德》的文章也开始鼓动武装起义。从1906年7月起，突厥斯坦边疆区革命者转向恐怖行动：政治谋杀、武装罚没财产。军队爆发骚乱——特别是铁路驻军中爆发骚乱后，新马尔吉兰一群工人——一部分人用手枪武装起来——要求督军开放公民大会(此前，该督军下令关闭了公民大会)作为革命党人集会地点。在浩罕，四个恶意分子试图刺杀检察长的助手伊斯林科和侦查员奥尔费列夫。7月26日，塔什干铁路作坊的一群工人(近100人)洗劫了“载着手枪和步枪”的车辆，武器箱被带到作坊附近。第二天，塔什干车站站长切尔诺夫中校被杀死，“恶意分子躲藏起来，尽管立即实施搜捕，还是没能发现他们”。政府认为此次谋杀案事关重大。7月30日，司法大臣发电报给相关机构指示，必须特别重视此起案件。但是，案件侦破旷日持久，最终，从法律上来看无果而终。

　　同时，突厥斯坦边疆区的社会革命党代表感到双重困难：必须建立一个组织，即必须有一个较为权威的中心将他们的行动联合起来，在广大地区统一行动;其次，资金严重匮乏。这样，部分地解决物质、资金问题可望推动组织状况的极大改善。8月，国家银行浩罕分行的一个职工偷了近13万卢布。有了这笔巨款，浩罕小组就可以对其他地区的党委提供资金支持——首先是塔什干党委;同时，给党中央2万卢布，给巴库党委8千卢布，给伏尔加河地区党委1158卢布。此外，“浩罕人”还请求奥伦堡社会革命党党委尽快给他们派去一位党的工作人员。奥伦堡党委同意在获得一千卢布之后派出党的工作人员;在拿到钱之后，派出一位叫谢尔盖的到达浩罕。

　　时势造英雄。至少在此阶段，突厥斯坦边疆区反政府运动领导人已经自然形成——这种类型的领袖在1917年的激荡时期被激活。政治型领导人退出舞台，让位于那些战斗小组的头领。当时，突厥斯坦社会革命党领袖С.В.奥索斯科夫(出生于奥伦堡，贵族后裔，曾是圣彼得堡大学学生)就是这样的战斗领导人。在参加了首都的革命活动之后，在奥伦堡接受惩罚。但他很快越狱，之后就被党派往突厥斯坦，建立“社会革命党突厥斯坦区党委”，利用当地组织“全俄铁路同盟”的力量，实施大规模武装袭击和抢掠行动。据保卫局资料，突厥斯坦边疆区两条铁路的大量职工被网罗，受当地社会革命党组织指挥。

　　费尔干纳省长В.波克梯罗请总督Д.И.苏波季奇授权他加强保卫，但是被自由派苏波季奇拒绝了。他报告军部大臣：“革命者了解这一点，意识到我无能为力，上边对我不信任，他们在庆贺胜利。随后，对我的那些忠于皇帝和祖国的同事们的政治谋杀开始了。本地居民对政府的不作为很困惑……我深信，很快就需要实施紧急保护……只有强大的军事政权能够拯救俄国在边疆区的事业……如果我的请求不能得到满足，我就无法为边疆区的幸福安宁负责。大量的、忍耐许久的土著居民会看到政权无能，并会消灭疯狂的俄罗斯人的傲慢”。

　　除了当地欧洲移民中发生的恐怖案件，还有在亚裔社会中发生的针对普通市民的抢劫、劫持案件的增长也都令费尔干纳省长感到不安。政府在调查和惩罚案犯方面的低效导致私刑的增长。例如，1906年7月，在安集延有人把抓到的抢劫犯带到了“民间法院”的牢房里，大群人对其进行毒打。19名抢劫犯中有3人被活活打死了。总之，边疆区官员必须时时关注发生在欧裔和亚裔社会的事件，掌控庞大的复杂的突厥斯坦社会。在传统的社会基础和日常生活中植入资本主义新事物和异质文明现象，尽管很慢，但却不可遏制地引起了大量本地居民的反抗(私下的和公开的)，欧裔社会的反政府行动——特别是对作为帝国政权象征的政府人士的政治谋杀——在当地穆斯林民众心目中颠覆了殖民当局的威信。因此，彼得堡和塔什干都非常关注当地居民的心理状态，1906年8月底，苏波季奇通报新马尔吉兰的В.波克梯罗，称军部“严令要关注对土著居民的宣传，并防止他们持有武器和存储武器”。В.波克梯罗给彼得堡的军事机构领导人А.Ф.列基格尔发电报称，对边疆区土著居民的武器“早已严厉管制”，让大臣确信“当地居民尚未威胁”俄国政府。

　　同时，突厥斯坦边疆区的政治谋杀案件继续攀升。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报刊——首先是《俄辖突厥斯坦》(Русский Туркестан，塔什干)、《撒马尔罕》(Самарканд)——等在其中发挥很大作用。其机关报如《秩序党》(партии порядка)、《中亚生活》(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ая жизнь)谈及信息的性质、倾向性，特别是谈及《俄辖突厥斯坦》的广告，“该广告是为当代所有谋杀官员、警察、村社工人、银行职员的杀手办的”。还有一些是教唆，如：毒杀塔什干司法院检察官沙雷金。报刊订制的谋杀，发生于1906年9月6日。一位少尉的儿子、18岁的年轻人А.波德利茨基认为检察官的活动“危害革命利益”，想要杀死该检察官，借口进入该检察官的办公室，对其开枪。而值得一提的是：据警察局的资料，刺杀该检察官的押金，是由《俄辖突厥斯坦》的编辑、女布尔什维克阿波丽娜丽娅•胡达什支付的。波德利茨基确信自己是正义的，称：“同志们，为了革命的利益，我杀死了司法院的检察官。这只是一个开端……还会轮到很多人”。一周后，在查尔朱，从浩罕途经此地的治安法官奥尔费列夫被杀死。7月他躲过了恐怖分子的子弹，这回再次落入恐怖分子之手，未能幸免。持续爆发的恐怖事件比公开的武装起义更令政府人士不安、震怒。В.波克梯罗将军于9月报告边疆区最高领导人苏波季奇：“由于近期的一系列刺杀、谋杀行动——这些刺杀案未受惩罚——司法机关官员也遭到恐吓……宪兵也处在同样境地”。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认为政府软弱，意识到在现有的紧急情况下不能运用普通司法手段，看到自己最好的伙伴死去，得不到政府的应有保护，而且获悉政治谋杀案的凶手将不被处死，都摊开双手;同时，革命者和流氓乘势抬头，趾高气扬”。

　　费尔干纳省长强调说，据侦查信息，“在马尔吉兰，部分地包括安集延，特别是在浩罕，形成了由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青年组成的战斗小组，目的是杀戮军官和官员”。波克梯罗也获悉令他不安的信息。马尔吉兰的宪兵处报告说，在浩罕车站，俄罗斯族流氓——多数是有武装的——恐吓铁路局、宪兵，令乘客陷入恐慌。铁路工人支持骚乱，对宪兵发出死亡威胁。波克梯罗最后说：“只有在紧急防卫并加强野战法庭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斗争——我请求阁下您予以支持。”

　　连波克梯罗本人也曾遇刺。在一系列对政府人士的刺杀案中，1907年5月29日，在阿什哈巴德市，中亚铁路局长乌莫宁将军遇刺案最突出，没有抓到凶手。这年秋天，还是在阿什哈巴德，就在军区法庭的会议上，总督林科维奇被杀死，法庭庭长乌萨科夫斯基将军也同时被刺。而社会革命党人、铁路协会成员、无政府主义者乃至罪犯们制造的抢劫案持续发生。

