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Frans-Paul van der Putten，系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中国与大国打交道的方式取决于两大总揽一切的目标。首先是消除源自大国的对中国安全的潜在威胁;其次是与大国合作，打造一个稳定、有利于建设性的经济交往的国际环境。本章将指出中国外交政策中与这两大目标相关的动向，其目的在于评估中国在2020年代中期之前可能采取的与大国打交道的方式。

　　中国的大国观

　　在1970年代，毛泽东将国家区分为三类：超级大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根据这一观点，美国和苏联这两大超级大国构成了第一世界。邓小平在1974年的联合国大会上阐述了毛泽东的世界观，他表示：“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两个超级大国被认为瓜分并主宰了发达国家(第二世界)，并且在你争我夺地试图控制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在邓小平看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有义务对抗超级大国的霸权倾向。

　　尽管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以及“超级大国”这一术语已不再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中出现，但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体现了对于全球秩序的等级制观念。不过，“三个世界”的等级划分已演变成了二元模式：如今，中国政府将世界各国区分为“大国”和“中小国家”。这些术语看上去指的是地理面积或人口规模，但主要评判标准并非如此。中国将日本视作亚太地区的大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却并未被视为这一地区的大国。在中国的官方声明中，“大国”一词所指更多是国际影响力，而非相对规模，因此更接近于英语里的“great power”一词。在这样的语境下，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更愿意将“大国”翻译为“major country”而非“great power”，目的正在于避免与过去的“超级大国”(superpower)一词产生联系，从而避免唤起对于霸权主义的记忆。除了日本之外，其他被中国政府视作大国的国家或行为体还包括中国自己、美国、俄罗斯、印度、欧盟(及其规模最大的成员国)，或许还包括巴西和南非。

　　中国将自己既视作大国，又视作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表明中国政府区分出了两类大国：一类是发达国家，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类似的，中国领导人总是将中国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美国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对大国进行了进一步的划分，将美国和中国视作两类大国事实上的领头羊。

　　消除来自其他大国的威胁

　　传统上，中华帝国在与其他大国打交道时的首要外交政策目标便是消除这些国家危及自身国家安全的可能性。本质上这是一种“边缘”地缘政治学，旨在协调与强大邻国的关系。防止或是抗衡地区强权对中国的弱小邻国进行军事干涉，便是这一战略的组成部分。自19世纪中叶以后，在外部压力之下，中国应对大国的方式变得国际化了。此时的主要威胁不仅仅来自邻国，还来自欧洲和美国。当时的大国包括英国、俄国、日本、美国、德国和法国。就其危害中国安全的可能性而言，在地理上是否与中国接近已不再重要。凭借着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优越地位，这些现代大国将中国的多数邻国都变为了殖民地，并且从中国攫取了诸多特权，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这段经历依然在塑造着中国对待当下以及未来那些会削弱地理保护的技术的态度，例如认为网络信息的自由流动会危及其意识形态安全。类似的，由于担心外国敌人通过全球供应链在关键的基础设施中植入不利因素，长期以来网络空间也一直被视为会削弱地理保护的一大威胁。

　　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不再将俄罗斯视为首要威胁，美国也就成为19世纪曾烦扰中国的大国中让中国担心的主要国家。中国的历史经验认为，无论是出于经济、地缘政治，还是意识形态原因，任何比中国更加强大的全球性大国都倾向于削弱中国。换句话说，只要感到其他国家比自己更加强大，中国政府就会继续感到受到威胁。尽管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敌对关系主要发生在东亚，但中国却将其置于全球语境之下加以考虑。如今，中国的主要安全利益已经远不限于周边地区，还包括在全世界获取原材料、市场和技术。作为全球大国的美国不仅有能力干涉中国国内事务或是其与邻国的关系，还能够阻挠中国通往海外地区。

　　为了反制美国损害中国利益的能力，中国的策略与冷战时代相比也有了进一步的演化。当时中国反对超级大国干涉自己的周边，并利用超级大国之间的敌对关系，而且将发展中国家的反殖情绪作为自己的战略基础。如今，中国在这三方面都进一步发展和强化了自己的战略。

　　首先，中国试图逐步破坏美国与其亚太盟友之间的安全联系。中国慢慢地提升在南海和东海的战略地位，美国政府要想让地区盟友相信自己在长期有能力反制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是越来越难了。归根结底，对于这一策略而言，日本是最为重要的目标。只有当日本能够且愿意继续充当美国的关键地区盟友时，美国才能保持自己在东亚的制衡者地位。中国并不急于将美国逐出这一地区，但正在稳步地为后美国时代的区域秩序做准备。

