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文丽（Alice Ekman），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亚洲研究中心中国问题研究主任

　　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内向型的：优先考虑国内经济发展，中国承担不起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35年后，这种方法进行了重大调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外交政策不那么鼓励“韬光养晦”，而是鼓励“奋发有为”。鉴于这些指导思想上的转变，中国的外交已经变得更加积极，在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采取了主动行动。

　　经济发展是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驱动力

　　毫无疑问，中国的外交政策继续主要由国内经济发展的目标来塑造，尽管其他因素——如习近平的个性和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框架——的重要性也在上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根植于中国东部和西部地区长期存在的经济发展差距，以及中国共产党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在支撑其合法性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习近平在2013年秋发起的新丝绸之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或官方术语的“一带一路”）是专门为解决国家的经济短板而设计的，最引人注目的途径是该国那些最贫困省份的开放和为目前正处理大量过剩产能的行业（建筑业、钢铁和煤炭等行业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寻找海外市场机会。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也希望在其大周边加强基础设施网络（包括港口、机场、公路、铁路、管道、电信、海底电缆和卫星），可以适时促进区域内的贸易，最重要的是，通过替代路线将中国商品运往欧洲市场，绕开马六甲海峡的扼点。“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被视为继20世纪90年代末推出的“走出去”政策——该政策旨在将中国企业国际化——之后，一项更雄心勃勃的后续行动，同时也可被视为国内经济发展在塑造中国国际地位方面具中心作用的又一迹象。这种国际化趋势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它具有重大的外交政策含义，使中国在远离其边境的外部冲击中暴露出来——在它有大量投资的苏丹、缅甸或利比亚等国。即使中国选择不直接卷入内部或地区冲突，中国政府——以及重要的国有企业——也必须更好地评估和预测所在国家的风险，以避免对中国公民造成潜在的伤害并避免经济损失。

　　在过去二十年里，国内能源和原材料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取向，因为中国的能源净需求已经大幅增长，从2000年的113.4万吨油当量增至2015年的308万吨，几乎增加了两倍。因此，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在这一时期迅速增加，扩大了国内外的能源基础设施，增加了中国在包括非洲和中东在内的许多地区的存在。这些对外投资进一步突出了经济与安全的关联，凸显了上述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和资产的必要性——这是中国外交和企业日益担忧的一个问题。

　　习近平：更有雄心、更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

　　尽管从一位主席到另一位主席，中国总体外交政策取向的很大连续性是可观察到的，但每位主席的个性都很重要。自2013年3月习近平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抱负和方法已打上一系列重大调整的标记。习近平迅速巩固了他在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上的领导地位（指导大多数与外交事务有关的内部会议，加强“顶层设计”和协调，推出新的概念和计划，增加出国访问的次数），雄心勃勃地制定对中国的周边和其他地区的长期外交政策战略。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外交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所采取的主动行动的总体数量一直在快速增加。中国正在加强其在现有的多边会议（如“二十国集团”）的存在，并巩固其已创建的新组织（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区域合作框架或“一带一路”峰会）。

　　除了制度上的行动主义，在当前的领导层领导下，概念创新也受到鼓励。中国最近创造了新外交政策概念——如“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现在，正在通过重大的公共外交努力来推广它们，最终的目标是将它们确立为主流的地区和国际概念。考虑到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到这些工作中、通过一系列的推广渠道来进行（由政府领导，得到政府下属媒体、学术机构、海外侨民协会、国有企业等的支持），这些概念在未来几年渗透到外交政策术语中的可能性很高。中国外交官已经成功地将它们纳入多边会议声明中——这些声明公开引用了它们（包括一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1］、一份二十国集团联合声明以及“一带一路”论坛的演讲和协议）。

　　总的来说，在实践和概念上，习近平都把邓小平的“韬晦”外交政策及其遗产翻了页。这就是说，当涉及在所在地区的核心利益时——例如，当涉及两岸关系、在东海和南海的主权主张时——中国的外交政策立场似乎更具战略性、预期性和清晰性，相较之下，当涉及远方发生的并被认为与中国当前的重点不直接相关的其他问题——例如叙利亚或乌克兰危机——时，就并非如此。