　　1907年9月17日，边疆区副总督Е.О.马奇耶夫斯基中将与苏波季奇将军谈及局势：“在这个被针对公民生命和财产的系列犯罪吓坏了的社会中已形成一种观念：在与恐怖分子-革命者的斗争中，政府极其无能，甚至在善意公民的心目中，政府的威望也在不断下降。他们看到，大多数凶手和抢劫犯不受惩罚甚至都没被抓获，公开宣扬极端思想，谋害政府人士，一些地方的民间组织的成员和塔什干卫戍部队的军官在考虑：必须组织自卫同盟，防范革命党的恐怖行动”。长期在边疆区工作的马奇耶夫斯基认为，革命党之所以成功，原因仅仅是在于其首领不被惩罚。“这些人很灵活，因此不能通过徒有其表的审讯将其绳之以法，而是应该使其从成为其驯服工具的环境中脱离出来。而且，这些活动者手中都有当地报刊。革命思想得到合适的发展土壤，主要是在当地知识分子中——特别是读书的青年人”。另一方面，新总督称：当地穆斯林民众仍然是忠于国家的，尽管这些事件不能不产生影响——特别是在与新城相邻的古老的传统城市。塔什干老城区警察负责人给塔什干市长В.Ф.基谢廖夫的报告中指出，本地居民近期对行政部门表现得不像以前那么尊重，显得很放肆。《塔拉基报》以及同俄国极端信仰的接触对他们产生了影响。

　　为了边疆区安宁、与革命作斗争，马奇耶夫斯基采取措施，逮捕和流放一些革命-无政府主义党派的头领，关闭当地革命报刊。自然，也采取措施整肃军纪，保障铁路沿线的安全秩序，保护邮局、银行等。但要应对恐怖主义团伙，类似措施显然不够。因此，为了对付那些从事“反政府活动”的人士，突厥斯坦边疆区总督办公厅组建了一个特别侦缉处，责成铁路警察局长报告侦查和侦缉信息，边疆区的政治侦缉事务接受该处指示。但其活动主要涵盖首府及其相邻地区，因而无法应对广大范围内不断增长的恐怖主义运动。因此，1907年12月15日，内务部特种警察署在突厥斯坦设立了“区保卫局”。区保卫局有双重地位：形式上属于总督办公厅，同时也保留俄国内务部警察署的独立建制。

　　“区保卫局”涵盖突厥斯坦边疆区总督区及保护国(布哈拉酋邦和希瓦汗邦)各省。尽管编制不足、经费有限，“区保卫局”仍发起多次重大行动，削弱边疆区的恐怖主义冲击。摧毁了“社会革命党突厥斯坦区党委”，抓捕并处死了神出鬼没的领导人谢尔盖•奥索斯科夫，并抓获了几乎全部同谋——考夫曼时代的英雄：在撒马尔罕、查尔朱等地策划多起谋杀案的主谋。

　　而社会革命党人策划并实施的若干案件中，查尔朱金库大劫案无疑是最为骇人听闻的案件。1908年2月24日夜间，查尔朱的金库被抢。该案也伴随着谋杀，20多名蒙面人参加。案犯之一对被捆绑的在场者说过，他们是社会革命党人。总共盗走316997卢布30戈比(金卢布重量1普特，银卢布7普特)以及贷款票据2普特。案件令П.А.斯托雷平震怒，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捉拿案犯，追回被盗财物。但是，警察费尽周折还是没能把这笔巨款追回。这些钱多数进入社会革命党中央的账目。阿泽夫坚持这些钱应该给战斗组织——实际上是被阿泽夫他们留下了——而截留了十万卢布。查尔朱大劫案的组织者大部被抓。谢尔盖•奥索斯科夫是突厥斯坦边疆区革命者的首领，“在突厥斯坦社会革命党组织中发挥了最杰出的作用”;领导当地党委和小组的活动，组织“武装罚没”活动并总是亲自参与，逮捕后被军区法庭处以绞刑。1908年7月28日，判决在塔什干要塞执行。

　　处决突厥斯坦边疆区的头号恐怖分子，在俄罗斯自由主义报刊引起回应，突厥斯坦区保卫局长指出：“需要了解谢尔盖•奥索斯科夫在突厥斯坦边疆区革命和反对派分子中具有什么魅力，以正确评估最高政府在边疆区的处死这一恐怖分子的决心。这名恐怖分子的个性和活动具有传奇色彩”。因此，革命-恐怖主义小组宣判边疆区总督П.И.米申科死刑，绝非偶然。据侦查得知，边疆区最高领导人的死早已被谋定。

　　1908年9月22日，在阿什哈巴德郊区，П.И.米申科观摩军队演习时，发生了刺杀案。从进攻方的队伍中射出一连串子弹，其中一枚子弹击中米申科将军的副官，这名副官膝盖处受轻伤，炮兵和哥萨克方向也遭到枪击。是由外里海铁路营射击的。枪手找到了，其中之一被判死刑，后被总督改判为终身苦役。

　　摧毁社会革命党“区党委”使社会革命党在突厥斯坦边疆区的恐怖主义遭受沉重打击。但是，在突厥斯坦地区，还有小股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在活动。例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在1907年5月抢劫了塔什干车站的粮库，杀死数人。塔什干的无政府主义团伙并且还抢了火车。一个名为“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团伙提出目标：推翻现存社会制度。将对个人和政府人士实施恐怖活动写入纲领。缅希科夫、乌索夫匪徒组成的无政府主义土匪组织最为臭名昭著。其成员被捕获并交给政府，头目则被处死。

　　尽管俄国政府成功回击了恐怖主义，但其对社会意识的影响还是很大。一方面，是由于“实际上的自由导致大众的无政府主义本能被调动起来”。中亚铁路局设在阿什哈巴德，总督办公厅获得信息，“工作人员自由散漫，擅做主张，无视任何的政府”。如果有人试图整顿秩序，马上会遭到死亡威胁。1908年10月，区保卫局局长报告总督办公厅说，据侦查，铁路组织打算对铁路管理部门实施恐怖行动，因为管理部门激起工人不满。谋杀案果然发生了。撒马尔罕的警察局则强调说，“现在社会如此恐怖化”，以至于想要在搜捕和查清罪犯方面得到帮助都是不可能的。当然，即使在大量个人性的事实基础上，也很难对社会进行广泛概括，但恐怖事件确实对社会意识产生了影响。

　　该现象在所谓“派系斗争”中也有清晰体现——更多地表现在外里海省，准确地说就是俄国在中亚铁路上的各大城市车站。据区保卫局资料，革命分子云集阿什哈巴德，将阿什哈巴德站和相邻的克孜勒-阿尔瓦特站变成恐怖活动的舞台，针对此前铁路工人不喜欢的侦探以及反对进行降低劳动定额宣传的工人，以此为由杀了许多人。

　　1908年9月，总督办公厅领导人В.А.穆斯塔芬指示区保卫局，要特别重视克孜勒-阿尔瓦特，那里接二连三地发生恐怖事件。用当时的政治语言来说，这意味着革命恐怖主义者反对黑色百人团——“秩序党的支持者”——的斗争。1909年突厥斯坦“区保卫局”报告总督，在克孜勒-阿尔瓦特的铁路工人各派之间不断爆发内讧和谋杀。搜捕部门努力将危险分子与“革命环境”隔离，这些做法对恐怖主义的演变影响很大。保卫局的可靠资料证实：“社会-革命”运动退化为“流氓-革命”运动，党纪不严明，原来的那些铁路小组只服从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区党委指挥，现在同样是那些人，但是完全遵循了无政府主义原则。按照侦查部门的资料，革命运动走向低潮后，社会革命党人为了获得必要的资金，复兴“突厥斯坦社会革命党人组织”，常常接受匪帮的领导，或领导匪帮组织。区保卫局的信息强调说，他们接受匪帮的服务，这些匪帮在动乱时期是灵活的宣传者手中的盲目工具，现在(1910年)则又被革命催生。