　　其次，中国一直在宣传多极世界的理念。通过这一主张，中国鼓励俄罗斯、欧盟、欧洲大国，乃至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地区性列强采取独立于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国对于“金砖国家集团”的支持部分动机就在于加强世界的多极性。

　　第三，就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言，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所有国家都有权遵循自己的发展路径。潜在的讯息就是，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外交政策强调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发展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但这并不一定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中国政府试图削弱美国及其盟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与此同时，北京常常指出，作为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中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经历。于是中国便提出在国际关系中应尊重异于西方宣扬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政治多样性。2013年，中国进一步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这一倡议，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及其盟友所奉行的传统的发展合作是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需求的。与之相反，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为加快大片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巨额资金。中国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策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都并不仅仅在于提升中国的影响力、削弱西方的影响力，但必须认定，中国领导层对于这一政策会对中美地缘政治关系造成何种长期影响是了然于胸的。美国政府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要么反对中国的倡议(风险则是被视作在破坏这一大型发展计划)，要么支持这一倡议(风险是削弱了自己长期以来坚持的发展道路的合法性)。保持战略耐心和消极态势可能对美国更加有利，如果其认定中国的全球发展道路长期来看难以成功的话。但至少就当下而言，不介入也就等同于任由中国进一步发展并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当下应对来自美国之外大国潜在威胁的方式与其对美战略紧密相关。尽管日本、印度和俄罗斯都是有可能损害中国利益的大国，但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它们主要是地区性而非全球性强国，并且远远不如美国强大。中国并不认为欧洲、巴西和南非会构成潜在威胁。中国在与其他强国打交道时的美国中心主义在日本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作为美国的盟国，东京执行独立的对华地缘政治战略的能力是有限的。来自日本的主要威胁在于，它强化了美国的地位，但与此同时，华盛顿也强烈地希望防止中日再起冲突。至少就当下而言，美国的这一态度使得日本不可能采取激烈的反华政策，也使得中国的对日安全政策成为对美安全政策的附属品。尽管如此，即使美国继续保障日本的安全，华盛顿管控中日关系的能力仍是有限度的，也并不能排除中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由于北京和莫斯科都将美国视作威胁，中俄回归冷战时的敌对关系同样不太可能。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苏联的解体极大地强化了美国与中国打交道时的地位，使得中国务必与俄罗斯达成有限但必要的战略一致。此外，两国解决了所有边界争议，并且都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这也有助于中俄建立良好的关系。上海合作组织有助于稳定中亚地区的中俄关系，在该地区，俄罗斯是传统强国，而中国的影响力也在上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启动，该组织还将有助于缓和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冲突。不过，中俄之间合作关系的基础仍然在于两国都将美国视为重大威胁。至于印度，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依靠军事威慑以及与巴基斯坦的密切关系来制约印度的潜在威胁。在过去，来自印度的威胁主要限于边界争端和流亡藏人;但印度和中国在对方的临近区域都将变得愈发活跃，新德里和华盛顿之间的战略关系也在日益强化，因此，中国对美国的担忧会在对印政策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管控国际环境

　　中国大国政策的第二个也是较新的目标在于维持有利于本国主要利益的稳定的全球秩序。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取得了大国地位，包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后，中国才有能力与其他大国为了共同管控国际秩序而展开合作。

　　对于中国与其他大国就维护国际稳定展开合作而言，联合国安理会依然是最为重要的舞台。安理会通过的每一项决议事实上都是五大常任理事国合作的结果。中国就安理会决议的投票表现在过去数十年间发生了明显转变。起初除非感到事关自己的重大安全利益，否则中国会选择弃权;如今中国的表现愈发主动。北京通常都会支持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其动机并非在于削弱美国在非洲等地的影响力，而是在于强化联合国这一机构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而这是符合中国利益的。保护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利益也是因素之一，但并非主要因素，中国对于联合国在马里展开的行动所做出的贡献就是一个明证。中国政府还和其他大国一道，应对朝鲜半岛的稳定问题和伊朗核问题。就这两个案例而言，中国政府都认为有必要与其他大国合作，建立地区稳定机制。同样的，就这些案例而言，北京也并未试图孤立美国。在某些问题上，北京甚至将美国视为首要合作伙伴。2014年中美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协议构成了多边的巴黎气候协定的基础，这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由于特朗普在2017年否决了这一协定，这只是个昙花一现的例子)。