　　中国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维度

　　中国的外交手法常常被认为是务实的，根据实际的具体情况和利害攸关的国家利益的性质来调整。自从邓小平摆脱了毛泽东时代更多由意识形态驱动的外交政策取向以来，一直如此。与此同时，这个时代的一些传统意识形态今天继续在渗透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应被轻易忽视。与他的前任胡锦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手法让其意识形态基础发挥更大的作用。

　　首先，中国今天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是由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信念推动的，这一信念即是时候让中华民族重新获得国际认可和尊重了。北京方面认为，中国现在有经济能力支持更有雄心的外交政策，这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取代“百年耻辱”的集体创伤——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要这样说，尽管中国的官方交流充满了民族主义式的引用，但大众民族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舆论对外交政策的通常影响，仍不应被高估。共产党很清楚，民族主义对政治稳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党通过各种线上和线下工具来监视甚至审查舆论——先发制人，或者当党认为舆论表达偏离了官方立场太远的任何时候。

　　除了民族主义之外，中国对抗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美国首当其冲——的传统对其外交政策的话语和方向形成很大影响。中国正在越来越推广建立一种基于伙伴关系而非联盟体系的别样的国际关系模式（当然不是美国领导的）［2］。中国也在推进另一种发展和治理模式，对“华盛顿共识”提出质疑，并将自己定位为“方案”的提供者，明确指出它所认为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弱点。这一行动是通过针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官员的培训项目得到支持的，这些项目在实践培训之外通常还包括意识形态成分。中国还试图提升其作为解决方案提供者的形象，这方面的途径包括通过国际媒体——现在用当地语言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广播——还包括通过多边会议，参与（例如，2017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或自己组织（如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论坛）。

　　民族主义、对西方的历史怨恨以及对联盟的厌恶，这些意识形态思潮常常交织在一起。虽然并非全部——其他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比如对世界政治的现实主义观点，也影响决策——它们构成了今天中国外交政策沟通和取向的总体框架。

　　2025年预测

　　到目前为止，中国外交政策行动的步伐似乎并没有受到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行动的数量并不少，而且看起来也至少依旧雄心勃勃。情况正是，就“一带一路”倡议而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行业现在参与其中，正在准备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并发出新的呼吁要求扩大附属机构网络、扩大合作机制。

　　到目前为止，偶尔出现的一些问题还没有导致中国外交政策雄心的缩减，主要是因为中国对其外交政策采取了长远的眼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后的2050年，被视为前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里程碑，并全面落实迄今为止启动的外交行动。中国领导层希望届时能带来重大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回报，预计到2020年将会有初步成果——其时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全国的庆祝活动将在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两年举行。在这些截止日期之前，中国将尝试把其积极主动的跨地区经济外交的各种举措（特别是对上述“一带一路”框架下战略基础设施的投资，该框架由港口、机场、铁路、管道、电信、海底电缆和卫星组成）贯穿起来以获得超越其邻近地区的后勤和地缘战略优势。鉴于围绕“一带一路”的大规模宣传，若在这些设定的最后期限前未能取得成果，将严重影响国内对习近平的时代和遗产的评价。

　　雄心和期望很高，但中国领导层认为当前的国际氛围总体上是有利的，而且似乎越来越自信地认为自己有能力充分利用这一背景。自2008年秋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以及中国经济对危机冲击的抵抗相对强劲以来，这种信念得到了强化。这场危机帮助提升了中国在全球层面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国际社会总体上相当积极地接受中国外交发出的提议，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进一步支持了中国外交的自信。尽管现在评估它们的最终前景还为时过早，但鉴于媒体在国际上的广泛报道以及在早期阶段表明参与兴趣的国家数量众多，这些倡议的启动本身被北京认为是成功的。