　　总之，犯罪率迅猛攀升是全帝国境内所谓“解放运动”造成的。1908年5月，俄国内务部通报各省长和市长们：“犯罪的发展前所未有，情形极其危险，各方力量要精诚团结，用法律规定的全部方法，与此全民之恶作斗争，将其根除”。对于突厥斯坦边疆区殖民当局来说，这种形势因边疆区作为伊斯兰地区的特色而更加复杂化。

　　1908年3月，总督办公厅收到报告：突厥斯坦边疆区的铁路线与高加索、欧俄东部相联有很多弊端，虽然一方面为边疆区工商业注入新因素，但同时也为高加索和俄国南部城市的移民进入边疆区大开方便之门。由于传说此地气候温和、本地居民生活富足、生活成本低廉，因而一波又一波地涌入移民，但他们多数不是为了寻找收入较好的工作，而是靠偷盗、打家劫舍等勾当过活。他们知道当地警力严重不足，因而在干坏事之后可以逍遥法外。报告中谈及，由于许多骇人听闻的犯罪活动都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因而这种情形非常危险，当地居民因此认为政府软弱无能。

　　但是，虽然革命-恐怖主义运动极大感染突厥斯坦边疆区的俄罗斯族居民，本地穆斯林居民并不认同。部分知识分子热衷于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思想(“扎吉德”运动)，但他们总体来说对暴力、恐怖思想很反感。

　　1910年夏天，突厥斯坦边疆区总督办公厅主任В.А.穆斯塔芬写道：“无疑，边疆区的政治局势总体来说好于前几年;但同样确凿无疑的是：革命分子被打击、镇压，但却并没有被消灭，仍在知识分子、工人大众中发酵，被压制的革命分子留下一些粗糙的革命宣传，潜入地下……”这样，突厥斯坦边疆区的行政部门如同整个帝国的政府一样，击退了革命冲击，控制了局势，这对于俄国的伊斯兰边疆区来说非常重要。1914年俄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大战末期，国家已陷入动乱，使20世纪最初十年的试验黯然失色。

　　(相关简介：希加布季诺夫·里纳特，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原文为俄文，由侯艾君翻译。)

 　　——殖民背景下的恐怖主义活动情况

　     长期以来，草原和荒漠横亘于中亚突厥斯坦地区与俄罗斯内地省份之间，使得突厥斯坦地区相对隔绝。20世纪初，在俄国突厥斯坦边疆区官员看来，他们治下的边疆区一派祥和，稳如磐石。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中部发生的事件并未触及中亚，而民意党人的恐怖活动已间接波及塔什干。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消息对冯•考夫曼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受此打击后竟丧失行动能力。如果说，当地居民——特别是费尔干纳地区——还清楚记得浩罕汗国的独立历史，并且不时“爆发穆斯林狂热”，破坏了帝国边疆的安宁，那么在俄罗斯族的社会中却尚未引起太多担忧。

       1902年4月，总督Н.А.伊凡诺夫在给军部大臣А.Н.库洛帕特金(资深的突厥斯坦边疆区人，曾任外里海省长)的报告中，就运用《反街头骚乱条例》(1901年9月15日，№9345)的问题指出：“当地俄罗斯族居民中，至今未发现能够制造革命动乱和为了影响社会以颠覆对政府机关信任的有害分子”。这位总督认为，“俄罗斯族居民(几乎全是服役者和善意人士)十分安宁”，有理由认为，发布“反街头骚乱”决议不会带来好处，而“只会引起动乱、担忧和有害无益的解读”。内务部大臣冯•普列维同意伊凡诺夫的看法，反对向边疆区居民发布“应对街头骚乱的决议”。

　　但是，俄罗斯族居民中已经产生骚动，侮辱沙皇的事件剧增。1902年4月，总督伊凡诺夫禁止在他辖下的、所有出售烈酒的场所悬挂“沙皇本人和皇族其他成员的肖像”，原因是醉酒客人对沙皇家人不敬。类似行为显然不能被视为是反对君主制，醉酒后的谩骂针对的是很少被社会关注的具体个人，但这是对政府消极态度加剧的、令人担心的症候。同样严重的是俄罗斯族民众对宗教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对于突厥斯坦边疆区东正教神职人员来说是个显然的事实。

　　非法书籍开始向边区渗透，有组织的反政府力量正在组建。查获的社会革命党人的传单通常这样开头：同志们!怎么办?然后，宣传小册子对该问题给出答案，通常是“打倒警察!”并发出警告：让每一名警察、密探、宪兵、分局长、县警察局长、省长、部长都记得并感觉到，他们是有罪的，人民可以也必须对其惩罚。而在当时，散发类似书籍者可能被判处监禁数月，甚至号召“杀死某人”、“武装起义和恐怖手段”的人，在查明事实后也仅仅是被逐出边疆区。反政府宣传和革命小组并非同步出现在边疆区，其产生根源是边疆区生活发生了剧变。到20世纪初，“考夫曼时代”已经过去，而所谓“考夫曼时代”的特点是，从1867年到19世纪90年代末的三十年中，突厥斯坦边疆区似乎处在两个世界的历史性边界：一方面，仍然是东方封建主义，各汗邦之间、汗邦内部攻战不休，保持奴隶制;另一方面，不止在这段时间，资本主义渗入传统经济方式，催生了20世纪“第三世界”国家都有的社会问题。对于突厥斯坦边疆区当局来说，他们是在革命-恐怖主义浪潮不断冲击俄帝国社会政治秩序的时期管辖一个幅员辽阔的边区，而之前时期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一个“黄金时代”，突厥斯坦边疆区行政当局觉得，以前常住居民之间，以及常住居民与本土居民之间“关系的宗法性”(该词为当地政府的一位高官提出)已经成为传说。

　　突厥斯坦边疆区变成帝国的棉花基地，与之相关的加工工业的发展、铁路建设、新城市的增长改变了边疆区的面貌。火车穿越哈萨克草原和土库曼沙漠，一改突厥斯坦边疆区以前的隔绝局面，使其与欧俄部分和高加索接近。“大丝绸之路”——古代和中世纪最大的洲际贸易干线——东-西拓展，而俄帝国境内的“大棉花之路”则是南-北延伸。以前的外来人口主要是服役阶层、少量商人、后备下层官吏，从现在起，从欧俄和高加索来的移民中，除了打工者，还有不少人不是为了找工作，而是为了干非法勾当且不被追究。这就给突厥斯坦边疆区当局造成新情况，必须适应——因为铁路“会带来一些不安分分子：工匠、工人等”。当局所说的“不安分”是指这些人对于此时革命风潮的响应。

　　政治暴力思想渗入边疆区不仅依靠出版物。随着俄国革命思想发酵，按行政程序将反社会分子和反政府成员流放到南部边疆区。将那些来自高加索边疆区并带着抢掠、暴力传统的败类流放，同时，一些政治犯也被发配到突厥斯坦边疆区。还在1903年5月，突厥斯坦边疆区总督伊凡诺夫就已请求内务大臣冯•普列维提供协助，“彻底停止往突厥斯坦边疆区发配国事犯”。不过，俄帝国仍然惯性地往异地(首先是突厥斯坦边疆区)转运反政府分子，边疆区领导人请求大臣，哪怕协助做到：不要把这种人发配到省中心，而是发配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堡(现称“舍甫琴科堡”——编者注)和奇基什利亚尔——遥远的里海村镇。