　　2020年代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

　　中国当下的大国战略有两大要素。首先，中国政府继续将美国视为首要威胁。其次，通过与其他大国的协调及合作来管控国际体系。第二点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中国不再将美国视作事关生死存亡的威胁后，其大国战略将步入新的阶段。届时，为了维持国际环境的稳定而与其他大国打交道将成为更加重要的目标。与此同时，北京应对来自其他大国的潜在威胁的策略也将不同于今日。外国将不太可能构成事关生死存亡的威胁，中国也许可以通过双边的方式，或是在区域框架之内，来解决与其他大国的紧张关系。这将使得中国在全球层面上能够专注于合作。

　　当然，预测当下这个阶段将持续多长时间，是一件微妙的任务。到202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预期将实现成为“中等富裕国家”的官方目标，从而开始向下一个目标迈进，即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按照许多指标来看，今日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因此将“富强”作为长期目标也许就意味着创造出这样一种环境：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都无法对中国构成事关生死存亡的威胁。美国对中国与近邻的关系进行军事干涉的能力(或意愿)的大幅下降，将标志着这一目标的实现。即使中国领导层预期这样的变化会在2021至2049年间发生，这也不是中国能够独力掌控的。存在不确定性的不仅仅是这一转变的过程，还包括北京和华盛顿是否有能力避免在彼此之间爆发大型军事冲突。

　　就当下而言，中国之所以将美国视作主要威胁，是因为美国是个全球性大国。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在某些问题上也将美国视为伙伴。关于未来，一个重大问题在于，这两大目标——消除来自美国的威胁，与之合作以稳定国际体系——之间的张力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会如何显现。中国领导层提出了这样的方案：“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表明两国可以相互合作——也许是以非正式的G2模式——前提是彼此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用中国领导人的话来说就是：“在2013年的阳光之乡会晤中，两国领导人就共同打造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重要的一致。这是我们基于历史经验、相互状况和世界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在美国看来，问题在于，这一方案为愈发强大的中国争取到了时间。美国面临着这样的未来：中国逐步扩张自己的全球影响力，但长期来看，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尊重却是存疑的。与此同时，美国对这样的不确定性会作何反应，尚不得而知。美国可以要么遏制中国的崛起，这有可能导致直接对抗;要么试图利用仍然身为世界头号大国的优势来与中国讨价还价，同时/或是创造出一个在未来会激励中国继续尊重国际规则的环境。另一方面，只要美国的相对实力继续衰退，时间就站在中国这一边。因此，中国渴望避免重大冲突，并且保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合作，以加强和巩固全球秩序。

 　　作者Frans-Paul van der Putten，系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中国与大国打交道的方式取决于两大总揽一切的目标。首先是消除源自大国的对中国安全的潜在威胁;其次是与大国合作，打造一个稳定、有利于建设性的经济交往的国际环境。本章将指出中国外交政策中与这两大目标相关的动向，其目的在于评估中国在2020年代中期之前可能采取的与大国打交道的方式。

　　中国的大国观

　　在1970年代，毛泽东将国家区分为三类：超级大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根据这一观点，美国和苏联这两大超级大国构成了第一世界。邓小平在1974年的联合国大会上阐述了毛泽东的世界观，他表示：“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两个超级大国被认为瓜分并主宰了发达国家(第二世界)，并且在你争我夺地试图控制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在邓小平看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有义务对抗超级大国的霸权倾向。

　　尽管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以及“超级大国”这一术语已不再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中出现，但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体现了对于全球秩序的等级制观念。不过，“三个世界”的等级划分已演变成了二元模式：如今，中国政府将世界各国区分为“大国”和“中小国家”。这些术语看上去指的是地理面积或人口规模，但主要评判标准并非如此。中国将日本视作亚太地区的大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却并未被视为这一地区的大国。在中国的官方声明中，“大国”一词所指更多是国际影响力，而非相对规模，因此更接近于英语里的“great power”一词。在这样的语境下，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更愿意将“大国”翻译为“major country”而非“great power”，目的正在于避免与过去的“超级大国”(superpower)一词产生联系，从而避免唤起对于霸权主义的记忆。除了日本之外，其他被中国政府视作大国的国家或行为体还包括中国自己、美国、俄罗斯、印度、欧盟(及其规模最大的成员国)，或许还包括巴西和南非。

　　中国将自己既视作大国，又视作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表明中国政府区分出了两类大国：一类是发达国家，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类似的，中国领导人总是将中国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美国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对大国进行了进一步的划分，将美国和中国视作两类大国事实上的领头羊。

