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谧空(Mikko Huotari)，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地缘经济和国际安全项目主管

　　引言

　　中国的全球多边主义行为方式在2016/2017年达到了转折点。与美国放弃国际承诺的信号相比，中国领导人利用在2017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的主旨演讲等重要演说将中国定位为现存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捍卫者。

　　这种言语上的重新定位有许多方面不能全信，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中国牵头的新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已经开始了运作，中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各机构中的地位和分量也提高了，最佳象征是人民币在2016年秋天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除了物质上的贡献之外，北京在某些联合国行动中也发挥了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尤其是维和行动和发展项目。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还在2016年9月于杭州成功地举办了G20峰会，并且对《巴黎气候协定》的签署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在2016年全球治理体系的多起重大冲突中也占据着中心位置：北京拒绝接受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创建的一个法庭的裁决，并且因不被接受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完全市场经济体而对欧盟和美国发起了投诉。

　　这些矛盾的事态表明，中国在全球舞台的未来轨迹依然带有不确定性，需要对此加以细致分析。到2025年时，中国对待全球治理的政策在不同领域会有着不同的体现，表现为不同的服从程度和影响力，以及合作或冲突的不同结果。中国既不完全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拯救者，也不是破坏者，在某些领域会维持现状，在另一些领域会敦促改革，在某些领域还会持修正主义态度。过于简单地仅仅专注于修正主义或是全面融入，都不足以把握中国态度的差异性和微妙性，同时也无法认识到，不应将全球治理视作一系列静态的安排，而应视为一个不断流动的目标;就当下而言，这一体系仍然“充斥着后冷战时代的权力关系”。

　　中国的动议尚不足以取代既存秩序，相反，其目标主要是专注于现代化和根据中国利益来改造国际秩序的特定方面。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北京发现自己的全球治理努力遭到了两种不详结果的威胁。其一，认为中国行为过度的想法引发了修正主义指控和“中国威胁论”，并可能导致“现行秩序的捍卫者”更为激烈的反弹(即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其二，倘若中国对国际框架的支持和国际义务的承担均不够的话，也可能导致用于管控和解决冲突的全球结构遭到削弱(即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表明，中国依旧在融入国际社会，并通过自己愈发活跃的表现来改造各个机构及行为体。到2025年时，北京的利益及对于全球秩序的看法将在地区和全球多边机构中得到更大程度的体现。美国的部分退出可能会加速这一进程，但其主要动力还是在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改变。

　　利益的改变和差异化的策略

　　中国对于多边主义以及全球和地区治理机构的接纳经过了漫长的时间。除了少数关键例外，中国如今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往往是在言语上表示支持，以及普遍而言表示顺从。不过，中国对待多边主义和既有治理结构的态度要比普遍认为的更加具有活力，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精英根深蒂固地认为当下的国际秩序不够成熟，需进行深度改革。

　　中国对待全球治理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也反映了201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对于外交政策理论与实践态度的变化。简单来说，中国领导人显然跨过了“韬光养晦”的阶段，转而采取更加进取的外交政策。“奋发有为”，提出战略动议并采取自信且独特的“大国外交”，成了今日的信条。显然，国力的提升以及随之而来的自豪感为这样的结论奠定了基础：“中国对全球治理作出独特贡献，是完全可能的。”

　　2013年以来，召开了多个重大的外交政策会议;十三五计划也表示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除此之外，2016年9月政治局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学习也让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观察中国领导层希望在未来如何“重塑”国际治理体系。“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被列为与国际均势的变化及日益增多的国际挑战相一致的“时代潮流”。另外两处表述进一步总结了中国在看待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时对力量敏感和专注于国内的立场：全球治理结构有赖于国际均势，改革有赖于均势的改变;中国应专注于经济发展和国内事务，并增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声音。

　　就总体趋势而言，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将愈发积极，但有三项因素将决定中国在全球治理不同领域所采取的差异化策略。