　　除了担心将突厥斯坦变成彼得堡流放政治犯的方便之地，边疆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亚美尼亚人、犹太人(阿什肯纳兹人)、高加索“鞑靼人”(阿塞拜疆人)、格鲁吉亚人、喀山鞑靼人、列兹金人和其他被俄国征服者)以及来自周边伊斯兰国家的移民(首先是波斯人和阿富汗人)数量增加也令人担忧。比其他民族更热衷政治激进主义的，是那些从俄帝国境内去参加解放运动的犹太民族和亚美尼亚民族人士。犹太人(阿什肯纳兹人)在政党成员中占几乎50%，尤其是为反政府运动提供了大量人才——包括具有极端恐怖主义性质的人员。应该指出的是：与来自俄国的欧洲部分的犹太人不同，当地犹太人(中亚-布哈拉犹太人，他们已在这里生活数百年，俄国征服突厥斯坦地区后，他们与当地穆斯林拥有同等权利)的忠诚感没有引起总督府当局的怀疑。来自俄国内地省份以及塔什干的犹太人参加当地的政治激进主义——包括恐怖主义方面——的比例最高。亚美尼亚人则是民族国家的坚定支持者。从1904年开始(维也纳召开了“达什纳克楚琼”第三次代表大会)，“达什纳克楚琼”(即“亚美尼亚革命联盟”——编者注)党人将俄国与土耳其视为一丘之貉，因此公开反抗俄国——包括以恐怖主义方式斗争。这是对政府阻挠亚美尼亚分裂主义步骤的回应，而分裂主义会导致俄国失去外高加索。当时，亚美尼亚人的分裂主义非常明易。1905年底，外里海省第一建筑营的士兵认为，亚美尼亚士兵偷窃武器，目的是建立自己的国家。

　　1905年1月，俄国爆发的革命在塔什干得到回应：塔什干爆发了工人和职员罢工——主要是中亚和奥伦堡-塔什干铁路的工人和职工;以及在集会和反对派媒体上宣称的所谓“社会运动”。当局和铁路领导被迫向罢工者让步。

　　一般来说，在积蓄反政府力量的时候，恐怖团伙的活动就不太活跃。1905年相对安宁，但也显露出恐怖主义苗头。令当局不安的征兆在1月就已出现，当时克孜勒-阿尔瓦特(现称“谢尔达尔”——编者注)的工人爆发罢工、散发宣传品、制造爆炸物;而制造爆炸物的活动被意外查获：一名炸弹制造者在制作炸弹时被炸死，四人受伤。侦查表明，有一个统一的克孜勒-阿尔瓦特作坊组织，可以推断，犯罪团伙的参与者是中亚铁路沿线各作坊的工人。当然并非所有工人都曾参与，但是非常清楚：该团伙非常活跃和稳定。

　　同时，该地区各省县当局，特别是费尔干纳当局，均相当忧虑，还有足够多的罢工。俄罗斯族群中的政治紧张加剧为犯罪率上升提供了温床。1905年2月来管理费尔干纳省的波克梯罗将军很快就确信：必须采取特殊措施，根绝费尔干纳省(主要是浩罕县)每天都发生的盗掠和抢劫行径。4月，在新马尔吉兰(省会)召开的费尔干纳省各县县长会议证实，近期铁路沿线各区发生的抢劫案件显著增加，而且，犯罪活动比以前更加胆大妄为、策划良好，更经常地、更敢于运用枪支，这些强盗的组织者和头目往往是一些外来人员——“波斯族和高加索移民”。会议明确指出，现在的形势是：在人多、富足的地区，本地平民经常担心被攻击、抢劫或被伤害甚至被杀死。本地居民的情况尤其在不断恶化，因为出于纯粹政治考量，禁止本地居民拥有枪支。4月，总督提请各省省长对边疆区的亚美尼亚人和波斯人加紧融合。“列位已经看到”，他强调说，“这两个民族对于当地俄罗斯族和土著居民来说是极端危险分子”。

　　亚美尼亚人和波斯人涌入边疆区的人数逐月增加，导致抢劫案和谋杀案猛增。必须采取最果断措施，严格审查外来人口、积极侦破各类罪犯，保护边疆区的平民劳动者。与政治激进主义同时发展的还有刑事犯罪，这些刑事犯罪甚至逐渐与恐怖主义合流——在这时期，恐怖主义在突厥斯坦边疆区刚刚露出苗头。刺杀内务大臣冯•普列维的案件给俄国社会各阶层留下深刻印象。恐怖行动极为普遍，成为重大社会现象。在社会革命党人中，支持“政治恐怖具有特殊意义”的人士的影响急剧上升。在地方上，在党委之下组建各种卫队，着手实施恐怖行动——刺杀政府要人，实施“武装没收”。

　　随着革命爆发和帝国境内革命情绪的普遍上升，反政府宣传逐渐发展，突厥斯坦边疆区成立了“突厥斯坦省社会革命党党委”，将边疆区两条铁路的觉悟工人组织为职业小组，主张“全俄同盟”纲领。社会革命党和有组织的铁路工人在突厥斯坦成为政治恐怖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和执行者(除了少量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孟什维克小组之外)，将影响不大的社会民主党人置于边缘，社会民主党人丧失民众基础，导致其在政治恐怖活动中变得软弱无能。

　　自然，还在1903年，政府就将边疆区一些社会革命党倾向的小组登记在册，当时这些小组似乎想发展到700名工人参加。1905年，有消息证实：当地社会革命党“委员会”小组确实打算处死突厥斯坦边疆区总督和警察局长。提出这样的目标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社会革命党的战斗组织的恐怖行动使整个社会革命党蒙上血影，敌视沙皇政府的人们兴奋起来，也使得该党地方组织拥有很高威望和影响。1905年夏，尽管工人运动已经低潮，突厥斯坦边疆区省长们一致主张将《加强防卫条例》(Положения об усиленной охране)延期，授权他们拘留骚乱的宣传者和罪魁祸首，并拘禁30日以下，将其逐出辖区。政治宣传活动在撒马尔罕非常活跃。撒马尔罕省长报告说，该省的偷盗、抢掠等犯罪活动剧增，当地居民中散布反对国家秩序和公共安全的传单、宣言和声明等活动也急剧增加。因此，省长通报说，犯罪分子能够依靠小股警察的帮助渗入该省。他主张将《加强防卫条例》在突厥斯坦边疆区各城市、各县以及奇姆肯特县、阿乌利耶-阿金县的有效期延长一年。总督则概括了省领导们的意见和建议，在7月初请求军部将该条例延期一年，理由是帝国境内的骚乱已经影响到边区——特别是影响到了塔什干：“大量来自高加索和俄帝国内地省份的各族人士涌入塔什干。”奥伦堡-塔什干铁路即将交付使用，这必将导致大量高加索人和波斯族失去工作，不安定分子、犯罪分子的数量会猛增。