　　随着这种复现的自信和认为当前的环境是有利的这一看法，北京的外交政策可能会继续增加其关于制度的倡议的数量并使其多样化。中国可能会在现有国际治理结构的诸领域比如金融和贸易领域保持积极主动。但中国也同样表示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来塑造仍在建构中的全球治理，包括在像网络空间、外空和气候变化等非传统领域的全球治理（本报告的第三部分将对中国未来的角色和对全球治理的贡献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决心领导（“引导”，根据官方术语）全球治理重组进程，北京将继续把自己定位为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主要支持者。在这方面，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是一个分水岭。2017年1月习近平在达沃斯和日内瓦发表的演讲中，通过将自己定位为“经济全球化”（这一词语被他在演讲中重复提到了30多次）的坚定捍卫者，来与英国脱欧、“美国优先”——比如保护主义和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划清界限。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总统，也被北京方面视为机会，来巩固中国作为一个成功、积极国家的形象，并且来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形象形成对比——这些自由民主国家被描绘为软弱无力且在从世界上撤退。

　　就在中国抓住特朗普当选带来的眼前机遇之际，中国的雄心以一个更长期的全球治理战略而为人所知，在计划、协调或财政支持方面，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匹敌。这一制度支柱表明，除了口头声明之外，中国确实能够成功地按照自己的雄心重组全球治理。考虑到习近平的决心，只有严重的经济衰退和资源流失才能导致那些雄心被降低。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不太可能回到邓小平时代那种“低调”的做法，原因是习近平对其的重大转变以及中国经济、外交方面目前在海外的存在规模和利益规模。

　　在中国外交政策上，越来越积极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中国必然会更多地卷入国际危机——这些危机被中国认为是次要的或代价高昂、难以解决的。情况是，中国将在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机构中寻求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强的发言权——尤其是为了加强自己的能力以避免国际社会干预其利益。

　　毫无疑问，习近平的个人眼界和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任何关于中国即将推出的外交政策取向的预测，都需要考虑到国内政治议程并且首要的是习近平将继续掌权的年限。最有可能的是，他将担任国家主席至少到2022年。……习近平……已经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理念、方法、制度和雄心进行了如此大的改变，以至于这些变化可能会在他的任期之后持续下去。

　　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78期；本文原文为英文，系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报告(EUISS Reports)第35期，由Eva Pejsova主编，于2017年7月首刊于该所网站(https://www.iss.europa.eu/content/chinese-futures-horizon-2025)。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文/范文丽（Alice Ekman），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亚洲研究中心中国问题研究主任

　　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内向型的：优先考虑国内经济发展，中国承担不起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35年后，这种方法进行了重大调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外交政策不那么鼓励“韬光养晦”，而是鼓励“奋发有为”。鉴于这些指导思想上的转变，中国的外交已经变得更加积极，在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采取了主动行动。

　　经济发展是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驱动力

　　毫无疑问，中国的外交政策继续主要由国内经济发展的目标来塑造，尽管其他因素——如习近平的个性和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框架——的重要性也在上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根植于中国东部和西部地区长期存在的经济发展差距，以及中国共产党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在支撑其合法性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习近平在2013年秋发起的新丝绸之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或官方术语的“一带一路”）是专门为解决国家的经济短板而设计的，最引人注目的途径是该国那些最贫困省份的开放和为目前正处理大量过剩产能的行业（建筑业、钢铁和煤炭等行业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寻找海外市场机会。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也希望在其大周边加强基础设施网络（包括港口、机场、公路、铁路、管道、电信、海底电缆和卫星），可以适时促进区域内的贸易，最重要的是，通过替代路线将中国商品运往欧洲市场，绕开马六甲海峡的扼点。“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被视为继20世纪90年代末推出的“走出去”政策——该政策旨在将中国企业国际化——之后，一项更雄心勃勃的后续行动，同时也可被视为国内经济发展在塑造中国国际地位方面具中心作用的又一迹象。这种国际化趋势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它具有重大的外交政策含义，使中国在远离其边境的外部冲击中暴露出来——在它有大量投资的苏丹、缅甸或利比亚等国。即使中国选择不直接卷入内部或地区冲突，中国政府——以及重要的国有企业——也必须更好地评估和预测所在国家的风险，以避免对中国公民造成潜在的伤害并避免经济损失。