　　首先，具体问题领域的态势——这是新的领域还是旧的领域，其他国家，尤其是既存治理框架的维护者，自身定位如何——决定了中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需克服多强的阻力。其次，中国利益及偏好的性质——是倾向于维持还是挑战现状——会对中国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这些利益或许与北京寻求更强的自主性和影响力有关，例如制度性的权力斗争和对国际影响力的争夺等问题;这些利益还可能在于通过有效的手段来影响嵌在治理安排内的实质与规范，或是追求具体的政策当务之急。无论是与实质相关还是与权力斗争相关的利益都与中国对于全球强国地位的追求、对相应作用的发挥，以及(在国内外)对自我形象的宣传有着内在联系。最后，中国的技术能力和有效的外交砝码及约束也与其在国际舞台上相互矛盾的作用有关(例如其地区行为和全球行为之间的张力，或是身为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这也将成为决定中国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是克制还是咄咄逼人的重要因素。

　　中国以差异化的方式参与全球治理可能造成的五种结果

　　在2025年之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时的差异化方式可能会导致以下五种结果，每种结果都向欧洲提出了特殊的挑战。

　　1.中国回避或是抗拒全球治理中的某些“自由主义”元素，这种态度会变得愈发明显，并常常导致中国反对改革或是绕过相关安排。

　　中国仍将十分小心谨慎地回避或是抗拒全球治理中那些哪怕只是潜在地有损中共合法性或是有可能危及当下国内政策轻重缓急的元素。中国目前对于自由主义全球治理微妙但坚决的抗拒体现在北京对待以TPP和TTIP等为代表的新一轮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浪潮时的不情愿态度，这些协议对透明度、劳工标准、跨界数据流动、限制国企特权的反垄断标准作出了规定，强化了市场竞争(尤其是针对政府采购)，并促进了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

　　北京不再只是单纯的回避，而是在更加主动地介入的同时继续抗拒现存的和新兴的与自由干涉主义、国际刑事司法及关键公约相关的“社会连带主义趋势”，包括第一代人权(体现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和对地雷及死刑的禁令。出于国内状况的改变，北京在劳工权益及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方面的某些立场可能会缓慢地与欧洲立场相趋同，《世界贸易组织环境产品协定》的成功谈判——取消绿色产品的贸易壁垒，以保护环境，遏制气候变化——或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进展将成为这一方面的良好迹象。同时还有信号表明中国对于全球性安全的追求会迫使其更加支持出口控制、核不扩散、航行自由等方面的规则。

　　2.中国会缓慢地承担有限的领导角色，推动全球治理核心机构的内部改革，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国领导人只对当下国际秩序的少数机构感到有“归属感”，并视中国为受惠者、“发起者”和“贡献者”。这主要包括联合国内那些机构，中国是其平等的一员;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新近受到欢迎的G20也被视作“世界上仅有的包括所有主权国家的相当成熟的多边治理机制”。就眼下而言，中国领导人显然意识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机遇有赖于参与和支持这些基础性机构，这些机构也为中国提供了“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平台”。承担起更多责任、往往行事克制的北京将迅速学会如何在这些机构内部进行领导。

　　中国对于这些机构的总体态度是通过更多有形与无形的贡献“支持其运作，增强其威信、效率和执行力”。然而，北京还试图“以适当的方式对其进行补充和改革，使其变得稳定、开放、包容、全面和可持续”。这意味着在维持现状的同时带有改革取向，推进国际机构的进一步“民主化”，也就是赋予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部更大的声音，并宣传以国企为中心的政策导向。在试图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内部关于规则的争论时，中国较少公开表示拒绝，而是更加灵活地加以选择，以推广以本国为核心的那些项目(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中本国的术语、概念及引用。

　　在许多方面，中国依然将试图以平等的标准彻底融入全球治理体系。这些标准不只包括完全市场经济体地位等未解决的问题。北京仍将受限于专业技术和外交能力的不足。

　　3.北京将利用以本国为中心的平台或“俱乐部”(金砖国家组织、“一带一路”倡议、G20)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促进自己的政策优先事项。