塔什干街景

       1905年夏天，塔什干很安定。而在欧俄部分省份爆发了工人罢工和农民起义。在起义过程中，地主的庄园等设施被烧毁。1905年8月，日俄战争结束。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为俄、日居中调停，双方在美国城市朴茨茅斯签订和约。签订该条约成为俄国革命的催化剂。一方面是增加了政府的物质潜力，另一方面，战败和领土让步也给反对派——包括其极左一翼——增加了道义力量。1905年10月，在“布雷金杜马”垮台后，政治总罢工震动全国，波及突厥斯坦边疆区，铁路工人迫使两条铁路的行政当局做出让步。1905年深秋，塔什干铁路工人和职工罢工导致两条铁路线的火车停运。随后又爆发了电报局、邮局工人的罢工。当局被迫多次吁请罢工的铁路工人恢复火车运行，请求电报员哪怕发出一封电报也好。11月中旬，驻塔什干的卫戍部队哗变，但是很快被军方镇压。总体来说，在运动的领导人看来，个人恐怖主义——即针对政府人士的暴力行动——在大规模反政府运动中并无前途：运动的战线很长，而敌人则是无形的。但是，或许是由于政府轻易镇压了士兵哗变，游行集会上发出了实施个人恐怖的号召。一位宣传者在工人和市民的集会上说：“你们曾经说过，要推翻政府和将军们，但是你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不能公开与政府和相关部门作斗争，此前我们的所有努力都没能成功。”因此，“无需马上摧毁政府，而是将其各个击破;也不是公然摧毁：不是用炸弹、左轮手枪、刀剑将其消灭——而只需少量有决断力的人”。因此，与其要求把将军们撤职——撤职无济于事——最好的办法是：就从扎哈罗夫将军开始，用“小苹果”(指炸弹)消耗他们。该发言引起与会者共鸣，被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政府被迫采取严酷措施加以应对。1905年11月21日夜，塔什干火车站铁路和中央电报局被军队管制，其他城市以及布哈拉酋邦的俄罗斯居民点也发生了类似情形。铁路、邮局和电报局的许多工人被开除。革命者首先对当局恢复交通的措施做出回应：刺杀塔什干的俄国警察头目，投掷了炸弹。在麦尔卧，库什卡(现称“谢尔海塔巴德”——编者注)要塞司令普拉索罗夫将军在护送前往查尔朱(现称“土库曼纳巴德”——编者注)的军车时遇刺。12月初突厥斯坦边疆区总督В.В.扎哈罗夫报告军部：“塔什干的革命党明显表现出意在颠覆国家秩序的活动：组织罢工，军队暴动，宣布抵制，并在集会上进行粗暴宣传……号召消灭政府”。同时，扎哈罗夫指当地革命者“对我国边疆区的形势毫无了解，缺乏爱国心”。在突厥斯坦边疆区行政当局对反政府运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政治激进主义——的危险性的评估中，指出了外部因素：从1905年底邻国伊朗的“自由运动”发展起来，这是英国谋划的对抗俄国之举，目的是加强其对伊朗的影响，“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俄国奴役波斯的政策”。

　　1905年12月，革命运动最强大的攻势被打退。政府考虑到推迟镇压举措会严重削弱其斗争潜力，开始转向进攻。大批革命上层人士被捕，莫斯科和各省起义也都被军队镇压。政府军控制了局势。在从里海沿岸到喀什、从库什卡到咸海北岸的广袤地区，本地穆斯林居民都很安宁。外里海省省长科萨切夫斯基于1906年初报告说，该省各县都很平静，“确实有个别亚美尼亚人在泰金人中间偷偷散布……俄国的混乱局势及引发局势混乱的原因，但是土库曼人并不相信，甚至嗤之以鼻”。卡赞吉克-乌兹波伊地区的约穆德人和哈萨克族也不相信宣传，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铁路上爆发过骚乱。面对多次质询，费尔干纳省长波克梯罗表示：所有县长们都“毫不含糊地”确信居民的“心智状况是善意的”。自然，1905年事件不可能对中亚当地居民毫无触动。不过，中亚居民——首先是农村人口，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游牧人口——对关于1905年事件的信息往往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加以改造。比如，在外里海省西南部的土库曼约穆德人中风传，沙皇军队正与俄国一个庞大的“乡巴佬”部落开战，该部落人士要求参加政府。而且还隐隐约约地传言说，日本天皇已下令约穆德人归并大日本帝国。到年底，在边疆区东部，费尔干纳省奥什县的吉尔吉斯人中间传说，所有的俄国城市和铁路已被摧毁，所有俄国人已被逐出边区，日本人好像已经俘虏了所有俄国人，释放了所有的苦役犯。由于俄国政府完蛋了，吉尔吉斯人应该选出自己的汗。1905年12月，天山古尔奇卫戍部队长官弗里亚济诺夫斯基在报告突厥斯坦军区总参谋部时说，吉尔吉斯人风传沙皇已被杀死，因此不愿意服从新政府，他们自认为已经选出哈桑-别克作为自己的皇帝(推断为“阿莱山女皇”库尔班-哈廷之子)。总之，弗里亚济诺夫斯基认为，吉尔吉斯虽然安定，已不如一、二个月以前驯服，常常表现出以往从未有过的放肆和挑衅。

　　当地居民中有文化的人显然理解事情的实质。例如，布哈拉知识分子、史学家米尔扎•阿卜杜•阿希姆•萨米揭示了当时震动帝国全境的事件的社会政治实质，写道：“由于不计其数的人员伤亡，花费巨额军费，在签订《朴茨茅斯和约》之后，俄国人民不再驯服……他们开始夺取国家银行、富人开设的工厂。大臣和将军们被杀死，首先被打发到地狱。革命的主要口号是推翻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国”。但是，在社会动荡时期，对于殖民当局来说边区的广大穆斯林民众的情绪非常重要。当局经常监视当地居民的情绪波动，看其对俄国政府“是否信任”。

　　当地俄罗斯族虽然站在政府一边，未参与反政府运动，但也感受到与革命运动伴生的一些现象。例如，从1904年到1905年费尔干纳省的犯罪率急剧攀升，抢劫案翻番。省长波克梯罗于1905年12月提醒塔什干方面说，“铁路职工罢工让当地人破产了”。可以理解，要让费尔干纳省达到高水平的经济专门化，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至关重要。波克梯罗说，当局不能保障交通干线稳定运转，破坏了当地居民对俄国政府的信任。

　　1905年底很平静，铁路工人因两次大罢工而耗尽能量。从1906年初开始，持续一年的革命运动走向衰退，反政府政党领导人的情绪也随之发生变化。塔什干市长基谢廖夫上校依据塔什干市警察局的资料，认为：“从1906年1月开始，社会革命党与社会民主党分离，一些最果断的成员加入社会革命党”。而且，“据侦查资料，虽然并未转向积极的恐怖主义行动，但他们谈论恐怖行动越来越多”。恐怖主义思想并不限于党派的圈子内，那些有世界权利观的公民公开表达类似的政治思想。阿什哈巴德的“诺贝尔兄弟”公司经理В.В.柳比姆斯基的妻子М.Ф.柳比姆斯卡娅就被列入“不可靠分子”名单。1906年初，М.Ф.柳比姆斯卡娅辱骂所有主管人士，并公然威胁要杀死所有当地政府部门人士和警察、宪兵。很多受教育的俄罗斯族也参加了解放运动。据总督办公厅的资料，自由职业者(医生、律师和工程师)中有很多在保卫处和政治感化处有案底，而大多数铁路职工——不论其职务高低——都参加了1905～1906年间的罢工运动。