　　在过去二十年里，国内能源和原材料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取向，因为中国的能源净需求已经大幅增长，从2000年的113.4万吨油当量增至2015年的308万吨，几乎增加了两倍。因此，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在这一时期迅速增加，扩大了国内外的能源基础设施，增加了中国在包括非洲和中东在内的许多地区的存在。这些对外投资进一步突出了经济与安全的关联，凸显了上述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和资产的必要性——这是中国外交和企业日益担忧的一个问题。

　　习近平：更有雄心、更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

　　尽管从一位主席到另一位主席，中国总体外交政策取向的很大连续性是可观察到的，但每位主席的个性都很重要。自2013年3月习近平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抱负和方法已打上一系列重大调整的标记。习近平迅速巩固了他在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上的领导地位（指导大多数与外交事务有关的内部会议，加强“顶层设计”和协调，推出新的概念和计划，增加出国访问的次数），雄心勃勃地制定对中国的周边和其他地区的长期外交政策战略。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外交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所采取的主动行动的总体数量一直在快速增加。中国正在加强其在现有的多边会议（如“二十国集团”）的存在，并巩固其已创建的新组织（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区域合作框架或“一带一路”峰会）。

　　除了制度上的行动主义，在当前的领导层领导下，概念创新也受到鼓励。中国最近创造了新外交政策概念——如“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现在，正在通过重大的公共外交努力来推广它们，最终的目标是将它们确立为主流的地区和国际概念。考虑到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到这些工作中、通过一系列的推广渠道来进行（由政府领导，得到政府下属媒体、学术机构、海外侨民协会、国有企业等的支持），这些概念在未来几年渗透到外交政策术语中的可能性很高。中国外交官已经成功地将它们纳入多边会议声明中——这些声明公开引用了它们（包括一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1］、一份二十国集团联合声明以及“一带一路”论坛的演讲和协议）。

　　总的来说，在实践和概念上，习近平都把邓小平的“韬晦”外交政策及其遗产翻了页。这就是说，当涉及在所在地区的核心利益时——例如，当涉及两岸关系、在东海和南海的主权主张时——中国的外交政策立场似乎更具战略性、预期性和清晰性，相较之下，当涉及远方发生的并被认为与中国当前的重点不直接相关的其他问题——例如叙利亚或乌克兰危机——时，就并非如此。

　　中国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维度

　　中国的外交手法常常被认为是务实的，根据实际的具体情况和利害攸关的国家利益的性质来调整。自从邓小平摆脱了毛泽东时代更多由意识形态驱动的外交政策取向以来，一直如此。与此同时，这个时代的一些传统意识形态今天继续在渗透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应被轻易忽视。与他的前任胡锦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手法让其意识形态基础发挥更大的作用。

　　首先，中国今天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是由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信念推动的，这一信念即是时候让中华民族重新获得国际认可和尊重了。北京方面认为，中国现在有经济能力支持更有雄心的外交政策，这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取代“百年耻辱”的集体创伤——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要这样说，尽管中国的官方交流充满了民族主义式的引用，但大众民族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舆论对外交政策的通常影响，仍不应被高估。共产党很清楚，民族主义对政治稳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党通过各种线上和线下工具来监视甚至审查舆论——先发制人，或者当党认为舆论表达偏离了官方立场太远的任何时候。

　　除了民族主义之外，中国对抗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美国首当其冲——的传统对其外交政策的话语和方向形成很大影响。中国正在越来越推广建立一种基于伙伴关系而非联盟体系的别样的国际关系模式（当然不是美国领导的）［2］。中国也在推进另一种发展和治理模式，对“华盛顿共识”提出质疑，并将自己定位为“方案”的提供者，明确指出它所认为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弱点。这一行动是通过针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官员的培训项目得到支持的，这些项目在实践培训之外通常还包括意识形态成分。中国还试图提升其作为解决方案提供者的形象，这方面的途径包括通过国际媒体——现在用当地语言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广播——还包括通过多边会议，参与（例如，2017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或自己组织（如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论坛）。

　　民族主义、对西方的历史怨恨以及对联盟的厌恶，这些意识形态思潮常常交织在一起。虽然并非全部——其他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比如对世界政治的现实主义观点，也影响决策——它们构成了今天中国外交政策沟通和取向的总体框架。