　　中国领导人乐于利用这些介于双边和多边之间的俱乐部与平台，实行软性治理，或是与全球治理相关的中介性功能。除了正在进行的金砖国家组织这一实验之外，中国对G20的全盘认可或许是近来对于全球治理态度转变的最重要例证。中国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中介者，中国领导人也将G20视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机构和主要平台。在未来几年，随着2016年在杭州成功举办的峰会，北京将试图在G20内推进自己的立场及规则偏好，并试图将G20从危机管理的工具转变为一项长期治理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中国展示自己的实力与吸引力。这一倡议被宣传为中国向全球提供公共品的平台——当然还包括更加精妙的合作形式，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当前的特征在于网络状的双边主义和峰会。“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北京对这一更具双边性的机构投入的关注与重视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北京会如何应对全球治理挑战。

　　4.中国会进一步补充和绕过现存体系，扩充地区性、多层次的安全与经济框架。

　　西方常常低估的是，由中国领导或参与领导的一套完整的地区性经济治理框架已经正在成形。固然尚未彻底成熟，但清迈倡议、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机构在地区层面上体现或是补充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功能。北京有可能加强对这些机构及其国际联系与嵌入性的支持与投入。以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为例，在试图发挥上述机构混合优势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在考虑由中国领导的更加先进的货币合作形式，作为本地区的长期愿景，但他们也意识到了根深蒂固的地区性权力斗争——尤其是与日本——所造成的限制。然而，北京与此同时也会寻求更加深入地参与地区金融市场、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技术性中央银行，以及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货币协调机制。

　　在安全领域，北京将继续积极地重塑地区机构和非正式安全框架，以扩张多层次的、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安全结构。这一安全结构网络扩大了中国双边防务外交的接触范围，旨在在地区层面上削弱美国的影响力，挑战现存的联盟形态，促进经济与安全合作的“协同进展”。正如数份重要的战略文件——例如2017年1月有关中国的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政策的白皮书——所指出的，北京将通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中国牵头的新型小型多边机制来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中国将此类小型多边框架作为进行双边安全互动之外的额外渠道，并由此强化了不对称性和中国的议程制定能力。

　　5.中国将强有力地把握住全球治理中新出现的问题和更具技术性的领域，以影响或是支配未来的规则制定。

　　北京某些最强有力乃至出人意料的举动将发生在全球规则制定尚显不足或正迅速变化的领域。中国领导人在2016年9月表示，“中国参与了海洋、极地、网络空间、外空、核安全、反腐败和气候变化等新领域的规则制定”。在这些领域，北京从相对具有竞争力的位置出发，相对而言较少受到既存结构的限制。因此，中国可以推动自己提出的治理动议，或是至少平等地与其他大国互动。在中国正占据领先地位的新兴市场与技术领域，北京尤其有可能推动其国际治理。这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等既存机构内的技术动议，有可能还会包括更具雄心的尝试，例如在电动汽车、无人机、数字货币、大数据和电子商务领域。

　　中国提出的动议在气候变化和网络空间等领域将产生不一样的后果。就全球气候治理而言，经过了数十年的争论以及国内的创新与研发之后，中国的决策者对于国际气候合作的追求是值得信赖的。事实上，中国将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一大重要支持者，还可能成为其推动者。这固然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其动机主要还是在于国内利益与国际承诺是一致的。相较之下，中国在多边论坛中宣传以国家为中心、以信息管控为重点的网络安全手段，这会继续与西方宣传开放、自由网络的行动发生冲突。这会导致多边组织内有关网络安全的辩论进一步僵持不下。中国会继续将网络安全概念及相关实践出口给俄罗斯等大国以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

　　对欧洲的影响

　　在接下来的数年内，北京的全球治理活动及承诺的特征将是，愈发明确但高度差异化地根据国内外政策需要来塑造既存的和新兴的框架。用一位知名中国观察家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会“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获得更大话语权来守护自己的利益，从而在提出中国主张的过程中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北京会越来越多地提出倡议、承担责任，并追求实现全球治理改革，以提升中国的战略地位。