　　消除来自其他大国的威胁

　　传统上，中华帝国在与其他大国打交道时的首要外交政策目标便是消除这些国家危及自身国家安全的可能性。本质上这是一种“边缘”地缘政治学，旨在协调与强大邻国的关系。防止或是抗衡地区强权对中国的弱小邻国进行军事干涉，便是这一战略的组成部分。自19世纪中叶以后，在外部压力之下，中国应对大国的方式变得国际化了。此时的主要威胁不仅仅来自邻国，还来自欧洲和美国。当时的大国包括英国、俄国、日本、美国、德国和法国。就其危害中国安全的可能性而言，在地理上是否与中国接近已不再重要。凭借着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优越地位，这些现代大国将中国的多数邻国都变为了殖民地，并且从中国攫取了诸多特权，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这段经历依然在塑造着中国对待当下以及未来那些会削弱地理保护的技术的态度，例如认为网络信息的自由流动会危及其意识形态安全。类似的，由于担心外国敌人通过全球供应链在关键的基础设施中植入不利因素，长期以来网络空间也一直被视为会削弱地理保护的一大威胁。

　　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不再将俄罗斯视为首要威胁，美国也就成为19世纪曾烦扰中国的大国中让中国担心的主要国家。中国的历史经验认为，无论是出于经济、地缘政治，还是意识形态原因，任何比中国更加强大的全球性大国都倾向于削弱中国。换句话说，只要感到其他国家比自己更加强大，中国政府就会继续感到受到威胁。尽管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敌对关系主要发生在东亚，但中国却将其置于全球语境之下加以考虑。如今，中国的主要安全利益已经远不限于周边地区，还包括在全世界获取原材料、市场和技术。作为全球大国的美国不仅有能力干涉中国国内事务或是其与邻国的关系，还能够阻挠中国通往海外地区。

　　为了反制美国损害中国利益的能力，中国的策略与冷战时代相比也有了进一步的演化。当时中国反对超级大国干涉自己的周边，并利用超级大国之间的敌对关系，而且将发展中国家的反殖情绪作为自己的战略基础。如今，中国在这三方面都进一步发展和强化了自己的战略。

　　首先，中国试图逐步破坏美国与其亚太盟友之间的安全联系。中国慢慢地提升在南海和东海的战略地位，美国政府要想让地区盟友相信自己在长期有能力反制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是越来越难了。归根结底，对于这一策略而言，日本是最为重要的目标。只有当日本能够且愿意继续充当美国的关键地区盟友时，美国才能保持自己在东亚的制衡者地位。中国并不急于将美国逐出这一地区，但正在稳步地为后美国时代的区域秩序做准备。

　　其次，中国一直在宣传多极世界的理念。通过这一主张，中国鼓励俄罗斯、欧盟、欧洲大国，乃至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地区性列强采取独立于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国对于“金砖国家集团”的支持部分动机就在于加强世界的多极性。

　　第三，就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言，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所有国家都有权遵循自己的发展路径。潜在的讯息就是，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外交政策强调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发展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但这并不一定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中国政府试图削弱美国及其盟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与此同时，北京常常指出，作为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中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经历。于是中国便提出在国际关系中应尊重异于西方宣扬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政治多样性。2013年，中国进一步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这一倡议，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及其盟友所奉行的传统的发展合作是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需求的。与之相反，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为加快大片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巨额资金。中国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策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都并不仅仅在于提升中国的影响力、削弱西方的影响力，但必须认定，中国领导层对于这一政策会对中美地缘政治关系造成何种长期影响是了然于胸的。美国政府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要么反对中国的倡议(风险则是被视作在破坏这一大型发展计划)，要么支持这一倡议(风险是削弱了自己长期以来坚持的发展道路的合法性)。保持战略耐心和消极态势可能对美国更加有利，如果其认定中国的全球发展道路长期来看难以成功的话。但至少就当下而言，不介入也就等同于任由中国进一步发展并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当下应对来自美国之外大国潜在威胁的方式与其对美战略紧密相关。尽管日本、印度和俄罗斯都是有可能损害中国利益的大国，但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它们主要是地区性而非全球性强国，并且远远不如美国强大。中国并不认为欧洲、巴西和南非会构成潜在威胁。中国在与其他强国打交道时的美国中心主义在日本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作为美国的盟国，东京执行独立的对华地缘政治战略的能力是有限的。来自日本的主要威胁在于，它强化了美国的地位，但与此同时，华盛顿也强烈地希望防止中日再起冲突。至少就当下而言，美国的这一态度使得日本不可能采取激烈的反华政策，也使得中国的对日安全政策成为对美安全政策的附属品。尽管如此，即使美国继续保障日本的安全，华盛顿管控中日关系的能力仍是有限度的，也并不能排除中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由于北京和莫斯科都将美国视作威胁，中俄回归冷战时的敌对关系同样不太可能。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苏联的解体极大地强化了美国与中国打交道时的地位，使得中国务必与俄罗斯达成有限但必要的战略一致。此外，两国解决了所有边界争议，并且都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这也有助于中俄建立良好的关系。上海合作组织有助于稳定中亚地区的中俄关系，在该地区，俄罗斯是传统强国，而中国的影响力也在上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启动，该组织还将有助于缓和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冲突。不过，中俄之间合作关系的基础仍然在于两国都将美国视为重大威胁。至于印度，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依靠军事威慑以及与巴基斯坦的密切关系来制约印度的潜在威胁。在过去，来自印度的威胁主要限于边界争端和流亡藏人;但印度和中国在对方的临近区域都将变得愈发活跃，新德里和华盛顿之间的战略关系也在日益强化，因此，中国对美国的担忧会在对印政策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管控国际环境