　　公开武装斗争以政府的胜利而告终——军队做了该做的事，他们多数都忠于自己的誓言;在这种情况下，用于消除恐怖主义危险的公务行动就上升到首要地位。警察侦查活动在帝国崩溃，1905年8月到12月间，政治警察的领导人惊慌失措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1905年后，特别是1906年3月斯托雷平来到内务部、格拉西莫夫上校担任彼得堡保卫局长并积极行动，经过1903～1905年间的保卫局重组，俄国(特别是欧俄部分和西伯利亚)保卫部门准备加强对极端组织的打击。但是，突厥斯坦边疆区的情况更糟糕。在普遍警力不足的情况下，中亚和奥伦堡-塔什干铁路沿线只有几个宪兵局，根本没有保卫局。1902年，冯•普列维对国家安全体系进行重大改革，帝国各省级城市都建立保卫处，但是不涉及突厥斯坦边疆区。保卫人员堪称激进组织的死敌，宪兵已不能应对政治局势。1909年，突厥斯坦边疆区保卫局长奎琴斯基上校评价1905～1906年间边疆区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形势时写道：这里没有专业的搜查机构，政府将不适合干此事的力量用于政治搜查，边疆区普通警察和铁路宪兵的人数根本不够，当时，普通警察和宪兵的力量还没有进行联合搜查，而是在各自领域运动式地行动。突厥斯坦边疆区对政治审查活动的需求很大，而建立对抗极端主义的基础却极其缓慢。同时，内务部帮助塔什干当局“将不可靠人士逐出边疆区”。

　　将大量反政府人士、犯罪分子迁出，是与当局之敌斗争的手段，而其本身也是20世纪初俄国的怪现象。警察署长А.А.罗布欣从1902年到1905年发现维特政府的可笑之处：在革命高潮时，忙于将一些人从甲地迁到乙地。他举了一个数字：从1905年10月中旬到1906年1月中旬，在维特当政府总理的三个月内流放了4.5千人。总之，与后来布尔什维克把政治对手彻底毁灭相比，沙皇政府对内敌显得更人道、宽容，这也是执法系统中有自由派官僚使然。这种强迁手法可以略微缓解社会政治紧张，但确实是太超前了，因为幅员广袤的俄国不像疆域包含海洋的英帝国那样无边无际。1906年2月，警察署向突厥斯坦边疆区总督解释说，“正在将不可靠分子从帝国的内地迁到欧俄北部和西伯利亚的某些省份，但是，西伯利亚的许多省份已住满，把不可靠分子从突厥斯坦边疆区迁到那里很困难”。建议将他们流放到该边疆区遥远的荒蛮地区，与当地人混同，不会引起危害。但是，把他们迁到广袤的突厥斯坦边疆区的可能性也非常有限。1906年6月初，俄国面临大规模社会爆炸和恐怖主义爆发。第一届国家杜马由于其反对派立场，存在不到两个月，7月8日被解散。7月7日，斯托雷平责成突厥斯坦边疆区总督Д.И.苏波季奇“立即对辖区的反政府运动领袖、革命报刊采取必要措施”。随即，相关电报也马上发往边疆区各省。最被关注的是突厥斯坦边疆区西部省份——外里海省——及其反叛的无产阶级。如果发生预料的“总混乱”，其长官应“立即逮捕革命和铁路领导人、战斗组织和军队中的宣传员、武器和炸弹保管员，对其传讯。实在不行就尽快将其行政流放”。必须认真采取措施，“保护政府和铁路设施，电报局、银行、监狱、武器库等”。

　　同时，7月8日，沙皇颁布谕旨解散杜马、政府下台，任命斯托雷平为大臣会议主席(担任新内阁总理，也保留了内务部大臣的职位)，提醒各级政府必须遵照法律与反政府骚乱作斗争。突厥斯坦边疆区总督苏波季奇及其办公厅主任穆斯塔芬通报外里海省长7月12日总理电报的内容：“必须用全部法律手段切断革命意图。采取的措施应该深思熟虑，斗争不是针对社会，而是针对社会公敌。因此，不可以进行全面镇压，或实施非法、后果严重的莽撞行动”。解散杜马之后并未发生社会爆炸。新一波革命并未爆发，但是恐怖主义的爆发却非常明显。社会革命党中央废除了在国家杜马活动期间停止恐怖活动的决定，“战斗省份”相对平静的时期已告结束。1906年春，克孜勒-阿尔瓦特、浩罕、新马尔吉兰已经“组建了社会革命党小组，通过恐怖活动与当局斗争”。突厥斯坦边疆区铁路工人的激进情绪增长的结果，是他们走向联合，并建立自己的组织。7月底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突厥斯坦两条铁路的工人和职工通过了联盟章程，目标确定为：推翻专制制度、召开制宪会议。后来政治侦查局弄清，由于对诸如“论战斗行动”(第9条)、“罚没”(11条)等条款的意见很隐秘，因此未写入纲领。应该指出：7月1日代表们已前往塔什干参会。也就是说，解散杜马本身并不是恐怖活动爆发的导火索，但是解散杜马本身具有尖锐的对抗性，加剧了俄帝国的社会政治紧张度。

　　经过一段“几乎不受惩罚的”在工人和军队中强化宣传罢工和游行的时期，革命党人的机关报《俄辖突厥斯坦》(塔什干)、《撒马尔罕》、《费尔干纳》(新马尔吉兰)、《阿什哈巴德》的文章也开始鼓动武装起义。从1906年7月起，突厥斯坦边疆区革命者转向恐怖行动：政治谋杀、武装罚没财产。军队爆发骚乱——特别是铁路驻军中爆发骚乱后，新马尔吉兰一群工人——一部分人用手枪武装起来——要求督军开放公民大会(此前，该督军下令关闭了公民大会)作为革命党人集会地点。在浩罕，四个恶意分子试图刺杀检察长的助手伊斯林科和侦查员奥尔费列夫。7月26日，塔什干铁路作坊的一群工人(近100人)洗劫了“载着手枪和步枪”的车辆，武器箱被带到作坊附近。第二天，塔什干车站站长切尔诺夫中校被杀死，“恶意分子躲藏起来，尽管立即实施搜捕，还是没能发现他们”。政府认为此次谋杀案事关重大。7月30日，司法大臣发电报给相关机构指示，必须特别重视此起案件。但是，案件侦破旷日持久，最终，从法律上来看无果而终。

　　同时，突厥斯坦边疆区的社会革命党代表感到双重困难：必须建立一个组织，即必须有一个较为权威的中心将他们的行动联合起来，在广大地区统一行动;其次，资金严重匮乏。这样，部分地解决物质、资金问题可望推动组织状况的极大改善。8月，国家银行浩罕分行的一个职工偷了近13万卢布。有了这笔巨款，浩罕小组就可以对其他地区的党委提供资金支持——首先是塔什干党委;同时，给党中央2万卢布，给巴库党委8千卢布，给伏尔加河地区党委1158卢布。此外，“浩罕人”还请求奥伦堡社会革命党党委尽快给他们派去一位党的工作人员。奥伦堡党委同意在获得一千卢布之后派出党的工作人员;在拿到钱之后，派出一位叫谢尔盖的到达浩罕。

　　时势造英雄。至少在此阶段，突厥斯坦边疆区反政府运动领导人已经自然形成——这种类型的领袖在1917年的激荡时期被激活。政治型领导人退出舞台，让位于那些战斗小组的头领。当时，突厥斯坦社会革命党领袖С.В.奥索斯科夫(出生于奥伦堡，贵族后裔，曾是圣彼得堡大学学生)就是这样的战斗领导人。在参加了首都的革命活动之后，在奥伦堡接受惩罚。但他很快越狱，之后就被党派往突厥斯坦，建立“社会革命党突厥斯坦区党委”，利用当地组织“全俄铁路同盟”的力量，实施大规模武装袭击和抢掠行动。据保卫局资料，突厥斯坦边疆区两条铁路的大量职工被网罗，受当地社会革命党组织指挥。