　　中国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利益为基础的，有时候在试图令国际治理与变化的国内形势相一致时可能发生冲突，在这一意义上，也是比较容易预测的。在很大程度上，北京都曾在并仍将在体系内部行事。但重要的是，需要对中国的地区及全球定位，以及北京在国际治理不同领域的不同行为(分别倾向于改革、挑战和强硬)有着全面认识。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盒子’内部进行思考”这一态度的体现。然而，北京不仅仅试图通过有意识地运用多层次、富有适应性、实验性和差异性的手段来实现这一体系内权力节点的转移。在未来数年，观察者还将见证从象征到实质、从要求更加适合自己的空间到独具中国特色的政策建议等更加清晰的转变。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旨在令国际环境与其迅速变化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这些行为包括越来越多地在全球体系内宣传“中国经验”，即在政策内容方面的专长。此外还包括更加积极、自信地将其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治理方法向外部推广。显然，有助于中国国内议程的那些全球治理趋势将受到北京更加强力的支持。

　　尽管中国渴望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但在多数问题上，北京并没有清晰的政策取向乃至可行的方案。中国领导层意识到了搭顺风车或是回避等态度是不符合中国利益的，但如何发挥领导作用仍有待学习。中国提供全球公共品以及实行全球治理的方式仍然是实验性的，仍处在演化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特的。欧洲行为体将遇到这样一种流行于中国专家间的观点，即成功地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就已经是为全球治理做出的巨大贡献了。与此同时，专家和决策者中间正在出现的一场争论创造出了新的交流空间，事实上，中国的倡议是否适合且能够融入全球结构之中，有时候仅仅取决于具体形势以及此类建议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出台的复杂且不透明的方式。

　　中国定将成为全球治理转型过程中的伙伴和竞争者。欧洲需要充分接受这一现实：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和方式对于解决最为迫在眉睫的全球问题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中国还将推动国际秩序的碎片化、去中心化、改头换面，乃至部分的去西方化——这不仅仅体现在影响力的总体分布上，还体现在政策内容上。这意味着中国地位的上升会导致与自由主义式全球治理的系统性竞争更趋激烈，这反映了对于国内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不同假定。

 　　作者胡谧空(Mikko Huotari)，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地缘经济和国际安全项目主管

　　引言

　　中国的全球多边主义行为方式在2016/2017年达到了转折点。与美国放弃国际承诺的信号相比，中国领导人利用在2017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的主旨演讲等重要演说将中国定位为现存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捍卫者。

　　这种言语上的重新定位有许多方面不能全信，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中国牵头的新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已经开始了运作，中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各机构中的地位和分量也提高了，最佳象征是人民币在2016年秋天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除了物质上的贡献之外，北京在某些联合国行动中也发挥了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尤其是维和行动和发展项目。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还在2016年9月于杭州成功地举办了G20峰会，并且对《巴黎气候协定》的签署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在2016年全球治理体系的多起重大冲突中也占据着中心位置：北京拒绝接受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创建的一个法庭的裁决，并且因不被接受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完全市场经济体而对欧盟和美国发起了投诉。

　　这些矛盾的事态表明，中国在全球舞台的未来轨迹依然带有不确定性，需要对此加以细致分析。到2025年时，中国对待全球治理的政策在不同领域会有着不同的体现，表现为不同的服从程度和影响力，以及合作或冲突的不同结果。中国既不完全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拯救者，也不是破坏者，在某些领域会维持现状，在另一些领域会敦促改革，在某些领域还会持修正主义态度。过于简单地仅仅专注于修正主义或是全面融入，都不足以把握中国态度的差异性和微妙性，同时也无法认识到，不应将全球治理视作一系列静态的安排，而应视为一个不断流动的目标;就当下而言，这一体系仍然“充斥着后冷战时代的权力关系”。