　　中国大国政策的第二个也是较新的目标在于维持有利于本国主要利益的稳定的全球秩序。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取得了大国地位，包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后，中国才有能力与其他大国为了共同管控国际秩序而展开合作。

　　对于中国与其他大国就维护国际稳定展开合作而言，联合国安理会依然是最为重要的舞台。安理会通过的每一项决议事实上都是五大常任理事国合作的结果。中国就安理会决议的投票表现在过去数十年间发生了明显转变。起初除非感到事关自己的重大安全利益，否则中国会选择弃权;如今中国的表现愈发主动。北京通常都会支持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其动机并非在于削弱美国在非洲等地的影响力，而是在于强化联合国这一机构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而这是符合中国利益的。保护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利益也是因素之一，但并非主要因素，中国对于联合国在马里展开的行动所做出的贡献就是一个明证。中国政府还和其他大国一道，应对朝鲜半岛的稳定问题和伊朗核问题。就这两个案例而言，中国政府都认为有必要与其他大国合作，建立地区稳定机制。同样的，就这些案例而言，北京也并未试图孤立美国。在某些问题上，北京甚至将美国视为首要合作伙伴。2014年中美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协议构成了多边的巴黎气候协定的基础，这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由于特朗普在2017年否决了这一协定，这只是个昙花一现的例子)。

　　2020年代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

　　中国当下的大国战略有两大要素。首先，中国政府继续将美国视为首要威胁。其次，通过与其他大国的协调及合作来管控国际体系。第二点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中国不再将美国视作事关生死存亡的威胁后，其大国战略将步入新的阶段。届时，为了维持国际环境的稳定而与其他大国打交道将成为更加重要的目标。与此同时，北京应对来自其他大国的潜在威胁的策略也将不同于今日。外国将不太可能构成事关生死存亡的威胁，中国也许可以通过双边的方式，或是在区域框架之内，来解决与其他大国的紧张关系。这将使得中国在全球层面上能够专注于合作。

　　当然，预测当下这个阶段将持续多长时间，是一件微妙的任务。到202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预期将实现成为“中等富裕国家”的官方目标，从而开始向下一个目标迈进，即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按照许多指标来看，今日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因此将“富强”作为长期目标也许就意味着创造出这样一种环境：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都无法对中国构成事关生死存亡的威胁。美国对中国与近邻的关系进行军事干涉的能力(或意愿)的大幅下降，将标志着这一目标的实现。即使中国领导层预期这样的变化会在2021至2049年间发生，这也不是中国能够独力掌控的。存在不确定性的不仅仅是这一转变的过程，还包括北京和华盛顿是否有能力避免在彼此之间爆发大型军事冲突。

　　就当下而言，中国之所以将美国视作主要威胁，是因为美国是个全球性大国。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在某些问题上也将美国视为伙伴。关于未来，一个重大问题在于，这两大目标——消除来自美国的威胁，与之合作以稳定国际体系——之间的张力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会如何显现。中国领导层提出了这样的方案：“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表明两国可以相互合作——也许是以非正式的G2模式——前提是彼此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用中国领导人的话来说就是：“在2013年的阳光之乡会晤中，两国领导人就共同打造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重要的一致。这是我们基于历史经验、相互状况和世界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在美国看来，问题在于，这一方案为愈发强大的中国争取到了时间。美国面临着这样的未来：中国逐步扩张自己的全球影响力，但长期来看，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尊重却是存疑的。与此同时，美国对这样的不确定性会作何反应，尚不得而知。美国可以要么遏制中国的崛起，这有可能导致直接对抗;要么试图利用仍然身为世界头号大国的优势来与中国讨价还价，同时/或是创造出一个在未来会激励中国继续尊重国际规则的环境。另一方面，只要美国的相对实力继续衰退，时间就站在中国这一边。因此，中国渴望避免重大冲突，并且保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合作，以加强和巩固全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