　　费尔干纳省长В.波克梯罗请总督Д.И.苏波季奇授权他加强保卫，但是被自由派苏波季奇拒绝了。他报告军部大臣：“革命者了解这一点，意识到我无能为力，上边对我不信任，他们在庆贺胜利。随后，对我的那些忠于皇帝和祖国的同事们的政治谋杀开始了。本地居民对政府的不作为很困惑……我深信，很快就需要实施紧急保护……只有强大的军事政权能够拯救俄国在边疆区的事业……如果我的请求不能得到满足，我就无法为边疆区的幸福安宁负责。大量的、忍耐许久的土著居民会看到政权无能，并会消灭疯狂的俄罗斯人的傲慢”。

　　除了当地欧洲移民中发生的恐怖案件，还有在亚裔社会中发生的针对普通市民的抢劫、劫持案件的增长也都令费尔干纳省长感到不安。政府在调查和惩罚案犯方面的低效导致私刑的增长。例如，1906年7月，在安集延有人把抓到的抢劫犯带到了“民间法院”的牢房里，大群人对其进行毒打。19名抢劫犯中有3人被活活打死了。总之，边疆区官员必须时时关注发生在欧裔和亚裔社会的事件，掌控庞大的复杂的突厥斯坦社会。在传统的社会基础和日常生活中植入资本主义新事物和异质文明现象，尽管很慢，但却不可遏制地引起了大量本地居民的反抗(私下的和公开的)，欧裔社会的反政府行动——特别是对作为帝国政权象征的政府人士的政治谋杀——在当地穆斯林民众心目中颠覆了殖民当局的威信。因此，彼得堡和塔什干都非常关注当地居民的心理状态，1906年8月底，苏波季奇通报新马尔吉兰的В.波克梯罗，称军部“严令要关注对土著居民的宣传，并防止他们持有武器和存储武器”。В.波克梯罗给彼得堡的军事机构领导人А.Ф.列基格尔发电报称，对边疆区土著居民的武器“早已严厉管制”，让大臣确信“当地居民尚未威胁”俄国政府。

　　同时，突厥斯坦边疆区的政治谋杀案件继续攀升。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报刊——首先是《俄辖突厥斯坦》(Русский Туркестан，塔什干)、《撒马尔罕》(Самарканд)——等在其中发挥很大作用。其机关报如《秩序党》(партии порядка)、《中亚生活》(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ая жизнь)谈及信息的性质、倾向性，特别是谈及《俄辖突厥斯坦》的广告，“该广告是为当代所有谋杀官员、警察、村社工人、银行职员的杀手办的”。还有一些是教唆，如：毒杀塔什干司法院检察官沙雷金。报刊订制的谋杀，发生于1906年9月6日。一位少尉的儿子、18岁的年轻人А.波德利茨基认为检察官的活动“危害革命利益”，想要杀死该检察官，借口进入该检察官的办公室，对其开枪。而值得一提的是：据警察局的资料，刺杀该检察官的押金，是由《俄辖突厥斯坦》的编辑、女布尔什维克阿波丽娜丽娅•胡达什支付的。波德利茨基确信自己是正义的，称：“同志们，为了革命的利益，我杀死了司法院的检察官。这只是一个开端……还会轮到很多人”。一周后，在查尔朱，从浩罕途经此地的治安法官奥尔费列夫被杀死。7月他躲过了恐怖分子的子弹，这回再次落入恐怖分子之手，未能幸免。持续爆发的恐怖事件比公开的武装起义更令政府人士不安、震怒。В.波克梯罗将军于9月报告边疆区最高领导人苏波季奇：“由于近期的一系列刺杀、谋杀行动——这些刺杀案未受惩罚——司法机关官员也遭到恐吓……宪兵也处在同样境地”。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认为政府软弱，意识到在现有的紧急情况下不能运用普通司法手段，看到自己最好的伙伴死去，得不到政府的应有保护，而且获悉政治谋杀案的凶手将不被处死，都摊开双手;同时，革命者和流氓乘势抬头，趾高气扬”。

　　费尔干纳省长强调说，据侦查信息，“在马尔吉兰，部分地包括安集延，特别是在浩罕，形成了由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青年组成的战斗小组，目的是杀戮军官和官员”。波克梯罗也获悉令他不安的信息。马尔吉兰的宪兵处报告说，在浩罕车站，俄罗斯族流氓——多数是有武装的——恐吓铁路局、宪兵，令乘客陷入恐慌。铁路工人支持骚乱，对宪兵发出死亡威胁。波克梯罗最后说：“只有在紧急防卫并加强野战法庭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斗争——我请求阁下您予以支持。”

　　连波克梯罗本人也曾遇刺。在一系列对政府人士的刺杀案中，1907年5月29日，在阿什哈巴德市，中亚铁路局长乌莫宁将军遇刺案最突出，没有抓到凶手。这年秋天，还是在阿什哈巴德，就在军区法庭的会议上，总督林科维奇被杀死，法庭庭长乌萨科夫斯基将军也同时被刺。而社会革命党人、铁路协会成员、无政府主义者乃至罪犯们制造的抢劫案持续发生。

　　1907年9月17日，边疆区副总督Е.О.马奇耶夫斯基中将与苏波季奇将军谈及局势：“在这个被针对公民生命和财产的系列犯罪吓坏了的社会中已形成一种观念：在与恐怖分子-革命者的斗争中，政府极其无能，甚至在善意公民的心目中，政府的威望也在不断下降。他们看到，大多数凶手和抢劫犯不受惩罚甚至都没被抓获，公开宣扬极端思想，谋害政府人士，一些地方的民间组织的成员和塔什干卫戍部队的军官在考虑：必须组织自卫同盟，防范革命党的恐怖行动”。长期在边疆区工作的马奇耶夫斯基认为，革命党之所以成功，原因仅仅是在于其首领不被惩罚。“这些人很灵活，因此不能通过徒有其表的审讯将其绳之以法，而是应该使其从成为其驯服工具的环境中脱离出来。而且，这些活动者手中都有当地报刊。革命思想得到合适的发展土壤，主要是在当地知识分子中——特别是读书的青年人”。另一方面，新总督称：当地穆斯林民众仍然是忠于国家的，尽管这些事件不能不产生影响——特别是在与新城相邻的古老的传统城市。塔什干老城区警察负责人给塔什干市长В.Ф.基谢廖夫的报告中指出，本地居民近期对行政部门表现得不像以前那么尊重，显得很放肆。《塔拉基报》以及同俄国极端信仰的接触对他们产生了影响。

　　为了边疆区安宁、与革命作斗争，马奇耶夫斯基采取措施，逮捕和流放一些革命-无政府主义党派的头领，关闭当地革命报刊。自然，也采取措施整肃军纪，保障铁路沿线的安全秩序，保护邮局、银行等。但要应对恐怖主义团伙，类似措施显然不够。因此，为了对付那些从事“反政府活动”的人士，突厥斯坦边疆区总督办公厅组建了一个特别侦缉处，责成铁路警察局长报告侦查和侦缉信息，边疆区的政治侦缉事务接受该处指示。但其活动主要涵盖首府及其相邻地区，因而无法应对广大范围内不断增长的恐怖主义运动。因此，1907年12月15日，内务部特种警察署在突厥斯坦设立了“区保卫局”。区保卫局有双重地位：形式上属于总督办公厅，同时也保留俄国内务部警察署的独立建制。