　　中国的动议尚不足以取代既存秩序，相反，其目标主要是专注于现代化和根据中国利益来改造国际秩序的特定方面。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北京发现自己的全球治理努力遭到了两种不详结果的威胁。其一，认为中国行为过度的想法引发了修正主义指控和“中国威胁论”，并可能导致“现行秩序的捍卫者”更为激烈的反弹(即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其二，倘若中国对国际框架的支持和国际义务的承担均不够的话，也可能导致用于管控和解决冲突的全球结构遭到削弱(即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表明，中国依旧在融入国际社会，并通过自己愈发活跃的表现来改造各个机构及行为体。到2025年时，北京的利益及对于全球秩序的看法将在地区和全球多边机构中得到更大程度的体现。美国的部分退出可能会加速这一进程，但其主要动力还是在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改变。

　　利益的改变和差异化的策略

　　中国对于多边主义以及全球和地区治理机构的接纳经过了漫长的时间。除了少数关键例外，中国如今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往往是在言语上表示支持，以及普遍而言表示顺从。不过，中国对待多边主义和既有治理结构的态度要比普遍认为的更加具有活力，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精英根深蒂固地认为当下的国际秩序不够成熟，需进行深度改革。

　　中国对待全球治理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也反映了201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对于外交政策理论与实践态度的变化。简单来说，中国领导人显然跨过了“韬光养晦”的阶段，转而采取更加进取的外交政策。“奋发有为”，提出战略动议并采取自信且独特的“大国外交”，成了今日的信条。显然，国力的提升以及随之而来的自豪感为这样的结论奠定了基础：“中国对全球治理作出独特贡献，是完全可能的。”

　　2013年以来，召开了多个重大的外交政策会议;十三五计划也表示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除此之外，2016年9月政治局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学习也让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观察中国领导层希望在未来如何“重塑”国际治理体系。“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被列为与国际均势的变化及日益增多的国际挑战相一致的“时代潮流”。另外两处表述进一步总结了中国在看待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时对力量敏感和专注于国内的立场：全球治理结构有赖于国际均势，改革有赖于均势的改变;中国应专注于经济发展和国内事务，并增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声音。

　　就总体趋势而言，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将愈发积极，但有三项因素将决定中国在全球治理不同领域所采取的差异化策略。

　　首先，具体问题领域的态势——这是新的领域还是旧的领域，其他国家，尤其是既存治理框架的维护者，自身定位如何——决定了中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需克服多强的阻力。其次，中国利益及偏好的性质——是倾向于维持还是挑战现状——会对中国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这些利益或许与北京寻求更强的自主性和影响力有关，例如制度性的权力斗争和对国际影响力的争夺等问题;这些利益还可能在于通过有效的手段来影响嵌在治理安排内的实质与规范，或是追求具体的政策当务之急。无论是与实质相关还是与权力斗争相关的利益都与中国对于全球强国地位的追求、对相应作用的发挥，以及(在国内外)对自我形象的宣传有着内在联系。最后，中国的技术能力和有效的外交砝码及约束也与其在国际舞台上相互矛盾的作用有关(例如其地区行为和全球行为之间的张力，或是身为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这也将成为决定中国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是克制还是咄咄逼人的重要因素。

　　中国以差异化的方式参与全球治理可能造成的五种结果

　　在2025年之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时的差异化方式可能会导致以下五种结果，每种结果都向欧洲提出了特殊的挑战。

　　1.中国回避或是抗拒全球治理中的某些“自由主义”元素，这种态度会变得愈发明显，并常常导致中国反对改革或是绕过相关安排。

　　中国仍将十分小心谨慎地回避或是抗拒全球治理中那些哪怕只是潜在地有损中共合法性或是有可能危及当下国内政策轻重缓急的元素。中国目前对于自由主义全球治理微妙但坚决的抗拒体现在北京对待以TPP和TTIP等为代表的新一轮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浪潮时的不情愿态度，这些协议对透明度、劳工标准、跨界数据流动、限制国企特权的反垄断标准作出了规定，强化了市场竞争(尤其是针对政府采购)，并促进了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

　　北京不再只是单纯的回避，而是在更加主动地介入的同时继续抗拒现存的和新兴的与自由干涉主义、国际刑事司法及关键公约相关的“社会连带主义趋势”，包括第一代人权(体现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和对地雷及死刑的禁令。出于国内状况的改变，北京在劳工权益及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方面的某些立场可能会缓慢地与欧洲立场相趋同，《世界贸易组织环境产品协定》的成功谈判——取消绿色产品的贸易壁垒，以保护环境，遏制气候变化——或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进展将成为这一方面的良好迹象。同时还有信号表明中国对于全球性安全的追求会迫使其更加支持出口控制、核不扩散、航行自由等方面的规则。