　　2025年预测

　　到目前为止，中国外交政策行动的步伐似乎并没有受到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行动的数量并不少，而且看起来也至少依旧雄心勃勃。情况正是，就“一带一路”倡议而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行业现在参与其中，正在准备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并发出新的呼吁要求扩大附属机构网络、扩大合作机制。

　　到目前为止，偶尔出现的一些问题还没有导致中国外交政策雄心的缩减，主要是因为中国对其外交政策采取了长远的眼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后的2050年，被视为前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里程碑，并全面落实迄今为止启动的外交行动。中国领导层希望届时能带来重大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回报，预计到2020年将会有初步成果——其时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全国的庆祝活动将在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两年举行。在这些截止日期之前，中国将尝试把其积极主动的跨地区经济外交的各种举措（特别是对上述“一带一路”框架下战略基础设施的投资，该框架由港口、机场、铁路、管道、电信、海底电缆和卫星组成）贯穿起来以获得超越其邻近地区的后勤和地缘战略优势。鉴于围绕“一带一路”的大规模宣传，若在这些设定的最后期限前未能取得成果，将严重影响国内对习近平的时代和遗产的评价。

　　雄心和期望很高，但中国领导层认为当前的国际氛围总体上是有利的，而且似乎越来越自信地认为自己有能力充分利用这一背景。自2008年秋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以及中国经济对危机冲击的抵抗相对强劲以来，这种信念得到了强化。这场危机帮助提升了中国在全球层面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国际社会总体上相当积极地接受中国外交发出的提议，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进一步支持了中国外交的自信。尽管现在评估它们的最终前景还为时过早，但鉴于媒体在国际上的广泛报道以及在早期阶段表明参与兴趣的国家数量众多，这些倡议的启动本身被北京认为是成功的。

　　随着这种复现的自信和认为当前的环境是有利的这一看法，北京的外交政策可能会继续增加其关于制度的倡议的数量并使其多样化。中国可能会在现有国际治理结构的诸领域比如金融和贸易领域保持积极主动。但中国也同样表示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来塑造仍在建构中的全球治理，包括在像网络空间、外空和气候变化等非传统领域的全球治理（本报告的第三部分将对中国未来的角色和对全球治理的贡献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决心领导（“引导”，根据官方术语）全球治理重组进程，北京将继续把自己定位为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主要支持者。在这方面，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是一个分水岭。2017年1月习近平在达沃斯和日内瓦发表的演讲中，通过将自己定位为“经济全球化”（这一词语被他在演讲中重复提到了30多次）的坚定捍卫者，来与英国脱欧、“美国优先”——比如保护主义和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划清界限。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总统，也被北京方面视为机会，来巩固中国作为一个成功、积极国家的形象，并且来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形象形成对比——这些自由民主国家被描绘为软弱无力且在从世界上撤退。

　　就在中国抓住特朗普当选带来的眼前机遇之际，中国的雄心以一个更长期的全球治理战略而为人所知，在计划、协调或财政支持方面，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匹敌。这一制度支柱表明，除了口头声明之外，中国确实能够成功地按照自己的雄心重组全球治理。考虑到习近平的决心，只有严重的经济衰退和资源流失才能导致那些雄心被降低。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不太可能回到邓小平时代那种“低调”的做法，原因是习近平对其的重大转变以及中国经济、外交方面目前在海外的存在规模和利益规模。

　　在中国外交政策上，越来越积极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中国必然会更多地卷入国际危机——这些危机被中国认为是次要的或代价高昂、难以解决的。情况是，中国将在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机构中寻求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强的发言权——尤其是为了加强自己的能力以避免国际社会干预其利益。

　　毫无疑问，习近平的个人眼界和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任何关于中国即将推出的外交政策取向的预测，都需要考虑到国内政治议程并且首要的是习近平将继续掌权的年限。最有可能的是，他将担任国家主席至少到2022年。……习近平……已经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理念、方法、制度和雄心进行了如此大的改变，以至于这些变化可能会在他的任期之后持续下去。

　　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78期；本文原文为英文，系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报告(EUISS Reports)第35期，由Eva Pejsova主编，于2017年7月首刊于该所网站(https://www.iss.europa.eu/content/chinese-futures-horizon-2025)。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