　　“区保卫局”涵盖突厥斯坦边疆区总督区及保护国(布哈拉酋邦和希瓦汗邦)各省。尽管编制不足、经费有限，“区保卫局”仍发起多次重大行动，削弱边疆区的恐怖主义冲击。摧毁了“社会革命党突厥斯坦区党委”，抓捕并处死了神出鬼没的领导人谢尔盖•奥索斯科夫，并抓获了几乎全部同谋——考夫曼时代的英雄：在撒马尔罕、查尔朱等地策划多起谋杀案的主谋。

　　而社会革命党人策划并实施的若干案件中，查尔朱金库大劫案无疑是最为骇人听闻的案件。1908年2月24日夜间，查尔朱的金库被抢。该案也伴随着谋杀，20多名蒙面人参加。案犯之一对被捆绑的在场者说过，他们是社会革命党人。总共盗走316997卢布30戈比(金卢布重量1普特，银卢布7普特)以及贷款票据2普特。案件令П.А.斯托雷平震怒，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捉拿案犯，追回被盗财物。但是，警察费尽周折还是没能把这笔巨款追回。这些钱多数进入社会革命党中央的账目。阿泽夫坚持这些钱应该给战斗组织——实际上是被阿泽夫他们留下了——而截留了十万卢布。查尔朱大劫案的组织者大部被抓。谢尔盖•奥索斯科夫是突厥斯坦边疆区革命者的首领，“在突厥斯坦社会革命党组织中发挥了最杰出的作用”;领导当地党委和小组的活动，组织“武装罚没”活动并总是亲自参与，逮捕后被军区法庭处以绞刑。1908年7月28日，判决在塔什干要塞执行。

　　处决突厥斯坦边疆区的头号恐怖分子，在俄罗斯自由主义报刊引起回应，突厥斯坦区保卫局长指出：“需要了解谢尔盖•奥索斯科夫在突厥斯坦边疆区革命和反对派分子中具有什么魅力，以正确评估最高政府在边疆区的处死这一恐怖分子的决心。这名恐怖分子的个性和活动具有传奇色彩”。因此，革命-恐怖主义小组宣判边疆区总督П.И.米申科死刑，绝非偶然。据侦查得知，边疆区最高领导人的死早已被谋定。

　　1908年9月22日，在阿什哈巴德郊区，П.И.米申科观摩军队演习时，发生了刺杀案。从进攻方的队伍中射出一连串子弹，其中一枚子弹击中米申科将军的副官，这名副官膝盖处受轻伤，炮兵和哥萨克方向也遭到枪击。是由外里海铁路营射击的。枪手找到了，其中之一被判死刑，后被总督改判为终身苦役。

　　摧毁社会革命党“区党委”使社会革命党在突厥斯坦边疆区的恐怖主义遭受沉重打击。但是，在突厥斯坦地区，还有小股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在活动。例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在1907年5月抢劫了塔什干车站的粮库，杀死数人。塔什干的无政府主义团伙并且还抢了火车。一个名为“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团伙提出目标：推翻现存社会制度。将对个人和政府人士实施恐怖活动写入纲领。缅希科夫、乌索夫匪徒组成的无政府主义土匪组织最为臭名昭著。其成员被捕获并交给政府，头目则被处死。

　　尽管俄国政府成功回击了恐怖主义，但其对社会意识的影响还是很大。一方面，是由于“实际上的自由导致大众的无政府主义本能被调动起来”。中亚铁路局设在阿什哈巴德，总督办公厅获得信息，“工作人员自由散漫，擅做主张，无视任何的政府”。如果有人试图整顿秩序，马上会遭到死亡威胁。1908年10月，区保卫局局长报告总督办公厅说，据侦查，铁路组织打算对铁路管理部门实施恐怖行动，因为管理部门激起工人不满。谋杀案果然发生了。撒马尔罕的警察局则强调说，“现在社会如此恐怖化”，以至于想要在搜捕和查清罪犯方面得到帮助都是不可能的。当然，即使在大量个人性的事实基础上，也很难对社会进行广泛概括，但恐怖事件确实对社会意识产生了影响。

　　该现象在所谓“派系斗争”中也有清晰体现——更多地表现在外里海省，准确地说就是俄国在中亚铁路上的各大城市车站。据区保卫局资料，革命分子云集阿什哈巴德，将阿什哈巴德站和相邻的克孜勒-阿尔瓦特站变成恐怖活动的舞台，针对此前铁路工人不喜欢的侦探以及反对进行降低劳动定额宣传的工人，以此为由杀了许多人。

　　1908年9月，总督办公厅领导人В.А.穆斯塔芬指示区保卫局，要特别重视克孜勒-阿尔瓦特，那里接二连三地发生恐怖事件。用当时的政治语言来说，这意味着革命恐怖主义者反对黑色百人团——“秩序党的支持者”——的斗争。1909年突厥斯坦“区保卫局”报告总督，在克孜勒-阿尔瓦特的铁路工人各派之间不断爆发内讧和谋杀。搜捕部门努力将危险分子与“革命环境”隔离，这些做法对恐怖主义的演变影响很大。保卫局的可靠资料证实：“社会-革命”运动退化为“流氓-革命”运动，党纪不严明，原来的那些铁路小组只服从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区党委指挥，现在同样是那些人，但是完全遵循了无政府主义原则。按照侦查部门的资料，革命运动走向低潮后，社会革命党人为了获得必要的资金，复兴“突厥斯坦社会革命党人组织”，常常接受匪帮的领导，或领导匪帮组织。区保卫局的信息强调说，他们接受匪帮的服务，这些匪帮在动乱时期是灵活的宣传者手中的盲目工具，现在(1910年)则又被革命催生。

　　总之，犯罪率迅猛攀升是全帝国境内所谓“解放运动”造成的。1908年5月，俄国内务部通报各省长和市长们：“犯罪的发展前所未有，情形极其危险，各方力量要精诚团结，用法律规定的全部方法，与此全民之恶作斗争，将其根除”。对于突厥斯坦边疆区殖民当局来说，这种形势因边疆区作为伊斯兰地区的特色而更加复杂化。

　　1908年3月，总督办公厅收到报告：突厥斯坦边疆区的铁路线与高加索、欧俄东部相联有很多弊端，虽然一方面为边疆区工商业注入新因素，但同时也为高加索和俄国南部城市的移民进入边疆区大开方便之门。由于传说此地气候温和、本地居民生活富足、生活成本低廉，因而一波又一波地涌入移民，但他们多数不是为了寻找收入较好的工作，而是靠偷盗、打家劫舍等勾当过活。他们知道当地警力严重不足，因而在干坏事之后可以逍遥法外。报告中谈及，由于许多骇人听闻的犯罪活动都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因而这种情形非常危险，当地居民因此认为政府软弱无能。

　　但是，虽然革命-恐怖主义运动极大感染突厥斯坦边疆区的俄罗斯族居民，本地穆斯林居民并不认同。部分知识分子热衷于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思想(“扎吉德”运动)，但他们总体来说对暴力、恐怖思想很反感。

　　1910年夏天，突厥斯坦边疆区总督办公厅主任В.А.穆斯塔芬写道：“无疑，边疆区的政治局势总体来说好于前几年;但同样确凿无疑的是：革命分子被打击、镇压，但却并没有被消灭，仍在知识分子、工人大众中发酵，被压制的革命分子留下一些粗糙的革命宣传，潜入地下……”这样，突厥斯坦边疆区的行政部门如同整个帝国的政府一样，击退了革命冲击，控制了局势，这对于俄国的伊斯兰边疆区来说非常重要。1914年俄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大战末期，国家已陷入动乱，使20世纪最初十年的试验黯然失色。

　　(相关简介：希加布季诺夫·里纳特，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原文为俄文，由侯艾君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