　　2.中国会缓慢地承担有限的领导角色，推动全球治理核心机构的内部改革，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国领导人只对当下国际秩序的少数机构感到有“归属感”，并视中国为受惠者、“发起者”和“贡献者”。这主要包括联合国内那些机构，中国是其平等的一员;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新近受到欢迎的G20也被视作“世界上仅有的包括所有主权国家的相当成熟的多边治理机制”。就眼下而言，中国领导人显然意识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机遇有赖于参与和支持这些基础性机构，这些机构也为中国提供了“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平台”。承担起更多责任、往往行事克制的北京将迅速学会如何在这些机构内部进行领导。

　　中国对于这些机构的总体态度是通过更多有形与无形的贡献“支持其运作，增强其威信、效率和执行力”。然而，北京还试图“以适当的方式对其进行补充和改革，使其变得稳定、开放、包容、全面和可持续”。这意味着在维持现状的同时带有改革取向，推进国际机构的进一步“民主化”，也就是赋予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部更大的声音，并宣传以国企为中心的政策导向。在试图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内部关于规则的争论时，中国较少公开表示拒绝，而是更加灵活地加以选择，以推广以本国为核心的那些项目(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中本国的术语、概念及引用。

　　在许多方面，中国依然将试图以平等的标准彻底融入全球治理体系。这些标准不只包括完全市场经济体地位等未解决的问题。北京仍将受限于专业技术和外交能力的不足。

　　3.北京将利用以本国为中心的平台或“俱乐部”(金砖国家组织、“一带一路”倡议、G20)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促进自己的政策优先事项。

　　中国领导人乐于利用这些介于双边和多边之间的俱乐部与平台，实行软性治理，或是与全球治理相关的中介性功能。除了正在进行的金砖国家组织这一实验之外，中国对G20的全盘认可或许是近来对于全球治理态度转变的最重要例证。中国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中介者，中国领导人也将G20视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机构和主要平台。在未来几年，随着2016年在杭州成功举办的峰会，北京将试图在G20内推进自己的立场及规则偏好，并试图将G20从危机管理的工具转变为一项长期治理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中国展示自己的实力与吸引力。这一倡议被宣传为中国向全球提供公共品的平台——当然还包括更加精妙的合作形式，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当前的特征在于网络状的双边主义和峰会。“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北京对这一更具双边性的机构投入的关注与重视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北京会如何应对全球治理挑战。

　　4.中国会进一步补充和绕过现存体系，扩充地区性、多层次的安全与经济框架。

　　西方常常低估的是，由中国领导或参与领导的一套完整的地区性经济治理框架已经正在成形。固然尚未彻底成熟，但清迈倡议、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机构在地区层面上体现或是补充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功能。北京有可能加强对这些机构及其国际联系与嵌入性的支持与投入。以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为例，在试图发挥上述机构混合优势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在考虑由中国领导的更加先进的货币合作形式，作为本地区的长期愿景，但他们也意识到了根深蒂固的地区性权力斗争——尤其是与日本——所造成的限制。然而，北京与此同时也会寻求更加深入地参与地区金融市场、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技术性中央银行，以及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货币协调机制。

　　在安全领域，北京将继续积极地重塑地区机构和非正式安全框架，以扩张多层次的、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安全结构。这一安全结构网络扩大了中国双边防务外交的接触范围，旨在在地区层面上削弱美国的影响力，挑战现存的联盟形态，促进经济与安全合作的“协同进展”。正如数份重要的战略文件——例如2017年1月有关中国的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政策的白皮书——所指出的，北京将通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中国牵头的新型小型多边机制来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中国将此类小型多边框架作为进行双边安全互动之外的额外渠道，并由此强化了不对称性和中国的议程制定能力。

　　5.中国将强有力地把握住全球治理中新出现的问题和更具技术性的领域，以影响或是支配未来的规则制定。

　　北京某些最强有力乃至出人意料的举动将发生在全球规则制定尚显不足或正迅速变化的领域。中国领导人在2016年9月表示，“中国参与了海洋、极地、网络空间、外空、核安全、反腐败和气候变化等新领域的规则制定”。在这些领域，北京从相对具有竞争力的位置出发，相对而言较少受到既存结构的限制。因此，中国可以推动自己提出的治理动议，或是至少平等地与其他大国互动。在中国正占据领先地位的新兴市场与技术领域，北京尤其有可能推动其国际治理。这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等既存机构内的技术动议，有可能还会包括更具雄心的尝试，例如在电动汽车、无人机、数字货币、大数据和电子商务领域。

　　中国提出的动议在气候变化和网络空间等领域将产生不一样的后果。就全球气候治理而言，经过了数十年的争论以及国内的创新与研发之后，中国的决策者对于国际气候合作的追求是值得信赖的。事实上，中国将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一大重要支持者，还可能成为其推动者。这固然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其动机主要还是在于国内利益与国际承诺是一致的。相较之下，中国在多边论坛中宣传以国家为中心、以信息管控为重点的网络安全手段，这会继续与西方宣传开放、自由网络的行动发生冲突。这会导致多边组织内有关网络安全的辩论进一步僵持不下。中国会继续将网络安全概念及相关实践出口给俄罗斯等大国以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

　　对欧洲的影响

　　在接下来的数年内，北京的全球治理活动及承诺的特征将是，愈发明确但高度差异化地根据国内外政策需要来塑造既存的和新兴的框架。用一位知名中国观察家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会“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获得更大话语权来守护自己的利益，从而在提出中国主张的过程中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北京会越来越多地提出倡议、承担责任，并追求实现全球治理改革，以提升中国的战略地位。

　　中国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利益为基础的，有时候在试图令国际治理与变化的国内形势相一致时可能发生冲突，在这一意义上，也是比较容易预测的。在很大程度上，北京都曾在并仍将在体系内部行事。但重要的是，需要对中国的地区及全球定位，以及北京在国际治理不同领域的不同行为(分别倾向于改革、挑战和强硬)有着全面认识。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盒子’内部进行思考”这一态度的体现。然而，北京不仅仅试图通过有意识地运用多层次、富有适应性、实验性和差异性的手段来实现这一体系内权力节点的转移。在未来数年，观察者还将见证从象征到实质、从要求更加适合自己的空间到独具中国特色的政策建议等更加清晰的转变。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旨在令国际环境与其迅速变化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这些行为包括越来越多地在全球体系内宣传“中国经验”，即在政策内容方面的专长。此外还包括更加积极、自信地将其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治理方法向外部推广。显然，有助于中国国内议程的那些全球治理趋势将受到北京更加强力的支持。

　　尽管中国渴望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但在多数问题上，北京并没有清晰的政策取向乃至可行的方案。中国领导层意识到了搭顺风车或是回避等态度是不符合中国利益的，但如何发挥领导作用仍有待学习。中国提供全球公共品以及实行全球治理的方式仍然是实验性的，仍处在演化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特的。欧洲行为体将遇到这样一种流行于中国专家间的观点，即成功地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就已经是为全球治理做出的巨大贡献了。与此同时，专家和决策者中间正在出现的一场争论创造出了新的交流空间，事实上，中国的倡议是否适合且能够融入全球结构之中，有时候仅仅取决于具体形势以及此类建议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出台的复杂且不透明的方式。

　　中国定将成为全球治理转型过程中的伙伴和竞争者。欧洲需要充分接受这一现实：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和方式对于解决最为迫在眉睫的全球问题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中国还将推动国际秩序的碎片化、去中心化、改头换面，乃至部分的去西方化——这不仅仅体现在影响力的总体分布上，还体现在政策内容上。这意味着中国地位的上升会导致与自由主义式全球治理的系统性竞争更趋激烈，这反映了对于国内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不同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